讓負傷者得醫治——因參與短宣寫成的生命故事

人工智能現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展當中，如此方便的工具，也使不少院校擔憂學術誠信的問題。雖然有些老師或教授也認為自己能辨認AI作品，並且各大專院校都會有檢測功課是否有抄襲或使用AI等的軟件，但是否就代表一定準確呢？在如此強勁的AI發展下，能模仿使用者的行文表達似乎不是一件難事。而先前更有新聞指出一份博士論文引用了一份由AI創作的不存在文獻，也反映連準博士亦不尊重學術；又有多少的高材生是熱愛學術才作學術研究？恐怕寥寥可數。適逢學期的開初，都有些學生自嘲說：「這個學期又要開始製作學術垃圾了！」如此，到底做學術是否需要熱誠？還只是讓人因著學位，而自得其樂的工具？

相信在現今世代探討學術熱誠實在是一件難事，因為我們在教育中能夠輕易獲取許多基本常識，也許相比探索知識，專注於社交媒體可能更有熱誠。話雖如此，筆者看過一套動漫《地。－關於地球的運動－》[1]（下稱《地》）後，開始反思學術熱誠這個課題。《地》用了日語讀音的三種譯法：「地」、「知」和「血」，這三個字恰好能夠表達當時的人在求知的背景，由此深深感受到我們今天稱為「Common sense」的知識，是由一群不惜付上代價追求真理的人換取過來的。

這套動漫的故事背景在15世紀的歐洲，當其時教會視「地心說」為不可動搖的權威，一切反對或因質疑而去研究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故事不同於傳統只有一位主角的敘事方式，而是一眾對知識追尋者之間的傳承，他們在這種充滿逼迫的氛圍下，堅持對真理的熱愛，筆者引出其中一些反思。

對知識產生熱誠的向度

人之所有對某些知識有熱誠，源自於個人對經驗世界的好奇和感動而提出問題。雖然《地》看似描述以往宗教對於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一個反宗教題材的創作，但其實不然。當中的主角們之所以有勇氣並用盡努力去追尋真理，是因為當他們仰望星空，有種從心發出的「感動」與好奇心驅動著他們，這種感動出於看見世界美麗且具邏輯性的創造。第一位出現的主角拉斐爾是一位天才學生，當老師問他將來的進修導向時，他回答了「正確」答案，就是去讀神學，但心中卻想要讀天文學，最後亦因為堅持研究天文學而自己執行喝毒酒的死刑。他死前如此說：「我並不是因為它是真理才去相信，而是因為它很美，所以我才相信它是真理。」

這種說法已經顛覆了理性主義哲學家René Descartes開啟的所有知識必先建基於絕對真理的科學研究方法，取而代之就是以感性的角度來看待知識：因著感動而開始探求真理到底是甚麼。這種熱誠與感動就如存在主義哲學家Viktor Frankl在其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所言：生命的意義並非憑空地創造出來，而在世界中發現出來。[2]即是說，「感動」是因被看見的經驗世界所觸動，亦有人會不惜一切對這份震撼的「感動」作出回應。當望著天空，從心而發地提問：「其實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地球正在轉動？」時，那種感覺猶如震動著心臟。

當求知精神源於感動時，傳承亦是所望之事。《地》故事中首幾位主角都不約而同地找到埋在山上有關「地動說」的研究資料，亦在自己將被異端審問官搜查到時，希望有人繼承自己的研究。拉斐爾在被抓後，便笑著對著審問官說：「這股感動會如瘟疫般擴散增長，連其宿主都無法控制……以這死，來換這感動的生。」他明確地指出，擁有感動的不可能只有一人，一個人的死並不代表甚麼，總有人拾起這份感動來傳承下去。可惜的是，故事進展到最後，數位主角盡了力氣將埋在山上的箱子的內容用各種方法出版，但始終無辦法由學者繼承，但在故事的最後一幕，畫面便是最後一位主角阿爾伯特在上學的途中偶然聽見有人在說「關於地球的運動」這個概念，他便一路走一路若有所思的，頭頂上出現一顆問號，故事就結束。筆者認為這是非常精彩的描畫，這代表著，即使沒有任何可繼承的資料，始終有人因為偶然的聽見或看到星空的「美」而繼承了這份感動，這是任何人都殺不死的感動。

面對求知的熱誠，不是有感動便確信自己所知道或研究的就是真理，而是認為是真理的同時，仍然認為自己有錯的可能性。主角巴德尼曾經想要將箱中的東西和相關知識佔為己有，同時亦非常自大地認為自己所研究的「地動說」一定是最正確的，認為研究如果不完美的話就毫無意義了；但另一位主角奧克茲則反駁巴德尼的自大，認為知識就是允許「出錯」的，有出錯的可能，就仍有可以探索的感動。這裡亦回應了蘇格拉底著名的說話：「承認自己無知」。

不同的知識有著不同的感動，就如基督徒讀神學，必然需要因著對上帝有著無限的渴求才產生的求知慾，例如會問：「如何更好地牧養青少年群體？」、「講道如何能夠更好地傳達上帝的話？」、「如何用信仰回應時代？」等等。神學生必須要全人投入，對神學充滿熱誠。這份熱誠來自與十架基督的相遇，不是為了自我滿足和自我肯定。[3]其實就是在說，讀神學的人也是追求知識的人，不應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聖經知識有多厲害、講道有多吸引，而是認真地從事神學工作。

《地》的故事充滿悲劇，但卻非常精妙地結合了科學、哲學等範疇來討論人在充滿求知慾下的知識和學術的熱誠。

劉千石是香港工人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他少年時偷渡來港，學歷雖然不高，但幹勁十足，頭腦轉得快，加入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可說如魚得水，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造就了劉千石，也是劉千石令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街知巷聞，將教會帶入了社會。由於他在工運上的策略和熱誠，取得了工人的信任，以及在政府和不同的界別建立了關係，令他順理成章成為了立法局/會的勞工界代表，他在政治上的取態和決定雖然有不少爭議，不過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於他的從政之路，而是他在工運上的經歷，以及他與工運路上不同的戰友的情誼，讓大家可以看到許多在工運上有心人的身影，例如陸漢思牧師、李卓人、陳錦康和葉錫恩等。

本書的後半部份第七章講述了1976年，他仍年青時患上腸癌住院七個月、做了十二次手術，由110磅跌至96磅的經歷，以及在大病之中信仰對他的幫助和他對生命的強烈渴望，深信「神按名呼召我」。第八章筆鋒一轉，講述了劉千石較少為人知的一面，就是他對粵劇的熱愛，以及他與一些粵劇名伶如白雪仙的相遇，並在2003年開始參與成立兒童粵劇團體，落力推廣粵劇的經歷，他說：「真的是神揀你叫你去的，你要做的是什麼呢？就是盡心盡性盡意，如果你肯就擺條命去，如果我唔擺條命去就浪費了。」

本書可以讓教會和信徒擴闊有關宣教的思考，除了直接傳福音之外，我們在其他領域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做到最好，也可以是美好的見證，讓人對福音產生興趣，或者起碼對基督教產生好感，本書一如其名，是透過劉千石的故事細說教會與香港的工運，以及了解神如何呼召一個人為祂開展殊不容易的工作。

這個農曆新年去了北愛爾蘭，協助華人教會的新春聚會、主日崇拜、小組聚會分享，探訪和約談。這裡的天氣是英國的典型，大部分時間綿綿春雨，暗暗天色，冷冷寒風，泥濘地面，但在基督裏的團聚是「高溫」的。教會有三十年歷史，崇拜分普通話堂、粵語堂和英語堂，雖然已有數年沒有牧者，以往就算有，也只是短年期的服侍，教會的各崗位都是弟兄姊妹及長老執事長期負責。而他們大部分的職業都是餐飲行業，工作時間長，體力勞動大，但卻分擔教會許多工作。除了一般事工，較特別的是接待講員的住宿與交通安排、中文學校等。崇拜人數約二百人，而網上祈禱會竟約四十人，各小組團契約有三四十人。他們有近十位部分時間或全時間接受不同方式的神學訓練。其中一位姊妹就是在教會作準傳道人。我實在為這教會在神國度中的努力很受感動，為他們自覺性參與服侍很感恩。

我在北愛這十一天的工作很具挑戰，但也很享受事奉的喜樂。在第二個主日講道前一天，忽然有些胃部不適，還好像有感冒症狀，如感到很疲累、發冷發熱等。默默禱告並吃成藥，翌日睡醒後症狀竟好轉了，像沒有病似的，由早上普通話講道到下午粵語講道，然後和弟兄姊妹一起吃晚餐後，才收拾行李和休息，第二天中午前往機場，真的經歷奇妙的恩典。北愛爾蘭的基督教信仰氣氛，較其他英國城市似乎濃厚些，在巴士車身也有聖經經文。求主復興這地。

這段北愛工作的期間，心裏也掛念在法國南部圖盧茲的華人基督徒小組的聚會安排及探訪事工，因為巴黎及盧森堡的兩位華人女傳道，都先後分別來到圖城作關懷及服侍。因此我也遠距協助籌備和聯繫。感謝主使一切都配合得很好。心裏感謝得激動，因為主沒有撇下圖城華人的需要。仰望主的引領，讓我們經歷主奇妙的作為。求主繼續帶領著當地弟兄姊妹的成長，以及小組的腳步。

生活在香港所需要的防災措施確實不多，極其量只是在颱風季節裡在窗戶上貼貼「膠紙」或在暴雨時遠離沿海、低窪地區。

生活在台灣時，不少家庭在家中要配備「防震包」，當中包括：備用電話、電筒、水、急救用品、乾糧、哨子等，還需要確認社區內，那裡是防震避難處。當然，這是經歷９２１地震後，促成國民在日常中作出準備。

早陣子，英國不少地方遭逢大雪，令過往只是嚮往白色浪漫雪景的港人，有一點措手不及。原來下雪，除了是美景外，亦可以是一種災難。不少地區面對缺水停電，這意味著就是無法啟動家中的任何發熱設備。居住在零度以下而缺乏暖氣的住所，肯定不會是浪漫，除非，你視一家人被逼瑟縮在斗室中，互相倚偎取暖，也是溫馨浪漫的表現。友人家門外的積雪令她沒法開動車子外出，全家人滯留家中，既無法上班上學，亦不可能外出購物。從她口中得知，在大雪來襲前，家中亦是需要預備防災物資，足夠數天用的飲用水，一些不用煮的即食食物，禦寒的毛毯、睡袋……當然，還有剷雪的工具及防滑的行車（行人）配件。要安全地享受雪中浪漫的同時，也要作出一定的防災措施。

生活在不同的處境，就要作出相應的調適。只是，天災能料，人禍難防！活在缺乏監管、問責，但卻充滿監視、管控的都市，市民為求平安，其「防災措施」除了審慎言行外，就只能蒙面變聲地出現在＜東張西望＞，期盼能尋覓到一條既可出氣，又（可）能改善的出路。善意的表達，卻遭到開除的處分；行義的舉動，卻被視為動亂的苗頭。天災威脅著人的生命財產，人禍卻癱瘓著人的心靈良知。但願人在預防「天災」的同時，也能避免「人禍」給我們的影響。

農曆新年，盼望我們仍能持定公義，心存盼望，有智慧分辨馬鹿，認清黑白，既能磊落又能平安地度過每一天。

在李天命之前的黃展驥

去年底著名香港邏輯學家李天命教授逝世，雖然他沒有撰寫傳統意義的學術著作，但他將邏輯學普及化，這仍然是功不可沒的。不過，在李天命之前，其實還有另一位為大眾解釋邏輯謬誤和推廣思想方法的中文大學教授，他的名字是黃展驥，外號是「謬誤黃」，他的老師是另一位鼎鼎大名的邏輯學家殷海光。我在年少時曾經拜讀黃展驥的作品，例如《謬誤與詭辯》，所以在讀李天命的著作之前，其實筆者已經對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略有所聞，後來我在大學本科和研究院也讀過邏輯學，但都是抽象和艱澀的符號和形式，相對之下，我從黃展驥身上更獲益良多。

令我感到慨嘆的是，不論學歷、不論宗教信仰、不論政治立場、不論人生閱歷，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依然循環不息地在不同場合出現。在這篇短文裏，我想討論一種常見的邏輯陷阱，那就是「稻草人謬誤」（Strawman fallacy）的隱蔽變體：辯論者往往會刻意且隱晦地擴大對方的論點。

總統需要牧師級別的品格嗎？

舉例說，在上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候選人特朗普的品格與誠信受到廣泛質疑，部分強調道德價值的美國福音派領袖便採取了隱晦地擴大論點的辯護策略。例如楊東川牧師在一個由角聲主辦的論壇中提出：現在是選總統，不是選堂會牧師，我們不需要一個品格高尚的聖人。但以我所知，在辯論中對方從來沒有說過總統要具有牧師一樣的道德標準，這只是他所建立出來的「稻草人」，那就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

這段論述還隱含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類比」（False analogy），楊牧師將對總統候選人基本品格與公職信用的正當要求，極端化類比為「對宗教領袖或聖人的道德苛求」。事實上，批評者要求的並非牧師般的宗教情操，而是身為大國領袖應具備的基本法治精神與道德底線。他將基本的誠信門檻轉換成了道德頂峰時，原本合理的品格質疑就顯得像是不切實際的政治潔癖，從而成功地繞過了對具體道德缺失的實質討論，讓支持者的立場顯得務實且必要。

大部份自主研發可以為侵權洗白嗎？

這種值得商榷的邏輯，在經濟學家金刻羽教授（Keyu Jin）的訪談及其著作中清晰可見。她在為發展中國家科技企業的侵權與抄襲行為辯護時，常強調那些公司的科技成就主要歸功於應用型創新與龐大市場驅動的自主研發，並主張西方過度放大了早期的「模仿行為」。這種思維的潛台詞是：「你指控我的成功都是靠偷來的，這不能成立，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自主研發的。」這種辯護是以整體創新去淡化具體侵權爭議，造成對方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2003年思科（Cisco）起訴另一間通訊器材公司的案件是一個好例子，當時筆者正是在思科工作，思科是網路儀器的龍頭，但另一間公司的路由器不僅代碼與思科相似，連操作指令和說明書都幾乎一樣。思科發現自己的程式被抄襲，最確鑿的證據是連思科的原始碼錯誤（Bugs）和拼字錯誤都被一併複製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辯護觀點是：在數百萬行代碼中，被指控抄襲的部分僅佔約 2%，其餘98%皆為自主研發。

然而，這種數據上的比例遊戲誤導了公眾對技術核心的認知，那2%的代碼並非無關緊要的邊緣細節，而是涉及核心功能的路由協議（Routing protocol）與關鍵算法。在知識產權的領域中，侵權的判定不在於字數的佔比，而在於是否竊取了系統的「心臟」。即使原創佔了絕大多數，也無法洗白那關鍵少數代碼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實質侵害。其實原告或批評者從未主張對方的成功百分之百源於剽竊，但辯護者仍會試圖將實質性的侵權行為淡化為比例上微不足道的小錯，從而轉移法律與道德上的責任。

大魔頭一定是全然敗壞嗎？

但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研究邏輯學和倫理學的加拿大哲學家戈維爾（Trudy Govier）也犯上類似的錯誤，她反對將一些千夫所指的罪犯妖魔化，她指出這些人也有人性的一面，她寫道：「他們善待動物和孩子；熱愛葉慈的詩、貝多芬的音樂或康德的道德哲學。一個被起訴的戰犯，例如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Karadzic），是一個富有愛心、受過精神醫學教育的人，而且熱愛詩歌；一個集中營指揮官也可以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簡單地說，即使一些窮凶極惡的人也會做一些好事或者具有高級的品味。

這個論證隱藏了一個假設：十惡不赦的大魔頭一定要全然敗壞。其實，一個壞人當然有時候會做好事，但一個人並不需要每時每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惡行，這才算是邪惡。舉個例子說，前南韓總統全斗煥在執政期間實施威權統治，並且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光州事件」，他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他曾經大力發展經濟，在他統治期間，南韓 GDP 年均成長率高達8%，儘管他為南韓帶來高速經濟成長，但這仍然無法洗脫其獨裁者的身份。有趣的是，在20世紀八零年代，香港曾經流行過「英雄片」，所謂英雄片，其實是美化黑社會的電影，在片中，狄龍、周潤發飾演的黑幫頭子都是充滿義氣的英雄好漢。黑社會分子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但這仍然無法為黑社會洗白。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利用「人性微光」來擴大指控範圍、進而掩蓋核心罪惡的辯護修辭。

總結

以上所舉出的例子都屬於隱藏性的，但有時候對方擴大自己論點和舉起稻草人卻十分明顯，舉例說，我一貫主張大學課程不應只局限於古典統計學，而是應該將課程內容伸展到數據科學、機械學習、人工智能。反對者說：難道我們可以將所有分析都交給機械學習和人工智能，而不需要古典統計學嗎？這種明顯的擴大論點是十分容易反駁的，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要全盤放棄古典統計學，相反，我認為兩者可以兼容，用那一套要視乎研究之目的和手上有什麼數據。不過，隱藏式的擴大論點、稻草人、類比謬誤則需要小心觀察和分析。

綜上所述，不論是對政治領袖的品格洗白、抄襲技術的辯護、抑或是對邪惡的質疑，這種「隱蔽擴大對方論點」的辯護手法，本質上都是在規避對核心特質的嚴肅審視。辯論者透過建立一個「要求高尚道德」、「大部份或全盤剽竊」、「全然敗壞」的極端稻草人，將原本關於誠信門檻、核心產權、人格底線的討論，轉向對「局部優點」大書特書。邏輯學的普及不僅是為了辨別詭辯，更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那些看似理性的「比例遊戲」與「人性微光」所迷惑。在追求真理與公義的過程中，我們要敢於直視某些行為是否已經觸及了文明與道德的底線。

若你感到面對世界局勢轉變不定，加上本地社會發生的大埔火災事件、巴士安全帶事件，還有不久之前的垃圾徵收費用事件、醫療費用倍增、再有個人的失意，好友離世或患重病等，可能會感到只有失望不曾叫你失望！你或會問人生該如何走下去？

基督徒可能只簡單地慨嘆一句「這是末日的景象」。但是我們是否需要多問一句：我生於這個末日般的時代是偶然的嗎？我的倖存只是神給我享用的恩典，我就講個感恩見證，然後繼續享受倖存嗎？而當遇到困境時就怨天尤人，懷疑人生？我是否應該向上帝問問「為何我可以倖存？」災難或困境的發生最少應該激發我們反思：如何關懷身邊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如何可以增加人間的溫暖？

近日，我突然感染甲型流感，經受很不舒服的感覺，但很快就得到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支援，冒險送藥到我家來，並有許多代禱問候…… 而我在五天後就已經能恢復正常生活。另外，也感謝主給我在英國的醫院經過一年多的處理，弟兄姊妹幫忙查詢，終於申請到可以在英國拿到所需要的慢性肝炎藥物，且還是免費的。感恩是這邊的醫生鍥而不捨地為我申請多次才能成功的。享受恩惠後的回應是要更積極的服侍他人。我感謝主的憐憫之餘，求主加我力量更多關心神的教會的需要。二月上旬至三月初在劍橋和鄰近城市，並於北愛爾蘭都有密集的講道或分享，請禱告記念。

若感到今天的世界是冷如冰天雪地，但是上主仍賜太陽照耀，使這世界不太冷。上主也呼召我們在冰天雪地中和上主一起成為送暖的太陽。最近重遇而再次喜歡的一首歌是「冰天的太陽」，在這裏與大家分享。歌詞中的一段：「從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覺驚慌；縱使風急雨狂，途中總見希望，全賴你看顧著我，輕倚我旁！明天或是像雪地嚴寒、或遇著艱辛景況，或許波浪澎湃升降；冷風吹、冷雨飛，全沒法叫我搖盪，因你用真愛將心熱燙！」

受害者被指為「國內恐怖分子」

我曾經對一些教會說：「如果你邀請我講道或者開講座的話，活動完畢之後，我恐怕有一半甚至以上的會友從此失蹤。」最近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兩宗槍擊事件，無疑是美國執法爭議與宗教道德辯論的轉折點。若果我有機會就此題目發表演講，我絕不會含糊其辭。我情願有一半人離開，也不願意教會墮入「平庸之惡」。

這次爭論的核心始於連續兩次由ICE（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探員槍殺美國公民的事件。1月7日，37歲的美國公民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車內遭探員擊斃；儘管國土安全部（DHS）聲稱她企圖衝撞探員，但隨後多間媒體公開的錄影卻顯示，探員開槍時並無即時生命危險。1月24日，退伍軍人醫院ICU護士普雷蒂（Alex Pretti）在抗議現場遭擊斃，多段視頻揭露他當時並沒有做出取槍或威脅性動作。面對這些指控，特朗普總統、萬斯副總統、ICE局長均為探員強力辯護，甚至稱受害者為「國內恐怖分子」，並強調執法人員應享有「絕對豁免權」。

在案發時普雷蒂持有合法槍械，但特朗普多次表達示威者不應該帶槍進入示威現場，這說法引起了全國步槍協會（NRA）和持槍權活動家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攜槍權不應因為參與示威而被取消。最諷刺的是，在1月6號的國會暴動中，有些特朗普支持者都是攜帶槍械進入示威現場。

普雷蒂是否暴力和抵死？

有一段視頻顯示：1月13日普雷蒂向一輛緩慢行駛的執法人員車輛大聲喊叫並吐痰，隨後用力踢碎了該車的後尾燈。支持執法部門的人士認為這證明普雷蒂具有攻擊性；而他的家屬和代表律師（包括曾參與喬治‧弗洛伊德案的律師）則強調，11天前踢車的行為絕不能成為1月24日他在未構成威脅的情況下被射殺的正當理由。

支持ICE做法的人暗示普雷蒂是一個暴力且「抵死」的人。這種手法讓我們想起了幾年前的喬治‧弗洛伊德案。幾年前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跪頸至死，挑起了波瀾壯闊的「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在運動中弗洛伊德被塑造成天使的形象，而反對運動者不斷強調弗洛伊德並非「天使」，而是一個案底纍纍的積犯，試圖以此削弱大眾對警察暴行的憤怒。然而，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文明社會最根本的法理原則：正義並非只為「天使」服務。 無論弗洛伊德過去犯過多少次法，無論普雷蒂在11天前是否踢過執勤車輛，這都不構成執法人員可以「就地正法」的理由。保護一個「不完美」的公民免受非法殺戮，這才是法治對公義最嚴肅的承諾。

如果我們接受「因為受害者有污點，所以過度武力可以被原諒」的邏輯，我們實際上是在允許執法部門擁有無視憲法的「處決權」。這種邏輯的終點，便是法治的徹底崩潰。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反毒戰爭」就是最慘痛的教訓，他上台前揚言以鐵腕掃毒，賦予警察近乎無限的武力使用權，暗示只要目標是「壞人」，程序正義便可拋諸腦後。結果是成千上萬的嫌疑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被處決，其中不乏被烏龍指控的平民與弱勢群體。社會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安全，反而陷入了無盡的恐慌中。杜特爾特離任後隨即面臨國際刑事法院對其「危害人類罪」的追究，這證明了任何試圖超越法律的執法，最終都將被正義審判。

其他踐踏人權的案件

除了致命槍擊案，ICE的其他執法行為同樣令人心碎。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美國公民羅曼（Aliya Rahman ）在前往醫院就診腦傷途中，被多名蒙面探員強行拖出車外。儘管她不斷尖叫提醒探員自己是殘疾人士，探員仍擊碎車窗並將其拖行至地，且完全忽視她對輔助器材的需求。《紐約郵報》以大字標題去指出羅曼參加過LGBT和「黑命貴運動」，在報道中將她「起底」。到底她的思想是否激進和探員對她粗暴有什麼關係呢？？

而在聖保羅市，56歲的苗族裔美籍公民 ChongLy Scott Thao 在家中遭到ICE闖入。探員在持槍恐嚇後，將僅穿著內褲、披著一條孫子的小毯子的他強行帶往戶外，當時室外氣溫僅有 華氏14度（約攝氏零下10度）。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場認錯人的「烏龍抓捕」。這種踐踏人權的行為，竟然出現在美國！現在美國有何道德高地去指責違反人權的國家？

基督教的撕裂

在美國基督教界，最近的槍擊事件再一次引起了撕裂。自由派與主流宗派，如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和聯合基督教會（UCC），對此表達了最激烈的反對。明尼蘇達州主教盧拿（Craig Loya）公開形容ICE的行動是「冷酷的虐待」，並將其比喻為聖經中希律王的暴政。天主教聖保羅及明尼阿波利斯總教區總主教哈達（Bernard Hebda ）亦為死者舉行追思彌撒，呼籲信徒捍衛生命尊嚴。

與此相對，許多保守派福音派人士則採取支持或辯護的立場。副總統萬斯更引用「基督教價值觀」，主張保護國土安全是最高的人道主義，並指責抗議的教會領袖過於意識形態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的態度。美南浸信會領袖在1月7日古德被殺後的數日內，並未發表任何顯著的公開聲明予以譴責。

1月18日，有示威者闖入聖保羅市的城市教會打斷禮拜（因為該教會的一位牧師同時是 ICE的地方官員），保守派領袖對此極為憤怒，稱其為「對宗教自由的侵犯」。截至1月27日，SBC主席普雷斯利（Clint Pressley）及SBC官方媒體均未對普雷蒂遭擊斃一事發表實質性的評論。普雷斯利的社交媒體聚焦於譴責1月18日抗議者闖入城市教會，但對於兩起致命槍擊案或ICE執法權擴張的系統性問題，卻始終隻字未提。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莫勒（Albert Mohler）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認為明尼阿波利斯事件的真相是「令人混淆」，他說：「這並非執法部門故意製造的混亂，而是組織嚴密的左派活動人士故意製造的混亂。」他並強調要尊重法治，要支持聯邦執法人員，他同時批評了抗議活動，這是典型的一切問題歸咎「左膠」。

歷史的教訓

若果翻查歷史，你便會發覺美南浸信會在這些事件中的保守態度是不足為奇的。美南浸信會成立於1845年，其成立的根本原因在於教會內部就奴隸主是否可以擔任傳教士的問題產生了分歧。1844年，阿拉巴馬州浸信會向浸信會海外宣教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訴求（即「阿拉巴馬決議」），他們認為奴隸主有資格被任命為宣教師。該提議遭到拒絕，於是乎，南方各州的代表於1845年5月在喬治亞州舉行會議，他們正式退出海外宣教委員會，並成立了美南浸信會。雖然在1995年美南浸信會為從前對黑奴制度的立場道歉，但這足足遲了150年，稱之為「後知後覺」已算是客氣了！

「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源自鄂蘭（Hannah Arendt）對納粹官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觀察，強調的是那種「不思考、不批判、僅執行職責」的平庸性。不過，美南浸信會在1845年的反應，其性質可能已經超越了「平庸」，而更接近於一種「主動的意識形態合謀」。1845年，他們拒絕接受北方浸信會對奴隸制的譴責，主動從原有的組織中分裂出來，以保護奴隸主宣教的權利。當時的領袖們並非「缺乏思考」，而是發展出一套極其精密的「親奴隸制神學」（Pro-slavery Theology）。他們利用聖經（如保羅書信中關於僕人服從主人的部分）來將不公義的制度「神聖化」。在今天，很多基督教領袖亦已經超越了「平庸」，例如主持《公民廣場》的林修榮，不斷主動地為特朗普提供宗教與道德背書，維持與當權者的聯盟，已經優先於對公義與受難生命的關懷。

「任由他們離開吧！」

當前，面對ICE在明尼蘇達州連續殺害美國公民的暴行和特朗普的其他倒行逆施（例如侮辱和恐嚇盟友），許多教會領袖選擇了沈默。這種沈默背後的潛台詞是：「若果發聲的話，恐怕會眾會大量流失，甚至教會分裂。」 但這正是「平庸之惡」的溫床：當我們為了維持現狀而放棄道德判斷，沈默就成了暴政的燃料。

對於那些可能要離去的人，我的回應是：「任由他們離開吧！」 一個為了維持人數而閹割真理的教會，早已不再是基督的身體，而僅僅是一個社交俱樂部。難道「豐盛的生命」就是拿了天堂門券之後，擁抱謊言和對受害者麻木不仁的生命嗎？

我們所追隨的耶穌基督，從來不是一個尋求共識的調停者。他在聖殿中憤怒地推翻兌換銀錢者的桌子，直言不諱地斥責當權的法利賽人是「粉飾的墳墓」。他從不害怕得罪建制，因為他的使命不是維持跟隨者的人數，而是彰顯上帝的公義。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膨脹的血腥年代，卡薩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蒙特西諾斯 （Antonio de Montesinos）等神父、修士在講壇上批判殖民者的罪惡，儘管這些言論令他們孤立；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的講道同樣讓無數「溫和派」白人教會感到極度不適，筆者在明尼蘇達州讀書的時候，曾經有一位經歷過民權運動時代的教授說：在馬丁路德金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前，他在美國極不受歡迎，因為無論他去到哪裏都會出現示威活動。

最終的問題是：到底教會是敬拜神，還是敬拜特朗普？

曾聽說有一種極為便宜且有效的逼供方法。就是強制一個人坐著，強光從四方八面直射那人。在不分晝夜，不能睡覺及休息的情況下，逼使那人就範及招供。在疲憊，閉著眼仍能見到光，又不能休息，無法睡眠的情況下，不到三天兩夜，任你是怎樣強悍，也不得不屈服。如此這般的酷刑，叫人聞風喪膽。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不少人把這些情況（懲罰）放在自己或施加於別人身上。

「為何牧者沒有回覆我的留言？現在才是晚上十二點，我已等了她／他十分鐘！」
「公眾假期我才空閒，她／他總是拒絕我的邀約」
「他／她昨天晚上在我家小組，十一點離開，但為何今天早上九點仍未見他／她在辦工室上班？」
「牧者對羊群不是要全天候、全方位的關顧嗎？我清晨六點致電給他／她或深夜三點找他／她，有何不妥？」

而更令人費解的是，被如此要求的人，內裡竟也有這樣的自責：

「我沒有即是回覆，是我的失誤」
「他／她是需要別人的關心、安慰，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我是需要作出陪伴。」
「若我放假時，就把會友忘記，這豈不是像僱工一般？」
「牧者甚可以放工或放假？關愛、照顧群羊，並不是一份工作，而是聖職！」
「計算太多，就稱不上是神的僕人。」

這「光」也太強烈、太耀眼，來自四方八面，來自周遭的人，更是來自自己的內心，叫人停不下來。在疲憊又不能休息下，任憑你如何聖潔，也難免觸礁、跌倒。休息竟成為罪過，一個不會善待自己，不能停下來的人，大概也難以安靜聆聽別人的需要，更遑論去明白、體諒、關懷他人的艱難、困境。

金句是我們能背誦的：「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三十15）

主耶穌忙碌後的安靜是我們知道的：「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馬太福音 十四23）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馬可福音 一35）

誡命是我們熟讀的：「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申命記五13-14）

縱然熟讀、可背誦、有榜樣，但我們活在被「強光」包圍及要求的氛圍下，眼睛卻被模糊了，腦袋更被昏亂了，令人看不清亦記不起。＜忙與盲＞[1] 是四十年前的老歌，竟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寫照。

新一年新開始，願我們學習好好睡覺、好好吃飯，在休息、慢活，甚或是發呆、放空之中，就是在平靜的處境及心境下，才有機會歸回上主預定給我們的安息。

還記得兒時經過「辦館」、「士多」[1]，不同的零食總會放在入口的正中位置。一些散裝或平易的小糖果放於前排易取的位置，兩旁所懸掛的，一邊是「金」字嘜頭的「魷魚絲」，另一邊是「眼鏡」型的巧克力。中間的，一就是附有「印水紙」的口香糖，不就是能當作「哨子」的薄荷糖。而放在最高的「王者」位置，絕大多數是這款小竹支串著的「魚塊」（不曉得這零食的正名是甚麼？），叫小孩子們站在這零食「聖壇」前，遠觀著這令人嚮往、教人垂涎的「高級」零食。一些較「富有」的同學，手執兩支，一支自己吃，另一支給他的同伴們分享，盡顯其慷慨、大方。

日前，在倫敦附近的一間亞洲超市走走，竟然重遇上這「高級零食」。它同樣是放在顯眼的位置，豎立如聖誕樹般高，放置在零食區之中，叫人難以迴避其吸引。大女兒恩言在旁分享，她小時候亦曾見過這零食，但就是未曾購買。未知她是否跟爸爸兒時一樣，被這「高級」零食所震懾，只限遠觀，而少有親嚐。

與恩言停留在這零食前，本想買下回味一番。但亞超不像辦館，不能獨立只買一支，而是要買一整包（二十支）。由甚少擁有到一下子能手握二十支，這衝擊也太大了，故只好把手中的「高級零食」放回原處，有待心情平伏後，才決定買還是不買？只是走著走著，就忘記了這記憶中的「高級」，之後，就只能把這「零食」放回記憶。

聖誕節前兩天，收到了友人的禮物…..竟然，就真的是竟然……。兒時未曾遇到慷慨的同學，但在英國卻認識了大方的朋友。手中拿著兩包共四十支，想著應否放在家中的顯眼處，作為對「高級」的敬意。

人在外，總是對舊有的事物，額外動情。但舊物不如新友！舊物難尋，新友難覓，若能遇上或交上，就要額外珍惜。遠親不如近鄰，在異鄉更顯真實。人到中年，要建立新的情誼，既要費力，也要主動，更是一場冒險。計算、測度、猜疑…..往往妨礙著彼此關係的建立。

遇到新知，一個簡單的行動，一句真誠的問候，一杯熱咖啡，一頓家常飯，足以教人觸動，足以叫人動情，足以讓人走近。由相識到朋友，由朋友到深交，由深交到知己，既是冒險之路，亦是豐盛之旅。

2025年是滿有悲傷，也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自移民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經歷失去心愛的小狗、失去至親的姑媽和爸爸。在傷痛之餘，我們學習處理被勾起的情緒、處理「平凡卻非常貴重」的遺物；在不捨中決定哪些東西要棄掉、哪些東西要轉贈、哪些東西要留念──這是一個看似容易但卻非常痛苦的過程。

委實悼念需要克服很多情感掙扎和極大勇氣接受「已失去了，不能時光倒流」的事實，最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失去了的摯愛。

姑媽常常建議人們種植番薯葉，她對著任何人都總會提出這個建議，因為她非常喜愛種植，常常在後園種植各樣蔬菜。所以，我們為悼念她，第一次特意在後園種滿一地番薯葉。我們為悼念小狗特意把他的食物架變為盆栽，因為這個小木架是我們親手為牠組裝的。我們為悼念爸爸，特意在家中闢出一角擺放別人送給他的花卉和聖經金句飾物，因為年近百歲的爸爸到生命盡頭之時仍願意繼續信靠耶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值得歡欣記念的事。

執拾爸爸從香港移民美國時帶來的物件，再次看到小時候曾經看過卻又非常模糊的袓父母照片，袓母穿「大襟衫」，祖父卻穿西裝。此外，又發現了很多差不多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張二戰時期爺爺在香港銀行定期存款的手寫憑據。一面執拾、一面構圖、一面回憶，唏噓一代歷史已成過去。新一代歷史則需要由我們仍然留下來的人繼續努力編寫。

三失過後，生活節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從前用在問候、探訪和陪伴至親至愛的環節突然「沒了」。我們都仿似年青時考完會考後的一樣「失落」，需要學習重新調較時間運用，從繃緊的生活節奏中慢下來；剩下更多空間思想和發掘前面的生活方向。

誠然，在沒有過往十年或幾十年的「定格」生活框架所限，我們餘下的生活型態和模式的確「可塑性非常高」。無論是海外宣教，或作不同形式的生活體驗，也可以說是沒有從前那麼「有牽掛」；說不定在「變革」的生活下，可以收獲另一種生活意義和豐盛。雖然說不上為「已走了的人」繼續活下去，但期望能盡了仍然有生命氣息而好好活著者的責任，不虛度上主所賜的日子。

但願從歲首到年終都眷顧人的上主，幫助每一個在哀傷裡的人都能盡快走出傷痛，重新站起來，重拾生活動力；不再「定格」在失去的那刻。

「在現代社會，比起有錢人，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驟耳聽來似乎顛覆了不少人的認知，畢竟一直以來，人們總認為既然沒錢「開飯」，自不然會變得「皮黃骨瘦」，哪有「不瘦反胖」的道理？若在數十年前有人說：「貧窮人較易胖」，這番話不一定對，因為當時物資匱乏，人們往往需要勒緊褲帶度日；然而，同樣的話放在今天，卻不一定錯。因為當速食、加工食品，以及垃圾食物這些超加工食品在人類的生活中充斥時，它們也許只是有錢人的「零食」，但卻成了貧窮人的「主食」。

2012年，哈佛大學研究發現，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過胖。^[1] 2024年，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發佈了一份有關「學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的研究報告，研究員分析了44個國家的數據，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不健康飲食習慣之間存在著令人擔憂的關聯，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不僅無法每天食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反而攝入更多含糖飲料、糖果及朱古力。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品質團隊負責人兼項目經理Martin Weber博士提到：「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也較難獲得充足的食品，導致他們更加依賴加工食品和含糖食品，這對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了危害。」 ^[2]

無論是高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一旦過度進食加工食品，身體自然會出現不少問題，最明顯的莫過於過重及肥胖。在資源豐富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固然可能受不住加工食品的誘惑而超重；但研究指出，與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超重或肥胖（低收入組：27% 對比高收入組：18%）。^[3] 同年，台灣大學一群學者發佈的研究報告，探討了家庭收入對學齡前兒童超重和肥胖風險的影響，該研究指出「低收入家庭與學齡前兒童患超重或肥胖的風險增加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眾多原因中，研究亦提到「低收入家庭在低營養價值食品上的消費比例較高。」^[4]

「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香港。世界宣明會及香港社區營養師協會在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間，透過電話訪問520個家庭（當中包括589個2至11歲兒童），調查發現受訪家庭基於居住環境受限、工作繁忙或經濟拮据，即食麵及罐頭等可長期存放且方便烹調的食品成為家中的主糧，更有不少家庭把兒童養成「零食當正餐」的習慣，讓孩子進食加工肉類、辣條、素毛肚、手撕素牛排等食物，以致有76.2%兒童無法達到衛生署建議的每日蔬菜攝取量。營養不足自然會影響孩子發育，而經常進食高鹽高糖的加工食品，導致孩子營養不良的同時，更會增加其肥胖和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5]

當大家同情這一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時，先不要急於怪責家長，因為他們也身陷困境。居住環境欠佳、工作忙碌及收入有限，這三大因素足以讓家長難以為孩子烹調出新鮮的食物。此外，有些基層家長本身缺乏營養知識，並不知道僅僅餵飽孩子是不足夠的。^[6]

家長與孩子一樣，同樣食用一些營養欠奉的便宜速食或加工食物，社經階層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因為普遍來說，新鮮及健康的食物更為昂貴，^[7] 更需要花時間及心思去處理。基層人士可能缺乏營養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選購食物方面，高收入人士便一定穩妥，如果對超加工食物的危害欠缺認知，同樣可能吃出一個肥胖、疾病纏繞的身體。

在人類的飲食文化歷史上，加工食品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席位，例如天然風乾的火腿、發酵麵包、風乾芝士等傳統食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士的歡迎。然而，隨著在19世紀各式各樣的人工香料和化學添加劑誕生，這些風味食品漸漸演變為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 UPF)。「超加工食品」一詞雖見於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之中，但直到2009年，巴西流行病學家Carlos Monteiro團隊把食品分為四個級別(Nova food classification)後，超加工食品才廣為人知。^[8] 根據Nova的分類，超加工食品屬於第四類，除普遍高鹽、高油、高糖外，更含有人造香精、防腐劑、甜味劑、色素等多種化學添加劑，與第一類的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食物(Unprocessed or minimally processed foods)是截然不同的。^[9] 市面上常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工廠大量生產的麵包、 餅乾、早餐麥片、碳酸飲品、薯片、薯條、朱古力、即食麵、午餐肉、急凍薄餅等。^[10]

已有大量的研究顯示，經常食用超加工食物確實有損健康。2024年Melissa M. Lane等專業人士回顧了45份流行病學綜合分析（涵蓋近1000萬名參與者），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便是高度攝入超加工食品的飲食會使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率增加50%、焦慮風險增加48%。該研究還發現具「高度提示性」的證據，顯示過多攝入這些食品將會導致心臟病相關死亡風險增加66%、肥胖風險增加55%、睡眠障礙風險增加41%、二型糖尿病風險增加40%、全因早逝風險增加21%，以及抑鬱風險增加20%。^[11]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進食超加工食品對身體無益，但在現實中，卻是難以避免接觸到這些食品。以最常吃到的麵包為例，相較於西方麵包，在亞洲麵包店購買到的麵包，大部份都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劑，如防腐劑、穩定劑、增味劑、色素、乳化劑、品質改良劑、麥芽糊精等，^[12] 難怪有台灣人笑稱麵包是「狠活」，意指使用大量化學劑來模仿天然食材的劣質食品。^[13] 除了麵包店，人們經常光顧的超市或便利店，貨架上也擺滿了琳琅滿目的超加工食品。根據市場調查公司Technavio的報告，只要在推廣超加工食品時善用人工智能，預計在2025 年至 2029 年間，全球超加工食品市場規模將增長 8,566 億美元，^[14]在可見的未來，只會有更多超加工食品在市場湧現。

人們喜歡超加工食品，因為它非常方便。這類食品大多是即食或方便烹調的食物，省時省電省力，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對於只求快速解決全家一餐的繁忙人士來說，都極具吸引力。此外，超加工食品之所以流行，在於食物變化多端而且更加「美味」。現今的食材大多失去原來食物的味道，食品製造商為了彌補其缺陷，讓產品在市場更有競爭力，往往對食材進行改造，添加大量的化學物質，以留住顧客。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食物原有的味道，轉而追求他們期望嚐到的味道，^[15] 以上提及的麵包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如BBQ味的薯片、海苔味薄脆餅乾等，不勝枚舉，食品製造商十分樂於研究人造「美味」與口感，甚至鑽研食物在咀嚼時產生的特定音效，致力生產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偽美食」，這些容易使人上癮的食物，實則是肥胖的元凶。^[16]

正常人都不願意進食黑心食物，以及充滿科技和「狠活」的食品，大家都有意識防範這些有害健康的食物，但最讓人防不勝防的，可能是一些聲稱符合食品添加劑法例標準的超加工食品，人們一旦認為它們是合標準的，便會不假思索地將其放入口中，最終是招來肥胖及疾病。其實制定成份及營養標籤的目的，不單是讓人控制卡路里，也是讓人知道自己實際上吃了甚麼，當人們謹慎提防科技和「狠活」食品時，也請對超加工食品保持同樣的態度。

在強弱懸殊下，主戰是否仍然佔據道德高地？

2025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一套多達二十八點的俄烏和平構想，其核心精神並不複雜：烏克蘭應接受現實，放棄部分領土、限制軍隊規模、永不加入北約，以換取停火與安全承諾。在12月，和平方案已經修訂，不過，在新方案下烏克蘭仍然要從頓巴斯等地區撤退。特朗普支持者的論證邏輯十分直接：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烏克蘭將付出更高昂的人命與經濟代價，甚至可能面臨國力透支與國家存亡的風險。在這種敘事中，割地不再被描述為屈辱，而被包裝成一種務實、理性的止血方案。

丙子胡亂與平民的視角：誰在承擔「大義」的代價？

這樣的主張在歷史中屢見不鮮，十七世紀朝鮮的丙子胡亂就是一個好例子。丙子胡亂發生於滿清崛起、明朝衰亡的關鍵節點。朝鮮長期以來是明朝最忠誠的藩屬國。當清太宗皇太極要求朝鮮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改奉清朝為宗主國時，朝鮮朝廷內部爆發了激烈爭論。主戰派認為，若向清屈服，等同背信棄義；主和派則認為，國力懸殊，繼續抵抗只會招致更大災難。

1636 年冬，清軍南下，朝鮮國王仁祖退守南漢山城。圍城時間拉長後，守軍糧草斷絕，史料清楚記載，朝廷徵用民糧、拆除民居屋頂的茅草作為馬匹飼料，最後甚至宰殺軍馬供士兵充飢。

2017 年，南韓上映了一部以丙子胡亂為背景的電影，名叫《南漢山城》。片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一名出身農民的士兵對朝廷將軍說，朝廷事明抑或事清，對他並不重要，他只希望春天能播種，秋天有收成，冬天不會挨餓。這段對白是否有直接的歷史原型，已難以考證，但它所呈現的心態，卻極為貼近當時多數平民百姓的現實處境。對普通人而言，宗主國的更替、文明正統的歸屬，遠不如一家人的溫飽來得迫切。當朝廷的「大義」必須以拆屋、饑荒、百姓死亡為代價時，道德的張力便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

溫泉關之戰：自願犧牲與象徵性抵抗

與丙子胡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歷史中著名的溫泉關戰役。公元前 480 年，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斯率領三百名斯巴達戰士，聯合少數希臘盟軍，在溫泉關阻擊數量遠勝於己的波斯大軍。這場戰役在軍事上注定失敗，最終全軍覆沒，但卻成為西方文明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象徵。

溫泉關的道德評價之所以長期偏向正面，並非因為犧牲本身，而在於犧牲的性質。首先，赴死的是自願參戰、受過嚴格訓練的戰士，而非被迫承擔後果的平民。其次，這場戰鬥確實為希臘城邦爭取了時間，促成後續聯盟的形成，並最終在薩拉米斯海戰等關鍵戰役中扭轉戰局。這是一種「有限而自覺的犧牲」，而非無止境地消耗社會底層的生存資源。這提醒我們，判斷主戰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不能只看是否「必敗」，還必須看犧牲是否自願、是否具有實際或象徵上的戰略價值。

史可法與揚州：堅持是否必然等於徒然？

類似的道德張力，在史可法死守揚州的悲劇中表露無遺。「龍鍾閣部啼梅嶺」，這是孔尚任在《桃花扇》（餘韻）中描述史可法在梅嶺誓師的悲壯場景。史可法的個人操守幾乎無可指摘，他以身殉國，英烈千秋。然而，一個無法迴避的反事實問題始終存在：如果史可法選擇投降，揚州是否仍然會發生十日大屠殺？不過，歷史學界普遍認為，滿清的「揚州十日」是多鐸為了震懾江南其他城市（如南京、蘇州）而採取的恐怖策略，抵抗確實是導火線，但屠殺的規模更多源於清軍的恐怖策略。

而「嘉定三屠」發生在已經歸順清軍的城市，清軍只是遇到民眾自發的小規模反抗，但清軍再次進行大規模殺戮，這顯示了侵略者的目標不是要解除武裝，而是要徹底摧毁當地人的抵抗意志，以達到殺雞儆猴之目的。

無論如何，若果將史可法死守揚州視為愚蠢的自殺行為是不公允的，歷史上並非所有「堅持到底」的案例都以悲劇收場。例如前面提過的溫泉關之戰，三百壯士的犧牲為希臘聯軍換來了時間，最後扭轉戰局；此外，1836 年，德州民兵死守阿拉莫要塞，雖然最終全軍覆沒，卻成功拖延了時間，使山姆．侯斯頓得以集結兵力，最終在聖哈辛托戰役中擊敗墨西哥軍隊，促成德州獨立。

這類案例說明，抵抗的價值並不僅取決於眼前的成敗，而取決於是否能為整體戰局創造轉機。史可法的選擇是否具備這樣的戰略可能性，仍可討論，但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堅持是否錯誤」，而是「堅持是否建立在對整體局勢的清醒判斷之上」。孔尚任寫道：「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意思是當時整個防線已經失守，左良玉、史可法、黃得功這些猛將也無法改變戰局。不過，這是後人回顧歷史的斷言，在明末戰局還未預定。

值得一提的是，滿清入關的時候，其口號並不是要消滅明朝，而是提出要幫助明朝對付流寇，起初史可法亦主張「聯虜平寇」，向清軍求和似乎是一個務實的做法。然而，後來清廷終於暴露了狼子野心，多爾袞致書史可法的書信格式有如諭旨，清以正統自居，否認明朝的法統地位，並且在信中要求南明君臣歸降。

中日戰爭的教訓：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1935 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曾說過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話本身並不激進，反而高度克制，體現了一種典型的現實主義思維。然而，隨著局勢演變，蔣介石逐漸意識到，日本的戰略目標並非佔據中國局部領土或勢力範圍調整，而是系統性的殖民、去主權與長期控制。正是在這一判斷確立之後，「不輕言犧牲」才轉化為「不能不犧牲」。中國八年抗戰之所以在歷史敘事中被普遍視為道德高地，關鍵並不在於「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修辭力量，而在於對侵略者意圖和對後果的衡量。這一歷史轉折，正是理解「實力懸殊是否仍應主戰」的關鍵切入點。

結論：烏克蘭、俄羅斯與「六國論」的歷史回聲

回到烏克蘭問題，若僅從短期止血的角度看，割地求和似乎具有某種現實吸引力。然而，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澤連斯基的堅持並非情緒化的冒進，而是建立在對俄羅斯戰略行為模式的深刻認識之上。俄羅斯的安全觀與勢力邏輯，長期以來呈現出不斷外推、步步進逼的特徵。今日的讓步，並不能為明日提供可靠保障。

北宋文學家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六國之所以破滅，弊在賂秦。割地求和不僅削弱自身實力，也破壞盟友體系，使得不賄者最終孤立無援。即使不賄的齊國，最終亦因整個同盟體制崩潰而走向滅亡。這一洞見放在今日歐洲局勢中，仍具有驚人的現實意義。若美國和歐盟選擇「犧牲」烏克蘭以換取表面和平，俄羅斯極可能得寸進尺，使整個歐洲長期生活在威嚇與不安全之中。其實，現在烏克蘭還未到潰敗的地步，雙方嵌入膠著狀態，或者可以說俄羅斯佔了上風。若果歐盟和美國繼續支持，這並不是一場絕望的戰爭。

因此，在烏克蘭的情境下，繼續抵抗並非單純的道德姿態，而是一種具有長期理性的安全選擇。當侵略者的目標不是局部利益，而是否定他國主權時，妥協往往不是終點，而只是下一輪進逼的起點。歷史反覆證明，彈盡糧絕之後是否仍應主戰，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但在某些結構性條件下，妥協反而更危險。道德高地不在於犧牲是否慘烈，而在於是否看清了退讓所帶來的長遠代價。

許多人認為懂得感恩是一種美德和禮貌，但聖經給我們提醒，感恩是人生哲學。保羅勉勵我們凡事謝恩所指的不是每件事都感恩，而是每一個處境都感恩。2025年我們都經歷很多不同的處境，從碧仙桃(Bristol)來到劍橋（Cambridge）落腳，是從有親戚的祝福照顧，給我們舖路搭橋來劍橋郡的聖尼奧斯（St. Neots)，就急忙買了房子落腳，希望可以快快開始融入英國的生活及宣教的事工。終於在年底前確定了2026年，身在英國時就定期往北愛爾蘭華人教會牧養和宣教。而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會兼顧法國華人教會的需要。對上主在我身體健康上的恩典，我希望把握餘生，以服侍報答主。

我一向對別離的哀痛不易克服，今年摰友、親戚身故，以及相識多年的弟兄姊妹離世，並大埔的災難。在返港期間，有些我也不敢去面對，恐怕哀傷情緒影響了要負責的講道或其他要完成的事情。年終主日崇拜主題是有關感恩的信息，我覺得很不易去作分享。我看自己像個倖存者，我在哀痛中怎樣說：感謝主，我享受著主豐足的恩典？如何向受災難影響而創傷的人說感恩的信息？結果我只覺得是結結巴巴的，眼高手低的分享自己的思緒。生命中的各種處境常叫我難以理解及闡釋！我深覺詞窮理屈，人生哲理真的難以述說清楚，求主憐憫我在宣教中有難以言喻的時候。

我在聖誕節前平安返抵英國，並嘗試適應時差的影響。感謝主，總算能夠順利完成主日的事奉。請為我近期肩頸膊痛代禱，但仍為我的健康不太差而感恩。

年終的默想經文：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詩一一六12-14）。

你應該有看過英雄電影吧？近來看了幾套由美國發行的英雄電影，發現不少荷里活英雄敘事把主角放在「一人扛天災與人禍」的場景中，鏡頭語言常用「孤身逆風」的長鏡頭來加強無懼的形象，這個英雄的自我形象，通常也不允許他們有失敗的可能。當然，電影歸電影，這些英雄的角色往往是被極致的理想化，能在故事中戰勝所有的困難挑戰，打敗敵人，對於失敗卻是輕描淡寫，並且沒有太多情節描述失敗作為個人成長和學習的重要途徑。台灣與美國友好，很多台灣人都會去美國升學，不少美國文化影響著台灣社會，尤其台灣成立半導體產業，製造電腦晶片銷售到美國及世界等地，例如：竹科、南科等等，都是支撐著全台灣經濟的重要企業。因此，台灣人也受到英雄主義思想的影響。

這令我想起之前讀過蠻有趣的一本書：莫瑞·史丹著《男人·英雄·智者—男性自性追尋的五個階段》。筆者比較深刻是後三個階段的論述。

在「靈魂主導階段」說到：「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形象，這就是我們為了合群會戴上『能被社會認可的臉』，久了就以為那就是我，這是榮格的觀念。一個男人的成長，需要啟動「把這張社會面具慢慢卸下，讓『獨特但未被允許的自己』能住回心裡。」從被社會化過程中所賦予的形象中，找到自己的獨特性。被社會期待的男人面具，通常壓抑情感，可能源於互補，致使男人在成長中不斷地尋求阿妮瑪（Anima 是男人心中的完美女人形象）。

在「自我-自性軸階段」提到一個男人有一種「我就是我」的感覺，由尋找自己到找到自己、活出自己與實現自己。

在「尋找上帝階段」講到一個男人會觸及終極的存在，是尋找生命的意義。一個男人開始發現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創造與破壞力量的並存，兩者在「爭持」中。作者更引用榮格的「陰影」的概念，講述人的意識與潛意識世界，一個男人需要勇敢面對自己的「陰暗面」，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雖然筆者不是男性，不過也認同作者說成長五個階段。筆者在思想，男人一生都渴望成為英雄，而成為英雄又好像個人成長和學習的重要途徑，筆者好奇的是：「當那些成功英雄背後，是如何面對失敗時的掙扎和軟弱？當一個基督徒面對生命中的失敗軟弱時，又是如何理解神的恩典？」

我們都很明白，基督徒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恩典不單單是基督徒生命的起始點，更是信仰中不可或缺的前行動力。面對失敗、人的罪性、軟弱、困境時，恩典更成為基督徒的契機。所以，我們時常禱告的時候，會向上帝求恩典。恩典不但是對失敗的遮掩，更是通過失敗來更深地體會上帝恩典的途徑。

那對於「孤獨的英雄」與「同行的陪伴」又是如何理解？又有什麼分別？

英雄故事中的主角，儘管是英勇無懼，卻是又顯出深層的孤獨，因為這些被塑造的英雄主要是聚焦他們的自身奮鬥和選擇。然而，對比這些「孤獨英雄」，在基督信仰中，「聖徒相通」所呈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層面。

在新約聖經中教導了「信徒同心同行」的概念，因為我們是在同走天路，彼此傳遞痛感與喜樂的。潘霍華牧師將神恩約的子民視之為教會，聖經將身體比喻為教會，強調神子民各自獨特，但卻又是彼此依賴，正如身體的不同部份。每個子民都有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同一身體」的一部分，是神國的一員，同行的陪伴強調的是「在基督裡的合一」及「生命共同體」的貢獻。教會不但是信徒聚會的地方，其實它實質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更是信徒互相扶持、通過愛、服事和陪伴共同成長，一起見證福音的大能。教會未必是一棟的建築物，未必是一個的聚會點，而是生命的有機體。

這又如一隊球隊，由不同的性格、特質的隊員組成，負責不同崗位、不同的領域，互相配合支持隊友，以致球隊能完成比賽。又正如一個家，家是球隊，家人是隊友，隊友平常有各自負責領域，各自的工作，卻又相互陪伴支援。家庭中的每一個人就像機器的大小齒輪，和諧運轉。然而，每個齒輪都大小不一，卻是互相配合運作，令機器產生良好成果。信仰、家庭和生命中的各種事件也有如大小齒輪，在神的手中都能順利進展，更不斷創造奇蹟。因為「家庭」也是神祝福人的地方，是神所設立的基督化家庭，家庭成為見證祂的一個出口。在建立家庭是要學習「換位思考」以及「靈活思考、確定家庭目標」，知道如何在家庭中「換位想像」一同在家庭和關係中成長。有時在家庭中多思想：如果自己是對方，會有什麼的感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行為？這有助放下自己的立場、經驗與想法，從對方的角度來感受，「一同成長」、「一同休戚與共」，這也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總括而言，「英雄」與「信徒」呈現兩種自我形象的對照（自我主宰 vs. 在恩典中成長）。英雄是以自身力量主宰命運，有種「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覺，而基督信仰則將上帝置於信仰的核心，揭示了信徒不是「成就自我」的人，而是在神恩典下成長的人，強調的是「唯有上帝才是真正生命的主宰」，我們這些軟弱、不完美的人，上帝仍然使用我們成就祂的大事。

因此，我們永遠不是個人奮鬥的孤獨英雄，我們也不是永遠的獨行，而是一個互相扶持、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冷戰的遺跡：三八線非軍事區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由此邁向統一。但在韓國人心中，三八線仍像一道未能癒合的歷史傷口，冷戰的陰影至今未散。最近我有機會親身踏足這段跨越半世紀的分裂遺跡，沿著那條緊張而脆弱的邊界，我重新思索這片土地和這個民族所承受的歷史重擔。

朝鮮戰爭在 1953 年以停戰協議告終後，南北韓在三八線附近劃出一條約四公里寬的非軍事區（DMZ），成為全球軍事緊張度最高、卻同時維持近七十年相對穩定的邊界。過去遊客可以進入板門店的共同警備區（JSA），近距離看到南北韓士兵對峙的現場。然而，一名美國士兵在 2023 年突然跨越邊界走入北韓，事件引起國際震動，出於安全考量，其後板門店的觀光全面暫停。

三八線一帶也曾出現象徵南北合作的希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於開城的工業園區，其合作模式是由南韓企業投資，北韓勞工進入園區工作，這地方曾經被視為兩韓經濟交流的示範。然而，隨著政治局勢反覆，工業園區最終於 2016 年全面中止運作，在邊境瞭望台上我用望遠鏡觀察那一片沉寂廠房，這提醒人和平與合作的希望是那般脆弱。

滲透南韓的秘密隧道

非軍事區的另一段歷史則與安全威脅密切相關，南韓自 1970 年代起陸續發現北韓為滲透南方而挖掘的秘密通道，至今確認的共有四條，每一條都延伸至南韓境內不同位置。當天我們下潛進南韓境內的第三地道，這是一條由北韓暗中挖掘、用於突襲的秘密通道。這條隧道於 1978 年 10 月被發現，當時軍方根據一名脫北者提供的情報，確認隧道已經向南延伸，並深入到停戰線與非軍事區的南側約 435 公尺處。

整條通道長約 1.6 公里，中間穿過深約 73 公尺的岩層，寬約 2 公尺、高約 1.95–2 公尺。它的設計被認為可容納大規模兵力與輕武器，理論上北韓若啟動這條路線，可在極短時間內將大量部隊通過這條地下路徑潛入南韓。如今這條隧道已成為對公眾開放的觀光景點，但遊客仍受到嚴格限制，例如禁止攝影、只能在指定區段進入。這條隧道是一個活生生的提醒：表面上雙方已經休戰，而且斷斷續續進行合作與談判，但暗地裏卻仍然危機四伏。

此次旅程有兩位導賞員，其中一位是一名年輕的南韓男子，他身形結實、氣息爽朗，是南韓典型的青年模樣。畢竟在這個國家，所有男性都必須完成約十八個月的兵役，多半都鍛鍊得相當壯實。他笑說自己每天跑十公里，以為體力無虞，但每次出入第三地道依然覺得吃力。那一刻我原本還以為他誇張，直到我自己沿著陡坡和低矮通道走完全程，才深刻明白他的意思。

在那條隧道裡面，狹小的岩壁充滿壓抑感，由於頭頂是岩石穹頂，故此進入隧道的訪客必須戴上安全帽，雖然我已經盡量彎腰或者側頭，但有幾次仍然撞到岩石的頂部，有一次甚至撞得整個安全帽飛脫。雖然外頭是刺骨寒冬，隧道內卻悶熱濕濕，空氣在岩壁間幾乎不流動。當我終於重新踏回地面時，我已經汗流浹背，呼吸沉重得像是替自己伴奏。那種反差讓人意識到，這段地下旅程雖然短暫，卻真實呈現出當年軍事對峙下的緊張，每一步都讓人感受到這片土地的歷史重量與和平的脆弱。

與脫北者的面談

這次行程中最深刻的部分，是與一位脫北者的面談。直到 2004 年，已有 34,314 名朝鮮居民成功抵達南韓，而去年仍有 236 人冒險逃離北方。眼前這位分享者曾是北韓的護士，她從小熱愛運動，但她說自己的人生軌跡由政府全盤規劃，個人根本無從追尋興趣或夢想。她提到，北韓的日常生活受到嚴密控制，人民只能接觸官方核准的傳播媒介，任何試圖了解外界的行為，無論是偷看韓劇、收聽南韓廣播、或接觸外國資訊，都可能構成重罪。她告訴我們，在某些情況下，若被發現持有或播放外國影視內容，尤其是南韓的電視劇，可能會遭到極嚴厲的懲罰，最高甚至可能被判處死刑。

雖然她的敘述帶著沉重的語氣，但國際上也確實有紀錄支持她所說的內容。2020 年北韓通過《反對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其中第 27 條明確禁止人民持有、觀看或散布南韓影視作品、出版物或錄像。法律文字對於「散布者／輸入者」的處罰尤其嚴苛，部分脫北者證詞甚至提及極刑的可能性。另外，2025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最新報告指出，北韓近年確實曾因散布或分享外國電影與影視內容而執行死刑，反映政府對外來資訊的恐懼與極端打壓。至於「僅僅觀看」是否一律會遭受這樣的懲罰，學界仍存一定爭議，但整體環境確實如她所描述，外來資訊始終伴隨風險。

她也談到北韓生活的另一面：物資匱乏、醫療資源短缺、電力供應不穩。作為一名醫院護士，她多次在停電中工作，有時甚至要靠蠟燭照明完成手術，許多人因此錯過治療時機而失去生命。許多研究報告到印證她的說法，例如2020年一篇在《衝突與健康》期刊發表的論文指出：在北韓若果沒有政治或者經濟特權，病患者都難以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即使病人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

種種不快的經歷讓她逐漸下定決心離開北韓。為了逃亡，她付出了約 3,000 美元，途經邊境偷渡到泰國，再輾轉抵達南韓，然後開始全新生活。她說南韓社會給予她很多支持，使她得以迅速適應。她也曾試圖幫助仍在北韓的家人離開，不幸被當局察覺，家人因此遭到處置，如今已不在人世。她說出這段時語氣平靜，但那種壓抑的悲傷比任何情緒都更濃烈。

世界欠了我嗎？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類似的「反見證」，但每一次仍然令我深受震撼。年少時，我曾經看過許冠文、許冠傑的喜劇《鬼馬雙星》，其中一幕許冠傑抱怨自己「生不逢時」，說道：「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欠我很多。」坦白說，在少不更事的年紀，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感覺。那時我們一家幾口擠在狹小的房間，家境拮据，我連一件玩具也沒有。看著美國電影裡那些擁有獨立房間、滿屋玩具的小孩，我心裡難免生出羨慕。

然而，當我日後逐漸了解到在世界另一端，有數不盡的人正被迫在飢餓、恐懼與不自由裡掙扎生存，那些早年的抱怨忽然變得微不足道。我才明白，原來世界並沒有虧欠我什麼；相反地，是我一直蒙受着世界的善意與庇護，只是年輕時未曾自知。今天再聽到脫北者的故事，我更深信自己不是被世界虧欠的人，而是一個擁有太多、卻仍需要學習如何回饋社會的幸運者。

「我什麼都想帶走......卻什麼都帶不走」來自倖存者的剖白，教人惋惜，叫人淚崩，更讓人有深切反省。甚麼是真正的「擁有」？立時讓我想到的一句：「萬般帶不走，惟有業隨身」，亦同時顯示出自己就這一句話的兩處誤解。

誤解一、以為是「孽」隨身。一直錯以為是人所作的「壞事」、「惡事」，作造的「孽」，會伴著人的一生。誰知是「業」不是「孽」。「業」所指的是較為中性，如：好壞功過、建立與拆毀、成功或失敗、美名或臭名…..就是我們所經營、所作所為，曾經的記憶會成為我們真正所「擁有」，伴隨我們一生。

誤解二、以為這句話是出自佛家的經典。誰知，這句話是來自元代雜劇《來生債》：「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元代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獨特的朝代。雖則它是統一了分裂多年的南、北宋，但它卻是赤裸裸的專權統治，把人分為不同的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佔大多數的漢人、南人就是長期被欺壓。膚色已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社會沒有向上流的可能，人的表達不被重視。雜劇作為當時通俗文化的表達，就是表現出受壓者的鬱結，在朝不保夕，無常的迅速，人民從來不可能真正「擁有」任何東西。不管是當權者或平民百姓，其所作所為，「人在做，天在看」或善或惡都被記念。「業隨身」展現人前，有待社會、後世作出評價。

「我不是英雄」是倖存者的另一句說話。真的，在這極端困境當中，作出拯救，是人性光輝的展現，誰也不想在這情況下成為「英雄」。但怎能料到自己置身在安舒的家中時，竟突然落在這絕境之中？當下，真的不想當英雄，反之想成為大雄，期盼著多啦A夢的出現，拿出「隨意門」把受困者帶到安全的地方……..更渴望可以坐進「時光機」，回到災難發生前、回到工程仍被監管時、回到施工物料是根據國際安全標準時、回到投訴後仍會有所跟進時、回到社會的氛圍仍可以互相督責、制衡時……　而不用坐進「時光機」，香港人一下子就回到關愛互助、同憂共悲、追求真相、渴望公義、彼此加油的從前。

人心未冷，與哀哭的同哭。「人禍」縱然帶走了無辜者的生命，摧毀了以千計的家庭，但香港人的本質，對公義、真相、真情的追求是不能被帶走，亦從未被帶走。願平安臨到香港，願受災者能獲得最適切的安慰及援助。願作孽的或作業的都被記著，並得到應有的報應或回報。

這次返香港的航機上，遇到一位空姐看到我在等洗手間，我前邊有一人排隊，後邊也有一位可能比我年長的長者，她告訴我，機尾有廁所，我望了一眼那位長者，自詡行得比他好，便逕自走去後邊，到了那裏，也是得排隊，她就走過來告訴我還有一個在左邊，然後她主動幫我看看有沒有空位，隨即回來對我說現在可以用了，我謝謝她，使用之後出來見到她，給她一個讚，並說這是香港人的質素，她很開心。我以香港為榮。

又記得一年前來英國不久，在一間大型傢俬超市購物，買了一堆東西，付款時那服務員用中文問我有沒有會員卡，有折扣的，我說未有，她二話不說就拿自己的卡幫我。又一次看到香港人的質素。使我以香港為榮。

大埔宏福苑沖天大火災，死傷枕藉，香港人在沉痛和憤慨中自動自發進行賑災，組成人鏈，群策群力，各盡所能以愛心無私地服務災民。這是香港人的質素。儘管香港似乎各方面在改變，但還沒有改變香港人的良心善心，很多慈善團體及教會也積極配合這股熱心。港人尤其是消防員醫療人員，用行動宣示了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對生命價值的維護，並對互愛的堅持，在哀痛中引發強烈表達對不公義的厭惡，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表現。就是重視彼此，拒絕以森林法則的勾心鬥角、損人自肥、欺負弱小去創造地獄，陷害彼此、狼狽為奸。

文明社會也要學習如何適切安慰陪伴死亡者的親友，體會被滅親被災害的人痛苦和哀傷，願他們不是白白犧牲、白白受創傷，他們的損失叫活著的人，看到自己其實是倖存者，有責任改善社會日後的處境，為生命的價值好好保護彼此，好好互相珍惜和好好尊重彼此的人權自由和尊嚴，不為權位利益出賣彼此和自己。

災害的來臨雖然很慘痛，但教導我們重要的人生功課，就是珍惜安穩生活。警惕我們玩世不恭的心態，學習操練同理心，多祝福別人，重視和學習關係的建立和重建，學習寬容相待，恩慈相待、為受災者謀求公義，但也適當地考慮寧縱勿枉的原則，因為這個世界太多無辜的人受害了，一個都嫌多。災難也使科技世界相信絕處逢生的神蹟，這類神蹟是人仰賴上天中從驚嚇得見驚喜。

這次回港遇上災後的需要，求主幫助我要學習與哀哭的人同哭，學習在哀傷心情中祝福開展幸福婚姻的人，也學習在哀愁中繼續拓展天國。我也要再受香港質素的洗禮，以至能在外地活出香港的質素。

參考德國真人秀Deutschlands Superhirn而製作的內地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主打腦力競賽，參加者都以爭奪「腦王」美譽為目標。自2014年播放至今，能進入12強的參賽選手，已是千挑萬選的聰敏人士，而歷年誕生的「腦王」，更是在不同的範疇，例如心算力、記憶力、推理力、觀察力、空間感……或是綜合能力，皆有十分超卓的表現。我們作為觀眾，有時連遊戲規則都聽不明白，但看見參賽者很多時只靠腦袋去定位及繪圖來完成賽事，也不禁讚嘆人類的大腦竟然可以如此神奇，潛能無限。

人腦確實非常神奇，結構異常複雜。雖然人的大腦平均重量只有一公斤多，當中六成為脂肪，但卻擁有近千億個神經元、與超過100萬億條神經有所連結，[1] 控制著我們的思維、記憶、情感、觸覺、視覺、呼吸、體溫、飢餓感，以及一切調節身體的生理進程。大腦與其延伸而出的脊髓共同構成了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2] 至於人類的小腦，主要是調節運動功能與控制平衡，包括協調步態、維持姿勢、調節肌張力，[3]並控制自主肌肉活動。腦幹則在小腦下方，協助身體的非自主動作。[4]

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跑不過獵豹、牙齒不及獅子銳利、沒有如鷹般的銳目、入水雖然能游，卻只是習泳的成果，即使是獲得28枚奧運獎牌的「飛魚」Michael Phelps，若要他與旗魚來一場比賽，相信也無法取勝。不過，人類卻能征服地上的生物，因為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東西——超強大腦。人類天生的技能敵不過其他生物，但只要腦袋比牠們優勝，便能操縱牠們。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地球的王者，運用其智慧發掘及使用地上的資源。然而，人類的腦袋當前正受到挑戰。

工業革命之前，動物是人類最佳的助手，狗能守門、貓能捉鼠、雞能準時啼叫，但後來，人類需要更多助手幫助發展經濟，於是，人類發明了機械，也漸漸遠離大自然，並投入城市建設及工廠生產。不過，聰明的人類又豈會只停留於「只按本子辦事」的機械發明，人類需要更多可以靈活變通的工具協助完成工作，因此，便研究出電腦來，它大大提升了人類的工作量及管理能力。然而，人類還是希望有更聰明、最好有像人類一樣可以思考的工具出現。最終，在大量科研人才嘔心瀝血研發之下，人類迎來了工業革命4.0。在〈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及〈誰搶走我們的天賦？〉這兩篇文章中，筆者先後從不同的面向提到AI及機械人搶去人類的天賦及工作，[5] 筆者想在本文強調的是，協助人類工作的AI工具，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ChatGPT、Claude、Gemini、Grok、DeepSeek，及Perplexity等，正在慢慢改變下一代人的大腦、學習態度，並衍生出其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提前發佈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將54名來自波士頓地區的18至39歲受試者分為三組，要求他們分別使用ChatGPT、Google，以及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撰寫多篇SAT應試作文。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儀記錄他們32個腦區的活動情況，發現在三組受試者中，ChatGPT使用者的大腦活躍度最低，且在「神經認知、語言表達和行為表現三個層面持續表現不佳」。在持續數月的實驗期間，ChatGPT使用者隨著寫作次數增加變得愈發懈怠，到研究後期，甚至經常直接複製貼上生成內容，該組受試者的執行控制能力與注意力投入水準普遍較低。另外，使用ChatGPT的小組提交的作文高度雷同，充斥著重複的表達方式和觀點，嚴重缺乏獨立思考，他們的作品被審閱的老師評為「缺乏靈魂」。[6]

研究的主要作者Nataliya Kosmyna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實際損害學習效果，對年輕用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她認為，亟需發佈這些發現以引起社會警惕，就是當人們為追求高效便捷而日益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時，可能會付上犧牲大腦長期發展的代價。由於Kosmyna為到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因此她在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且樣本規模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仍然選擇提前發佈研究結果。她擔心在等待研究評核的6至8個月期間，有政策制定者突然決定在幼稚園推廣GPT教學，那就絕對危險且有害，她強調「發育中的大腦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7]

事實上，也難怪Kosmyna擔心大型語言模型會阻礙大腦的成長，因為與使用大型語言模型的組別相比，使用Google搜尋的受試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和活躍的腦功能；至於僅靠大腦思考的小組，更顯示出最高的神經連接度，特別是與創意構思、記憶負荷及語義處理密切相關的alpha、theta和delta腦波波段。研究人員發現該組受試者專注度更高、求知慾更強，他們對自身作品表現出更強的主控意識與滿意度。[8]

雖然Kosmyna的研究還未通過正式的審核，但精神科醫生Zishan Khan博士從診斷兒童與青少年患者的臨床經驗證明了Kosmyna的研究。他指出，從精神病學角度觀察，過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心理和認知後果，這對大腦仍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尤為明顯，當孩子過度依賴人工智慧完成課業，那些幫助人獲取資訊和記憶事實，以及保持思維韌性的神經連接都會逐漸弱化。這正正應對了研究所提及：「你愈多使用人工智能，你實際的智力會愈差」。[9] 不單智力下降，亦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使用增加，認知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可能被削弱 。[10]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類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確可以提升人們的工作及生產效率，但卻削弱了其內在驅動力。[11] 不單如此，它還會奪去人們的工作成就感。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研究，在美國一家大型研發實驗室內引用AI工具，科學家在新產品創造上提升了17%，但卻有82%的使用者表達失去工作成就感，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已經無用。研究亦揭示，AI的「創意自動化」讓科學家花更多時間評估AI所提供的想法，而非去思考原創性的作品。[12]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的葦草」——這一句名言出自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原句的上下文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13] 他的意思顯然易見，如筆者上文提到，人與其他生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有一顆會思考的腦袋，如果人們習慣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所提供的便利及好處，不想運用自己的腦袋，那麼，如Pascal所言，人類的尊嚴何在？

這裡並非反對使用AI等工具，只是作為人類，尤其是新一代，在使用AI的時候，要留心AI對我們的決斷力、分析力、批判力或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人類若不想被AI操控，便得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當人願意用腦，學習新的東西，便能改變神經的連結，並且藉由生成新的神經元來重塑大腦，改善認知能力。[14]

神創造人有神的形象，昔日亞當在地上的生物中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幫手；今天人類也不要輕易把決策權交在AI手中，以免它們完成你的工作，代你思考、剝奪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你腦袋能力的機會。腦袋用得多，才會愈用愈有腦。

《大腦逆齡指南：頂尖神經科學家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長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

(Biohack Your Brain: How to Boost Cognitive Health, Performance & Power)

作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

譯者︰陳錦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腦部也需要保養，就如房屋一樣。同樣是30年樓齡的房屋，有保養和沒有保養，質素可以相差很遠，腦部亦如是。很多人都以為，人年老之後，記憶力衰退、認知力下降是常態，畢竟，每天都有腦細胞死去，再優秀的腦袋也難免出現問題，但本身是神經科學家的作者卻為我們帶來好消息。是的，人平均每天會喪失幾千個腦細胞，但原來，腦細胞也可隨著年齡持續增長，即使人到了八十多歲，只要透過運動、飲食、壓力調節、睡眠、營養補充，以及學習新事物，亦可刺激腦細胞新生。

再好的房屋，也不可能入住30年後才開始保養，腦部亦一樣。很多人自恃年輕，沒有看重自己的生活習慣，作者指出，有神經科學者認為，人的腦部是由出生一直發展到三十多歲才成熟，這意味著，期間的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都會影響腦部發展。簡言之，三十多歲前固然要通過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為腦部打好根基，但三十多歲後，也要持之以恆，藉著上述活動保養腦袋。

房屋出現問題可以維修，腦部出現問題，又是否有修復的餘地？作者以她的臨床經驗告訴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有些職業欖球員，在比賽時因為腦震盪而導致腦部受損，作者喜見當中有球員願意配合她的醫療方案，一段時間後腦部有所改善。即使是作者患有柏金遜症的父親，在其悉心治療下，在臨終前，仍可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些經驗，使作者更有信心，有些腦部問題是可以藉著生活習慣得以修復。

如何「保養」或「維修」腦部健康？作者提出有效方案，成本也不高，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願意，都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可以嘗試走不同的路回家、用非慣性的手寫字、以原型食物代替超加工食品、適當地飲水、學習新的生字，即使是每天一個也可以。作者開出的「藥方」，除關乎腦部需要的營養要素，也與增生神經元相關，她提醒大家，人類的腦袋需要新鮮的刺激才能愈發增生更多神經元。因此，向來拉小提琴的人，若想提升腦部能力，轉學相類近的中提琴，作用或不大，可能需要學習長笛才有效；至於運動，也不是所有運動都對腦部有益的，文中提及的欖球，便是其中一個有損的例子，所以在選擇運動時，要考慮其對腦部會否造成衝擊。

適當的運動，有助腦部維持健康，這是由於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供應大腦所需；不過，不愛運動或不適合運動的人士也不用擔心，作者提到有研究顯示，年長婦女每星期走路幾次，每次30至50分鐘，三個月內腦部的血流量也能增加15%。如果在大自然走路更好，這會有助減輕腦部的壓力。除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壓力也會損害腦部健康，故為了我們的腦袋，學習減輕壓力是需要的。

很喜歡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的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或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段說話，實在適用於任何一個大時代，尤其在今年9月之後。

今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美國猶他谷大學出席校園活動時，被一位不滿其言論的青年人槍殺。筆者不是要大家表態支持或反對柯克的立場。事實上，有人欣賞柯克帶領新一代美國人回歸基督教精神，他在大學校園設置其標誌性的「請證明我是錯的」（Prove Me Wrong）攤位，與同學進行辯論，其辯才出眾，知識淵博，尤其是敢說真話，獲得不少人支持；但反對他的人，則認為柯克帶有鮮明的政治、宗教、倫理立場，更幫助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是不可原諒，而且他到左派思想當道的大學辦活動，是「挑機」在先……

筆者在大學教書，每年為一年級生教的第一門「大學入門」課，就是討論「何謂大學」和「為何要有大學」。大學本來就是給不同學問、甚或對立的學者哲人，互相切磋、辯論砥礪、彼此激發、完善知識，甚至創新啟發的地方，這個由雅典學院起始的「相聚」，就是拉丁文大學Universitas一字的意思。[1]

柯克正正就在大學裡，實行求真辯論時被殺，叫人唏噓。道理本來就很簡單：請用真理與辯論說服我，或就由我說服你。若是大家仍有爭議，那就讓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今日世界竟退步至當人們無法用思想和語言戰勝別人時，就用子彈幹掉他，當中還竟然有人幸災樂禍！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社會，會變成這樣？

以惡小而為之？

為什麼以暴力對待言論，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認為，是當今意識形態當道（不論激進左派或右派都是帶有暴力主義的），也有指出，是近代社會踏入後現代主義，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促使我們的生活、文化、思想產生極大轉變所致。

誠然，今日社會，要說服人、感動人心，要的不是一個大道理，而是說好一個「故事」，敍述和分享成為了最有力和最感染人的溝通方式，亦由於感人的故事只著重個人感受、見解，不需要理性和客觀的討論，最終招致這個世代「真正的客觀」欠奉。法國社會學家福柯（Foucault） 甚至提出了「權力」、「真理」的概念：即你有權力，你就有真理。[2]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文化下，以往不容於主流思想的人和事，現在都可以在不同的群落或媒體中聚集，造成「團爐取暖」的效果。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又加劇這種現象的傳播。久而久之，很多原本在主流社會中「見不得人」的鬼主意或惡搞意念，很快就會因其「另類」而火紅起來，人人模仿。與此同時，互聯網又很喜歡將大家的意念「標籤化」，人們的意識和思想，好像要被強加分類歸邊，如是者，大家都在不停標籤人與被標籤之中無限流轉。

與標籤化同樣具威力的，就是把不喜歡的人和事「非人化」（Dehumanization）[3] 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 [4]：將一個人的人性去除，標籤為叫人討厭的物種，然後取花名、污名化，這樣，對之一切的攻擊，甚至惡行就會變得合理化很多。這些標籤、污名、煽情故事，看似隨機，其實很多都是KOL、FB、YT大神和 Influencer的精心傑作，是刻意對正演算法的 貼文。發生槍殺柯克事件的猶他州州長就曾表示，在過去五、六年，社交媒體在每一宗暗殺事件或企圖暗殺事件中都扮演着直接參與的角色。[5]

我們從小就學習「勿以惡小而為之」。邪惡的事，最初可能只是星星之火，大家不參與，就無法助燃，很快會冷卻熄滅。偏偏這個世代喜歡推崇「另類」，更在網上「圍爐」壯膽，鼓吹「做咗先講」，以為「以惡小而為之」，殊不知最終卻演變成「大惡」。

勿以善小而不為

想起了另一位剛離世、被視為靈長類動物行為學先驅的珍古德博士（Dame Jane Goodall），她以長期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社會與家庭行為而聞名。珍古德原先是一位秘書，沒有大學文憑，但自小已熱愛野生動物，這是由於童年時，父親給她送贈一隻名叫「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亦有家犬伴隨成長，因而啟發出研究動物的興趣。後來，在因緣際會下，珍古德到了非洲坦桑尼亞研究黑猩猩，且取得驚人突破，繼而讓劍橋大學直接收錄她攻讀博士，並畢生致力保育和研究工作。

珍古德不單透過用心觀察，理解到黑猩猩是一種有社會行為的動物，還近距離接近牠們，以致能辨認出每張臉，並為每隻黑猩猩取名字（以往科研者通常只用編號稱呼）。她的發現，更顛覆了人類對黑猩猩的認知：原來黑猩猩的智力很高，懂得製造工具來獵食；母子間有很親密的溝通；群落中會進行原始戰爭、獵殺同伴等。

這位「黑猩猩」之母，把童年已有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化成一生的目標——勿以善小而不為。正如珍古德數年前在香港大學分享時（其實她每次講座都會提及）所言，她和她的 Mr. H（她的猩猩吉祥物公仔）是「為大自然保育永不言倦的倡導者」（Tireless Advocate for Nature）。[6]

今天你又在堅持甚麼呢？勿以善小而不為，願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