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關係的三問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

好電影應該細細回味。早前本社邀請了王礽福先生於網上講座中分析《正義迴廊》，該片曾於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16項提名，並勇奪新晉導演及最佳剪接兩個獎項。電影改編2013年轟動一時的「大角咀肢解父母案」。電影的拍攝手法特別，疑犯行凶、受傷、傾談等鏡頭，時有律師和陪審員在旁觀察和討論，令觀眾恍如在旁觀看事件。這電影實在想要引起觀眾反思法庭的審訊過程，律師們如何運用技巧去呈現證供於法庭這個「舞台」上，引導陪審團理解案情，並嘗試掌握各陪審員的態度和想法。

礽福分析到，陪審團制度是為了減少司法偏見，對抗政府或強勢團體對審訊的干預，增強司法的獨立性，並讓公民能參與其中，提升他們對法律的了解和尊重，也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且由多人組成的陪審團能使裁決更全面和人性化，提高它的公信力和接受度，由於陪審團由普通市民組成，令他們容易對被告展現同情和公平的態度，這可保障被告的權利，以至令陪審團的決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但礽福亦提到大多數陪審員都不熟悉司法程序，會對它感到陌生、焦慮，還可能因接觸暴力或悲劇性的案件而承受心理壓力；而且他們可能會因缺乏法律知識，容易被律師的說辭或情緒化的證據所影響，在專業性極高的案件中，他們便可能會作出不當的判斷。

電影中的多位陪審員代表著不同的參與案件態度：未聽證供就已有對錯判斷；因自己經歷與疑犯相似而寄予同情；不想參與審訊，想它快快結束；因當陪審員有錢收而感開心，並單憑感覺而非證供去判斷；因對奇案感興趣而樂意認真發掘真相；認為自己甚麼都不懂而會細心思考證供；被傳媒報道影響，亦覺得自己一票的影響力不大；還有不相信司法制度的人……但陪審員實在只有九位，每一票都影響著疑犯的未來，是無罪釋放或有罪入獄，都需要陪審員作出認真、公平、公正的判斷。

結局是其中一位智力較低的疑犯唐文奇被判無罪，但電影卻引導觀眾去質疑他只是裝作自己被教唆，其實他並非無知，只是靠律師及姐姐的「幫助」，令他可以靠「裝蠢」來脫罪。根據網上及新聞資訊，真實的案件中，犯案者應有三個人，而經電影的剪裁，令疑犯變成只有兩個人。作為觀眾也要小心，留意自己有否被電影的虛構情節影響，以至對獲法庭判處無罪的人產生疑心，對他們或其家人產生負面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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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可以推斷，傳說中那個落在牛頓（Isaac Newton）頭上，給他一閃靈光、帶來啟發的蘋果，該不會是繪本上所見色澤光潤的蘋果。樹上熟了又可以隨手摘取的果子，應該早早給人吃光。那些懸掛在高處成熟飽滿的，似乎極少會自然掉下。

我每天跑步，都會經過一棵蘋果樹，樹上掛滿了紅潤又飽滿的果子。由於缺乏工具，路人都未能隨手採摘。只見樹上的蘋果一天一天的成熟，然後慢慢地萎縮，最後只能掉在路上變黑腐爛。

太太每次看見樹上豐潤的蘋果，她都很雀躍讚嘆果子的美，但當看見果子在地上扭曲腐爛，她就很惋惜，慨嘆為何這麼浪費！有一天她凝視著樹上紅透的蘋果，她的眼睛也變得通紅，然後說：「我只知道莊稼熟了，要打發工人去收割。但我從沒有想過，果子熟了卻無人收割，會變成如此的境況！」

果子成熟了，卻未能發揮其存在的功用，最後枯死在樹上，豈不唏噓！

這些日子和身邊友人常談及人生和生活。我會問：「我們向下一代，可以述說一個怎樣的故事？」窮一生用功上學（進修）、努力工作、結婚生子、養妻活兒、相夫教子、置業安居、享受二人世界、打造溫馨的家、退休生活無憂……真的，在這變幻不定的世界，能夠平安度日，對自己有謹守、對家庭有承擔，足以教人欣羨。

我們正處身在世情難猜的當下。曾經彼此關心的不是「你有沒有感染？」而是「你感染了多少次？」；不是問「你有沒有被隔離？」而是問「你總共被隔離了多少天？」多少人，經歷過那突如其來的死別；多少人，現在仍苦忍著地域及心態上的生離。社會的劇變，叫人分了顏色，劃了類別。不管選擇了離開或是堅持留下，同樣要適應「新」的日常。

在這個愈走下坡的世情中，我們該如何有所發揮？追求超脫凡塵的個人修為，不問世情，達致無為的境界，把自己置身世界之外？還是，選擇入世而不屬世，對周遭的患難仍積極關心，同時竭力抗衡而不致被消極、負面所拖垮？或許，我們無力止住戰爭，令世界和平，但至少，我們可以讓周遭的人感到和平友愛；或許，我們身處於無理的壓迫下，但仍可選擇寬待自己及身旁的人；或許，指責紛爭充斥這都市，但我們仍可以讓愛與溫暖注滿自己的家；或許，人心漸漸冷漠，朋友見利忘義，但我們仍可以堅持真誠待人；或許，追求公義已成為他人的笑話，但活得磊落光明，仍然是我們可以堅守的態度。

“If they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then make a change.” [1] 其實在改變自己的過程中，已經是一段精彩的故事。讓自己成為世上的一道清泉，竭力不被污染，堅持散發著怡人的馨香，叫世界多一點清新、多一點色彩，不致成為枯死在樹上的果子。

如果有留意電子遊戲情報的朋友都會知道，遊戲大廠Sony旗下的工作室花了長達八年時間開發，耗資超過1.5億美元的大作《星鳴特攻》（Concord），銷情慘淡，其實在這款對戰遊戲正式推出前已經劣評如潮，推出短短兩週Sony更關閉遊戲的伺服器，並向玩家全額退款。不少網民將遊戲的失敗歸咎於近年遊戲業界高舉DEI理念引發的「政治正確」之風。[1]

DEI高舉的價值觀

DEI是近年歐美社會高舉的企業文化，即是多元（Diversity）、公平（Equity）、共融（Inclusion）。「多元」是指員工背景和特質要多元化，例如員工之中包括了不同性別、年齡、種族、性傾向、宗教背景的人；「公平」是指應給予每個員工相應的待遇，考量到個體之間的差異性，提供不同的資源，讓所有人可以在相同的高度上一起競爭；「共融」是指無區別地容納所有族群，讓員工能在職場上自在地做自己、表達自己，以及感受到自己的想法受到重視，進而對企業產生歸屬感。[2]

DEI旨在促進不同背景、文化、身份和經驗的人能夠在工作場所或社會中得到公平的對待和包容，出發點是好的，但在今日高舉性別平權和「黑人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的社會文化下，DEI的實踐往往傾側在性別、性別認同和多元種族的「政治正確」方向。

令玩家卻步的遊戲世界

不少企業都設立了推行DEI的專責部門，包括各大遊戲開發商，最初都會先自我審查內容，甚至聘請「顧問公司」修改遊戲中「不夠正確」的內容，以符合多元、公平、共融的理念；但往往「政治正確」得過了火位。就以《星鳴特攻》為例，遊戲角色的外觀和性別設定很明顯都與傳統遊戲有分別，大部份人類角色都是有色人種，而設計者好像刻意將角色的外表設計得「醜陋」一點，也加入肥胖身形和中性造型的角色，在角色設定中更加入「性別認同代名詞」，除了常見的he／him、she／her之外，也有非二元性別者選用的they／them，以及仍未確定性別者選用的undecided，這些設定都想營造出性別的多元和共融氣氛。[3]

或許社會上有一些人會認同遊戲開發商的做法，但從遊戲的銷情可以看出遊戲玩家抱有別的想法。遊戲開發商將DEI凌駕於玩家的遊戲體驗，它們推動的理念根本不是玩家期望得到的東西，硬推DEI理念最終只會令玩家對遊戲望而卻步。而《星鳴特攻》只是眾多被玩家唾棄的遊戲之一。另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刺客教條：暗影者》（Assassin’s Creed Shadows），該遊戲故事的背景是日本戰國時代，但主角卻是一位黑人武士，甚至有消息指主角是性小眾。遊戲在日本以至其他國家都引發了極大爭議，最後遊戲商只好宣佈延遲推出遊戲，暫避風頭。[4]

對DEI的反撲

過去一直由自由派主導的歐美社會，近年開始出現保守勢力大肆反撲的情況，愈來愈多人對企業DEI的政策反感。2023年4月美國百威啤酒聘請了一位跨性別網紅擔任代言人，引發保守派抵制，有報道指其母公司市值暴跌超過50億美元。[5]

早前美國豐田汽車被揭發支持一些推廣青少年接受變性治療的組織，和在青少年夏令營贊助變裝皇后的節目，引起保守派人士的強烈不滿；豐田隨即決定縮減DEI計劃的規模和減少參與LGBTQ活動，以平息爭議。[6] 而其實不少大型企業，如微軟、Google、Meta、Zoom都相繼傳出削減或解散DEI團隊的消息。[7]

另一方面，DEI中的E代表了公平（Equity）並不是平等（Equality），指會按員工的背景提供不同資源和機會，以幫助和保護處於弱勢的群體，如女性和弱勢的族群，在美國的社會處境下，弱勢族群自然就是指非裔和拉丁裔人士。因此，美國的大學一直採取「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在招生中對弱勢群體給予評分優待和特殊名額，藉此保障他們受到公平對待，因此白人和亞裔學生要考取更高的分數才能被大學取錄，造成逆向種族歧視。有報道指，亞裔生的SAT考試成績需要比白人、西班牙裔、非裔生分別高出140、270、450分，才能被哈佛大學取錄。[8] 有人為此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最終在2023年作出重大的裁決，指出憲法禁止大學在招生過程中考慮申請人的種族因素。[9]

另外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曾在競選活動中遭到槍擊，美國特勤局特工以身體掩護特朗普離開，但女性特工的身體根本不足以掩護身材高大的特朗普，事件也引發對美國特勤局DEI政策的批評。現時美國特勤局的女性僱員佔整體人數的24%，局方承諾在2030年會將女性僱員增加到30%，這意味著在招聘過程中，會考慮到應徵者的性別。有組織入禀法院控訴特勤局的做法，認為「專制」的DEI政策，反倒會令女性僱員受到傷害。[10]

盲目追求多元引發不公

非裔和西班牙裔的學生之中，必定有人有能力考入名牌大學，女性當中也必定有人有能力勝任特勤局的工作，但若先考慮申請人的種族和性別，而不是其成績與表現作為取錄因素，無可避免會對其他人造成不公平的情況，其實這是以多元之名作出的歧視行為。盲目追求多元，而放棄對卓越的堅持，對社會並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規定30%球員必須是白人，對黑人球員公平嗎？還會有人看NBA的賽事嗎？

8月20日，一個由中國大陸遊戲公司花了6年時間製作的遊戲大作《黑神話：悟空》面世。遊戲發佈當天便成為了電玩遊戲平台Steam史上第二熱門的遊戲，銷售超過450萬份，並吸引超過210萬玩家同時在線。《悟空》被視為中國第一款真正意義上的3A（一般指高製作費用、高體量、高質量的單機遊戲），相信很多電玩玩家都預料不到中國大陸能夠出產到如此高品質並且揚名海外的遊戲吧。筆者在觀看遊戲直播後，的確感覺到遊戲各方面的設計都是高水準的，如故事的引人入勝，畫面的品質等等。

而事實上，《悟空》的確是深受國內以至海外歡迎，遊戲質素也能與一些遊戲大作並列，同時也是一個說好中國的故事，大大宣傳中國文化的作品。但人紅是非多，太有名氣似乎也引來不少爭議。

《悟空》產自中國，自然會有「中國式」的限制，某開發公司似乎向直播主提供一個話題清單，限制他們直播遊戲時所討論的話題，諸如女性主義宣傳、性別物化、新冠肺炎、政治以及其他引起負面輿論的內容，都是被禁止的，而微博的確禁止了多名被認為討論這款遊戲時違反其準則的用戶。

除了言論上的限制，也有一些人揭發其某些內容涉嫌抄襲。先是被稱為繪畫《西遊記》第一人的畫家李雲中在微博控訴《悟空》遊戲內疑似抄襲其《西遊記人物譜》中的悟空，他認為只是為他創作的悟空穿上裝備而已；藝術家李輝透過微博指出《悟空》中二郎神手臂上的臂鞲是疑似抄襲其作品，在遊戲中只是有少許改動；攝影師楠山禪亦表示遊戲中的佛像、概念圖與其作品極為相似。

有好的遊戲轟動遊戲界是一件好事，但當遊戲要進入海外以及公共領域與空間時，自然會有不少人對遊戲作出討論，而且在作者已死的時代，文本的解釋自然也變得開放，作為創作者也當有氣量讓別人討論，甚至批評，遊戲開發商限制他人討論政治話題，他們所使用的正正就是政治手段。限制言論以及涉嫌抄襲等風波的出現，會否讓人質疑中國製遊戲未必有足夠的預備衝出國際呢？

參考資料

爆款遊戲《黑神話：悟空》的成功與爭議。(BBC 25-8-2024)

《黑神話：悟空》被多人控抄襲！苦主曬對比圖嘆：原創很難嗎？(三立新聞網 24-8-2024)

不少香港人看到「有得揀……」這前半句話，也能立刻配上下半句。曾幾何時，我們真的盼望或相信「有得揀」。而事實上，「選擇」是銀幣的兩面、利劍的兩刃；有人能持之而勇往直前，有人卻懼之而封殺退步；自信者喜歡，無能者害怕。

英國提前大選，其實，有不少人也猜測到現屆首相會提前選舉，卻絕少料到竟提前至7月初。但知情人士，即是現屆政府的要員，在執政民望極低的情況下，在改選之前竟不是同謀選舉對策，而是相繼在宣佈改選前下注博彩。[1] 只顧謀取個人利益、蠅頭小利的官員，大概也能反映現時執政黨的素質及能力。

若你是「老闆」，大概你也能英明地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批「員工」雖然已在「公司」崗位上執勤了十多年，也許對一切運作或架構，已有一定的掌握、熟練。然而，正正是在一切看似駕輕就熟，就變得不思進取，不求爭取表現，但求有日過日，聽不到民聲怨道，只沉醉於吹捧掌聲。

爭取「表現」成了⻆力者的日常或必要的工作。「老闆」在生活中把一切事情看在眼裡，就能把握手上的選票，選擇最佳的「公僕」。這大抵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在倉猝的預選期，候選人均各出其謀爭取或博取「老闆們（選民）」的歡心。每天早上BBC都會追訪候選人，不是某參選人坐在長途的公共客車（coaches）上接受訪問，表現出他是清廉（不坐私家車或火車），並馬不停蹄趕往下一個聚會；就是某參選人及相關人士，在一般的平民咖啡廳內進行早餐例會，避免在辦公室內偌大的會議廳中開會，予人有距離、超然、疏遠之感；又或者是現屆首相在大選前數天，接受電視台訪問，其虛擬背景也是一間普通不過的超級市場。[2]

當然，這等行徑不過是一些吸引人眼目，甚或是故作親民的舉動，來得是有點虛假，這是一般人也能看穿的技倆。但作為被選者，為成功「受聘」，多作一些「門面」工夫來討好「老闆」也不為過。這不僅是民主可貴之處，亦是它「可愛」之處。

盼望我們的城市能有一天變得更「可愛」。

	正生書院已完成了她的使命
	（時代論壇．12-6-2024）
	政府指若正生會保證銀行戶口解凍後資金用於書院運作 警方願意配合
	（無綫新聞 ．12-6-2024）

正生書院事件的發展，最令人痛心的是仍然留校的學生和老師的困境，以及對教會和慈善機構誠信造成的傷害。而身在海外的關鍵人士一直不願意對外界的質疑作任何公開及詳盡的回應，以及用之前的捐款協助學校解決財政困難，更令曾經因為受前校長的言行感動而捐款的各界人士十分氣憤，大家為了支持正生書院而捐出的款項，未經捐款人同意而將款項調往海外；而調撥的過程之中據說曾透過私人戶口轉款，這對於任何免稅慈善團體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甚至是違法的行為，就算最終如數轉往海外另一些慈善團體，誰敢保證在調撥的過程之中，有關人士不會用作私人的周轉？而當中涉及的利息亦可能不少，但真實情況如何，公眾到如今仍是毫不知情。還有就是當正生書院陷入財困，老師多月未能支薪，為甚麼不將已調往海外的資金調回香港應急？作為前僱主、前上司對受影響同事的困境袖手旁觀是毫無道義的行為。若果調撥有甚麼重大的困難，亦應向公眾（特別是捐款人）作出解釋，所有捐款都不是機構負責人的私人財產，一切運用應與機構成立時的章程和捐款人指定的項目相關，並且要符合慈善團體的稅務條例，而個人的領受或良好的動機，並不是違反上述要求的合理原因，除非當事人是以個人的財產去開拓新的事工。

任何人（包括基督徒）若果有一些新的領受，想開設某些新的事工、甚至新的機構，都應該清楚向捐款人說明，並確保按照承諾辦事，不能簡單一句向神交代就可以蒙混過去，這是作為慈善團體負責人和基督徒應有的誠信，沒有誠信，過往一切做過的好事都會被質疑，因為別人無法知道你的內心，而只能以你的言行來評價你。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子錯落盤皆落索，若當事人真的問心無愧，應盡快公開交代事件的詳細情況，並回應外界一直以來的種種質疑，以及向受影響的師生和捐款人道歉。雖然正生會前主席和一些前董事、以及正生書院前校長在整件事情的處理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亦充滿疑點，但同學和老師是無辜的，而正生書院服侍有需要同學的方式亦是十分獨特，暫時看不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學校和方式，應盡快在全新的董事會帶領下，與之前受質疑的行為劃清界線，解凍有關的戶口，令學校可以按照過往的方針，公開及透明地繼續運作，也讓公眾可以仔細觀察，以恢復公眾的信心，一切應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

早前在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在其就職演說當中，強調了「兩岸互不隸屬」，引起內地的不滿。中國大陸官媒央視新聞在該演說結束後，便於微博反擊賴清德的言論，指：「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國家」，後來不少台灣的歌手紛紛轉載央視新聞的帖文，歌手蘇見信也於微博發帖支持統一。而台灣著名樂隊五月天於北京鳥巢開演唱會時，主音阿信在現場表態說：「我們中國人」，五月天表態後，facebook現了一位自稱是五月天忠實粉絲的網民寫了一封「分手信」，表示對五月天感到失望，又提到自己對樂隊的投入程度曾經非常瘋狂。可見歌手表態一事，破碎了一些粉絲的心。

其實，一位歌手之所以會吸引人，除了其唱功之外，其展現出來的氣質、言論、行為、價值觀以及在歌詞表達出來的信念都可能會成為粉絲欣賞他們的元素。歌迷對其支持的歌手、甚或偶像有期望是很自然的，試想像一下，一個歌手就算唱功了得，但到處生事，如吸毒、打架等等，相信也不會有太多人喜歡他，而事實上也有不少歌手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結果大大影響了他們的演藝生涯。五月天向來給予人的印象都是青春、夢想、熱血、革命，這些都是從他們的說話、歌詞中看得見的，不少粉絲也會對他們產生一定的期望。若然他們說一些話或做一些事與其一貫形象相違背，這些粉絲自然會感到失望。至於他們為何說這樣的話，表這樣的態，大家未必能知道確實的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是政治或利益輸送問題，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近年一些歌迷、網民、甚至政黨人士和官員，很喜歡逼人表態，其實，作為歌手、藝人，有時對政治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亦不擅長面對波譎雲詭的政治世界，而且不少問題有時亦不一定是非黑即白，豈能在台上三言兩語便可以說得清楚。在當前欠缺包容、立場尖銳地對立的政治生態，對許多不擅長政治論述的藝人來說，其實是一個令人太沉重的挑戰，一不小心、粉身碎骨，何必逼他們作政治表態呢？將政治強加於文化、藝術、電影、體育和宗教等等的領域，其實並非好事，請不要將舞台變成批鬥場，在不包容的政治氛圍之中，有時毋須表態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大家喜歡一個藝人，不代表一定要認同他／她對每一件事的看法。正如大家不會喜歡聽一些政客和官員在大家面前搶著拿咪獻唱（其實是獻醜）一樣。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耶穌經常被人批評的是祂喜歡接觸一些主流社會認為身份低下、被人看不起、被人討厭的罪人、甚至人人避之則吉的病人，並且與他們一起吃喝聚會，當大家想起這些故事的時候，自然會想到稅吏、妓女和痲瘋病人等等。不過，若果大家想深一層，耶穌想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義、將自己看得比某類人高一等，以及將一些人拒於上帝恩典的大門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決定誰人可以得救、誰人可以親近上帝、誰可回應上帝的呼召跟隨耶穌。

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雖然激發起不少人對民主自由和公義的渴求，但同樣造就了一些偏激的思想，為了追求美好的目標而採取或容忍一些本來大家不接受的激烈手段，並將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認為對方不仁所以我方可以不義。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此而來的社會撕裂，不少人由於在社會運動中曾經有過被對手以不同手法（不論是現實或網上）欺凌，心中積壓了無法宣洩的憤怒、甚至有創傷後遺症，已經將與自己不同政見的人完全對立起來，並且腦中不斷浮起一些令自己憤怒的畫面，再加上政府這幾年採取不少強硬和專權的手法，更令不少人感到政府得勢不饒人，根本無意修補撕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要化解雙方的怨恨愈來愈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亦無法倖免，深受這種因政見不同帶來撕裂的社會氛圍影響。

當政見凌駕信仰，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竟然以為自己有權否定一些與我們政見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甚至認為有些人不配獲得救恩。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對中央、香港的施政和文化不滿，以至對內地同胞也有很大的抗拒，對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熱誠亦有所下降，令人惋惜；即使內地的宗教政策愈來愈緊，傳福音及宗教活動固然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之內，信徒的未成年子女亦不能參與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網上的福音信息亦受到嚴密的監控。在科技愈來愈進步的情況下，教會反而要走回頭路，透過中波、短波作電台廣播。不過，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祂亦很可能同時打開一扇窗，若果我們對同胞的福音工作、對未得之民的差傳工作有負擔，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便有大量的機會。

每年除了約有50,000人由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之外，截至11月，2023年透過各項吸納人才措施抵港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有近15萬，當然，他們還有一些不同的途徑來香港，大家現時在巴士、港鐵和街上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便可見一斑。就算不用返內地，我們要向同胞傳福音毫不困難。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覺得要返內地宣教很困難、也有很多擔憂，但今天機會就在我們面前，希望葉公好龍的故事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教會，就是大家常常將向同胞傳福音掛在嘴邊，但當同胞真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卻避之則吉！

不過，就算大家有負擔，當前的新移民事工和以前亦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來港的專業人士、以及在大學供讀學士、碩士、甚至博士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已愈來愈多，以前的新移民以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為主，因而教她們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社會、知道有哪些社區支援、以及為她們的子女補習等等的活動可能十分適合，但現在教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一些受過教育和生活條件較好的知識份子對信仰的好奇，這種好奇不單是頭腦知識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和生活經歷上的見證。而且除了接受他人的服侍，其實他們亦會成為服侍其他新來港人士的最佳人選。對不少本來以中產為主的教會來說，要裝備弟兄姊妹作這方面的服侍是比較容易的，問題是弟兄姊妹是否看到這等待收成的莊稼，以及是否願意為了福音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政見和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重新調整傳福音的策略。

我們要以宣教士的心態去面對今時今日的差傳機遇，作為宣教士的當然毋須完全認同當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例如到回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國家宣教，並不代表要認同當地的宗教，甚至有可能會違反當地某些限制傳福音的法律，我們不是要蓄意與當地政府對著幹，但要傳福音就要靈巧像蛇，只是謹記要純良著鴿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是要以愛勝過恨、要以善勝惡。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向我們不熟識、不喜歡、看不起的人傳福音，因為深信耶穌願意與所有被人輕看的人一同坐席，世上亦沒有基督的寶血不能遮蓋的罪人。希望我們不會成為福音書所描述的惡僕，自己被主人免了所有債，卻反過來逼其他欠自己債的人還錢，任何政見都不能凌駕神愛世人的心，作為忠心的管家，我們有責任主動了解身邊的鄰舍有甚麼需要，愈是艱難的歲月，我們愈需要保持單純的心。

無論是只會停留幾年的港漂、或是移民來港的同胞，他們剛到港的頭幾個月，是他們最需要支持、亦最願意接觸新朋友的時候，能夠把握這時機與他們建立關係，是讓他們能夠繼續參與聚會和探索信仰的有效方法，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召命。

電視劇《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年盛夏》）被形容為2023年的「神劇」，網民形容劇中大量「隱喻」令人聯想到疫情前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申出一種論調：今時今日再不能直接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戲劇表達出來，因為太過高危，過不了政治審查，還要用各種方法曲線表達，大家「明就明」，一切「在心中」。

隱喻（metaphor）是一種修辭法，用暗示的方式，將一種事物比喻為另一種事物。或許在此用《那年盛夏》的劇名來解釋一下，有網民說劇名「綻放如花」那個「綻放」就是「爆頭」的意思，而「如花」就是指「爆到七彩」。於是「那年盛夏一班人爆頭死」就變成「綻放如花」。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基本修辭手法「比喻」，當中有本體（爆頭死）、喻體（綻放如花），如果是明喻，則會有喻詞。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技巧，是將抽象的事物用一個具體化的方式說出來，當中亦牽涉到不同的感受。例如《那年盛夏》故事所用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存遊戲加科技殺人的橋段，[1] 這類故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了，生存遊戲本身就是個喻體，觀眾討論的本體，就自然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在工作上或者為求生存而互相較勁。故事發展下去，突如其來各種規則的出現，令當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互動，表面合作的關係，但內裡卻是各懷鬼胎，甚至有更多人原來有另外的角色，被迫執行自己未必想執行的任務。整個故事就像一個隱喻了。

很多人說，自己很能投入故事中某個角色說過的某句對白。《那年盛夏》改編自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所以有人企圖將兩者比較並做對照，試著找出不同社會事件下，創作人如何將故事改編，以加入更多元素，將故事更緊扣現實的社會狀況。[2] 觀眾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一些對白，例如「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令人對應到現實中一些具體情況。可是故事同樣透過隱喻，滲透出各種的情緒，而透過故事的發展、人物角色，這些已經不只在告訴觀眾故事的推進，而是在挑動觀眾的情緒，叫他們去感受這些難以言說，抽象又難以表達的事情來。

故事一方面用這個方式去喚起觀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為觀眾的想法，設了一個框框。因為運用了隱喻手法，當中的特點是將一些創作人想表達的東西突顯出來，換言之，故事引申出來的情緒和想法，都是帶有特定的角度。例如這個故事本身的設定就是殺人遊戲，不跟遊戲規則就有人會死，而這件事是不能逆轉的。[3] 其實故事做了幾個設定，例如整個群體是學校的同學，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老師和同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遊戲的規則和設定其實也是創作人對社會的一種想像。這種框框的設定，做得好有助觀眾思考，做得不好有時會影響觀眾的思考角度。

說白一點就是，故事中掌權的人和學生，必然是對抗關係嗎？同學之間如果合力無視規則又會怎樣呢？故事人物怎樣看規則這一回事？即使有規則又必定有不幸的事會發生，遊戲參與者是不是務必要跟隨規則？所謂的遊戲是不是就必然有輸贏？再退後一步問，「勝／敗」其實是否也只是一個隱喻？這些框架，觀眾很自然地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回心一想，這些也只是隱喻之下的一部份，或者只是故事的框架而已。

更有趣的是，在網絡世界中，大家往往將創作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部份，自己「腦補」下去，繼續延伸想像，於是在觀賞《那年盛夏》時，一些純粹推進故事的劇情，也可以被觀眾加入想像，成為「隱喻」的部份。當然，這可以被理解為創作人成功透過一個框架的設置令大家投入在劇情之中，如此才會有這麼多的互動，在作品與觀眾互動之下，作品會更加完整，觀眾的推演往往並不是在創作人預計之內，但有了這些推演，就更能令作品流傳下去。[4]

同時，正因為有不同「觀眾」，大家才會有不同的解讀，並出現了不同的想像和見解。誰都知道「故事內容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實際上當太多人的情緒同時被牽動到一個相同點時，那種共鳴容易令人產生疑心，這也是正常和合理，所以不少人常會擔心類似節目會否遭到非議和投訴。不過正如之前所言，不少所謂的寓意，往往是一種劇集與觀眾互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如果觀眾未有經歷過某些事件，看這個故事就未必會受隱喻影響，產生某些特定的聯想，所以隱喻之所以成立，還是要建基於觀眾本身心存某些感受或者本體，兩者才能「聯結」起來。

如此，誰要攻擊故事隱喻，其實就是因他內心有一根刺。療傷，比還擊，似乎更重要吧。

筆者到台灣不經不覺已經一年，在這一年生活中，不多不少都會與台灣的家人、朋友、教友外出共餐。有趣的是，台灣有不少「小火鍋」或者叫「臭臭鍋」（其實一點都不臭），通常外出食火鍋時，一群人都會各自各地點自己的一人小火鍋，然後餐桌上也會有一個小爐頭給小火鍋加熱之用。一群人就會在各自各的小火鍋前吃喝聊天。火鍋的餸菜雖然要收費，但餐廳同時會附送無限量供應的免費白飯、汽水和冰淇淋，真的可以説是「抵到爛」（十分便宜的意思）！然而，到最後付賬單那時，通常台灣人都會樂於請客，由最年長或收入較高者付款請其他人吃火鍋，台灣人也樂於在這樣的情況下吃飯聊天，建立共餐的請客文化。

有別於台灣，對中西文化合璧的香港來說，一群朋友吃火鍋通常都不會是一人一鍋，而是共聚一爐，就是用一個大湯鍋共同打邊爐（吃火鍋的意思）。然後你一塊肥牛、我放一隻蝦、他放一扎金菇等等到大鍋中，三五成群地吃同一鍋餸聊天，建立關係，並且所有的飲品、雪糕或粥粉麵飯，大部份是要另外落單或者要收額外費用，不是免費享用。當然也有一些自助餐形式火鍋，一個價錢吃到飽，食物飲品可以任意享用。至於付賬方面，香港通常都是AA制，計得很清楚，目的是不想不公平對待付款的人，令其受虧損。這種AA制的文化，在西方很平常。可是，在台灣人來說就覺得香港人斤斤計較，甚至乎有種不願意「蝕底」（受虧損）的感受。筆者有時會覺得計清楚是一種公平的做法，反而不會濫於「搵對方著數」（用各種方法找到好處、或佔對方便宜）。

這令筆者思想到我們的救恩，可以怎樣算？我們的救恩是白白的得來，是上帝的恩典的臨到。在社會上或很多人都會覺得基督信仰只是一個廉價的福音，不需要付代價，因為因信稱義。也有人會覺得信耶穌、返教會只是心靈的寄託，只是有人想返教會搵著數（台灣教會是每次崇拜完都會有愛宴）。信耶穌有飯吃，又可以有心靈寄託、又可以一帆風順，真好！其實我們的信仰不是免費廉價的福音，而是重價得來的福音。因為我們是主耶穌用重價贖回我們的生命，走天路，追求成聖的過程中，我們是需要付代價持守信仰的，這些代價包括：讀經、祈禱、見證、崇拜和相交等。屬靈生命的成長是需要付代價的，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重價的恩典，人在回應及實踐過程中，輕視了主耶穌，高舉了個人的權利與私慾，因而將恩典變得廉價化。耶穌沒有與我們計算這些我們不願付代價的數，如果要計，我們是永世都計不清，我們是白白承受主恩的一群人，求主保守我們常存感恩的心在世度日。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自從2019年，社會對用激進手段進行的抗爭，看法兩極。贊成的一方，認為抗爭者本來想用傳統寫信、簽名等方式表達意見，但完全沒有反應，所以才用較激烈的抗爭，而且只有激烈抗爭，社會才會感受到切膚之痛和需要，這樣才會帶來改變。但反對的一方認為，社會抗爭太激烈，影響民生的話，既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甚至倒過來會招人反感。

近月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的抗爭活動，整個暑假在英國不同的高速公路堵路，在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外牆噴上漆油，甚至到博物館將罐頭湯潑在名畫上。當地警察單在今年10月就動員過萬警員去處理這團體的大大小小行動。由9月底的至整個10月，當地警方共作出677次拘捕行動，111人被告。

與真正的暴力抗爭不同，Just Stop Oil的做法並不真正破壞任何物件，例如他們倒罐頭湯的行動中，他們宣稱只會倒湯在有保護的名畫上，所以最後該畫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之後再加一句：「難道你重視名畫的安全，多過地球嗎？」[1]

環保團體做類似的行動，動機明顯，亦看出整個計劃在行動前有思前想後，他們說堵路只是為了給予大家機會去思考甚麼才是當前最重的議題云云。看上去理性，透過行動希望喚醒更多人回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曾經做過環保團體的發言人，但不喜歡這種抗爭手法的哲學系教授Rupert Read坦言，這種做法雖然能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後真的能成功動員的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二。[2]

他認為透過這類激動抗爭，並不能帶來廣泛共識，只會令社會走向兩極，而且會持續失去支持者。實際上Just Stop Oil 的發言人也表示收到不少人的投訴信，要求他們就這些抗爭行為帶來的影響道歉，但他說機構不會這樣做，他說：「巿民絕對有權對我們的行為表達憤怒，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憤怒？我們今日已經沒有時間再談如何提升大家的意識，我們需要行動。」[3]

公民社會或者壓力團體可能只從政策能否被有效倡議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但如果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很多人自然會問：堵路犯法嗎？淋湯到名畫上犯法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可能大家今日會想到用國安法處理相關問題，但在英國，他們本身就有法例處理公路的破壞行動，也有法例處理破壞名畫的行為。這些行為違法，參與抗爭的人也知道，也有準備會上法庭。當然，他們一樣會用盡法庭給予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去爭取和抗辯，所以一樣會籌錢打官司。

同時，社會亦質疑現時的法例會否令警察難以執法？英國本身強調人權自由，集會、示威、言論自由均受到社會重視和保障，但激進示威者透過破壞社會秩序，企圖喚起巿民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這方法合法嗎？根據BBC的報道，理論上堵路、破壞物件本身就犯法，某些行為例如拉人鏈入馬路，就未有法例明確禁止，即使警察有法可依，但該法例未有針對示威者這類行為，也沒有特別的指引，因此警察執法確有難度。[4]

為此，英國政府正審議公共秩序草案（Public Order Bill），規管有關的行為，例如堵路、人鏈、干擾公共設施的使用等，又加強警察截停搜查的權力，有關法例當然被一些支持透過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機構所反對，[5] 認為這些做法侵犯巿民的基本人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要求取消有關的立法，但當社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高速公路，甚至電力可以被干擾時，有沒有法例可以快速令社會回復正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討論點。

從社會抗爭的角度來說，激進抗爭這種做法和武俠小說裡的七傷拳一樣，雖然可以達到行動者想要的效果，但同時會令自己受傷。健康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應該聆聽巿民和壓力團體的想法，透過社會一起參與討論協商，謀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破壞來企圖令對方就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當中部份方法的確有爭議，這些方法應該要在必要情況下，並獲得社會較大共識才可以使用。同時，英國政府理應反思，透過增加警權去「管制」社會抗爭者，實際上未有解決他們本來所提出的議題，正如Rupert Read所言，這些做法只會令社會更加兩極化，而不會有機會成功回到會議桌，尋求解決的方法。

死心塌地追隨魅力領袖

很多政治評論家都指出：整體來說，世界上民主正在退潮，如今民粹主義在多個國家興起，很多人都傾向於支持偏激的魅力領袖。甚麼是魅力呢？這很難解說。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將領袖的權威基礎分為三類：傳統、法理、魅力。韋伯將魅力型領導的屬性描述為：「人們服從魅力型領導者不是憑藉傳統或法規，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對於韋伯的說法，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不錯，魅力領袖的特徵之一，就是無論他做錯甚麼，其追隨者仍然會死心塌地為他護航，支持者絕對相信他！關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負面消息不絕於耳，例如他可能有份煽動去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他和自己的家族誇大資產總值，他離任之後將機密文件運到海湖山莊。儘管機密文件事件已經是證據確鑿，然而這一切卻完全無損其支持者對他的忠誠。面對非法拿走機密文件的指控，共和黨眾議員鮑勃．古德（Bob Good）的首選解決方案就是「解密所有文件」。

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如果特朗普因處理機密文件不當而被起訴，那麼美國將會發生街頭騷亂。不久之後，密蘇里州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今年9月，特朗普在接受電台脫口秀主持人休斯．休伊特（Hugh Hewitt）採訪時說，如果他被指控或逮捕，他的支持者將不會接受這個結果，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我認為以上所說並不是危言聳聽，特朗普的支持者大有可能會重演1月6日國會事件。

切割傳統還是恢復傳統？

現在回頭說韋伯，我不同意他將魅力權威與傳統權威對立。特朗普主義迷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他高舉「令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種美國版的「偉大民族復興夢」正正是訴諸人們對傳統的嚮往，要令美國再次偉大，意思是美國在歷史上曾經偉大。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希伯來文化教授大衛．阿伯巴赫（David Aberbach）曾經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了政治魅力領袖的矛盾性，他說：「那個人（魅力領袖）可能是假貨，但人們的渴望卻是真實的。」人們心底的渴求是甚麼呢？

美國政治學家露絲．威爾納（Ruth Willner）一針見血地指出：魅力領袖就是政治圈子的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人物，他從天神宙斯手上偷取了火，然後傳送給人類，有了火之後，人類文明出現了革命性的大躍進，希臘神話中的神明都是喜怒無常、自私自利的暴君，普羅米修斯令到人類有能力挑戰神明、挑戰暴政！無論處身於任何時代，人們都總會不滿現狀，人們期盼普羅米修斯的出現，人們期待能夠超越自己，參與一項偉大事業，成為「大我」的一部份， 甚至成為推翻強權的英雄。表面上，很多人口頭上表示願意躺平，但只要「盜火者」出現，人們潛藏於心底的渴望就會爆發出來。

政治的普羅米修斯可以提供兩種出路，第一種是跟傳統與現狀完全割斷的徹底革命，例如法國大革命要以人本思想取代天主教信仰，布爾什維克革命要推翻資本主義和東正教權威，但歷史事實證明，這種激進的目標和手段只會帶來大災難，不難想像，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破除傳統、徹底革命的進路已經逐漸失去市場。第二種卻剛剛相反，「盜火者」主張恢復傳統，恢復一個高度美化、理想化的歷史烏托邦。這類領袖的吸引力在於他好像是代表了一個深厚而優良的傳統，若果你攻擊他，就是攻擊整個傳統！

在偷火之後，普羅米修斯受到宙斯嚴厲的懲罰，他被綁在一塊石頭上面，一隻鷹不斷地吃他的肝臟，但不旋腫他的肝臟又再生長出來，跟著那隻鷹再來吃他的肝，這個酷刑周而復始，永不終結。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是為人類這個弱勢社群犧牲的悲劇英雄。政治上的普羅米修斯戴上了這種光環之後，任何對他的指控都被看成是他為民請命而受到政治迫害。

甘迺迪與列根高舉捍衛自由的美國傳統

話又要說回來，其實魅力領袖並不一定是完全負面，除了特朗普，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亦曾經出現了好幾位魅力四射的總統，例如約翰．甘迺迪和朗奴．列根，前者是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後者是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有趣的是，兩位總統的魅力基礎之一都是主張振興或者恢復美國傳統。

約翰甘迺迪熱衷支持對黑人平權，他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抗衡，令世界平安地渡過了古巴飛彈危機，1963年他在德克薩斯州遇弑身亡，舉國為他哀悼。他的1961就職演說留下了許多傳頌千古的名言：「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負起任何重擔，承受任何困難，支持所有朋友，反對所有敵人，以確保自由可以存在和成功。……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甚麼。問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甚麼。」在這篇演說中，甘迺迪向聽眾申述了美國文化遺產中最崇高的理念：為自由而犧牲。在冷戰期間，美國人生活在核子大戰的陰影下，前景並不明朗，甘迺迪的演說恍如一支定海神針。

朗奴．列根在198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我相信，我們，今天的美國人，已經準備好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人，準備做必須做的事情，來確保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和我們孩子的孩子能夠得到幸福和自由。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新自己時，在其他人眼中，我們在全世界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對於那些現在還沒有獲得自由的人，我們將再次成為自由的典範和希望的燈塔。……對於那些分享我們自由理念的鄰國和盟友，我們將加強彼此之間的歷史聯繫，並向他們保證我們的支持和堅定的承諾。……至於自由的敵人，那些潛在的對手，我要提醒他們，和平是美國人民的最高願望。我們會為之談判，為之犧牲；但無論是現在還是長遠來說，我們都不會投降。」在列根總統上任之前，蘇聯大肆擴張，美國處於守勢。在演說中列根高舉美國決心捍衛自由的傳統價值。

結語

上面提及的阿伯巴赫指出，雖然魅力領袖可能是騙子，但人們心底的渴望卻是真實的。 我會說：無論魅力領袖是真貨還是假貨，人們強烈的渴望情緒令自己難以分辨真偽。

2022年8月23日抵達英國。想不到不足一個月內，竟然近距離經驗到英國新首相上任、女皇駕崩、新皇登基這些歷史時刻。其中，女皇離世所引起的關注及報道，更是全國（或世界）的焦點。

筆者得知女皇逝世，隔天下午到白金漢宮走了一趟。當日仍未有甚麼公開悼念活動，已有不少人民自發地聚集、獻花、悼念……之後，正如新聞的報道，有香港市民願意輪候三、四小時，到領事館表達心意；在倫敦，人民更能夠花上十三、四個小時，有的甚至要冒雨、露宿，排隊輪候到女皇靈柩前，作最後的致哀。

一個領袖的離去，能叫舉國哀慟，而不是讓全城「開香檳」慶祝，是因為她過去70年沒有任何的過錯？還是她有極佳的政績？或是她與人民有著極佳的關係？

英國媒體似乎就女皇逝世已作好準備。其相關的回顧、記錄片、採訪早就預備妥當，報道亦頗一致。重點並不在於追捧女皇過去的豐功偉績，更沒有談論她的成敗得失，主軸是傾向展現出女皇親民、慈祥的形象。從不少民眾的訪問中，均形容這在位70年的女皇像「祖母」般的親切。傳媒一般離不開在四個範疇來闡述女皇的過去。

一、微笑

不管是一般民眾的採訪，或是某些與女皇有較多接觸的人的專訪，他們總會提及女皇的微笑，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笑容——所代表的不僅是親切，更是一種善意的表達，願意走近他人，亦容讓及接納別人走近。一個笑容，就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領袖一方面要高瞻遠矚，更要體察民情。走近及走進群眾，才能明白人民真正的需要。

二、愛動物

女皇所飼養的小狗，成為討論她愛動物的起始點。隨後，人們回顧她自小是如何開始關愛動物；女皇曾親自為每一匹她所擁有的馬兒命名；她如何支持動物園的落成。能愛護、珍重動物，或許是一種愛心的表達，更是反映出一個人對生命的尊重。就如烏克蘭士兵在戰場上，把走失的寵物尋回，並帶牠回主人身邊一般。其中所帶出的訊息，絕不僅是愛護動物那麼簡單。

三、家人關係

在回顧特輯中，總離不開追述女皇的成長歷程，她與家人、親屬的關係，當中所強調的是其良好的品格及教養，是承傳自穩定及和諧的家庭。她自身所建立的家庭，與丈夫及孩子的相處，建構出另一幅教人欣羨的圖畫。一國之君的形象，不僅是日理萬機，同時與平凡人一般，需要處理及平衡家事日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中國哲理，似乎亦能在英女皇身上看得出來。

四、信仰

所問的並不是女皇有沒有信仰（基督教），而是論及其信仰能否成為她理事、決策的指標。「愛」、「公義」、「憐憫」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被上帝所管治的人，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當權在位者，理應要順從及降服於祂的法則。在追悼女皇的同時，亦是時候審視國家的領導，是否仍秉持創造主的最高標準來治理國家。新任的首相及剛登基的新皇，同樣會被人追問其信仰狀況。似乎一個領袖，單憑個人的能力或治國理念、經驗，卻缺乏更高的準則作其規範及導引，是不足以讓人民感到穩妥、安全。

世情萬變，女皇面帶笑容地接納新首相上任的握手畫面，尚未予人深刻印象之際，她突然逝世卻瞬間成為眾人的關注所在。領袖的興亡，實在是轉眼之間。要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還看他／她是否備受「愛與公義」所管束，能否以「憐憫」來看待生命，願否以一般平民（家庭）的角度來理解事情，而作出貼近民情的決策。真正的領袖或王者，要走進及走近群眾當中，明白及體諒他們的需要，並樂意與他們同行，學效降世為人的主耶穌。祂的生平肯定比在位70年的女皇精彩得多。若讀者想理解更多，不妨看看新約聖經的四福音。

「在神的國度裡，有權柄和能力，不憑血氣，不憑勢力，單單倚靠主聖靈。」
（詩歌《願祢國度降臨》的歌詞）

對使徒來說，脫離羅馬政府迫害是何等重要的事，他們非常關心復國一事，耶穌不是不關心政治，祂知道父神已定了時間或日期，只是認為使徒不必知道（徒一6-7），他們在當刻，最重要的是遵守祂的吩咐：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幾天後他們將受聖靈的洗（徒一5）。甚麼是聖靈的洗？幾天，即是多少天？使徒一聽到耶路撒冷，比他們聽到受聖靈的洗更感興趣，追問復國的時間表（徒一6）。使徒錯失焦點，耶穌回歸正題：「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徒一8《新譯本》）

「道不同不相為謀」，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發起的杯葛行動，層出不窮，對於參與杯葛的人來說，極其量會帶來不方便，但若把政治看得大於神在人身上顯明的旨意，所招致的損失卻不可同日而語。假如使徒只管政治，漠視耶穌的吩咐及聖靈，不去為主作見證，他們又將錯失一段怎麼樣的人生？他們又如何見證著神的救恩傳開呢？

起初，不同民族都相信有超越人類的神祇存在。他們自然地為不同的神祇高歌獻祭，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其中「頌」有某些部份便是關乎神明及祭祀的樂歌；[1] 1929至1937年間出土的烏加列文獻，亦記載了歌頌迦南神祇的相關資料。[2] 古時候，讚頌及向神明獻祭，是正常不過的事情，每個民族都有自己膜拜的家神。到了14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抬頭，不再主張以神為中心，而是強調以人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尊嚴和幸福，除此之外，人民的教育上開始注重邏輯和理性，學習、哲學、歷史及詩詞等學科，這些都有助人民破除宗教中迷信的思想。[3]

人文主義擴闊了人類的思想及眼界，破除迷信是好事，但過度地依賴理性與科學去解釋世上一切發生的事情，這種由人文主義而衍生出來的世俗主義，仔細想一想，其實並非真的理性。[4] 人若真的理性，便會知道理性並非絕對，也並非萬能，還有很多事情其實不是單靠理性便能解決，而是通過其他方式去處理，例如當人不知如何是好之時，心理學家會建議：「拋開理性分析跟邏輯思考」，讓情緒告訴人該如何走下去。[5] 又例如夫妻吵架，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理說不清」的時候，夫妻若想收拾殘局，唱唱情歌可能比「講道理」更具威力。

如果堅信只有理性才是一件放諸四海皆準的量器，這信念某程度上與確信唯物論相似，後者主張只有物質才是真實的，所謂精神、靈魂、意識並不存在，當然，神及其他超自然實體也不存在。[6]

人類在遠古時敬拜神祇，到後來轉移信奉科學及其他學說，似乎擺脫了宗教信仰，殊不知，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人被造，本來便不滿足於眼前所見的事物，人類有「一種根深柢固的渴望，一種強迫性的衝動……了解世界的性質、構成和意義……並辨別其目的和命運。」[7] 因為神「把永恆的意識放在人的心裡」（傳三11《新譯本》），於是乎世間便出現了有趣的現象，即使有人不信奉任何宗教，深信這些皆為迷信或無稽之談，卻仍以恍如「宗教」的情懷去「信奉」不同的學說理論：例如進化論、唯物論、外星人等，甚至到了牢不可破的階段。

有趣之處更見於文藝復興高舉理性與科學，卻還有不少科學家相信神，包括天文學家刻卜勒和科學家牛頓，日後愛因斯坦評論到二人在科學範疇可以獲得偉大的成就，是基於他們的基督信仰。[8] 還有，文藝復興啟發人運用理性及以人為中心的角度去審視宗教，宗教非但沒有被消失，反而發展出更多不同宗教體系或宗教。根據2022年位於麻省的戈登-康威爾神學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收集的數據，生命之路研究公司（Lifeway Research）的《2022年全球基督教現狀報告》（2022 Status of Global Christianity）顯示，「宗教信仰的增長速度快於非宗教信仰」。[9]

人類對於神及信仰的追尋，幾乎沒有停止過，人不單想要探索宇宙及人類起源，對於靈魂之說、死後世界、神秘或靈異之事，都是充滿著好奇心，人對信仰有一份深深的渴求，這份渴求有心理學家稱之為「信仰本能」。[10]

人天生便有一種「信仰本能」，《聖經》提到神把生氣吹進人的鼻孔裡，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創二7《新譯本》），成了有靈的個體（亞十二1下），人類的生命源於神，連於神，人雖然有限，卻渴望了解無限，只是，人惟有找到「使人活的靈」，即耶穌基督（林前十五45《新譯本》），藉著這位生命之主，人們才能到父神那裡去（約十四6），並且領受祂所賜的聖靈（約七37-39），這時人的心靈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及滿足，神學家巴斯卡指出，只有當（人裡面）那個無限的空洞由無限和永恆的對象來填滿，人們才會真正的快樂，這個無限的空洞，只有神自己可以填滿。[11]

雖然凡接受耶穌，就是信耶穌的名的人，耶穌就會賜人權利，成為神的兒女（約一12《新譯本》），但老實說，有些人信主已有一段時間，心靈還是難以得到滿足。耶穌明明說祂來是要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下），但現實中，為何仍有信徒感受不到耶穌所說的豐盛生命？總感受不到生命是完滿的？[12]

人口乾會渴，內裡得不到滿足也會渴。若想經歷真正的滿足，填補內心的空洞，人必須經常到耶穌那裡，問祂拿水喝。耶穌想要給人的水並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活水」（約四10）。「活水」，在原文希臘文中，「水」是名詞，「活」是分詞，可以表達出「水」能夠「產生生命、給予生命」。[13] 這水為何可以產生生命，給予生命，因為這「活水」指到神自己，也指到祂的靈，亦即是聖靈。[14]

活水在《聖經》中可指向神自己：「因為我的子民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了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二13《新譯本》）；「耶和華以色列的盼望啊！離棄你的，都必蒙羞；偏離你的，他們的名字必寫在沙土上，因為他們離棄了耶和華這活水的源頭。」（耶十七13《新譯本》）猶太人明白活水的意思，耶穌也不例外。相信耶穌與撒馬利亞婦女對話時，心裡所想的更可能是以賽亞書的經文：「但現在，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以色列啊！你要聽。那創造你，從母胎裡就塑造了你，又要幫助你的耶和華這樣說：我的僕人雅各啊！我所揀選的耶書崙啊！你不要懼怕。因為我要把水澆灌乾渴之處，把河水澆灌乾旱之地；我必把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把我的福降給你的子孫。」（賽四十四1-3《新譯本》）

耶穌向撒馬利亞婦人說「活水」的地點是雅各井旁（約四6），祂向婦人保證，喝過井裡的水必會再渴，但喝過祂所賜的活水，便永遠不渴（約四13-14），關於雅各、關於水，關於渴這些關鍵字，以賽亞書出現過：雖然這裡只提「水」，而不是「活水」，但顯然經文中的「水」是指到「神的靈」，根據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以賽亞書中的「乾渴」，這名詞亦有口喝之意。[15] 撒馬利亞人只信奉摩西五經，未必認識以賽亞書的經文，但這無阻耶穌想要實踐神在以賽亞書中的應許，神的活水／神的靈／聖靈要澆灌雅各的後裔。

日後耶穌面對其他群眾，重返「渴」、「活水」這些主題：「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到我這裡來喝吧！相信我的人，就像經上所說的，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所指的聖靈，就是相信他的人所將要領受的；那時聖靈還未降臨，因為耶穌還未得榮耀。」（約七37下-39《新譯本》）顯然，聖靈是活水江河，可以讓口渴的人得以止渴。

正如上文提及，神創造人是有靈的活人，人有永恆的意識，人有尋求信仰的本能，人心靈的空洞只有神的靈可以填滿，才能活出豐盛的生命。當人不認識神，又如何藉著耶穌領受聖靈？為要填平心裡的空洞，可能通過「拜」不同的東西，或是其他宗教、或是其他論說、或是瑪門、或是娛樂……

撒馬利亞婦女尊重先祖雅各，被教導在基利心山敬拜父神（約四20），[16] 現實生活中，她並不見得過得豐盛，她不得不頂著大太陽到井旁打水（約四6），有可能，她害怕被人嘲諷侮辱，畢竟，以前她有五個丈夫，現在的男人並不是她的丈夫（約四16-18）。幸好這位婦人遇見耶穌，耶穌恩待她，主動在她面前承認自己是彌賽亞的身份之餘（約四25-26），亦讓她認識到何謂真正的「敬拜父神」，耶穌提到「時候將到，你們敬拜父，不會在這山上，也不會在耶路撒冷……但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真誠敬拜的人要以靈以真理敬拜父，因為父正尋找這樣敬拜他的人。神是靈，敬拜的人必須以靈以真理來敬拜。」（約四21、23-24《新漢語譯本》）。

經文中的「以真理」可以指向耶穌，因為耶穌就是「真理」（約十四6），也可以指向聖靈，因為耶穌稱聖靈為真理的靈（約十六13），不相信耶穌又如何敬拜父呢？[17] 不過，在敬拜父神方面，聖靈亦非常重要，因此經文先說「以靈」以真理敬拜父。可能在希臘原文中，「靈」之前沒有冠詞，因此有些譯本譯作「心靈」（《呂振中》、《和合本》），但即使沒有冠詞，「靈」也可以指到聖靈。首先，「神是靈，必須是在聖靈裡的人才能進到神面前」敬拜祂。[18] 加上上文下理，「靈」可以指到聖靈，前文提到「從肉身生的是肉身，從靈生的是靈」（約三6《新漢語譯本》），這裡「靈」在原文也沒有冠詞，但很明顯「靈生」指的是「聖靈生」。另外，上文提到，耶穌日後提及活水時，明明的指向聖靈（約七37-39）。因此，《新譯本》真接了當把約翰福音四章23至24節譯作：「然而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為父在尋找這樣敬拜他的人。神是靈，敬拜他的必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他。」是切合經文原意的。

相信耶穌真正的目的不是反對神的子民在某個特定地方敬拜神，人們也不能用此經文說服自己不用上教會，耶穌的重點是要道出人想要止渴，需要到祂那裡領受聖靈（約四10，七37），在祂及聖靈裡，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去敬拜神，這樣生命才能湧出活水，感到滿足。如果信徒只是循例每週用口去敬拜神一次，難怪享受不到耶穌所說的豐盛生命。

現代人「敬拜」不同的東西填補內心的空洞：或追求知識、或追逐名利、或求神問卜、或通靈……這些都無法讓人的心靈得到真正的滿足，惟有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神，空虛的心靈才能被神的靈／聖靈填滿（約四23）。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何謂警察社會？警察國家（德文：Polizeistaat，又譯為警察社會），本為一個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用於描述一種政府自稱為維護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但卻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和非常手段，強行操控和改變人民大小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

話說回來，警察（這裡以普通員警police constable作解釋）中的police 一詞，是源於古希臘文，帶有維持秩序，促進社會和平，保障公共安全及保障財產等意義。而constabulary則為英語，代表警察是以紀律部隊，而不是以個人保鑣、江湖俠士、或是無紀律的散兵游勇形式存在。現今社會中，以城市警察部門運作的警隊制度，最早見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即大家時常聽到的「蘇格蘭場」，那裡曾是倫敦警察廳的總部所在），而香港因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順理成章地，也成為全亞洲首個設有現代警察制度的地區。香港警察隊更在60年代被冠以「皇家香港警察」稱呼，直至1997年才被改稱為香港警隊。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無論藉著甚麼形式，社會上總有維持社會正義、保護社會安全的需要，而警察作為使社會能正常運作，能為社會「除暴安良」，的確是社會安全的守護天使。然而，若果天使原有的良善有一天變歪了，權力使人腐化，由維持社會正義變成了唯我獨尊，天使便會折翼變成那惡者，若果社會又缺乏對之制約、制衡的機制，警察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警察社會」這一術語首見於1851年，意指當時在德意志地區和奧地利帝國中，為了維持秩序而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來對抗人民的情況。在歐洲列強帝國，戰爭與革命動盪中，很多國家都以常駐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甚或其政權運作。在這種普遍強化警隊的情況下，「警察國家」一詞就是用來形容因專門加強警察力量，最後卻變成過於猛烈，不受制約，並且常以「僵化和鎮壓性」方式對付市民和反對力量的情況。而警察國家亦常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並存，並常與諸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俱樂部殘暴對付異己，或在羅馬帝國時期，政府鎮壓反對勢力等歷史事件作比對。[1]

或許有人認為，「犯法就是犯法」，警察只為執行法律，只是照章執行，本身並無不妥。這其實是源於對法治的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以為法治只是「知法守法」，這是典型以法而治（rule by law），是一種較為狹義的解釋，以為一切只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即可。可惜的是，世界上很多政府表面上是以法而治，實際上卻將法律用作方便管治的工具，政府可以選擇去遵行法律，但若該法律不利它們，或對它們來說並不合宜，便可以置之不理。[2] 真正廣義的法治，在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尊重個人自由；這除了確立個人行為界限（注意，尊重個人自由的確不等於鼓勵犯法），但更重要是對政府，以及不同的充權機構的限權。這就是以法限權（rule of law），[3] 據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所言：「如果法律本身非常嚴苛，依著法律辦事也不算是rule of law。」[4]

在警察國家中，當權者往往自命為無知人民的監護人，因著保護人民，他們就有義務（權）去糾正人民的錯誤，甚至主動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而即使這些作為明顯地違反了人民的意願，也要強力執行以突顯其正確性，以便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的樣子。[5]  這種以人民福祉為由，實為侵犯個人自由的行為，成為了很多警察國家的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而為能順利執行這些「強力政策」，警察國家通常會配合對人民不同的分化手段，以加強管治效果。例如將人民「分而治之」，減少或禁止人民彼此結連，或交換消息的權利（在中國憲法中也有列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6]  更進一步，無限制對異見人士的拘捕，並將之任意長期羈留，扭曲原有政治選舉和人民表達意見的制度、對人民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審查，對人民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以使其對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造成限制，實行灌輸式教育，鼓勵市民相互舉報，破壞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警察力量不合理地強化（其中可以警察人數佔公務員人數的比例作出量化計算），以至裝備武器化，軍隊化等，都是警察國家成形的具體指標。

簡而言之，在警察國家的威權時代，民眾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政府一切政策措施只有奉行遵循，沒有個人的意見，而警察是掌握權力的機關與人員，藉由推行政令，採取由上而下的高傲態度對待民眾，民眾也懾於警察權威，敢怒不敢言，默然承受。[7]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事實上，在嚴密的警察社會之下，也和軍法管治不遠了。軍法管治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這時，一般的司法及行政權會部份或全部由軍隊或軍警力量接管。在這些年間，有些國家一早已將對付疫情提升到「打贏人民戰爭」的高度，一切軍管措施，由限制人民出國及出行，日常生活禁閉，皆以抗疫之名實行。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雙管齊下。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