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升西降」？ 甚麼是「東」？甚麼是「西」？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英國的處事效率慢，是移居到此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慢」或許是英國文化的一部份。當然，感覺或體會到「慢」，或許是香港人獨有的，若德國人移居英國，他們大概不會有相同的感覺，反而可能覺得這裡的效率頗高，快與慢、遲延或效率從來也是相對的。

有天與小女兒到英國一間老牌、以價廉見稱的連鎖酒吧餐廳[1] 午膳。不少本地人喜歡光顧，點一杯啤酒就能閒坐半天。當然，香港人亦喜愛其中只需一鎊半，就有無限供應的咖啡、熱茶、朱古力。

中午時間是最繁忙的時段，看見相距四枱桌子的距離，有一老婦及少女站著一段時間，有一名男侍應一直在旁伺候，隨後，見到少女撥電話，心想莫非是投訴食物衛生或不滿招待不周？從遠遠的觀察，他們並沒任何爭論、衝擊，這畫面維持了差不多二十分鐘，過程中，看到另一女侍應，拿一杯飲料給那枱食客，然後拍拍少女的肩膀，似乎是給予她一些安慰（或是平息她的不滿）？在這段時間，不單是那枱食客沒有大聲說話，男侍應一直半步不離站著並且黙不作聲。更出奇的是，坐在鄰桌的客人，也沒有任何異樣，如常談天吃喝，似乎就只有遠遠坐著的我，好奇發生了甚麼事。

那桌子鄰近洗手間，不是我故意「八卦」，而是非去不可，走近，才看到有另一老者以「復原臥式」（Recovery position）躺在地上（食肆地板有鋪蓋地毯，躺著應該也舒適）。老者明顯仍是清醒，能與他人對話，事情可以這樣理解：男侍應站著為要伺候，作隨時幫助；少女剛才是致電召喚救護車；女侍應給予飲料作安撫也是合理不過。鄰桌客人沒有過大的反應，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尊重，更是令周遭氣氛顯得平靜如常，這亦是對他者另類的安慰。

不以為意，與女兒繼續午膳。大概又過了十多分鐘，女侍應拿著白色枱布走近。細看下，原來一位穿上制服的醫護人已到場，兩名侍應及家屬，共四人，應該是按醫護的要求，手拿白布圍著病患者，造成一道人造屏障，可能是方便醫護作一些即時處理。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四人仍是手持白布圍站著。「為何這麼久仍沒有救護車到達？」是我當時的疑問。但立時就回想自己初到英國的一段求醫片段：有天，突然背椎劇痛不能轉動，觸及到右腳麻痛，導致不能坐、行、站。過往也有類似經驗，只是這次延伸到整條右腿，久病成醫，大概也知道是因為椎間盤突出，壓著神經線，影響到右肢。治療是注射放鬆肌肉的藥，讓人回復基本的行動能力，再服用止痛藥及進行物理治療，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回復五六成，之後慢慢等待消炎退腫。誰料，當時致電救護，電話中的醫護問了一連串問題，衡量傷患者的危急程度，大概花了二十多分鐘，然後作出評估：「這情況是會自然康復的，我會開止痛藥，請你到指定藥房拿，但記著，不管如何疼痛，也要保持運動」。結果，我足足臥睡在較硬的地板上整整一個月。參照上次的經驗，我可估計餐廳內的醫護，大概也是在問診及評估。

又過了十多分鐘，終於見到另外的醫護人員推著輪椅進來，慢慢安頓老伯伯坐上，然後不疾不徐地把傷者送離現場。

足足花了近一個半小時！「慢」得也有一點「不可思議」，這情況大概不可能在香港出現。午膳的繁忙時間，要撥調兩名侍應來照顧一枱食客、病患，怎可能？病人及其家屬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最要緊，手指頭割傷、孩子肚痛、「暈車浪」、「扭親腳」……香港召喚救護車，總期望十分鐘內抵達，要等上一個多小時，怎可能？醫護人員及醫生應立時進行急救或開處方，藥到病除，要花上二十多分鐘問診，最後還是沒有「開藥」，怎可能？周遭的「路人甲、乙」見到意外發生，不是拿出手機拍照記錄，就是繞道而行，避而遠之。但這裡的人，竟然不以為意、不為所動、如常無異，怎可能？

文化差異，不能以「快」或「慢」來區分，而是在乎人如何理解及回應日常的事情。仔細了解病患者的狀況再決定是否送院，減省急症室的負荷，是避免濫用，可以保障真正危急的人；不隨意處方，是相當事人的免疫力及復原能力。

餐廳內的傷患者安然離開，少女仍待在餐廳，或許，這裡不像香港，傷患家人可隨救護車到醫院。曲終應該亦人散，只有女侍應還跟少女多談了數分鐘，最後，給她一個擁抱，就是給予憂傷者最大的安慰。文化差異，大抵就是看重「人」及單顧「事」之分。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天地的正氣像悄然退席，歲月也流逝得那麼理所當然。新舊歲交替之間，天災有中日印尼地震，人禍有俄烏、以哈戰爭持續，中東糾紛加入了黎巴嫩、伊朗及也門，亞洲又有台海、南北韓及中菲。而在新年伊始又知道了在香港一位我敬愛的老姊妹病逝，這樣的氛圍，用「新年快樂」來祝賀，心情有點矛盾。

但上帝給我安慰叫我得力。平安夜下午崇拜講完道後經過五個小時火車在深夜到達巴黎，第二天發現忘記帶每天必須吃的藥，但我要15天後才返回家，嘗試聯絡相熟的醫生處方，但她外遊了所以不能立即處理，而她開的舊藥方亦已過期，她便叫我快點找其他醫生。當天是聖誕節，不知哪裡找醫生幫助，而大部份藥房都放假了。我惟有在網上找藥房，用已過期及已曾使用的電子藥方去取藥，結果連醫生都認為解決不了的難題，藥房竟然幫我取得藥物。何等感恩！

這次到巴黎參加的聖誕福音營中，營舍是一個巴黎教會買下的城堡。看到一些營友在生命的徬徨中找到生命的勇氣、動力、使命及喜樂，縱然城堡的設備對營友來說有如身在曠野般不便，但營友間的互動友愛和參與的活動，仍然產生很多啟發的效果。逗留在巴黎的兩週，與新知舊雨的交流，也豐富了人生路。另外，參觀了一個按牧典禮，受按者是一位中年弟兄，並受差遣在巴黎的華人神學院中服侍，為上主的教會多了新力軍而興奮。按立牧師的教會，以巴黎教會規模而言，只算是中小型教會，本身已經有一位女牧師，現找到一位已接受神學造就並在神學院任職行政的弟兄，教會欣賞他的行政、講道和教導能力，在他義務兼任一年牧養工作後，就決定按立他成為牧師，並同時舉行差遣禮差他做本地宣教士，既在現職的神學院工作，也在教會兼任牧職。而這教會不單做本地宣教，也準備差派一姊妹到中東向當地人宣教。看到巴黎有如此國度視野的教會，真叫我異常興奮感恩。

請為圖盧茲的事工發展禱告，讓我們順利成立一間有宣教意識、能見證主、沒有詭詐的教會。在1月14日的主日，我們有一位姊妹受洗，她思考了很久才作此決定，為她的信心成長並願意洗禮而感恩。也求主帶領我們，讓申請簽證難題得解決，最起碼可順利逗留至今年。

2023年12月2日，筆者應邀在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會的一次活動中發表一場關於數據科學的演講，我向組織建議，除我之外，大會還應該邀請另一位講者討論另一個題目，這樣內容就可以更為多樣化。起初主辦單位邀請了加州大學一位女教授，但她拒絕了邀約，跟著該組織轉而邀請另一位在同一題目上也是專家的男教授，幸好他欣然接受。可是，在活動舉行前幾天，突然有另一位女教授聯繫大會，質疑為甚麼演講者全都是男性，而沒有女性，她表示關注該組織是否奉行多元化政策。

於是乎委員會商討如何回應這項挑戰，委員會告訴她，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會有許多女性委員，而且，一開始我們確實邀請了一位女教授做講員，但她婉拒了。我還回覆說，雖然我是男性，但我是亞裔美國人，不是白人，由此可見，該組織確實尊重多元化。

坦白説，我對這種政治正確性已經很不耐煩，往往這種多元化變成了對人吹毛求疵，對自己則諸多藉口。最近不少美國大學因著以巴戰爭而爆發了一連串反猶太言論和行動，包括叫囂「殺光猶太人」，但大學當局並無採取任何行動。2023年12月5日，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在美國眾議院委員會作證，議員要求她們解釋為何無所作為，她們只是支吾以對。隨後賓州大學校長馬吉爾（ Liz Magill ） 在強大壓力下辭職。這篇文章的重點不是關於以巴衝突，我只是想帶出一點：這三所名校的校長都是女性，但為甚麼沒有人質疑當中的性別是清一色呢？

聖誕假期期間，我和妻子去遊輪度假，我們不經意地討論起聖誕老人會否有一天被指控缺乏多元化。郵輪公司安排了工作人員扮演聖誕老人，去陪伴乘客拍照。正如你所料，那位聖誕老人的外表非常典型：一個老胖子。

我跟太太開玩笑地說：「這真是一份優差！他只需要坐下來跟人拍照，我可以應徴做聖誕老人。」太太冷冷地回應：「你的身形不夠健碩。」我賭氣地回答：「他們不尊重多樣性，為甚麼聖誕老人一定是個胖子？ 這是體形歧視！他們應該聘請至少三種尺碼的聖誕老人：大、中、小。」

説實話，聖誕老人的形象沒有必要是身形龐大的，聖誕老人源於古羅馬、英國、美國的傳統以及其他民間傳說。主後第四世紀，聖尼古拉斯出任羅馬帝國利西亞地區（今土耳其境內）的希臘主教，聖尼古拉斯以對窮人慷慨解囊而聞名，據說曾經有一個父親要強逼自己三個女兒去賣淫，連續三個晚上聖尼古拉斯從這家人的窗戶扔入一袋金幣，從而解救了三名女孩，人們相信種雪中送炭的聖尼古拉斯就是聖誕老人的原型。然而，根據歷代描繪聖尼古拉斯的畫像，他是一個瘦子，他的模樣和現代的聖誕老人大相逕庭。

聖誕老人的另一個來源可以追溯到英國的「聖誕爸爸」（Father Christmas），本來聖誕爸爸的外表並沒有定形，1843年約翰．里奇（John Leech）為查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繪製了一幅聖誕爸爸的插圖，在插圖中，聖誕爸爸也是一個瘦弱的人，他穿著的毛皮外套是綠色的，而不是今天聖誕老人的紅色大衣。

隨著歲月的流逝，聖誕老人逐漸變成了一個穿紅袍的胖子，最早奠定聖誕老人現代形象的藝術家是德裔美國漫畫家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1863 年在《哈潑周刊》（Harper Weekly）中，納斯特將聖誕老人描繪成一個穿著美國國旗的胖子。

綜合以上的歷史，聖誕老人本來不是肥人，聖誕老人的現代形象是文化壟斷的結果。基於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原則，我絕對有資格扮演聖誕老人！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出得嚟行，遲早要還：東京大轟炸
在美國感恩節期間，筆者和太太前往日本東京一遊。在這短短幾天我們收穫頗豐，不過，這並不是一篇正式的遊記，我只是想跟讀者分享兩件觸發起我感慨的小事。

東京鐵塔是這國際大都會的地標之一，它於1958年落成，這座塔是發射電波的訊號塔，除了實用價值之外，它亦象徵了日本人在戰後重建國家的決心和活力，東京鐵塔的設計參考了巴黎艾菲爾鐵塔，當時高達324米的艾菲爾鐵塔是全世界最高的獨立式建築物，但東京鐵塔的高度是333米，這是日本人爭強好勝的表現。

東京鐵塔展覽廳的一齣短片，也強調了日本人打不死的精神，這短片講述了東京先後經歷了三次毀滅性的大災難，但之後東京不單只能夠奇蹟地復原，而且比先前更上一層樓。這三場大災難是：1657年的明曆大火、 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1945年的東京大空襲。

在描述東京大轟炸的時候，影片中展示了一名小女孩無助地望著天空，伴隨著圖像的音響是隆隆的爆炸聲，旁白和字幕是：「1945年3月無差別的狂轟濫炸，令東京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中，整個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 的而且確，1945年3月美國陸軍航空組對東京的大轟炸，導致了超過十萬人死亡，以及一百萬人流離失所。然而，美國並不是無緣無故地轟炸東京，這段影片完全沒有提及之前發生的事：1931年瀋陽事變、1937年盧溝橋事變、 南京大屠殺、1941年珍珠港事變……

這令我聯想起1999年美國廣播公司 （ABC ）時事節目「夜線」（Nightline ）的一次採訪，當時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利亞人進行民族大清洗，克林頓總統下令空軍轟炸塞爾維亞。「夜線」的主持人特德‧科佩爾（Ted Koppel）和幾名塞爾維亞人對話，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 如你所料，他們憤怒地指控美國的侵略行為，科佩爾提醒他們之前塞爾維亞做過甚麼，但他們卻好像患了失憶症一般，仍然重複批評美國的轟炸行動，仍然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其實，當你對人發動攻擊之際，你怎可能沒有想過自己會受到反擊呢？ 套用香港的俗語：「出得嚟行，遲早要還。」

日本的嚴謹移民政策與治安良好
除了東京鐵塔，富士山也是不可錯過的名勝，上一次我們遊富士山是在冬天，這一次我們聘請了一位導遊，讓他帶領我們作了一次紅葉之旅。這位導遊並不是地道的日本人，而是旅居日本的巴基斯坦人。

這位導遊十分稱職，在十三個小時的行程中，他帶我們參觀了六個景點，而且他十分健談，跟我們分享了自己的移民故事，他說巴基斯坦政府十分腐敗，政治又不穩定，所以決定離開祖國，並且決定不會回去。

他批評日本的移民政策很不公平，一方面，日本政府口頭上歡迎難民，但五年之後難民必須要離開，他的一些巴基斯坦朋友便無法留在日本。在日本想要申請永久居留權，或者想要入籍，真的是難於登天，他說有兩個 比較可行的途徑，其中一個方法是跟日本人結婚，另一個是投資。他在日本的生活極之艱難，每天工作十八、九個小時，每天只能睡三個小時。 他一面開車，一面喝紅牛，太太和我都十分擔心，我幾乎想對他說：「由我來開車吧！你只需要做導航。」

太太和我都感受到他對日本政府的怨憤，不過，他說自己仍然想留在日本，因為日本的 罪案率極之低，他說即使自己的女兒半夜三更在街上流連，他也不會擔心。他所說的是事實，日本是兇殺率最低的國家之一，2020 年每 10 萬人中只有 0.2 宗兇殺案，而美國則有 5.3 宗。日本的搶劫案比率是每 10 萬人 1.2 宗，與法國（43.8 宗）、德國（43.2 宗）、美國（81.4 宗）相比，這個數字真是微乎其微。我曾經聽過這個笑話：日本警察最大的挑戰並不是訓練不足、裝備不足， 而是罪案不足！

一方面，我很同情那位巴基斯坦導遊的遭遇，但另一方面，我卻不認同他對日本移民政策的批評。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有權決定怎樣去接受外來人士。不錯，日本人有強烈的排外心態，甚至有民族優越感，故此他們致力於保存大和民族的純粹性，但近來日本政府計劃放寬工作簽證，以吸引更多外國人才。目前，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數量達到創紀錄的299萬人，比前一年增加10.7%。

以下所說非常政治不正確，但我仍然會說出來。那位巴基斯坦朋友喜歡罪案率極低的日本社會，而日本治安良好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具有極強的自律性和公民意識，可是，如果日本好像歐洲國家一般收容大量移民，那麼文化傳統和社會秩序便可能受到顛覆。2018 年，德國的性犯罪案件比 2014 年上升了 36%，近五分之二的疑犯是移民。2017 年，在奧地利發生的強姦和性騷擾案件中，有 11% 的疑犯是尋求庇護的難民，儘管難民僅佔總人口不到 1%。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反移民，我本身就是美籍華人。我的意思是：若果日本政府沒有在移民政策上小心謹慎，便可能會陷入今天歐美國家的困局。

說到底，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是否需要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上絕對的道德義務呢？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都想移居到發達國家，但發達國家沒有可能吸收那麼多人。那位導遊說自己不願意返回政治腐敗的巴基斯坦，那麼，那些移民出口國有沒有反省過，是誰令自己的國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呢？

這兩件小事好像沒有關連，但其實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人都是傾向責人以嚴，律己以寬。

生命如季節交替如常，縱使有萬般回憶，也隨著時光或人去而流逝。轉眼間已到立冬，一年將盡，感覺是輕鬆，還是虛空？

自己的感覺，是騙不了自我。這一年穿梭於法國、荷蘭和香港，面對自己及弟兄姊妹經歷生死病康，生活如五味架。而世界也經歷從未有過的紛亂。人類對正邪分辨的困擾和分化，也似乎未有過那麼大的分歧。最悲哀的莫過於分化帶來的創傷及因政治鬥爭仇殺帶來的哀鴻遍野，叫這世界驟變為地獄。

在法國宣教，我學到了與身邊的人互相微笑問安，下車多謝及道別司機，為下一位進門的人推門，隨時給別人幫一下手……在這裡也許少了親情友情，但仍然可以有溫情，上帝在初冬為悲傷的人粉飾了壯麗的世界，也為我和師母帶來她的姐姐妹妹，千里迢迢來到這裡送來暖暖親情，慰藉因弟兄姊妹離世或罹患重病而掛慮的我們，不能親自陪伴他們面對難關，實在令人深深遺憾。主的愛顧使我的重擔未有卸下，心情卻可輕省。

時光匆匆流逝，生命也在靜靜的消耗，冬天提醒了我2023年已到年終，明年初又要確定宣教的路向，完成年多兩年圖盧茲任務後，也是居留簽證期滿時，這裡建立教會的基礎也初步奠定，下一站在哪裡？期待主引領，還請代禱。

一些評論家認為以巴衝突是屬於政治鬥爭，但亦有論者認為宗教問題在雙方角力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筆者傾向後一種說法。

公元2000年7月11至15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邀請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到大衞營進行和平談判，本來當時的氣氛是充滿希望的，但最後談判破裂，三方都不歡而散。到底哪一方要為談判失敗負上最大責任呢？各方都有不同的版本， 這是典型的「羅生門」。根據克林頓的回憶，他三番四次游說阿拉法特讓步，他對阿拉法特說：「達成協議，建立一個國家，然後向前走！」但阿拉法特拒絕了所有方案，堅持要百分之百滿足自己的要求。阿拉法特曾經稱讚克林頓是偉人，克林頓冷然回答說：「 你令我變成了不是偉人！」克林頓的意思是：他原本以為自己可以令以巴和解而名垂千古，但結果功虧一簣。

左派與穆斯林一直認為美國偏袒以色列，克林頓的觀點當然會受到質疑。不過，文獻所顯示的客觀紀錄是可以翻查的，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爭持的地方，但最關鍵的一點是「聖城」耶路撒冷。 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告耶路撒冷是將來巴勒斯坦建國的首都。在公元2000年的談判過程中，阿拉法特曾經告誡他的代表團：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對他來說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故此寸步不能退讓。在談判期間，巴勒斯坦代表團要求對東耶路撒冷及聖地上的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擁有全部主權。以色列提議巴勒斯坦人對聖殿山可以擁有監護權，但不是主權。2023年6月，新解密的檔案顯示，後來以色列原則上同意放棄對耶路撒冷舊城部份地區的主權，包括聖殿山的部份地區，但阿拉法特並不接受方案。

以色列國曾經建都於耶路撒冷，猶太人的聖殿亦曾經屹立於此；天主教亦曾經視耶路撒冷為聖地，原因十分簡單，這裡就是耶穌活動和創立基督信仰的地方。那麼，伊斯蘭將耶路撒冷歸為自己聖地的理據又是甚麼呢？ 其實，《可蘭經》並未明確提及「耶路撒冷」，根據大英百科全書，在最早的伊斯蘭傳統中，穆罕默德被吉布里勒（Jibrīl）送到天堂；而另一個傳統則說，有一夜穆罕默德從麥加神遊到「最遠的禱告和敬拜之處」，伊斯蘭學者認為這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後來這兩個傳統逐漸合併：穆罕默德神遊到耶路撒冷，並且在這裡升天。

公元7世紀耶路撒冷被伊斯蘭佔領，中世紀時，天主教國家三番四次發起十字軍東征， 目的之一是希望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在12世紀，十字軍終於攻佔耶路撒冷，宣佈建立拉丁耶路撒冷王國，並以此城為首都。然而，不到100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將領薩拉丁重新奪回。1517年，耶路撒冷成為了鄂圖曼帝國的一部份，1917年一次大戰結束之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交由英國托管。有趣的是，自1517至1917年這長達400年的時間裡面，儘管耶路撒冷由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管治，歐洲國家卻對「聖地」失去興趣，英國是基督教國家，但沒有意思抓住機會，長駐所謂「聖地」， 即使英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深為人所詬病，但她自中東撤退是做對的。

其實，全能而無處不在的神，會否局限在某個特別的「聖地」呢？我不禁想起約翰福音記載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婦人對他 （耶穌）說：『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敬拜神，你們倒說，應當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對她說：『婦人，你要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神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 這段對話的含意，應該是不言而喻。

諷刺的是，「耶路撒冷」 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城」，這個名字是兩個詞的組合：「居住的地方」（*Yireh）與「平安」（Shalem）。 然而，只要耶路撒冷仍然被視為聖城，這將會繼續是戰爭之城，而不是和平之城。

*編者按：Yireh一詞，一般是指：提供、看見或發現

昨晚徹夜大雨，醒來，竟是晴朗的一天。沒有藉口不外出跑步。還好，並沒有出現「局部積水」的情況，亦見不到的士司機轉身變成船夫，在急流中棄車逃命的場面。只是，雨後清晨的行人路上，竟遇見一幕幕為存活而奮進求生的片段。

英國住宅區的行人路與香港截然不同。在香港，一些較繁忙的街道會設有欄杆作分隔，但更多的行人路就只有升高了數公分的階級作區分。每當擁擠的時候，趕路的行人往往漠視自生的安危，跨過分隔線，走出在馬路上來越過人群，這亦成為繁忙都市的生活常態。在英國，馬路跟行人路之間，往往舖設約兩米寬的草皮，而兩米寬行人路的另一邊，就是一般平房的前花園，甚少出現人群擁擠的情況。這樣寬敞的路面，對行人或跑步者來說，實在是無所挑剔的設置。但對深居於草地下的小蝸牛來說，卻是另一回事。

整夜的大雨，不僅喚醒了沉睡的小蝸牛，更因泥土裡積滿了水，迫使牠們走出其安舒區，來換取一絲絲的空氣免得被溺斃。離開了熟悉的黑暗，告別了習慣的氣味，在草面上爬行、尋找、等候可再鑽下去的乾土。掙扎了整夜，怎料，天一亮，在陽光下，竟置身在混凝土的行人路上。背後是一尺多的草地，往前走，卻是遙遠的未知。鑽不下，惟有奮力的緩緩前行。短短的兩米距離，猶如無垠的曠野、沙漠。自持的硬殼，那能敵得過行人無意的踐踏？柔軟的身軀，那能抵擋朝陽的溫度？回不了頭，就只得繼續往前，冀望能找到安舒之地。窮一生之力，僅能前行十數厘米，確是進步，但卻救活不了自己。

過去數年因著戰亂、政局、時勢，不少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安舒區，流散異國。有些確實是生死攸關的選擇，但更多是為求一宿安睡或一口自由的空氣。幾經掙扎，到了看似安全穩定的地方，誰知要面對的，不僅是適應的問題，還有自身一直被壓抑的情緒，對故土舊地的思念，更要兼顧與配偶、家人、孩子的關係。環境確是改變了，亦是進步了，但似乎還是未能找到出路及平安。

小蝸牛從不知己身已陷困境，亦未料到當陽光漸露，牠會因水份流失而愈爬愈慢，突然，發覺身體不聽使喚，無法繼續前行。當牠意識到危機時，已是進退維谷，求助無門。

未能察覺到身處困境的，豈只是小蝸牛？

我們自恃過去的學識、技能、工作經驗、社會地位和人脈關係，卻猶如脆弱的蝸牛殼，在他鄉異地，似乎無法應對我們當下的處境及需要。融入新的文化及環境，不可能只靠自己獨力探索或盲目前行。異鄉客不僅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亦需要與同為異鄉客的他者同行。同行所指的大概就是彼此攙扶，不介意示弱人前，不計算成敗得失，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甚或是，每當力竭迷失時，需要吶喊求助，並接受別人的幫助、救拯。

行人路上的小蝸牛，有否放聲求援？還是默言地等待死亡來臨？同在行人路上的我，雖聽不見牠們半點聲音，但卻看得到這努力奮進的生命及竭力向前的求生意志。這份不妥協、不言敗的堅持，總會令我放下腳步，把牠們放回草地上。我們的艱難、困境、委屈、傷痛，或許難以讓人明白，亦不容易揭示人前。但在我們未曾求助之先，那創造我們並愛我們的上帝早已看見，祂更願意隨時作出拯救，讓我們安躺在青草地，領我們到可安歇的溪水旁，叫我們再一次甦醒過來，並得享祂的恩惠與慈愛。[1]

今年萬聖節前數天，加拿大本地新聞已放風：據訪問調查，因通脹及經濟放緩，將會更少家庭於今年萬聖節派糖；而且當晩氣溫嚴寒，亦更少家長「放」小朋友外出「攞糖」。

以前我家都有隨俗「應節」，但約十年前阿媽試過派糖時被一群年輕人「搶糖」，之後便每逢萬聖節都全屋熄燈(代表冇糖派)。不過她仍然十分喜歡萬聖節，因為本地超市每到九月中開始便會售賣特為萬聖節而設計的「派糖裝」零食：一大包/一大箱內藏大量小裝型的糖果、朱古力、薯片。我母親最喜歡的便是這些小巧裝的薯片，每年她都會買兩三箱，但卻是派糖給自己 – 每天開一小包享受，或孫兒過來探她時有零食「氹」他們。

萬聖節本來是歐洲塞爾特人帶有超自然元素的傳統節日。二千多年前糧食供應極不穩定，特別在北方，入冬是十分危險 – 耕種停工了，如果秋收不理想，加上嚴寒天氣、醫療落後，整條村死掉大半人並非奇事。當時他們視10月31日為年終，亦是夏季的最後一天(那時塞爾特人沒有秋天的概念)，相信當晚陰間的亡靈會來到陽界滋擾活人，故此當晚搞「營火晚會」來祭祀，並透過變裝來驅邪，萬聖節的習俗便由此而來，說到底是恐懼死亡而演化出來的習俗。

古代人口等同勞動力生產力，村子死了大半人，來年的情況將會更險峻，所以古人用盡方法來趨吉避凶實在無可厚非，但來到20世紀便成了 “Trick or Treat”，北美的中小學甚至會在校內開Halloween舞會。今時今日加拿大，所有大時大節均是商機：情人節賣花、朱古力、燭光晩餐；八月雖然沒有節日，但去到那裡都會看見「開學日大特賣」(Back to School Sales)*；萬聖節賣零食、戲服(costume)、應節裝飾(如放在前院的假棺材)；感恩節賣火雞；聖誕節前後則是瘋狂購物，但在強調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近十多年真正的聖誕節主角已甚少見於商場及百貨公司了。

教會雖不贊同慶祝或參與萬聖節(特別是變裝)，但多倫多不少教會亦會於萬聖節期間舉辦活動，其一主要目的是讓小朋友不用上街「攞糖」都有得玩，亦藉此機會向信徒解釋為甚麼不應慶祝萬聖節。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萬聖節「水靜河飛」並非壞事，但如文首所言，坊間對萬聖節的參與和反應，很大程度反映了民間真正的經濟狀況。撇除天氣或前數年如疫情等因素，10月31日晚上走出屋外看見十室有半黑，街上只小貓(小朋友)數隻攞糖，筆者亦「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擔憂來年的市道。

* 根據小弟的不嚴謹調查，文具最抵賣的地方其實是最少做宣傳的一元店(雖然近年一元店已甚少貨品真的賣一元)。

近來筆者有機會在台灣的南部上課，在課堂上，學院邀請了台南南部兩間大教會的創堂牧者分享「何謂教會？」。聽完之後，筆者發現到：

1. 南部的所謂大型教會，其實根本沒有太深厚的神學根基，很好奇他們對《聖經》的詮釋是如何？如何帶領會眾進入《聖經》的真理當中？
2. 他們教會的確很大，有很多會友，但這些大和多並不是建基於真理，而是建基於「藝術、音樂、關係」，很好奇這些元素是否真的能引領人與基督結連及讓人認知自己裡面的罪，並悔改歸回基督？ 
3. 這些大教會的牧者強調教會的會友組成部份，大比例的以高收入、高學歷的成功人士為主，提倡的不多不少是「成功神學、幸福音、大場面、建築物的高大美」，很好奇這是《聖經》教導的、耶穌基督與人同在和道成肉身的福音嗎？ 

凡以上種種的問題及觀察，筆者好奇的是：南部的所謂大教會，究竟是教會？是聯誼會？還是俱樂部？真心覺得是「高、大、空」。試問如何「讓教會成為教會呢？」如果教會給世人的印象是建築、組織、中產階級、名人聚集、那麼「教會」就不是教會。教會是耶穌基督在世俗社會中的見證，教會是一群人以信仰生活活出基督的樣式，從而展現基督信仰的真諦，這才是基督教會在世的意義。祈克果的名言：「人愈多，愈不見真理」。大，有時是阻礙，而不是幫助。某程度上，筆者認同「教會增長」是一種致命的疾病，細胞失控擴散，破壞身體的健康和平衡。當代教會追求一種「有規模卻沒有靈魂」的教會，其實是一種試探。在「教會增長」vs.「福音遍傳」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筆者認為：會眾的意義不在於「數量」而是在於「聖徒相通」，例如：教會如果有一定數量的參加人數，然而卻沒有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那與進入戲院看電影的觀眾有甚麼分別呢？教會是神的愛臨和實踐聖徒相通之處，沒有相通，如何能實踐愛？牧者與會眾關係的立體性，才是真實的陪伴歷程，牧者在關係的互動中被漸漸陶造，這種關係是無可取代的。教會的建築物可以被取代，唯獨牧者與信徒的生命互動是無可取代。正如一對在主裡成為一體的夫婦，如果沒有任何生命的互動，沒有在關係的磨合成長、體恤和為彼此犧牲，那這樣的關係隨時可以被外來的一些刺激或引誘所取代，變得不堪一擊。

我們要思想的是神的帳幕在人間，我們可以如何在教會的群體中發現神的同在？這就是一種神的帳幕在人間的實踐，因為神的帳幕，讓人心的曠野成為了恩典的出口和恩典的載體。筆者認為教會就是神恩約的子民，是抗衡世俗的文化的載體，而非「高、大、美」，只追求「藝術、音樂、關係」的會所。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事持續升溫，世界民意趨向兩極化，同情巴勒斯坦陣營的認為當今的危機是以色列長期壓迫巴勒斯坦的惡果，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有34個學生團體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以色列是這場慘劇「唯一的罪魁禍首……今天的事件並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在過去的20年裡，加薩走廊的數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露天監獄中。」 此外，超過3000多名英國演藝人員發出聯署信，呼籲各國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指出「我們正在親眼目睹罪行和災難。以色列將加薩大部份地區夷為廢墟，並切斷了230萬巴勒斯坦人的水、電力、食物和藥品供應。」

在這篇短文裡面，我不會提供任何嶄新的見解，其實我所說的只是常識，或者只是哲學中最基本的倫理常識，那就是：目的不能將手段合理化。即使反壓迫、反殖民、反種族隔離是何等漂亮和高貴的道德口號，但哈馬斯殘暴的手法是令人髮指的。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哈馬斯採取野蠻的恐怖攻擊，過去有多名在以色列的中國勞工被哈馬斯的炸彈殺死，一直以來，中國政府的立場都是親巴勒斯坦，當時有記者追問哈馬斯領袖為甚麼要針對中國勞工，他們回答：「 因為他們為以色列人做事。」 但無論如何，這仍然無法改變親巴勒斯坦陣營的想法，只需要戴上了「受害者」的神聖光環，彷彿任何行為都可以接受、甚至被美化！ 

第二個哲學常識就是：即使在最艱難、最絕望的光景中，人仍然可以做出道德的抉擇， 最終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向別人抵賴，英諺有云：「你總會有選擇。（ You always have a choice.）」又如孟子所說：「貧賤不能移。」以巴衝突是歷史長河無數驚濤駭浪中的一次風波，舉例說，在20世紀初期之前，有大量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居住在土耳其，但兩者都遭遇到民族大清洗，1915至1916年，土耳其發生了亞美尼亞人大屠殺，據估計受難人數在66萬至120萬之間，至今土耳其官方仍然否認這歷史事件。此外，1927年約有12萬希臘人居住在土耳其，1955年，希臘人受到暴徒襲擊，引發了大批希臘人逃亡，最後在土耳其只剩下幾千名希臘人。可以說，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是近東版的巴勒斯坦人，他們曾經世世代代在那片土地居住，結果不是家破人亡，就是被迫離開家園。然而，受壓迫者的身份是否便順理成章地給予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道德牌照」，讓他們可以騎劫飛機、在奧運會殺戮運動員、隨處引爆炸彈、將婦孺斬首、屠殺遊客和外籍勞工、綁架人質、將半裸的女子遊街示眾呢？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當然沒有這樣做，他們是有道德底線的，這可能是基於他們傳統的基督教文化。

現在以色列呼籲加薩民眾向南方撤退，明顯地預備地面進攻，美國認為這大規模撤離是極其艱鉅的，而且巴勒斯坦人無處可逃，美國與埃及協商，埃及與加薩走廊南部的拉法過境站會重啟，提供人道救援，但埃及與約旦兩國均表示不會收容巴勒斯坦難民；聯合國認為110萬人的大遷徙將會構成嚴重的人道災難，故此要求以色列撤回呼籲；哈馬斯則要求居民留在原地。可以想像，當以色列啟動地面部隊進攻的時候，將會有大量平民傷亡，那時候左派人士又可以將自己置身於道德高地。不幸地，平民被擠壓在以色列和哈馬斯刀光劍影的夾縫中。

然而，哈馬斯可以選擇減低平民的傷亡，他們可以穿上軍裝，走出來和以軍一決高下，而不是混雜在平民中間。讀者可能以為我說譏諷的話，其實在歷史中這是發生過的。儘管有些案例記錄了日本士兵在太平洋戰役中偽裝成平民，但這並不是普遍或軍方認可的策略。在沖繩島戰役中，日軍有時會利用沖繩平民作為人盾，但整體而言，日軍強調士兵應該穿著制服，光榮地戰鬥至死，而不是採取欺騙手段，將自己隱藏在民居。

德國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亦曾經零星地使用本國平民作為人盾，例如在1945 年柏林戰役期間，一些納粹德軍強迫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平民留在軍事陣地和設施附近。但以上只屬於孤立事件，歷史學家的共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規模、有系統地使用平民作為人盾並不是德國的戰略或者戰術。請注意，我並不是說二戰時日軍和德軍沒有濫殺無辜，我是說他們極少利用自己的人民去掩護軍隊。在大部份戰役中，他們都是擺開陣勢，與盟軍正面交鋒。正如莊子說：「盜亦有道。」 即使殘暴如二戰時的日軍和德軍，仍然有 軍人的榮譽和規範。

無奈，如今許多知識分子似乎都喪失了基本的判斷能力和道德底線！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近四年，為了能來法國宣教，我打了兩針疫苗，同時「守身如玉」，盡量謹慎防疫，可是卻在10月1日終於守不住中招了。對於身在外地、又是心臟和肝臟長期病患者、又步入晚年的人來說，總會有多些憂慮，首先想到的是若有「長新冠」，我能否繼續「金齡宣教」，會不會就此為宣教路畫上句號。臥床長達七天之煎熬，很感受到新冠病毒在全身的威力，加上心裡的各種憂慮，是受盡內外夾擊。心中慨嘆今天全球活在疫情的影響下，覆巢之下無完卵！被倒翻的雀巢豈會還有完好的蛋！我豈能逃過此劫？

在這段養病期間，又碰上世界發生駭人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戰，加上打了年多的俄烏之戰，及剛發生在9月的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戰，牽涉其中的國家之多，其實已經接近是世界大戰的規模！人類像中了邪一樣迷戀戰爭的力量去解決領土權益的問題，受永續權位、千秋功名誘惑，弄得生靈塗炭，哀鴻遍野，這是人類的「文明」嗎？對於暫時平靜偷安倖存的人，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此時此刻的宣教能做些甚麼？馬太福音二十五章35-36、40節中，主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今天面對社會在苦難中，已少了聽說教會增長，多講教會或機構的生存策略、靈修生活、末日啟示及宣教佈道等，也很少信徒會過問「最小」的弟兄在那裡？我們有否多去了監獄、露宿者聚腳的公園、貧民區、醫院、難民營或宣教工場等地方？最小的弟兄在他們的處境中容易找到信徒的臨在嗎？誰是他們的鄰舍？那些得主力量和恩福的人在那裡呢？今年很感恩有短宣隊中秋來訪，帶了賀節月餅燈籠等應節食品，及圖盧茲弟兄姊妹所需的藥品用品來，他們所帶領的應節活動，唱的歌，真誠的關心問候，慰藉了我們這些遠方的華人的思鄉情懷，看到參加者被祝福的表情，我也深感安慰，這一切似乎就像是一杯遠洋來的涼水，竟能如此滋潤人心。感謝主。

筆者到台灣不經不覺已經一年，在這一年生活中，不多不少都會與台灣的家人、朋友、教友外出共餐。有趣的是，台灣有不少「小火鍋」或者叫「臭臭鍋」（其實一點都不臭），通常外出食火鍋時，一群人都會各自各地點自己的一人小火鍋，然後餐桌上也會有一個小爐頭給小火鍋加熱之用。一群人就會在各自各的小火鍋前吃喝聊天。火鍋的餸菜雖然要收費，但餐廳同時會附送無限量供應的免費白飯、汽水和冰淇淋，真的可以説是「抵到爛」（十分便宜的意思）！然而，到最後付賬單那時，通常台灣人都會樂於請客，由最年長或收入較高者付款請其他人吃火鍋，台灣人也樂於在這樣的情況下吃飯聊天，建立共餐的請客文化。

有別於台灣，對中西文化合璧的香港來說，一群朋友吃火鍋通常都不會是一人一鍋，而是共聚一爐，就是用一個大湯鍋共同打邊爐（吃火鍋的意思）。然後你一塊肥牛、我放一隻蝦、他放一扎金菇等等到大鍋中，三五成群地吃同一鍋餸聊天，建立關係，並且所有的飲品、雪糕或粥粉麵飯，大部份是要另外落單或者要收額外費用，不是免費享用。當然也有一些自助餐形式火鍋，一個價錢吃到飽，食物飲品可以任意享用。至於付賬方面，香港通常都是AA制，計得很清楚，目的是不想不公平對待付款的人，令其受虧損。這種AA制的文化，在西方很平常。可是，在台灣人來說就覺得香港人斤斤計較，甚至乎有種不願意「蝕底」（受虧損）的感受。筆者有時會覺得計清楚是一種公平的做法，反而不會濫於「搵對方著數」（用各種方法找到好處、或佔對方便宜）。

這令筆者思想到我們的救恩，可以怎樣算？我們的救恩是白白的得來，是上帝的恩典的臨到。在社會上或很多人都會覺得基督信仰只是一個廉價的福音，不需要付代價，因為因信稱義。也有人會覺得信耶穌、返教會只是心靈的寄託，只是有人想返教會搵著數（台灣教會是每次崇拜完都會有愛宴）。信耶穌有飯吃，又可以有心靈寄託、又可以一帆風順，真好！其實我們的信仰不是免費廉價的福音，而是重價得來的福音。因為我們是主耶穌用重價贖回我們的生命，走天路，追求成聖的過程中，我們是需要付代價持守信仰的，這些代價包括：讀經、祈禱、見證、崇拜和相交等。屬靈生命的成長是需要付代價的，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重價的恩典，人在回應及實踐過程中，輕視了主耶穌，高舉了個人的權利與私慾，因而將恩典變得廉價化。耶穌沒有與我們計算這些我們不願付代價的數，如果要計，我們是永世都計不清，我們是白白承受主恩的一群人，求主保守我們常存感恩的心在世度日。

引言
請各位讀者想像以下的假設情況：「一所大學校長向所有員工宣佈：追求真理是至高無上的學術使命，從今天開始，所有教授在每學期只需要教一門科目，其餘時間都是用來從事研究，大學會在財政上無限量地支持所有研究項目，你需要多少經費，大學都可以支付。」

一間教會的主任牧師向所有會友宣佈：「基督教的使命是秉承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照顧孤兒寡婦等弱勢社群，從今以後，教會場地會開放給所有露宿者，為他們提供庇護所、膳食及其他一切生活的需要，而預算案沒有上限，若果不夠錢，請各位繼續奉獻。」

唉！理想可以是無限，愛心可以是無限，但資源卻是有限。無論理想是何等高瞻遠矚，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但最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實際的問題：誰來埋單？ 

接收無證客：慷他人之慨
筆者修讀神學的時候，教授強調《聖經》的原則是接待遠人，當時所有師生一面倒地贊成要接納無證客，我獨排眾議，指出這樣做對合法移民不公平，但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國是大國，但仍然沒有可能無止境地吸納源源不絕的非法移民。 

如今，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已經陷入失控狀態，在美墨邊境，許多收留偷渡客的酒店已經超出負荷，邊境巡邏隊迫於無奈釋放一部份非法移民，才可以騰出空間。這情況會繼續惡化，因為拜登政府宣佈允許約47萬名沒有在美居留權的委內瑞拉人暫時合法工作，這種變相的「大赦」 將會鼓勵更多人湧入美國。

紐約是非法移民問題的重災區之一，今年紐約市政府已經支付了20億美元去照顧無證客，預計到本財政年度結束時將會耗掉50億元。那麼，誰來埋單呢？ 紐約市長亞當斯已下令全市各部門削減15%的支出，以支付處理移民問題的費用；他作出這個警告：「我們即將徹底失去紐約市，這座我們那麼熟悉的美好城市。」但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反駁：「資本主義的壟斷令到億萬富豪控制窮人，把紐約市變為少數富人的遊樂場。真正摧毀紐約市的是將貧困定罪、剝削社會服務、傳播恐懼和分裂的政治家。」 我不知道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有沒有將自己資產的15%奉獻出來，為照顧無證客盡一分綿力；我也不知道當年那些神學教授和神學生是否也有份埋單。若果只是提出理論而不願意埋單的話，那是慷他人之慨！

美國汽車工人罷工：負負並不能得正
很多年前一位讀法律的朋友向我指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不公義，他認為應該大幅地調整所有人的工資，令所有人都能夠過著有尊嚴的生活。當時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 日本汽車、電器在市場上勢如破竹，美國三大汽車廠和其他企業已經五窮六絕，原因之一是美國工資太高，我這樣去回應他：「誰來埋單？ 誰去支付高昂的工資？到頭來額外成本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於是乎沒有人願意購買價錢昂貴和品質低劣的美國產品，最後所有人要為這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去埋單！」 

現在似乎歷史重演，最近美國汽車工人罷工，他們提出的訴求是加薪40%，將工作時間改為每週 32小時。一項在8月進行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75%美國成年受訪者支持聯合工會的罷工行動。我理解汽車工人和一般民眾的不滿情緒，美國汽車公司的總裁獲得天文數字般的薪酬，在2022年，他們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三百倍。民主黨的政綱是追求平等，拜登總統順理成章地表示支持汽車工會，他對參與罷工的汽車工人聲稱：「這個國家不是華爾街建造的，是中產階級建造的，工會打造出中產階級，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們加油下去。各位理當取得你們賺取的，你們賺的遠比你們拿到的多得多。」我反對大企業總裁的貪婪，然而，社會問題並不是數學問題，負負並不能得正，總裁和工人 一同獅子開大口，只會令問題雪上加霜。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總裁馬斯克抨擊美國聯合汽車工會的苛索，他說：「 明確地，這是將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克萊斯勒推進破產的快車道」。Brandywine Global投資組合經理人派崔克凱瑟（Patrick Kaser）不約而同地指出：「如果聯合汽車工會如願以償，那將明顯對三大汽車公司的競爭力造成實質損害。」現在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有人批評中國誇大了統計數字，因為許多出口汽車是由外資或合資公司生產的，但即使經過了七除八扣，中國汽車工業大幅成長和在汽車電池上佔主導地位是不爭的事實，若果美國汽車工人的訴求不能夠得合理地解決，最後整體社會都要為這經濟災難埋單。

美國大學砍掉無人問津的學系：學術理想可以是業餘興趣
在年少時，筆者很喜歡研讀文史哲等科目，但今天我在大學教授數據科學，在漫長的人生歷程中，我明白到需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妥協。許多美國學生亦有類似的想法，由2012年至2020年，修讀文科的美國學生人數下降了29.6%，有些大學的下降幅度更加嚴重，例如在同一期間聖母大學的文科畢業生少了一半。相反，商科、工科、理科的學生人數比例大幅上升，原因十分明顯，這些學科的出路比較好。現實是殘酷的，許多修讀不吃香科目的學生在畢業後找不到高薪的工作，結果無法償還學生貸款，今年8月中，拜登政府批准為340萬借款人減免超過 1,160億美元的學生貸款。換言之，納稅人要為這些當年追求學術理想的人埋單。

可能有人會批評我說話苛刻，但是，學生在選擇主修的時候應該知道就業市場的情況， 而且學生有自由選擇雙專業或雙學位。以筆者為例，我讀過心理學、哲學、視覺藝術，但同時也修讀過統計學、電腦科技，我大可以在業餘活動中滿足自己的理想和興趣。

有鑑於就讀文科的學生人數大幅下降，現在許多美國大學開始在這些科目縮班減員，例如最近西維珍尼亞州大學因為預算累計短缺達7500萬元，所以計劃裁掉32個學系，包括了外語系、英文、數學、音樂系的碩士班和博士班。如你所料，很多師生都極力反對，經過協商之後，外語系保留五名教授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教師，文藝創作研究所也逃過一 劫，但英文系教員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三。

西維珍尼亞大學並不是個別的例子，有些大學亦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我不方便在這裡提及名字 ），在這些大學中，有些學系只剩下幾個學生，但領導階層仍然在「流血不止」的情況下堅持繼續經營下去，他們提出的理由是：「若果只是提供實用的科目，那麼大學只會淪為職業訓練學校，這並不是大學的初衷，我們必須要為求知而求知，為學術而學術！」 我心想：「誰來埋單？誰去補貼嚴重虧蝕的學系？若果不做出相應的改革，最後整所大學崩潰，所有人都會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些財雄勢大的學府可以去追尋學術理想，但為甚麼我們需要不惜工本地去堅持？」

結語
在上面筆者討論了三個美國的社會事件，表面上他們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暗地裡這些問題的本質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元素：有不少人都只是從意識形態、理論出發，沒有考慮到成本的問題：到頭來，誰去埋單？

最近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因為財政預算案的爭議而鬧得沸沸騰騰，聯邦政府陷於停擺邊緣，在9月底，國會參、眾兩院先後通過了短期開支法案，政府可以繼續運作45日。 過去，民主、共和兩黨都多次因為在財政上持有不同理念而迫使政府停擺，民主黨認為應該保留、開設、擴張尋求社會平等和公義的項目，共和黨則擁抱小政府主義，主張還富於民，鼓勵人自力更生。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節目主持人法瑞德 （Fareed Zakaria） 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的癥結：美國人民喜歡民主黨的用錢方法，但歡迎共和黨的稅收政策。 一方面，人民希望得到免費午餐，但又不願意交更多稅款，如是者，政府只能夠靠舉債來進行赤字開銷，在執筆之際，美國聯邦政府已經欠下33.3兆億，這數字將會如滾雪球般越變越大。到底有沒有人想過這問題：最後由誰來埋單？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