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還是共存？看看病毒如何說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哄哄，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說的不是香港。繼1990年代執政後，2021年回朝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最初聲稱會有新的「開明政治」，不會重用以往的高壓手段。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據新一輪國際新聞報道指出，塔利班認為現代流行音樂會導致「道德敗壞」，「讓年輕人誤入歧途」，所以開始在各大城鄉舉辦「禁歌」集會，並焚燒樂器。網絡新聞的圖片顯示，在一場於赫拉特省發動的群眾集會活動中，塔利班官員將吉他、風琴和手鼓，以及音箱和揚聲器等價值數千美元的樂器付之一炬，其中許多樂器物品其實就是在該省的婚禮場所沒收的。現在，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公共場合播放音樂，甚至只是在自己的汽車行駛時播放音樂，都有可能會被道德警察截停並處罰。

其實這只是塔利班回歸後帶來眾多禁制的其中之一：19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掌權期間，所有形式的音樂就曾經被禁止在社交聚會、電視和廣播中播放。自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權以來，他們對民眾實施了許多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女性獨自長途旅行，禁止10歲以上女生上學，又禁止女性進入健身房和公園。7月，塔利班還關閉了該國所有的美髮和美容院。

但塔利班政權是如何定出「誰善誰惡」，可以批准甚麼？要禁甚麼？原來在他們的政權架構中有一個特別的部門，叫「勸善懲惡部」，專門掌管民眾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敬虔和忠誠。這個特別部門，源於他們的信仰背景（塔利班一詞，原是指回教中的「神學士」，他們有點像新約聖經中的「文士」與「拉比」），崇尚實行真正，純淨的信仰，在他們掌權之前的八、九十年代，一直與塔利班組織有著密切關係的沙特阿拉伯，也有成立類似的「勸善懲惡協會」。

或許這樣的「勸善懲惡協會」，原意真的是為「勸善」，但可悲的是，實行下來，往往只為「懲惡」：而他們所認定的惡，已經是到了無奇不有的地步，最初還是關於宗教和「大是大非」行為的，例如禁止巫術和美式髮型，或是強制民眾參加祈禱等。但久而久之，當去到「無事可管」之後，「勸善懲惡」就會去到無奇不有的地步：例如要求男性不得修剪鬍鬚，或是在街頭公開鞭打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獨自行走的婦女等，情況和某些地方沒有犯法亦一樣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是否驚人地相似呢？

說到禁止音樂，在新香港管治之下，《願榮光歸香港》一曲，也被認定為「禁歌」。政府聲稱因為這歌曲被多次誤播，令人誤以為是「國歌」，於是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當然，除了在法律層面，還要有國安元素，筆者都不適宜在此討論事件。反而我感興趣的是，要完全禁制一首歌，香港試過嗎？真的可行嗎？

還記得2021年有學校曾在學生音樂比賽中禁止參賽者唱《銀河修理員》嗎？結果反而令這首歌曲引來更大關注，大家紛紛下載，比以前更加細味歌詞，禁歌變成了大熱歌曲！而其實自香港開埠以來，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絕少審查歌曲內容，就是最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就算日軍對表演的歌曲不滿，日本酒店也只是貼上「唱抗日歌，少芳坐牢，印者派者亦然」單張警告，草草了事。

環看世界，禁歌的事的確曾發生過。例如在英國也曾有禁歌風波：因為怕人人學樂隊結他手唱唱吓歌擲爛結他，而被禁播、樂隊The Who的歌曲My Generation；又或是怕被人說成歧視他人（但到頭來是杞人憂天）而被禁播、Bobby ‘Boris’ Pickett的歌曲Monster Mash，以至不少香港人都熟識的David Bowie，他的Space Oddity及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曾有被禁的遭遇。不過，這些所謂「禁歌」，都只是BBC管理層的決定，而從沒鬧上法庭，而且每首禁歌，被禁之後的情況都是一樣：正因為遭禁播，反而引起公眾更大興趣，「你唔俾，我偏要聽」，結果禁歌都變成了大熱歌，首首都變成經典。明明是想將一首歌曲禁播，卻將歌曲變成了各大音樂平台下載榜首，阻止不成，反而變成推手！

對於《願榮光歸香港》一曲，律政司於6月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公眾在網上和其他平台傳播《願榮光歸香港》。在其入稟狀中，律政司要求法庭頒令，禁制任何人發佈歌曲、歌詞等，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將其混淆成特區國歌，或指向香港為一個擁有自身國歌的獨立國家（入稟狀中更附上32條YouTube影片，要求相關人士停止傳播）。法庭結果拒絕了政府的申請，而律政司隨即申請上訴，就大部份理據法院批出上訴許可。預料相關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按現在的形勢，大家不難預計最終禁制令也有很大機會會通過實行。

禁制令（Injunction）主要是法庭判令要求當事人或不特定人，停止去開始或禁止某種行為，從而防止特定損害發生。大家常見到禁制令的實施，如在離婚訴訟中法庭對雙方財產、行為的判令，另外還有人身保護令，或是一些現存法律還未完善情況下的臨時指令與措施等。

可是，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就漸漸多了由親政府組織，甚或由政府本身申請的禁制令，範圍廣泛，時效更會不著邊際（舉例來說，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政府於高院申請了針對地鐵車站，以至整個機場的「臨時」禁制令，直到2023年的今天，這些禁制令應該仍然有效），效果成疑（理論上，機場的禁制令列明，禁止任何人士在機場出席或參與機管局指定地方以外舉行的任何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如此說法，到機場迎接明星已經觸犯了禁制令，但有誰會理會呢？）。

而今次政府要求法庭頒令禁播《願榮光》，主要是因在海外舉行的體育賽事中誤將此歌當作「香港國歌」，但諷刺的是，自政府申請禁制令後，不同版本的《願榮光》歌曲「重登」iTunes歌曲流行榜的前列位置，反令歌曲被更多人收聽下載，反宣傳效果實在強大。

當一個地方，這樣又罰，那樣又不對，還會有生活，有創意可言嗎？無創意，哪會有生意？一潭死水，結果如何，實在可以想像。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面對疫情的衝擊，所有社會性的議題都開始以「疫情」作為分析的背景。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都非常擔心學生升學的問題。因為停課、網課等情況的出現，學生亦需要時間去適應「新常態」，特別是中六的學生，面對即將來臨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不少人都覺得他們或許是最受疫情影響的人。不過，在另一邊廂，疫情對兒童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有十多年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經驗的資深社工及曾任幼稚園校董的吳晃榮先生，會為大家探討一下幼兒在失去學習場所情況下，家長可以怎樣教導他們，助他們健康的成長。

幼稚園課程中六個主要範疇

幼稚園對幼兒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夠協助幼兒發展其作為人的潛能，而吳先生提及幼稚園課程中的六大主要範疇，是用作給予幼兒基本訓練，當中包括：認知、語言、大肌肉、小肌肉、自理以及情緒社交。兒童在幼稚園中，透過這六大範疇進行學習，這基礎亦有助他們更健康地長大成人。吳先生特別提到，這當然不是說家長不能按這六大範疇教導幼兒，但明顯地他們是較難按著課程結構來進行教導，而且每一個家庭都有其困難，家長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要他們這樣教導幼兒就更困難。

吳先生簡述了幼稚園課程中六個範疇的具體內容以及其運作模式，如需要更詳盡的資料，大家亦可參考《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幼師參考資料手冊》中的〈第二章：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1] 。

1. 認知：例如訓練幼兒拼圖、分辨各種不同的顏色、建立數學及邏輯思維、因果、空間、物件、多、少等等的概念。
2. 語言：簡單來說就是對語言的理解以及表達。
3. 大肌肉：一些身體協調的訓練，例如跑步、攀爬等較多走動的運動。
4. 小肌肉：一些手部和眼部的協調，例如筆掉在地下，能夠將它拾起，以及進行穿線等等的微小動作。
5. 自理：能夠自行穿衣、吃飯，以至可以自行去廁所等等。
6. 情緒社交：讓幼兒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技巧，並可以處理自己情緒等等。
    

當我們了解這六大範疇後，就會明白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教學，其實對幼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疫情爆發後，吳先生指出，學校的一些恆常活動幾乎都因疫情而取消，如生日會、親子旅遊、運動比賽等等，甚或乎有一段時間是不可以進行跨家庭聚會，即是連非官方的活動都需要取消，但其實這些活動都是訓練小朋友的大好機會。故此，在大部份活動都取消的情況下，家長的角色便變得更加重要，家長需要成為一位老師去教導幼兒。

吳先生指出，很多時家長根本不懂得要教幼兒甚麼，故此如果突然將教學的工作交給家長，家長亦不懂得怎樣教，更不用說甚麼六大範疇了。他又指，家長均來自其各自的專業，但對於小朋友的行為，他們卻沒有太多的了解，這會讓小朋友難以學習，例如一歲的小朋友想嘗試攀上滑梯頂，若家長擔心其能力，而直接把小朋友送上去，小朋友便失去了可以學習的機會。故此，當家長擁有大部份教導小朋友的時間時，實在有需要認識幼稚園學生學習的六大範疇來教導幼兒。

讓孩子有實踐的機會

另外，除了在概念上教導幼兒外，家長亦需要讓小朋友有實踐的機會。吳先生建議，小朋友玩耍的時候，不要讓小朋友自己一個人玩，家長亦需要參與其中，這樣便能在一個可實踐的環境當中教導他們，並從中向他們「輸入知識」。他舉例說，如遇到要排隊的情況，家長便要主動向小朋友解釋排隊的重要性；當小朋友遇上其他小朋友時，便要教導他們分享、禮讓的重要性，家長可鼓勵小朋友分享玩具、文具等等；當小朋友沒禮貌時，家長都要教導他們這種行為會讓人感到憤怒或傷心。可以說家長在教學上，一點都不能鬆懈。

總的來說，疫情下家長的確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更加主導了小朋友的成長，故此，家長也得補補課，了解一下幼稚園學生在校學習的六個主要範疇，對於小朋友日常的活動要更加敏感和從旁教導，助孩子適應欠缺社交生活的新常態。筆者在訪問的最後階段問吳先生，這六大範疇對小朋友的轉變有多明顯時，他回應指，小朋友由幼稚園升上小學這個短時間內，家長未必能夠察覺到他們明顯的分別，可能要待小朋友將來升上中學或大學時，該轉變才會更明顯。

社會的爭議，有時小事很容易化大，中學生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自己不能像女同學一樣留長頭髮，認為這是對男性的歧視。在英國，猴痘在同性戀群族中傳播，但當地的新聞從業員和發言的醫生，總會煞有介事的強調，這說法並不是一種歧視。我們為一件事定性、命名，為一些類近的東西分類，有時是歧視，有時卻不是。這是因為龍門任人搬，還是其他原因？我們可以避免命名和分類嗎？

聲稱自己有性別焦慮的中五男同學，較早前向平機會投訴男生在學校不能留長頭髮，至截稿前事件仍在調停中，尚未有結果，但事件在教育界引起了頗大關注，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說制定校規時未必與性別定型有關，[1] 一時又說學校是照顧未成年人的地方，不用事事緊貼社會潮流，應當審慎地保守少少，但又強調，假如平機會要求學校「與時並進」，校方也會跟從。[2]

鄧飛的答案顯然是「此地無銀」，學校服飾審慎保守，男女顯然有本質上的分別，所以服飾上要求也有不同，這也很合理，但鄧飛一時說不是性別定型，但又同時說萬一法庭和平機會說要放寬相關規則，學校也會跟隨，這就說明他未必會捍衛一些基本價值，其回應令人失望。

參考平機會在2014年推出一份名為《種族平等與校服》的指引，當中就指出穿著校服的好處，可以推動學生的紀律和正面行為，文件又提出規則在個別情況下可以作出彈性安排。[3] 而在有關規則的考慮因素中，包括了保持衛生和安全，所以可以規定留長頭髮的同學必須紮頭髮等等。可見如果同學有特殊需要，只要符合學校整體對校服等方面的要求，根本不用出動「性別歧視」這樣的字眼，也可以好好處理問題。

性別歧視、男女、性別焦慮，這些字詞在事件中出現，近年在一些社會運動中，透過字詞定義的改動，或者創造新詞，改變人對事物的想法，甚至成為抗爭的工具，同時，又有人因此為到這些字詞的使用爭持，企圖「正名」，以捍衛一些想法。原本所謂的咬文嚼字，只是文學上追求完美的表演，到今日已經成為抗爭和表達政見的工具，一不留神用了不同的詞語，原來它隱含了一些你未必願意接受的意思。

舉個例子，疫情初期，我們會叫新冠肺炎做武漢肺炎，之後又有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非洲變種等等，其實命名的原則本來是那個病的發源地在哪，就將之命名，本意是為了方便大眾記憶和了解事件，以前也有很多疾病以地方命名，例如香港腳，那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平常是沒有人深究的。

不過在凡事正名的世界，有地方認為這種說法有歧視疾病的發源國家之嫌，再加上病毒的源頭本來就充滿爭議，一個簡單的命名最後變成政治事件，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宣佈將有關傳染病命名為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而變種病毒株則以希臘文字母排序來命名，所以這幾年的病毒就是Alpha，Beta等變種，沒有了原本的地域作為變種命名之說，到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不同變種的來源，只知道變種有一個沒有意思的名字。

有時，命名之爭是因為大家對名字背後的意思有極大爭議，例如我們今日用「大陸」還是「內地」來形容中國，往往代表一些政治立場，我們用「抗爭者」還是「暴徒」，「性工作者」還是「妓女／男妓」，「變性人」還是「人妖」等等。有時我們會對一些已知有問題的東西正常化，例如若將「賭博（gambling）」改稱為「博彩（gaming）」，就將事情的負面觀感降低。這些詞語未必同時成雙成對的出現，但有時我們會發現因著某些詞語令某一群族的人有不好的感受，所以有些人就用了一個中性，甚至正面的詞語，取代一個相對負面的詞語來形容某一群人。

這種命名之爭，時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某些字詞的改變，若不細心留意，一旦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某些意思就植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為難以改變的價值觀。有些人為了對這些存在已久的價值觀提出抗議，往往會創造新詞，表達不滿，例如以前的「人妖」，今日會稱為「跨性別者」，男扮女裝的以前是「易服癖」，今日是「變裝女皇」，凡此種種將舊意思洗刷的新詞，改了一個名字，但內容往往依舊，人卻會因為該名字改得好，對它所指的人或事物減少了抗拒感，問題彷彿就不存在似的，到後來如果有人用回以往有負面意思的字眼，就會被批評為不包容，甚至是對小眾的欺凌。

有人甚至質疑，這類將不同群族分類的字眼，一出現就產生歧視。早前猴痘的傳播，有外地傳媒發現不少受感染的人同時參加了同性戀者主持的派對，[4]而猴痘是透過面對面、皮膚對皮膚等接觸傳播，當中包括了性接觸，不少人自然會聯想到就是在這些同性戀派對往往也會涉及濫交等問題，但當傳媒的報道有「同性戀」社群三個字，就得非常小心，強調並不是歧視同性戀者，但事實卻是如此如此。

這情況跟處理愛滋病感染的情況相當類似，明明我們發現香港感染愛滋病人數的比例上，透過同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數字比異性性接觸高，但我們也不大可以說同性戀者是高危群族，改為要說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最危險，但有趣的是，當局並沒有提供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的感染數字。

大家當然相信愛滋病是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傳播，但大家會不禁問，為何我們平日已有的分類，到了某些時候，我們卻二話不說，將這些分類「放埋一邊」，原因就是這些分類會傷害某些人。以前社會性別分男女，但自從跨性別成為新詞語，社會又要打破二元定律，所以愈來愈多情況在索取個人資料，問及性別時，會改為以下的形式提問：「如果你願意，你會怎樣形容自己？A.男性（或跨性別男性）、B.女性（或跨性別女性）、C.性別非二元（non-binary）、D.不便透露。」

分類，初時往往是因著方便，例如以性別分類，就將人類簡單分類。以膚色、年齡、高度，體重分類，當然也可以，若不用身體特徵，有時也會用個人收入、宗教信仰、興趣甚至政治傾向等分類……分類有時是為了更快認識一個人，有時為了要方便討論和管理，例如某個議題，是與某一類人有關。我們使用正確的分類，就能更有效的討論。分類本是合理地將東西分開，以方便處理，但不會因此而破壞人的獨特性。

不過，若有人將分類變成標籤，甚至將人污名，這當然是錯誤的行為。一些男女過份概括的描述，例如女性開車一定差，或者男性不善於理解和表達，即使此現象在統計學上過關，我們也不應該但凡見到一個女生，就假設她開車一定差，同理也不應該用統計學上過關的東西，就假定某一個人若屬於某一個群族，就一定有某個特性。分類是一回事，標籤是另一回事。

更嚴重的是，若果因著對個別人士的標籤，就對他們有差別對待，這當然就是明顯的歧視。換句話說，若不明就裡，但凡看見男性，就指責他們是濫交，或者但凡看見某種政見的人，就直接指責他們不理性，其實這件事本身也是頗非理性的。所謂歧視既然是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這種情況本來就不應出現在社會中。

可惜的是，要人將分類和標籤這兩種狀況分拆開，並不容易，再加上我們的分類和命名，可能一早就有意無意的滲入了一些想法在當中，這些潛移默化的東西，就更難消除。有時我們會斬腳趾避沙蟲，寧願對一些人少說一些話，怕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反而產生一些更不健康的情況，最後那個被標籤的人，表面可能沒有受到歧視，甚至被過份禮遇，但他們內心知道，這種「禮遇」其實只是為了避免麻煩，到最後有關人士根本不會獲真誠相待。

可見分類和命名一樣，當中並非如想像中客觀和全面。分類的方法即使有多科學，始終還是只能展示事物的某一個部份而已，例如你企圖將人的收入多少分類，也只能知道他們每月有多錢，以至大約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實際上他們生活的具體情況，你不能太具體地掌握。命名也有其局限性，字詞的意思始終有限，當我們用了一個很概括的方式去描述一個抽象的東西時，總是有所取捨，而且過程亦有主觀見解在其中，如果我們不加留意就會被牽著鼻子走，隨時令我們對某一事物喪失了客觀的看法。

說到底，這些都是一些我們使用的語言和思考方式的限制，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人類的智慧有限，始終只能用語言去描述、命名或為不同的人和事物分類，以方便討論。我們可以做的，最終還是學習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相信上帝創造每個人均有所不同，每個人獨特之處是人類語言不能言說得清楚的。

當我們去描述人、事、物時，嘗試在概括的過程中，考慮一下字詞引申的意思會否對人造成冒犯。同時，我們或者要有更大的包容，理解到別人其實和自己一樣，也只能用有限的詞語去表達他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請他澄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一開始就指責對方是標籤，或者是歧視。

當然，我們明白，有時有些人企圖用語言藝術去「漂白」一些不對的事，這時我們只需溫柔的指出問題就好了，也不用句句標籤某一類人，減少不必要的抗拒感。畢竟，語言是工具，我們想對方聽得進去，而不是產生不必要的抗拒感；但願在這個充滿矛盾紛爭的世代，我們能互相尊重，慢慢聆聽和溝通。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原本擬定的題目是「回家．好」，來對應之前〈回家．難〉一文。預算在香港隔離期間撰寫，豈料仍是離不開一個「難」字。

面對眼前一大三細的行李箱。前一天，還在跟太太商量如何到機場；今天，卻要想想如何家居隔離。等待了一些日子，預備隔天就可以上機回港，誰料一份核酸報告，叫我們裹足難前。

一家四口，三陰一陽。在台灣的隔離措施下，確診者要自我隔離7+7（七天居家隔離加七天自我健康管理）；同住家人（妹妹）注射了兩劑疫苗是3+4；筆者與太太已注射三劑是0+7，可以出外購物，維持家中的日常。

託運的大行李箱，盛滿了送給家人、朋友的小禮物。為要善用託運的重量，物既要輕，要小巧和實用，看見太太花了不少心思。每想到和友人相聚，分享情誼，訴說主恩，心中就充滿欣喜期待。今天因為一人確診，全家就要取消行程。疫情下，回家的成本固然大增，難以掌握的風險也著實不少。過去兩年半，相信不少異鄉客都經歷到這種「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有可能假陽性嗎？星期六登機，星期五需要做核酸PCR檢測。週四晚，我們做了一次快測，一切正常。豈料竟然被「一陽紙」（一紙報告）擊中！女兒當晚在家，再做了兩次快測，也是陰性。朋友建議到急症室，再做一次PCR確認。可是，醫院認為出國並不是急事，拒絕做急件檢測，建議隔天早上再來（早上採檢，傍晚取報告）。

後來朋友告知有私人化驗所，最快可以一小時取得報告，但早上10時才開門，趕不及下午1時50分的航班。和太太商量，嘗試找找星期日的機票。假設PCR結果是陰性，星期天仍可以出發。

發現，星期天早上確有機位，更剛好在我們PCR檢測48小時之內。可是……機票倍數漲價！

機票太貴了，再測的結果又難以預計！本已放棄。

通知家人未能回港的消息。筆者姊姊一句：「再做PCR無事，就回來吧！」弟弟亦以行動作支持。念及家人的心情，再次推動我們回家的決心。太太和女兒隨即致電不同部門：查詢可否覆核？隔離期間如何出門進行檢測？可否預約防疫計程車？私人化驗所的結果是陰性能否出境……

最後，在防疫的規定下，確診者需要居家隔離，縱使可以聯絡防疫計程車，化驗所也不願意為確診者做檢測。

努力過，無憾，安然。

雖然是有點失望，卻不至絕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裡。回想2、3月香港疫情嚴峻，政府部門居家辦公，聚會限制多多，航班又被取消，故改期6月回港。隨後入境處竟然寬限，讓我們在網路視像核實身份，完成護照續期。上帝是可信靠的，在祂裡面凡事都能。

這次事出突然，要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部署、安排。筆者團契的組員著緊地討論，給予我們建議，為我們禱告，深深感受到相扶同行的甘美；牧師的問候、關心、禱告。這都叫我們由衷地說：「有你真好！」

約定相聚的朋友們，是我們所珍惜的，不忍叫他們失望。其中友人的留言，讓我們感動得差點落淚：

「我都未試過咁想見一個人，都未試過見一個人咁困難，都未試過見唔到一個人會咁失望…….」

「昨天我都不開心，你哋上唔到機，但我一想到你們一向面對難關的心態，我就只用祈禱交託，等待神給予你們最好。」

「好sad，我叫咗出嚟！」

「我已請了7月的假期……」

「今早在家自製『絲襪奶茶』，很想與妳（太太）分享，突然很想見妳。」

「……」

我們只有感恩地說：「有你真好！」

縱然「回家．好難」

感恩「有你．好難得」

時至2022年7月，香港仍然推行「疫苗通行證」。根據政府的說法：「『疫苗通行證』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目的是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同時讓香港市民安全恢復正常日常生活……所有12歲或以上人士進入或身處下列指明處所（附表3A），包括涉及處所運作的員工，需根據下列附表（附表1）接種疫苗，除非他是獲豁免人士（附表2）。如個別人士除了在《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599L章）發出的指示下，同時於《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下發出的指示下另有接種要求，將以該要求為準。」簡單來說，市民若想要出外用餐、逛商場、到圖書館閱讀等，均需要證明自己已按照政府的要求接種疫苗，除非因身體不適合或其他原因才能獲得豁免。[1] 疫苗通行證不是香港獨有的抗疫措施，直至2022年4月5日，新西蘭也有推行疫苗通行證。[2] 早前在丹麥，亦有類似的通行證。[3] 新西蘭及丹麥現今不再實行「疫苗通行證」措施，甚至丹麥政府暫停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劃，這並非表示她們認為接種疫苗不重要，剛好相反，兩國相當重視疫苗接種，亦因著兩國的國民的疫苗接種率相當高，他們才有本錢放寬措施。[4]

一般來說，有能力購買到疫苗的政府都會大力推行疫苗接種，推出「疫苗通行證」是其中一種手段，以限制人們的日常活動來迫使當地市民接種疫苗。香港並非一開始便推出「疫苗通行證」來「強迫」市民打針。香港於2021年2月底開始了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但截至同年6月1日，僅21%人口接種了第一針，全面接種疫苗的人則約16%。為了「谷針」，政府及企業積極推出獎勵措施，一時間，針假、獎金、各式各樣的抽獎紛紛出爐。[5] 豐富獎品讓本地接種疫苗人數明顯增加：從2021年2月26日至5月底，平均每天只有14,727人接種首劑疫苗；到了6月1日至6月17日，平均每天則有26,341人接種首劑疫苗。[6] 打針的人數雖然多了，但要達到免疫屏障，與當時要求的70%接種率，還有一大段距離。到了2022年2月，政府希望在3月初首劑疫苗的接種率能達到90%，[7] 於2月24日實施「疫苗通行證」，[8] 截至5月31日，在過去一星期，移動平均值為46,775劑次，接種兩針的市民達87.1%。[9]

隨著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株的散播力愈來愈強，對於接種率的要求愈來愈高，而為了提高人民對抗新冠肺炎的保護力，無論是基於疫苗的效力隨著時日的流逝而漸漸減退，還是基於新變種的病毒株削弱疫苗的效用，各地政府都紛紛推行接種第三劑，甚至是第四劑加強劑的計劃。[10] 這全是因為疫苗某程度上可以保護人民生命，根據不同地方的數據，即使原先針對Alpha病毒株研發的疫苗，在Omicron橫行的時候，比起無接種疫苗者，已接種者即使不能完全避免感染，但接種兩劑以上的疫苗能更有效地預防重症、住院和死亡風險。[11] 對政府來說，打疫苗並不只是為了接種者自己，也是為了他人，為了社會，打疫苗是一項可以減輕醫療系統的壓力，也能有助經濟復甦的措施。[12]

各地政府有「谷針」的理由，人民卻有「不買賬」的道理。「不買賬」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反對疫苗者誤信謠言，例如誤信mRNA疫苗會改變接種者的DNA，又或是微軟創辦人Bill Gates利用疫苗在人體植入微芯片。[13] 也有反對疫苗者對疫苗期望過高，認為作為疫苗，必須讓人百分之一百不受感染，只讓人不得重症的不算是疫苗。[14]

反對接種的理由中，難免有些理由讓人感到匪夷所思，但撇除這些，並不是每一個反對疫苗者都是陰謀論者，更談不上罔顧自己或他人的安危，他們都會好好保護自己，有的只是希望被尊重，有權利去選擇要不要把疫苗注射到自己的身體當中，也希望民主社會能夠存在著不同的聲音。[15]

人民希望有選擇的權利，當政府計算疫苗接種對社會整體帶來好處的同時，市民亦同時會評估疫苗接種帶來的風險。德國埃爾福特大學（Universität Erfurt）有研究指出：「疫苗接種意願的高低，本質上是風險與收益之間的權衡，它和疫苗的安全性、副作用大小、有效性，病毒本身的危險性有關，也和民眾對上述指標的主觀判斷有關。當一個人認為，接種疫苗所能降低的患病風險，並不足以抵消疫苗自身的副作用風險時，他對疫苗接種的態度就會傾向於拒絕。而當某地的疫情突然吃緊時，民眾的疫苗接種意願很可能會大幅升高。」[16]

有些人並非反對一切疫苗，只是對於「臨危受命」的新冠疫苗有所保留，有一位新加坡的太太堅持不讓孩子接種疫苗，主要原因是擔心新冠疫苗缺乏長期數據，她的孩子有可能因為接種疫苗而得到心肌炎，孩子即使康復，她仍不知道五至10年後他們會怎樣。她認為，傳統的疫苗往往要花數十年的臨床研究，才能打在身上，她無法衡量疫苗所帶給孩子的傷害是否低於新冠病毒。[17]

除了擔心新冠疫苗「太新」，事實上，疫苗嚴重的副作用（不是接種疫苗後短期出現的發燒發冷等症狀）也讓不少人對接種疫苗卻步，在台灣有反對疫苗者分享他的朋友打了兩劑疫苗，高燒不退，送往醫院深切治療部，醫生說他急性敗血病，然後他朋友便死去。他指出沒有媒體報道這件事，有很多受害者申請不到疫苗救濟，因為有關方面都說這跟疫苗無關。他表示在台灣，確診的死者即使本身有疾病，也可以算是因著新冠病毒而死，但在接種疫苗方面，卻不是這樣，想要證明死於接種疫苗，必須經過層層關卡，還要有科學證據、醫生證明、政府審核，他覺得這是非常不平等的。[18] 也有人因著親身經驗過疫苗的「副作用」而拒打第二針。當一個地方，如果人們認為政府資訊不夠公開，一切的「副作用」都說與疫苗無關，最終政府或藥廠亦毋須對「副作用」負責，難怪有人會拒打疫苗，甚至加入反對疫苗的遊行行列，因為他們聽得太多疫苗產生「副作用」的故事。[19]

各地有政府決定推廣，甚至立例要求市民接種疫苗，主要基於信任疫苗的效用，考慮到它為社會所帶來的整體效益。因此，即使在全球有不少地方出現示威，反對強迫疫苗接種，這些政府還是不會妥協。[20] 以它們的立場，強迫人民接種疫苗，不無道理。但不能否認，社會中的確會有人對疫苗心存懷疑，不相信疫苗的功效，又或是更相信疫苗存在令人擔憂的副作用。如上文所言，不是所有反對疫苗的人士都是無的放矢，不講道理，撇開基於政治立場，又或是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士，很多都只是單純的從自身或下一代的安全去考慮。政府為當地人民的生命負責，人民又何嘗不是為到自己的生命及所愛的下一代負責任呢？除非有人可以百分之一百保證，疫苗接種絕對沒有嚴重副作用，又或是新冠病毒只由未接種疫苗者傳播，否則，關於接種疫苗與否，還是需要尊重他人經過深思熟慮下的決定。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有過百萬港人確診，九千多人離世，不少市民都活在徬徨無助的處境之中，除了害怕自己和家人感染外，也擔心家中的物資是否充足，內心記掛著親人，卻不敢前往探望。假如出現病徵，又不知應否到急診室求診；若不幸確診，又害怕要送往竹篙灣等隔離設施，居家隔離又擔心傳染給家人。全港市民面對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鬱，彼此都活在困局中，每日的生活猶如跌入一次又一次的大型壓力測試裡。明光社在2022年3月2日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誰能救我脫離這煩死的疫境呢？」網上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與大家分享，如何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挑戰。

當市民面對生活上各種轉變和衝擊，往往會出現焦慮、徬徨、憤怒、煩躁等情緒，廖醫生稱這是我們未能適應壓力的反應，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應變能力、適當的運動和家人朋友的支援，在困境也能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不良情緒會對我們的健康帶來不同的損害，廖醫生指出除了失眠、抑鬱等心理疾病外，長期壓力亦會影響身體不同系統機能的運作，降低我們的抵抗力，令我們較易受到感染，也會提高罹患哮喘和癌症的風險。廖醫生更指出信徒會出現靈性的健康問題，難以親近神和難以感受自己被愛。

他建議大家要避免過度重複收看某些資訊及新聞，尤其是來自社交平台、一些未經證實卻會帶來恐慌或負面情緒的訊息，如果我們遇到疑問可尋求家庭醫生或身邊醫護朋友的意見，避免讓氾濫的資訊削弱我們理性判斷的能力。

市民受疫情影響減少外出，終日留在家中，也增加了與家人衝突的機會。廖醫生建議我們在困境時更要心平氣和地與家人溝通，如果無法改變對方，也應該以包容的角度來處理，可減少使用命令式的說話，如「不要做……」，可改為用「我建議你……」、「不如你試下……」，這會令對方感到被尊重。

最後，廖醫生提醒我們要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簡單如做掌上壓、仰臥起坐（sit-up）等運動，對穩定我們的情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他亦建議大家在這段時間不妨培養新的興趣，學習新的技能，也要保持社交生活，維持節制及有規律的飲食和睡眠習慣，並且要遠離不良習慣。

現在疫情看來漸漸緩和下來，但市民生活上仍要面對各種壓力，廖醫生的建議實在很值得參考，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收看足本講座。

收看講座

傳道書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一9）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過去兩年多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卻真是件新事，以旅遊和吃喝玩樂為核心價值的港人，忽然間不能旅行、不能晚宴，有錢也沒地方去揮霍。當然，有很多香港人更不幸，失去了工作，甚至因社會和家庭的困境而出現精神問題。這兩年算是香港（和世界）史上的新事吧？

悲喜交集的生命旋律

不過，傳道書並非說日光之下沒有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物。從另一角度看：「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傳三4）生命的旋律原是有喜有悲，如果香港能夠長年累月都是太平盛世（跳舞有時），傳道者反而覺得那就真的是新事了。每一代人都有那一代人哀慟的原因，對那一代人可能是刻骨銘心的經驗，但從歷史的長河看來，卻不過是舊事的新版本。

談到香港前途的危機，大概「六七暴動」才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也許從主觀的角度看，這種比較是意義不大的，今天活著的香港人，絕大部份對1967年的事情都沒有甚麼記憶，或是根本不關心那段歷史。同樣地，也許50年後的香港人也不會理會2020年新冠肺炎的故事。也許這種失憶的習慣，正是叫人們面對逆變而驚惶失措的原因。

學會哀慟

傳道書鼓勵我們要從歷史的長河去看今天的世界，從日光之上的角度去看日光之下的生活，從而得到智慧和靈力去面對改變。傳道書鼓勵我們要學會哀慟：「往喪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傳七2《和修版》）傳道者不是反對宴樂，其實他在書中鼓勵人珍惜今天能吃喝玩樂的機會。傳道者關心的是我們因宴樂而失去了對世事的警醒，以為宴樂的日子是理所當然，以致當苦難來到時，我們既驚恐又苦澀，怨天尤人。

傳道書鼓勵我們要有哀慟的情懷，也是說我們要經常留意世間的疾苦，特別是在人生暢順的日子。人有一個傾向，就是不想聽不想碰不幸的人和事，甚至連哀怨的電影也不會看，只聽勵志的講道；傳道者認為這種傾向會妨礙靈命成長，因為健康的靈命要建基在對人生現實的坦誠。死亡是現實，政治變動和病菌也是現實，新冠肺炎再次提醒我們：我們不過是人！

哀慟始於看見歷史長河中的苦難和不公義，但不停在冷眼旁觀或憤世嫉俗，卻願意進入到世人的苦難，致力尋問減少苦難之道。傳道者所說的虛空，卻不是否定世界的意義，而是指世事沒有定律（除了變化無定的定律），所以人無法掌握，因此我們就要學習在無常之中創造美善，在道德秩序常常失控之時作智慧人。哀慟的目的不是叫我們整天愁眉苦面，而是讓我們能留意到在逆境和順境中的祝福，能有一份更堅穩的滿足。

在無常中體察上主的保守

「難道一個人有吃有喝，且在勞碌中享福，不是福氣嗎？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上帝喜愛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傳二24-26《和修版》）傳道者沒有否定世界的美善，他鼓勵信徒要在常變的世界中珍惜今天。傳道者曾累積巨大財寶，極盡吃喝玩樂（傳二4-11），他發覺這些都不足以保證生命能有滿足，反而當他體會到生命的無常，他學會一頓清茶淡飯也能帶來滿足，有機會去勞碌工作供養家庭，也是出於上主的保守。

換到今天香港的場景，眾多行業的人（如飲食、旅遊、體育、娛樂場所）都經歷失業或收入大減時，假如我們能保持一份穩定收入，已經能給我們一份滿足；這不是出於幸災樂禍的態度，而是感受到我們原與那些失業的人沒有分別，我們有幸在一些可以繼續運作的行業，心內自然有一份感恩，也自然地思考有沒有可能幫助比我們不幸的人。

保羅在腓立比書有類似的教導：「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要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腓四4-5《和修版》）這份喜樂是源於「靠主」，當我們面對別人的不幸，可能會擔憂下一個會否是自己，因而無法感恩。但假如我們內心體會到今天的平安不是出於幸運，而是出於上主的看顧，那麼我們就有空間去幫助別人，或成為別人的同行者。

常存盼望

保羅在羅馬書中敘述了一個比傳道書更高的意境：「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3-5《和修版》）保羅能夠在患難中歡喜，不是因為聖靈給予力量化解了一切困難，而是聖靈給予力量能站穩在苦難之中。這份忍耐不是咬緊牙關的強忍，而是靠著上主以平安的心維持每天的生活。當我們能經歷上主這份扶助，靈裡的歷練更豐富，靈命就更成熟（或稱老練）。這份成熟的靈力叫我們在任何環境中都以盼望回應，這盼望不是被動的等待困難消失，而是因為確信在主內所作的愛心行動都不會是徒然的，邪惡的事情終會被良善克服，所以在困境中更加積極地去關懷四周的人。當我們能以這種盼望去面對困境時，會發覺上主的愛一直是我們力量的源頭；有了這取之不竭的生命力源頭，我們在任何處境中也可找到生存的方向，過著有意義的每一天。

假如我們以廣闊一點的胸懷看大流行，學習珍惜上主賜給我們的大小祝福，以盼望回報每天的擔子，我們會發現疫情不是一個夢魘，而是一個屬靈操練的功課，也許這功課是吃力的，卻可以是體會上主的同行的良機。願主保守我們都順利通過這功課！

編輯﹕謝芳

「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他的賞賜。」
《聖經新譯本》〈馬太福音10﹕42〉

新冠病毒肆虐，香港城內累積確診人數近117萬（2022年4月5日），8136人死亡。面對Omicron病毒傳染迅速，住在院舍及劏房中的住戶，困在狹小的居住空間，若有人不小心「中招」，極易傳播至全家；正面對患病的，身體不適的煎熬再加上物資缺乏，若失去別人的援助，很容易陷入危機！本文訪問了三位居於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細述他們過渡疫境的故事。

個案一：雪中送炭

禤先生來港5年，與太太及兒子居住在深水埗區，疫情嚴重時，將兒子送回內地的家人照顧。作太太的在疫情前於餐廳水吧工作，但因疫情影響停工；而禤先生則在地盤工作，賺取日薪勉強維持家庭所需。但在2月的疫情大爆發時，他和太太先後染疫確診，困在劏房分上下格床等待病情好轉。

禤家夫婦同時病倒，不但斷了經濟來源，也排不到隊看醫生，更打不通政府的救助熱線，失望之中感慨﹕作為平民百姓難道真的要自生自滅嗎？加上期間的天氣突然轉為寒冷，真是雪上加霜，令人感到絕望無助！

感謝主，慈善機構（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明光社）及時送來關心與物資，不單有義工為禤家買餸菜，還送上溫暖的棉被，還有維他命、退燒藥和消毒等物資補給，禤生直言心中感到溫暖，人生有了光和希望！隨後，他們夫婦二人慢慢康復，禤先生更能繼續開工，正常工作！對於信仰，他曾去過教會的佈道會，雖想多了解，但因為工作忙碌，故未能對信仰有進一步的加深認識。不過，此刻的禤先生坦言，今次能於困境中得到適時的幫助，是天父在保守自己，故心中感到平安呢！

個案二：送上幫助和盼望

黃女士來港4年，與丈夫和一對子女居於深水埗劏房多年。在疫情爆發初期，她甚麼物資都未有準備好時，小女兒不幸染疫！城內抗疫藥物、快速測試包四處都斷貨，隨後大兒子又發燒，再到他們兩夫婦雙雙確診。在所需物資藥品嚴重缺乏之下，既要照顧兒女，自身又患新冠病毒而不適，所處的境況真的非常辛苦和徬徨。

幸好她有朋友及時送了兩盒藥給她女兒服用，以控制病情；慈善機構亦送來信息問候和防疫信息，也立即為黃女士安排物資運送。義工們在寒冷下雨的晚上，拖著一手推車的生活必需物資，沿著樓梯送到她的家門，當中有肉、蔬果、罐頭、粉麵、八寶粥；更有防疫用品，如：藥物、清潔用品及快速測試包！令她深受感動。

曾於內地曾接觸過天主教的黃女士，因孩子就讀基督教學校而對信仰和主耶穌有點認識，她坦言自己是相信主，雖然未洗禮，但亦相信天父一直在身邊憐憫著她們一家。這次在疫情之中得到及時的幫助，更讓她感受到神的拯救，對教會義工的援助也十分感激。

個案三：送贈愛和溫暖

今年60歲的黃婆婆與先生居於長沙灣區劏房多年。她於二月尾時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再傳給丈夫。在找不到政府醫生診治時，幸好能求診附近的診所醫生，及時控制病情和退燒。在天氣寒冷之時，義工們得知她家缺乏綿被、食物、喉糖、清潔用品及快測包等物資時，也很快送上她家所需的，使她能得到溫暖。

黃婆婆雖不是基督徒，但也感到教會所給予的溫暖和幫助，她說：「耶穌、教會很好，會幫助我們，給予我們所需，很好啊！」被問及會否在疫情緩和後到教會了解一下，她也說有機會可以試試呢！

從上述的三個個案，受助的家庭除了透過機構的協助而得到物資，他們更能在困境當中感到被關心；也透過教會弟兄姊妹送上適時的幫助之中，看見天父的信實。

送出一杯涼水

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不少都是居住於「三無大廈」，即沒有任何形式的業主、居民組織，以及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往往這些大廈的環境可以說是極不理想。另外，也有不少的業主將一個單位劏成十多戶再分租出去。這些家庭的居住空間通風不佳，與鄰家住戶也極為相近，有相互傳染的高風險。幸好，城內不少慈善機構和義工，在嚴峻的疫情之中仍然努力和無私地為有需要的劏房戶送上物資，為他們在困境及寒冬中送上溫暖。

現在，雖然疫情稍為緩和，但是否有第六波的到來仍是未知之數，劏房戶除了食物、季節性的物資需要之外，如何幫助他們長遠改善就業、生活環境，仍需要我們關心政策。另外，中、小學學生在反覆的疫情中要使用網絡學習，劏房戶的網絡支援、學生能否有合適及安靜的環境學習？最近有調查顯示，四成幼稚園學生的家庭沒有安裝上網，政府能否資助讓幼童面對網絡學習模式？在狹小空間中，家長如何面對子女學習的問題及幫助他們跟上進度？當父母二人必須外出工作，但小孩在疫情中仍要在家上網學習… 這一大堆因疫情，以至劏房戶、貧困家庭仍要面對的問題，仍需我們繼續協助、幫忙和關心。

而最終，更是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憑信仰發出一點點光，在黑暗中照亮每一張渴求的面孔，讓他們藉此走出黑暗，真心實意地去認識天父和感到神的愛。「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5-16〉「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24-26〉

大家還記得11年前的「盲搶鹽」事件嗎？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了巨大地震，災難不但奪去三萬多人的生命，還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洩漏。事故不獨影響福島居民，也引起東南亞人對核輻射產生恐慌。[1] 恐慌時，往往會伴隨著流言或謠言，[2] 當時中國多個城市、香港及澳門便流傳著鹽中的碘能減低輻射，於是到了3月中旬，上述各地便出現搶購食鹽的情況，鹽的價格更一度急升。[3]

事隔多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同時，也同樣為世界帶來不同形式的流言或謠言。有些是先前已有，再度流傳，例如2003年沙士爆發時，內地及台灣流傳熏白醋、喝板藍根和金銀花能醫治沙士。[4] 2019年新冠肺炎愈演愈烈，白醋和板藍根仍然是不少中國人心目中的治病之選，這令不少專家需要出來闢謠。[5] 白醋與板藍根在內地似乎有特殊的魅力，在「醫治」新冠肺炎方面，印度卻有她的獨特秘方，在農村地區，許多人確信古老的習俗，便是用牛糞和牛尿液作為消毒劑，甚至連來自印度人民黨的議員，亦有在社交媒體中建議：「如果你早上空腹喝50毫升牛尿，然後每天吃五到10次薑黃，冠狀病毒就會消失。」當然，印度醫生也連忙出來闢謠，指出「沒有科學證據證實以任何形式使用這些東西（牛糞和牛尿）的好處。相反，塗抹（牛糞）或食用（牛尿）這些產品存在風險，其他疾病可以從動物傳播給人類。」[6]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的白醋防疫沒有科學根據，而印度的另類療法更是相當荒謬，因而推論只有落後地區才會出現這類難以置信的謠言便大錯特錯，事實上，有不少我們以為非常先進的國家，她們亦流傳著同樣令人側目的謠言。在澳洲，不少人上街遊行反對5G網絡；[7] 在世界各地，如澳洲、北美洲、新西蘭及英國等，手機訊號發射站遭到破壞。[8] 單在英國，有超過70座手機訊號發射站遭人攻擊，有約50個遭到破壞，即使當中大多數都不是5G網絡級別。[9] 這些人針對5G網絡，因為他們相信5G網絡與新冠肺炎相關，有的相信5G網絡產生的輻射會抑制人們的免疫系統，讓人面對冠狀病毒時，變得更加脆弱。[10] 有人甚至深信5G網絡以某種方式傳播冠狀病毒。[11] 有關5G網絡與新冠肺炎病毒相關的言論在互聯網快速地、透過不同語言，散播到世界角落。[12] 相信這些謠言的人包括美國著名歌手及演員，[13] 甚至是一些英國及歐洲的電訊工作者。[14]

除了把新冠肺炎病毒與5G網絡掛鈎，早前一些令人費解卻在美國流行的想法，還有以下幾項：一、新冠肺炎的殺傷力與季節性流感差不多；二、戴口罩是多餘的，喬治亞州州長Brian Kemp甚至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市政府實施戴口罩的規定，有人甚至相信戴口罩會讓人缺氧，引發高碳酸血症，嚴重的會引致死亡；三、富有的精英利用病毒，透過疫苗來賺錢；四、病例的增加是因為更多人接受測試的結果；五、如果病毒在人群中傳播，人們將因著群體免疫得到保護；六、Bill Gates有一個秘密計劃，他想透過疫苗在人體中植入可追蹤的微型晶片。[15]

關於疫情期間的流言或謠言還有不少，不過，與其知道當中的內容，不如略為探究到底是甚麼原因，人們總會相信流言或謠言，好提醒自己不要重蹈別人的覆轍。

避免人云亦云是千年不變的道理，可惜本來便有不少人會人云亦云，[16] 加上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人們更容易陷入人云亦云的陷阱，面對網絡上大量流傳的訊息，實在難以分辨訊息的真假，有研究顯示，當訊息重複出現次數愈多，人們會愈覺得它們比新訊息更真實，這便是所謂的「真相錯覺效應」（the illusory truth effect）。[17] 更何況，有些古怪的說法得到名人、權威人士，甚至宗教人士支持，就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這亦解釋了為何較能看清真相的人，當他們想要推翻他人錯謬的想法或信念時，其任務會是十分困難的。

除了人云亦云之外，恐懼或憂慮也會讓人失去判斷力。2020年初，當時人們對於新冠肺炎還是非常陌生，不太了解它是何物並因而感到害怕，[18] 至於5G網絡，早已有人對它心存恐懼。不過，有些人即使知道病毒是真實存在，但由於擔心工作和要支付賬單，不想停工而寧願「相信」新冠肺炎與流感差不多，又或是「相信」群體免疫是真的可行。[19] 《真確》一書的幾位作者說的好：「『恐懼』和『危險』是兩回事。可怕的事物是令人感覺危險。危險的事物是真正帶來危害。如果我們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可怕而非危險的事物上（也就是太過關注恐懼），等於是往錯誤方向白耗精力。」[20] 不管人們因為害怕5G網絡，推倒多座手機訊號發射站，對於疫情都是無補於事。反而，他們寧願相信毋須配戴口罩才是真正危險之事。

有些人不是真的相信謠言，他們支持謠言，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政府失去信任，又或是對政府感到不滿。有人認為新冠肺炎與流感分別不大，其實他們並不是否定冠狀病毒的殺傷力，只是對國家的回應感到沮喪及憤怒，當美國的從政者懇求市民留在家中，自己卻被揭發參加不同活動，市民自然不願意配合政府的呼籲及政策。[21] 其實不只美國，世界不同角落的人都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歐洲也有大大小小不同規模的示威活動，他們聲稱「病毒根本不存在」，「病毒」只是政府強制他們接種疫苗而衍生出來的東西。[22] Jonathan Kennedy作為一名全球公共衛生專家，他調查有關對政府的信任與對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之間的關聯，他分析了14個歐洲國家有關投票方面的數據及進行公眾對疫苗信心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若通過選舉形式得到人民較高的支持時，該國家的人民就愈多傾向不信任疫苗。[23]

香港在疫情期間，也流傳過不少流言或謠言，如內地廠房因疫情問題無法開工，影響未來供港物資供應。大家有否參與過囤積白米或廁紙等活動？[24] 即使你不相信謠言，只購買自己所需的部份，卻也會受到影響，在惡性循環之下，或許你也會覺得「需要」「買多一點」。在香港，恐怕不會有人相信用牛糞去預防新冠肺炎，但我們的智慧，又是否足以讓我們保持清醒，還是我們會被人云亦云、恐懼或擔憂，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所蒙蔽？是的，大家都知道核查（fact check）的重要，但除了核查事實，更重要的是留意自己的心態及情緒，這樣才不會被謠言欺哄或蒙蔽。

在英國政府未公佈香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安排前，新西蘭曾經是香港人移民的其中一個熱門選擇。在我所認識的香港移民中，絕大部份透過以下兩個途徑申請移民新西蘭（自己或配偶持有新西蘭籍除外）：

1. 技術移民：申請人的職業須在新西蘭政府的技術清單內，移民局會按申請人的英文程度、薪金、工作經驗、學歷和年齡等各項條件計分，如有足夠分數就可以入表申請。通常在香港時以此途徑申請移民的以年輕家庭為主。
    
2. 升學：由於我在教會的大學生團契事奉，因此接觸了不少透過升學，輾轉間（或計劃若干年後）申請移民的年青人。按新西蘭現行政策，任何人在政府認可的大專院校就讀學士或以上的課程，畢業後可申請三年工作簽證，如有僱主聘用、有兩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且薪金達一定要求，他們便有資格申請技術移民，從而獲得永久居民資格。除年青人外，亦有少數家庭以此方式申請居留權，因為只要夫妻其中一人獲大學取錄，其配偶會同時獲批工作簽證，而子女亦可享受免費教育。對未有足夠分數直接申請技術移民的家庭來說，這亦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我自2019年起參與教會大學生牧養事奉，過去兩年，我所接觸的年青人絕大部份都希望畢業後留在新西蘭，始終香港當時和現在的社會環境狀況很難讓年青人感到安心，當然亦有少數團友選擇回港發展。今年亦見到團友在未完成學業前跟隨家人移民英國。

容讓我在今次投稿分享一個年青人的故事，話說他在三年前修畢學士課程，畢業後獲一間五星級酒店聘用，原打算兩年後有足夠分數申請技術移民。但人算不如天算，COVID-19疫情自2020年起席捲全球各地，新西蘭政府在2020年3月時即時宣佈封關，凡沒有公民和永久居民資格的人均不得入境，而持其他簽證類別的人士一旦離境都不能再入境。

此政策出台後，本地旅遊業深受打撃，尤以客源集中國際旅客的五星級酒店為甚。封關不久，這名年青人工作的酒店將95%的員工裁掉，當然這名年青人也難逃裁員的命運。原以為只要努力工作，多等數月就能滿足移民局受聘技術職位、薪金和工作經驗的要求，豈知希望頓時變為泡影。這名年青人的工作簽證只餘一年多，以當時旅遊業的市道，他根本不可能即時找回相關職位。

由於一心想留在新西蘭發展，因此他只有兩條出路：一報讀另一個學位，但他沒有永久居民身份，這意味他需要支付國際學生的高昂學費，但他不想再加重家人的財政負擔；二見步行步，先找一份工作養活自己，再作其他打算，但其工作只餘一年多，若找不到相關技能的工作，意味屆時需要離開新西蘭。

最終，這名年青人選擇見步行步，而他亦很快就找到一份零售工作。雖然工種和薪金都未能滿足移民局技術移民的要求，但總算能自給自足，沒有為家人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坦白講，我十分欣賞他的決定，這總比閒在家中，靜待另一份五星級酒店的聘書實際，且他有為家人的財政負擔打算，思想非常成熟。美中不足的是零售業工時不穩定，令他再無法恆常參與教會聚會。而作為導師的我亦只能間中透過WhatsApp關心他的近況，讓他在逆境中能感受到同行者的關懷。其實與他情況相近的人，在教會以至新西蘭全國比比皆是。

眨眼間，一年快將過去，這位年青人仍舊在零售業工作。眼見他和很多情況類似的人將要離開新西蘭之際，2017年上台時主張收緊移民政策的工黨政府在連任後，竟在今年9月宣佈一項一次性的移民政策，凡在宣佈政策前持任何簽證在新西蘭居留超過三年或以上的人士可以在無任何額外條件的情況下申請居留（學生簽證除外），即使在新西蘭未滿三年，如薪金達一定標準或其職業在長期技術短缺清單中亦能符合資格。按政府估計，此一次性移民政策受惠人數高達16萬人，當然亦包括文中提及的這位年青人。

正當世界受疫情影響時，新西蘭其他行業受惠於封關政策得以持續發展，期間經濟出現強勁增長，而失業率處於歷史低位。但礙於政府過去兩年沒有批出任何新的簽證，同時不少沒有永久居留權的人選擇離開，令很多僱主無法在短時間內填補職位空缺，而同業間競爭人才的情況亦十分嚴重。在種種因素交織下，迫使向來主張收緊移民政策的工黨政府推出此一次性的政策，本地的華人群體更稱之為「大特赦」。

或許你會抱怨疫情影響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或你的如意算盤，有些人因為通關無期，加上政府連續兩年沒有批出新的居留簽證而感到茫然失卻信心，有些人更黯然離開新西蘭。但這件事讓我對「萬事互相效力」這句經文有一番體會，如沒有疫情，根本不會有此「大特赦」的政策出台；如沒有此政策，即使沒有疫症出現，相信今次受惠的16萬人中，有不少仍為如何得到居留權而苦苦掙扎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有時若非走到絕路，我們根本看不到上帝為我們預備的出路。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真、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今個月之前，新西蘭的新冠肺炎疫情相比起其他國家大致穩定。自去年8月至今年8月中為止，整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任何社區感染個案，而國民的生活基本上跟疫症爆發前沒有太大分別。可惜好景不常，政府在8月17日發現奧克蘭市有一宗社區感染個案，及後證實為Delta變種病毒不慎從隔離檢疫設施傳入社區。

新西蘭政府對疫症一直採取零容忍政策，於當晚已即時宣佈全國封城兩星期，期間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如診所、藥房、超級市場等），從事其他行業的員工均須留在家中，以確保傳播力極高的Delta變種病毒不會在社區極速擴散。

事實證明Delta傳播速度極高，短短兩星期間，奧克蘭已發現超過500宗社區感染個字。慶幸疫症不至於擴散至其他城市，政府將按情況逐步放寬奧克蘭以外的封城措施，惟我身處的奧克蘭在可見將來都會處於封城狀態。面對最少一個月的封城，我和家人都要面對、接受和適應以下四種新常態：

• 在家工作：無可否認，在家工作可省卻往返公司的交通時間。不過，學校和托兒所在封城期間不能對外開放。這意味著兩名就讀小學和一名初生的女兒都要同時留在家中，對我們這些雙職家長可算是一大挑戰。

• 在家學習：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大致上可以自主地上網課和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但新西蘭的功課量比起香港有如九牛一毛，所以她們每天都有頗多的空閒時間。

• 在家照顧：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尚且可以提供誘因鼓勵她們在家中參與更多家務，但細女不足一歲，既懂得爬上爬落，又會隨意將地上的物件放入口中，因此需要我們貼身照顧。

• 在家煮食：新西蘭今次的封城措施較其他國家嚴厲，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其他行為一律要停業配合防疫安排。之前，我平日大多在家中煮食，星期六、日或放假日子大多外出用膳，以免煮食成為我的苦差。但封城期間，我們連外賣都沒有，不論上班或放假都要日日煮足三餐，何解朋友的太太可以煮得一手好菜，而我太太就……有時真的十分羨慕！
   

人生總有高低起伏，即使移居外地生活，自己的工作和女兒的功課壓力較少，但不代表生活從此沒有其他問題。當結果不似預期，或許我們會浮現一些自己在香港時曾經擁有但因著移民而失去的東西。就以今次封城為例，我最懷念的是我當年的工人姐姐。如我不斷著眼於我失去的東西，每天抱著「唔想做又唔可以唔做」的心態處理工作和家務，我相信負面情緒積累下終有一天會向家人爆發，繼而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但我當初移民的目的並不是想有多些時間陪伴家人，與家人建立更好的關係嗎？

慢慢地，我領悟出當結果不似預期時，我們首先要選擇「接受」，接受自己當刻的境況，不執著於過去所失，著眼於現時所有，從而讓自己適應當下，享受其中。反之，只會將跌落「逃避現實」、「怒火中燒」、「討價還價」和「極度失落」的死胡同，那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