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選舉其實並不神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11/2018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要阻止社會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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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近在眼前的差傳機遇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2/01/2024

耶穌經常被人批評的是祂喜歡接觸一些主流社會認為身份低下、被人看不起、被人討厭的罪人、甚至人人避之則吉的病人,並且與他們一起吃喝聚會,當大家想起這些故事的時候,自然會想到稅吏、妓女和痲瘋病人等等。不過,若果大家想深一層,耶穌想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義、將自己看得比某類人高一等,以及將一些人拒於上帝恩典的大門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決定誰人可以得救、誰人可以親近上帝、誰可回應上帝的呼召跟隨耶穌。

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雖然激發起不少人對民主自由和公義的渴求,但同樣造就了一些偏激的思想,為了追求美好的目標而採取或容忍一些本來大家不接受的激烈手段,並將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認為對方不仁所以我方可以不義。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此而來的社會撕裂,不少人由於在社會運動中曾經有過被對手以不同手法(不論是現實或網上)欺凌,心中積壓了無法宣洩的憤怒、甚至有創傷後遺症,已經將與自己不同政見的人完全對立起來,並且腦中不斷浮起一些令自己憤怒的畫面,再加上政府這幾年採取不少強硬和專權的手法,更令不少人感到政府得勢不饒人,根本無意修補撕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要化解雙方的怨恨愈來愈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亦無法倖免,深受這種因政見不同帶來撕裂的社會氛圍影響。

當政見凌駕信仰,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竟然以為自己有權否定一些與我們政見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甚至認為有些人不配獲得救恩。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對中央、香港的施政和文化不滿,以至對內地同胞也有很大的抗拒,對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熱誠亦有所下降,令人惋惜;即使內地的宗教政策愈來愈緊,傳福音及宗教活動固然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之內,信徒的未成年子女亦不能參與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網上的福音信息亦受到嚴密的監控。在科技愈來愈進步的情況下,教會反而要走回頭路,透過中波、短波作電台廣播。不過,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祂亦很可能同時打開一扇窗,若果我們對同胞的福音工作、對未得之民的差傳工作有負擔,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便有大量的機會。

每年除了約有50,000人由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之外,截至11月,2023年透過各項吸納人才措施抵港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有近15萬,當然,他們還有一些不同的途徑來香港,大家現時在巴士、港鐵和街上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便可見一斑。就算不用返內地,我們要向同胞傳福音毫不困難。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覺得要返內地宣教很困難、也有很多擔憂,但今天機會就在我們面前,希望葉公好龍的故事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教會,就是大家常常將向同胞傳福音掛在嘴邊,但當同胞真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卻避之則吉!

不過,就算大家有負擔,當前的新移民事工和以前亦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來港的專業人士、以及在大學供讀學士、碩士、甚至博士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已愈來愈多,以前的新移民以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為主,因而教她們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社會、知道有哪些社區支援、以及為她們的子女補習等等的活動可能十分適合,但現在教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一些受過教育和生活條件較好的知識份子對信仰的好奇,這種好奇不單是頭腦知識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和生活經歷上的見證。而且除了接受他人的服侍,其實他們亦會成為服侍其他新來港人士的最佳人選。對不少本來以中產為主的教會來說,要裝備弟兄姊妹作這方面的服侍是比較容易的,問題是弟兄姊妹是否看到這等待收成的莊稼,以及是否願意為了福音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政見和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重新調整傳福音的策略。

我們要以宣教士的心態去面對今時今日的差傳機遇,作為宣教士的當然毋須完全認同當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例如到回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國家宣教,並不代表要認同當地的宗教,甚至有可能會違反當地某些限制傳福音的法律,我們不是要蓄意與當地政府對著幹,但要傳福音就要靈巧像蛇,只是謹記要純良著鴿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是要以愛勝過恨、要以善勝惡。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向我們不熟識、不喜歡、看不起的人傳福音,因為深信耶穌願意與所有被人輕看的人一同坐席,世上亦沒有基督的寶血不能遮蓋的罪人。希望我們不會成為福音書所描述的惡僕,自己被主人免了所有債,卻反過來逼其他欠自己債的人還錢,任何政見都不能凌駕神愛世人的心,作為忠心的管家,我們有責任主動了解身邊的鄰舍有甚麼需要,愈是艱難的歲月,我們愈需要保持單純的心。

無論是只會停留幾年的港漂、或是移民來港的同胞,他們剛到港的頭幾個月,是他們最需要支持、亦最願意接觸新朋友的時候,能夠把握這時機與他們建立關係,是讓他們能夠繼續參與聚會和探索信仰的有效方法,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召命。

戲劇隱喻與政治審查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20/11/2023

電視劇《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年盛夏》)被形容為2023年的「神劇」,網民形容劇中大量「隱喻」令人聯想到疫情前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申出一種論調:今時今日再不能直接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戲劇表達出來,因為太過高危,過不了政治審查,還要用各種方法曲線表達,大家「明就明」,一切「在心中」。

隱喻(metaphor)是一種修辭法,用暗示的方式,將一種事物比喻為另一種事物。或許在此用《那年盛夏》的劇名來解釋一下,有網民說劇名「綻放如花」那個「綻放」就是「爆頭」的意思,而「如花」就是指「爆到七彩」。於是「那年盛夏一班人爆頭死」就變成「綻放如花」。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基本修辭手法「比喻」,當中有本體(爆頭死)、喻體(綻放如花),如果是明喻,則會有喻詞。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技巧,是將抽象的事物用一個具體化的方式說出來,當中亦牽涉到不同的感受。例如《那年盛夏》故事所用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存遊戲加科技殺人的橋段,[1] 這類故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了,生存遊戲本身就是個喻體,觀眾討論的本體,就自然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在工作上或者為求生存而互相較勁。故事發展下去,突如其來各種規則的出現,令當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互動,表面合作的關係,但內裡卻是各懷鬼胎,甚至有更多人原來有另外的角色,被迫執行自己未必想執行的任務。整個故事就像一個隱喻了。

很多人說,自己很能投入故事中某個角色說過的某句對白。《那年盛夏》改編自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所以有人企圖將兩者比較並做對照,試著找出不同社會事件下,創作人如何將故事改編,以加入更多元素,將故事更緊扣現實的社會狀況。[2] 觀眾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一些對白,例如「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令人對應到現實中一些具體情況。可是故事同樣透過隱喻,滲透出各種的情緒,而透過故事的發展、人物角色,這些已經不只在告訴觀眾故事的推進,而是在挑動觀眾的情緒,叫他們去感受這些難以言說,抽象又難以表達的事情來。

明光社

故事一方面用這個方式去喚起觀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為觀眾的想法,設了一個框框。因為運用了隱喻手法,當中的特點是將一些創作人想表達的東西突顯出來,換言之,故事引申出來的情緒和想法,都是帶有特定的角度。例如這個故事本身的設定就是殺人遊戲,不跟遊戲規則就有人會死,而這件事是不能逆轉的。[3] 其實故事做了幾個設定,例如整個群體是學校的同學,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老師和同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遊戲的規則和設定其實也是創作人對社會的一種想像。這種框框的設定,做得好有助觀眾思考,做得不好有時會影響觀眾的思考角度。

說白一點就是,故事中掌權的人和學生,必然是對抗關係嗎?同學之間如果合力無視規則又會怎樣呢?故事人物怎樣看規則這一回事?即使有規則又必定有不幸的事會發生,遊戲參與者是不是務必要跟隨規則?所謂的遊戲是不是就必然有輸贏?再退後一步問,「勝/敗」其實是否也只是一個隱喻?這些框架,觀眾很自然地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回心一想,這些也只是隱喻之下的一部份,或者只是故事的框架而已。

更有趣的是,在網絡世界中,大家往往將創作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部份,自己「腦補」下去,繼續延伸想像,於是在觀賞《那年盛夏》時,一些純粹推進故事的劇情,也可以被觀眾加入想像,成為「隱喻」的部份。當然,這可以被理解為創作人成功透過一個框架的設置令大家投入在劇情之中,如此才會有這麼多的互動,在作品與觀眾互動之下,作品會更加完整,觀眾的推演往往並不是在創作人預計之內,但有了這些推演,就更能令作品流傳下去。[4]

同時,正因為有不同「觀眾」,大家才會有不同的解讀,並出現了不同的想像和見解。誰都知道「故事內容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實際上當太多人的情緒同時被牽動到一個相同點時,那種共鳴容易令人產生疑心,這也是正常和合理,所以不少人常會擔心類似節目會否遭到非議和投訴。不過正如之前所言,不少所謂的寓意,往往是一種劇集與觀眾互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如果觀眾未有經歷過某些事件,看這個故事就未必會受隱喻影響,產生某些特定的聯想,所以隱喻之所以成立,還是要建基於觀眾本身心存某些感受或者本體,兩者才能「聯結」起來。

如此,誰要攻擊故事隱喻,其實就是因他內心有一根刺。療傷,比還擊,似乎更重要吧。


[1] 查柏朗:〈《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革新港劇的美學取向〉,虛詞,2023年9月25日,網站:https://p-articles.com/critics/4054.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5日)。

[2] 查柏朗:〈《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從校園到社會的連結與盲點〉,虛詞,2023年10月3日,網站:https://p-articles.com/critics/4067.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5日)。

[3] 〈【#timable睇電視】ViuTV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 分析5個特別任務意味 一早暗示劇情走向〉,timable,2023年9月22日,網站:https://timable.com/blog/2338471(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5日)。

[4] 阿果:〈周日話題:《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鬼魅城市的前世今生〉,明報OL網,2023年9月24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30924/1695490139776/周日話題-《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鬼魅城市的前世今生(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5日)。

那一天,我們不會忘記……

陳少平 | 作者現居比利時,為世界福音動員會駐比利時的宣教士,主要是向當地的華人留學生和華僑宣教,亦與其他同工向比利時人傳福音。作者十分欣賞比利時人的謙卑內斂和當地中世紀的宗教畫和教堂建築。
12/06/2023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比利時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他山之石:立法不能解決激進抗爭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01/12/2022

自從2019年,社會對用激進手段進行的抗爭,看法兩極。贊成的一方,認為抗爭者本來想用傳統寫信、簽名等方式表達意見,但完全沒有反應,所以才用較激烈的抗爭,而且只有激烈抗爭,社會才會感受到切膚之痛和需要,這樣才會帶來改變。但反對的一方認為,社會抗爭太激烈,影響民生的話,既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甚至倒過來會招人反感。

近月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的抗爭活動,整個暑假在英國不同的高速公路堵路,在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外牆噴上漆油,甚至到博物館將罐頭湯潑在名畫上。當地警察單在今年10月就動員過萬警員去處理這團體的大大小小行動。由9月底的至整個10月,當地警方共作出677次拘捕行動,111人被告。

與真正的暴力抗爭不同,Just Stop Oil的做法並不真正破壞任何物件,例如他們倒罐頭湯的行動中,他們宣稱只會倒湯在有保護的名畫上,所以最後該畫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之後再加一句:「難道你重視名畫的安全,多過地球嗎?」[1]

環保團體做類似的行動,動機明顯,亦看出整個計劃在行動前有思前想後,他們說堵路只是為了給予大家機會去思考甚麼才是當前最重的議題云云。看上去理性,透過行動希望喚醒更多人回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曾經做過環保團體的發言人,但不喜歡這種抗爭手法的哲學系教授Rupert Read坦言,這種做法雖然能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後真的能成功動員的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二。[2]

他認為透過這類激動抗爭,並不能帶來廣泛共識,只會令社會走向兩極,而且會持續失去支持者。實際上Just Stop Oil 的發言人也表示收到不少人的投訴信,要求他們就這些抗爭行為帶來的影響道歉,但他說機構不會這樣做,他說:「巿民絕對有權對我們的行為表達憤怒,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憤怒?我們今日已經沒有時間再談如何提升大家的意識,我們需要行動。」[3]

公民社會或者壓力團體可能只從政策能否被有效倡議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但如果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很多人自然會問:堵路犯法嗎?淋湯到名畫上犯法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可能大家今日會想到用國安法處理相關問題,但在英國,他們本身就有法例處理公路的破壞行動,也有法例處理破壞名畫的行為。這些行為違法,參與抗爭的人也知道,也有準備會上法庭。當然,他們一樣會用盡法庭給予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去爭取和抗辯,所以一樣會籌錢打官司。

同時,社會亦質疑現時的法例會否令警察難以執法?英國本身強調人權自由,集會、示威、言論自由均受到社會重視和保障,但激進示威者透過破壞社會秩序,企圖喚起巿民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這方法合法嗎?根據BBC的報道,理論上堵路、破壞物件本身就犯法,某些行為例如拉人鏈入馬路,就未有法例明確禁止,即使警察有法可依,但該法例未有針對示威者這類行為,也沒有特別的指引,因此警察執法確有難度。[4]

為此,英國政府正審議公共秩序草案(Public Order Bill),規管有關的行為,例如堵路、人鏈、干擾公共設施的使用等,又加強警察截停搜查的權力,有關法例當然被一些支持透過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機構所反對,[5] 認為這些做法侵犯巿民的基本人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要求取消有關的立法,但當社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高速公路,甚至電力可以被干擾時,有沒有法例可以快速令社會回復正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討論點。

從社會抗爭的角度來說,激進抗爭這種做法和武俠小說裡的七傷拳一樣,雖然可以達到行動者想要的效果,但同時會令自己受傷。健康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應該聆聽巿民和壓力團體的想法,透過社會一起參與討論協商,謀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破壞來企圖令對方就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當中部份方法的確有爭議,這些方法應該要在必要情況下,並獲得社會較大共識才可以使用。同時,英國政府理應反思,透過增加警權去「管制」社會抗爭者,實際上未有解決他們本來所提出的議題,正如Rupert Read所言,這些做法只會令社會更加兩極化,而不會有機會成功回到會議桌,尋求解決的方法。

魅力領袖:政治的盗火者?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9/10/2022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死心塌地追隨魅力領袖

很多政治評論家都指出:整體來說,世界上民主正在退潮,如今民粹主義在多個國家興起,很多人都傾向於支持偏激的魅力領袖。甚麼是魅力呢?這很難解說。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將領袖的權威基礎分為三類:傳統、法理、魅力。韋伯將魅力型領導的屬性描述為:「人們服從魅力型領導者不是憑藉傳統或法規,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對於韋伯的說法,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不錯,魅力領袖的特徵之一,就是無論他做錯甚麼,其追隨者仍然會死心塌地為他護航,支持者絕對相信他!關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負面消息不絕於耳,例如他可能有份煽動去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他和自己的家族誇大資產總值,他離任之後將機密文件運到海湖山莊。儘管機密文件事件已經是證據確鑿,然而這一切卻完全無損其支持者對他的忠誠。面對非法拿走機密文件的指控,共和黨眾議員鮑勃.古德(Bob Good)的首選解決方案就是「解密所有文件」。

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如果特朗普因處理機密文件不當而被起訴,那麼美國將會發生街頭騷亂。不久之後,密蘇里州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今年9月,特朗普在接受電台脫口秀主持人休斯.休伊特(Hugh Hewitt)採訪時說,如果他被指控或逮捕,他的支持者將不會接受這個結果,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我認為以上所說並不是危言聳聽,特朗普的支持者大有可能會重演1月6日國會事件。

切割傳統還是恢復傳統?

現在回頭說韋伯,我不同意他將魅力權威與傳統權威對立。特朗普主義迷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他高舉「令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種美國版的「偉大民族復興夢」正正是訴諸人們對傳統的嚮往,要令美國再次偉大,意思是美國在歷史上曾經偉大。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希伯來文化教授大衛.阿伯巴赫(David Aberbach)曾經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了政治魅力領袖的矛盾性,他說:「那個人(魅力領袖)可能是假貨,但人們的渴望卻是真實的。」人們心底的渴求是甚麼呢?

美國政治學家露絲.威爾納(Ruth Willner)一針見血地指出:魅力領袖就是政治圈子的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人物,他從天神宙斯手上偷取了火,然後傳送給人類,有了火之後,人類文明出現了革命性的大躍進,希臘神話中的神明都是喜怒無常、自私自利的暴君,普羅米修斯令到人類有能力挑戰神明、挑戰暴政!無論處身於任何時代,人們都總會不滿現狀,人們期盼普羅米修斯的出現,人們期待能夠超越自己,參與一項偉大事業,成為「大我」的一部份, 甚至成為推翻強權的英雄。表面上,很多人口頭上表示願意躺平,但只要「盜火者」出現,人們潛藏於心底的渴望就會爆發出來。

政治的普羅米修斯可以提供兩種出路,第一種是跟傳統與現狀完全割斷的徹底革命,例如法國大革命要以人本思想取代天主教信仰,布爾什維克革命要推翻資本主義和東正教權威,但歷史事實證明,這種激進的目標和手段只會帶來大災難,不難想像,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破除傳統、徹底革命的進路已經逐漸失去市場。第二種卻剛剛相反,「盜火者」主張恢復傳統,恢復一個高度美化、理想化的歷史烏托邦。這類領袖的吸引力在於他好像是代表了一個深厚而優良的傳統,若果你攻擊他,就是攻擊整個傳統!

在偷火之後,普羅米修斯受到宙斯嚴厲的懲罰,他被綁在一塊石頭上面,一隻鷹不斷地吃他的肝臟,但不旋腫他的肝臟又再生長出來,跟著那隻鷹再來吃他的肝,這個酷刑周而復始,永不終結。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是為人類這個弱勢社群犧牲的悲劇英雄。政治上的普羅米修斯戴上了這種光環之後,任何對他的指控都被看成是他為民請命而受到政治迫害。

甘迺迪與列根高舉捍衛自由的美國傳統

話又要說回來,其實魅力領袖並不一定是完全負面,除了特朗普,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亦曾經出現了好幾位魅力四射的總統,例如約翰.甘迺迪和朗奴.列根,前者是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後者是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有趣的是,兩位總統的魅力基礎之一都是主張振興或者恢復美國傳統。

約翰甘迺迪熱衷支持對黑人平權,他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抗衡,令世界平安地渡過了古巴飛彈危機,1963年他在德克薩斯州遇弑身亡,舉國為他哀悼。他的1961就職演說留下了許多傳頌千古的名言:「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負起任何重擔,承受任何困難,支持所有朋友,反對所有敵人,以確保自由可以存在和成功。……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甚麼。問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甚麼。」在這篇演說中,甘迺迪向聽眾申述了美國文化遺產中最崇高的理念:為自由而犧牲。在冷戰期間,美國人生活在核子大戰的陰影下,前景並不明朗,甘迺迪的演說恍如一支定海神針。

朗奴.列根在198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我相信,我們,今天的美國人,已經準備好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人,準備做必須做的事情,來確保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和我們孩子的孩子能夠得到幸福和自由。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新自己時,在其他人眼中,我們在全世界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對於那些現在還沒有獲得自由的人,我們將再次成為自由的典範和希望的燈塔。……對於那些分享我們自由理念的鄰國和盟友,我們將加強彼此之間的歷史聯繫,並向他們保證我們的支持和堅定的承諾。……至於自由的敵人,那些潛在的對手,我要提醒他們,和平是美國人民的最高願望。我們會為之談判,為之犧牲;但無論是現在還是長遠來說,我們都不會投降。」在列根總統上任之前,蘇聯大肆擴張,美國處於守勢。在演說中列根高舉美國決心捍衛自由的傳統價值。

結語

上面提及的阿伯巴赫指出,雖然魅力領袖可能是騙子,但人們心底的渴望卻是真實的。 我會說:無論魅力領袖是真貨還是假貨,人們強烈的渴望情緒令自己難以分辨真偽。

曾經刊載於:

澳洲同路人

信仰反思 (偶像、流行文化與社會)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5/08/2022

在神的國度裡,有權柄和能力,不憑血氣,不憑勢力,單單倚靠主聖靈。
(詩歌《願祢國度降臨》的歌詞)

對使徒來說,脫離羅馬政府迫害是何等重要的事,他們非常關心復國一事,耶穌不是不關心政治,祂知道父神已定了時間或日期,只是認為使徒不必知道(徒一6-7),他們在當刻,最重要的是遵守祂的吩咐: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幾天後他們將受聖靈的洗(徒一5)。甚麼是聖靈的洗?幾天,即是多少天?使徒一聽到耶路撒冷,比他們聽到受聖靈的洗更感興趣,追問復國的時間表(徒一6)。使徒錯失焦點,耶穌回歸正題:「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徒一8《新譯本》)

「道不同不相為謀」,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發起的杯葛行動,層出不窮,對於參與杯葛的人來說,極其量會帶來不方便,但若把政治看得大於神在人身上顯明的旨意,所招致的損失卻不可同日而語。假如使徒只管政治,漠視耶穌的吩咐及聖靈,不去為主作見證,他們又將錯失一段怎麼樣的人生?他們又如何見證著神的救恩傳開呢?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8/06/2022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何謂警察社會?警察國家(德文:Polizeistaat,又譯為警察社會),本為一個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用於描述一種政府自稱為維護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但卻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和非常手段,強行操控和改變人民大小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

明光社

話說回來,警察(這裡以普通員警police constable作解釋)中的police 一詞,是源於古希臘文,帶有維持秩序,促進社會和平,保障公共安全及保障財產等意義。而constabulary則為英語,代表警察是以紀律部隊,而不是以個人保鑣、江湖俠士、或是無紀律的散兵游勇形式存在。現今社會中,以城市警察部門運作的警隊制度,最早見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即大家時常聽到的「蘇格蘭場」,那裡曾是倫敦警察廳的總部所在),而香港因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順理成章地,也成為全亞洲首個設有現代警察制度的地區。香港警察隊更在60年代被冠以「皇家香港警察」稱呼,直至1997年才被改稱為香港警隊。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無論藉著甚麼形式,社會上總有維持社會正義、保護社會安全的需要,而警察作為使社會能正常運作,能為社會「除暴安良」,的確是社會安全的守護天使。然而,若果天使原有的良善有一天變歪了,權力使人腐化,由維持社會正義變成了唯我獨尊,天使便會折翼變成那惡者,若果社會又缺乏對之制約、制衡的機制,警察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警察社會」這一術語首見於1851年,意指當時在德意志地區和奧地利帝國中,為了維持秩序而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來對抗人民的情況。在歐洲列強帝國,戰爭與革命動盪中,很多國家都以常駐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甚或其政權運作。在這種普遍強化警隊的情況下,「警察國家」一詞就是用來形容因專門加強警察力量,最後卻變成過於猛烈,不受制約,並且常以「僵化和鎮壓性」方式對付市民和反對力量的情況。而警察國家亦常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並存,並常與諸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俱樂部殘暴對付異己,或在羅馬帝國時期,政府鎮壓反對勢力等歷史事件作比對。[1]

或許有人認為,「犯法就是犯法」,警察只為執行法律,只是照章執行,本身並無不妥。這其實是源於對法治的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以為法治只是「知法守法」,這是典型以法而治(rule by law),是一種較為狹義的解釋,以為一切只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即可。可惜的是,世界上很多政府表面上是以法而治,實際上卻將法律用作方便管治的工具,政府可以選擇去遵行法律,但若該法律不利它們,或對它們來說並不合宜,便可以置之不理。[2] 真正廣義的法治,在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尊重個人自由;這除了確立個人行為界限(注意,尊重個人自由的確不等於鼓勵犯法),但更重要是對政府,以及不同的充權機構的限權。這就是以法限權(rule of law),[3] 據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所言:「如果法律本身非常嚴苛,依著法律辦事也不算是rule of law。」[4]

在警察國家中,當權者往往自命為無知人民的監護人,因著保護人民,他們就有義務(權)去糾正人民的錯誤,甚至主動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而即使這些作為明顯地違反了人民的意願,也要強力執行以突顯其正確性,以便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的樣子。[5]  這種以人民福祉為由,實為侵犯個人自由的行為,成為了很多警察國家的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而為能順利執行這些「強力政策」,警察國家通常會配合對人民不同的分化手段,以加強管治效果。例如將人民「分而治之」,減少或禁止人民彼此結連,或交換消息的權利(在中國憲法中也有列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6]  更進一步,無限制對異見人士的拘捕,並將之任意長期羈留,扭曲原有政治選舉和人民表達意見的制度、對人民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審查,對人民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以使其對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造成限制,實行灌輸式教育,鼓勵市民相互舉報,破壞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警察力量不合理地強化(其中可以警察人數佔公務員人數的比例作出量化計算),以至裝備武器化,軍隊化等,都是警察國家成形的具體指標。

簡而言之,在警察國家的威權時代,民眾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政府一切政策措施只有奉行遵循,沒有個人的意見,而警察是掌握權力的機關與人員,藉由推行政令,採取由上而下的高傲態度對待民眾,民眾也懾於警察權威,敢怒不敢言,默然承受。[7]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事實上,在嚴密的警察社會之下,也和軍法管治不遠了。軍法管治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這時,一般的司法及行政權會部份或全部由軍隊或軍警力量接管。在這些年間,有些國家一早已將對付疫情提升到「打贏人民戰爭」的高度,一切軍管措施,由限制人民出國及出行,日常生活禁閉,皆以抗疫之名實行。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雙管齊下。


 

[1] Jason Swindle, “What is a police state?,” Swindle Law Group, P.C., October 2, 2013, https://www.swindlelaw.com/2013/10/what-is-a-police-state/; Deák Ágnes, “In the footsteps of revolutionaries: the federal gendarmerie in the Austrian Empire, 1849-1852,” eLibrary.ru, https://elibrary.ru/item.asp?id=37135278.

[2] 褚簡寧:〈又中又英——rule of law〉,《頭條日報》,2018年7月31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126/20180731/689128/專欄-又中又英-rule-of-law

[3] Van Norman Law, “RULE OF LAW VS. RULE BY LAW,” VAN NORMAN LAW, April 28, 2017, https://vannormanlaw.com/rule-law-vs-rule-law/.

[4] 楊鐵樑:〈Rule by Law不同Rule of Law〉,「楊鐵樑留言信箱」,網站:https://www.rthk.hk/elearning/yangtl/studyroom_topic4_p4.htm

[5] 〈警察國家〉,「維基百科,2022年3月9日,網站:https://zh.m.wikipedia.org/zh-hk/警察国家

[6] 「第四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5年6月14日,網站:http://www.gov.cn/test/2005-06/14/content_6310_4.htm

[7] 謝芬芬:〈從社會正義、社會安全談警察的社會責任〉,《日新》,第4期(2005年1月),頁136–142,網站:https://www.kmh.moj.gov.tw/media/77813/88211371762.pdf

身份認同的包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7/03/2022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人擁有多重身份

處身於這個陰謀論、虛假訊息滿天飛的年代,筆者曾經寫過不少文章,從邏輯和證據方面去反駁謬誤的言論,此外,我亦曾經指出過,許多時候人們擁抱某些值得商榷的立場,是基於個人心理和性格的因素,而不是理性的考慮,但更加重要的是,當某些論據挑戰到集體身份認同的時候,鮮有人會跟隨證據而改變立場,因為這樣做等同於否定了安身立命的自我定義。

自出生以來,不同人會擁有不同的身份,我是某家族的成員,我是某學校的學生,我是某公司的職員,我是某教會的信徒,我是某品牌的用戶,我是某國的公民……等等,這些身份都有不同的優先次序,有些無關痛癢,有些是次要,有些則關連到深厚的傳統和龐大的社群。

轉換電腦用戶身份是輕而易舉

先說說一些不大重要的身份,在電腦用戶中有些人是蘋果麥金塔(Macintosh)的粉絲,有些是微軟視窗用戶。當筆者是學生的時候,有位教授是麥金塔的忠實追隨者,而事實上在那個時候麥金塔的科技和用戶使用介面都勝過微軟視窗,他到處向人宣揚麥金塔的好處,將微軟視窗批評得一錢不值。但後來微軟視窗和英特爾(Intel)晶片的技術逐漸追上來,最後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說:「麥金塔的價錢昂貴,而且軟件很少,我不會為了運作Adobe Photoshop快幾秒鐘而買麥金塔。」類似情況亦出現在電腦網路作業系統,由1980年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Novell Netware是電腦網路作業系統的龍頭,它的市場佔有率高達90%,比爾蓋茨當然不會坐視,1993年微軟推出Windows NT Server,平心而論,Novell Netware在功能和穩定性方面都遠勝Windows NT Server,但用戶認為將整個電腦網路放在同一平台會比較好,結果大部份用戶都改用微軟產品,許多資訊科技專業人士的身份由Netware認可工程師轉為微軟認可工程師,筆者就是其中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都沒有情緒上的掙扎,因為這些身份並沒有附帶著對原本社群的濃厚認同感。

末世論是反對環保的原因嗎?

然而,當某些做法或者立場牽涉到身份認同的時候,往往人們會便自欺欺人,真實的決定是基於情緒,但為了維護這個決定,卻搬出牽強的藉口。舉例說,大部份美國福音派領袖和信徒都懷疑氣候變化和反對環保措施,根據2014年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一半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非福音派基督徒相信這說法的百分比由40%至77%不等,但只有28%的白人福音派信徒接受這看法。一個流行的解釋就是:基督教相信末世論,既然世界最終會被毀滅,那又何苦要挽救地球呢?德州農工大學教授羅賓.維爾德曼(Robin Veldman)看不出兩者有甚麼必然的關連,她指出:福音派信徒熱衷於參與政治,特別是支持共和黨,如果人們相信末世將會來臨,那又為甚麼要參與政治和改變社會呢?在他們眼中,環保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掛鉤的,政治上的自由派等同了神學上的自由派,故此,支持環保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2012年,奧克拉荷馬州參議員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斥責氣候變化是騙局,他說,神在高天掌權,認為人類活動可以改變氣候是自大和令人憤怒的說法。2017 年,密歇根州眾議員蒂姆.沃爾伯格(Tim Walberg)針對氣候變化的議題說:「身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這位創造者要比我們偉大很多,我有信心,若果真的有甚麼問題,神可以為我們解決。」表面上這是十分屬靈的高調,可是,如果他們真心相信無論人做甚麼,神仍然掌權,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那麼兩位議員又何苦在議會上用盡努力去推動自己的政治理念呢?索性交託於上帝吧!全國福音派協會政府關係主任蓋倫.凱里(Galen Carey)在 2014 年的一次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福音派反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並不是基於宗教理由,而是政治理由,他們害怕政府會通過環保措施削減了自己的自由。自立國以來,自由民主是美國人無上的價值,共和黨反對大政府,提倡小政府主義,因為龐大的政府機器會限制人民的自由。美國人就是追求自由的人,環保主義觸動了他們的神經。

法律不能改變人心是反對槍管的原因嗎?

維護第二修正案(人民擁有槍械的權利)也是美國福音派和共和黨的核心價值,無論發生了幾多次大規模槍殺案,很多主張「尊重生命」(Pro-life)的福音派教牧和信徒卻堅決地反對槍械管制。在2019年7月底至8月初,美國在一個星期之內分別在加州、德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發生了三宗大規模槍殺案,造成了35人死亡、多人受傷,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超級教會牧師羅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隨即表示:「法律很重要,但它只能夠控制邪惡,而不能消滅邪惡,只有基督才能夠改變人心。」既然如此,為甚麼美國福音派希望最高法院裡面的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從而令美國法律向自己的政治主張傾斜呢?

瑞恩·伯奇(Ryan Burge)是東伊利諾伊大學政治學教授和浸信會牧師,他發現政治取向比宗教信仰更能顯示一個人對槍枝的看法。傳統基金會在兩年前發表文章反對回收槍械,文中的結論是這樣:「如果政府期望沒收和平公民的槍枝,政府應該會發現大多數美國人都不願意遵守這措施,就像在1775年一樣。」最後一句可說是畫龍點睛!在18世紀末期美洲殖民不滿意英國政府向他們課稅,自己卻在英國國會沒有發言權,1775年美洲殖民者發起了獨立戰爭。美利堅獨立正是槍桿子出政權,美國人得以自由就是當年民兵揭槍起義的結果,二百多年來這種自由無上的觀念已經印入了美國文化的基因。槍械管制就是否定自由,就是否定美國人的身份。

結語

讀者可能覺得我太針對美國人,平心而論,這種維護身份的態度是普世性的,這包括中國人在內。例如現代醫學已經發現,經常吃白飯這類澱粉質食物會導致癡肥和高血糖,故此筆者和太太是「無飯夫妻」,但許多華人仍然堅持這種飲食習慣,理由之一是:「中國人不可以不吃飯。」勸人放棄米飯,是挑戰文化認同。

我曾經以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口吻對人說:「如果人們看待任何事物都好像看待電腦軟件、硬件一般,世界上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冷靜面對疫情資訊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01/03/2022

近日流言四起,又說封關檢疫,又說禁足,昨日甚至有「在立法會工作的律師行高層人士」的聲帶流出,用緊張的語氣透露,立法會正在進行秘密會議,通過全城禁足七天,聲帶不斷在即時通訊工具中流傳,全文更被推上報。全城即時陷入封城恐慌,超巿所有凍肉,雞蛋,食物幾乎全清,最後更有流言傳出說超巿所有貨品售罄,明日要關門云云。

雖然立法會在幾個小時內就澄清事件,稱沒有相關討論,但我們不禁仍然會問,經過社會運動和超過兩年疫情,為何這種消息仍然可以令社會如此不冷靜,我們怎樣可以在真假難分的消息中微笑以對,似乎成為了疫情下的第一大學問。我們不妨溫故知新,好好重溫。

第一:任何資訊,請先看消息來源。如果是官員的原話,當然可信納為他的說話,但如果一個消息,來源不明,例如「接近律師樓的立法會議員」就明顯不是很可靠的消息來源,只有聲音沒有樣子,只有樣子沒有直播,沒有第三者真人(記者)在現場見證的東西,在這個改圖和AI盛行的世界,甚麼也可以假,聲音影片也不一定真確,如果直播,又有記者在現場,至少有人證,就真實得多。

第二:相信你的常識。社會政策,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但不能放棄常識,以此個案為例,立法會真的可以進行秘密會議嗎?有的,但只限極少部份的非常會議,如果用「秘密會議」來通過禁足,卻非常奇怪。再說,若真的要全城禁足七天,要修改法例嗎?其實不用,以今日的常識,用緊急法足矣。所以當有人說用立法處理禁足令,道理上就說不通,在判別是否真相是,理應打很大的折扣,而收到消息的人不應衝去超巿買日用品。

第三:冷靜。香港是一個急速的社會,我們對身邊的消息,有時會特別敏感,科技令我們接收資訊的速度更快、數量更多,有時我們未必細想,也沒有分析,就作出反應,有時反應太猛,常常產生「現象級」的社會笑話。觀乎政府近日此一時彼一時的動作,巿民抗疫就更需要冷靜,一個疫情可以用不同方法處理,不同心態去應對,看見消息有時要冷靜,先調節心情,盡量在冷靜分析後才做判斷。

原來當春天可以放暑假,入院可以變瞓街,我們只能承認人類面對病毒,其實很渺小,惟有理性、冷靜面對生命中不同的處境,不自亂陣腳,才有成功的一天。

促進和平和公義之前,需有清潔的心

梁林天慧 | 梁林天慧博士為香港註冊社工,明光社顧問兼前董事,曾出任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總幹事,2006年至2012年她出任香港聖經公會總幹事及基督教靈實協會家庭及社區服務顧問(兼任)。早年於多倫多大學主修心理學,現已移居加拿大,享受弄孫之樂,仍繼續為主作工。
24/02/2022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加拿大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這兩年,新聞自由是怎樣被收窄的……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01/12/2021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日期

事件

2019年6月

反修例集會中出現大量警察對記者不合理的對待,香港記者協會(記協)蒐集有關個案,單是6月10日及12日兩天就錄得17宗他們認為警員濫權的個案。


 

2019年7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幾位高官在一次於凌晨時份舉行的記者會中,遭記者提問「會否落地獄」,行政長官沒有回應問題,同日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稿亦沒有顯示相關問題。


 

2019年8月

傳媒傳出政府擬用1922年訂立的殖民地法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處理反修例運動出現激烈警民衝突,當中可以管制刊物及通訊。


 

2019年9月

警方在旺角清場行動時,多次阻撓傳媒拍攝,有攝影師被防暴警員推撞,又有受聘於傳媒機構的司機,在協助採訪期間遭催淚彈射中頭部,身體受傷。


 

2019年10月

政府緊急訂立《禁止蒙面規例》,要求遊行人士禁止蒙面,有官員曾表示記者將獲豁免,但有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員命令除去面罩。警方稱在遊行中難以分辨誰是記者。當日有傳政府想統一發放記者證,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度澄清政府無這個意圖,但此舉已引起社會擔心政府欲打壓傳媒。


 


警方在鎮壓示威期間因為多次誤襲記者,又用電筒強光照射鏡頭,有記者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中突然宣讀聲明,警方同時即時撤離、中止記者會。


 

2019年11月

不少記者批評警方當時的例行記者會未有回應傳媒行家的提問,反而只是提出單方面的訊息,當中部份訊息與現場採訪的內容差距甚大。警方與傳媒關係因反修例運動的連串事件而惡化,11月初有記者在警方記者會上以「查警暴 止警謊」的標語戴在頭盔上作無聲抗議,雙方關係持續惡化。兩個記者組織及三個傳媒機構在6月至11月曾發出多篇聲明,指前線記者被警方阻礙採訪,過程中更曾被粗暴對待;有電視台新聞部負責人在11月下旬向警方遞交投訴信,指記者遭強行扯下面罩,被投擲催淚彈等。


 

2019年12月

政府留意到不少示威者透過網絡眾籌到世界各地賣廣告,宣傳其政治立場,甚至有組織邀請外地政要聲援他們,政府遂針對這些廣告,以及外地傳媒報道,作出澄清。另外,政府又批評黑衣暴徒罔顧巿民外出用膳的權利,闖入商場食肆破壞,行為令人憤慨,並指出干犯刑事毀壞罪行。


警方針對反修例風波中的傳媒報道,時事評論等發出多次澄清及表達意見,又指有傳媒使用的詞語,加深大眾對警隊誤解。此外,政府開始自己製作2019年大事回顧。


 

2020年2月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的「驚方訊息」環節,有嘲諷警方的內容,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收到二百多宗相關投訴,警方對此表示極度遺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發言人表示,港台編輯方針必須準確持平。


 


壹傳媒主席兼大股東黎智英於2月底被捕。


 

2020年3月

無綫電視成功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申請,免去播放港台節目的要求,無綫電視隨即停播港台節目《議事論事》。


 

2020年4月

港台英語節目《脈搏》(The Pulse)在3月底播放的一集,在討論疫情時訪問了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談及有關台灣可否入世衛,4月初商經局局長邱騰華質疑節目中的表達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及《香港電台約章》。


 


港台另一節目《左右紅藍綠》2019年11月的其中一集,突然被算賬,通訊局收到三百多名巿民投訴,稱主持言論偏頗,煽動對政府或警方的仇恨。


 

2020年5月

通訊局在5月裁定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一段「驚方訊息」污衊和侮辱警方,向港台發警告。港台隨即檢討有關節目,在播放該季餘下五集的《頭條新聞》後,就暫停製作。


 

2020年6月

人大通過為香港制訂《國安法》,有關法例在630日晚上11時實施。

2020年7月

警方在7月中宣佈,《警訊》改由警隊自行製作,結束過往47年與港台合作拍攝該節目。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兼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7月底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稱,會參考外國對媒體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不排除立法監管傳媒。


 

2020年8月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於8月上旬舉行工作小組會議,檢視港台投訴機制及程序。


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表明不續約,商經局就廣播處長一職刊登職位招聘廣告。


 

2020年9月

9月下旬,警方宣佈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只包括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GNMIS)的傳媒,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傳媒,不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2020年11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11月被重案組高調上門拘捕,指她在查冊車牌時作虛假陳述,用查冊資料做新聞報道,被控兩項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三間主要電台在11月接到通知,因《國歌法》自6月生效後,被要求每天播放一次國歌。


 


油麻地發生大火後造成八人死亡,有線記者於屋宇署資訊中心查閱涉事大廈圖則,調查是否涉及僭建,有關申請最初遭署方拒絕。其後,署方指基於公眾利益願意提供有關資料,又指處理查閱樓宇圖則申請時,須根據《版權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保密責任的規定考慮。


 

2021年1月

運輸署推出新措施,如任何人想對車輛進行查冊,車主會收到電郵通知,載列申請車牌查冊者的名稱,申請目的等資料,如有車主懷疑個人資料可能被濫用的話,可以聯絡私隱專員公署或報警。記協批評新政策等於通風報信,打壓調查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有很多個人資料被「武器化」,導致有人受傷害,認為傳媒不應在查冊一事上獲得豁免,並與其他部門正檢視不同的查冊安排,減少不當情況出現。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中「驚方訊息」環節再有三集被評為污衊和侮辱警務人員,通訊局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


 


港台就政府圍封佐敦四街時,報道政府派發的物資只有罐頭但未有罐頭刀和煮食工具等,被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評為蓄意誤導,因為部份罐頭本身有自帶拉環。不過港台同時發聲明,當日亦有訪問部份受限區內居民,的確有居民因為沒有罐頭刀,開不到罐頭,打算退還有關物資。


 

2021年2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月初在立法會答問會中表示,「覺得香港電台極有需要改善」,並認為港台作為公營電台和政府部門,兩年內被通訊局裁定七宗投訴成立是難以接受。政府在2月下旬即公佈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稱總編輯及高層管理人員角色被動,建議加強編輯管治。政府同時宣佈跟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解約,委派資深政務官李百全空降港台擔任廣播處長一職。


 

2021年3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限制公眾查閱公司註冊資料,包括董事及公司秘書的身份證號碼和通常住址。


 


李百全於31日起出任廣播處長,他稱要盡快投入作為總編輯的角色,叫停播放《鏗鏘集》、《香港故事》、《議事論事》等他認為不持平和不客觀的節目。部份節目則更換主持人,又要求訪問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直言,管理層批評節目有問題,但未有拿出具體內容,前線同事需要有實例才可作跟進。


 

2021年4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因為車牌查冊被控兩項「明知而在要項作出虛假陳述罪」被判罪成,遭罰款6,000元,是首次有記者因查冊而罪成的個案。

 


拍攝、後期剪接由政府新聞處領導,並由特首辦邀約各界人士接受行政長官訪問的節目《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自4月底開始,在港台電視31台,晚上6時30分播放,節目共40集。


 

2021年5月

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主動提出社會有「假新聞」,並稱如有媒體違反《港區國安法》,警方有證據會拘捕或檢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要研究怎樣立法規管假新聞,未有具體時間表。有傳媒收到政府中人放風稱,政府內涉及新聞或資訊傳播政策的部門有四個:


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管新聞自由中涉及《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部份;


2. 創新及科技局規管互聯網供應商及媒體發佈平台;


3. 民政事務局和屬下的政府新聞處是新聞業界的對口部門;


4. 保安局則負責涉及刑事的工作。


 

2021年6月

6月17日,500名警員持法庭手令搜查壹傳媒大樓,保安局根據《港區國安法》凍結了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資產。


 


6月18日國安處起訴《蘋果日報》兩名高層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蘋果日報》於623日結束營運,624日出最後一份印刷版報紙,網站於同日零時關閉。


 


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下《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要求電影檢查員在審查及評級時,要留意影片有沒有「描繪、刻劃或表現」危害國家安全,或「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這些行為的內容。


 


《大公報》一名男記者涉車牌查冊而被控虛假陳述罪,獲控方提出以簽保守行為了事。


 

2021年7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電台節目中稱,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充斥大量假訊息,例如8.31事件中太子站有人死亡,誤導社會。他認為要就虛假訊息規管作進一步研究,並應該就假新聞立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隨後在一個節目中,主持人重提傳媒報道她在一閉門會議的講話內容,林鄭月娥稱傳媒不應報道有關內容,又指事件反映傳媒誠信及道德問題,主持人追問內容涉及公眾利益為何不可報道,又指公開錄音內容並不違法,林鄭月娥回應指:「或許有需要就相關情況立法」。


 


政府提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修訂,加強打擊違法「起底」行為。亞洲互聯網聯盟對此表示關注,早前有傳媒指幾間全球大型互聯網企業,包括facebook、Google和Twitter稱如政府繼續修例或考慮撤出香港,亞洲互聯網聯盟澄清無科企成員準備撤離香港。


 


首名《港區國安法》被告唐英傑因為駕駛背後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衝向警員,被判煽動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成,入獄九年。


 

2021年8月

8月中親建制社交群組瘋傳一幅截圖,稱特區政府不再承認記協發出的記者證,政府澄清時表示,現時沒有設立記者註冊制度,惟記者出席活動時須出示合資格記者證。


 


政府進一步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建議包括明文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若認為上映某些影片會不利國家安全,可指示電影檢查監督撤銷就該影片已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


 

2021年9月

立法會在9月底通過《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任何人未經當事人同意在網絡上披露個人資料,將被起訴。此舉除了打擊「起底」活動外,同時亦可能會對新聞採訪自由造成打擊。


 

2021年10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0月初發表《施政報告》時指,特區政府「要做到全面保障國家安全」,政府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統籌「檢視或激活現有法例」以「打擊假新聞」、保障網絡安全等。


 

2021年11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11月中表示,政府正就處理假新聞問題進行法律研究,主要可透過「管理」或立法「刑事化」處理。他個人認為可優先考慮採用規管手段,由業界主導,自行設立專業化守則。


 

2021年12月

警方國安處於12月29日手持法庭手令,以涉嫌「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為由,搜查網媒「立場新聞」的辦公室等地點,拘捕七名與立場新聞有關的人士,並引據《港區國安法》,凍結立場新聞6,100萬元資產。立場新聞在同日宣佈即時停止運作,包括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立即停止更新及於日內移除,並遣散所有員工。記協發表聲明,表示深切關注警方以國家安全為名,在一年內多次拘捕傳媒高層及搜查儲有大量新聞材料的新聞機構。事件引發連串骨牌效應,至少六間網媒停止運作或終止新聞相關工作。

2022年1月

網媒「眾新聞」在社交媒體宣佈於14日起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該聲明又提到「過去兩年社會的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該機構的團隊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其理念。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小石城九勇士」的啟迪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0/11/2021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11月25日是今年美國的感恩節,每年這個時候是數算上帝恩典的日子。我感謝先賢,由於他們在過去披荊斬棘,故此今天我可以享受好像是理所當然的自由和權利。我所指的先賢並不是革命家或者思想家,而是九名看似弱不禁風的小孩子。

趁著感恩節假期,太太和我出外遠遊,旅程的其中一站是阿肯色州的小石城,1957年9月,這個本來不見經傳的小鎮,竟然出現了聯邦軍隊和地方國民警衛軍對立的局面。在通過民權法案之前,美國南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黑人和白人不可以在巴士、餐廳、廁所和其他公共場合一起,黑人和白人的學童也不可以一起上課。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廢除種族隔離政策,1957年有10名黑人學童到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中央高中學校註冊讀書,這所學校的全部師生都是白人,於是乎小石鎮群情洶湧。其中一名黑人學童的父親在鐵路局工作,他害怕自己的家庭會受到迫害,並且懼怕會失去工作,遂將孩子轉到一所黑人學校。

其餘九名小孩子繼續勇往直前,史稱為「小石城九勇士」(Little Rock Nine),在開課那一天,過千名白人堵塞在街上抗議示威,阿肯色州長甚至召集國民警衛隊,去阻止黑人學生進入高中。隨後阿肯色州長會見艾森豪總統,佯稱自己「有意去做對的事情」,其實他只是含混其詞,企圖蒙混過關。最後,艾森豪總統調動了1,200名聯邦軍隊,從而保護「小石城九勇士」進入學校讀書。然而,聯邦軍隊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保護他們,白人學生在軍隊沒有隨行的地方欺凌那些黑人學童,包括語言侮辱、身體攻擊,一名黑人學童甚至被人在臉上潑了酸,而且他們被禁止參加課外活動。有一次一名黑人學童被毆打時大罵對方是「白人垃圾」,結果被校方開除。白人師生興高采烈地相告:「一個走了!還有八個!」

「小石城九勇士 」說有些白人對他們很好,他們將對方的名字記下來,隨後對照記錄,將重複的名字刪去,最後發現總共有35個好人,而整所學校有二千多名師生!我無法想像他們每一天心理和身體承受了幾多痛楚,他們大可以「息事寧人」,選擇退學,然後在全黑人學校過著正常的校園生活,但他們情願留下來,以螳臂擋車的姿態,去挑戰整個不公義的體制!

在小石城中央高中附近有一個全國歷史紀念中心,歷史紀念中心提供導賞,好讓遊人從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太太和我參加了導賞團,從導賞員口中我們聽到了一些歷史書沒有記載的細節,以下是其中一個故事: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導賞團可以進入小石城高中學校參觀,有一次一名白人老婦在學校的一個女廁前面停下來,突然之間,她俯伏在地上,跟著歇斯底里地痛哭,過了一陣子她站起來抹乾眼淚,然後走到導賞員面前,她說:「幾十年前,在這個廁所裡面,我親眼看見一大群白人同學對一名黑人學生拳打腳踢,雖然我沒有參與,但我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裡,我甚麼也沒有說,甚麼也沒有做。畢業之後,我再沒有回到小石城中央高中,我很怕再回到這個廁所,我為自己的無動於衷而感到羞愧。」

導賞員說完這個故事之後,他再補充幾句:「黑暗勢力可以張牙舞爪,是因為很多人選擇袖手旁觀,你可以改變世界!」我並不是不同意導賞員的說話,然而,我不會厚責這位老婦人,當時她只是一個十來歲的中學生,我相信這是她第一次見到這種暴力場面,她有可能去保持冷靜而作出道德判斷嗎?

也許,最能夠勾起我反思的地方是人性的敗壞,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站在道德高地去領導反法西斯戰爭,並且設立了紐倫堡軍事罪行法庭,去審判納粹黨的種族主義者;美國南部有10個州被統稱為「聖經地帶」(Bible Belt),「聖經地帶」充滿著濃厚的基督教文化,大多數居民都參加教會,阿肯色州是其中之一。可是,在以上氛圍底下培養出來的小石城孩子,卻可以泯滅人性地霸凌自己的同學。

二次大戰之後,很多人都追問:為甚麼宗教改革發源地的德國,竟然會淪為極端主義的溫床?為甚麼本來善良的人民,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劊子手?1963 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而進行了一連串實驗,他證明了平常人可以因為服從權威而做出邪惡的事情。其實,即使沒有米爾格拉姆1963年的實驗,人們也可以在1957年的小石鎮事件中找到答案,本來應該是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在經年累月受到家長、教師、牧師的洗腦之後,也可以做出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方面,我為「小石城九勇士 」散發出的人性光輝而感恩,但另一方面,我也為到那二千幾名師生揭示出的人性軟弱而感到顫慄。今年的感恩節,竟是一個百感交集的日子!

在紅線、陷阱中求平安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5/11/2021

彼得前書五章8節提醒信徒:「務要謹守,警醒……」人生在不同階段都充滿了挑戰、誘惑和攻擊,今期《燭光》想和大家分享在現今香港,由兒童到成年所要面對的不同紅線和陷阱,希望大家能提高警覺,履險如夷。

兒童從小便應培養警覺,除了對陌生人保持戒心外,就算對認識的人也要學會持守應有的底線。其實就算胎兒未出生,在母腹之中開始有心跳,在自由主義被高舉的世代裡,在不少國家和地區,他們的命運完全繫於母親一念之間,那麼胎兒權利的底線究竟在哪裡、由誰來捍衛呢?對成年人來說,在這個愈來愈多紅線和陷阱的年代,更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有些過往未必犯法的事,大家必須知道今時不同往日,例如何謂「起底」、偷拍或窺淫?甚至何謂假新聞?更不幸的是究竟何謂男女、婚姻?當電視愈來愈多真人show的時候,其實我們早已成了一枱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我們既活在眾目睽睽下,就應對得住上帝、自己、還有我們所愛、所接觸的人,我們要將自己的底線看得比紅線更重要。

最後,過去一年我們還看到另一條紅線,就是我們出現了嚴重赤字。為了開源節流及考慮閱讀模式轉變,由明年開始計劃將《燭光》及《生命倫理》改為只出版電子版,在網上刊登,以節省每年近三十萬元的印刷費和郵費,並想就此事了解各位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對有關轉變的回應。不過,我們對《燭光》付出的心力絕不會減少,希望大家繼續奉獻支持我們的出版,並在看到對大家有幫助的文章時,向友好轉發及推介,讓我們繼續發光。

教會及機構免稅資格的再思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1] 蔡樹文:〈透視鏡/與反中亂港組織劃清界線〉,《大公報》,2021年8月2日,網站: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802/615792.html(2021年8月27日)。

[2]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稅務局,2020年4月網站: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2021年8月27日)。

[3] 高銘謙:《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明道研經叢書3(香港:明道社,2020),頁632。

追星有時,放下有時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追星是不同年代不同粉絲的集體回憶,不過,對於信徒來說,將某些藝人捧為偶像是十分敏感的事,當情不自禁受其吸引時,心裡或許會有些歉疚。利未記二十六章1節說:「你們不可做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鏨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要是想提醒我們不可以讓我們自己創造的神/偶像,取代耶和華神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追星也好、戀愛也好、對性、對金錢的興趣,甚或對子女的鍾愛也好,只要任何事物和人,若常常在我們的腦海揮之不去,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視的部份並轄制著我們,便是我們要警惕的事。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有鍾愛的人和事,本身其實亦不是甚麼壞事,反而可以有一些令自己追尋的目標,願意努力的方向,以及與其他人可以有共同的關注和話題,促進彼此的凝聚力。

當政治環境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追追明星歌星、捧捧奧運選手、談談情說說性、多點享受親子的樂趣,轉移一下大家關心的目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政治若常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其實政治就是我們的偶像。過猶不及,世上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是看得合乎中道,避免偏激,走向極端。時勢愈緊張,我們愈需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有時盡情為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高聲歡呼吶喊,也很療癒。只要我們心中最重視的仍是神,沒有揮之不去的偶像,學會追星有時,放下有時,其實生活也可以很健康。

守護是我們的天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基督教機構不能沒有基督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1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此外亦有助弟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1] 李適清、楊家強:《職場行者》(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7),頁134–135。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2020年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社交網絡平台的互動功能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09年一個以「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為題的演說中分析到,[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率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資訊平台與溝通平台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及後,有報章踢爆,原來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中,部份名人可以獲得特殊待遇。他們在社交網絡平台所撰寫的內容,即使有人提出投訴,系統也不會自動將之下架,反而會繞過自動審查的機制,改為用人工審查,變相令名人所發的內容可以在網上放得長久一點。據了解人工審查效用不大,只有不到一成內容經過審查。facebook發言人承認有關機制存在,強調會增加內容審查比例,長遠會取消有關機制,但未有透露有關時間表。[5]

真相被模糊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6] 既然是以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高,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7]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9,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fb設VIP名單 名人發帖「無王管」〉,《明報》,2021年9月26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經濟/article/20210926/s00004/1632595008644/ fb設vip名單-名人發帖「無王管」(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9日)。

[6]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7]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美國大選的啟示——政治立場與錯誤資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9/01/2021

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在2021年1月7日,正式確認拜登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充斥著風波及爭議,時任總統特朗普曾經持續質疑並試圖推翻選舉結果,並採取法律行動,雖然已被多個州的法院駁回,但仍有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相信總統選舉結果仍有變數。[1]

立場影響看法

美國較早前一個調查發現,美國人對媒體報道和民主進程的看法,因黨派的因素而產生了很深的分歧。奈特基金會與民調機構蓋洛普於2020年12月在網上發佈了一個綜合調查,調查團隊曾於該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前後進行調查。[2] 在選舉後,團隊訪問了2,752位美國受訪者,發現有59%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對選舉結果的報道是負責任的,當中有93%的民主黨支持者 (democrats)贊成此講法,然而僅21%共和黨支持者(republicans)贊成此講法。調查亦指出55%受訪者認為民主選舉進程進展非常好(36%)或良好(19%),當中民主黨支持者有92%認為進展非常好和良好,但有89%共和黨支持者卻不同意這一點。

網民持不同的立場,閱讀不同背景、政治立場的媒體報道,再加上為求點擊率而散播不實訊息吸引公眾的內容農場,訊息混亂的情況或會令不少網民感到無所適從。選舉後調查亦顯示,受訪者認為他們暴露於大量(50%)或相當數量(34%)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之中。有6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2020年總統選舉年比2016年總統選舉年收到更多錯誤資訊,而認為有此情況的共和黨支持者比率(79%),就比民主黨支持者(52%)或​​獨立人士(66%)的比率高得多(見表一)。

明光社

選舉後調查亦顯示,受訪者中大約有四分之三的共和黨、民主黨支持者和獨立人士(independents)認為,facebook可能是錯誤資訊的來源。但是,不同黨派支持者對其他潛在錯誤資訊來源的看法,有很大差異。受訪的共和黨支持者比民主黨支持者更可能相信,他們曾在國家網絡電視新聞、有線電視新聞、國家報紙和Google中遇到虛假資訊。這突顯了共和黨支持者對主流新聞資訊來源缺乏信任。相反,受訪的民主黨支持者比共和黨支持者更可能表示他們曾在Twitter看到錯誤資訊(Twitter曾主動標示或刪除包含錯誤訊息的推文,包括一些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推文)。只有facebook和Twitter被大多數民主黨支持者引述為虛假資訊提供者(見表二)。

明光社

錯誤訊息動搖選舉結果

另外,選舉後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互聯網網站或搜尋器(83%)、電視電台的清談節目主持或評論員(81%)、國家有線電視新聞(80%)及社交媒體上的個人帖文(76%),都是可以動搖選舉結果的主要錯誤資訊來源。

或許網上的訊息發佈者會有其立場,但就算是一般被視為可信度高的國家有線新聞頻道(如: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霍士新聞頻道〔Fox〕)所發放的訊息,仍有接收者可能因訊息與自己的立場不同而將訊息當成錯誤資訊。

個人所知有限

筆者認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在接收新聞資訊時,不妨多聽多看。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先放下自己的成見,這才能真正持平地聽進不同的聲音。大家當然可以不同意資訊的內容,但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許可以先聽聽,如不能確定,就先等一下,再看看有沒有更多資訊陸續出現。很多時候,我們太容易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相,不接受自己的「不知道」,在今天這個一切以快為先的互聯網世代,我們也沒有耐性去等待更詳細和經核實的資訊。

或許主動查證是好的,但作為普通人,實在沒有太多方法或時間去查證,不過也有不少網站提供事實查核(fact check)的服務,美國就有FactCheck.org或Fact Checker(The Washington Post)。還有法新社的AFP Fact Check可核查不同地區事件。而香港亦有事實查核實驗室、[3] 求驗傳媒、[4] 傳真社[5] 及於2020年12月宣佈成立的香港浸會大學事實查核中心。[6]

事實查核與聆聽不同聲音有助開闊個人視野,遠離片面的聲音,即使在意見分歧的世代裡,人們仍渴望聽聽不同的意見,在前文提及的美國總統選舉後調查中,即使大部份的受訪者相信國家已經深陷分歧,但是他們還是有興趣去了解跟自己政見不同的人的意見,有25%受訪者對此表示有「很大的興趣」,有51%則表示有「相當大的興趣」。盼望我們也能多點聆聽別人的想法吧。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美國國會確認拜登勝選 特朗普承諾有序移交權力〉,商業電台881903.com,2021年1月7日,網站:https://www.881903.com/news/international/2373823/美國國會確認拜登勝選-特朗普承諾有序移交權力(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7日);〈美國大選:選舉人團投票結果確認拜登獲勝,司法部長巴爾即將離任〉,BBC News 中文,2020年12月15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313116(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2] Jeff Jones, “In election 2020, how did the media, electoral process fare? Republicans, Democrats disagree,” Knight Foundation, last modified December 7, 2020,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articles/in-election-2020-how-did-the-media-electoral-process-fare-republicans-democrats-disagree/.

[3] 〈事實查核實報告〉,事實查核實驗室,網站:https://www.factchecklab.org/tag/fact-chec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Factcheck Lab 事實查核實驗室〉,facebook,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FactcheckLabH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4] 〈求驗傳媒〉,facebook,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kauyi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5] FactWire,網站:https://www.factwire.org/(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6] 浸大事實查核中心,網站:https://comd.hkbu.edu.hk/factcheckservice/(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