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人的聊天機器人是安全空間還是危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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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最近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一位參加者問我，在當今政治兩極化的情勢下，美國是否可能逐步滑向內戰。我回答說，雖然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確實是可能的，但美國歷史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制度韌性、協商解決，以及長線和解。當我提到美國歷史時，讀者或許會預期我將討論圍繞奴隸制度而爆發的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然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探討另一場較少被提及，卻同樣重要的衝突：19世紀中後期，美國聯邦政府與猶他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徒）之間的對峙。

摩門教徒的迫害和西遷

在19世紀，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簡稱摩門教）的成員在美國中西部各州遭受到強烈的迫害。1844年， 教會創辦人約瑟‧斯密（Joseph Smith）在伊利諾州卡西奇（Carthage）監獄中被暴民殺害。他的死亡加劇了信徒的恐懼，他們認為在既有州份中，和平共存已不再可行。

在楊百翰（Brigham Young）的領導下，摩門教社群於1846年開始大規模西遷，穿越大平原前往鹽湖谷。當他們於1847年抵達鹽湖谷時，該地仍屬墨西哥領土；直到美墨戰爭（1848年）後才成為美國的一部份。1850年，楊百翰被總統米勒德‧菲爾莫（Millard Fillmore）正式任命為領地總督，然而，他同時兼任宗教領袖與領地總督的雙重身份，使宗教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其一身。

為了重申聯邦政府在猶他的主權，1857年總統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派遣聯邦軍隊前往猶他，以安插新任總督。這事件被稱為猶他戰爭（1857–1858），雖然它並未升級為大規模戰鬥，但這反映了華盛頓與摩門教徒之間深刻的不信任。摩門教徒擔心再次遭受迫害；而聯邦官員則擔憂神權政治帶來了地方分離主義。

猶他戰爭與山地草原大屠殺

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下，美國發生了西部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山地草原大屠殺（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1857年9月，由約翰‧李（John Lee）領導的摩門民兵，聯同部分南派尤特族（Southern Paiute）盟友，襲擊了一支途經猶他南部、前往加州的貝克–芬徹（Baker-Fancher）移民車隊。在五天圍困後，民兵領袖提出虛假的停戰協議。當對方交出武器後，摩門教民兵殺害了約120名男子、婦女與較年長的兒童，僅有17名幼童倖存。

無論依據十九世紀或現代標準，這場屠殺在道德上都無可辯護。這些移民並未對猶他構成有組織的軍事威脅。以欺騙手段誘使對方投降後再加以殺害，不僅違反當時的戰爭準則，也違反基本的人類倫理。

1859年，聯邦政府派人前往現場調查，證實了元兇是摩門教。然而，由於多重因素，故此起訴極為困難，這些因素包括了地方居民的抵制、聯邦在領地內能力有限、證人受恐嚇，以及當時整體政治局勢的不穩定。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聯邦政府的政治與軍事重心轉移，摩門教得到喘息的機會。直到數十年後，約翰‧李於1877年受審並被處決，這是遲來的公義，但公義不會缺席。

南北戰爭期間疏離的「忠誠」

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猶他領地並未脫離聯邦，且在形式上保持對聯邦的忠誠。楊百翰宣稱猶他「堅定支持憲法與法律」。然而，這種忠誠是謹慎而複雜的。許多摩門教徒私下將南北戰爭視為上帝對美國的審判。

猶他並未派兵參與蓋茨堡（Gettysburg）或安提坦（Antietam）等東部重大戰役。林肯總統授權楊百翰組建了史密斯騎兵隊（Lot Smith Cavalry），負責保護電報線與陸上郵件路線，以避免這些重要設施受原住民攻擊，這使聯邦軍能將人力集中於其他戰場。

儘管猶他在形式上忠於聯邦政府，但政府仍然不信任摩門教。1862年，派翠克‧康納上校（Patrick Edward Connor）率領加州志願軍進駐鹽湖城，並在城外高地建立道格拉斯堡（Fort Douglas），確保猶他州處於監視之下。

漫長的和解過程

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愈發專注於1856年共和黨政綱中所稱的「野蠻雙重遺物」（Twin Relics of Barbarism）：奴隸制與多妻制。隨著奴隸制度被廢除，聯邦政府的焦點全面轉向猶他領地的多妻婚姻。聯邦政府通過了反重婚法律，並且加強執行，國會將多妻制定為刑事犯罪，剝奪許多摩門教徒的投票權，又解散了教會的法人地位，並沒收教會財產，數百名男子因違反法例而入獄。

到了1880年代末期，摩門教在強大壓力下面臨存續危機。1890年，教會會長威爾福德‧伍德拉夫（Wilford Woodruff）正式勸告信徒停止締結違反聯邦法律的婚姻。儘管多妻婚姻並未立即消失，但這宣言標誌著一項決定性的制度轉向，移除了取得州資格的主要法律障礙。1896年1月4日，猶他正式成為美國第45州。雖然這並未抹去過往的敵對歷史，但象徵猶他正式整合進入聯邦體制。若從1857年猶他戰爭算起，到取得州資格為止，和解過程約歷時三至四十年。這既非立即完成，也非簡單順利，但最終避免了領地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大規模內戰流血。

和解的另一個里程碑發生在21世紀，2007年，亦即是山地草原大屠殺150週年之際，摩門教領袖公開對事件表達深切悔意，表示真相「令我們深感悲痛」，並重申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容許這樣的殺戮，這項承認代表著面對歷史錯誤的真誠努力。

對今日的啟示

儘管人類的歷史染滿鮮血，但最黑暗的雲層後往往仍有一線光明。在許多全球衝突中，勝者全取（The winner takes all），敗者則遭到摧毀。然而，美國在南北戰爭（1861–1865）後的經驗，卻提供了一條不同、儘管並不完美的道路。南北戰爭之後北方聯邦政府並未對南方邦聯領袖進行大規模處決，而是積極地重建南方。儘管南方出現沒收財產、政治剝奪、公民權爭議與暴力動盪，卻沒有發生過針對前邦聯菁英的系統性大規模報復。像羅伯特‧李（Robert Lee）這樣的南方將領，最終得以回歸平民生活。儘管重建時期充滿爭議且並不完美，但它仍然反映出國家選擇和平共存，而非追求徹底毀滅對方。

同樣地，在聯邦與猶他的衝突中，政府傾向於依賴法律與政治壓力，而非持續軍事鎮壓。摩門教社群亦做出重大讓步：放棄曾被視為神聖啟示的多妻婚姻制度。在一個高度兩極化的時代，這場十九世紀的衝突提醒我們：憲政爭議可以升級，但也可以降溫。制度性的自我修復極少一蹴可幾。它需要克制、漸進調整與痛苦妥協。和解並不抹除不義，也不意味道德等同；它反映的是一種面對歷史真相和錯誤的勇氣，一種高瞻遠矚的選擇：共建與共享未來，而非無止境的報復。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這個農曆新年去了北愛爾蘭，協助華人教會的新春聚會、主日崇拜、小組聚會分享，探訪和約談。這裡的天氣是英國的典型，大部分時間綿綿春雨，暗暗天色，冷冷寒風，泥濘地面，但在基督裏的團聚是「高溫」的。教會有三十年歷史，崇拜分普通話堂、粵語堂和英語堂，雖然已有數年沒有牧者，以往就算有，也只是短年期的服侍，教會的各崗位都是弟兄姊妹及長老執事長期負責。而他們大部分的職業都是餐飲行業，工作時間長，體力勞動大，但卻分擔教會許多工作。除了一般事工，較特別的是接待講員的住宿與交通安排、中文學校等。崇拜人數約二百人，而網上祈禱會竟約四十人，各小組團契約有三四十人。他們有近十位部分時間或全時間接受不同方式的神學訓練。其中一位姊妹就是在教會作準傳道人。我實在為這教會在神國度中的努力很受感動，為他們自覺性參與服侍很感恩。

我在北愛這十一天的工作很具挑戰，但也很享受事奉的喜樂。在第二個主日講道前一天，忽然有些胃部不適，還好像有感冒症狀，如感到很疲累、發冷發熱等。默默禱告並吃成藥，翌日睡醒後症狀竟好轉了，像沒有病似的，由早上普通話講道到下午粵語講道，然後和弟兄姊妹一起吃晚餐後，才收拾行李和休息，第二天中午前往機場，真的經歷奇妙的恩典。北愛爾蘭的基督教信仰氣氛，較其他英國城市似乎濃厚些，在巴士車身也有聖經經文。求主復興這地。

這段北愛工作的期間，心裏也掛念在法國南部圖盧茲的華人基督徒小組的聚會安排及探訪事工，因為巴黎及盧森堡的兩位華人女傳道，都先後分別來到圖城作關懷及服侍。因此我也遠距協助籌備和聯繫。感謝主使一切都配合得很好。心裏感謝得激動，因為主沒有撇下圖城華人的需要。仰望主的引領，讓我們經歷主奇妙的作為。求主繼續帶領著當地弟兄姊妹的成長，以及小組的腳步。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生活在香港所需要的防災措施確實不多，極其量只是在颱風季節裡在窗戶上貼貼「膠紙」或在暴雨時遠離沿海、低窪地區。

生活在台灣時，不少家庭在家中要配備「防震包」，當中包括：備用電話、電筒、水、急救用品、乾糧、哨子等，還需要確認社區內，那裡是防震避難處。當然，這是經歷９２１地震後，促成國民在日常中作出準備。

早陣子，英國不少地方遭逢大雪，令過往只是嚮往白色浪漫雪景的港人，有一點措手不及。原來下雪，除了是美景外，亦可以是一種災難。不少地區面對缺水停電，這意味著就是無法啟動家中的任何發熱設備。居住在零度以下而缺乏暖氣的住所，肯定不會是浪漫，除非，你視一家人被逼瑟縮在斗室中，互相倚偎取暖，也是溫馨浪漫的表現。友人家門外的積雪令她沒法開動車子外出，全家人滯留家中，既無法上班上學，亦不可能外出購物。從她口中得知，在大雪來襲前，家中亦是需要預備防災物資，足夠數天用的飲用水，一些不用煮的即食食物，禦寒的毛毯、睡袋……當然，還有剷雪的工具及防滑的行車（行人）配件。要安全地享受雪中浪漫的同時，也要作出一定的防災措施。

生活在不同的處境，就要作出相應的調適。只是，天災能料，人禍難防！活在缺乏監管、問責，但卻充滿監視、管控的都市，市民為求平安，其「防災措施」除了審慎言行外，就只能蒙面變聲地出現在＜東張西望＞，期盼能尋覓到一條既可出氣，又（可）能改善的出路。善意的表達，卻遭到開除的處分；行義的舉動，卻被視為動亂的苗頭。天災威脅著人的生命財產，人禍卻癱瘓著人的心靈良知。但願人在預防「天災」的同時，也能避免「人禍」給我們的影響。

農曆新年，盼望我們仍能持定公義，心存盼望，有智慧分辨馬鹿，認清黑白，既能磊落又能平安地度過每一天。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在李天命之前的黃展驥

去年底著名香港邏輯學家李天命教授逝世，雖然他沒有撰寫傳統意義的學術著作，但他將邏輯學普及化，這仍然是功不可沒的。不過，在李天命之前，其實還有另一位為大眾解釋邏輯謬誤和推廣思想方法的中文大學教授，他的名字是黃展驥，外號是「謬誤黃」，他的老師是另一位鼎鼎大名的邏輯學家殷海光。我在年少時曾經拜讀黃展驥的作品，例如《謬誤與詭辯》，所以在讀李天命的著作之前，其實筆者已經對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略有所聞，後來我在大學本科和研究院也讀過邏輯學，但都是抽象和艱澀的符號和形式，相對之下，我從黃展驥身上更獲益良多。

令我感到慨嘆的是，不論學歷、不論宗教信仰、不論政治立場、不論人生閱歷，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依然循環不息地在不同場合出現。在這篇短文裏，我想討論一種常見的邏輯陷阱，那就是「稻草人謬誤」（Strawman fallacy）的隱蔽變體：辯論者往往會刻意且隱晦地擴大對方的論點。

總統需要牧師級別的品格嗎？

舉例說，在上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候選人特朗普的品格與誠信受到廣泛質疑，部分強調道德價值的美國福音派領袖便採取了隱晦地擴大論點的辯護策略。例如楊東川牧師在一個由角聲主辦的論壇中提出：現在是選總統，不是選堂會牧師，我們不需要一個品格高尚的聖人。但以我所知，在辯論中對方從來沒有說過總統要具有牧師一樣的道德標準，這只是他所建立出來的「稻草人」，那就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

這段論述還隱含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類比」（False analogy），楊牧師將對總統候選人基本品格與公職信用的正當要求，極端化類比為「對宗教領袖或聖人的道德苛求」。事實上，批評者要求的並非牧師般的宗教情操，而是身為大國領袖應具備的基本法治精神與道德底線。他將基本的誠信門檻轉換成了道德頂峰時，原本合理的品格質疑就顯得像是不切實際的政治潔癖，從而成功地繞過了對具體道德缺失的實質討論，讓支持者的立場顯得務實且必要。

大部份自主研發可以為侵權洗白嗎？

這種值得商榷的邏輯，在經濟學家金刻羽教授（Keyu Jin）的訪談及其著作中清晰可見。她在為發展中國家科技企業的侵權與抄襲行為辯護時，常強調那些公司的科技成就主要歸功於應用型創新與龐大市場驅動的自主研發，並主張西方過度放大了早期的「模仿行為」。這種思維的潛台詞是：「你指控我的成功都是靠偷來的，這不能成立，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自主研發的。」這種辯護是以整體創新去淡化具體侵權爭議，造成對方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2003年思科（Cisco）起訴另一間通訊器材公司的案件是一個好例子，當時筆者正是在思科工作，思科是網路儀器的龍頭，但另一間公司的路由器不僅代碼與思科相似，連操作指令和說明書都幾乎一樣。思科發現自己的程式被抄襲，最確鑿的證據是連思科的原始碼錯誤（Bugs）和拼字錯誤都被一併複製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辯護觀點是：在數百萬行代碼中，被指控抄襲的部分僅佔約 2%，其餘98%皆為自主研發。

然而，這種數據上的比例遊戲誤導了公眾對技術核心的認知，那2%的代碼並非無關緊要的邊緣細節，而是涉及核心功能的路由協議（Routing protocol）與關鍵算法。在知識產權的領域中，侵權的判定不在於字數的佔比，而在於是否竊取了系統的「心臟」。即使原創佔了絕大多數，也無法洗白那關鍵少數代碼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實質侵害。其實原告或批評者從未主張對方的成功百分之百源於剽竊，但辯護者仍會試圖將實質性的侵權行為淡化為比例上微不足道的小錯，從而轉移法律與道德上的責任。

大魔頭一定是全然敗壞嗎？

但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研究邏輯學和倫理學的加拿大哲學家戈維爾（Trudy Govier）也犯上類似的錯誤，她反對將一些千夫所指的罪犯妖魔化，她指出這些人也有人性的一面，她寫道：「他們善待動物和孩子；熱愛葉慈的詩、貝多芬的音樂或康德的道德哲學。一個被起訴的戰犯，例如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Karadzic），是一個富有愛心、受過精神醫學教育的人，而且熱愛詩歌；一個集中營指揮官也可以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簡單地說，即使一些窮凶極惡的人也會做一些好事或者具有高級的品味。

這個論證隱藏了一個假設：十惡不赦的大魔頭一定要全然敗壞。其實，一個壞人當然有時候會做好事，但一個人並不需要每時每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惡行，這才算是邪惡。舉個例子說，前南韓總統全斗煥在執政期間實施威權統治，並且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光州事件」，他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他曾經大力發展經濟，在他統治期間，南韓 GDP 年均成長率高達8%，儘管他為南韓帶來高速經濟成長，但這仍然無法洗脫其獨裁者的身份。有趣的是，在20世紀八零年代，香港曾經流行過「英雄片」，所謂英雄片，其實是美化黑社會的電影，在片中，狄龍、周潤發飾演的黑幫頭子都是充滿義氣的英雄好漢。黑社會分子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但這仍然無法為黑社會洗白。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利用「人性微光」來擴大指控範圍、進而掩蓋核心罪惡的辯護修辭。

總結

以上所舉出的例子都屬於隱藏性的，但有時候對方擴大自己論點和舉起稻草人卻十分明顯，舉例說，我一貫主張大學課程不應只局限於古典統計學，而是應該將課程內容伸展到數據科學、機械學習、人工智能。反對者說：難道我們可以將所有分析都交給機械學習和人工智能，而不需要古典統計學嗎？這種明顯的擴大論點是十分容易反駁的，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要全盤放棄古典統計學，相反，我認為兩者可以兼容，用那一套要視乎研究之目的和手上有什麼數據。不過，隱藏式的擴大論點、稻草人、類比謬誤則需要小心觀察和分析。

綜上所述，不論是對政治領袖的品格洗白、抄襲技術的辯護、抑或是對邪惡的質疑，這種「隱蔽擴大對方論點」的辯護手法，本質上都是在規避對核心特質的嚴肅審視。辯論者透過建立一個「要求高尚道德」、「大部份或全盤剽竊」、「全然敗壞」的極端稻草人，將原本關於誠信門檻、核心產權、人格底線的討論，轉向對「局部優點」大書特書。邏輯學的普及不僅是為了辨別詭辯，更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那些看似理性的「比例遊戲」與「人性微光」所迷惑。在追求真理與公義的過程中，我們要敢於直視某些行為是否已經觸及了文明與道德的底線。

2026年1月27日，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會議廳內，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將「末日鐘」（Doomsday Clock）撥快4秒，這意味著距離象徵世界末日的午夜僅剩85秒。甚麼是末日鐘？1947年，參與「曼哈頓計畫」（研發原子彈項目）的科學家們創立了末日鐘，其圖案後來成為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封面標識。當時美蘇冷戰剛剛拉開序幕，人類正投身於核武研發的軍備競賽，科學家因而以「時鐘」來象徵人類距離自我毀滅（午夜0時）還有多近。末日鐘最初設定的時間是晚上11時53分，距離午夜尚有7分鐘。

末日鐘的指針並非只會向前撥動。1991年冷戰結束，時任美國總統布殊 (George H. W. Bush)與蘇聯簽署《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後，末日鐘曾被回撥至距離午夜17分鐘的位置，這也是其設立以來與世界末日最遙遠的時間。核武器具備極強的毀滅性，因此當核武危機解除時，末日鐘便能回撥至更安全的時間點。

遺憾的是，2026年核武風險繼續升溫。美、中、俄等擁核大國在地緣政治的衝突不斷加劇，各類軍事演習、軍備現代化升級與核武部署行動，無不讓人擔憂，原子科學家不得不把末日鐘撥快。

末日鐘的設計初衷，本是針對威脅全人類生命的核武。不過，到了今天，儘管推動末日鐘分針奔向午夜的關鍵因素，還是取決於手握核武的大國首領身上，但隨著威脅人類的生存風險愈來愈多，每一個住在地球村的人，都不能完全撇除與末日鐘時間變化的關係。

自2007年起，氣候變遷、AI 等破壞性科技、生物威脅與虛假訊息傳播等問題，先後被科學家納入調整末日鐘的考量範疇，即使我們並非科學家，也不懂AI，但我們的生活及消費模式，以及如何處理虛假訊息的態度等，事實上都影響末日鐘的剩餘時間。這情況，就如舊約耶利米先知傳遞神審判的訊息時，先責備君王，然後是領袖官長，最終延伸至平民百姓。一國之君犯罪固然受到神的責罰，而國民也不能不負責任地說：「這是首領的錯，他帶壞了我，與我無關。」

是誰敲響了末日鐘？誠然，是那些到處掠奪世界的霸主最先敲響末日鐘，推動末日鐘時間逼近午夜。但作為普通市民，如果一味貪圖個人享樂，肆無忌憚地浪費地球資源，又何嘗不是在加速末日鐘的倒數時間？

參考資料：

〈「末日鐘」撥快4秒　距世界末日僅85秒　大國侵略升溫、核戰風險、AI威脅等所致〉，《明報》，2026年1月28日。https://news.mingpao.com/ins/%E5%9C%8B%E9%9A%9B/article/20260128/s00005/...

〈末日鐘極速撥快 4 秒！四大原因引致人類滅亡只剩 85 秒〉，《DCFever》，2026年2月1日。https://www.dcfever.com/news/readnews.php?id=40767

〈這是人類最接近毀滅的時刻，「末日鐘」又撥快4秒！科學家警告：核武、AI與強權競逐，讓世界末日更逼近〉，《風傳媒》，2026年1月28日。https://today.line.me/tw/v3/article/60qpmjn

若你感到面對世界局勢轉變不定，加上本地社會發生的大埔火災事件、巴士安全帶事件，還有不久之前的垃圾徵收費用事件、醫療費用倍增、再有個人的失意，好友離世或患重病等，可能會感到只有失望不曾叫你失望！你或會問人生該如何走下去？

基督徒可能只簡單地慨嘆一句「這是末日的景象」。但是我們是否需要多問一句：我生於這個末日般的時代是偶然的嗎？我的倖存只是神給我享用的恩典，我就講個感恩見證，然後繼續享受倖存嗎？而當遇到困境時就怨天尤人，懷疑人生？我是否應該向上帝問問「為何我可以倖存？」災難或困境的發生最少應該激發我們反思：如何關懷身邊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如何可以增加人間的溫暖？

近日，我突然感染甲型流感，經受很不舒服的感覺，但很快就得到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支援，冒險送藥到我家來，並有許多代禱問候…… 而我在五天後就已經能恢復正常生活。另外，也感謝主給我在英國的醫院經過一年多的處理，弟兄姊妹幫忙查詢，終於申請到可以在英國拿到所需要的慢性肝炎藥物，且還是免費的。感恩是這邊的醫生鍥而不捨地為我申請多次才能成功的。享受恩惠後的回應是要更積極的服侍他人。我感謝主的憐憫之餘，求主加我力量更多關心神的教會的需要。二月上旬至三月初在劍橋和鄰近城市，並於北愛爾蘭都有密集的講道或分享，請禱告記念。

若感到今天的世界是冷如冰天雪地，但是上主仍賜太陽照耀，使這世界不太冷。上主也呼召我們在冰天雪地中和上主一起成為送暖的太陽。最近重遇而再次喜歡的一首歌是「冰天的太陽」，在這裏與大家分享。歌詞中的一段：「從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覺驚慌；縱使風急雨狂，途中總見希望，全賴你看顧著我，輕倚我旁！明天或是像雪地嚴寒、或遇著艱辛景況，或許波浪澎湃升降；冷風吹、冷雨飛，全沒法叫我搖盪，因你用真愛將心熱燙！」

	調查：Z世代自評競爭力偏低 逾六成擔心AI衝擊 飯碗不保
	(am730. 2-2-2026)

YMCA青年議會「香港青年生涯競爭力與未來挑戰」調查報告指出，有接近1200位Z世代青年受訪者中，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因AI發展而改變學科或職業選擇，主要原因是害怕原本選擇的職業被AI取代；有近三成受訪青年表示完全不懂AI科技或不會使用，表示熟悉的僅約一成。另外亦有超過六成受訪青年擔心AI科技發展會影響其未來生涯競爭力，這反映Z世代普遍對AI帶來的職業變革感到焦慮與威脅。

但在能力重要性評估上，青年就認為溝通能力（4.37分）和思考能力（4.32分）最為重要；其次為情緒控制、抗逆能力、學習能力（均約4.26–4.27分），而科技知識相對就最不重視（3.98分）。

在面對AI取代職業高度擔憂，導致部分人主動調整人生規劃，他們亦同時在專業、科技知識、抗逆力及情緒管理上自評與實際表現均偏低。所以調查機構就建議要在青年在學習的階段中就要加強「3Q培訓」，即涵蓋情感（EQ）、逆境（AQ）及道德（MQ）。

在AI發展愈來愈快，愈多機構及商業應用的時候，職場的變化相信會愈趨向不穩定，無論是基本服務或是專業工作都有可能會被取代，青年要建立對未來的信心，需積極加強AI素養，以免容易陷入「技術斷層」；另外，社會亦需要給予支援的資源、學習及工作調整的機會及各種情緒保留的空間，讓青年有機會培養「韌性」（Resilience），即在面對壓力及逆境時，吸收衝擊、快速適應、恢復，變得更強的動態能力。

受害者被指為「國內恐怖分子」

我曾經對一些教會說：「如果你邀請我講道或者開講座的話，活動完畢之後，我恐怕有一半甚至以上的會友從此失蹤。」最近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兩宗槍擊事件，無疑是美國執法爭議與宗教道德辯論的轉折點。若果我有機會就此題目發表演講，我絕不會含糊其辭。我情願有一半人離開，也不願意教會墮入「平庸之惡」。

這次爭論的核心始於連續兩次由ICE（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探員槍殺美國公民的事件。1月7日，37歲的美國公民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車內遭探員擊斃；儘管國土安全部（DHS）聲稱她企圖衝撞探員，但隨後多間媒體公開的錄影卻顯示，探員開槍時並無即時生命危險。1月24日，退伍軍人醫院ICU護士普雷蒂（Alex Pretti）在抗議現場遭擊斃，多段視頻揭露他當時並沒有做出取槍或威脅性動作。面對這些指控，特朗普總統、萬斯副總統、ICE局長均為探員強力辯護，甚至稱受害者為「國內恐怖分子」，並強調執法人員應享有「絕對豁免權」。

在案發時普雷蒂持有合法槍械，但特朗普多次表達示威者不應該帶槍進入示威現場，這說法引起了全國步槍協會（NRA）和持槍權活動家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攜槍權不應因為參與示威而被取消。最諷刺的是，在1月6號的國會暴動中，有些特朗普支持者都是攜帶槍械進入示威現場。

普雷蒂是否暴力和抵死？

有一段視頻顯示：1月13日普雷蒂向一輛緩慢行駛的執法人員車輛大聲喊叫並吐痰，隨後用力踢碎了該車的後尾燈。支持執法部門的人士認為這證明普雷蒂具有攻擊性；而他的家屬和代表律師（包括曾參與喬治‧弗洛伊德案的律師）則強調，11天前踢車的行為絕不能成為1月24日他在未構成威脅的情況下被射殺的正當理由。

支持ICE做法的人暗示普雷蒂是一個暴力且「抵死」的人。這種手法讓我們想起了幾年前的喬治‧弗洛伊德案。幾年前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跪頸至死，挑起了波瀾壯闊的「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在運動中弗洛伊德被塑造成天使的形象，而反對運動者不斷強調弗洛伊德並非「天使」，而是一個案底纍纍的積犯，試圖以此削弱大眾對警察暴行的憤怒。然而，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文明社會最根本的法理原則：正義並非只為「天使」服務。 無論弗洛伊德過去犯過多少次法，無論普雷蒂在11天前是否踢過執勤車輛，這都不構成執法人員可以「就地正法」的理由。保護一個「不完美」的公民免受非法殺戮，這才是法治對公義最嚴肅的承諾。

如果我們接受「因為受害者有污點，所以過度武力可以被原諒」的邏輯，我們實際上是在允許執法部門擁有無視憲法的「處決權」。這種邏輯的終點，便是法治的徹底崩潰。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反毒戰爭」就是最慘痛的教訓，他上台前揚言以鐵腕掃毒，賦予警察近乎無限的武力使用權，暗示只要目標是「壞人」，程序正義便可拋諸腦後。結果是成千上萬的嫌疑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被處決，其中不乏被烏龍指控的平民與弱勢群體。社會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安全，反而陷入了無盡的恐慌中。杜特爾特離任後隨即面臨國際刑事法院對其「危害人類罪」的追究，這證明了任何試圖超越法律的執法，最終都將被正義審判。

其他踐踏人權的案件

除了致命槍擊案，ICE的其他執法行為同樣令人心碎。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美國公民羅曼（Aliya Rahman ）在前往醫院就診腦傷途中，被多名蒙面探員強行拖出車外。儘管她不斷尖叫提醒探員自己是殘疾人士，探員仍擊碎車窗並將其拖行至地，且完全忽視她對輔助器材的需求。《紐約郵報》以大字標題去指出羅曼參加過LGBT和「黑命貴運動」，在報道中將她「起底」。到底她的思想是否激進和探員對她粗暴有什麼關係呢？？

而在聖保羅市，56歲的苗族裔美籍公民 ChongLy Scott Thao 在家中遭到ICE闖入。探員在持槍恐嚇後，將僅穿著內褲、披著一條孫子的小毯子的他強行帶往戶外，當時室外氣溫僅有 華氏14度（約攝氏零下10度）。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場認錯人的「烏龍抓捕」。這種踐踏人權的行為，竟然出現在美國！現在美國有何道德高地去指責違反人權的國家？

基督教的撕裂

在美國基督教界，最近的槍擊事件再一次引起了撕裂。自由派與主流宗派，如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和聯合基督教會（UCC），對此表達了最激烈的反對。明尼蘇達州主教盧拿（Craig Loya）公開形容ICE的行動是「冷酷的虐待」，並將其比喻為聖經中希律王的暴政。天主教聖保羅及明尼阿波利斯總教區總主教哈達（Bernard Hebda ）亦為死者舉行追思彌撒，呼籲信徒捍衛生命尊嚴。

與此相對，許多保守派福音派人士則採取支持或辯護的立場。副總統萬斯更引用「基督教價值觀」，主張保護國土安全是最高的人道主義，並指責抗議的教會領袖過於意識形態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的態度。美南浸信會領袖在1月7日古德被殺後的數日內，並未發表任何顯著的公開聲明予以譴責。

1月18日，有示威者闖入聖保羅市的城市教會打斷禮拜（因為該教會的一位牧師同時是 ICE的地方官員），保守派領袖對此極為憤怒，稱其為「對宗教自由的侵犯」。截至1月27日，SBC主席普雷斯利（Clint Pressley）及SBC官方媒體均未對普雷蒂遭擊斃一事發表實質性的評論。普雷斯利的社交媒體聚焦於譴責1月18日抗議者闖入城市教會，但對於兩起致命槍擊案或ICE執法權擴張的系統性問題，卻始終隻字未提。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莫勒（Albert Mohler）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認為明尼阿波利斯事件的真相是「令人混淆」，他說：「這並非執法部門故意製造的混亂，而是組織嚴密的左派活動人士故意製造的混亂。」他並強調要尊重法治，要支持聯邦執法人員，他同時批評了抗議活動，這是典型的一切問題歸咎「左膠」。

歷史的教訓

若果翻查歷史，你便會發覺美南浸信會在這些事件中的保守態度是不足為奇的。美南浸信會成立於1845年，其成立的根本原因在於教會內部就奴隸主是否可以擔任傳教士的問題產生了分歧。1844年，阿拉巴馬州浸信會向浸信會海外宣教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訴求（即「阿拉巴馬決議」），他們認為奴隸主有資格被任命為宣教師。該提議遭到拒絕，於是乎，南方各州的代表於1845年5月在喬治亞州舉行會議，他們正式退出海外宣教委員會，並成立了美南浸信會。雖然在1995年美南浸信會為從前對黑奴制度的立場道歉，但這足足遲了150年，稱之為「後知後覺」已算是客氣了！

「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源自鄂蘭（Hannah Arendt）對納粹官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觀察，強調的是那種「不思考、不批判、僅執行職責」的平庸性。不過，美南浸信會在1845年的反應，其性質可能已經超越了「平庸」，而更接近於一種「主動的意識形態合謀」。1845年，他們拒絕接受北方浸信會對奴隸制的譴責，主動從原有的組織中分裂出來，以保護奴隸主宣教的權利。當時的領袖們並非「缺乏思考」，而是發展出一套極其精密的「親奴隸制神學」（Pro-slavery Theology）。他們利用聖經（如保羅書信中關於僕人服從主人的部分）來將不公義的制度「神聖化」。在今天，很多基督教領袖亦已經超越了「平庸」，例如主持《公民廣場》的林修榮，不斷主動地為特朗普提供宗教與道德背書，維持與當權者的聯盟，已經優先於對公義與受難生命的關懷。

「任由他們離開吧！」

當前，面對ICE在明尼蘇達州連續殺害美國公民的暴行和特朗普的其他倒行逆施（例如侮辱和恐嚇盟友），許多教會領袖選擇了沈默。這種沈默背後的潛台詞是：「若果發聲的話，恐怕會眾會大量流失，甚至教會分裂。」 但這正是「平庸之惡」的溫床：當我們為了維持現狀而放棄道德判斷，沈默就成了暴政的燃料。

對於那些可能要離去的人，我的回應是：「任由他們離開吧！」 一個為了維持人數而閹割真理的教會，早已不再是基督的身體，而僅僅是一個社交俱樂部。難道「豐盛的生命」就是拿了天堂門券之後，擁抱謊言和對受害者麻木不仁的生命嗎？

我們所追隨的耶穌基督，從來不是一個尋求共識的調停者。他在聖殿中憤怒地推翻兌換銀錢者的桌子，直言不諱地斥責當權的法利賽人是「粉飾的墳墓」。他從不害怕得罪建制，因為他的使命不是維持跟隨者的人數，而是彰顯上帝的公義。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膨脹的血腥年代，卡薩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蒙特西諾斯 （Antonio de Montesinos）等神父、修士在講壇上批判殖民者的罪惡，儘管這些言論令他們孤立；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的講道同樣讓無數「溫和派」白人教會感到極度不適，筆者在明尼蘇達州讀書的時候，曾經有一位經歷過民權運動時代的教授說：在馬丁路德金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前，他在美國極不受歡迎，因為無論他去到哪裏都會出現示威活動。

最終的問題是：到底教會是敬拜神，還是敬拜特朗普？

曾聽說有一種極為便宜且有效的逼供方法。就是強制一個人坐著，強光從四方八面直射那人。在不分晝夜，不能睡覺及休息的情況下，逼使那人就範及招供。在疲憊，閉著眼仍能見到光，又不能休息，無法睡眠的情況下，不到三天兩夜，任你是怎樣強悍，也不得不屈服。如此這般的酷刑，叫人聞風喪膽。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不少人把這些情況（懲罰）放在自己或施加於別人身上。

「為何牧者沒有回覆我的留言？現在才是晚上十二點，我已等了她／他十分鐘！」
「公眾假期我才空閒，她／他總是拒絕我的邀約」
「他／她昨天晚上在我家小組，十一點離開，但為何今天早上九點仍未見他／她在辦工室上班？」
「牧者對羊群不是要全天候、全方位的關顧嗎？我清晨六點致電給他／她或深夜三點找他／她，有何不妥？」

而更令人費解的是，被如此要求的人，內裡竟也有這樣的自責：

「我沒有即是回覆，是我的失誤」
「他／她是需要別人的關心、安慰，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我是需要作出陪伴。」
「若我放假時，就把會友忘記，這豈不是像僱工一般？」
「牧者甚可以放工或放假？關愛、照顧群羊，並不是一份工作，而是聖職！」
「計算太多，就稱不上是神的僕人。」

這「光」也太強烈、太耀眼，來自四方八面，來自周遭的人，更是來自自己的內心，叫人停不下來。在疲憊又不能休息下，任憑你如何聖潔，也難免觸礁、跌倒。休息竟成為罪過，一個不會善待自己，不能停下來的人，大概也難以安靜聆聽別人的需要，更遑論去明白、體諒、關懷他人的艱難、困境。

金句是我們能背誦的：「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三十15）

主耶穌忙碌後的安靜是我們知道的：「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馬太福音 十四23）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馬可福音 一35）

誡命是我們熟讀的：「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申命記五13-14）

縱然熟讀、可背誦、有榜樣，但我們活在被「強光」包圍及要求的氛圍下，眼睛卻被模糊了，腦袋更被昏亂了，令人看不清亦記不起。＜忙與盲＞[1] 是四十年前的老歌，竟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寫照。

新一年新開始，願我們學習好好睡覺、好好吃飯，在休息、慢活，甚或是發呆、放空之中，就是在平靜的處境及心境下，才有機會歸回上主預定給我們的安息。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還記得兒時經過「辦館」、「士多」[1]，不同的零食總會放在入口的正中位置。一些散裝或平易的小糖果放於前排易取的位置，兩旁所懸掛的，一邊是「金」字嘜頭的「魷魚絲」，另一邊是「眼鏡」型的巧克力。中間的，一就是附有「印水紙」的口香糖，不就是能當作「哨子」的薄荷糖。而放在最高的「王者」位置，絕大多數是這款小竹支串著的「魚塊」（不曉得這零食的正名是甚麼？），叫小孩子們站在這零食「聖壇」前，遠觀著這令人嚮往、教人垂涎的「高級」零食。一些較「富有」的同學，手執兩支，一支自己吃，另一支給他的同伴們分享，盡顯其慷慨、大方。

日前，在倫敦附近的一間亞洲超市走走，竟然重遇上這「高級零食」。它同樣是放在顯眼的位置，豎立如聖誕樹般高，放置在零食區之中，叫人難以迴避其吸引。大女兒恩言在旁分享，她小時候亦曾見過這零食，但就是未曾購買。未知她是否跟爸爸兒時一樣，被這「高級」零食所震懾，只限遠觀，而少有親嚐。

與恩言停留在這零食前，本想買下回味一番。但亞超不像辦館，不能獨立只買一支，而是要買一整包（二十支）。由甚少擁有到一下子能手握二十支，這衝擊也太大了，故只好把手中的「高級零食」放回原處，有待心情平伏後，才決定買還是不買？只是走著走著，就忘記了這記憶中的「高級」，之後，就只能把這「零食」放回記憶。

聖誕節前兩天，收到了友人的禮物…..竟然，就真的是竟然……。兒時未曾遇到慷慨的同學，但在英國卻認識了大方的朋友。手中拿著兩包共四十支，想著應否放在家中的顯眼處，作為對「高級」的敬意。

人在外，總是對舊有的事物，額外動情。但舊物不如新友！舊物難尋，新友難覓，若能遇上或交上，就要額外珍惜。遠親不如近鄰，在異鄉更顯真實。人到中年，要建立新的情誼，既要費力，也要主動，更是一場冒險。計算、測度、猜疑…..往往妨礙著彼此關係的建立。

遇到新知，一個簡單的行動，一句真誠的問候，一杯熱咖啡，一頓家常飯，足以教人觸動，足以叫人動情，足以讓人走近。由相識到朋友，由朋友到深交，由深交到知己，既是冒險之路，亦是豐盛之旅。

2025年是滿有悲傷，也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自移民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經歷失去心愛的小狗、失去至親的姑媽和爸爸。在傷痛之餘，我們學習處理被勾起的情緒、處理「平凡卻非常貴重」的遺物；在不捨中決定哪些東西要棄掉、哪些東西要轉贈、哪些東西要留念──這是一個看似容易但卻非常痛苦的過程。

委實悼念需要克服很多情感掙扎和極大勇氣接受「已失去了，不能時光倒流」的事實，最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失去了的摯愛。

姑媽常常建議人們種植番薯葉，她對著任何人都總會提出這個建議，因為她非常喜愛種植，常常在後園種植各樣蔬菜。所以，我們為悼念她，第一次特意在後園種滿一地番薯葉。我們為悼念小狗特意把他的食物架變為盆栽，因為這個小木架是我們親手為牠組裝的。我們為悼念爸爸，特意在家中闢出一角擺放別人送給他的花卉和聖經金句飾物，因為年近百歲的爸爸到生命盡頭之時仍願意繼續信靠耶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值得歡欣記念的事。

執拾爸爸從香港移民美國時帶來的物件，再次看到小時候曾經看過卻又非常模糊的袓父母照片，袓母穿「大襟衫」，祖父卻穿西裝。此外，又發現了很多差不多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張二戰時期爺爺在香港銀行定期存款的手寫憑據。一面執拾、一面構圖、一面回憶，唏噓一代歷史已成過去。新一代歷史則需要由我們仍然留下來的人繼續努力編寫。

三失過後，生活節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從前用在問候、探訪和陪伴至親至愛的環節突然「沒了」。我們都仿似年青時考完會考後的一樣「失落」，需要學習重新調較時間運用，從繃緊的生活節奏中慢下來；剩下更多空間思想和發掘前面的生活方向。

誠然，在沒有過往十年或幾十年的「定格」生活框架所限，我們餘下的生活型態和模式的確「可塑性非常高」。無論是海外宣教，或作不同形式的生活體驗，也可以說是沒有從前那麼「有牽掛」；說不定在「變革」的生活下，可以收獲另一種生活意義和豐盛。雖然說不上為「已走了的人」繼續活下去，但期望能盡了仍然有生命氣息而好好活著者的責任，不虛度上主所賜的日子。

但願從歲首到年終都眷顧人的上主，幫助每一個在哀傷裡的人都能盡快走出傷痛，重新站起來，重拾生活動力；不再「定格」在失去的那刻。

多年來，社交媒體持續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不僅涉及成癮，也包含私隱暴露、自戀心理、同溫層餵養及個體間的「內捲」。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精準地批評︰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主體向自我發動精神戰爭，使人陷入倦怠。諷刺的是這種倦怠是主體主動且允許的。[1]

人們主動地在社交媒體上暴露自我，試圖展示自己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博取關注，總是思索如何暴露更多，也因此變得「透明」。這種競爭帶來如同工作般的「內捲」，弔詭的是：人們好像知道其他人很多事，但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自我督促的行動，可以說是「仲忙過返工」。[2]對於性的描述，亦因這種「透明」而變得更加赤裸，性的直白，也使「情色」變成「色情」，身體被自我消費，變成獲得流量的資本。最可悲的是，當事者對此種自我剝削完全知情。[3]韓炳哲對於網絡文化的批判，筆者認為稱之為當代的「真實寫照」也不為過。

其實坊間已有不少調查報告顯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情緒反而變得更差，甚至出現腦部功能退化的現象。本社過往的文章曾經討論過，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造成了人們的前額葉功能缺失，也就是如今流行的說法「腦腐」。[4]除了人被一種「自主又不自主」的驅動力驅使觀看短視頻外，亦有不少青少年因為經常留意社交媒體，而導致憂鬱與自戀。筆者認識一名大學生，他向我訴說煩惱，指其經常在Instagram中留意朋友的動向，總覺得他人的生活比自己美好而感到失落。他陷入了一種矛盾︰既不想看到，卻又會主動去看；同時，為了證明自己的生活也同樣美好而陷入「內捲」，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展露自己。及後，筆者建議他先刪除該社交媒體，看看會有甚麼變化，但他卻陷入了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困境，害怕自己一失去社交媒體，就好像會錯失很多資訊，與世隔絕一樣。[5]不過，在筆者再三建議下，他嘗試停用了半個月的社交媒體，發覺自己停止了內耗，不再勉強與他人比較。以上種種狀況，正是社交媒體侵蝕個體空間、強迫透明與網絡文化所構築的一種焦慮，使人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Threads對於社交媒體生態的轉變

社交媒體Threads面世至今有兩年多，這段時間，它徹底改變了社交媒體的固有形態。其使用方式與演算法的運作，都與以往的平台有很大的分別，像是集合了不同社交媒體與論壇元素而成的產物。然而，這種嶄新的社交媒體體驗，卻也直接增加了網絡成癮與網絡欺凌問題的嚴重性。

Threads是由Instagram延伸而成，可謂其副產品。看似操作相近，實質兩者在用法上大有不同。不少人在Threads剛面世時，便已察覺異樣，明顯感受到其中充斥較多極端言論，以及在演算法機制上的差異。如果日常中有使用Threads的習慣，就會深深感受到它的演算法並非基於「社交關係」，而是根據「興趣」。傳統社交媒體傾向推送好友的貼文，或一些廣告，Threads卻以興趣偏好為優先。即是說，就算使用者沒有追隨者（followers）或社交圈，也可以因為發佈具爭議性的貼文，而獲得數萬個Like。

心水清的話，不難發現Threads的出現，似乎加劇了以往社交媒體所產生的焦慮。著名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成名」一詞如此誘人，彷佛喚起了一種渴望成名的動力，如韓炳哲所言：「我們被某種持續不斷的表演慾所驅使，正處於一個令人疲累和困乏的時代。」[6]當然，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得爆紅機會的同時，亦更容易暴露於網絡欺凌的風險之中。

筆者在與朋友交談中，便深切感受到Threads的影響力。當談及一些未知的資訊時，他們會說：「看Threads可能有答案」；或說：「要持續關注某些事情，可以看Threads」。例如在早前的火災時期，Threads確實發揮了效用，不少熱心人士透過它，即時關注災場是否需要義工。然而，當人們過度關注的時候，情緒也隨之受到影響。社交媒體的發展，似乎正處於一種不斷失控的狀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