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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0/09/2020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美國

墨菲定律

在這場瘟疫中,美國是一個極之奇怪的異數,美國人口只佔全世界人口的4%,但美國的確診案例和死亡數字卻佔了全球的25%,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很多文章去探討這個怪現象,有不少在美國以外的朋友對我說,他們自己的國家亦有類似美國的條件或者潛在因素,卻沒有出現美國那般的大爆發,那麼,到底筆者所說的因素是不是真正導致疫情失控的原因呢?

筆者認為,美國疫情失控的現象是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完美風暴」這個詞語本來是形容很多惡劣的氣像情況聚集在一起,因而發生了一場氣象大災難,但現在人們亦用這個詞語來描述其他類型的災難。「完美風暴」之所以這樣命名,是因為必須具備所有條件才會出現大災難,假設10個條件之中只出現了九個,那麼這個情況便算是不完美;當10個條件全部同時出現,整個狀況就是完美了!這應驗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言:「任何可能出錯的地方都會出錯。」換句話說,所有10個條件都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每個條件自身並不是「充份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補償不理想的條件

筆者的朋友說得對,有些條件並不是美國獨有的,但當那些國家或者地區在其他方面做得好的時候,便可以補償到其他並不理想的條件,因而避免了完美風暴。舉例說,丹麥在恢復上課時並沒有強制人配戴口罩,但人人都保持社交距離和避免大群人聚集,政府、老師、家長、學生都願意彼此合作。

香港屬於高危地方,因為香港人煙稠密,而且政府並沒有高度管治效能,起初林鄭政府堅決拒絕封關,口罩供應嚴重缺乏,但香港人懂得自救,從海外渠道搜羅口罩。

在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沒有實施封城措施和取消大型活動,但蔡英文政府雷厲風行地驅動全民配戴口罩,台灣的口罩不但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可以援助其他國家。

像美國一樣,許多德國人也拒絕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8月初,大批德國人在斯圖加特(Stuttgart)舉行集會,抗議德國政府的抗疫措施,有人說整件事都是敵基督的陰謀。幸好,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擔任總理一職之前曾經從事科研,她聽從了醫學專家的建議。在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她已經慎重地處理這次危機,她在全國演講中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自私、無知、自大聚在一起

然而,美國的情況卻剛剛相反,幾乎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8月初,美國維珍尼亞州的一些城市出現確診激增後,州長諾譚(Ralph Northam)限制當地酒類銷售和聚會人數不能超過50人,並指年輕人染疫增加,問題出在「太多自私的人」。其實,全世界各地都有自私的人,單單是自私的心態並不會造成疫情失控,人們仍然可以基於自私的動機去遵守抗疫措施,例如害怕自己和家人染病;另外一個因素是無知,那就是缺乏科學常識和批判性思維;但無知亦不是充分條件,人若願意承認自己在知識上不足,那麼就會聽取專家的抗疫指引,但自大的人卻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8月中旬,一名男子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Tucson)一家雜貨店內拒絕戴口罩,他對其他人大喊:「這些人沒有學到功課,你們是一群戴著口罩的白痴,你們應該知道那(瘟疫)不是真實的!」自私、無知、自大和許多其他因素合在一起,才會出現完美風暴。

有些朋友對我說 :「若果許多人在許多事情上犯錯,這未免令人感到沮喪了!你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講或者教幾堂主日學,也不會改變大局。」上面提過,丹麥重啟校園,同時又能夠控制疫情,這是歸功於不同持份者通誠合作,但丹麥教育部長羅森卡(Pernille Rosenkrantz-Theil)說:「你不可能突然之間創造出良好的合作關係。」美國不是丹麥,美國的山頭主義和黨派紛爭已經是蒂固根深,驟眼看來,這一切都好像是一條不見盡頭的隧道。

鐵達尼災難的啟示

無論如何,筆者仍然保留著一點樂觀,為甚麼呢?因為只要有一部份人做對一些事情,那麼缺一不可的完美風暴就可以避免,在下面筆者將會以鐵達尼來做一個思想實驗。曾經有些人將鐵達尼災難比喻為現在的瘟疫,7月初,德克薩斯州奧斯汀防疫第一線的醫生警告,德州宛如鐵達尼號,即將撞上病毒冰山;崔維斯郡醫療協會(Trav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主席艾比哈立德(John Abikhaled)說:「船員試圖放慢船速並改變方向,卻徒勞無功,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這個類比十分悲觀,但鐵達尼災難的啟示中也有積極的一面。

1912年4月15日,由英國南開普敦駛向美國紐約的巨型郵輪鐵達尼號在北大西洋撞到冰山而沉沒,船上有2,200多名乘客,但最後只有705人獲救,1,500人葬身大海。鐵達尼海難正是一場完美風暴!

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亦在船上,他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再加上船長對鐵達尼的安全性充滿信心,最後他不理會警告,下令鐵達尼高速前進。

在事發當晚,有兩名船員在瞭望塔當值,但他們在瞭望塔上面找不到望遠鏡,而當時亦沒有後備望遠鏡,於是乎兩人只能夠靠肉眼偵察,但發現冰山的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鐵達尼的設計師認為這艘船是不會沉的,他們只在船上放了20條救生艇,全部救生艇只能容納1,178人,但是船上的乘客和船員加起來約有2,200人。

鐵達尼號由撞到冰山至沉沒所經過的時間是兩小時四十分鐘,當時最接近鐵達尼號的另一船是加利福尼亞號,兩者相距只有10至20哩,鐵達尼號以無線電發出求救訊號,但加利福尼亞號在晚間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鐵達尼連續向夜空發射多枚火箭放出信號,然而,加利福利亞號的船長卻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

思想實驗

現在讓我們開始思想實驗,在事發當晚加利福尼亞號也知道海上有冰山,所以船長決定停航,假若鐵達尼號的船長亦決定停航或者慢駛,那麼整個悲劇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即使鐵達尼號繼續全速前進,假若在瞭望塔上的船員有後備望遠鏡,從而及早偵察到前面的冰山,那麼鐵達尼號有可能逃過一劫。

即使鐵達尼號撞上冰山,如果當初工程師在船上安裝足夠的救生艇,那麼在兩小時四十分鐘之內所有人都可以全身而退。

即使船上沒有足夠的救生艇,但至少可以搭載約1,200人,但最後只有約705人獲救,原因之一是船員的訓練不足,許多救生艇沒有載滿人便放下海。後來有些船員吹起哨子,要求那些仍然有位置的救生艇返回來接人,但最後只有兩艘救生艇折返。如果當時全部救生艇都先載滿人才離開,或者半滿的救生艇願意回來接載更多人,那麼死亡數字將會大減。

退一步說,即使鐵達尼的救生艇沒有充分使用,假設加利福尼亞號在晚上沒有關閉無線電通訊設備,那麼這艘船便會接收到鐵達尼的求救信號,加利福尼亞號可以救起全部或者大部份鐵達尼的船員及乘客。

縱使加利福尼亞號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若果他的船長見到火箭訊號後便伸出救援之手,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會生還。其實,當時一名在加利福尼亞號的船員說:「一艘船不會無緣無故發射那麼多支火箭,可能他們出了事故。」如果船長能夠聆聽意見,重新開啟無線電通訊去跟鐵達尼號聯絡,那麼歷史就會改寫。

勿以善小而不為

說到這裡,我相信讀者已經很清楚我想表達甚麼,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或者至少將傷害減低。反過來說,若果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的話,那麼就會出現十全十美的風暴!

三國鼎立的時候,劉備去世前在給予其兒子劉禪的遺詔中寫道:「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是非常適切這個時代的金玉良言!基督教讚聖詩〈傳遞它:只需要一點火花〉(“Pass it on: It only takes a spark”)也以類似的方式去鼓舞人心:「只需要一點火花,就可以使火發光。」我清楚地知道,單靠撰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說、教幾堂主日學,是不會改變大局的,但我和你都無需要改變整個大局中的所有條件,也許,我和你只需要做一些很小的善事,和避免去做一些很小的惡事,這場完美的風暴便逐漸失去必要的條件。

曾經刊載於: 

信仰百川,19-8-2020,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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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腦應用看歷史的循環和進步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5/10/2021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 

“Have a Good One!” 親切的陌生人

彭順強 | 現居加拿大,彭順強為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博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Regent College神學碩士及香港理工大學社工碩士、曾任中國宣道學院講師,及該院基督教靈修學碩士課程統籌,《靈深一席談》主編。現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特約教授、《時代論壇》的「香港處境下的屬靈導引」專欄撰稿人、輔導與屬靈導引綜合服務、推動靈修的YouTube Channel:「彭博靈修」創立人,著作包括《二千年基督教靈修神學歷史》,《還我屬靈本色》,《勇闖七重山》,《盧雲的誠與愛》,《潘霍華的順服與判逆》、撰寫靈修學文章超過200篇。
07/10/2021

重回溫哥華

因著在溫哥華的獨居母親已年老多病,故決定了本年重回加拿大居住,好能照顧她。雖然當我住在香港時,基本上每天都會在早上約7時30分致電慰問她(等於溫哥華下午3時30分),但每每當她有病時,她便總會這樣說:「你咁遠,有咩事你都幫唔到我喇!」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便知道已不得不回到她身邊了!有港人會為到年老的父母而暫時不離開香港(我也認識不少),但卻因著同一原因,我卻不得不離開香港!

回到溫哥華,除了如在香港以往一般,寫作,教神學,服侍教會,及繼續推廣靈修的個人YouTube Channel:「彭博靈修 Dr. Pang on Spirituality」(https://youtube.com/user/danielskpang),拍攝短片外,也做一些社區中心的服務工作,及開展網上的「輔導與屬靈導引綜合服務」,可說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加版:「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

香港人對於在西方住的人,都會有一個想法:外國地大物博,而且「個人主義」很強,所以人與人之間距離很遙遠。但根據我曾住在溫哥華的15年經驗,和現在重返這地方來說,除了首句是尚算客觀外,後面的兩句未必是真實的描繪。

不過,雖然西方地大是真實的,但若以加拿大溫哥華為例,過往一般人都能付得起價錢的獨立屋,現已昂貴到大部份人都已買不起了,於是便只好住在靠近鐵路的多層大廈。雖然如此,但也不致於迫近到你可以與對面大廈的另一戶人握手!

外國的大廈不像香港般會有看更,但卻不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香港人起初可能不習慣的,是每每當你乘電梯時,無論你是或出或入,遇上的人都會臉帶笑容地跟你打招呼:Hello或Hi there或Good morning;並且,當你到了你要去的樓層時,對方會說聲:Have a nice day,或Have a good one,或take care。對方也可能跟你傾幾句!另外,因著一般人都會駕車,並且要自行將垃圾拿到垃圾房,故此其實出入遇上別人的次數每天都不少,而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是不少的。正如早前香港的一個廣告口號:「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加拿大人的確比較能夠活出前者!

親切的陌生人

在香港你不會跟陌生人傾談,如果有人主動來跟你說話,我們會說這是「搭訕」,不懷好意。雖然加拿大現在也有向少數族裔行騙的港版街頭「祈福黨」,但一般來說,「搭訕」的人都是懷著好意的。他們並不是要認識你,只想找人表達少少的內心感受和關懷而已。

還記得,當我還未買車的日子,有一天站在巴士站等巴士(這裡等巴士可能要等上20分鐘甚至半小時),巴士站也有一位老人家在等著。當她見到我時,便跟我談天說地,上至政府政策,下至與家人的關係,她都有興致跟我講,並且態度親切。後來要到巴士埋站,我上車以信用卡付車費,這對話才結束。這情況自我於1985年來到加拿大留學時,便經常有這類經歷:陌生人在巴士站跟我談天說地!

無限電話分鐘無人用

有趣的是,溫哥華只要付上便宜的手提電話月費,便可以「無限」傾電話,而在香港手提電話都是有時間限制的(就算付高昂的費用也有時間限制)。但奇怪的是,雖然香港有通話時間限制,但人人都在街上傾電話(可能是用WhatsApp吧);反之,溫哥華沒有通話分鐘限制,但你卻不常看到有人在街上或商場中不斷講電話,他們較喜歡較親切的直接面對面接觸。

「敬業與樂業」下的溫情

這種善意的慰問和關心,也會在商舖中遇到。一般來說,加拿大人都比較「敬業與樂業」的。曾有調查報告指出,香港人的服務態度是全球最差的城市之一。我想,這也許因為香港是一個很有階級觀念的地方,這不單只是在行業上有階級,甚至是在同一公司裡,都有職位上的階級。於是,作為前線的服務人員,就是所謂的「sales」,而在這階級下的文化裡,培養不了「敬業與樂業」的態度,也拿不出愉快友善的服務態度來了。

在溫哥華我喜歡吃經「drive-thru」買「A & W」的各式漢堡包。[1] 對講機會先問你:「How are you doing today?」當店員遞食物給你時,會說:「Have a good one!」而且笑容可嘉。另外,到了香港也有的「Pizza Hut」餐廳,在加拿大,服務員會帶著笑容來到你身邊自我介紹,並會慰問你:「How are you doing today?」在品嚐食物的時候,服務員也會到你桌邊問你:「How do you like the food?」,或「Is everything alright?」感覺十分親切!

有一天我收到WhatsApp的訊息,原來是來自那位剛賣了車給我的汽車售貨員。他訊息的內容並非是有關我剛買的車,也不是要推銷甚麼的產品,而是只想告知我,他與女朋友駕車時,看到我的新車經過,故此想打個招呼而已!

當然這可能是公司的訓練,或是規矩,但從服務員的笑容中,你會感受到他/她自己也享受這種的交流,做到了「敬業與樂業」。這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這裡並沒有強烈的階級觀念,故此,每一個人都在平等的社會中,隨心做自己所喜歡的工作便很滿足了!


 

[1] Drive-thru是指在車上的顧客可毋須下車便可以透過對講機點餐,隨後取餐。而A & W是加拿大的大型連鎖快餐店。

研究,思考其他人所沒思考的……我有話說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5/10/2021

受訪者:李樹甘教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匈牙利生理學家Albert Szent-Györgyi曾說過:「研究就是看到其他人所看到的,並且思考其他人所沒有思考的。」歷世歷代都有不少人看過蘋果掉到地上,唯獨牛頓因而開始思考重力的起源,於是萬有引力定律誕生了。就著不同學科,研究方法可以不同,心理學多採用個案研究法、觀察法、調查法、相關法和實驗法等,至於經濟學則大多應用數學方法、計量方法、歷史方法等在研究上。沒有一個研究方法絕對比其他方法優勝,視乎研究課題的本質和需要,例如一位文學家有興趣研究唐代詩人為何對酒情有獨鍾,應該不會採用個案研究法或實驗法,而是主要採取文獻分析的分法。用對的研究方法固之然重要,但比起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思考其他人所沒有思考的」更為重要,這能讓人增長知識、或是使商人生產出好用的產品、或是幫助決策者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或是啟發他人的思維,甚或反思人生態度等。研究——不一定是冰冷的,可以是有溫度的。今次「我有話說」,我們邀請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與我們一起談研究,看看他所思考的,對我們又有何啟迪。

踏入新的領域做研究,不可停止學習

明光社

李教授本身是經濟學出身,研究經濟學,較多使用「二手」和可觀察的資料,例如利率與樓價分析,卻因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成立,承接的研究項目不再局限於經濟學,讓李教授不得不跳出自己的框框,踏入其他社會科學學術領域。

學習不單停留在厚厚的教科書上,也在於如何與不同領域的專家溝通。不少心理學與經濟學研究都運用計量技術,使用的模型及工具可以一樣,兩者亦同樣嘗試找出收集到的資料,以及計算資料之間的關係,但兩者的側重點,以及解讀方式卻可以不同。不過,正正由於大家的不同,李教授表示當大家討論的時候,不同的觀點反而可以啟發彼此,這是相當有趣的事情。李教授又認為社會需要專才,但不是所有專才在一起便能締造出一個成功的社會,社會也需要視野廣闊的人才。研究也一樣,研究不能集中於一人身上,需要分工,因為每一個人的習慣、思維、個性都不一樣,研究人員除了知道自己不一定對,也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大家強弱不同,更需要互相合作。
 

眼見未為真,小心尋求因果關係

李教授相信當人們踏入另一個領域,理應可以大開眼界,但實際上人們可否真的開闊眼界,視乎人能否把不同領域所學到的知識加以整合。李教授認為整合相當重要,不同領域的學科需要整合,研究本身更加需要整合,才能讓研究結果變得更有意義,因為只看見眼前發生的事情是不足夠的,重要的是事件與事件之間有甚麼關係,這些現象可以如何解釋,以至透過解釋現象與推測未來,有助於改善人類的生活。

人類理應可以比動物看得更全面,然而,當互聯網出現,人們面對海量的資訊,便容易出現因注意力「不夠用」而衍生出其他問題。套用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的說法:網上資訊大量生產,從不缺乏,反而人們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因而出現了資訊供應過剩的情況,在供過於求之下,於是乎人們的注意力變得十分珍貴,成為了網絡商人相繼爭奪的對象。人們的注意力的確有限,於是漸漸不想看長篇大論的文章,反而想通過一篇撮要或精華中的精華去認識事情。網絡商人或網紅看準人們注意力有限,於是生產了符合大眾口味、既易看又易讀的東西,問題是這些精華片段不能全面地交代事件,當中的立場或看法取決於「供應商」本身,而讀者在有限的「片面之詞」之下,亦只能「吃下」零碎的資訊,不知不覺間有可能把別人的看法或立場當作自己的看法或立場,又或是從中選取符合自己想要的看法或立場。

不是人人都需要做研究,但健康的研究態度並不是學者的專利,只要人們能夠更專注,更深入去研究事情,虛心接受自己也會出錯,並且接受他人不同的見解,便是一位好的「研究員」。面對資訊爆炸,人們注意力有限,李教授提醒大家不可以只憑眼前所看到的一兩點便以為自己已經清楚事件的真相,又或希望從中找到因果關係。李教授提到在統計學上,有相關性不代表有因果,要小心察看甚麼是因,甚麼是果,才可以作出正確的決定。不過很多時,人們連關係都可能弄錯,發現的只是虛假的相關性更不必談因果。

虛假相關性可能因為忽略第三個變量(其他變量)所產生的,例如綜合各地數據,不難發現雪糕銷售遇溺數據之間存在統計上相關性。雪糕銷售與遇溺數字真的有關嗎?很大可能因為第三個變量(例如溫度)造成。當溫度高時,雪糕銷量增加;同時,去游泳的人多,遇溺的人數也可能增加。此外虛假相關性亦可能因為趨勢所驅動,由非平穩時間序列(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引起。例如香港樓價與李教授的兒子身高十多年來一同增加,兩者相關性自然非常高,這是否意味著孩子的身高與香港樓價有關?雖然,一些計量技術可解決上述虛假相關性問題,例如多重變量分析(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已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 test)有助檢測非平穩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相關性;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Granger Causality test)和脈衝響應(Impulse Response)分析有助檢驗因果關係的存在,但是,這些計量技術各有一些問題,世上沒有完美的方法。

不過,研究雖然沒法找到真理或絕對真實關係,但並不表示研究沒有用處;正如通過身體檢查不等於確定身體完全健康,但根據現時醫學所能認知出來的疾病,知道身體沒有大礙。同理,計量模型通過認知的統計診斷檢查(statistical diagnostic check),雖然它不是肯定完全正確,但也有一定可信程度,非一般觀察所能做到。此外學術研究配合前線引證,可減少「離地」的結果,更顯真實。

研究結果要維護,但不要視之為絕對權威,更要小心在現實世界中的應用

李教授笑言被他人告知,原來他常把「我不知對不對」掛在口邊。因為他知道實證也不足以證明一切,理論也一定有可能錯。即使經濟學理論非常有趣,可以提供另類的角度看事情,但如果盲目跟從並在現實世界中應用,會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例如從經濟學角度來推斷,在大學低年級教科書不難找到推論社會最好不要立法管制軟性毒品,這可會讓街頭罪案增多;又或推斷出偷竊可以對社會有利。對大學生尤其是剛進大學的同學來說,這可說是「眼界大開」的東西,甚麼推論都有可能,但真實應用時卻要十分謹慎,這絕不是用來在法庭上為偷竊辯護的理據。其實理論本身會隨著環境一直在改變,現在對的不代表將來一定對,將來不對亦不代表現在無效。李教授認為研究操作上即使有局限,只要盡力把所學到的知識用於研究,即使研究結果有機會出錯,他亦無愧於心,因他不是要找絕對正確,只是盡力找出通過認知統計診斷檢查後的最後首選(final preferred)模型。

李教授提到面對自己的研究,當受到他人評論時,他會按自己所知捍衛自己的研究結果,與人討論,但他不會認為自己所提出的一定沒有錯。而經常發表學術和專業研究結果亦讓他適應了別人的批評,只要批評的內容是針對事而非針對人。他分享到其實真的試過被人認真地質疑:「究竟教授你懂不懂……是否太離地……」而教學生涯中,李教授每學期都必須面對校內校外審查評論他的課程大綱、試卷的題目及評分以保證質素。他在「比人話慣」的學術環境中已學習到不容易因被人質疑而感到被冒犯,也讓他更可以心平氣和地去處理事情以及與人相處(當然感情上亦有激動的時候)。李教授留意到當人習慣了自以為權威,其實較難接受異議,因此他自我省察之餘,亦同時勸勉為人師表,特別是中小學低年級老師,要知道自己說出來的東西是有份量的,因為老師說甚麼,低年級學生一般都會「照單全收」,大家更需要學習謙卑的功課,不要以為自己一定對,無人可以挑戰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般性研究態度亦可用於日常的常理當中,李教授指人們或會在實際環境中看到一些例外的東西,這些不能解釋的事情,的確需要補充,但要小心查考,避免過快以相反角度來看事情,因為自己看到特殊例子,便判斷整體情況不是這樣。

研究有限制,惟有造物主知道一切

李教授多次提到謙卑,因為他表示除非是重言(Tautology),世界上沒有絕對正確的理論,任何有用的理論都可以被推翻,即是只是仍未被推翻的理論。所謂重言,就是指白色的花是白色的,這是必然正確的。他又表示在實證方面,世上沒有絕對正確的驗證方法,尤其是社會科學,就算此時此刻此環境實驗證明到,有可能在另一時間空間實驗是失敗的。理論的不絕對正確讓李教授知道人們只是嘗試去發掘真理,事實上卻沒有人知道真理,又或完全知道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即使努力研究出來的結果,也有機會出錯,真理需要神的啟示,唯獨神知道真正的關係。

李教授表示研究的滿足感,在於用計量研究工具有時可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多數據多維度的事情與關係,相信這是每一位研究者想要達成的目標,不過筆者認為,可以在研究的過程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以至懂得在神面前謙卑,以及願意聆聽他人意見,這種「看見」更會一生受用。

地道「中文」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8/09/2021

同一種文字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其獨特的意思。最有趣的例子:土豆在大陸是指馬鈴薯(potato),在台灣卻是指花生,香港的用語既不是土豆也不是馬鈴薯,而是「薯仔」,因此,由薯仔變為我們常吃的「薯片」是合理不過的,但在台灣卻是稱為「洋芋片」。土豆、馬鈴薯、薯仔、洋芋不同的稱謂,卻是指同一樣的東西。但在「薯仔」前加一個小字,在香港的用語中,「小薯仔」是直譯英文「small potato」,意思又完全不一樣,跟薯仔本身並無關係,是指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地道的台灣慣用語,真的是看似明白,但卻是完全不懂。

「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這是新聞報道的其中一句。「小蜜蜂」竟不是在花間採蜜,而是在消防局等候,更尾隨救護車!再多看一段:

「殯葬業者會派出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所以才會知道傷患住址。」[1]

原來「小蜜蜂」是聽命於殯葬業者。

大概我們也猜到「小蜜蜂」並不是指我們常見的昆蟲,而是指有如「蜜蜂」般作出飛快又機動的「機車」。而「機車」司機穿著黃色的小背心,所以俗稱為「小蜜蜂」。

提到「機車」,我們大概知道在香港是指的「電單車」。但在電影的對白中,曾聽到:「你不要那麼機車!」「你很機車吧!」真讓人(香港人)聽得一頭霧水。「機車」在此處明顯不是名詞,而是形容詞,「機車」所指的是甚麼呢?「機車」在台灣十分普遍,其程度可說是世界知名,機車出現的小毛病及損耗不僅是普遍,更可說是頻繁。說人「很機車」就是指那人問題多、囉唆、不上道(機車不能上高速公路,有接不上的意思)。[2]

當然,「機車」或「小蜜蜂」等俗語,只是多加一點的聯想就不難明白。只是,近日遇上一詞,更是令筆者摸不著頭腦,怎樣也不能把這字詞與意思聯上關係:

「警消到場先是在透天厝一樓發現林女屍體,隨後上到四樓發現莊男上吊輕生……在林女後腦勺發現有敲擊痕跡,初步不排除加工自殺。」[3] 「大門門鎖反鎖、門窗緊閉且沒有遭破壞跡象,現場排除外力介入,並初步研判不排除有『加工』的可能性。」[4]

「加工自殺」或「加工死亡」是何解呢?在筆者有限的知識,「加工」一詞較多是用在食品上,而「加工」這動作大多數情況是在工廠內進行。當然,在網絡搜查一下,就不難找到「加工自殺」的定意,大概就是教唆或幫助他者(或一起)自殺。[5] 只是筆者才學有限,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原意的「教唆」或「幫助」,究竟是如何可以用上「加工」這一字來取代。

台灣對香港人而言,可說是「近文化」的地方,所用的是我們看得懂的「繁體字」。只是地道的用語,實在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認識及了解。所以,當你在市場(街市)聽到有人問:「有沒有大陸妹買?」請不是誤以為在台灣販賣人口竟如此明目張膽。「大陸妹」其實只是萵苣(生菜)的俗稱吧![6]


[1] 〈葬儀社比救護車先到!消防局曝驚悚真相:我們想救活〉,東森新聞,2021年7月16日,網站: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27026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2] 〈臺灣人說的這個人很「機車」到底是什麼意思餓〉,櫻桃知識,2020年12月4日,網站:https://www.cherryknow.com/society/388657.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3] 邱奕能、張議晨:〈高雄7旬老夫妻陳屍家中 妻後腦有敲擊痕跡〉,聯合新聞網,2021年8月30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320/5708509(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4] 〈妻死夫上吊!高市密室雙屍案 警方不排除「加工」〉,HiNet 生活誌,2021年8月30日,網站: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7999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5] Soulfeel8:〈加工自殺罪︳幫忙自殺的3種法律責任。〉,智邦法律事務所 法律諮詢網,2020年7月2日,網站:https://zhibang-law.com/2020/07/02/%E5%8A%A0%E5%B7%A5%E8%87%AA%E6%AE%BA%E7%BD%AA%E2%94%8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6] 〈為何這種萵苣叫做「大陸妹」?原來和台語發音有關〉,中時新聞網,2017年2月1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hottopic/20170201002080-260804?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當結果不似預期……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21/09/2021

在今個月之前,新西蘭的新冠肺炎疫情相比起其他國家大致穩定。自去年8月至今年8月中為止,整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任何社區感染個案,而國民的生活基本上跟疫症爆發前沒有太大分別。可惜好景不常,政府在8月17日發現奧克蘭市有一宗社區感染個案,及後證實為Delta變種病毒不慎從隔離檢疫設施傳入社區。

新西蘭政府對疫症一直採取零容忍政策,於當晚已即時宣佈全國封城兩星期,期間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如診所、藥房、超級市場等),從事其他行業的員工均須留在家中,以確保傳播力極高的Delta變種病毒不會在社區極速擴散。

事實證明Delta傳播速度極高,短短兩星期間,奧克蘭已發現超過500宗社區感染個字。慶幸疫症不至於擴散至其他城市,政府將按情況逐步放寬奧克蘭以外的封城措施,惟我身處的奧克蘭在可見將來都會處於封城狀態。面對最少一個月的封城,我和家人都要面對、接受和適應以下四種新常態:

  • 在家工作:無可否認,在家工作可省卻往返公司的交通時間。不過,學校和托兒所在封城期間不能對外開放。這意味著兩名就讀小學和一名初生的女兒都要同時留在家中,對我們這些雙職家長可算是一大挑戰。
  • 在家學習: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大致上可以自主地上網課和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但新西蘭的功課量比起香港有如九牛一毛,所以她們每天都有頗多的空閒時間。
  • 在家照顧: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尚且可以提供誘因鼓勵她們在家中參與更多家務,但細女不足一歲,既懂得爬上爬落,又會隨意將地上的物件放入口中,因此需要我們貼身照顧。
  • 在家煮食:新西蘭今次的封城措施較其他國家嚴厲,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其他行為一律要停業配合防疫安排。之前,我平日大多在家中煮食,星期六、日或放假日子大多外出用膳,以免煮食成為我的苦差。但封城期間,我們連外賣都沒有,不論上班或放假都要日日煮足三餐,何解朋友的太太可以煮得一手好菜,而我太太就……有時真的十分羨慕!
     

人生總有高低起伏,即使移居外地生活,自己的工作和女兒的功課壓力較少,但不代表生活從此沒有其他問題。當結果不似預期,或許我們會浮現一些自己在香港時曾經擁有但因著移民而失去的東西。就以今次封城為例,我最懷念的是我當年的工人姐姐。如我不斷著眼於我失去的東西,每天抱著「唔想做又唔可以唔做」的心態處理工作和家務,我相信負面情緒積累下終有一天會向家人爆發,繼而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但我當初移民的目的並不是想有多些時間陪伴家人,與家人建立更好的關係嗎?

慢慢地,我領悟出當結果不似預期時,我們首先要選擇「接受」,接受自己當刻的境況,不執著於過去所失,著眼於現時所有,從而讓自己適應當下,享受其中。反之,只會將跌落「逃避現實」、「怒火中燒」、「討價還價」和「極度失落的死胡同,那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呢?

關鍵六星期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6/09/2021

六星期可以成就些甚麼事?對農夫來說,一粒撒在土裡的節瓜種子可以長成有幾株側枝的壯苗、一個冬瓜由成功受孕到長成和可以收割。對學生來說,可以完成一個計學分的暑期網上課程。對學車人士來說,六星期可以考到私家車車牌。關鍵六星期原來還可以挽救一個無辜的生命?

一些支持墮胎是個人選擇和墮胎服務提供者(Abortion providers & Pro-choice advocacy groups)一起向美國的高等法院負責監督德州緊急情況的塞繆爾.阿利托大法官(Justice Samuel Alito)提出緊急申訴;企圖阻止德州「心跳法」(Texas heartbeat act or Senate Bill No.8 )於9月1日生效。他們認為此新法例違反了1973年最高法院關於「羅訴維迪案」(Roe v. Wade)的判決。於關鍵時刻,高等法院在8月31日深夜以5比4投票結果駁回上述人士的請求,認為德州的「心跳法」與是否能維持「羅訴維迪案」的判決沒有直接關係;意思是婦女仍然是有墮胎權,只是唯有已能檢測到胎兒有心跳的婦女就不能去墮胎,因強暴和亂倫受孕也不例外,除非被醫生認定有緊急醫療情況。故此,德州的「心跳法」可以如期於午夜生效。此外,無論德州市民或其他州的市民若懷疑墮胎服務提供者違反新法例時,也可以對該服務提供者進行私人民事訴訟。

當然「心跳法」生效時,很多支持墮胎者和組織於德州和其他州都紛紛作出聲援和反擊,如:組織Raging Grannies擔心德州的新法會帶頭影響到其他州份。

另一組織MomsRising Campaign的總監抨擊這項法案損害了婦女的健康和自主性,這將對有色人種、低收入者和年輕人造成特別的傷害。波特蘭市市長Ted Wheeler動議將禁止該市從德州採購商品或服務,並禁止城市工人前往德州或讓其居民前往德州旅行。美國司法部長Merrick Garland表示司法部正積極研究如何挑戰「心跳法」。看來這場法律爭拗將會持續一段日子。

德州能夠進一步收緊墮胎法例當然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拯救無數無辜胎兒的性命。有宗教團體的統計顯示自1973年最高法院關於「羅訴維迪案」認同婦女有墮胎權至今已有62,502,904名胎兒被打掉。[1]

雖然有人擔憂六週前或仍未檢測到心跳的胎兒仍然會被打掉;但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比以往保存更多無辜的生命。有支持墮胎的團體認為這是史上最嚴苛的墮胎法案,使人工墮胎(induced abortion)幾乎完全不可能,因為當一般婦女發現自己有身孕時大概已懷孕六星期。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六星期已可以聽到胎兒心跳。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支持墮胎的組織,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指出,在德州大約有85%至90%接受人工墮胎的人至少都已懷孕六週,意味這項法例將會阻止接近整個州的人工墮胎行為。根據德州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門(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統計,德州2020年共有53,949人工墮胎,[2] 若依上述組織的方式85%試算,在「心跳法」下,可救回45,856條生命。

或許不同的人會對「人」的定義有不同見解,胚胎發展至甚麼階段才算是「人」?著名亞利桑那大學胚胎學家C. Ward Kischer認為一個新人類個體的生命從受精一刻開始(fertilization/conception)。[3]

支持生命(Pro-Life)哲學家Clinton Wilcox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舉了很多例子指出很多哲學家和胚胎學家、甚至很多支持墮胎是選擇的哲學家(Pro-Choice Philosophers)也承認人類生命是從受精開始。[4]

這種由精子和卵子結合形成的獨特基因細胞是否應該被稱為是一個「人」一直是最受爭議的課題。支持生命的團體(Pro-Life Advocacy Groups)會認為胚胎也是一個有生命的「人」,需要被尊重和保護。相反,支持墮胎是選擇的團體(Pro-Choice Advocacy Groups)堅持未出生的胎兒並不是人,故此他們提倡甚至24週或以後的晚期墮胎。雖然如此,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為胚胎是不是「人」定一條參考線。醫生會搶救一個仍有心跳的病人、救生員會為一個仍有心跳的遇溺者做人工呼吸、法庭會判一個殺死仍有心跳的人為殺人犯。有心跳就有生命,有心跳就是人。

再者,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成為其他州份和其他國家的參考。那些正在想對墮胎法進行更嚴謹修定的州,如:阿拉巴馬、喬治亞、密蘇里州等,會否起了鼓舞作用?會否有助密西西比州提倡的15週墮胎修訂法案在未來最高法院再聽證時得到通過?「心跳法」會否為已持續25年有顯著下降和持續下降的墮胎率再創新低嗎(大家可參考一下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 和Guttmacher研究院的數據)?[5]

除此之外,有人擔心在「心跳法」下,很多需要墮胎的特殊個案(hard cases)如因強姦和亂倫受孕、有健康或精神問題的孕婦、出生缺陷而進行墮胎的個案等,會因此而受影響。但研究顯示,這類個案只佔3.5%(由醫學文獻和政府調查所得)或7%(由Guttmacher研究院調查所得。有關研究院是專門替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做研究的,而該機構則是在美國提供墮胎手術最大型的連鎖機構)。這樣不到百分之十的比率,難以成為支持墮胎團體用以說服社會大眾應支持墮胎之理據。其餘九成多墮胎的個案原因則是與社會和經濟因素有關。[6]

另一方面,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是其中一間有份入稟法院阻止「心跳法」生效的團體,它是由政府(納稅人)資助的機構,一向致力提供墮胎服務。最近它卻引起了大眾關注,為何一間自稱旗下的墮胎服務只佔全部服務3%的機構,如此緊張「心跳法」生效與否?據悉Planned Parenthood負責全美40%的墮胎個案,每個案由收費$400至$1,000美元不等。根據美國法律和司法中心(ACLJ)彙編的數據,Planned Parenthood的墮胎服務收入佔其總收入50%以上。[7]

而且Planned Parenthood被指收採及售賣被墮胎兒的組織和器官如:眼、肝、四肢及腦等,它是為近30間著名大學提供被墮胎兒組織的供應商之一。[8]

德州一名律師Melissa Anderson直言墮胎服務其實是一盤生意,例如被墮胎兒的組織可以出售作護膚品和用於食物產品測試等等。[9]

一位支持生命的作家Sarah Terzo,她報道一些經營墮胎生意和負責施行墮胎手術的醫生為了快和效率,他們流水作業式如生產線一樣,進出每一間病房,與未曾見過一面躺在手術枱上的孕婦做手術,沒有甚麼溝通,甚至沒有看見過她們的臉,做完手術便離開,以後亦不會再見面。他們都認同墮胎服務是生財行業。[10] 難怪有人取笑這些支持墮胎的團體不是Pro-Choice(支持選擇),而是Pro-Cash(支持現鈔)。[11]

據悉,被墮胎兒的組織或細胞等常用作醫療用途,如:製造水痘、帶狀皰疹(俗稱生蛇)和COVID-19疫苗等、製造藥物或醫治柏金遜(Parkinson)病人、醫學實驗或研究等等。

我們平日常見的捐贈器官與透過人工墮胎的胎兒組織來使病人恢復健康、延長壽命或增強對傳染病的抵禦力有沒有不同?會否帶來倫理思考和爭議?神學院教授Scott B. Rae,在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論點,包括被墮胎兒的死亡是故意造成而非偶然或意外所致的。再者,現時醫學已可以做到只需用自發流產(spontaneous abortions )和異位妊娠的胎兒的組織用於移植和培養細胞(cell cultures),而無必要一定要使用人工墮胎(induced abortion)的胎兒組織。作者希望有一天,細胞培養技術將發展到不再需要人工流產的胎兒組織也可獲得同樣的效益。

若人工墮胎數目減少了,對我們在醫學和醫療上的發展會否帶來影響?不用被墮胎兒的組織或細胞還可有另類選擇?可以鼓勵更多人死後捐出遺體作醫學用途嗎?如果必須要用被墮胎兒的組織或細胞,我們情願放棄或接受減慢醫療發展而換取每年數以萬計被墮胎兒的性命嗎?


[1] “U.S. Abortion Statistics By Year (1973-Current),” Christian Life Resources, accessed September 14, 2021, https://christianliferesources.com/2021/01/19/u-s-abortion-statistics-by-year-1973-current/.

[2] 根據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統計資料顯示:德州2020年全年共有53,949宗終止妊娠(Induced Terminations of Pregnancy),493宗因各種併發症而須終止妊娠(如:子宮頸撕裂、敗血症、出血、不完整的墮胎等)。2019年全年共有55,966宗終止妊娠,472宗因各種並發症而須終止妊娠。而今年1至4月共有19,378宗終止妊娠, 194宗因各種併發症而須終止妊娠。這些數字沒有包括德州居民住外州接受墮胎手術或其他州、其他國家的人在德州內做墮胎手術。從上述數字看,德州的墮胎個案中需要墮胎的個案(hard cases)只佔非常少的數字,絕大部份是婦女選擇人工墮胎的。另一方面,在2020年493宗因各種併發症而需終止妊娠的個案中,有197宗是因為不完整的墮胎(Incomplete Abortion),佔39.96%。在2019年472宗因各種併發症而需終止妊娠的個案中,有219宗是因為不完整的墮胎(Incomplete Abortion),佔46.4%。若減去這些因「企圖」人工墮胎而產生後遺症的個案,那麼實際因併發症而必須做墮胎手術的數字就更少了。以上的數字同時也許可以反映出墮胎約有四成或以上風險。“Induced Terminations of Pregnancy,” 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ccessed September 14, 2021, https://www.hhs.texas.gov/about-hhs/records-statistics/data-statistics/itop-statistics.

[3] Terry Gant, “The Crux of the Argument,” End Abortion Now, last modified August 19, 2021, https://endabortionnow.com/when-does-life-begin/.

[4] Clinton Wilcox, “Even ‘Pro-Choice’ Philosophers Admit: Human Life Begins at Fertilization,” Life News.com, last modified December 2, 2013, https://www.lifenews.com/2013/12/02/even-pro-choice-philosophers-admit-human-life-begins-at-fertilization.

[5] “U.S. Abortion Statistics By Year (1973-Current).”

[6] HLI Staff, “Why Women Abort,”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last modified May 5, 2021, https://www.hli.org/resources/why-women-abort/.

[7] Jonathan Benson, “Abortion is big business: Nearly $1 billion a year generated from murdering human babies,” Natural News,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8, 2015, https://www.naturalnews.com/051094_abortion_Planned_Parenthood_criminal_nonprofits.html.

[8] Randall O’Bannon, “These 27 Universities Purchased Body Parts From Aborted Babies for Experimentation,” LifeNews.com, last modified February 9, 2017, https://www.lifenews.com/2017/02/09/these-27-universities-purchased-body-parts-from-aborted-babies-for-experimentation/.

[9] Melissa Anderson, “The Business of Abortion,” United Families International, last modified May 2, 2012, https://www.unitedfamilies.org/life/abortion/the-business-of-abortion/.

[10] Sarah Terzo, “Abortion is big business’ former abortionist says,” last modified February 28, 2020, https://www.nationalrighttolifenews.org/2020/02/abortion-is-big-business-former-abortionist-says/.

[11] Joshua Denton, “The Abortion Industry is Pro Cash. Not Pro Choice,” California Family Council, last modified June 12, 2017, https://www.californiafamily.org/2017/the-abortion-industry-is-pro-cash-not-pro-choice/.

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是註定的嗎?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9/09/2021

鍵盤戰士?

阿富汗迅速淪陷,批評拜登政府的聲音不絕於耳。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評論員布賴恩.斯特爾特(Brian Stelter)批評這些批評,他指出:許多人認為美國不應該退出阿富汗,他們以為增兵便能扭轉局勢,但事實並非如此。那些人是完全沒有軍事和外交經驗的「鍵盤戰士」(keyboard warriors)。用中文來說,他們是「紙上談兵」的書生。但我認為,斯特爾特這種說法可能會堵截了許多有建設性的檢討意見,不錯,包括作者在內的許多作者都是鍵盤戰士,但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到,許多美國人所犯的錯誤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即使沒有軍事和外交經驗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宿命論是自我防衛機制嗎?

現在美國朝野有一個流行的論述:「阿富汗是帝國墳墓,英國和前蘇聯都先後在阿富汗慘敗,這是一場贏不了的戰爭,經過了20年仍然無法取得勝利,繼續在未來10年派兵和投入資源會改變現狀嗎?你永遠無法打贏叛亂組織和游擊隊,他們擁有狂熱思想,視死如歸。美國撤軍只是遲早問題。」這種說法幾乎是宿命論,而勝利的一方則可以吹嘘這是「天命所歸」。對失敗的一方來說,宿命論是一種十分普遍的自我防衛機制,這好像是一個有10個補習老師、10套百科全書、10部電腦的學生得到不合格的成績之後說:「這個科目極端困難,老師極其苛刻,考試題目不合理的深奧,無論任何人都會註定失敗!責任不在我!」

正規軍無法殲滅游擊隊和狂熱份子嗎?

不過,正規軍真的無法殲滅游擊隊和狂熱份子嗎?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叛亂民兵組織、游擊隊,比如菲律賓、印度、哥倫比亞、斯里蘭達、敘利亞……等。以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為例,這左派反政府游擊隊始於1964年,經過幾十年拉鋸戰之後,2017年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宣佈自行解除武裝,將武器交給聯合國,雖然現在仍然有一小撮人頑強抵抗,但是已經不成氣候。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游擊隊是另一個例子,1983 年他們開始以游擊戰和恐怖襲擊與政府軍對抗,到了2009年泰米爾猛虎被完全消滅。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組織的成員都受到狂熱的政治思想或者宗教信仰洗腦,哥倫比亞的反恐戰爭歷53年,斯里蘭卡則是26年。在戰爭结束前,可能有人悲觀地說:「經過了20年仍然無法取得勝利,繼續在未來10年增兵和投入資源會改變現狀嗎?你永遠無法打贏叛亂組織和游擊隊,他們擁有狂熱思想,視死如歸……」

有人會反駁說:「這些都是內戰,而不是外國勢力介入,況且,美國人並沒有這種耐性。」不錯,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es)說:「沒有人可以踏入同一條河流兩次,因為那不是同一條河流,他也不是同一個人。」世界上沒有兩場完全相同的戰爭、兩個完全相同的處境,正因如此,我們更加有需要去研究不同的案例,去找出為甚麼有人成功、有人失敗的因素,而不是訴諸宿命論,或者誇大游擊戰的威力。

事後諸葛還是先見之明?

無疑,在阿富汗戰爭過程中美國出現了很多失誤,例如美軍在驅逐塔利班之後並沒有乘勝追擊,小布殊政府只是派遣了2,500名美軍駐守面積有如德克薩斯州那麼大的阿富汗,當時已經有人質疑,為甚麼駐阿富汗美軍的人數比紐約警察的數目還要少。2003年阿富汗局勢仍未完全穩定,小布殊卻派遣幾十萬大軍入侵伊拉克,那時候許多人都質疑小布殊拉長戰綫的做法,在英國《經濟學人》的一幅諷刺漫畫中,西方軍隊正忙於托著搖搖欲墜的阿富汗,但同時又被召喚到伊拉克。

任何具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極為不智的做法。例如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進攻斯巴達,雅典的海軍擁有絕對優勢,本來可以穩操勝券,但雅典卻在同一時間攻擊雪城(Syracuse),結果落得慘敗收場。比較近代的例子是1941年納粹德國在西歐所向無敵,英國處於挨打狀態,但希特拉並沒有集中火力去進攻英國,而是在蘇聯開闢第二戰線,不消說,最後軸心國一敗塗地。我想強調,這並不是事後諸葛,而是先見之明,在當時已經有許多人批評小布殊沒有全力對付塔利班。

如果真的有命中注定,可以說,對先見之明充耳不聞,對事後諸葛亦不能轉化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註定了走上一條完敗的不歸路!

多哈和談是送大禮

經過一年多的談判,美國和塔利班代表於2020年2月29日在多哈簽署了雙邊協議,美國同意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承諾不支持恐怖主義。但是,2021年5 月,聯合國制裁監測員的報告指出,基地組織其實仍然與塔利班保持一點溝通。為了釋出善意,美國向阿富汗政府施壓,要她釋放了5,000名塔利班囚犯,他們承諾在出獄後不會再參與戰鬥,但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調查,這些被釋放的囚犯後來幾乎全部重新加入塔利班的軍隊。

美國特使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zad)在和談中表示:「沒有軍事方案可以化解阿富汗的衝突。」談判結束後,哈利勒扎德說:「今天是充滿希望的一天。」這種愚蠢的天真令我瞠目結舌!「沒有軍事方案可以化解阿富汗的衝突。」一開始他已經告訴塔利班:美國沒有意願再打下去!這是甚麼談判技巧?這是「二打六」的特使!堂堂超級大國真的沒有人才嗎?我只是鍵盤戰士、紙上談兵的書生,但至少我知道,談判就好像玩啤牌一樣,你絕對不能讓對手知道自己的底牌,但美國的談判專家竟然犯了這種低級的錯誤。其後拜登大鑼大鼓地撤軍,這等同向塔利班發出邀請信,將喀布爾拱手相讓。

今年3月8日,亦即是阿富汗淪陷之前半年,記者德克斯特.菲爾金斯(Dexter Filkins)在《紐約客》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最後退出〉,菲爾金斯指出:多哈談判並不可能達致和平,而是將阿富汗斷送給塔利班。這是先見之明,而不是事後諸葛。

菲爾金斯說:當塔利班拒絕讓阿富汗政府參與談判時,美國並沒有堅持。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告訴菲爾金斯:「特朗普的人說:『去他X!無論如何,阿富汗人永遠不會實現和平。此外,誰在乎他們(阿富汗政府)是否同意?』」在談判中特朗普一再宣佈撤軍,削弱了美方談判代表的籌碼,無怪乎另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說,特朗普送了許多免費禮物給塔利班。今年1月,北約部隊指揮官奧斯汀.米勒將軍(Austin Miller)在多哈向塔利班抗議他們繼續進行恐怖活動,塔利班堅持認為自己沒有義務去減少暴力,但美方仍然繼續「和平進程」。

阿富汗政府前部長哈菲茲.曼蘇爾(Hafiz Mansoor)指責美國在談判中給予塔利班合法地位,令他們更加壯膽。當時喀布爾的許多觀察人士懷疑,塔利班正在利用談判來爭取時間,等到美國人離開便會露出真面目。抱著這種懷疑態度者之一是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長薩馬爾(Sima Samar),薩馬爾認為,塔利班最終會以武力奪取政權。她說:「他們一點都沒變。」結果不幸而言中!

性格決定命運

如果勉強地要以宿命論來解釋美國的失敗,可以說,當中宿命的地方是美國重複同樣的錯誤。1973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與北越共產黨領導人黎德壽在巴黎簽署和約,雙方達成停火協議,美軍會陸續撤出越南。同一年,基辛格及黎德壽因為締造越南的「和平」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基辛格接受獎項,黎德壽拒絕,他的理由是:越南仍然處於戰亂之中。其實,稍有常識的明眼人都已經看得出,北越根本沒有誠意去遵守和平協議,兩年之後北越軍隊長驅直入西貢,南越人倉皇地奔向美國的直升機,狼狽的撤退情況有如今天的喀布爾。

幾年前,我的妹妹上了一位顧問專家的培訓課程,他聲稱美國軍隊也使用其訓練課程。他教導的技巧包括了:「準備好陷入僵局」、「每次做出小小的讓步,不要太容易和太快讓步」、「不要洩露你的所有計劃和最終意圖,保持一張撲克臉。」但是看一看巴黎和談、多哈和談和其他歷史例子,我的妹妹覺得美國政府沒有按照訓練去執行談判,或者這種訓練完全沒用!

很多次美國參與的所謂「和談」裡面,其實對手無非利用這個機會去摸出美國的底牌,以偽裝的誠意去騙取美國的讓步,等到美軍撤走之後便可以為所欲為。上述的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es)也說過:「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若果宿命論是真實的話,那麼美國人天真、狂妄自大、不肯吸取教訓的性格,決定了自己多次戰敗的命運!

(本文原載於澳洲《同路人》,其後曾作修改。)

努力興建,盡情破壞——一場種子戰爭(上)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8/09/2021

「神說:『地上要長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在地上的果子都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上長出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蔬菜,各從其類;又長出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神看這是好的。」(創一11-12《新譯本》)。這樣,地的出產成為了人類的食物,雖然後來人類的食物包括肉類(創九3-4),但植物類仍然是人類及其他生物賴以為生的主要食糧。天災人禍不斷,人類可曾想過,有一天可能會失去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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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失去農作物的恐懼並不是無的放矢,歷史上便曾爆發過愛爾蘭大饑荒,災難源於愛爾蘭人作為主食的馬鈴薯出現了大規模病害,馬鈴薯感染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之後,收成銳減,大饑荒更導致當時的人口削減了近四分之一。[1] 為了未雨綢繆,截至2020年,全球有近2,000間種子銀行。種子銀行的建立,目的便是要保存種子,以致當人類面對毀滅性的災難,如戰爭、瘟疫、以及氣候變化,仍然可以耕種出可持續發展並且多樣性的農作物。多樣性的農作物對人類的未來非常重要,因此種子銀行可以肩負起保存大量農作物的野生近緣種的責任,以達到保護物種多樣性和搶救野生作物資源。[2]

種子銀行保存的是植物物種(包括種子、花粉、孢子)等,當中有觀賞的植物,但更重要的是保存可以作為食物的農作物物種。種子銀行中最為人熟悉的可能是Cary Fowler等人策劃,由挪威政府在2008年完成建造的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它又被稱為末日種子庫、末日地窖、全球農業的挪亞方舟,簡稱種子庫)。種子庫位於北冰洋斯瓦爾巴群島上,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種子,種子庫有能力儲存450萬種農作物,每個品種平均500粒種子,因此種子庫最多可存放25億粒種子。[3] 它收集來自世界各地的種子,包括北韓送來的種子。若其他地方的種子庫出現問題,種子庫亦會伸出援手,協助將種子轉移到安全地區。例如多年前,當時位於敘利亞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Dry Areas),在敘利亞爆發戰爭時,該研究中心便把近10萬種農作物送往種子庫,直到研究中心在摩洛哥及黎巴嫩設置新的基地,有關方面才要求種子庫把種子送還他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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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以為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是全球首個種子銀行,其實最早提出種子銀行概念的人是前蘇聯遺傳學家和植物學家Nikolai Vavilov,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走遍五大洲五十多個國家收集不同種類的野生作物種子,把它們存放在巴甫洛夫斯克,只是這些農作物種子並不是單純的用作儲存,也會用於研究遺傳學和雜交育種,有助解決人類飢餓問題。1941年,Vavilov因被人陷害而被判死刑,他當時被關押在薩拉托夫一號的死囚牢房中,德國納粹軍揚言要剷平當時的列寧格勒(現稱聖彼得堡),科學家和學生等人冒死把種子等農作物從靠近前線的巴甫洛夫斯克,轉移到列寧格勒中心的植物工業學院地下室,並且逝死保護它們。為了避免Vavilov千辛萬苦找來的植物物種被納粹軍人摧毀或掠奪,又或是被當時因戰爭而捱餓的列寧格勒飢民爭奪,Vavilov的追隨者寧死也要守護這一批數噸重的糧食種子,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著眼於未來,希望未來的蘇聯人民可以吃得飽。他們絕對不是沒有憐憫之心,罔顧眼前飢民的需要,只是為了更宏大的理想,連他們自己(至少有九人),寧願選擇餓死在幾千包大米旁邊,也不願意對植物種子打主意。Vavilov及跟他志同道合的夥伴雖然俱往矣,但他們當日的犧牲並沒有白費,現今俄羅斯種植的黑加侖深受歐洲人喜愛,有超過一半的黑加侖品種是源於Vavilov的種子銀行。[5]

無論是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還是瓦維洛夫全俄羅斯植物遺傳資源研究院(該院是以Vavilov的名字命名),每一間種子銀行,都背負著避免全球農作物種原失傳、保存自然資源的使命。可是,當這一邊廂有人努力興建庫房,甚至冒死保存農作物物種,為人類未來的糧食把關;另一邊廂卻有人肆意破壞農作物物種的原創性,害得農民得不到溫飽,甚至走上死亡的絕路。

在環保人士及農民眼中,美國孟山都(Monsanto)公司是一間聲名狼藉的農業生物技術公司,Natural Society在2011年評論它為全球最惡劣公司,因為「該公司的產品不但威脅人類健康也給環境造成巨大損害。」[6] 孟山都在1901年建立,於2018年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Bayer)收購。之前它曾生產過害人害己害大地的致命農藥「橙劑」(Agent Orange),以供美軍在越戰時使用。[7] 「橙劑」是一種毒性極強的除草劑,它污染環境並可以停留在土壤中多年,對人類的禍害更達數代之久,除了會讓人患上癌症,更會令孕婦生出身體有缺陷的孩子。[8]

不過,孟山都最讓環保人士或農民氣憤的是他們推出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並且操縱了種子市場。在環保人士眼中,基改食物的安全備受質疑,例如食物的營養會在基改過程中受到影響,「可能會導致不可預期的副作用」,又或是基改過程會「將無害的食物轉變成包含潛在致命的過敏原。」[9] 另外,基改種子對農作物種類、生態環境亦會帶來極大的衝擊。當農民被說服基因改造農作物可以抗蟲、抗農藥、抗旱等,他們自然會深信基改種子必然會提升農產量,轉而全情投入使用基改種子,此舉將逐漸使物種走向同化或單一化的情況。例如,原本美國或墨西哥境內,農民種植不同種類的粟米,但當同種的基改粟米被種植後,多樣性的粟米品種便被單一的基改品種所取代,基改種子也有可能散播到附近非基因改造的農地上,污染非基因改造的農作物品種。[10]

基改種子不但破壞農作物品種,也影響了其他生物。由於不少基改農作物多數具有抗蟲性的特質,這會令昆蟲因缺乏食物而死亡,[11] 一項實驗證明,一種可以自行製造蘇力菌抗蟲基因的基改粟米,它可以成功地殺死來不及羽化的蝴蝶幼蟲。[12] 此外,當有些基改農作物標榜抗農藥,於是農民便會毫無顧忌地使用更多除草劑,最後反而造成更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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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基改食物無疑是透支人類的未來,因為許多基改農場不輪耕,不讓土地有休息的機會,這些農場也不在乎土壤有沒有養分。阿根廷聖塔菲省的農業學家Carlos Conelli表示,土壤遭到霸凌,以後可種不回正常(農)作物。他說:「大豆吸鈣和鐵,土壤的礦物都吸光,只好用化學去作肥。」[14] 使用基改種子、農藥及化肥等單一種植的農業模式,只會使土地變得愈來愈貧瘠,當中的出產亦會缺乏營養,跨學科領域的環境農業倫理學家Vandana Shiva便指出同樣是一英畝的土地,使用有機、生態方法和利用生物多樣性去耕種,可以比單一種植產生多五到十倍的營養。[15] 雖然大多數都市人只見大廈不見農田,但人與農田的關係其實是密不可分的,因為“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食)。

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它對農民的影響又如何,往後在《生命倫理》再為大家繼續探討此課題。


[1] SME:〈為消除飢餓創建了種子庫的科學家,餓死了〉,《VITO雜誌》,2020年8月21日,網站:https://vitomag.com/science/rccsxc.html;Michelle Hennessy, “Scientists have figured out what caused the Irish Famine,” TheJournal.ie, May 21, 2013, https://www.thejournal.ie/cause-famine-918495-May2013/

[2] SME:〈為消除飢餓創建了種子庫的科學家,餓死了〉;Michelle Hennessy, “Scientists have figured out what caused the Irish Famine,”;“Inside the Global Seed Vault, Wher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Agriculture is Stored,” NPR, July 24, 2017,  https://www.npr.org/2017/07/24/539005688/inside-the-global-seed-vault-where-the-history-and-future-of-agriculture-is-stor.

[3] “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 Crop Trust, https://www.croptrust.org/our-work/svalbard-global-seed-vault/.

[4] “Inside the Global Seed Vault, Wher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Agriculture is Stored.”

[5] SME:〈為消除飢餓創建了種子庫的科學家,餓死了〉。

[6] 傑佛瑞.史密斯〔J. M. Smith〕著,張木屯譯:《欺騙的種子:揭發政府不想面對、企業不讓你知道的基因改造滅種黑幕》(Seeds of Deception: Exposing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Lie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s You’re Eating)(台北:城邦文化,2012年),頁2。

[7] 孟山都劣跡斑斑,有興趣的朋友可閱讀以下文章:〈孟山都的遺產?嘉磷塞與基改種子專利的無數爭議〉,「智財散步」,2019年9月20日,網站:https://iptouring.com/孟山都的遺產?嘉磷塞與基改種子專利的無數爭議/

[8] 〈越戰極毒「橙劑」禍害40年!15萬越南娃身體扭曲變形 美砸1.83億美金「除毒」〉,「ETtoday新聞雲」,2019年4月22日,網站: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422/1427296.htm#ixzz6xMhrZ1Y6;Carey Gillam, The Monsanto Papers: Deadly Secrets, Corporate Corruption, and One Man’s Search for Justice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21), 3.

[9] 史密斯:《欺騙的種子》,頁100–101;讀者若有興趣,也可以參考吳慧華:〈一場隱形風暴——談談基因改造食物(下)〉,《生命倫理》,第63期(2020年5月),頁2–4,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一場隱形風暴%E3%80%80談談基因改造食物-下

[10] 張麗卿:《食品安全的最後防線:刑事制裁》,學術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2016)。

[11] 張麗卿:《食品安全的最後防線》。

[12] 史密斯:《欺騙的種子》,頁272。

[13] 張麗卿:《食品安全的最後防線》。

[14] 三立LIVE新聞:〈糧食之戰:揭開基改的秘密〉,YouTube,2016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AduSEIf2A

[15] Food Farmer Earth, “Vandana Shiva On the Real Cause of World Hunger,” YouTube, 10 March,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qS6rnoyYc.

盡信數據不如無數據:由阿富汗、越南到星空奇遇記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6/08/2021

美國的人工智能可以預知未來?

8月15日阿富汗迅速淪陷,震驚了全世界。在此之前10日,亦即是8月初,美國一本名叫CNET的科技雜誌,報道了一宗較少人注意的新聞,其內容如下:7 月中旬,五角大樓宣佈美國國防部正在使用人工智能來預測未來幾天的事件。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NORAD)和美國北方指揮部司令格倫‧範赫克將軍(General Glen VanHerck)在一次簡報會上對記者說:「我們能夠看到更遠,我們再不是被動地回應,而是能夠採取主動。我說的更遠,並不是幾分鐘或者幾小時之前,我說的是幾天之前。」範赫克將軍解釋說,在這個全球警報系統中,五角大樓使用來自全球各地的傳感器,不僅是軍事傳感器,還包括商業的,國防部利用這些數據來預測任何威脅。如果人工智能檢測到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不尋常的變化,這個系統會發送警報,建議仔細查看該地區的衛星圖像,看一看是否有可疑活動。

我相信讀者已經猜到下幾句我會說甚麼: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公平地說,這套人工智能系統仍然處於實驗階段,但美國的情報系統確實已經採用衛星和感應器監察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諷刺的是,塔利班沒有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超級電腦、間諜衛星、無人偵察機、感應器……不過,這一切尖端科技都無法估量到宗教狂熱如何令到塔利班充滿動力,和無法預測到阿富汗政府軍的戰鬥意志是何等脆弱。在阿富汗淪陷之前,拜登總統充滿信心地說,阿富汗政府有30萬大軍,他們裝備精良,受過良好訓練,其戰鬥力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部隊。

管理學教授成為國防部長

現在不少評論家將阿富汗和越南相提並論,這些比較大都是集中在美國政策的失誤,不過,很少人注意到,兩者的共通點之一就是美國決策者對科技和科學的迷信。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國防部長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他原本是一名會計師,在24 歲時他成為哈佛商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可說是少年得志。美國的商業管理側重於定量方法,亦即是基於統計數字而決定策略,麥克納馬拉大力鼓吹這種科學化商業管理方法。

後來麥克納馬拉進入福特汽車公司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福特公司採用電腦去設計汽車模型,從而找出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麥克納馬拉1961年成為國防部長,他將這種模式帶進軍隊裏面,在策劃越南戰爭時,他用統計方法去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例如轟炸機的出動次數、發射炮彈的數量、摧毀了敵人幾多個目標、敵我雙方的傷亡人數……按照統計數字,美軍看似大佔上風,北越軍隊的傷亡遠比美軍慘重,但麥克納馬拉無法從統計數字裡面看出無形或者難以測量的決勝因素,例如戰略、領導能力、宣傳戰、團隊凝聚力、軍人的士氣。當時北越及其盟友高舉共産理想、民族主義的鮮明旗幟,士兵士氣高昂。蘋果電腦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回顧那段歷史時表示,當時左派和反戰陣營的理論非常清晰和有說服力,但主戰陣營卻無法提出合理的反駁。這種思想深度的差别,在統計數字上是無法體現的。

《星空奇遇記》因低收視率被腰斬

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誕生了《星空奇遇記》這部家傳戶曉的科幻經典(Star Trek也譯為《星際迷航》),這套電視劇集的第一季在1966年由全國廣播公司(NBC)推出,上面提過,統計方法是商業機構的決策基礎,電視台也不例外,收視率決定了一部劇集能否持續下去。根據尼爾森評級 (Nielsen ratings),《星空奇遇記》的收視率只是一般,於是乎,全國廣播公司在播出第三季《星空奇遇記》之後便決定取消該劇集。但傳播學者指出:全國廣播公司忽略了那些收看此劇集的觀眾在情緒上十分投入,尼爾森評級並不能衡量這種痴迷。出乎意料之外,幾年之後,《星空奇遇記》風靡全美,直至今天,這熱潮仍是方興未艾。

除了政府機關和商業機構,美國教育團體也十分重視教學科技和統計數據,以下的例子我已經說過很多次,請讀者包容我的冗贅:美國學校採用了五花八門的高科技,但學生程度卻每況愈下;此外,許多大學採用數據來決定教授的去留升遷,例如出版論文的數目、學生對老師的評分。就像NBC因收視率低而取消《星空奇遇記》一樣,許多大學因學生的評分低而解僱教授。根據斯蒂芬‧本頓(Stephen Benton)及其團隊的研究,其實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取決於幾個學生的自身因素:學生的工作倫理、原動力、知識基礎。如果班中大多數學生具有上述的良好品質,那麼無論誰教他們,課程評分往往都很高。不幸的是,課程評核數據從來不會顯示學生是否願意努力學習、是否熱衷於知識、是否具有堅實的基礎。

美國出現了一種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普羅大眾不信任科學,直至現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新冠疫情是真實的,仍然反對戴口罩,反對注射疫苗,仍然相信各式各樣的陰謀論;但同一時間,精英圈子裡面卻彌漫著迷信科技和科學萬能的態度。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我從事數據分析,但我並不是數據至上主義者,套用孟子的說話,盡信數據不如無數據!

懷念商務艙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8/08/2021

7月19日台灣第一批奧運選手連同教練、代表團及相關的官員,乘坐包機前赴日本作賽。說真的,能承包專機直飛抵達,相比於其他大國已是相當難得。只因羽毛球「世界一姐」戴資穎,在她的社交媒體Instagram發文中提了一句:「好懷念長榮航空,可以搭商務艙」,就引發起多方關注、討論。隨即,當天蔡英文總統發文致歉,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更親自至電戴資穎說「對不起」,[1] 當晚,體育署及教育部召開記者會,負責官員公開鞠躬致歉之餘,[2] 體育署署長更表示已因事件向上級請辭。[3]

「懷念……商務艙」是一句投訴或埋怨嗎?是帶著指責或追究嗎?應該沒有吧!但這一句話卻給人提醒,讓人想起有領導人早年向國家級運動員的承諾,[4] 想起政府對運動員的重視程度,想起誰人正坐在商務艙裡?各運動項目的總教練能坐也算合理,但其他政府官員亦在名單之內,就不禁予人一種為官「自肥」的感覺。

「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關乎公平,出自〈論語〉,論及治國之道:「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所指的是治國者,不應只擔心或著眼於財富多少或人民貧窮狀況,而應重點於公平分配與社會安穩。

明顯地,安排選手坐商務艙只是小事一宗。而事實上,政府亦已隨即安排其他較遲出發的選手,回程時能乘坐商務艙。而事件的嚴重是在於其延伸的「安穩」問題。一個不重視「代表地區」出賽運動員的政府、一個不能兌現「承諾」的領袖、一群以公費「自肥」的官員,是絕對能動搖著國家/社會的穩定。在民主、直選的體制下,更會動搖著當權者的管治地位。

在「安穩」的前提下,領導人、高官、相關的負責官員也要立即認錯及回應,這就是民主社會、政黨交替管治的可愛之處。人民感受不到「安穩」,就能用手上的選票更換一個能讓他們感到「安穩」的政府。

一句看似簡單,卻在「提醒」著別人的說話,筆者相信連發表這話的當事人,也始料未及會造成這樣的影響。就如「香港真係好靚」只是一句平常不過,既沒有投訴及埋怨,更沒有指責及追究的商品標語,但有關的產品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被視為敏感,以致要「下架」。香港曾經的美,是在於它能接納、包容不同的顔色;它曾經的美,就是容讓不同的聲音及表達;它曾經的美,就是讓人可以自由地「懷念」……而事實上,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叫人「懷念」的,又豈只是一席商務艙?!


[1] 呂伊萱:〈蘇貞昌致歉!國手坐經濟艙、行政人員商務艙「顯有不周」〉,《自由時報》, 2021年7月19日,網站: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60887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2] 王婕秋:〈東奧選手為何坐經濟艙? 教育部鞠躬致歉:防疫考量〉,華視,2021年7月19日,https://news.cts.com.tw/cts/sports/202107/20210719205003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3] 曾思儒等:〈體育署長張少熙已遞辭呈 搭經濟艙赴東京〉,《聯合報》,2021年7月22日 ,網站:https://udn.com/tokyo2020/story/122317/56184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4] 賴意文:〈曾承諾國手搭商務艙-蔡英文總統道歉, Yahoo!運動〉,2021年7月19日,網站: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曾承諾國手搭商務艙-蔡英文總統道歉-115636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逢?必反:以人廢言的悲劇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2/08/2021

前一陣子,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市都出現了異常酷熱的天氣,有些日子氣溫高達華氏120度。最近歐洲和中國爆發了連場暴雨,中國甚至稱河南鄭州水災是「五千年一遇」。這些極端反常的天氣再次引發起人們關注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然而,直至今天美國人似乎仍然在環保問題上未能達致共識,本來氣候變遷是一個科學問題,在美國卻演變成黨派之爭。

美國作家蓋伊‧哈里森(Guy Harrison)認為這問題被高度政治化,原因之一是前副總統戈爾在2006年拍攝了《絕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這套紀錄片指出了全球暖化將會為整個地球帶來毀滅性災難,但哈里森說這是在錯誤的時間找錯了人。儘管戈爾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戈爾從一開始就愈幫愈忙,因為他的政治背景在整個議題上佔據了突出的地位。哈里森說,如果戈爾從來沒有成為全球變暖的發言人,那麼現在處理問題的情況會更好。

我不同意哈里森的看法,我認為問題並不在於戈爾是民主黨人,而是美國人太不成熟!我在讀小學的時候已經聽過孔子這句話:君子不以人廢言。意思是:即使某人有缺點,即使你不喜歡他,但只要他所說的有道理,你也不應該拒絕他的意見。不幸的是,在美國以人廢言已經是常態。

過去筆者已經發表過很多篇文章,指出美國抗疫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反智文化和黨派之爭,本來對抗病毒是一個科學和公共衛生的問題,結果卻演變成政治問題。全球視野聖經教會位於田納西州的朱麗葉山,最近這教會的牧師格雷格‧洛克(Greg Locke)通告會友:參加教會活動的時候不可以戴口罩,任何戴口罩的人必須離開,他的理由很簡單:「我不會在這間教會裡玩這些民主黨的遊戲。」對他來說,戴口罩和防疫措施是「民主黨的遊戲」! 范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授約翰‧吉爾(John Geer)說:「這是一種政治表述。在紅寶石的田納西州(共和黨州被稱為紅色州),如果你戴著口罩四處走動,人們會認為你是民主黨人,而不是假設你沒有接種疫苗。」

現在美國注射新冠肺炎疫苗的人數停滯不前,根據無黨派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一項研究,75% 的民主黨人已經接種了疫苗,只有 41% 的共和黨人也接種了。 4月份,支持特朗普的縣的平均疫苗接種率為20.6%,略低於支持拜登的縣的22.8%。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差距愈來愈大。7月初,各縣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平均疫苗接種率為35%,投票支持拜登的為46.7%。

一直以來美國有些教會都存在著以人廢言的現象,舉例說,基要派和福音派都有一個流行的論述,就是世界愈來愈敗壞,我曾經引述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提夫‧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指出世界在很多道德和公義的範疇上其實是愈來愈進步,一位著名的美國華人教會領袖只用一句話來否定平克:「他是無神論者!」請恕我說幾句得罪的話,整體來說,美國世俗大學與無神論學者的學術水平是高於教會大學和基督徒學者,若果只是因著人家是無神論者而否定其學說,基督教便難免陷於故步自封。

平心而論,這種以人廢言的情況亦出現在無神論者身上,舉例說,威廉‧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教授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基督徒哲學家,2011年,新無神論運動領袖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聲稱他拒絕與克雷格教授辯論。道金斯說,他諮詢過所有自己認識的哲學教授,沒有人聽過克雷格的名字。道金斯傲慢的態度令我感到噁心,1993年克雷格教授曾經與西密芝根大學哲學教授昆汀.史密斯(Quentin Smith)辯論宇宙起源的問題,兩位哲學家的文章被收錄在《有神論、無神論和大爆炸宇宙論》(Theism, Atheism, and Big Bang Cosmology)一書。也許,對道金斯和他的哲學家朋友來說,基督徒哲學家也不夠份量。 

面對著逢民(民主黨)必反、 逢共(共和黨)必反 、逢無(無神論)必反、逢基(基督教)必反的現象,往往說道理只是枉費唇舌。哈里森說戈爾是錯誤的氣候變化代言人,我突發奇想,假如從一開始戈爾便說:「全球變暖是個騙局,上帝祝福美國!請各位繼續保持現在的生活方式!」那麼共和黨人會不會為了反對民主黨而竭力推動環保方案呢?如果拜登總統宣告:「戴口罩或者打疫苗並不會減慢瘟疫的傳播。」那麼共和黨人會不會突然間一窩蜂地去戴口罩和打疫苗呢? 

身後事生前談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4/08/2021

最近我們參加了一個葬禮,送葬的人坐滿整個崇拜禮堂,好像已完全忘記了疫情。會場一片黯然神傷,直到家屬播出一段離世者生前拍下的惜別短片。開場白和劇集一樣,離世者對著鏡頭說道:「當你哋睇到呢段片嘅時候,可能我已經唔喺度」。來賓沒有嚎哭,反卻被她的微笑、甜美的聲音、精神奕奕的面孔和鼓勵的說話所安慰,知道她滿心平安地離開,將來天家亦可重聚,參加喪禮的人都釋懷了。

這令我們想起幾年前的一個葬禮,家屬同樣播出一段離世者生前拍下的短片,是慶生聚會時的濃縮版(Celebration of Life / A Living Funeral)。片中看到已離世的伯伯跟太太、子女、兒孫們穿著彩色襯衫,一起歡樂地唱詩歌(相信是伯伯生平最愛的詩歌),兒孫們不會唱廣東話詩歌就彈琴拉琴伴奏。片裡瀰漫著一片歡愉,伯伯坐得端正、精神奕奕面帶笑容,不時拍手唱和,跟平日崇拜時一樣地投入唱詩。他雖然沒有分享,但他仍向參加喪禮的人傳遞了一些訊息。短片拍得頗有美感,有多個角度捕捉慶生的情景,再經剪接後成為了一份非常值得收藏和回憶的遺產。承受這樣的遺產比承受金銀錢財股票房屋不是會更令人安寧嗎?

有家屬喜歡在離世者生前(特別是患病者知道在世日子不多的時候)為他舉行慶生會,亦有家屬會選擇在離世者死後才舉辦慶生會(在離世週年紀念日,或在葬禮後數週舉辦)。除家人外,也會邀請離世者生前好友、同學、同事、親戚等相聚。彼此分享舊照、分享食物、分享離世者對自己的影響和曾經一起經歷過的開心事、煩心事、瘀事。有家屬兩樣的慶生都會舉辦。相信即使再平凡的人一生中也會為別人留下一些值得回憶和懷念的事。如果覺得自己未有為別人留下值得回憶的事,那麼現在就亡羊補牢,相信為時未晚。

死前的慶生安排會不會比起在葬禮中請幾位好友懷念分享更互動?至少將要離世者可以能在生前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欣賞和懷念;亦可與親友們彼此告別。如果要容納更多不同時空的人參與,可以藉網絡把生活在地球不同角落的親朋好友聯在線上一起慶生和告別。這樣比起傳統式的「紅磡大酒店」悼別禮儀,會不會更經濟、更彈性、更具意義?

說到經濟,有人會喜歡「綠色殯葬」(Green Burial, Natural Burial or Eco-friendly Burial)。大概是不用傳統棺木、防腐劑、墓碑、火化等。為環保起見,整個安葬都是用可以分解的物料如紙皮或竹棺材,或只用生物可分解的裹屍布(biodegradable shroud)包著遺體,代替棺木、用合適的化學物處理遺體代替防腐劑、讓身體自然分解代替產生大量燶煙的火化程序、以樹枝或花環代替墓碑等等。不單環保,安葬費用可以比傳統式平很多。棺木及送葬禮堂服務等平均費用約15,000美元,中位數大約7,500美元,而綠色殯葬的洗費可以由數百美元到三、四千美元不等。

但最經濟和環保的方法就是把身體捐贈給大學研究,只要離世者生前填寫好登記表,負責的大學會安排運輸(100哩內),由醫院或療養院直接接收遺體。

可是,此等環保和經濟概念會不會被離世者、家屬、或親友所接受?這牽涉到體面、突破傳統和社會規範的眼光、失去了以風光厚葬的方式作為對離世者補償的機會……小時候已經聽過長輩說,葬禮是為生人而設的!既是悲哀也是事實?

十多年前香港一位神學院教授的女兒離世了,當時正值facebook大行其道之時,教授就為其女兒開設facebook悼念專頁,人人都可登入瀏覽及留言安慰。最近一位離世的師母,家屬亦為她開設悼念網頁,與前者有異曲同工之妙,讓親友可以更近距離與家屬互動。若然這類的專頁能在離世者還在生的時候設立,所得的效果會否更親切、更直接、更能讓離世者對其離開不感到孤單,更能讓留言者說出最後「好話」。若能以「葬禮是為離世者而設的」概念去構思自己或家人的葬禮(或其他各種悼念形式),會否成為一種最有效的安慰方式?讓離開的和留下的都再沒有遺憾?

將要離世的人也許想「留下」一些可以令有人回憶、珍惜的事件或物件;或想「留下」一些對世界有貢獻的事情。幾年前有一個牧師家庭以離世師母的名義設下網上籌款,目標是30,000美元。他們用了如GoFundMe等網站作媒介,所有直接或間接認識他們的人都可以參與網上捐款;這也是另一種悼念方式。所籌得的款項用作支持宣教服務,以達成師母的遺願。當然亦有人因為缺乏經費辦喪事,也會借用這些網絡平台向熟識的人募捐,希望集腋成裘,令家屬的愁心感到寬慰。

身後事是否最好生前談?假如今天要思考身後事,我們最想怎樣安排才能令自己無遺憾,令親人最得安慰?若然不能帶走甚麼,不如就想想該「留下」甚麼。

低自尊——召命路上的障礙物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2/08/2021

A君很怕做錯事,即使工作上有不明白之處,他都不敢詢問同事或上司,怕他們說自己很笨或沒用,而別人對於自己的負評,更是毫無保留地接收,平日還時不時覺得自己不夠好;B君很生氣,在未經過他同意之下,上司要她負責新的工作安排,她很害怕自己不能勝任,甚至萌起辭職的念頭;C君每分每秒都在稱讚自己有多好有多厲害,自己明明是難以相處的人,卻認為錯的總是別人;D君不想失去他身為「老師」的身份,因此全天候維護這個身份及做這身份應該做的事情,一旦失去老師這個身份,他不知道自己還有何價值;E君希望一言一行都獲得同事及上司的肯定或讚賞,於是他事事順從別人,弄得自己非常有壓力。表面上看起來,以上五人的個性不盡相同,似乎沒有任何共通點,卻原來這些都有可能是低自尊者的表現。[1]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低自尊的人只會一味否定自己,膽小怕事,發生任何事都只會覺得自己是錯誤的來源,就如A君一樣,但原來擁有低自尊的人,亦可以是有高自尊需求的人,以致他們會如C君一樣:自我感覺良好,以及只看到對方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樑木。

自尊是一種感覺,自尊感簡單的定義是「一個人覺得自己值得被愛及尊重的程度。」[2] 換言之,自尊感是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對自己的態度如何,以及如何評論自己的價值。[3] 一個人有穩定的高自尊感,會喜愛自己、認同自己、接受自己、肯定自己、相信自己、感覺到自己存在的價值、並且在所屬的群體中有歸屬感及安全感等。相反,低自尊的人則會表現出缺乏自信、覺得自己不能控制身邊所發生的事、對自己充滿懷疑、覺得自己不好、想要取悅他人、害怕作出錯誤的決定、又或是怕輸、怕失敗等行為。[4] 至於那些本身是低自尊,卻又有高自尊需求的人,則會有「要贏、要爭、要獨占鰲頭」的表現。

上述的A君及B君是較為人熟悉的低自尊者的典範,由於低自尊的人老是覺得自己不夠好,亦會懷疑自己的能力,他們相信事情做不好即是等於他們本身不好,因此他們很害怕接受新的挑戰或任務,與其說他們能力不足,倒不如說他們基於缺乏自信,而無法應付他們本來是有能力應付的挑戰,又或是不想再一次證明自己不夠好,因而逃避應有的責任。至於C君,很明顯便是低自尊,卻又有高自尊需求,一般人口中的「自卑以致自大」。又有些低自尊卻又有高自尊需求的人,他們往往需要「透過外在的評價來肯定自己,像是被人稱讚『有能力』、『有才華』,或是從別人喜歡自己的程度,來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是能力夠好的。」[5] D君及E君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需要他人肯定自己的價值,離開了他人,又或是沒有飾演好應當扮演的角色,他們便會無法肯定自己的價值。[6]

可以說,單純的低自尊,又或是低自尊卻又有高自尊需求的人,由於他們無法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便需要借助他人肯定自己,無論是通過貶抑自己而博取他人歡心,又或是矮化他人以抬高自己,他們都活得非常不自由,也活得不快樂,他們不但在人際關係上出現問題,[7] 更嚴重者,甚至會因低自尊阻撓自己追求自己的目標,[8] 而即使已經成為神的子民,低自尊也會有機會影響他們回應召命,舊約的掃羅王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掃羅在未成為以色列王之前,已經是一個標準的高富帥。他的父親是一個財主,自己又是一個比所有以色列人高大英俊的人(撒上九1-2),但與他外在的優勢相比,掃羅的內心並不強大,屬於低自尊一族。當撒母耳對掃羅說:「以色列眾人所渴求的是誰呢?不是你和你的父家嗎?」(撒上九20《新譯本》)掃羅即時的回應是:「我不是以色列眾支派中最微小的便雅憫人嗎?我的家族不是便雅憫支派的家族中最微小的嗎?你為甚麼對我說這樣的話呢?」(撒上九21《新譯本》)掃羅自認微小,因為在他的認知中,便雅憫支派的名聲並不好:便雅憫曾經包庇一群歹徒,他們向一個利未人的妾侍行了惡事,被眾支派圍剿(士二十4-14),若不是其他支派的首領改變心意,便雅憫極有可能從以色列的支派中消失(士二十一1-23)。[9]

姑勿論掃羅的低自尊是來自支派,又或是家族本身,[10] 掃羅的行為足以證明他真心覺得自己微小,潛台詞是他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斤兩」去承接神的任務,以致即使撒母耳在米斯巴,當眾抽出掃羅是以色列人的王(撒上十17-21),掃羅竟然躲藏起來,直到神揭示,眾人才知道掃羅躲藏的位置(撒上十21-22)。問題是,撒母耳之前已經把神的話告訴掃羅,並且膏立他成為以色列人的領袖(撒上九20、27,十1),撒母耳為了進一步讓掃羅確信自己是神所揀選的,撒母耳指出將有三個徵兆發生在掃羅身上(撒上十1-7),一天之內,這些徵兆都一一實現,掃羅甚至經歷到被神的靈大大感動的時刻(撒上十9-12),掃羅不是應該知道撒母耳所言非虛,自己的召命真的來自神,他要成為以色列的王嗎?然而,到了立王的時刻,掃羅仍然無法突破輕看自己的態度,仍想逃避神的召命。

神一旦揀選某人做某事,絕對不會放手不管,祂必然會賜人能力去完成任務,祂對掃羅亦是如此。亞捫人藉著欺負雅比人來羞辱以色列人,掃羅被神的靈大大感動,於是他敢於召集全地的以色列人來攻打亞捫人,並且成功地擊殺他們(撒上十一6-11)。可以說,掃羅確實是一個戰士,有殺敵的能力(撒上十四52、十五4-8),只是他之前未有機會發揮,也無法肯定自己的能力。

如果掃羅一直跟從神,聽從神的話,他可以一直作以色列的王(撒上十三13),可惜的是,掃羅大有可能因為覺得自己微小,於是他一而再的害怕民眾,被民眾牽著走。例如因為害怕民眾離開,掃羅沒有等到撒母耳來到便自己獻上燔祭(撒上十三8-12)。又有一次,掃羅率領以色列人攻打非利士人,誓言要處死未報殺敵之仇便進食的人,但當民眾力保約拿單,掃羅就不了了知(撒上十四24-46)。至於亞瑪力人事件,由於掃羅棄絕了神的命令,撒母耳非常生氣,拒絕與他一起敬拜神(撒上十五24-27),掃羅不放棄,苦苦哀求撒母耳,掃羅此舉並非出於真心想要悔改,又或是真的想與撒母耳一起敬拜神,在他口中耶和華已經成為了「撒母耳」的神。他哀求撒母耳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希望撒母耳可以在以色列的長老及人民面前維持自己的面子,他並不想在「他」的人民面前失去面子(撒上十五30)。

一個低自尊的人想要逃避挑戰,不願意承擔責任。[11] 在神的幫助之下,其實掃羅已經踏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回應了召命。可惜的是,掃羅的低自尊,又或是後來的低自尊,卻又有高自尊需求,讓他「因為內在對自己的看法和評價是低落的,無法自己肯定自己,以致更需要時刻外求別人的讚美與認同,才能感覺不那麼心虛和心慌」;當他稍為有一點成就,他又「迷失在專業的身份及權威的角色下,不斷自我陶醉和自我防衛」;另外,他也「容易在眼見別人的風光及成功時,對應到自身的缺憾或不足,因此在心理失衡下形成嫉妒。」[12] 掃羅因著有「成績」,成為了眾人的焦點,就開始留意自己的功績——為自己立了一座紀念碑(撒上十五12);他又緊緊抓住「王」的身份——即使他知道神會把以色列國賜給比他更好的人(撒上十五28);他也會在意人家對他的認同或讚賞,與他人比較,容不下他人比自己強。他本來喜愛大衛(撒上十六21),大衛也確實有能力成為他的左右手,因為無論掃羅差派大衛做甚麼事情,大衛都順從,並且成功(撒上十八5),可是,當他民中的婦女歌唱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便開始妒忌大衛,甚至想置大衛於死地(撒上十八6-11)。

掃羅最終在實踐召命的路上墮落,被神棄絕他作王,這當然是因為他棄絕神,沒有聽從神的命令(撒上十五23),但掃羅之所以聽取人,而未能聽取神的話,極有可能是因為他一直無法跳出自己是微小的想法。神從不偏待人,神揀選掃羅及大衛成為以色列的王,神的靈與大衛同在(撒上十六13),也與掃羅同在(撒上十一6),大衛因聽從神的吩咐,成為了合神心意的王。對比掃羅,大衛是一個穩定的高自尊者,他比較不會被他人的看法打倒,即使在父親心目中的地位不高(撒上十六5-12)、兄長對他不太友善(撒上十七28)、身形與歌利亞也有懸殊的差別(撒上十七4),大衛都未有輕視自己,以致他有膽量挑戰歌利亞,並且成功地把他擊斃(撒上十七49-50)。大衛的自信來自他在牧羊的日子,有擊殺過獅子和熊的經驗(撒上十七34-36);但他更大的自信,來自他知道自己是屬神的子民,神必拯救自己的軍隊(撒上十七26)。如果掃羅視自己為微小,是因為他用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支派及家族,也用人的眼光看自己;大衛則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的民族,用神的眼光看自己(詩一三九14),以及自己的將來(撒下七8-18)。

信徒踏上召命之路,當中有千萬種理由可以讓人失去初心,低自尊絕對不是唯一讓人離開召命的原因,然而,低自尊的確「會讓人活在沮喪、焦慮、不安、失衡、及調節困難的情緒痛苦中,不僅無法照顧自己、守護自己,更會造成關係的緊張及破壞」。假若人們滿有恩賜及才幹,卻仍然經常懷疑自己的能力,直至得到別人認同及讚美自己,自己才稍為有些「自信」,有力事奉,這種不自由的狀況不但讓自己活得很累,也讓身邊的人活得很累,也會成為召命路上的阻力。

如何可以成為「穩定的高自尊者」?即是「不會以貶抑及傷害自己的方式,來換取他人的快樂及幸福,也不會以彰顯及誇耀自己,來剝奪及損害他人的安全及幸福。」[13] 心理學專家會建議低自尊者先要把「人」及「事」分開,做好自己部份,卻不要把外在不可控制的因素或變化視作自己的失誤及瑕疵。同時,學習不要把自己的價值,依附在他人及與他們的關係上,不要去追逐他人的認同及肯定。可以的話,遠離那些總是看低你,毫不留情貶抑你的人,如若沒法離開這一段關係,那麼就嘗試改變一下彼此的互動方式,不要為了關係而奉承對方,扭曲自己。學習接受自己有各種反應和感覺,守護自己的內在空間,不要背負別人的情緒,當然也不要期望別人對你的情緒負責。[14]

除了專家的意見,對信徒來說,如果學習用神的眼光來看自己,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並且牢牢記住惟有神可以把人從微小提拔到高位,所以只需聽從神而不是他人,應該也可以活出專家口中那一種「不卑不亢,不被外界影響的人生」,[15] 更重要的是,可以活出真正的自由。


[1] 以上的人物個性修改自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擁有安穩的自尊,安心成為自己,在關係裡自由自在》(台北市:三采文化,2019年)。

[2]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3] Courtney E. Ackerman, “What is Self-Esteem? A Psychologist Explains,” PositivePsychology.com, January 18, 2021, https://positivepsychology.com/self-esteem/.

[4]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Kendra Cherry, “11 Signs of Low Self-Esteem,” Verywellmind, June 23, 2021, https://www.verywellmind.com/signs-of-low-self-esteem-5185978.

[5]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6]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7]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Kendra Cherry, “What is Self-Esteem?” Verywellmind, April 24, 2021,  https://www.verywellmind.com/what-is-self-esteem-2795868.

[8] Kendra Cherry, “11 Signs of Low Self-Esteem.”

[9]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7 (Nashville: B&H Publishing Group, 1996), 124.

[10] 社會地位可以影響一個人的自尊感。參Kendra Cherry, “What is Self-Esteem?”.

[11]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12]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13]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14]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15] 蘇絢慧:《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角色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7/07/2021

一下子,由已婚人士變成假單身;一下子,由工作多年的「打工仔」,變回重返校園的「學生哥」;一下子,由家中的「寶貝兒」,變成了流離別處的「異鄉客」;一下子,由準備安穩退休的主管、老闆,變成了重新為籌備生意而傷腦筋的投資者。突如其來的角色轉變,令移居台灣的香港人,一下子平添了不少壓力。再加上文化、生活上的適應;語言、習慣上的更改;家庭關係上的衝擊,實在叫人措手不及、無所適從。

從數字來看2020年在台灣取得居留權的香港人約有11,000人,比較過去數年每年約四、五千來說,多出達一倍。[1] 估計來台的香港留學生在2021年更有機會突破10,000人。[2] 筆者在2018年年底來台灣,當時,除了旅遊的旺季,街道上真的不常聽到「廣東話」。難以想像,在不足三年時間,香港翻天覆地的改變,迫使不少人逃難般的離開。還來不及跟親朋道別或疏理自己紊亂的思緒,就要立即投入全新的「角色」,真的談何容易?

所謂出色的演員,大概就是能夠在不同場景、舞台,把角色上發揮得淋漓盡致。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只是我們很多時候把角色錯置:回到家中仍充當老闆;在朋友間充作專家或政治評論員;在孩子面前變作老師或教官;與配偶一起就開始化作指控者或法官。又或是,我們花太多時間在某一個角色上,而忽略了人生中較重要的戲份;演活了出色的員工、主管或老闆,但在每晚回家或退休後,竟突然發覺家庭中已沒有了自己的位置,當不成父親,也作不了丈夫;做好了完美媽媽的角色,當孩子離巢後,才發現與配偶成了陌路人;成了電動遊戲排名的TOP 1後,卻發現已遠離了最親近的家人、朋友……

認清自己的角色,排列優次,並分配好所需的戲份,大概就能營造出較健康及滿足的人生。

回到來台港人的處境。除了適齡的留學生外,大概移居到來的港人,也是追求個人的自由或看重家人的福祉。若是個人,就請你/妳好好地享受生活。在自由的氛圍下展示及發揮自我。若是家庭,就好好地享受與家人相處。專注身旁那陪伴你/妳漂洋過海過海的她/他;再一次擁抱那在出生時給予你/妳無限喜悅的孩子。珍惜這難得的機會,重新飾演好生命中重要的角色。

「新住民」是台灣統稱所有移居到此的外國人。與香港的分別在於一個「移」與「住」字。「移」是予人動態、不穩的感覺,既能移入,亦有機會移出。但「住」就是定下來的意思。縱然是「新」但卻已是「住」下來。住下就意味著要安定、扎根的意思。真的,成為台灣的新住民是一個嶄新的角色,需要來台港人多花一點時間去揣摩、投入及演繹。不容易卻是必須,或許需要放慢我們在香港急速的腳步,慢慢地融入及適應,總有一天定能把角色演好。

偶有亂了陣腳,踏錯步位,走了調子……,還請記緊,這不是一場獨腳戲,我們並不孤單!


[1] 〈統計資料〉,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2021年7月23日,網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3/?alias=settledown&sdate=202001&edate=20211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7日)。

[2] 〈【2021大學招生五大趨勢】港生來台報考人數 可望突破萬人〉,大學問,2021年2月19日,網站: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4100(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27日)。

美國精英文化尊重「無用之學」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2/07/2021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

世界那麼遠 足球這麼近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12/07/2021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1] 直譯乃「讓足球回家」,帶出了球迷對國家球隊捧盃的期望。

異鄉異文化——初到英國

廖新達 | 在2021年初,與妻子及仍在腹中的小寶寶移居英國。在異鄉尋找扎根之處,於異地跟隨主的足跡,並與大家分享移民生活點滴。
07/07/2021

移英決定

在陰霾下,離開熟悉的地方,與妻子前往異鄉,在一處較自由寬廣的地方,讓下一代健康地成長。

在香港政治動盪之前,筆者還未婚之時,已與女友討論及計劃移居異地,一個能更放心讓小孩子在足夠的空間成長之處。在各種社會和環境的推進下,由計劃移居加拿大,到上年暑假後,切實地決定移居英國。預備時間大約只有一年,在此期間及這不足半年的移英生活,高高低低盡都經歷過!也感受天父從沒離開過!

租屋

初到英國時,最難適應的就是整個社會節奏文化——悠閒。雖然其中一個移居目的,是讓生活慢下來,但英國人不但生活悠然,工作態度也十分悠閒。

第一個面對的難關,就是租房子。我們透過網上租屋平台聯絡中介,希望預約時間看房子,但很多預約都需要等待幾天才有回覆。此後,我們才領略到,需要很主動地以電話聯絡中介,並自行致電了解進度,才能有效地預約到看房子。的確,他們並沒有香港人強大的金錢慾,亦不了解我們租房子的迫切性,這便是第一個要適應的文化。兩星期後,感恩一位業主願意接受我們這對未有工作的租客,租住一個安全並且較幽靜的單位。

莫名「奇」妙

第二個要適應的文化——莫名其妙的原則。繼租屋後,就要申請銀行戶口,以便申請各種家居所需服務,例如水、氣、電、上網。我倆拿著租約,到本地銀行分行遞交申請時,被告知租約一切內容都正確,但租約的地址與表格所寫的不一樣 (網上選擇的地址,在地址最前有「Flat」字,而租約則沒有) ,因此要重新網上申請後再到分行辦理手續。第二次申請時,地址已修正好,但這次亦被拒絕,原因是:租約中,業主是個人名字而非公司名稱 (即使有公司印章作簽署)。經過多番嘗試後,在租務代理的耐心、快速協助下取得多款新租約格式,終於申請成功,也得知銀行是為了保障我們的利益,避免我們最終因文件錯漏而被財務部門拒絕申請,這會導致個人信用分數下降。回想起這段經歷,在我們急需要新文件時,租務代理並不似以往的悠閒,莫名其妙地快速協助我們,這是天父莫名「奇」妙的恩典!(其實在虛擬銀行會較容易申請到戶口!)

離開令人安舒的香港生活,初時會感到些彷徨,也有需要適應種種文化上的差異。但,雖離開了故居,天父並沒有離開我們,祂一直都在。

最後,剩下辦理申請水、氣、電、上網戶口的功夫,完成這些便會完成家居事務。我們沒有在租屋時記錄最初的用量度數,所以只能在一個月後,預測性地計算最初度數。(如果大家打算移居外地,記緊租屋時要自行拍照記錄,以免日後有爭議!)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們使用了本地一些優惠網站,以賺取回贈。例如我們申請了24鎊一個月,為期12個月合約的家居寬頻計劃,它有總共80鎊超市禮品卡及48鎊現金回贈。在英國消費前,緊記要在優惠網查詢一下,或者可以節省不少支出呢!

物質上,辦妥了家的需要;情感上,這裡仍只是一個寄居處。

你的安居之處在哪裡?是香港嗎?是移民後的地方嗎?哪裡才是真正得享平安?

初到英國 → 租屋,主動地與地產聯絡(注意要記錄水、氣、電度數)→申請銀行戶口→使用優惠網頁申請水氣電上網,賺取回贈

鼓勵自我膨脹的社會後果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0/06/2021

芝麻綠豆小事引發暴力

5月28日至31日是美國人紀念陣亡戰士的長假期,有些人在此節日歌頌為國捐軀或者受傷的軍人,有不少人則趁這機會遊玩。期間一群人於佛羅裡達州邁阿密市等待進入一個演唱會的時候,突然遭到槍手無差別地射擊,造成了兩死21傷,令到這個長假期蒙上陰影。根據警方的調查,事件的起因是兩幫人為了饒舌歌(rap songs)和社交媒體的分享而爭執。

在5月31日在加州發生了一宗「路怒」(road rage)開槍事件,兩名司機在公路上爭先恐後,其中一人拔槍射擊對方,另一名司機手部中槍。該次沒有人死亡,但在5月21日一名女司機在洛杉磯公路上被一輛汽車切線,她向對方舉起中指,於是乎對方向她的車開槍,子彈穿過了車尾箱,殺死了她的六歲兒子。5月24日在華盛頓首府亦發生了類似事件,一名男司機不滿意女事主切線,於是向她開槍,幸好女司機只是受了輕傷。

5月中,在一艘由加州薩克拉門托市飛向聖地牙哥的西南航空航班上,一名28歲的年輕女乘客不喜歡空姐要求她配戴安全帶,她竟然揮拳毆打空姐,導致空姐脫下兩顆門牙。4 月 8 日至 5 月 15 日期間,西南航空已經發生了 477 起乘客行為不檢事件。幸好乘客不可以攜帶武器上飛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美國人比其他人更自戀?

在社交媒體上發生語言爭執、在公路上被其他汽車切線、有人向你舉起中指、乘坐飛機被要求戴安全帶……,這些都沒有甚麼大不了,為甚麼有人會認為值得為了這些芝麻綠豆的小事而傷人,甚至殺人呢?有一個流行的都市神話,就是槍擊案和很多暴力案件都與精神病有關,其實,在美國只有不到 1%使用槍械的兇殺案是患有嚴重精神病的人所為,而只有約 3%的暴力犯罪是由這類病人幹的。平心而論,這種小事化大的暴力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會發生,但是,在美國由於太容易獲取槍械,往往傷亡比較嚴重。此外,專門於研究文化和心理健康的俄勒岡大學心理學教授歌頓.何爾( Gordon Hall )指出,普遍來說,美國人比起其他國家的人更加自我中心,甚至乎更自戀。自戀包含了以下的特徵:以自我為中心、外向、有極強表演慾和自吹自擂、自我滿足、自我放縱、不願意服從規範和與人合作、操控他人……。他的說法是有研究數據支持的。

驟耳聽來,何爾好像是危言聳聽,但另一位心理學家丹.麥克亞當斯 (Dan McAdams) 指出:自戀並不是一種人格類型 (personality type),我們不能說某某人有自戀狂或者沒有自戀狂,相反,自戀是一條連續線(continuum),有些人有少許,有些人則有很多。在美國文化中,往往具有自戀狂的人會成為崇拜的對象,例如前總統特朗普和蘋果公司創辦人喬布斯,兩者的自我中心都是到了極致。

特朗普總統認為自己的政績勝過其他總統,去年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除了林肯以外,他為黑人所做的比的任何其他總統都多。根據統計調查數據,精神病學家艾倫‧弗朗西斯 (Allen Frances) 表示,特朗普並不比許多其他美國人更自戀。我會這樣去理解弗朗西斯的評語:特朗普能夠在2016年選舉中勝出,也許正是因為許多類似特朗普的選民都喜愛他的自戀性格。

當喬布斯知道自己沒有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風雲人物時,他感到失望而流淚;他剝削和欺凌了很多人,毫不理會人家的感受;但正是由於喬布斯不理會他人而堅持己見,故此他推出了許多改變世界的新發明。無怪乎麥克亞當斯認為,有時候自戀會帶來正面的結果。也許這是許多美國人崇拜這類領袖的原因。筆者的工作經驗亦印證了那些心理學家的說法,很多時候能夠爬升到最高位的人都是極度自我中心的。

自戀文化缺乏制衡機制

然而,世界上有幾多個喬布斯呢?對一般人來說,這種自戀文化是弊多於利。根據俄亥俄州立大學傳播與心理學教授布拉德.布什曼 (Brad Bushman) 的研究,為數不少的槍擊案兇手可能是覺得自己受到委屈的自戀者,他們認為自己比其他人優越,在槍擊事件之前,肇事者通常都會因為人家令自己丟臉而犯案。他指出:槍擊案行兇者和暴力犯罪者的自我形象低落之說法,只是一個都市神話!

在邁阿密的槍擊事件中,槍手可能有這種想法:「老子天下無敵,有誰膽敢侮辱我,我要他死無葬身之地!」在路怒槍擊事件中,行兇者可能這樣想:「我要做的事情比其他人更加重要,這條公路是屬於我的,其他車輛應該讓路,擋我者死!」在西南航空的襲擊事件中,那位年輕的女乘客可能自小嬌生慣養,無法忍受安全帶束在腰間的一點兒不適,也許她認為:「我不喜歡配戴安全帶,你憑甚麼強逼我?美國憲法給予我絕對的權利和自由,我有權選擇在飛機上做甚麼,我要教訓侵犯我自由的人!」

相對來說,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自我則有較多的制衡,「滿招損,謙受益」、「待人以寬,律己以嚴」、「易地而處」、「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幼這些格言已經牢牢地植入了筆者的心中。

美國文化並不是沒有類似的格言,但比較少和缺乏力度,傑佛遜曾經說:「對驕傲的人不要謙遜,對謙遜的人不要驕傲。」雖然後一句是勸人謙虛,但前一句是鼓勵人還以顏色。在美國,比較受歡迎的心理學理論都是傾向於鼓勵人表現自我的,例如「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和「自決理論」(self-determination),而後者借用了美國陸軍的一句名言去闡述其理論:「完全去實現你可以做的。」(be all you can be),筆者在課堂中教導學生這些理論時都感到擔心,我看不見這些理論有強力的機制,去制衡自我膨脹的風險。

請讀者隨便批評我的文章,我不會發怒的,更遑論動刀動槍,我是全世界最謙卑的人。

(本文原載於澳洲同路人,其後曾略作修改。)

你需要P.U.S.H.嗎?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2/06/2021

不知疫情何時受到控制?我們該如何努力適應疫情下的各種生活新常態?這種挑戰要維持多久?有沒有良方可以推動我們「疫」來順受、「疫」水行舟?

疫情期間我們參加過婚禮,想與喜樂的人同樂。會場限制觀禮和飲宴人數,很多人想參加卻不能。枱面設置膠板分隔嘉賓、拍照還得要戴上口罩或集體閉氣三秒映一張「見到樣」的相。我們同時也參加過喪禮,想與哀哭的人同哭。會場沒有因疫情關係而限制參加喪禮的人數,但出席的人卻非常少。我們決定與疫同行,去了人生第一次最長途的旅行(road trip),住了幾間酒店,每次都先用自備的消毒液抹過整間房間和冷氣隔塵網才安心入住。中途在油站便利店休息、加油,卻因受到進到店內購物的人數所限,超額的客人需要在店外排隊輪候,並保持六尺人距。我們也曾因應防疫措施的要求得先獲得COVID-19檢測報告,才可登機或參加某些現場聚會。誠然新常態新防疫措施確實帶來少許不便,但卻也帶來不少創意思維和對舊體制的反思。

疫情前,我們最怕到政府部門換身份證和駕駛執照,每次都要親身去並且在非常人多的大堂輪候,等叫「號碼」。最經典的一次,我們足足花了六個多小時才能換領一張少年駕駛執照!但疫情下,現在改為網上預約,預約時會得到一個輪候號碼,而每次只限某個輪候號碼的持有人才可以入大堂辦手續。疫情期間,我們只需用半小時就完成整個領證手續。既然可以那麼快和簡便,為何從前要花這麼長時間去做同一件事?

同樣,疫情前我們最怕到郵局,因為總是大排長龍。疫情期間,我們寄包裹回香港只需自己估計它的重量和貼上郵票,然後投進郵筒。若郵費不足,郵差會把郵件寄回給我們,並在包裹面寫上要補貼多少郵費,既方便又省時。疫情期間,我們幫親友申請綠卡,已不用在相關部門的大堂排隊等叫「號碼」,簡單在網上申請便可以了。希望還有更多僵化了的運作,可以有所改善,而相關的部門能作出反思和更有創意的安排。當然,極端份子和極權領袖以疫情為由,採用「奇特」和「古怪」的新措施來達成心願,就是另一回事。

疫情期間看牙醫或打疫苗也非常方便,不用在大堂長時間等待,只須按預約時間在車上等候短訊,收到短訊才入內,還有drive-through打疫苗(無需下車便可以打疫苗)等等方便快捷的新措施。此外,購物和點餐方式亦層出不窮,如:curbside pickup(路邊取貨), drive-through(無需下車即可接受一些服務), Uber Eat(食物外送),DoorDash等等送貨服務,即使小型超市和餐館推出的服務也不遑多讓,不會因堂食方面的限制和受禁足令所影響。

疫情的確限制了人們的面對面見面的機會,但人們的心靈卻可透過資訊科技的幫助而拉近了。或許朋友數量可能少了,但友誼的質量卻提升了,因為彼此的交流加深了。以前人們可以隨隨便便相約出來喝咖啡吹水,只要你有時間就可以赴約。但現在約朋友必須比以前用更多心思去安排才能見上一面,如要預先約好Zoom,Signal視像或FaceTime的時間;與對方有默契地安裝同一套資訊App通話才可以成事。這令我們想起,移民前幫香港家人開設了Skype戶口,方便日後聯繫。疫情下,若要面對面與友人傾心事,就要找一處露天但不怕風雨不怕太陽晒的地方見面,因此郊野公園、狗公園、大學露天茶座就成為了我們常去的地方;亦只有最親的人和最好的朋友才會跟你去這些地方。

同時亦因疫情的險峻,它隨時可以奪去人的生命。我們都有一種感覺和作好心理準備,隨時要面對死亡或失去摯愛摯友;所以大家更加珍惜現在的身邊人(以及透過網絡接觸到的海外親友),更加享受上主賜我們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份。數以百萬計的死亡數字,不能不叫人深思人生意義和為死亡做好準備。感恩有一位朋友,因疫情失去了工作;但他反而多了時間反思生命意義,並在這一年間信了耶穌和受了洗。

九七前,聽一位牧師勸勉人們不用太擔心,因為人生有三大限;就是九七、死亡和主再來。我們不知哪一樣先來,所以不要過度擔心九七,只要積極正面地生活云云。現今我們同樣面對人生三大限:就是受COVID-19感染、死亡和主再來。去年疫情剛開始時,我們和一位有世界排名的癌症研究專家聊天,問他對疫情的看法。他從科學醫學的視覺和經驗分享道:「SARS時香港都攪得掂,無理由今次美國攪唔掂嘅。」兩三個月後,收到他受感染的消息,感恩他最後死裡逃生並康復過來;原來我們真的可以與死亡走得很近。

事實上,我們不知道三大限中哪一樣先來,但卻可以選擇如何積極活在當下,並且積極面對不知仍有多長的未來。有些人用錢和時間寬鬆了,實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時行樂。有些人卻想如何才能把錢和時間用得更有意義和對後人更有影響。我們最近剛好有朋友一家大細放下安舒的生活和安穩的工作,去了南美宣教;有朋友發起捐錢支持在柬埔寨興建女子學校。這個疫情對你的人生又有甚麼啟發?你會如何重新規劃未來?

自2020年初疫情開始,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很多提醒市民防疫的告示牌或宣傳牌,寫著:「必須戴口罩」否則不能入內購物或得到服務等等。以前戴口罩入銀行會被人懷疑你是賊,現在戴口罩入銀行才會被招待。世界似乎被此病毒顛覆了,被它牽著走,我們甚或永久不能回復從前的種種「正常」生活方式。但在眾多告示牌中最令我們感動的是以下這句話:We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在這變幻無定的疫情下,我們能期望有甚麼事情會發生?甚麼能成為我們積極前行的推動力(P.U.S.H.)?

「懼怕」也是一種美德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5/06/2021

疫症自5月11日起在台灣突然爆發。由七宗個案開始,到5月 15日出現首次過百宗確診新冠肺炎個案,同日宣佈台北、新北進入第三級警戒。隨後,每天新增約數百宗的個案。於5月19日宣佈全台灣第三級戒備,並關閉所有休閒娛樂場所;禁止所有食店內用;停止所有宗教祭祀場所活動;全台灣的中、小學校園亦停止對外開放。而疫情繼續燃燒,原定於6月14日結束的第三級戒備,亦於6月7日宣佈需要延長至6月28日。


相類似的措施,說實話大部份在香港已差不多已實行一年多,所不同的是民間對這些「限制」的反應。


就觀察而言,台灣民眾相對容易接受「限制」,對政府的安排是較為樂意接受。早在第三級警戒之先,從交通流量已看出一般市民的自我約束,捷運流量每天減少了近100萬人次;[1] 從食肆的反應,店主亦主動就防疫多走一步:「耍廢(即偷懶或裝傻的意思)如果可以救台灣,我們決定繼續耍廢。錢再賺就有,保護員工。5/18視疫情狀況營業」、「疫情升溫,老闆怕死,休息一星期。」[2] 因此,當政府下令食店只能提供外帶(外賣)服務之先,店家及客人早已「自限」減少接觸避免感染。


也許老闆的一句「怕死」,正正反映出一般大眾的心態。市民除了配戴口罩外,同時用上眼罩、臉罩、手套等亦是相當普遍。


「怕」延伸出「謹慎」,「怕死」就是重視生命,不僅是自己的生命,亦是別人的生命。


也許就是這種「怕」,引發出一種顧己及人的氛圍。偶有在公車上出現拒戴口罩的乘客,司機在勸導不果後,直接把公車駛往警察局門外,交由警方處理。整車的乘客既沒有半句怨言,司機亦沒有被公司追究或被指擅離職守,亦沒有遭到警方問罪。


「怕」就是一種「危機感」,制約著個人的行為。當一個人自忖「天不怕、地不怕」時,這可以是勇往直前的表現,也同時是不顧他人、後果的行徑;當一個官員自忖「膽大」時,這當然可以是顯示其不懼阻撓的決心,也同時可以是一種任意妄為,不理他人死活的姿態。


「人到無求品自高」是一種道德上的追求。那麼為官者可以達到「無求」嗎?當然不可!一般的官員,所求的是俸祿安穩;清官所求的是人民福祉;貪官所求的是錢財、權勢。「無求」者就是失卻了為官的方向。棄「品格」而以「膽大」代之,就是一個沒有品格而膽大的人,其所作的就只有妄為、劣跡、惡行。


在疫情下,台灣政府在嚴厲的措施下,亦配以相對應的紓困方案。減免攤販的租金是即時的;發放現金津貼,在行政院通過後,在一個星期內就能存入市民戶口;給予學童及家庭的支援,亦相對到位。[3] 或許,這也是為官者另一種「怕」的表現:怕失卻民心、民意,就是失去領導權。亦因這一種「怕」,推動政府不得不安撫人心,需要改善市民的生活、關注他們的健康、重視每一個人的生命。


市民的「怕」可保護自己、他人;官員的「怕」能令其言行謹慎、不致妄為;政權的「怕」能促使其以民為先。原來「怕」也可以是一種美德。



[1] 〈大家很乖宅在家! 北捷單日運量「驟減100萬人次」掉到59萬〉,民視新聞網,2021年5月16日,網站: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1516W019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15日)。


[2] 〈台疫情反彈商戶自發停業 老闆保護員工:錢再賺就有〉,《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1年5月1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95861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15日)。


[3] 〈紓困補助〉,因應COVID-19經濟部紓困輔導專區,2021年6月15日,網站:https://www.moea.gov.tw/MNS/covid-19/home/Home.aspx(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