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性別重置與《2014婚姻(修訂)草案》的前景

束健銘   |   大律師
13/01/2015

2013年5及7月香港終審庭頒下《W判決》,確立性別重置手術後的人士可以其手術後的性別身份而註冊結婚,香港政府須於12個月修改有關法例;同時,終審庭的附論 (Obita Dicta)認為,政府須就變性人的權益作出全面復檢,盡快可行訂定性別認同法例。

香港在處理性別重置的問題,有別於其他有相關法例的國家,它們是先訂定性別認同法例後,才相應地修改其他相關法例。終審庭的判決是確立變性人的憲法婚姻權,卻變成「本末倒置」,在缺乏研究主體法例下,12月的立法期限實在是一艱巨任務。

政府隨後(一) 成立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及 (二)就《W判決》的修訂有關法例。可喜的是,有超過數百的公眾人士參與《草案小組》的討論和提交對草案的不同意見。最重要的是宗教人士丶家長及專業團體已開始關注立法對社會的影響。

婚姻註冊處已於2014年7發放行政指令去處理經性別重置手術後人士的申請結婚申請。根據(香港法例)第181章《婚姻條例》第4條,行政長官可就任何公眾禮拜場所批給許可證,藉此特許讓場所作為舉行婚禮的地點及隨時取消該特許。教會作為公眾禮拜場所要面對會否為已接受性別重置手術的人舉行婚禮。

政府的看法是教會拒絕為這些人申請在該教會舉行婚禮,只要是基於宗教信仰,便不會被視為違法,但筆者對此看法有所保留和存疑,原因如下 :

  • 變性人以其患有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 ,已「巧妙」地運用《殘疾歧視條例》,不需要倚靠性別認同或重置的個人特色去提出其投訴。教會須面對變性人因被拒舉行婚禮而衍生的訴訟。
  • 平等機會委員會曾協助一已接受性別重置手術的「女士」,以殘疾歧視進行訴訟。「她」 亦在十數年前,因其性別重置而轉變性別而被教會革除其會籍,採取法律行動 。
  • 如以信仰為辯解拒絕為變性人舉行婚禮,教會不能只是簡單引此為藉口,而需詳盡地引經據典,支持其信仰禁止為變性人舉行婚禮。否則,變性人可以挑戰教會以信仰虛晃砌詞,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變性人婚姻立法的前路:
  • 政府會繼續以行政指令去處理變性人的婚禮安排而讓跨部門性別認同小組深入研究立法,從而提議一全面性的性別認同歧視法例及相關範疇的法例修訂。
  • 此外, 政府可修訂草案內容,加入例外條文,讓宗教組織基於宗教信仰可拒絕為變性人舉行婚禮 。
  • 最後,政府須如履薄冰,深入研究應否就此課題立法,進行廣泛持平的公眾諮詢,切不可閉門造車,更不可所託非人地將此重任交託給立場偏頗的機構,越俎代庖去代政府執行其職權。

 

 

曾經刊載於: 

《星島日報》 10/1/2015 

相關文章

當安全不再安全時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0

我們兩個女兒非常喜愛光顧一間名叫Target的超市百貨,因為它分店多,裝潢華麗,貨品齊全,無論是蔬果肉類、乾糧零食、家具電器、影音文儀、衣服鞋襪等等應有盡有。貨品的質素也相當不錯,價錢也算合理。不但如此,Target地方寬敞、貨架整齊、停車場車位充足、職員有禮、顧客素質高、洗手間和試身室都乾淨安全;而且各類日用品若購買後覺得不合心意或改變了主意的話,還可以無條件退回。某程度上,這是一間規模較「中產」的超市百貨,它受廣大市民喜愛,顧客更會成為其會員,享受折扣優惠。

可是, 在2016年,這間適合一家大細購物的Target超市百貨宣佈了一項新措施:他們把全線店舖的洗手間和試身室由現時的男女分開使用的模式,改為按使用者自己認同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去選擇使用男或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換句話說,使用者不是按其與生俱來的性別去選擇使用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故此,有團體發起抵制(非牟利機構2ndVote)和簽名行動(維護家庭價值團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當時臨近聖誕節,發起團體建議我們去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 (AnywhereButTARGET  campaign)。

我們便和家人討論這項新措施及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們均對Target的新措施感到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亦擔心新措施特別是對女性、兒童和少年人會構成危險。

Target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是打通頂部或底部(即格格相通) 的。換句話說,貪玩的人可以由第一格攀爬到最尾一格。試想想,當我們的女兒在使用試身室或洗手間時,隔壁就可能有一個自稱是女人的男人同時在用洗手間;這不但尷尬而且會否造成很多試探?假若有性犯罪意圖的男人藉稱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女人」而犯案,相反,有性犯罪意圖的女人藉稱自己性別身份是「男人」而犯案,這新措施豈不是引狼入室?引發更多不必要的性罪案?

Target提出新措施是否基於性別平權考慮?在推出新措施時,它有否考慮如何平衡社會大眾整體的利益、憂慮和核心價值?既然現已有男及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為何仍要打破這個約定俗成的使用規則?難道新措施就等同做到性別平權?為了性別平權而犧牲大眾重視安全的核心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嗎?再者,社會大眾是否接受「自己認同的性別」等同與生俱來的性別?

其實,一向也有一些百貨公司是男女共用洗手間和試身室的,但它們的設計都是獨立密封的間格,而且內置了洗手盆及嬰兒枱板;這樣可以確保顧客的安全。既然可以簡單把格格通改裝一下變成獨立格式,就可以對兩性作出保護和做到平權,為何硬要保持原有格式去突顯平權有理?

事實上,我們對Target新措施的擔心是必須的,因為無論以往或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偷窺狂的或已變性為女人的男人在Target女試身室作出偷窺、偷拍和安裝攝錄機等等侵犯女性的惡行。

可是,要身體力行罷買是非常掙扎的事,尤其是我們本身是喜歡光顧Target的;明明想去那裡購物但不能去。誠然,要堅持理念;實在要犧牲要付出的。另一方面,我們擔心那些參與抵制新措施的人會否因此被標籤為保守?只想維持現有使用設施和保護家人的人,會否因為怕被標籤、怕輿論而放棄堅持理念呢?事實上,當時也有人發起支持Target新措施,並標籤發起反對新措施的團體為基督徒保守派;這也是堅持理念者要承受的壓力。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在2017年,我們收到發起抵制行動團體2ndVote的一個成果小結:Target在2016年聖誕的營業額下跌3%,總盈利下跌43%。該團體繼續發起新一輪聖誕購物抵制行動,鼓勵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而另一個發起簽名運動的團體美國家庭協會,成功收集了150萬個反對新措施的簽名;並且,Target 的股票在該團體發表報告期間跌了13%。

一向以為美國人是非常開放前衛的,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多市民大眾是以保護家人安全為重,不怕被標籤為保守,不計較犧牲,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用腳守護核心價值。據知直到現在,Target仍然沒有改變其新措施;我們也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抵制行動。

示威現場的性騷擾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3/01/2020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1] 〈【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 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立場新聞》,2019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2] 〈平機會回應傳媒查詢〉,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聞稿,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ItemID=16060(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3] 截至朱敏健受訪時(2019年10月12日),未有當事人就相關情況接觸平機會,參張嘉敏:〈【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 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香港01》,2019年10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85167/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6/09/2019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上任以來,支持率每況愈下,除了因為僭建,還有因為她沒有申報丈夫潘樂陶購入的兩個豪宅,及沒有申報她以配偶身份,與丈夫共同持有安樂工程8.89億股或63.48%股份,市值超過10億港元。[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僅就上市證券的披露而言,任何人士的配偶如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擁有權益,該名人士亦被當作持有該權益。作為司長,應該最熟悉香港法例,對已婚配偶關係、同居關係及其他關係所涉及的權利及責任,不應不清不楚,也許,她要研究一下平等機會委員會於今年6月發表的《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報告,[2] 該報告就21個範疇中香港法律對六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情況作出研究,這些關係包括異性或同婚姻關係、異性或同性法定伴侶關係(編者按:類似外國的民事結合和事實婚姻),及異性或同性同居關係。有關報告的內容,請參附表。

綜觀附表內容,現時香港法律仍以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為主,很多法例和政策,例如申請公共租住房屋、領養、刑事事宜及囚犯等不同範疇,都是以現行的婚姻制度,即異性婚姻關係作為基礎,顯示異性婚姻關係中兩個人關係的獨特性。假如讓其他五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與異性婚姻關係看齊,得到同樣的承認和權利,將無可避免對香港現行婚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帶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異性婚姻在社會的獨特地位亦會被削弱。

可是,申請公屋只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的做法未來將受到挑戰,高等法院於今年9月26日,會就一宗同性婚姻關係人士以一般家庭的身份申請公屋的司法覆核案進行聆訊。案件的判決除了影響個別人士外,亦會影響香港的婚姻制度和對家庭的定義,大家必須密切關注有關判決,期望結果不會進一步削弱現行婚姻制度。

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的概括

明光社

[1] 〈鄭若驊再爆瞞報醜聞 與夫共持股權價值近10億〉,《東方日報》,2019年7月22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0722/bkn-20190722230807790-0722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編(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平等機會委員會,2019年6月,網站:http://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9626142928818518.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平機會會幫助推動粵語嗎?

01/02/2018

浸大普通話畢業要求風波弄得滿城風雨。本社員工有不少為浸大出身,對此事意見紛紜。對於本文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存廢、學生態度和校方處理等問題,坊間已有豐富討論,故本文希望討論另一極為重要,但無人問津的問題:語言與歧視政策問題。

 

普通話畢業要求是歧視,但沒有法例處理

在本次風波中,浸大同學提出普通話畢業要求為歧視本地人。因為相關要求只適用於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但對其他學生、如內地生則不適用。校方亦沒有要求其他學生要符合另一些語言要求,如粵語要求,方可畢業。為此,有知名的時事評論家建議浸大生向平機會投訴,亦有立法會議員就此事去信平機會。

浸大同學的立論,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基本上符合條例有關「歧視」的定義。然而,就此事向平機會投訴,我們認為難有效果。

平機會為法定機關,其職權範圍只限於執行和推廣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包括《種族歧視條例》(下稱《種歧》),並無其他權力。唯現行《種歧》的第8條已列明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和新移民(下文再述),20條(2)和26條(2)則有職業訓練及教育機構不用為任何種族群體調整授課語言的全面豁免;故理論上平機會無法處理相關投訴。當然,近年平機會經常做超出職權範圍的事,例如向政府建議立更多歧視法、保障事實婚姻、又主動去信抨擊一些不符他們「平等」標準的機構等。然而,這只會發生於符合平機會總路線的事件。但從我們的觀察,「保護粵語」不符平機會的總路線。

 

教學語言與《歧視法》

我們的觀察從何而來?2014年7月,平機會發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年》,當中的諮詢問題37涉及上述有關授課語言的豁免。[1] 平機會明言「應廢除《種族歧視條例》在教育和職業訓練的授課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

《種歧》豁免授課語言的原意是為了省卻學校和機構的麻煩,給予他們自主空間,也為了法例實際可行。因為一間全粵語授課的學校,若當中有不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那該學校很可能已觸犯《種歧》中間接歧視的條款。事實上,諮詢文件亦舉出以下例子:

 

例子 33:《種族歧視條例》關於授課語言的例外情況,平機會曾收到一名尼泊爾裔水喉匠的投訴,他希望到一間職業訓練學院進修,因為如果不完成課程他便不能取得香港的水喉匠資格。他要求以英文上課,但學院初時拒絕。由於職業訓練授課語言的歧視屬例外情況,因此無法提出間接種族歧視申索。(P.86)

 

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倡議般修改,該機構會面臨何種情況呢?第一,平機會會控告該機構歧視少數族裔。若其後對簿公堂,該機構須證明以中文授課是a.有理可據(justifiable),b.有合法目的(legitimate objective),以及c.與該目的有合理(rational)和相稱(proportionate)關連。若法庭最終不接受該機構的辯解,判機構敗訴,則該機構可能要將授課語言改為英語,或作其他措施,確保不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可以參與課程。

不難想像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建議般修改,教學機構會承受何等巨大的壓力。因而,《種歧》在草創階段就對授課語言有豁免。唯平機會以少數族裔學中文困難為由,提出廢除授課語言豁免,令人失望。我們期望少數族裔可以融入本地社群,自身亦有參與相關的義務工作,可是欲以《歧視法》達致目的完全是不切實際,只會增加族群怨懟。

 

粵語與《歧視法》

然而,平機會當年改造社會的藍圖還不止於此。我們必須將上述有關教學語言的建議和其他段落合併來看。筆者曾提過《種歧》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及新移民。由此,平機會在2014年文件中建議「禁止對與香港居民身份,和與移民身份相關的歧視。」(P.41)簡言之,將本地人和新移民身份都計入「種族」中。

現在回到有關授課語言的討論。平機會一方面提出廢除《種歧》對授課語言的豁免,一方面提出將新移民身份納入《種歧》中。換言之,上述水喉匠的例子「尼泊爾裔」可換成「新移民」,「英文」可換成「普通話」或「簡化字」。具體來說,若有一新移民學生在上學說感到學校以粵語授課令他特別不利,則他可以要求學校轉以普通話授課,並提出間接歧視申索。

但既然平機會建議《種歧》包含本地人,本地人又可不可反過來控告普教中的學校歧視本地人呢?答案是可以,但勝算極低。第一,普教中為語常會建議,教育局推行的政策;第二,普教中沒有對本地人造成特別不利,因為在一學校或一班別內所有本地人都接受普教中,除非該校有為數不少的,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第三,全港已有七成小學設立普教中班別。綜合以上三點,法庭有相當大的機會接納普教中的合理性,不大可能裁定普教中為歧視。「歧視」在法律中的邏輯就是要找兩個群體作比較,看看某政策有沒有造成不平等。全體本地生都接受普教中,雖然有人會認為是「集體受苦」;但卻是平等地受苦,沒有「歧視」可言。

故此,單從條文看來,平機會的修例建議確實是對本地人和新移民「平等」,但只是平等的提控機會。從現實來看,卻是對本地人不利。因為本地人在人數和文化資本上的優勢,會令他們在法庭上獲判定為「處於不利」的成數大大降低;而一項政策或措施必定要令某群體「處於不利」才算是歧視。

若依平機會的建議,浸大校方有沒有違反《種歧》呢?浸大同學確是可以提控的,若法庭受理則浸大要證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a.有理可據,b.有合法目的,以及c. 與該目的有合理和相稱關連。浸大校方提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希望畢業生具兩文三語的語文能力;這理由能否成立,則要看法官的判斷了。

但不論如何,以上討論已展示了平機會的社會想像。就是各群體都可以告來告去,所謂「機會平機」是「提控的機會平等」──一個動輒興訟,凡事交給法庭的社會。辦學團體再無自主性可言。以浸大風為例,普通話畢業要求本是校政,應由浸大社群自決,這才體現大學精神。但平機會的建議卻可能會將決定權交給法庭,由法庭決定該要求的存廢。有趣的是,平機會作為執行四條《歧視法》的機關,它原來亦可能有左右語言要求和政策的大權。

 

《歧視法》與自由主義

我們認為,平機會的倡議深深反應了羅爾斯式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及其弊病。

自由主義提倡一個價值中立的政府,藉由提升基本益品(primary goods)的總量和平等地分配基本益品,讓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美滿人生的平等機會。自由主義的其中一項根深柢固的前設,就是每人對「善」的定義都不同,沒有人能為他人決定甚麼是「善」。由此,政府不應偏袒任何一種「善」的觀念。

這種前設看來合理,但拉回現實就會發現很多不當之處。以語言為例,價值中立的政府理論上要平等地對待每一種語言,不論是粵語、英語還是普通話。正是這種思維主導下,平機會才會認為以英語或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其學習機會因語言問題而比本地人少,是不合理和應糾正的。因為在自由主義思維下,本土語言沒有特殊地位,若它成為了社會上某些人追求美滿人生的絆腳石,那就用各樣手段幫助那些人擺脫它,例如《歧視法》。

自由和平等都是只有形式但沒有內容的道德原則。為人父母對孩子可自由地選學不學粵語,可能會不高興;同理,孩子與其他同學必須平等地接受普教中,父母可能亦未必認同。自由本身孤立來看可能沒有價值,因為不受「差」的東西限制才顯出其價值;平等亦然,平等地差沒有價值,要平等地好才有。若浸大的所有學生都平等地有某種語言的畢業要求,本地學生就會滿意了嗎?恐怕亦不會。

粵語對香港社群而言有重要的價值。政府大可不必對其「中立」。因為那幾乎是香港社群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條件。粵語的價值對於香港社群而言,理應高於其他語言,但粵語優先不等於排斥其他語言,你硬要它與其他語言平等,美其名是「平等」,實際是削弱粵語。情況就如人本應對親生父母有特別關顧和義務,你要「平等」地對待親生父母和其他陌生人,反而是對親生父母不公平。

因此,我們認為平機會只要不改變它固有的思維方式,「保護粵語」都不會符合平機會的總路線,削弱粵語地位反而成為它行動的結果。浸大事件反映了本地學生對粵語的珍愛,公機關應如何調整自己對所謂公平和正義的理念呢?公權力不斷介入市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是一個大家必須警惕的趨勢。

曾經刊載於:

立場新聞,30/1/2018.

性別承認的幾個主要爭議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0/01/2018

性別承認諮詢經歷一次延期後在12月30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在第一階段諮詢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

 

(明光社此前工作提要:因應《諮詢文件》本身的不足,我們著力探討了兩性制度在社會的功能,可參閱《燭光網路》116期,2017年9月出版。)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明光社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主張,如有人因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而精神極度困擾;合理的做法是治療他們的精神問題,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性別不安症的人亦然,切除他們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由此,他們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舒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亦有人抱以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有時他們會同時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絕育。(見問題三)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什麼、參考甚麼地方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方式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保險公司應當女跨男為男性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視乎最終立法內容,條例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手段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定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手段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的大部份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具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會開了極壞的先例;而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立法有凌駕性,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變性手術者更改身份證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至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分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判定依據。

 

與上述相反,有部分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部分人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了變性手術,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身體性徵和外觀。故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部分地承認這些接受了手術者的新性別,提供生活上的便利,是可理解的;要全面承認則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則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生理事實不能改變。故反對任何形式的承認。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明光社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權;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方式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唯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分承認已完成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早前,我們已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在這段期間,明光社則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第三性」建議以及德國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我們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其與政策和公共制度的關係,可參閱文章:

 

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

 

因應同運團體主張以承認為變性手術為前設違反「人權」,我們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系譜根源,並指出這是訴諸了不當權威,可參閱文章:

 

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

 

就變性本身的倫理和信仰問題,教會仍待更具深度的反思。我們認為討論的正途是從反思身體開始,可參閱文章:

 

對於變性的倫理思考

 

另外,我們留意到部份女權主義者批評變性主義,已成為一不小的氣候;故開始閱讀及研究她們的思想和論述,稍後亦會放上網頁。

 

 

對平機會倡議「自我聲明即可變性」深表遺憾

03/01/2018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昨日(2018年1月2日)發新聞稿及上載2017年11月尾已提交的性別承認諮詢意見書,[1] 建議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採納最寬鬆的自我聲明模式及訂立多項侵害人權的刑法措施,本社表示極度遺憾。
 

平機會有關性別承認的建議可歸納「五不」和「三立」:

「五不」
不須診斷證明(p.28)
不須荷爾蒙或其他治療(p.33)
不須真實生活測試(p.30)
不須變性手術(p.39)
不限年齡(p.46)、婚姻狀況(p.50)和親職狀況(p.52)
 

「三立」
訂立性別承認法(p.15)

訂立更改如:出生證明等歷史文件的機制(p.65)
訂立禁止披露變性者身份的刑事法(p.66)

上述倡議比大多數同運團體提倡的「無須手術模式」更為激進。本社認為平機會此建議將市民置於動輒犯法的險境,與其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法定機關有著嚴重角色衝突。此建議亦漠視女性權益及言論自由。現詳述如下:

法網無限大:

平機會一方面提出「五不」主張,一方面又建議將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一事列為刑事罪行是大行白色恐怖(p.66)。

假若政府真的採納平機會的「五不」主張,那麼一個外表和身體完全是男性的人,其法律性別可以是女性;其他市民根本不可能得知那人是否曾轉變性別登記。在這情況下怎樣才算「披露對方曾轉變性別」?是否按常理「誤稱」一句「先生」或「小姐」也會觸犯法例?以性別稱呼對方是本地的日常風俗,也是禮貌;平機會竟然建議訂立法網如此巨大的反歧視法例,令市民在日常生活的接觸禁區重重,地雷處處,令人遺憾。[2]

更恐怖的是,平機會建議政府將上述行為列為觸犯刑事,意味著執法機關可以繞過當事人,直接提控那些「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的人(p.66)。此做法完全有違常理,亦令人懷疑平機會借機擴權。

 

打壓言論和思想自由

平機會的建議更是打壓所有人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包括一般人和跨性別人士。

對一般人而言,平機會建議訂立「反歧視法」,其客觀效果必然是打壓對跨性主義持異見的人。而且,平機會建議的「反歧視」法網如此巨大,所有人都有可能誤觸禁區。

對跨性別人士而言,平機會一方面主張極盡寬鬆的「五不」建議,以自我聲明為永久以異性身份生活為轉變法律性別的唯一依據;一方面又暗示違反自我聲明可以是刑事罪行(p.31)。平機會如此建議,對想取回原生性別身份的人,大有可能是一個誤區。事實上,因各種原因對變性感到後悔希望回復為原生性別身份的人不在少數(de-transition),這些人更透過演講和出版講述自己的經歷。[3] 不論贊成與否,這些人的故事都是幫助有關人士的重要資源;然而,這些人的故事在平機會的建議下,有可能會干犯虛假聲明的刑事罪嗎?

平機會的「五不」主張同時建議轉變性別不限年齡,16歲以下的需家長同意。綜合上面的分析,平機會會否實質在建議一個兒童可以作出一個有潛在刑責後果的決定而不自知?證據顯示八成有跨性傾向的兒童在長大後不再想變性。[4] 平機會的建議實際效果是鼓勵這些兒童走上一條不能回頭的變性單程路,完全匪夷所思。

打壓女性權益

平機會的「五不」建議,實際的效果就是容讓擁有男性外觀和男性生殖器官的人進入女性專用場所,包括女子監獄、婦女庇護所、女更衣室以及女廁。此建議嚴重影響女性權益。更嚴重的是,由於平機會同時建議立「反歧視法」,那些對上述情況感到不滿的女性和經營婦女庇護所的負責人,大有可能被刑事檢控。試問:這是甚麼人權?
 

角色衝突:

平機會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本地法定機關,建議訂立新的歧視條例有嚴重角色衝突。此舉有為平機會擴權的客觀效果及損害平機會的中立性。該建議亦違香港賴以成功的分權原則。

本社對平機會的呼籲

平機會是受到四條歧視法所賦權的法定組織,卻一直在事實婚姻、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別承認等不被授權的政治議題上不斷遊說,有意無意地擴權以利己。而且,作為公營機關,上述倡議實際要令市民彼此監控防範,以反歧視之名大行白色恐怖,使到港人日常生活要小心翼翼、自我審查;其建議更有違人權公約中訂明人人皆有言論及思想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多項重要條文。
 

本社重申,兩性是人類最基本及重要的區別,以生理性別作為收集性別資料的準則,能促進社會運作效能,彰顯公平和保障權益。因此,本社呼籲平機會重回討論正軌,認清在「跨性別」這一詞語背後的不同群體及不同訴求,區分性別自主訴求和變性訴求,仔細研究和思考當中的合理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勿再越權,使社會大眾以為所有跨性別人士都是激進份子,從而加深社會撕裂。

 

 

 

[1] Response of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8 November 2017.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2018121622321114772.pdf.

[2] 去年開學期初,英國一名數學老師就因誤稱一位自我聲明男性的新生為「女孩」,而受到停職調查,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education/teacher-transgender-student-...

[4] Steensma, T, Biemond, R, et. al. (2011). Desisting and persisting gender dysphoria after childhood: A qualitative follow-up study.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4(4), 499-516; Kelley Drummond and colleagues, “A Follow-up Study of Girls with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ume 44, pp.34-45, 2008.

由性別承認看社會政策與信仰的磨合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5/12/2017

 

性別認同是複雜的課題

    政府在2017年6月底推出的諮詢文件:第一部份 性別承認》,其實是一份十分複雜的文件,裡面涉及的內容對長期關注性文化議題的機構(如明光社)亦不容易消化,何況不少從未思考過相關問題的弟兄姊妹和教會。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熱心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在面對這類社會議題時都有反應過敏的傾向,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作出回應,以一貫的論據和手法去反對同運和性解放人士的訴求,容易令人覺得是老生常談,只是另一次支持和反對人士的各自表述,缺乏真正的聆聽和對話。

  與同性戀的議題比較,變性和跨性別是更複雜的議題,背後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以及有不同的論述,而他們的訴求和需要並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法例和措施去處理不同的需要。此外,聖經亦沒有經文直接去討論變性和跨性別的問題,因此,無論作為社會政策或信仰反思,對教會和弟兄姊妹來說都是新的挑戰,若將之簡化為只爭朝夕的社會運動,想以簡單的社運方式去動員及回應,其實未必適合。

  早在2013年,變性人W案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我們已開始探索有關的課題,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立場和看法,因為一方面我們同情一些做了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人,若一時要看他身份證,一時要看他出世紙,的確會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深知性別是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的,有關手術將來縱然後悔亦無法逆轉,是不值得鼓勵的,如何在同情他們的需要,但避免市民錯誤認為有關手術是解決性別焦躁症的最合宜方法之間,找出合情合理的平衡點是我們的重要考慮。

  因此,當諮詢文件一出,我們和友好機構的同工便開始努力消化這261頁厚的文件,甚至連註釋也不放過。另一邊廂,我們亦約見一些已做了變性手術的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他/她們的心態和需要。之後董事同工與友好機構又分別開會研習及反覆討論了多次,兩個多月之後才正式發表我們初步的立場。要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議題,作為負責任的機構,自己先深入了解才發表意見是十分重要的態度。若只是不斷重覆本身的立場和觀點,會令人覺得根本不願意聆聽及關心別人的需要,只是逢性(性議題)必反。

 

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

  香港不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城市,就算加上天主教徒亦只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回歸之後,英國留下的基督教影子亦日漸褪色。因此,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沒有法律上的優勢,教會只能以公共理據和大多數人的共善作為討論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當然,教會亦有權向市民大眾表達宗教的信念和願景,甚至爭取市民的支持,但難以完全依賴信仰的原則去作決定。

  性別承認的問題就遇上類似的景況,變性的問題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當年亦無此技術),但從神造男造女的創造原意,以及申命記22章第5節提到「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既然舊約連易服也反對,反對變性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問題是從信仰立場反對變性手術,與反對社會上有變性手術是兩回事。正如基督教不贊成離婚,不等於我們要求社會禁止離婚,或者要推翻現時法律上准許離婚的做法。對於一些弟兄姊妹認為既然變性違反上帝創造的心意,因此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要反對就性別承認立法,亦不應支持現時有關變性的所有行政措施,應拒絕承認任何有關變性的社會制度,就算對方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並已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身份,都拒絕承認,因為他/她們的原生性別根本不能改變,若我們承認便是集體的謊言。這是將信仰立場與社會政策混在一起討論,值得商榷。

  正如我們不贊成離婚,但不能拒絕承認在法律上他人已離婚及再婚的事實,難道張太已跟張先生離婚,並改嫁了給陳先生,我們會因為信仰原則而拒絕承認,繼續叫她張太嗎?既然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容許符合嚴謹要求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難以一廂情願地拒絕他們進入符合身份證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

 

要區分不同群體的需要和訴求

  在性別承認這個議題背後,其實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包括雙性人、變性人和跨性別者等。簡單而言,雙性人是先天的生理缺憾問題;變性人屬於精神病學上的性別焦躁症;而跨性別者不少是個人的心理上自覺為另一性別的問題。雙性人最需要的是醫療上的幫助,就像其他有先天性病患或缺憾的兒童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輔導和關心,協助當事人接納自己與別人不同,肯定自身的價值。

  對於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應給予合適的輔導和藥物治療;由於性別重置手術的不可逆轉性,應視為最後的方法,而不是唯一及優先的選擇。不過,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輔導後,當事人仍執意選擇進行變性手術,以求更方便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市民未必一定認同,但亦需要尊重。

  至於跨性別是一個必須防患於未然,全球性的性革命運動,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嚴正拒絕單憑個人觀感而逼令整個社會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荒謬做法。不過,在回應的時候必須加以區分,一刀切表達簡單的反對變性制度,只會被一些人利用市民對最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的同情,魚目混珠地加入了跨性別的訴求。社運訴求簡單化雖然有助動員更多人表態,但亦會令一些本來中立的人士因為要支持弱勢而被推往另一邊。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議題不能只著眼於輸贏,更要考慮公義和合理性,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必須考慮市民大眾的感受和受影響群體的需要,以求取得合理的平衡,共創雙贏。

 

拒絕定立性別承認法,指出單憑主觀感覺決定性別的荒謬性,同情最後仍選擇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躁症患者,但不能降低現時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門檻,是明光社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建議的立場,謹供各位關注性別承認諮詢的弟兄姊妹參考。

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07/12/2017

更新日期:2020年7月24日

 

第三性別

跨性別政治獨有的主要抗爭路線和訴求中,最引傳媒注目的,要數主張破除男女區隔措施(如現有的區隔措施,讓男女使用不同的浴室,或只有女性可以入住婦女庇護所)。此外還有取消以變性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前設和提倡自我聲明的變性制度等。本文會聚焦於跨性別群體提出的「第三性別」訴求。

本港一位雙性人曾表示現今社會只有男女二元,而沒有將雙性人本身視為第三種性別,導致他們需要從小就要接受治療,以符合所謂的男女定義,又指責「罪魁禍首就是社會從來沒有承認過雙性人的存在、性別定位,就要將我們推向殘酷的手術」。[1] 本文嘗試分析兩種性別的意義,略寫雙性情況,以及向所謂第三種性別身份提出疑問。

 

逆向思維:若沒有兩性

試想像,睪丸和卵巢等機能一樣,睪丸和卵巢只是外觀稍為不同,就好比人有不同膚色;再想像睪丸和卵巢製造出一樣的配子,精子就等於卵子,不論子宮還是陰囊都同樣能夠懷胎、同樣的配子可以自行繁殖……

若真的這樣,「性別」就能真正平等。因為是「男」是「女」就再沒有意思,管他內心性別是男、是女、還是第三種性別,就像一隻手生來有四隻或六隻手指一樣,不具有特別的社會意義。人口登記不曾記錄手指數目,同樣也不用再記錄和承認性別資料。

若然沒有差異,就沒有性別。現存的男女兩性概念並非全由人建構出來,相反,它是建基於身體根本差異的基礎。兩種有差別的身體在互相配合時,可以發揮性別機能的潛能,更能新生命帶來意義。

身體機能映照出兩性的根本意義。女性和男性的心臟在運作上大同小異,人的身體各個機能都以獨立個體的方式發揮功用,唯獨性器官在兩性身體上截然不同。子宮與陰道、睪丸與陰莖等,要男、女兩種性器官互相配合(陰莖插入陰道式的性交)才能發揮它們作為性器官的主要機能——射精與排卵,以及其協作後的潛能——孕育另一人類的生命。

順帶一提,有些政府或文化高度干預這種兩性關係,不論是婚姻習俗、構成家庭單位、家長法律權責等,目的往往是要彌補、促進或限制這種孕育生命的潛能所帶來的後果(有時是惡果),以及保障一個新人類的福祉。在此不贅。

 

我們都曾是雙性人

在繼續討論第三性別前,或許要稍為理解雙性情況。有些人以為,身體不是男、不是女,是雙性,就是第三種性別身體,但當了解雙性的形成後就發現並非如此。

事實上所有人類胚胎起初都是雙性,擁有整套有待發育的男女性生殖系統。但各人的基因不同,有一半的人具有Y染色體性別決定區(Sex-determining region Y,SRY)及其配套機制,令胚胎在母腹內發展成為男性;相反則發展為女性。

舉例說,在沒有SRY的情況下,女性胚胎正常運作,內外生殖系統會長成女性的子宮、陰道、卵巢、陰核、大小陰唇等等。男胎受到SRY等影響,女性內生殖器會被SRY的分泌所消除,原為女體的陰核會長成陰莖,原為大小陰唇會發展成陰囊組織。

另一方面,男胎腦部的中央部份受到SRY所分泌的睪丸素影響,發育成為有男性特質的腦袋,女胎的腦部則不受如此大劑量的睪丸素所影響。有科學家稱「人腦是最大的性器官」,《養男育女調不同》一書就搜集了許多關於男女嬰孩腦部運作和部位發育次序大不同的研究,人在後天培育裡一直長大成人後,腦部運作和發育的性別差距才稍為縮短。

所謂雌雄同體現象其實是SRY等不正常運作出現的種種後果,出現性別不明確(ambiguous genitalia)的雙性情況,有以下列舉幾種:

  • 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胎兒對雄激素不敏感以致身體不正常發展,使基因為XY的男性胎兒,其內、外男性生殖器都不能完整發育,出生時外生殖器狀似女性外生殖器。SRY會正常運作,分泌消滅女性內生殖系統的激素。但腦部由於不受雄激素影響,會呈現女性特質。
  • 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過多男性荷爾蒙使基因為XX的女性,其外生殖器狀似未成形的陰莖,而腦部中央部份亦會受病情影響而呈現男性特質。香港現已提供初生嬰兒檢測,幫助CAH病患者得到及早治療。
  • 5α-還原酶缺乏症(5α-Reductase Deficiency):身體缺乏還原酶(reductase),使基因為XY的男性的陰莖和陰囊在出生時發育不良,以致出生時外生殖器呈現女性外觀且被當作女孩養育。但其他身體部份,包括腦部都按男性路徑正常發展。患者多數在青春期身體各部份二度發育成長時,發現身體為男性。
  • 克林菲爾德綜合症(Klinefelter Syndrome,47XXY),是男性擁有額外一條X染色體。一些人以為XXY就是真正的第三性,但即使擁有XXY基因的人,他們或可製造出健康的精子,而不是卵子,更不是第三種繁殖人類的配子;他們外生殖器的形態,仍然是陰莖和睪丸,而非第三種性器官。由此可見,其實決定性別的是Y染色體性別決定區(SRY),而不是第23對染色體的組合方式。

每個人的身體都有缺憾,小至近視,大至器官殘缺,雙性病患者(性別不明者)則要面對各種身體性別的缺憾。弄清「雙性」的成因後,大概可以說雙性人的身份實為身體缺憾的病患者,而不是第三種性別身體。至於要用怎樣的醫療方式,可以更人道地改善情況,則有待其他文章討論。

 

對第三種性別的詰問

筆者在上文考究了男女兩性非人為建構出來的。退一步而言,假設社會和醫學界都認為性別不明不是病,而是一種男女以外的第三種身體,在「三性」相提並論的前提下,仍有一些疑問有待探討:

  • 第三性別是一群不同身體特徵(不能說是病癥)的集合名詞,整體而言應該忽視個體差異,還是要承認第四性別、第五性別……抑或更多身份?
  • 在此不複述「男-女」如何在身體方面互相配合,發揮性別機能的潛能,那麼「三-男」、「三-女」、「三-三」能分別帶來怎樣的生理協作機能?
  • 若第三性別不關乎協作機能,是否關乎內心的自我實現?若是,為何需要第三者(他人、政府)的認可和記錄?
  • 兩性關係蘊含著延續後代的潛能,那麼第三性別關係又促成了甚麼重要的社會共善?
  • 當政府承認「三-男」、「三-女」、「三-三」的婚姻關係,而有關婚制的目的如並非彌補、促進或限制孕育生命的潛能所帶來的後果,為何政府仍要高度干預這種結合關係?
  • 一個以三性為主的社會裡,以往的男女權責分配不再有效,除了婚權外,第三性別會取得哪些平等於男、女的權利?對於男和女,在文化和制度上有甚麼獨特的責任?

 

以上疑問都有待跨性別政治者建構出三種性別的社會想像,釐清到底第三性別實為何物。但如此說來,第三性別「身份」彷彿更適合類比於種姓制度,[2] 和黑奴制度的權力操作術。特定血統、膚色以及身體的健康狀態都不過是身體特徵的一項,若然有些操縱權力者築起一種毫無社會目的的區分制度,則有違人性尊嚴,且對人造成傷害。跨性別政治本身的吊詭之處,在於一邊說男女二元是純然的社會建構、是權力操作,同時又要人為地建構出第三種性別的身份。這身份、這制度到底有何用呢?若憑空創建,不過造成行政冗贅;但若將來再爭取反歧視法、性別承認法等法例,則會對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亦有可能造成新的性別特權階級。

(原文於2017年1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1] 〈【定義男女.5】斥諮詢未顧及雙性人 細細老師倡法例承認四種性別〉,立場新聞,2017年8月3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lgbtq/定義男女-5-斥諮詢未顧及雙性人-細細老師倡法例承認四種性別/(最後參閱日期:2017年12月7日)。

[2] 種姓制度曾經存在於印度社會裡,它將人分為:婆羅門(祭司與教師)、剎帝利(戰士和統治者)、吠舍(商人、農民、工匠)和首陀羅(雜役),但在這四類人以外,還有一類人被稱為「達利特」或「不可接觸者」,他們是社會的賤民,從事厭惡性行業的工作。雖然有關制度在法律上已遭廢除,但其影響力猶在。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7/12/2017

性別承認諮詢的幾個側面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10/2017

性別承認諮詢接近尾聲,政府就終審法院有關W案的裁決之後,跟進是否需要制定有關性別承認的法例,例如參考英國的性別承認條例,處理香港類似的需要。文件二百多頁,列出不同國家地區的處理方法,以及需要討論和考慮的各個點,邀請各界表達意見。

如純粹從傳統基督教的角度來考量,男女兩性是上帝創造的原意,在醫學未發達之前,也沒有所謂「更改」的可能。但到今天,就算醫學進步了,有了變性手術,實際上也改不了男女最本源的染色體,只能改變外觀,看起來像另一個性別。說得白一點,其實就是整容手術,讓自己看起來變成另一個性別。而這手術最大的後遺症,就是永遠失去生育能力。可見單純從信仰角度看,有人會積極反對變性手術,甚至要求禁止,也反對立甚麼性別承認法,因為只有男女兩性,簡單清楚,亦是社會的基礎組成部份,不能撼動。

上述立場簡單清楚易明,政治正確,但我們認為這未必是最適合香港現況的選擇。我們在過去幾個月訪問了一些變性和跨性別的朋友,我們看到他們的掙扎,也學著明白他們的難處。我們知道想做變性手術的,當中不少患有性別焦躁症,不能自已的想成為另一個性別的人,會不惜一切,用盡可行的方法去做。這類人雖然是少數,但他們在生活上面對的困難亦不能忽視。我們認為在現行制度中,可以考慮在不傷害男女兩性的框架下體諒他們一些實際需要。例如我們建議在他們正式進行手術前的兩年真實生活體驗期間,可以發出一份有限制的臨時身份證明文件,方便他們在一些需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的場合,可補現時只有醫生紙作證明的不足。此外,我們也認為雖然現在已經有變性手術的存在,作為一種醫療方法,但必須嚴謹地判斷和小心地執行,盡量用非手術的方式幫助他們,減少不必要的永久性傷害。

驟眼看來,似乎立場相反了,一個反對變性手術,不給予任何變性人士身份的承認,另一個嚴謹地容許變性手術出現,又給予他們臨時身份證明文件,但實際上大家同樣認為男女兩性基本組成不能撼動,同時亦反對任何不經醫生、自我聲稱就能更改身份證性別的模式;也一同反對訂立性別承認條例。

兩者立場在變性手術和變性身份上有所不同,是甚麼原因呢?

我們承認,信徒住在世上,是一群少數,我們亦早就離開中世紀,只是多元聲音的其中一元。我們尊重、聆聽不同的聲音和意見,並知道最後大家是一起跟著相同的規則共存的,所以與其高舉自身的需要,大搞身份政治,我們更多的是共善的想像。所以,我們雖然反賭波,但明白賭博在這個社會亦難以禁絕,只能有規範地進行,以減少其傷害;我們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但對同性戀者不同的需要,在可行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給予支援,應該要有第三條路給他們處理日常生活的需要,他們要是面對伴侶之間的暴力問題,應該有法例幫助他們。

有人認為明光社的倫理觀既不全是義務論,也不全然是目的論,是一個四不像,古怪的東西。這說法並非全無道理。因為面對不同的爭議,我們每次總是要努力平衡各方的意見,要有更大的想像,期望可以協助社會走向共善。既要擇善固執,亦要彈性處理,如此才能面向社會,而不是築起教會的四面圍牆,自我封閉。

教會不贊成的一些行為,在社會政策上未必需要全然禁絕。而做了一些我們不贊同其決定的人,更不應全然拒絕。我們不贊成的只是一些行為,但仍然要關心作出此決定的人。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9-10-2017

探討變性的手術前設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4/10/2017

三年前立法會正討論《婚姻修訂條例》時,好些LGBT政客希望遊說政府在無須做手術的前設下,可以向政府申請變性。他們提出「酷刑論」,形容要完成變性手術才能取得身份證是違反《禁止酷刑公約》。當時主理變性手術的醫生袁維昌回應,以手術來治療不安及焦慮,對他們來說是解脫,怎能說成酷刑呢?不知道袁醫生曾否有半點擔心,香港既然簽署了國際公約,又有相應的法例在本地實施,若由公帑全數資助的手術算是酷刑,恐怕執行公職的他要受《刑事罪行(酷刑)條例》所檢控。

 

是自求解脫還是被迫接受酷刑

是矛盾嗎?詢問不同的變性群體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就一般有變性訴求的人來說,手術是解脫。變性者(Transsexual)渴望身體整形,主動要求改變身心性別認同不一致的狀況,自願由男變成女,想法符合男女二元。人不能脫離身體,對於變性者來說,手術是突破生理限制的重要關口。

同樣是跨性別群體,但稱呼為Transgender、流性人(gender fluid)或性別酷兒(Queer)的人士,會認同手術是酷刑。 1 他們擁抱性別自主的訴求,與性別二元剛好相反,深信性別是流動的、非男女二分的,可以時男時女、亦男亦女、不男不女,變性甚至根本不是病。若果手術成為決定性別的前提,就令到性別不夠自主了。

支持「酷刑論」的LGBT政客所擁護的並非沉默低調的變性群體,而是積極出櫃的跨性別運動團體。手術前設是酷刑的理據大概如此:聯合國人權專家門德斯(Juan E. Méndez)依據歐洲幾個法院的裁決,就要求全世界國家跟隨這些不可有手術前設的標準。這個說法有何根據?

 

手術前設是酷刑的根據

在門德斯2013年提交給聯合國的A報告裡,提到奧地利法院2009年裁定改變法律性別的手術前設違法,2011年德國法院裁定手術前設違反身體完整權(源於《歐洲人權公約》);2012年瑞典法院裁定強迫絕育的要求不能被視作自願。雖然A報告同時提到當時歐洲有29個國家仍保留變性手術要求;歐洲人權法院至今仍未有「手術前設違法」的判案;以及美國20個州份保留手術前設要求,但最終通通被漠視,只憑少數國家的案例,門德斯便簡單地下了一個「禁止手術前設」的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各組織引用了A報告和判案發表聲明,呼籲取消手術前設。2015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要求高級專員辦事處提交B報告,B報告訴諸了該聲明和A報告的權威。去年門德斯再在新的C報告發表「手術前設是酷刑」的說法,所引用的權威則是B報告。

換言之,C報告源自B報告、A報告和世界組織聯合聲明等,其最終根據就是人權專家門德斯對幾個歐洲國家判案的選取和演繹。(為方便讀者閱讀而使用簡稱,A報告實為A/HRC/22/53;B報告實為A/HRC/29/23;C報告實為A/HRC/31/57。)

 

苦了真正需要變性的人

香港司法獨立,固然沒有義務一定要跟隨歐洲國家的法院或《歐洲人權公約》行事,況且仍有許多歐美國家仍保留手術前設,而亞洲地區如日本、內地對於改變性別資料有更多其他規定,相信香港人要仔細想清楚如何為自己的社會,訂立規範變性的措施。

筆者認為設立性別承認措施的重點在於平衡權利,維護固有的兩性制度,即使少數性別焦躁症患者有特別的權利以心理性別作為性別區分的準則(如在真實生活體驗期間),仍必須確保其社會功能在保障隱私、辨認身份、保持公平、預測政策和社教化幾方面都得以穩健發揮。

變性的整形手術費用不菲,保守估計約要二十至三十萬。倘若手術前設被視作酷刑,政府亦沒有理由將手術定為公帑資助的項目。不少真正渴望身體改變的人,要面臨失去以公帑支付整個變性手術的可能。雖然取消手術前設的酷刑論,能夠滿足到性別自主的跨性別政治訴求,卻可能苦待了渴望以手術解脫的變性者。

註:
1) 這裡用「跨性別」一詞統稱所有對自己生理性別感到不滿的人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4-10-2017

務實處理性別承認機制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9/2017

患有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人士面對其性別身份的掙扎,會感到備受折磨,社會卻未有適切的制度去為他們提供協助與關懷。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希望能探索一套合適香港現行法例的制度,以照顧有關人士的需要。在今次的《諮詢文件》(下稱文件)花了不少篇幅介紹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即設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並成立審裁小組,處理並審核性別焦躁症患者更改性別的申請。

不過,文件同時指出《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成立後,仍然有不少問題未能解決,法令的修改更隱隱然容易被一眾鼓吹所謂性別平權的社會運動人士利用,成為他們政治運動的工具和表演舞台,究竟怎樣的方法才能確保性別焦躁症患者得到合理的照顧而同時不被政治團體利用呢?

我們不難看到,所謂的性別承認制度,主要有兩條路徑:立法或行政指令。本文會先分析兩條路徑的發展,再檢視香港的情況,並評估哪一個方式,或者有沒有其他方式,更適合香港。

方式一:立法

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自2005年4月開始實施,為承認變性人士「後天取得的性別」而進行的制度。整個制度由審裁小組主導,當中包括法律界及醫學界人士,他們會先審視所有要求轉變性別的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若決定發出承認證書,當中審裁小組要信納申請人:[1]

  • 患有或一直患有性別不安(即性別焦躁)
  • 在申請前兩年一直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
  • 有意繼續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直到離世

得到「後天取得的性別」的「承認」後,這些人士可以在各方面以新性別示人。不過,有關的條例實施後,仍然有很多問題沒有和未能解決,當中包括:

1. 變性人士在各類「日常」證件上的性別和性別更改過程中,遇上許多困難,當中更包括一些政府文件,例如駕駛執照、護照、醫療記錄等,某些機構會因著各種原因不開方便之門,有解釋稱這些都是因為相關機構沒有可依循的適當指示以處理有關申請。

2. 某部份跨性別人士和跨性別運動的社運團體認為社會不應將他們定性為性別焦躁的病人,反之應該將整件事去病化,所以爭取要在審裁小組中刪除醫生作為成員的規定。

3. 某部份跨性別人士認為自己非男非女,但此法例強迫將某種性別身份(即男或女)加在他們身上,令他們感到非常不當,遂批評這種二元、過分簡化的性別模式對他們產生不公平現象。

4. 部份人認為將變性年齡劃界在18歲,是太遲了,如早一點可以做相關手術,會令他們在成長中受到的傷害更少,遂要求將有關法令中的18歲下降到16甚至更低的年齡。

根據文件的資料,有關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曾修改過,但仍然不能滿足這些社運份子的要求。2016年1月,英國議會轄下的婦女和平等委員會(Women and Equalities Committee)就開會,建議將整個審查制度改為「自我聲明模式(self-declaration model),並將性別承認申請開放予16至17歲的青少年,只要他們獲得適當支持便可以作出自我聲明以改變法定性別,又建議在「男」、「女」以外增加一個名為「X」的性別記錄在護照上,方便他們作出選擇。

方式二:行政指令

如要根據英國的方法成立法例,並要設立和維持一個性別承認審裁小組,要有法律和醫學等專家,將非常昂貴。其實香港現時的情況只需理順行政安排,也可以達至類似立法的效果,加上香港人的性別都是以身份證所標註的為基本,只要有合理的規則處理更改身份證性別的程序,政府部門、公私營機構自然可繼續按身份證的性別而辦事。

至於部份特殊的情況,例如丁權、性別指明罪行、財產及繼承事宜,可以按不同的情況用不同方式的處理,此舉更能針對性地為不同的跨性別人士提供合適的幫助,同時又可以平衡不同社會持分者的利益。

當然,用行政指令的缺點和用法例的缺點,同樣是顯而易見的:

1. 在處理行政指令時,因為指令是行政部門所定立,可以因為受到社會壓力而自行更改,基本上市民和立法會只能監察,沒有批准的權。

2. 行政指令未必有統一性。按英國的經驗,即使定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最後各政府部門和機構也會因各種原因產生不同誤會,對「後天取得性別」的人產生不同的留難。行政指令如果實行得不好,也容易產生混亂的情況。

3. 行政指令較法律鬆散,容易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就像早前W案的例子,最後可能還是回到起點,即立法才能從根本處理問題。

多軌進路

根據文件提供的資料,行政指令似乎過於簡單,未必能滿足所有法律程序和保障;但立法如果有審裁小組,又會被指過時,將備受跨性別社會運動的人士批評;但如果立法而又不設審裁小組,甚至可以用自我聲明模式去申請更改性別,又定必引起社會大眾擔憂整個制度容易被誤用、甚至濫用,產生「人人可變性」的狀況。

文件遂提出雙軌制的方案,簡單來說就是在不同情況下,給予跨性別人士不同程度的性別承認。當中如果能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便取得換身份證的資格;但如果只完成部份性別重置手術,可能就只給予部份的承認,例如發出性別改變的證明,但不在身份證上予以確認等。過程同時希望跨性別人士得到不同的協助後,重新確立自己的性別,如此就不用再更改性別了。

至於審裁小組的設立與否,其實可以完全獨立於使用行政指令和立法的討論中。因為無論是否成立審裁小組,跨性別或變性等不同的情況同樣應該由醫生、精神科醫生、輔導員等不同界別的人去為他們提供適切的照顧、關懷和治療。在討論過程中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助他們過健康的生活,而非單單如何達至他們想要變性這目的。

應務實處理性別承認機制

社會現時對變性人的幫助和支援的確不足,但如果要用立法的方法處理,相信社會需要非常長的時間討論,加上立法會的審議,似乎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處理問題,並且容易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爭議;如果單使用行政指令,又未必能解決全部問題。

社會各界應先討論協助變性人融入社會生活的具體措施,如果部份措施可以用行政方式處理,可以先用行政方法解決,例如申請暫時更改性別的身份證或證明文件,解決實際生活的需要,減少他們在變性過程中容易引起的誤會和衝突;如當中有個別法例需要簡單修改,就以修法的方法處理,以減少繁複的討論。

若要訂立繁複的性別承認法,除了社會上難以達成共識外,亦容易與其他法例有互相抵觸的情況,最後甚至會成為性別政治的戰場,如此既不能照顧真正有需要的跨性別和變性人士的需要,更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社會爭論和矛盾,從務實角度來看,現階段可免則免。

 


[1]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40。

 

性別身份與出生證書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4/09/2017

香港法例的刑責和民生權益是與性別息息相關:例如承繼權、撫養權、性罪行、原居民「丁權」、公務員撫恤金等等,因此,當法律上要將原生(生理)性別作出改變時,需要作整全的考慮,否則,必然引起很多法律訴訟。

修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

我們身處在以兩性為區隔的社會,一方面要照顧社會上少數患性別焦躁症人士的需要,如去異性洗手間時不會被拘捕,但當一些性別焦躁症人士希望社會尊重他們自我認同的性別身份的同時,必須明白這樣亦會影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及權利,為了平衡彼此的權利及需要,不會出現尷尬、混亂、甚至人身安全受威脅的情況,法律必須對性別有清晰的劃界,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現時要申請更改香港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必須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手術包括下列項目:[1]

女變男

男變女

切除雙乳及子宮切除術

(即切除子宮和兩個卵巢)

切除雙側睪丸及陰莖

陰莖成形術(即構建一根陰莖狀的組織)或

陰核釋出術(即延長陰蒂)

陰道成形術

(即建造陰道空間)

 

當一個人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更改後,該人便可以以新的性別身份生活及申請更改護照上的性別,方便他日常生活及出入境,我們認為這樣已經能滿足該人的日常生活需要,至於更改出生證書已超出他們的需要,而是他們的「想要」。法律並沒有義務或責任滿足一個人的慾望。就性別而言,社會上的討論主要分男性(Male),女性(Female),變性人士(Transsexual)和跨性別人士(Transgender),基於終審法院的判決,要在法律上承認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的人士可以更換身份證,以手術後的性別作為他/她的性別身份,相信社會人士的接受程度會較高;相反,面對那些完全沒有做任何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要求改變性別身份,社會人士能接受的程度必然降低。

更改出生證書

現時只有存在文書上的錯誤、事實錯誤或實質錯誤才可以更改出生證書上的資料,一個人的出生證書是該人原生性別的歷史證據,代表該人一個準確無誤的性別記項,現時,新生嬰兒出生呈報表上填報的性別是以嬰兒的生理條件作為判斷標準,主要是看嬰兒的生殖器官(男性的陰莖或女性的陰道),也會在較不明顯的個案中以嬰兒的生殖腺(男性的睪丸和女性的卵巢)和染色體(男性為XY而女性為XX)為依據。假如該人出生時這些資料是正確無誤的話,法律不應該容許一個人可以更改歷史事實。在W案中W曾申請修改出生證書上的性別,但被駁回,而W沒有挑戰有關決定。我們明白很多時變性人不想讓人知道他們的變性歷史,但即使有性別承認法的英國(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在為法律意見、宗教或醫療三種情況下披露變性歷史也不會違反《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

外國對於是否容許完成變性手術人士更改出生證書並沒有一致的做法,筆者嘗試綜合一些贊成及反對理據供大家思考:

贊成理據
  1. 若跨性別人士身份被揭露,或會使他們容易受到偏見和歧視。
  2. 出生證書上性別與外表不一致,引致他們受羞辱和尷尬。
  3. 尊重個人意願,應由當事人決定向誰及何時談到自己的變性情況。
  4. 英國性別平等法令保障「變性人不應該經常性地被要求出示他們的性別承認書作為他們法律性別的證據。這樣的請求侵犯變性人士的隱私權」,變相無法保障個人私生活。
反對理據
  1. 出生證書是該人性別的歷史證據,是一準確無誤的記項,如允許更改,或會破壞出生記錄系統的功能和健全。
  2. 出生記錄可使其他人和機構核實該人的原生性別,例如曾有變性人士的配偶在發現對方的原生性別後感到被欺騙及困擾。
  3. 變性人士婚前若不向其配偶透露其跨性別身份,可能會損害婚姻同意的有效性。
  4. 醫學上,有些疾病為某一性別獨有,避免在身體檢查時有所誤解,病重時無法給予醫療所需的同意時,醫護人員或需得悉該人過往性別資料才可提供適當的醫療服務,如男性的睪丸癌、女性的卵巢問題等。
  5. 其他如申領遺產,遺囑有註明性別。

 

 


[1]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34-35。

 

 

對「性別承認諮詢文件」的幾個重點回應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4/09/2017

政府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在6月推出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下稱《文件》)羅列了近年世界各地有關性別承認的發展,不同的取態影響深遠,所有關心未來香港社會男女兩性如何相處及兒童福祉的市民都必須留意,絕不能掉以輕心。有關《文件》有幾點是大家必須了解及關注的:

  1. 反思性別制度對社會及個人的重要性

  《文件》一開始並沒有先反思及檢視現行性別制度的重要性,究竟清晰的男女兩性制度在兩性相處;社會秩序;人身安全;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資源分配策略和設計服務各方面的實際需要,而只看一些個別案例和訴求便貿然考慮是否應該/需要改變性別制度是有欠審慎,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回應一些社會問題。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政府及各界必須宏觀及全面地思考有關問題。

  1. 關心真正有需要的性別焦躁症患者

  《文件》涉及的對象和訴求其實十分多元,當中性別焦躁(《文件》譯作性別不安)、性別自主、 性別政治等不能混為一談,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必須首先釐清不同群體的真正需要及目的,千萬別以簡單化的支持或反對口號作回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和傷害。

  首先,應明確區分「變性訴求」和「性別自主訴求」。一些患有性別焦躁的人士,因為身體性徵與內心認知的性別長期不一致,對此狀況感到極度焦慮不安,並對自己身體極度厭惡,極度渴望透過身體整形手術以貼近另一性別。他們希望融入社會兩性的秩序,一般稱作TS(transsexual)。對於這些醫學上判斷為疾病而產生的變性訴求,無論市民大眾是否認同變性手術,亦須對有關人士有更多的關心和了解,正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而社會在關心病人需要和保障兩性制度之間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對於性別焦躁症的患者,政府應予以協助,讓他們得到適當的治療,同時亦需要有嚴謹的規範和相應制度以回應這些病人的訴求。以及協助市民大眾了解有關病症及懂得如何與有關人士相處,避免不必要的傷害。

  1. 拒絕主觀及愈來愈寬鬆的性別自主訴求

  性別自主訴求是指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渴望他人肯定自己內心的性別認同,即使感到不安也未必渴望身體整形。他們認為性別是個人選擇,社會應該肯定和接受他們的選擇,亦應以公共制度立法配合他們的選擇。這類訴求帶來解構兩性的後果,包括承認自我聲明的性別、增設第三性別等,一般稱作TG(Transgender)。我們認為政府沒有理由更改行之有效的兩性制度,以配合性別自主,強制全體市民配合個別人士對自我性別認知的選擇。

  對於一些純粹憑主觀感覺或意願,利用真正患有性別焦躁人士的需要而達到自身訴求,以性別議 題作為政治運動,目標是改變社會文化、結構和制度的團體,大家必須明確表態反對。政府不應 被極少數樂意曝光及擅於利用媒體發聲的團體和個別人士所影響,遵從一些西方國家或所謂政治 正確的做法,而忽略了市民大眾的真正意願。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革,必須讓全體市民充分了解及 參與,不能以少數人的個人取態,凌駕全體市民的決定。

  1. 應維持現行嚴謹的性別重置手

  清晰的性別身份和外貌特徵,對社會上不同人士的交往十分重要。由於性別焦躁患者渴求身體外觀的改變,使身體外觀貼近另一性別,因而以性別重置手術改變個人的性隱私及身體外觀,在手術後亦較容易融入社會生活的不同範疇。因此,我們強烈反對毋須醫學診斷及治療的「自我聲明模式」。因為並無接受診斷亦無接受治療者不涉及外觀和性隱私的改變,若自動改變性別只會引來社會上的混亂和不安。

  由於國際上有趨勢要求只單憑自我聲明,毋須進行任何手術便可以轉換法定的性別身份,嚴重危害現行兩性制度和婦女及兒童安全,必須堅決反對。無論採用行政措施或訂立性別承認法皆是十分嚴肅的事,因為一個人的性別身份對所有其他與他/她接觸的市民、民間團體、商業機構、醫療機構、公營和政府部門都息息相關和影響深遠,絕對不能輕率而行。有關措施或法律必須清晰及嚴謹,不應單憑個人的主觀感受或少數人的主觀判斷而隨意改變.。

  1. 支持行政措施,反對訂立性別承認法

  由於變性人和不同的跨性別群體人數極少,彼此之間在生理、心理、主觀願望和訴求等方面皆有很大差異,現實上不能、亦不應一刀切地回應,必須區分對待。要全面訂立一種制度亦十分困難,此外,訂立性別承認法乃十分複雜及具爭議的課題,就算可以成功取得社會共識,有關過程亦必定曠日持久,對於真正有需要的患者未必能提供適時及適當的協助。因此,我們認為較合適的方法是以清晰及嚴謹行政措施,配合少量法例的修訂,既可盡快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適切的幫助,亦避免不斷修訂法律去回應新的需要和訴求。

  除了列明的相關修例情況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應該以行政措施自行制訂指引或守則,保留自主及彈性。由於採用行政措施無法規定政府或私人機構必須接受當事人香港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作為該人的法律性別。我們建議政府多作教育,鼓勵政府內部及其他機構諒解變性者的生活需要。在變性者取得新性別身份證後,可以讓他們申請更改其他文件如旅行證件、駕駛執照、銀行帳戶及學歷證書上的性別標記。當然,一些宗教、體育或涉及性隱私的團體或場所,若因信仰、公平及避免尷尬的緣故,亦須尊重他們的宗教及良心自由,酌情處理。任何措施或法例皆不應傾斜於某些群體的權利而忽略其他群體的合理權益。

  1. 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的相關要求

  為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我們認為應完善現時更改法律性別的要求,包括在入境事務處的行政措施加入一些更明確的批核條件:

  1. 申請者當時必須已年滿18歲,避免心智未成熟的人士作出對身體有重大入侵性而且不能逆轉的決定。
  2. 申請者當時的婚姻狀況為單身,且作出法定聲明,避免違反現行的婚姻制度。
  3. 申請者當時並沒有未滿18歲的子女,避免令他們心智未成熟的子女深受困擾。

  最後,必須重申,性別制度、男女有別並非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涉及社會不同的持分者,因此,政府在有任何進一步的改變之前,必須主動向所有潛在會受影響的群體廣泛諮詢,不能單靠一些諮詢文件或聽證會便倉卒作出決定,因為性別混亂,只會帶來社會混亂和倫理混亂,千萬別讓整個社會成為性別政治的實驗室、甚至遊樂場。

 

 

對「性別承認」諮詢聯合回應(撮要版)

07/09/2017
緒言
 

兩性是人類最基本及重要的區別,過往政府和不同機構都以生理性別作為準則收集性別資料,促進社會運作效能,彰顯公平和保障權益。「性別承認」(gender recognition)就是建議法律可用較嚴格或較寬鬆的標準去容許市民更改他們的性別身份。我們注意到兩類改變性別制度的主要訴求。變性訴求關乎制訂一系列措施,讓患有性別焦躁症者(《諮詢文件》譯為性別不安)獲得身體性徵整形的機會,且以另一性別身份渡過餘生。另一種關於性別自主的訴求,是毋須手術或醫學診斷,按個人意願自由更改性別身份,並且要其他人和社會制度承認其男、女或其他形態的性別。在《W訴婚姻登記官》案後,政府就上述訴求相關的「性別承認」進行諮詢,主要問題包括:

A) 應否在香港設立性別承認制度,抑或維持現在香港使用的行政措施;

B) 申請更改性別所需符合的資格準則,政府考慮性別承認的四種模式(《諮詢文件》,頁76-77):

  1. 「自我聲明模式」:准許申請人聲明自己屬某一性別便可更改性別身份,而不設任何醫療干預或個人身份的限制,也不涉任何複雜的程序。
  2. 「無須手術模式」:無須接受變性手術,但需一些醫學證據,如性別焦躁的診斷及「實際生活體驗」證明等;
  3. 「規定手術模式」:規定須接受變性手術,但較少其他醫學證據方面的規定;
  4. 「較多限制模式」:要求已進行性別重置手術、提交醫學診斷證明及排除已婚人士的申請等。
     
我們的回應
 
  1. 行政措施為主,輔以適量修例(諮詢議題1、13、14)

由於香港現已有機制安排變性手術及更改性別身份,我們認為政府未來應採取以行政措施為主的大原則,優化現有的機制,並輔以個別領域修法(例如修改性罪行法以保護變性人)。香港毋須採取類似英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的整條法律,因為此舉只會疊床架屋地構造一套處境繁多複雜的法制,且要長期承擔高昂的行政費用,立法過程亦曠日持久,加重患者取得幫助的手續。
 

  1. 規定手術模式,平衡性別制度(諮詢議題2、3、4、5、6)

我們認為以「規定手術模式」乃考慮更改性別身份及改變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最低要求,我們拒絕放棄客觀要求的「自我聲明模式」及「無須手術模式」。我們認為申請更改性別者必須取得患有性別焦躁症的醫學診斷證明。在進行不能逆轉的手術前,有兩年實際生活體驗的機會。可按醫療及患者商討如何使用賀爾蒙治療。我們認為申請更改性別者必須取得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外科程序的醫學證明。這些措施基本上只是維持香港現行做法。

「規定手術模式」回應了渴望改變身體性徵者的變性訴求,同時作出平衡,兼顧現存兩性制度行之有效的社會功能。性別制度的社會功能包括促進性隱私的保障,尤其是婦女和女童在性別區分設施內的安全和權益。又包括執法部門、公私營機構日常以兩性作為辨認身份的社會功能。或是以生理性別預測各種政策,如男性專用藥物、針對男性的醫療教育和疾病預防等。於運動競賽、入職要求等以性別區分達至的公平及安全。採用「自我聲明模式」或「無須手術模式」主要是回應性別自主訴求(即性別身分可個人決定),但我們認為這些主觀的訴求不應凌駕兩性制度的重要公共功能。把「性別身份」主觀化或淘空,會不同程度地削弱上述功能,對社會有害無益(最寬鬆的「自我聲明模式」尤甚)。

我們明白變性在社會上仍具爭議,但呼籲社會公眾認識及體諒性別焦躁症患者在作出一切必須的治療和輔導之後,若仍堅持改變身體性徵的訴求,政府可以行政措施令他們可以有明確的身份生活,並以同理心包容和體諒正進行實際生活體驗的準變性者。為減低性別焦躁症者在參與測試時雖已改變裝扮但仍未更改身份證所面對的生活困難,我們建議政府修例,讓已獲醫生認同可考慮進行變性手術者,可以真實生活體驗為由,向入境事務處申請一張印有有效日期的臨時身份證明文件,為方便申請者用於真實生活體驗時期,在修改相關法例中列明該文件的法律權限,例如不能進行婚姻登記等,而特定政府及醫療機關如入境事務處(包括婚姻登記處)、警務處、懲教署、衛生署、醫管局等能夠在系統中識別其原生性別身份,日後修改香港身份證上性別標記須按現行程序及提供所需證據。

 

  1. 完善更改要求,維護基本人倫(諮詢議題8、9、10)

我們認為雖然任何年齡人士皆可以接受醫療診斷,但只有18歲或以上人士可以參與醫療干預程序,包括賀爾蒙治療、真實生活體驗及變性手術。(諮詢議題8)兒童如有性別不一致的狀況,應盡早求診,讓未成年者得到最適切的幫助。我們建議政府在未來只接受單身人士更改性別身份(諮詢議題9),並以措施協助已婚者處理其婚姻狀況,避免在一方變性後出現由兩個法律上為相同性別者組成的事實同性婚姻。此外,一些仍有未滿18歲子女者若申請更改性別,必須待子女成年後才可以進入醫療干預程序,為的是保障他們心智未成熟的子女免於因父母變性帶來的困擾和傷害(諮詢議題10)。
 

  1. 香港自主獨立,拒絕盲目跟風 (諮詢議題11)

任何有關銜接與外地相關變性情況的要求,必須符合香港對更改性別的手術要求為大原則(諮詢議題11),以保持一致性。特別因為一些外地更寬鬆的性別承認「標準」,未必適合本地社會、文化與居民,不宜盲目跟風,或讓這些「標準」衝擊本港制度。

 

2017年9月

 

更多相關文章,請按 性別承認

 

 

性別承認制度下的婚姻與兒童問題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4/09/2017

性別承認制度令人可以更改自己的法律性別,必然影響香港現行的男女婚姻制度,和父母身份,以下列出部份問題:

  1. 婚前
    性別承認制度的討論源於變性人W(男變女)司法覆核變性人的婚權問題。當年終審法院裁定已完成整套變性手術的W可以與另一名男士結婚。換言之,未來立法或修例時,必定要跟隨有關判決。

一如前述,本次諮詢其中一項焦點就是使用性別承認制度的人需否完成整套變性手術,假如最終決定不需完成整套變性手術,那麼緊隨的問題將是這些保留了與身份證性別不符的生殖器官的人士,可以與哪一性別結婚?

進一步說,若保留了子宮或陰莖的變性人依然可以與異性性交而有下一代。這時就會出現更大的法律問題。例如,一個法律身份為男,但保留了子宮的變性人懷孕了。到小孩子出生時,他出世紙上母親一欄應該寫上何人名字?現行法律預設了母親的法律身份為女。父母身份又牽涉到更多法律責任和權益問題,例如監護人身份和繼承權等。

外國早有這種「男人產子」的案例,並引起社會混亂和倫理失序。是次討論必須慎重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1. 婚後
    已和另一人締結婚姻的人如要變性,即會變成與本地法律不符的同性婚姻。處理方法可有三種考慮:一)直接要求申請變性者必須是單身人士;二)若已婚人士申請進入變性程序時,須同意在頒發新的身份證明文件的同時,政府會宣佈申請人的婚姻無效;三)暫時容忍法律的不一致,酌情處理這些為數極少的個案。至於現存的婚後變性個案又該如何?是酌情處理抑或保持法律的一致性?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討論。
  1. 子女問題
    變性問題與子女的關係非常密切。例如,已有子女的人可否換性?如果可以,他們的父母身份又如何處理?如何保障小孩子與父母相連的基本人權?總括而言,子女與婚姻的問題令是次諮詢變得無比複雜,必須慎重處理。

 

性別承認諮詢──淺論英國性承法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9/08/2017
跨性別政治脈絡

社會上有些人自覺性別認同出錯,女兒心,男兒身。他們在港可選擇完成變性手術,以更改身份證性別,從而達成某程度的自我認同感。除了這些個人狀況,還會捲入LGBT政治漩渦裡。

有少數「跨性別政治代理(transgender political agents)」在過程中爭奪政治權力。較溫和的是希望取得法律和制度全面承認「後取性別」(acquired sex),能夠與社會兩性的制度融和,消解對變性者「無知」而造成的排斥。有些訴求卻很進取,例如提倡放寬以生理男女區分政策,改為以心理作定義,或是在男、女以外加入第三性別等身份。性別承認制度是由跨性別政治所衍生。

為何有性別承認的諮詢?

2013年香港終審法院《W訴婚姻登記官》案的裁決,讓已完成變性手術的W可享女性的法律地位,與男人合法結婚。一年多後政府建議修訂《婚姻條例》,讓已完成整項變性手術者可按後取性別結婚。法案雖然最終被否決,但這類別人士已經可透過入境處的行政措施締婚,即結婚時只看身份證,毋須理會出世紙。

以生理性別區分人口有實質的社會功能。舉例說,若男性在某種疾病(x)的發病率較女性高出22.5%,醫療制度便需相應調整、增撥教育男性預防的資源、而保險公司亦可能調較保金等。生理性別區分較能作出合理和科學化的政策預測,減低社會資源錯置。倘若改為以心理性別作為區分方式,便須重新釐訂各式制度,但心理性別如何能為公共政策作出合理預測?不以心理性別作區分會否損害人權?這促成了今次諮詢。

查閱性別承認制度

W案裡法官曾形容英國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下簡稱「英國性承法」)為「令人信服的模式」,諮詢文件花了不少筆墨於此(參39至75頁)。諮詢範圍廣闊,內容複雜,本期《燭光網絡》的其他文章將仔細探討,本文先簡述英國性承法立法的情況。《燭光網絡》第91期(2013)及105期(2015)都曾分別敘述了各地的性別承認制度,讀者可翻閱。

在英國申請變性

假設生理男阿強要在英國性承法下申請變性,法律沒有規定他的國籍或定居地,也沒規定必須進行變性手術或使用爾蒙,亦不理會他是否一名兩歲女兒的爸爸。阿強只要向審裁小組提交證據,包括一份專業醫生或心理學家撰寫的報告,說明診斷及理由,另一份是曾否接受賀爾蒙及變性手術的報告。由於阿強沒有進行整套變性手術,醫生要進一步解釋阿強因甚麼理由而未能完成整套手術。法例規定小組要確認三件事:一)患有性別焦躁症,二)兩年來一直以女性身份生活,及三)直至離世均希望作為女人生活,然後再以閉門投票的方式決定是否批准更改性別。

由於阿強已婚,他收到的是性別承認的臨時證書,可用作廢止現有婚姻。若六個月內終止婚姻,阿強就可取得正式證書。而阿強的女兒的出世紙上,仍會寫著阿強為「父親」,確保他女兒的權益。性別承認登記冊會記錄了阿強的變性記錄,但大部份情況下都不會讓他人查閱。

法例通過10年來,批出臨時證書有179宗(佔總申請數4.1%),其中23人終止婚姻後取得正式證書。後來因為英國通過同性民事結合,變相毋須以臨時證書處理已婚者變性的情況。英國總人口約有6,400萬,10年總計有4,339(佔人口0.007%)宗變性申請,取得正式證書的則有3,763人,成功更改性別身份的人佔總申請數86.7%。

性承法激起的爭論

英國政府因Goodwin案及Bellinger案而必須訂立性承法,其後亦面對過不少爭論,枚舉數例:

  • 私隱與知情權:記載歷史事實的出生證書,是否因私隱人權為由而作出修改?公司、未婚伴侶等可否得知變性記錄均有爭議
  • 夫妻變妻妻:已婚者變性的婚姻關係將成同性婚姻。在英國還未制訂無分性別組合的婚制前,已婚申請者取得正式證書的條件之一是要廢止婚姻,此舉受到猛烈抨擊
  • 更改性別影響:變性者仍可被控指定性別的性罪行,體育組織仍可以公平或安全為由拒絕變性人參加某賽事,但福利和退休金則按後取性別……各種制度均須重新劃線
  • 宗教議題:神職人員可選擇不為變性者證婚,但神職人員不可向尋求證婚的人索取清楚顯示該人是否變性人的出生證書副本。

訂立性承法也非一勞永逸,因為英國一些跨性別代理者認為英國性承法的規定造成標籤效應,所以推動政府改革法例,包括毋須醫療及法律程序的「自我聲明模式」,又稱要下調可變性的年齡下限至16-17歲,以及容許男、女以外的第三性別。有人說: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就讓我們不忘汲取英國經驗,勿重蹈覆轍。

 

有關性別承認制度的醫療考慮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8/08/2017

現時世界上不少國家及地區都容許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患者在完成不同程度的醫學規定下,更改當地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身份。各地醫學規定要求各有不同,但都主要圍繞四方面:醫學診斷、性別重置手術、賀爾蒙治療及實際生活體驗。

醫學診斷

性別焦躁症是精神病的一種,患者一般以精神科評估為開端。過程中醫生作為性別承認的把關者,為整個治療及法律程序提供一個客觀及專業的判決,減少被濫用或欺詐的情況出現。因此不少國家均將「醫學診斷」作為性別承認制度的必要部份。

另一方面,社會開始出現跨性別去病化的呼聲,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因此亦有一些國家採取較開放的性別承認制度,只須申請人「自我性別聲明」,而毋須受限於「醫學診斷」。[1]

性別重置手術

性別重置手術是讓性別焦躁症患者的身體外觀,與其認同的性別相符的一連串不可逆轉的外科手術,主要針對下體性器官及乳房。男變女的變性人接受賀爾蒙治療後乳房會自然地增大,但患者覺得有需要可再進行隆胸程序;下體性器官的變性手術則包括切除睾丸及陰莖,和建造新的陰道。女變男的變性人則會切除乳房、子宮和兩個卵巢及陰道上段,並建造某種形式的陰莖(陰莖成形術)。簡單以言,就是切除現有性器官和加建另一性別的性器官。性別重置手術最多只可讓變性人有性交能力,進行性行為時或能產生快感及高潮,但不能生育。

有言論指以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是「酷刑」,是殘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做法。手術的風險、絕育的後果及家人的感受都讓不少性別焦躁症患者對性別重置手術卻步。

另一方面,亦有人指出性別重置手術是不少性別焦躁症患者的意願,是他們自願進行的醫療手段,社會沒有強迫任何人進行性別重置手術,「酷刑」的說法有欠公允。而性別若只取決於心理的性別認同,而非生理的性別特徵,將對社會的傳統價值帶來衝擊,令公眾不安。社會上有不少性別區隔設施,如洗手間、更衣室、病房及監獄等,設施使用者不會預期遇到有另一性別性器官的人存在,這對女性而言尤其重要,當討論人權問題時,市民個人性隱私不受侵犯的權利亦需要得到保障。[2]

賀爾蒙治療

賀爾蒙治療是透過處方異性賀爾蒙,令身體外觀和一些性徵變成與另一性別更相似。女變男人士進行男性賀爾蒙治療會出現停經、乳房組織萎縮、身體脂肪比例減少、毛髮及肌肉增生、聲音低沉的身體變化。男變女人士進行女性賀爾蒙治療則會出現乳房發育、勃起功能下降、睪丸尺寸縮少、肌肉萎縮及身體脂肪比例上升等變化。

但是長期服用賀爾蒙會有副作用,男性賀爾蒙治療會增加心血管病的風險,而女性賀爾蒙治療則會有靜脈血栓的風險。[3]

實際生活體驗

「實際生活體驗」是指在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前,先以當事人屬意的性別身份生活,經驗以另一個性別生活將遇到的困難及挑戰。一段合理期間的「實際生活體驗」有助當事人了解自己對新性別身份生活的適應力,及考慮是否繼續不能逆轉的性別重置手術的過程。

但有評論指「實際生活體驗」存在著性別偏見,現實生活上男性或女性都沒有一種所謂「標準」的生活方式。而且「實際生活體驗」過程難以監察,醫生根本難以得知當事人日常生活的情況。[4]

香港現況

世界各地對性別承認的醫療程度要求不一,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一、不設醫療限制或複雜程序,只需提交特定聲明便可改性別身份,如丹麥、阿根廷。二、需提供醫學診斷證明,但毋須進行手術,如英國、德國。三、必須完成手術及提交醫學診斷證明,如香港、芬蘭。

香港現時並沒有性別承認法例,但入境事務處有修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行政指引。申請人需提交已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醫學證明──女性轉為男性的必須切除子宮及卵巢,及建立陰莖;男性轉為女性的必須切除陰莖及睾丸,及建立陰道。醫學證明通常由負責手術的醫生簽發,如手術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可選擇由香港註冊醫生為申請人作出評估,以證明已進行上述手術。[5]

醫院管理局現設一跨專業團隊的「性別認同障礙診所」。[6]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患者先由精神科醫生進行評估,若有需要,再轉介予臨床心理學家、泌尿科醫生、整形外科醫生等跟進。治療方案完全由患者自行決定,患者會獲處方異性賀爾蒙,及在醫護人員支援下進行一至兩年的「實際生活體驗」。期間院方會發一封醫生證明信,方便當事人以另一性別過日常生活。在完成相關評估及「實際生活體驗」後,院方才會為患者進行「性別重置手術」。「性別重置手術」是一系列手術的統稱,患者可憑其意願在任何階段停止。例如患者可以選舉只切除乳房(女變男)/隆乳(男變女),而保留下體的性器官。但醫院管理局只會在患者原有的生殖器官已經除去,並已建構了某種形式的異性生殖器官,才會發出證明書,作為向入境處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之用。[7]

性別承認的考慮

我們理解性別焦躁症患者在日常生活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及焦慮,社會可為他們提供一個出路,讓他們能以屬意的性別在香港生活。但同時我們反對在制訂社會政策時以主觀的心理性別取代客觀的生理性別,因為性別是社會的一個重要制度,維持及尊重兩性之間的差異,尤其是生理結構上的不同,可減少社會政策及秩序上的混亂和性別區隔設施使用者的不安。

性別焦躁症的成因難以一概而論,在醫學上它是一個病,不是某些人所說的是想污名化該等人士的手段,而是促進醫療的安排,為的是患者的福祉。數以年計的醫療介入是要幫助醫生評估患者的狀況,「實際生活體驗」讓患者慎重考慮手術的代價,減低因進行不能逆轉的手術而後悔的機會,冷靜思考其他出路的可能,因此「實際生活體驗」有其重要性。但是我們認為由醫生簽發的證明信未能為當事人在「實際生活體驗」期間提供生活上足夠的方便,亦有洩露病人私隱的機會。如果政府能為進行「實際生活體驗」人士提供一張性別標記為當事人屬意性別的臨時身份證明文件,可大大減少當事人在升學、求職、出入境等處境時的不安及尷尬。

性別重置手術是回應性別焦躁症患者對自己身體外觀上的要求,同時也能維持社會上的性別秩序。外國曾有保留女性性器官的女變男變性人懷孕,出現「男人懷孕」的個案。[8]又曾有一位保留男性性器官的男變女變性人,因當地政策承認那人的女性身份,讓其有使用女更衣室的權利,並在學校女更衣室袒露男性性器官,令在場一眾女童感到不安。[9]因此,我們認為性別承認制度不宜過於寬鬆,建議維持現時入境處的要求,由本港註冊醫生提供醫學診斷,證明已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切除現有性器官,及重置另一性別的性器官,方可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

至於賀爾蒙治療方面,我們認為可按醫生對當事人的評估來決定是否採用,但不是性別承認制度的必要條件。因為賀爾蒙治療主要影響的是第二性徵,並不是決定性別的主要因素。而對於在外地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申請人,也應由本港註冊醫生評估,確認符合本港性別承認的要求後簽發醫學證明書,轉交入境處進行更改性別的程序。

總結

我們體諒性別焦躁症患者的難處,但性別應該有其客觀的基礎,因為社會是整體市民生活及互動的地方,穩定的性別制度才能促進社會的穩定及安全。個人的意願與其他人的權利和福祉,必須取得合理的平衡。

 

 


[1]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145-153。

[2]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 160-190。

[3]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 157-160。

[4]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 154-156。

[5]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 21-23。

[6] 〈威院集中處理全港性別認同障礙病人〉,《星島日報》,2016年9月12日。

[7]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 32-37。

[8] Clarke, N. 2008. “How will the pregnant man's daughter thank him for this breathtakingly cynical - and profitable - foray into gay rights?” Daily Mail Online, May 24. http://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1021557/How-pregnant-mans-daughter-thank-breathtakingly-cynical--profitable--foray-gay-rights.html

[9] Golgowski, N. 2012. “Parents’ outrage as transgendered woman is permitted to use the women's locker room ‘exposing himself to little girls’"Daily Mail Online, November 4.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227562/Colleen-Francis-Outrage-transgendered-woman-permitted-use-college-womens-locker-room-exposing-himself.html

 

 

性別制度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8/08/2017

「性別承認制度」牽涉的問題十分之廣。在一切討論之先,我們先要理解性別制度與性別政治中常提到的Sex與Gender的問題。

社會科學家常將性別區分為Sex和Gender,前者指生理性別,表示男女先天的生理差異;後者則指社會性別,泛指社會上的性別角色、性別表達、心理性別和性別倫理等。性別政治中不同議題的衝突,其實都可歸結為各方對Sex和Gender看法的基本差異。總體來說,擁護家庭和人倫價值的一方認為Sex先於Gender,而且兩者有很強的連續性;反對一方則要麼主張Sex和Gender不具連續性,要麼相信Gender先於Sex(例如認為社會對性別的看法主宰了科學發現)。

然而,在社會出現上述有關Sex和Gender爭議前,政府和各類機構早已發展出一套以收集大眾的性別資料(Sex)為前題的技術和法律。在本文,我們將這種方式稱為「性別制度」。

性別制度

性別制度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可謂無處不在,總體上它有以下功能:

1. 規劃和策劃

宏觀來說,性別資料在制定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均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例如掌握男性和女性的人口分佈,再比照男女常見疾病,政府和各醫療機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的社會需要,從而制定相關政策。市區和商場規劃亦必然會參考該區的年齡和性別分佈來引入相關的社區設施和商店。不少行業,例如保險業,都會特別針對男性顧客和女性顧客設計商品。在某些情況中,人們必須掌握性別資料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各類建築物的男廁和女廁數目,對應地點內的男女人數。[1]

2. 隱私與安全

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私密部位。人們對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會有更大的不安和不適應,反之亦然。男性向女性裸露身體更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故其裸露本身可能干犯性騷擾或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等罪行。[2]故此,男女區隔設施,例如廁所和更衣室等是必需的。進一步說,香港現行的性罪行,例如強姦罪和猥褻侵犯罪等,均對男女有不同規範,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不同。這同樣是為了照顧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而有的。以上種種,均需要相關機構掌握清晰的性別資料方能實行。

3. 身份識別

大部份人的性別都能由外觀一眼看出,而且性別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在身份識別上。假如執法人員要尋人,知道對方是男性時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因此,性別資料常是辨識身份的主要參考之一。

4. 人權

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大部份體育競賽區分男子組和女子組,就是為了男性和女性有平等的獲獎機會。一些紀律部隊的遴選準則也區分男女,為的就是顧及男女的先天差異。性別資料更告訴我們社會中兩性平等的實況。例如,我們能從DSE成績的統計和大學生的男女比例等數據中,反思現有學制有沒有對任何一性別不公平,其他職業亦然。不少婦女團體就常以男女薪酬的差異,控訴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問題。《性別歧視條例》亦要求機構制訂入職條件時,要令符合條件的男女人數相若。以上種種,在沒有性別資料情況下將難以討論及執行。

5. 教化功能

任何法律或社會制度都具有教化功能,它告訴市民某些事情和某些價值,這種教化功能對小孩子影響至鉅。就性別制度而言,它教育人要尊重異性,要和異性保持適度的身體界線。它更教育人認識自己,明白自己作為一個男生或女生,有甚麼潛能和限制。

上述的五項功能要成立和具有合理性有兩個條件。第一是所記錄的性別資料準確,與被記錄者的Sex一致。第二是本文初所說的,有關Sex先於Gender的看法為真。假如生理性別對人的行為和發展毫無影響,一切都是後天由社會建構;那麼試圖以生理性別的數據制訂社會發展,從而作出的各種規劃就是白費氣力。又假如,人際間的隱私界線不由生理性別而定,而應由性別表達和心理上的性別認同而定,那麼一個有陽具但自覺為女性的人進入女廁就毫無問題;反而是那些感到恐懼的生理女應該被「再教育」。

性別承認制度與Sex/Gender問題

1. 在性別制的脈中討性別承認法

本期《燭光網絡》要處理的「性別承認制度」,事實上就是容許部份人更改自己的性別資料,從而讓他/她們享有異性的法律地位。故此,除非社會要和行之有效的性別制度徹底決裂(這也是一些激進份子提倡的),否則新法例必定要放在性別制度的脈絡中處理,從新法對性別制度的影響衡量各種立法形式的得失利弊。若新法能夠完善現行的性別制度則是好的,若削弱了則是壞的。遺憾的是,政府新推出的諮詢文件完全缺乏對現行性別制度的探討,更混淆了有關性別的各種概念。文件中寫道:[3]

某人被世人期望以之生活的性別,通常稱作該人的「 先天性別」(natal gender)或「出生時被指定性別」(assigned gender)

顯然,性別(Sex)會影響世人對某人的期望,但這期望並不構成性別本身。性別是影響個體能力、興趣和發展的發生性(constitutive)要素;不論他者如何期望,性別都對個體有很大影響。[4]故此,除非工作小組認為本地完全沒有因應兩性先天發展和需要的不同而定立的性別制度,否則文件缺乏這方面的探討,實在令人失望。

2. Transsexual Transgender

雖然變性手術無法改變大腦結構,但能令人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異性身體。由此,變性手術確實令性別制度出現缺口。例如,一名男變女接受變性手術重建了陰道,被另一男子強姦,若受害者維持男性身份,則無法控告施暴者強姦,因為強姦罪只適用於男對女。其他性罪行的情況亦然。又例如,一名女變男接受變性手術重建了陰莖,若她/他以女士身份進入女更衣室,則其他女士同樣會感到不安。換言之,變性手術改變了一個人的外觀和私密領域,從而影響了性別制度的第二和第三項功能。在現今社會中,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而成為變性人的亦逐漸增多,社會其實要作出某些改變,以應對這種變化。

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類相似但實質極為不同的人,即Transsexual(TS)和Transgender(TG)。前者渴望Sex的轉變,後者只渴望Gender的轉變。一般而言,人們統稱他們為「跨性別」,但這過於籠統。TS因患有性別焦躁症,身體的生理與內心認知的性別不一。不安源於對身體的不適應和厭惡,極度渴望改變身體以使兩者一致。TG則是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渴望自身性別與身體脫鉤,但本身對身體沒有太大不安。換言之,TS渴望且尋求身體的轉變,TG則只希望不受身體束縛。

我們常在媒體中聽到的,關於多元性別或性別流動的言論通常來自TG,TS則一般只希望最大限度地融入異性身份,對自己是變性人士的事實盡量低調。

3. 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

不難看出,TG要求性別與身體脫鉤,尋求的是性別制度翻天覆地的改革。如要滿足他們的要求,則性別承認法不是合適方法,立法禁止收集性別資料會更直接。TS才是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他們面對的才是社會現時需要處理的問題。只有因接受變性手術才會產生私密領域轉移的問題,而TS則是變性手術最主要的對象。

性別承認是尋求TS與性別制度雙贏的挑戰,需要我們的耐心和智慧,但必須先清晰界定真正的持分者和需要。

 


[1] 見香港法律第123I章 《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

[2] 香港法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3]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11。

[4] 〈男女腦不同〉(《燭光網絡》114期,頁8-11)一文就探討了兩性大腦結構的不同及其影響。

 

 

區分兩種訴求:變性與性別自主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4/08/2017

同志,是華人世界獨有的詞彙,英語世界裡,同志是LGBTQIA。T是跨性別(Transgender)。對同志運動稍有認知的人都知道的,同志不只是同性戀,也有異性戀的直同志,也有跨性別同志。

跨性別是個集合名詞,只要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達三者不一致的,都可納入跨性別麾下。一篇2014年美國心理學會刊載《解答你的問題:關於跨性別者、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記述了跨性別包括變性男女、改變性別表達的易服者、為了娛樂而扮成女人的變裝皇后(draq queens)、在男女二元性別以外的性別酷兒(genderqueer)等。

性別自主訴求

跨性別的核心訴求是性別自主──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達均是個人選擇。「我揀我的性別是我的自由」,旁人只能包容,制度只許配合。性別自主好比一種宗教,他的信徒認為性別是光譜,情況就如2014年facebook容許用戶選擇超過50種性別一樣,是個人選擇。男女二元性別則被批評為刻板和守舊的定型,是性別自主所唾棄的陳腐思想。

變性訴求

有些選擇變性路的人沒信奉性別自主,反而希望融入二元性別。他們患有成人的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男身女心、女身男心。與其說變性手術是代價,變性手術更像一種儀式,一種他們尋找救贖之路徑,希望努力過後,能徹底被自己和身邊朋友接納成為一個平凡男子/女子,卻不想「脫俗地」擁抱非男非女的跨性別標籤。

國際組織注意到的差異

性別自主的信奉者,不屑於這種臣服於二元性別的變性訴求,卻又在包容多元的大原則指導下把變性者納入跨性別群體之中,相信這是跨性別群體內部的最大矛盾之一。一些國際組織明顯地注意到「性別自主訴求」與「變性訴求」的差別。歐洲理事會議會在一份關於跨性別及變性人歧視的報告內提到,「『跨性別人士』一詞所指的人……有些是自覺必須、屬意或選擇透過衣著、配飾、化妝或身體改造,以異於其出生時被指定性別的角色現於人前」。事實上,跨性別的訴求更著眼於突破性別表達和性別角色,多於對醫療干預,因此歐盟委員會在另一文件提到,「跨性別人士……有別於變性人士,他們不一定希望接受或需要任何醫療干預」。

但變性者的訴求卻明顯與醫療干預尤關,同一報告記述,「變性人士……通常也會十分厭棄自己生理上的第一和第二性徵,希望使身體與屬意的性別相符。變性人士可能有意或正在接受,又或已經接受性別重置治療(或會涉及賀爾蒙療法或手術)。有變性史的男女會徹底認定其屬於後天取得的性別,並尋求此性別獲得承認,而在該承認之下不提及他們之前的性別……」。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在一份關於性別議題人權法的文件裡提到,「變性人士所指的人,已通過手術或治療而經歷了生理或賀爾蒙改變,務求令自己具有新的生理性別的特徵。」可以想像,貼近變性訴求的人,往往更希望低調地融入後天取得的性別,而不以變性身份為傲。

性別承認諮詢

政府在6月底推出的性別承認制度諮詢分別提到幾種可行模式。像阿根廷、丹麥、馬爾他和愛爾蘭就採用了自我聲明模式,准許人聲明自己屬某一性別,便可更改其法定性別,而不設任何醫療干預或身份限制,也不涉及複雜的程序。自我聲明模式符合性別自主訴求,性別由個人內心自決,社會所有人去配合。

諮詢文件內並沒有探討,以內心性別來區分男女會為社會帶來更多好處還是更多麻煩,但筆者借鑑西方的跨性別運動的發展,隨從性別自主訴求出現了削弱兩性制度功能的後果,包括性別意識形態由兩性固定轉為多元流動,兒童性別不一致的狀況驟增;任意按心理性別使用性別區隔措施而忽略保障女性和小孩的隱私;生理男參與女子競賽等不公平現象等等(可參考由香港性文化學會所編著的《消失的性別界線》及筆者另一文章《招雋寧﹕維護性別制度 政府責無旁貸》)。

政府現行已具備一些行政及醫療措施,給予尋求變性者。諮詢文件提到的其他性別承認模式,則嘗試進一步規範變性手術及醫療規定,以達至更完善狀況。不論對變性一事的評價孰對孰錯,筆者希望社會能夠在體諒患有性別焦躁症者尋求變性手術的渴望,和維護兩性制度的前提下取得合理的平衡,在未來制訂更完善和嚴謹的性別承認措施。

 

 

曾經刊載於:

評台,2017年8月22日

維護性別制度 政府責無旁貸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8/2017

社會上有少數人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內心苦不堪言,他們尋求整形手術改變身體性徵,亦希望可在法律上登記為另一性別。政府發表了諮詢文件徵詢港人對規範變性的意見。接近三百頁的文件敘述了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做法,又花了不少篇幅記敘支持和反對各種做法的理由。

有些性別不安症患者在深思熟慮後,徹底認定餘生要以另一性別過活,又配合他們所渴望的身體整形。政府若能制訂一套容許他們更改登記性別的措施,是符合現實和人道需要的。

諮詢文件提到阿根廷容許人們僅須透過「自我聲明」,就能更改性別登記。筆者難以認同,理由是此舉大幅削弱現行性別制度的功能。收集公眾的生理性別資料對社會有重要裨益,可惜政府的諮詢文件並沒有在性別制度上著墨,變相未有評估「自我聲明」對性別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

性別制度有助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等。舉例說,掌握男女人口分佈及男女各自常見的疾病,協助醫療機構預測未來的服務需要。又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對應區內性別人口而設定建築物的男女廁數目。

其二,性別制度促進隱私與安全。幼童自少學習尊重男女身體的私密部位,對於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要說不。一般人更會同意,男性向女性裸露下體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再者,強姦罪或猥褻侵犯罪等,對男女規範不同,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所差異。以生理區分的性別制度能滿足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

其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簡單地憑外觀分辨所屬性別,而且性別的生理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於識別身份。假若執法者要尋人,確認為男性後,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事實上,許多國家都以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資料核對身份。

其四,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教育界會參考男女幼童身心發展的不同需要,而衡量學制是否公平;婦團常以男女薪酬差異揭露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不平等問題。

其五,任何社會制度都蘊含價值觀,具有教化功能,尤其在塑造下一代的價值觀。性別制度教人尊重兩性即使有差異,男和女都是有著同等尊嚴的個體。它更教人認識自己,作為男、女各自的潛能和限制。

可見以生理性別作為普遍區分準則的性別制度,正為社會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在協助性別不安症患者過新性別生活的同時,確保不削弱性別制度的有效運作,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曾經刊載於:

評台,2017手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