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投訴文化下的寒蟬效應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7/2020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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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27-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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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了,如何預防校園欺凌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9/08/2019

悠長的假期快將結束,莘莘學子下星期一(2/9)將繼續學習的旅程。今個暑假,香港人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由《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斷白熱化,暫時仍看不見有止息的跡象,網上流傳有人發起開學後欺凌警察子女的運動,作為對警察濫用暴力的報復。

校園欺凌在香港本來已經非常嚴重,201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於2015年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屬全球之冠。受訪者中多達32%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本港今年也發生了多宗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當中以一名男學生在課室內被困在椅子下,遭受同學「扭耳仔」,甚至被多位同學脫褲打屁股;以及女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現時絕大部份學校都有反欺凌政策,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的問題。面對開學後可能會出現的警員子女遭欺凌事件,校方不宜過份緊張,但也不能當沒有事情發生,首先應運用現有機制處理,相信大部份學生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會作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但既然有人放風,作為保護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也要作一些預防工夫,防止悲劇發生。

學生被欺凌的原因很多,包括:身形、性格、性別氣質、成績、甚至沒有原因,現在再加上家庭背景、父母職業、政見,情況可謂非常複雜。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亦分為看得見的欺凌和看不見的欺凌兩類,看得見的欺凌是可以從身體上留下的傷痕而被察覺,看不見的欺凌則較容易被忽略,如排擠、孤立、網絡欺凌,如開了一個全班同學的WhatsApp群組,但卻突然將某些人剔出群組,令他們無法知道一些重要訊息。兩者對受害者的傷害同樣大,包括影響個人的自尊感及自信心,嚴重的更可能會患上抑鬱症,如沒有妥善處理,將來更可能會出現妄想症/妄想被迫害症。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不要欺凌同學。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在開學初期,要特別留意學生的情緒,如遇到欺凌事件,學校需要介入及教導。

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要特別留意學生有否以下徵狀:

害怕返學

敏感及易怒

無故哭泣

悶悶不樂

晚上發惡夢

社交退縮

恐懼參加分組/小組活動/功課

討厭自己

自卑、自殘

開學一段時間後仍沒有朋友

如發現學生有上述徵狀,教師不要立即認為是校園欺凌,亦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校方切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校園欺凌,假如真是欺凌事件,校方要一視同仁地嚴肅處理,保護所有受欺凌的學生,切勿單單保護警察的子女,否則,因為標籤效應,反而引起學生更大的不滿,效果將適得其反。在香港現時這個缺乏互信的環境下,假若老師及學校社工不在校內高調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並禮貌地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老師和同學,讓學生從老師的身上感到校園是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地方。並鼓勵同學多作換位思考,代入對方的身份和立場,加強他們的同理心,相信有助減少欺凌,更能提升那些有警察家屬的學生及家長,向學校尋求幫助的動機及信心。

這場《逃犯條例》修訂所掀起的社會矛盾及衝突,令警察和市民之間失去互信,雖然重建尊重及互信的道路非常漫長,但不傷害無辜的孩子應是社會的共識。讓每個學生在一個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是學校的責任,而作為專業的老師及社工,絕對不應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職業而有差別對待,讓我們一起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友愛校園,善用既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或師友計劃,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9-8-2019

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我有話說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9/05/2019

在買賣或提供服務時,不少人動輒投訴,有的人甚至為了爭取更多「著數」而投訴,成為了討價還價的渠道。投訴,彷彿成為一種生活技能,但若在教會中運用這種「技能」,可以嗎?教會可以有「投訴機制」嗎?教會怎樣面對喜愛用投訴來表達需要的人呢?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程翠雲和筆者,在4月23日,就此議題與約30名教牧、團契導師分享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

對教會的投訴,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投訴教會的一些活動和安排,例如崇拜沒有敬拜隊,團契的節目太單調,講道的內容空泛等等。這類投訴相對較易處理,因為所討論的大體上都有事件作為根據,容易聚焦和處理。教會就不同的活動內容,如果已經有一定的框架,可以跟投訴人解釋框架的理念,如果對方提出的一些意見是合理又能改善活動,確實可以接受他的意見。但如果為了其他肢體的需要,或從牧養角度考慮,而不能依投訴人的意見作出改變,這就需要向他解釋,或者可以在一些全堂性的會議中提出,看看有沒有改變空間。

第二類投訴是與關係有關。大家總會期望教會是愛的群體,但要成為愛的群體的確不容易,因為總有些人可能因為不同肢體的說話、動作、表達等而受到傷害,牧者一旦接觸到肢體的傷口,往往要小心處理。既要讓他自己知道教會的確是個不完全的群體,所以肢體間的表達未必如他所預期的,同時又要表達教會的肢體也有盡力與他同行。這種針對關係的投訴不易處理,特別如果是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例如在網絡即時通訊工具中爭吵鬧翻,就更難處理。面對這種投訴,要有耐心,同時要讓雙方明白該如何處理衝突。

最後一類投訴是針對權威而提出的挑戰。有時肢體的投訴不是針對事,也不是針對關係,而是針對人,特別是牧者的權威。出現這種情況不一定就等於是牧者的錯,更多時可能是肢體以往的經歷,令他容易對牧者產生負面的情緒。遇上這類情況首先要了解肢體的需要,即使他的投訴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去表達,也要忍耐。

以上三類只是一個很粗略的分類,除了了解投訴的內容和動機外,其實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不少人以為面對投訴時,只要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就能解決,但現實是不少事情往往無法輕易解決。處理投訴的人,需要了解自己的限制,有些事情即使盡了力也可能是無力改變的,不要以為自己是神人,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過程中也不宜過份自責。在不同的投訴中,萬一自身能力不足以解決,首先不要太自責,如有需要,可以向外尋求協助。

另外,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我們更看重的應該是教會設立的目的,就是一群上帝揀選,蒙恩的罪人,在一同走窄路的過程中,互相建立和扶持的群體,但世俗的投訴文化卻是消費主義下的副產品,當中強調的是商人和消費者的關係、消費者的權益,以及兩者更多的消費活動。將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框架放在一起,明顯會有衝突。

最後,有很多人問道,不少人因為在教會遇到很多問題,投訴不果最後離開教會,他應該怎麼辦?我們建議他認真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信徒群體,畢竟基督徒是應該在一起的,至於是哪一種群體,我們鼓勵肢體在選擇的過程中,同時認識自己的需要,以致減少錯配的情況。

《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張志儉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14/03/2019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教育的倫理與倫理的教育——淺談教育哲學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0/04/2018

相對於語言哲學和政治哲學等當代哲學研究的顯學,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顯然鮮有人提及,也鮮有人廣泛討論和深入思考。

筆者當年在大學打滾時,突然頓悟這類討論的重要性,但是找遍了本校和其他大學的哲學系課程,卻找不到相關的課程修讀。相反,筆者在文化研究一類的課程中卻聽到很多對教育制度和對教育本身的批判,例如說教育是維護權力結構的工具、學校是知識工業的重要一環、教育裡充滿父權等。然而,文化理論的批判往往是地圖炮,它告訴我「教育真的可以很可怕,可以很多陰謀」,但卻沒告訴我應該怎樣做才好。

然而,我們卻極度需要教育哲學的思想資源。遠的不說,單是近日,港台兩地都爆發了有關教育的大辯論。

對香港而言,有線新聞報道教育局審核中史教科書的「不當內容」,引起全民嘩然。諸如「中國『收回』香港」、「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等句子竟然不獲通過。究竟學校「應該」教導那種史觀,歷史教育的目的又是甚麼?我們在詰問「教育的倫理」。

對台灣而言,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法」(後稱「性平教育」)的爭議蘊釀多時,終於連同當地的婚姻制度,一同提升到全民公投的層次。究竟「性教育」應是品德教育還是生命技巧訓練?在教育中加入價值觀是否正當?這次我們在詰問「倫理的教育」。

 

教育的道德

很多人將歷史教育想得很簡單,以為教導「歷史事實」就行了。例如上述的「收回香港」等問題,按當時的用語寫就對了。

誠然,我們有很多「歷史事實」(史料),但歷史從不是這些史料的總和。而是將這些史料有機地統一的敘事(narrative)。採用和建構何種敘事,就是歷史學家論戰的場域。不同的敘事本身就是對歷史的詮釋,反映了史家對事件因果關係和重要性的判斷。正是這些判斷,令不同的歷史作品可以一較高低。

同時,這也是充滿意識形態的選擇,因為敘事必然要設定某些視角和主體。正是歷史這方面的特性使它常常成為「公民」或「國民教育」的一部份。以近代的「鴉片戰爭」為例。我們的中學教科書必定以清朝為本位,敘述一種「西方列強瓜分神州大地」的史觀。

個別史觀其實是一方之見,但往往對讀者的人格塑造有很大影響。筆者直至在預科時讀徐中約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才明白這段歷史可從國際關係和外交風波角度來理解,知道清廷對西方諸國何其惡劣,不論我們使用的是「鴉片戰爭」還是「商貿戰爭」,背後的問題不只是「鴉片是不是商品」那麼簡單。

上述經歷對筆者的人格有不少影響,相信不少讀過歷史的人也有類似經歷。另外,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如納粹大屠殺等亦然,正如保羅利科所說,我們有銘記這些事件的義務。

既然諸如歷史科的知識對人格塑造有這麼大的影響,而這類知識又不像數學般,難言哪一方的意見是絕對正確,那麼我們必須反思教育的道德問題:老師、校方、政府等在甚麼程度和甚麼意義上可以塑造學生的人格?它們又有甚麼義務和責任?

讓我們先看看倫理的教育,再回來討論這問題。

 

道德的教育

性教育向來是社會熱門討論的話題。比如說,性教育應該教甚麼,不同年齡的人應該學甚麼等,其中一項常見的爭議就是:性教育應該牽涉道德嗎?

傳統的「貞潔教育」(Abstinence Sex Education,ASE)一直以促進公共衛生,及處理青少年未婚懷孕問題為目的。不同的壓力團體對此並不認同,並大力推動另一個名為「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CSE)的方針。有別於前者,CSE的支持者批評ASE將性渲染為恐怖和代價極度沉重的事,以及將某種價值觀,例如支持婚內性行為及不濫交的價值觀,加諸在學童身上。因此,CSE不強調價值面向,高舉價值中立和享受性愛,並教授實用的避孕技巧和介紹不同的性行為。一些CSE課程更包含了「性別身份」和「性傾向」的探索。

CSE的做法惹來非議,不少人批評此舉無疑是鼓勵青少年發生性行為。而所謂的「價值中立」,其實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取向,因為當某課程視單一性伴侶和多個性伴侶同樣都是「好」的時候,它實際上就是在宣揚一種價值觀。在台灣引發全民公投的「性平教育」,就是採用了CSE的哲學。事實上,CSE已引發跨國界的抵制運動,有組織將這運動拍成紀錄片。[1]

圍繞CSE和ASE的爭議往往不只是兩者的成效差異,[2]更是涉及很多倫理問題。例如CSE的支持者就批評ASE剝奪學生的知情權(rights to know)和壓制了學生的性權。相反,ASE的支持者也批評CSE過早「性化」(sexualize)幼童;更批評CSE不是「教育」,因為真正的教育理應教導學生控制自我,並鼓勵他們追求教育。

由此可見,這種「倫理的教育」的爭議最終會走回「教育的倫理」問題上。我們最終要問:教育的理想是甚麼?

 

自主

筆者認為,上述問題背後牽涉的,是自主(autonomy)的問題。

「自主」是啟蒙時期以降所強調的價值。通俗點說,就是「自己的事自己決定」,「自主」的相反就是他律。我們相信一個理想的人應是「自主」的個體,他的身份、決定以及人生取向應是「自己決定」,而不是由他人決定。

正因為自主如此重要,歷史科那塑造人格的強大力量才既危險,又重要。有關各類性行為的倫理問題,也有人主張理應由學生「自己決定」,而不是由老師這些他者或權威來告訴他們。

吊詭的是,教育往往在很多方面都與自主衝突。就最基本的形式而言,在學校中有一個代表著「權威」的老師,在學術或在道德上不斷「告訴」學生甚麼是對、甚麼是錯,又命令學生要做這做那,這件事本身就很不自主。因此,在教育哲學中有一種「建構主義」,主張讓學生自己推斷、發現和建構知識,老師只是從旁輔助。與「建構主義」相對的,則是傳統的「指導主義」。

有人認為徹底的「建構主義」教育顯然是反教育的,因為教育的一大價值就是將人類累積的知識傳授給下一代:要學童自主地發現和推斷出牛頓三大定律,究竟要多少時間?(我們又走回「教育是甚麼」的問題,是傳授?抑或啟發?)

術科知識的傳遞會出現以上的情況,到底這種「建構主義」教育在價值領域中又是否可行呢?例如在性教育課堂裡,老師不告訴學生甚麼是對甚麼是錯,只告訴他們各項選擇的後果。又例如在歷史教育中,老師只告訴學生不同的史觀,讓他們自行判斷。這種教學方式強調充分的了解(well informed)後才決定,它背後的哲學是將人視為理性的主體,強調理性的選擇。它似乎最為符合一般啟蒙式的自主理念,但如果將它實踐在教育方面,就會令教育時間過長。

然而,正如啟蒙時期的各種理念被批評,上述的教學方式也受到類似的批評:包括它傾向將教育倫理視為教育理論方面的知識(theoretical),但是倫理是應該具備實踐的(practical)元素;它又過於將倫理化約為後果計算和理性選擇,而倫理更多時是各種與人相處的體驗和道德經驗;最重要是,這種教育無法培養學生的德性和道德意志。事實上,很多犯罪者並非不知道犯罪的後果,他們只是沒有意志去制止自己犯罪。

當中的討論背後也涉及對「自主」這理想的不同詮釋。啟蒙時期的理念認為,「自主」就是「理性為自我立法」,強調理性,而「自我」是一個理性主體。而批評啟蒙思想的人則認為「自主」是「掌控自我的能力」,強調意志,他們所指的「自我」是各種經驗的集合體。

批評啟蒙思想者的教育觀,主張我們不用將道德抽空實際經驗來教育學生。他們教授性教育時,也許會把一個仿真的初生嬰兒機器給他們照顧,讓他們體驗生命的重量,其後只需要說明一些基本資料就足夠了。在歷史與自我身份的建構中往往也強調實際的體驗,如去考察古蹟等。

我們剛才淺談了不同形式的教育哲學。顯然,我們的社會尚欠缺這方面的知識和深入的討論;而這些哲學在我們討論教育時,理應被思考更多。

 

[1] The War on Children: The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Agenda, Family Watch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omprehensivesexualityeducation.org/film/(cited 25 Apr 2018).

[2] 就成效差異可看以下文章,它闡釋了在不同條件下,不同方式的性教育的成效差異。Stan. E. Weed and Thomas Lickona, "Abstinence Education in Context: History, Evidence, Premises and Comparison to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in Sex education : attitude of adolescent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chools' challenges, ed. Maureen C. Kenny (New York :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14), 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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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30-4-2018

前線記者和高層老闆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2/2017

近日,七警案宣判,無綫電視的獨家新聞片段,成為整個判決的重要證據,連法官也稱這片可信可靠。無綫電視的攝影記者、編輯等被讚許,是有勇氣的人,同時其高層,因為當日堅持要求將新聞用一個非常嚴謹的方式處理,被批評為扭曲真相,無良知。

新聞怎樣處理,拿回新聞材料後,新聞時段用多長播放,放在那個時段,畫面、聲音、文字怎樣配合,表面上全部都是專業,但呈現出來的效果不一定必然持平和公正。有時,因著各種理由,高層可以選擇不出,暫緩,或者要求增加更多資料才會開始寫稿等等狀況。

有時,有些新聞因為不同原因而不見天日,已經是行內行外公開的秘密。原因可以很多,例如怕得罪不同的權貴;事件涉及公司老闆的其他生意;或者其生意伙伴;老闆與個別人士或官員的私怨等等,這種情況已經成為行內的潛規則,部份記者很懂得,縱然去了一個活動,即使社交網站怎樣將之直播,之後又有一堆評論及分析,理應重要到一個該大篇幅報道的活動似的,但回到公司,可以只是一條簡訊,甚至連之前第一時間所作的報道,原來也沒有出過街就被丟了。這些事往往會令人很灰心,有時甚至會因著各種原因,將新聞的重點扭曲,彷彿變成另一件事,這類情況幾乎成為不少新聞機構的日常運作。

不過,不少新聞工作者仍然有其執著,因為有這些前線記者,我們才會有機會看到更多的真象,從不同的角度拍到多一點東西。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好做,但唯有依賴更多的前線記者,社會才有機會看到更多,更接近真相的報道。也唯有前線拍到精彩的畫面,高層們的那種掙扎才會被揭露,才能迫出他們作出道德的抉擇,而社會才有機會看到傳媒的節操。

前線記者,請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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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2月16日

請看美國傳媒怎樣看待特朗普的「另類事實」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5/01/2017

經常批評傳媒扭曲誤導造假的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其政府首個新聞發佈會就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在開始之時,白宮發言人開火批評傳媒誤報宣誓就職典禮的參加人數,之後就說負責管理國家大草坪的部門本身就沒有統計觀禮人數,又質疑傳媒利用相片誤導巿民,強調整個典禮是歷屆就職典禮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一名特朗普的顧問形容,該名白宮發言人提供的是另類真相。

傳媒作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細心留意政府的大小事情,是他們的份內事,在民主國家,政府一般都會配合,讓傳媒認為政府公開透明,開誠布公。但特朗普由競選期已經不滿傳媒對他的批評,他與個別傳媒的關係更是惡劣。在當選後,特朗普亦曾試過拒絕部份傳媒進入採訪現場,甚至禁止部份傳媒提問,即使別人拿到咪高峰也拒絕作答。

傳媒面對新政府,在其宣誓就任前,美國報業集團US Press Corps向新政府發公開信,表明未來的採訪方針,以及作為傳媒行業的堅持,包括:[1]

  1. (對於採訪現場)最好你讓我進入,但不是一定的:傳媒尊重政府的決定,但就強調他們自然會有辦法知道活動裡頭的事,他們還表示對記者來說,雖然不能進入活動場地非他們所願,但會接受挑戰。
  1. 用甚麼方法發佈的規則是由傳媒,而非被訪者來決定:傳媒承認有時需要保護消息人士,可以用非官方消息引述,但不等於就被你牽著走。
  1. 怎樣發佈新聞是傳媒的事:政府和他們的發言人不用教傳媒怎樣做新聞,傳媒用多少時間報道官方消息,用甚麼角度也是傳媒的事情。他們也會選取新聞材料。
  1. 媒體相信仍然有事實真相:當政府發佈的消息不實時,傳媒必定會告訴讀者其不實,絕不會做傳聲筒只將不實的消息散佈出去。
  1. 傳媒會留意政府的每個細節:傳媒提醒政府不要忘記,政府每個部門和架構也逃不過記者的法眼。政府不要以為控制了白宮一個消息來源,就會令新聞無事可報。
  1. 傳媒會再提升自己的水平:當政府不斷攻擊傳媒時,傳媒會以無畏的精神來作準確的報道
  1. 傳媒會更團結:因為知道政府消息不易找到,大家會互相合作,盡力找出真相。
  1. 傳媒已有心理準備打持久戰:他們指特朗普最多只會當八年總統,但媒體是從立國以來就存在,而且其權利受憲法保護。

在美國,或者在世界每一個地方,當傳媒面對極權時,最負責任的處理方法,就是更小心,更努力找出更多事實,更著力去監察政府的舉動。不過在香港,我們受制於傳媒老闆的自我審查,公務員又愈來愈非中立的政治取態,可靠的新聞來源愈來愈難得到,再加上記者習慣被「餵料」,不少人對求真已經麻木。當編輯審查、政治監控及記者放棄監察,傳媒最後當然只變成傳聲筒。

要對抗現狀,唯有更多人願意起來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巿民才有機會知情,才不會被「另類事實」蒙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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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1月25日

爭議性書籍只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2/07/2016

兩本有關Deep Web(暗黑網絡)的書籍,詳細描述對女性、女童及嬰兒作出性變態、強姦、虐殺、絞碎、烹煮及食人等內容,於各大書店出售。經市民投訴,交淫褻物品審裁處評級後,現被列為第二類(不雅)物品,即該物品須以封套密封及貼上警告字句下,才可向18歲以上市民出售。

兩書對變態殘暴行為的過程描寫得繪形繪聲,更令人極度不安的是文章仔細記述犯案者犯案時的性慾及快感,並教導大家如何進入搜尋及進入相關網站,寫作手法容易引導讀者接觸資訊。令讀者有機會有樣學樣,並對身邊弱小者造成威脅。

為此,不少家長及教育團體去信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強烈要求重新評審兩書。既然《完全自殺手冊》一書,因為詳盡介紹自殺的方法而被禁,此兩書亦詳盡描繪性暴力、虐待及孌童等變態行為及犯案程序,同樣令人極度不安及反感,應被列為第三類(淫褻)物品,禁止向任何人發佈。

販賣變態是出版自由?

26/05/2016

早前有兩本記述作者聲稱於Deep Web(可解作暗黑網絡)所看到的資料而寫成的書本,因內容涉及嚴重暴力情節而被市民投訴,並曾一度下架。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短時間內收到超過200多個投訴,暫將兩書評為第二類刊物,即必須包上膠套及印上警告字句,不可以向18歲以下人士發佈及出售。

賊喊捉賊令人反感

有關書籍的內容包括性變態、殘殺、食人、秘密社團及一些奇怪的帖子及影像。令人極度不安的是文章對性變態、虐待及殘殺女性、小童及嬰兒的過程描寫得繪形繪聲,如仔細記錄將小女童手腳切斷、虐待,改造成性奴的性變態帖子;殘殺女性、強姦少女和絞碎嬰兒作漢堡包的片段等。而且在詳述絞碎嬰兒作漢堡包片段的文字後,作者更會寫上:「筆者註:大家今天吃了漢堡包嗎?」作結!

書中記錄了許多極不人道的行為。雖然在書的開首,作者曾稍作警告:「如果你想對人性抱着一絲樂觀的態度,建議你們最好不要看了(其實整本書也是)。」但作者在內容中不但沒有譴責這些暴力,而且還以一些問題引導大家去認為這些事情是十分普遍,於社會常常發生。

另一方面,作者不單在書的開首就詳細教授大家如何上Deep Web,亦不斷在書中引導大家上Deep Web繼續找資料,例如在食人網站部分中寫到:「你們覺得以上的網址變態嗎?但其實Deep Web裏頭還有更可怕的食人網址呢。以下就有關於吃人的DeepWeb故事和大家分享!」這樣,根本就是引導讀者們繼續於網絡中尋找這些變態殘暴的資訊。這種掛羊頭賣狗肉,賊喊捉賊的虛偽手法令人十分反感。

應有一定道德底線

近日多個團體聯署促請有關當局禁售Deep Web Files系列這兩本書,過去《完全自殺手冊》因為詳盡介紹如何自殺的方法而被禁,我們認為這兩本詳列如何以變態手段殘殺、虐待女性、甚至吃小童的過程,令人極度不安及反感,更加不應該公開發售(正如有關網站亦應該禁止一樣),以免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自由社會亦有一定的道德底線,以出版自由為藉口而鼓吹或肯定一些泯滅人性的變態行為是應該禁止的。

(Deep Web是不能由平常的搜尋器找到,而需要通過特定搜尋器或動態請求才可瀏覽的隱蔽網站。)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6/5/2016

落入抗爭夾縫的記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5/2016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