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當生命遇上不能承受的「重」

── 相約自殺!不如尋找援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
26/01/2010

羅秉祥博士曾在《公理婆理話倫理》一書中列舉了十多種自殺的因由,其中包括殉情、重病厭世、畏罪、人生或事業失敗、報復、避免恥辱、報國、殉道、抗議、喚醒人心、為他人犧牲、表示清白或保存名節等。當中不難發現有的關乎自身安危,有的涉及個人情緒,也有的指向較高的理想。

姑勿論自殺的動機是否有輕於鴻毛,又或是重於泰山。對一般人而言,當他們企圖了結自己的生命時,可能會左思右想如何死,在那裡死,卻已無暇考慮到為了某一原因而了結餘生是否值得。他們大概只會想到自己現今的境況苦不堪言,除了死亡,已經想不出有更好出路。

基本上,自殺的念頭是出於感性多於理性,揉合複雜的感受與情緒,大多數人是出現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時,才會出此下策。若在此段時間,當事人得到適當的安慰及鼓勵,他們有可能放棄輕生的意念。[1]

所以,現今網上流行鼓吹「自殺」的網誌或群組,的確非常危險。例如較早前的「我要練習自殺」的群組中,雖然有成員表示自己只是貪玩,並不是真的想尋死,但不爭的事實是有一名中學生受到此群組影響,在校園內企圖跳樓輕生。[2]

當人感到空虛、沮喪、絕望之際,偶然遇上其他人也有自殺的念頭時,相信此種相遇大抵會成為催化劑,「鼓勵」求死者付諸行動。[3]網友千萬不要小看言語的威力,言論可算是兩刃的劍,一句合宜的話,仿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鏗鏘有聲(箴二十五11),可以造就他人;反之,或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破壞力,摧毀他人。

言詞具有殺傷力,同樣亦有醫治的能力,很多人可以跨越苦難,在於身旁有人側耳聆聽,安慰鼓勵,協助扶持。但最重要的,是求死者願意跨出第一步,鼓起向他人傾訴的勇氣。另外,也要有智慧地尋找合適的傾訴對象。與其在互聯網上相約步向死亡的「同是天涯淪落人」,不如在生之路上找尋友善的援手,向他人盡情地傾心吐意後,世界雖然沒有改變,但心境可能不再一樣,自殺──並非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1]見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用者心聲。http://www.sbhk.org.hk/b5_alive_opinion.htm

[2]2009/11/26,《明報》,〈facebook自殺群組關一個開一個「練習自殺」群組受查14 歲女生另起爐灶〉。2009/11/29,《太陽報》,〈facebook自殺群組:玩吓啫〉。

[3]香港大學防止自殺中心臨床心理學家黃蔚澄指出,青少年易受朋輩影響,在同病相憐的心理下,或會做出集體行為,自殺也不例外。見2009/11/27,《中國新聞網》,〈香江漫話:網上浮現自殺群組——繁華背後的沉思〉。http://www.cns.hk:89/ga/ga-xxbp/news/2009/11-27/1986734.shtml。自殺率偏高的日本問題更嚴重,2003至2005年間已發生61宗網上相約集體自殺事件,180人身亡。2009/11/26,《星洲互動》,〈香港:自殺群組關不盡〉,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2487?t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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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情緒的殺傷力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 編輯﹕謝芳
12/10/2020

「他要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擊打這地,以至完全毀滅。」《聖經新譯本》〈瑪拉基書四6〉

香港經歷了去年的社會運動,現在又要面對疫症的突襲,本地的經濟受到重創,失業率持續上升,市民為了慳錢及避疫,經常留在家裡,精神壓力大到隨時「爆煲」。一家人生活在這個壓力煲裡,隨時一句說話或一件小事都會引起激大的情緒反應。人控制情緒的前額葉,一般要到20歲才發展完成,因此,青少年的情緒有時會一觸即發,殺傷力驚人,家長在這段時間不但要留意自己的情緒,亦要留心子女的情況,否則,很容易因為一件小事導致兩敗俱傷。

9月開學至今,香港及內地都有多宗學童自殺案,這些悲劇令人傷痛,其中一宗是一名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學業退步,並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玩手機,最終手機被沒收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另一宗是14歲男生因在學校玩樸克牌而需見家長,遭母親掌摑後跳樓亡。可能有人會認為現在的孩子太脆弱,面對小小困難便放棄生命,實在不應該。其實,更重要的是大家必須明白兒童的發展歷程,根據艾力遜(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Theory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提出了人生八階理論,每個階段會面對不同挑戰、需要與回應,並且也潛伏著一種危機,若能安然渡過這些危機,生命則會有更進一步的成長和發展,個人便有能力來克服下一階段的危機,否則生命就會出現阻滯。

士可殺不可辱的暴風少年期

篇幅所限,本文集中探討少年期(6-12歲)及青年期(13-18歲)這兩個階段的青少年的需要及回應方式。艾力遜認為,少年期的兒童最重要是得到讚賞,別人的欣賞及讚美會使他們更加勤勉,喜歡別人記得自己、稱讚自己。相反,如果他們遭遇太多挫折,人會變得自卑,欠缺動力再嘗試,這個時期的年輕人會較為反叛,你愈是壓迫他們,他們愈是和你作對。他們一般自卑感重、自尊心強,因此,家長與他們溝通時應盡量先了解反叛的動機,凡事讓其先申述,不要太早下評價,尊重他的個人表達方法,責罰時只針對事,不針對個人;更不要踐踏他們的尊嚴,對他們來說「士可殺不可辱」,在朋輩面前丟臉,是很大的羞辱,更難以面對,甚或會一時衝動,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去維護自己的尊嚴。

經常問「我是誰」的青年期

至於青年期,艾力遜認為這是一個尋找自我認同(search for identity)的階段,使我們懂得,需要別人的肯定才能確立自我價值,青少年建立身份的其中一個重要途徑是結識朋友,從朋輩中建立認同感,確立自己的角色,亦即建立自尊感。他們對自己的樣貌、身材等非常敏感,常與別人比較,有時甚至會以奇裝異服吸引別人的注意力,亦仿效同儕的嗜好及打扮,他們喜歡與同儕走在一起,害怕離群,從衣著、興趣、強項展現來達到自我建構的過程,很多時,我們會見到一班年輕人穿同一款的鞋或衣著來表達他們是屬於這個群體的。他們會經常問自己三個問題:我是誰?我要成為甚麼樣的人?我歸屬於誰? 如果找不到自我認同的歸屬便會有身份危機(Identify Crisis)或身份迷失,形成退縮及疏離感,他們需要同儕的接納、支持、鼓勵、正面的評價和肯定,才能產生明確的自我概念。他們遇到困難時也不願向人求助,更不會向父母求助及傾訴,因為要證明自己有能力處理,家長要給他們一個有限度的自由空間,給與信任和讓他們在安全範圍內發揮,越出範圍便要勸阻;家長們在過程中先控制自己的情緒,平心靜氣謀求事情的解決方法,亦要接受子女的不滿情緒,切忌用命令和壓迫的方法,要用同理心去理解和聆聽他們說話背後的感受,引導他們用正確直接的方法表達情緒及意見。舉例來說,對於青年期沉迷打機的子女可以這樣回應﹕「我明白打機可以令你感到鬆弛、釋放、興奮,同埋有成功感。玩開係好難停止嘅,但我真係好擔心你嘅學業成績。不如你講吓,你諗住點樣處理打機要節制呢個問題?」

以下是一位媽媽寫給青年期的女兒的一封信,如何情理兼備地表達她對女兒一些令她擔憂的行為的看法及感受﹕

親愛的女兒﹕

您是否還記得那天,我獨自在家做家務,發現床底的避孕套,無法接受眼前所見,亦與我所認識乖巧的您性格不合,心痛、激動等負面情緒一湧而上,除了拒絕相信事實,好像已沒有其他選擇去面對自己的感受。

幸好那天您不在家,可以讓我有空間獨處,回想由您小時直至現在與您一起的成長歷程,想起您面對人生的第一次低谷,因承受不起學業壓力而選擇終結生命,那刻心痛感覺猶在,如果今次用跌進幽谷來形容這刻心情,那次就應是墮進深淵。記得那次之後,我決意讓您知道,我是一位開明的母親,無論您發生甚麼事情,都會先從您的角度去細想,要用傾聽來舒緩您所面對的壓力,學習除了是父母的角色,更嘗試用導師、朋輩的角度與您同行,放下從上而下的督責。那個安靜的下午,讓我再次提醒自己應用甚麼態度回應今次的行為。

當晚您回到家,我拉著您手平靜地問您是否曾有朋友到訪,那刻我看到您眼中的不安,但感恩的是您選擇坦白,您還記不記起我所說的話?我告訴您,我的心是何等的痛,原因不單是不認同所發生的行為,而是害怕您被傷害,擔心您價值觀錯置令您將來悔疚;我的不開心是今次的隱瞞,同時反映了我與您的關係仍有距離,我未能了解您的想法及作出適時引導。當我向您坦誠說出感受,我知道,我們的關係已再進一步,您願意讓我進入您的世界,真正可以與您一起渡過青蔥歲月。

最後,只希望您記著,我和爸爸永遠都是愛您,無論您處於任何光景,我們都不離不棄。

愛您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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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談天說道」,12-10-2020

問題不在手機、在於戒癮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7/10/2020

今年中秋,本來是疫情緩和後的一個快樂假期,可惜一宗中三學童自殺事件,再次令社會響起「開學自殺潮」的小警號。一名居住在長沙灣的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令學業退步,他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時玩手機,最終他被沒收手機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離開人世。

母親對於孩子沉迷手機,想好好幫助他,老師見他上課玩手機,所以沒收,一切情節都在成人世界中看似理所當然,不過在孩子的世界中,遊戲大過天,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時間又多,連之前不斷說打遊戲機可以成癮的世衛也衝出來說鼓勵巿民留家打機抗疫,孩子們因此沉溺打機,也是順理成章。

疫情當然有緩和的一天,學校總會有回復正常的一日,復課的日期可以決定,但孩子打機卻不是收放自如的。當大家在家工作抗疫疲勞時,打機可能是一種可以令大家留在家中時和平共處的方法,但當一切回復正常,我們就得想想要怎樣斷癮。而不少參與戒癮工作的朋友也提醒我們第一件事,要將任何成癮行為切割之前必須先確保安全。

以往有些戒癮方式,會將人困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幾天裡經歷斷癮的辛苦,之後慢慢回復,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快,但危險性高,因為在癮起的階段人的情緒容易失控。近幾十年發展下來,慢慢出現一些理性的方式,先讓成癮者了解自身情況,再嘗試幫他訂立可行計劃,慢慢將沉溺行為減少,例如原本一天打機八小時,可能改為六小時加一小時運動和一小時看電視,再每週/每月逐漸減少他的打機時間直至正常水平,過程中亦會因應他的情緒變化而改變計劃。

上一代對打機沉溺者的激進戒癮方法:剪電線、掉遊戲機,在今日的社會中,看來並不安全。孩子青春期,特別是初中,身心靈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每個人的抗逆能力差距可以很大,作為成年人,耐心地陪伴他們進入成人階段的最後一段路,給予他們多些支持,令他們有動力成長,雖然比起簡單的「行政措施」所花的時間較長,也較消耗心力,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悲劇,相信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7-10-2020

莫讓社交媒體主導自己的一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2/07/2019

早前馬來西亞有一名少女於網上社交媒體Instagram發帖文,詢問網民她應該選擇活下去還是死亡,竟然有近七成網民投「死亡」一票,而少女亦「順應」了民意,在數小時後跳樓自殺身亡。[1] 事件震驚了當地,筆者也深感惋惜,大好青年就這樣了結自己的生命。

片面式交流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影響日趨重要,因為他們與成年人的互信感正在消失,[2]他們轉而投入在網絡與網友、朋友有距離地溝通。彼此以簡單的分享、給讚等回應方式來溝通,留下的只是一些片面的印象。

筆者認為是「片面」,因為社交平台,讓用戶可以自由編輯內容,組成不同的社群。而用戶的網友數目大都為數不少,大多會上載美好的生活、飲食照片,配以一兩句正面說話,簡單反映近況,很少會深刻描繪自己內心,亦可能漏掉了真實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低潮,只報喜不報憂。又或讀者們都不多會於這類平台作深入的回應交流,只給個讚、大笑或嬲嬲樣子作回應,帖文如能給一兩句文字作回應實在已算不錯。或者說,這類平台也不適合作詳盡傾談式的交流。

不容小覷網紅的威力

然而,如前文提到青少年與成年人的溝通漸減,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力日漸增加,甚至會塑造他們價值觀。不少網紅,為了賺多幾個讚,不惜以言行出位來博取網民點讚。[3] 由於兒童及青少年心智未成熟,如身旁沒有人指導他們何謂正確,他們可能會認同當中的行為,甚或產生模仿的情況。

而價值觀方面,不少人會分享物質、美麗的(P圖後的,即用修圖程式「執相」後的)外表,我們所見的很多都是扭曲了的訊息。片面的美好,過於完美的樣子,令不少人會將自己現有的處境與網友所分享的片面美好作比較,對自己的生活、外表產生不滿或感到沮喪抑鬱。

而去年香港曾有一項調查指出有18%受訪中小學生每日花七小時或以上瀏覽及使用社交媒體,同時有32%受訪學生每日花九小時或以上「在線」社交媒體,更有11%受訪學生表示「全日在線」。[4] 機不離手、常常「在線」的情況,除了佔據青少年的休息時間,令他們常感到疲累之外,他們亦因為長期困於網海內,世界和眼光變得狹窄。

回應及責任

試想想當你的世界就是互聯網,分享的渠道、資訊來源、交友、關係建立……都依賴社交媒體,那麼它的重要性就會不斷提高,你的存在感也要靠它建立。當你分享的東西沒有人點讚,沒有人回應,自我的存在感與價值也容易降低。這正好解釋了,為何網民的負面回應,可以對一個少女的心靈、生死有如斯巨大的影響力。

所以大家要小心於網上回應別人的分享,網絡欺凌、刻意以言語傷害別人等行為,當然是十分要不得。但當見到你認識的人分享了有關尋死、生無可戀等帖文,可以主動私訊回覆當事人,與對方溝通,不要批評並仔細聆聽,提供支持及陪伴。如你不懂如何回應,聯繫其家人或通報社交媒體安全中心也是一種方法,[5] 因為他們可以較容易找到當事人正在上網的所在位置,並作出相應的跟進。

走出困局

是時候要主動走出這個困局,要令人們(不單是青少年!)知道:社交媒體不是一切、網絡不是一切!不應讓自己全時間沉浸在網海內,應與家人、友人有網外溝通,爭取更多能夠建立真實關係,獲得感情支持的時間。社交媒體用戶亦應自我提醒,在閱讀分享內容時,要知道分享美好一面是大家慣常的行為,不必以自己的生活、外表與他人比較,自我的價值也不應建立於他人的回應上。

筆者使用社交媒體的心態就是分享快樂、說說近況,也替他人美好的生活而高興。僅此而已。


[1] 〈IG投票定生死 69%粉絲投「死」 大馬少女跳樓自殺〉,《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19年5月1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351391/IG投票定生死%E3%80%8069-粉絲投「死」大馬少女跳樓自殺(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2] 劉子維:〈分析:香港為何學生自殺事件不斷〉,BBC中文網,2016年3月18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3/160318_ana_hong_kong_youth_suicide(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3] 馮翠山:〈網絡紅人為收視博出位 扭曲青少年價值觀 家長是時候擔心了〉,《香港01》,2018年1月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46428/網絡紅人為收視博出位-扭曲青少年價值觀-家長是時候擔心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網紅牙膏夾餅戲弄露宿者 判囚15月禁用YouTube五年〉,《明報》,2019年6月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國際/article/20190604/s00005/1559639043245/網紅牙膏夾餅戲弄露宿者-判囚15月禁用youtube五年(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4] 鄺曉斌:〈調查:逾三成中小學生日花9小時社交媒體「在線」 近七成感疲累〉,《香港01》,2018年7月2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13694/調查-逾三成中小學生日花9小時社交媒體-在線-近七成感疲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5] Dan:〈如何回應在社交媒體上的自殺帖子:學會回應在社交媒體上的自殺帖子可以挽救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的生命〉,MyTherapy,2019年4月17日,網站:https://www.mytherapyapp.com/zh_TW/blog/social-media-suicidal-post(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11日)。

大人們,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1/02/2019

筆者曾經有機會去一間第三組別(俗稱「Band 3尾」)的中學擔任講員。當學生步入禮堂時,管理秩序的老師對他們顯得十分嚴苛。10句話裡有10句都是批評、不滿、警告等負面的話。彷彿在這位老師眼中,這些學生都是一堆垃圾!再看看同學們的微表情,似乎透露出:畏懼、厭煩、不忿、羞愧、難過、冷漠等感受。眼見同學受到了這麼大的打擊,我從開場到結尾,把握每個機會去肯定、稱讚他們。如:大家都很專心聽講、一直都很投入、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成為未來出色的棟樑等等。最初,學生們對我的評語感到驚訝(相信他們很久沒有這樣被肯定過了),有好多人聳聳肩、苦笑……彷彿告訴自己:這怎麼可能(我這麼差勁、毫不可愛、一無是處……)!但當我不斷肯定他們的時候,他們漸漸展現出更多的寬慰與笑容,漸漸接受了我給他們的肯定。對於我所講的內容,他們也表現得十分專心與投入。

今天,香港有許多學業成績屬「Band 3」的學校和所謂「Band 3仔」(內地會稱他們為「差生」,筆者不想標籤任何學生,故下文會稱他們為「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一般都是:讀書不成、壞、操行差,甚至無藥可救!然而,這些「需要被肯定的同學」都是天生的差嗎?他們註定要永遠差下去嗎?他們會否有朝一日變成優秀、甚至成就非凡的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許多「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差」,並不是差在智商。他們與優秀學生最大的差別在於——思維。思維,包括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自己和身邊所發生的事,並採取甚麼行動回應。例如:他們是怎樣看這個世界?這裡是否安全、是否可以信任?他們怎樣看自己?覺得自己是否一個有價值、值得被愛的人?當面臨困難與挑戰時,他們會迎難而上,還是逃避退縮?當一個人心中充滿積極、正面的思維時,這個人很有可能成為優秀者。因為,積極的心態會帶來積極的行動,積極的行動又會帶來積極的結果,而積極的成果還會帶來更多積極的思維,使人進入良性循環。而消極的思維最終會帶來消極結果,並把人帶進惡性循環中。那麼,「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來自哪裡?相信與他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正如〈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一文指出,許多青少年的問題源自父母教育的缺失。[1]

作為師長,可以如何幫助「需要被肯定的同學」?我想至少有四點是可以做:

第一,接納: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他人接納——尤其來自最親近者的接納。缺乏接納會帶來:自卑、焦慮、羞恥、憤怒、叛逆等許多「後遺症」。來自師長的真心接納會慢慢化解「需要被肯定的同學」心中許多的敵意、羞愧、自卑等。

第二,循序漸進:要在學業、人際、處事上重新建立自信,對「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來說,是邁向蛻變的必要元素。他們過去可能習慣性地被大人貼了許多「差」的標籤,因此早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師長如能幫他們從力所能及的階梯開始,為他們訂立一些較易實踐的目標,先讓他們能夠「做到」,讓他們獲得成就感。其後可以再鼓勵他們一步一步向上邁進,讓他們能「做到」更多,從而讓他們看見自己真的「能做到」、「能做好」。

第三,激發夢想:給他們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人傳記、青少年成長的書籍等。讓這些勵志的故事影響他們的生命、感悟他們的人生,激發他們追尋、實現夢想。就如電影:《爭氣》、《逐夢棋緣》(Queen of Katwe)、《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書籍:《傑出青少年的七個習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ens)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第四,提升家長教育孩子的思維。學校或社工可透過舉辦家長教育課堂,幫家長了解子女的心態與需要,提升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方法與技巧,減少父母與子女間不必要的衝突。

青春期對每一個青少年來說,都極其重要。要重塑和改變「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也要把握這個時機。一旦錯過了這個黃金時期,當他們進入了複雜而現實的社會,恐怕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挫敗與危機。故此,作為師長,為了學生們的福祉,為了他們的未來,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如能用心去接納、關懷和幫助他們時,相信大家將看到不一樣的他們!


[1]周子恩:〈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通識網,2012年9月26日,網站: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222&mo...(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31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2-2019

再思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6/2018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1] 梁天偉等編:《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香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

[2]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香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15),網址:https://csrp.hku.hk/wp-content/uploads/2015/06/RecommendationsSuicideRep...(2018年6月20日讀取)。

[3]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5。

[4]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7。

[5] 同上。

[6]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8。

[7] 同上。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1/6/2018

學業誠可貴 生命價更高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17/03/2016

一直以來,亞洲某些地方,如日本及香港的學生,都要在學業上承受極沉重的壓力。緊密的課堂、繁多的作業及課外活動、頻密的測驗及考試、再加上父母或學校的期望,真的讓學生都喘不過氣來。有些不幸的學生,還會成為被欺凌的對象,校園生活淪為人間地獄。

日本的自殺率在亞州名列前茅,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根據日本內閣的資料,2015年9月1日是當地歷年來,青少年自殺人次最多的一天,大多是因為逃避上學。近年,香港亦同樣發生多宗學生自殺的個案。自2015年的學年開始至今,香港已有超過20宗自殺個案,其中大部分都懷疑與學業壓力有關,當中有多位死者更是大學生。

懷疑學生自殺源自學業壓力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學業壓力牽扯更多不同的壓力來源。例如,有些壓力源自對自己要求太高,本身已是品學兼優的學生,還是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有些壓力源自父母,子女無法承受父母對自己過高的期望;有些壓力源自對現今社會的失望,認為自己所讀的科目沒有前景;有些壓力源自不友善的校園氣氛。不過,通常一個人選擇自殺,最主要是由於他們感到絕望,認為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局。

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境,這分信念足以讓人產生極大的憂慮,甚至絕望。被稱為美國現代成人教育之父的卡耐基,當年面對美國大蕭條,他因為股票而賠光所有錢,一無所有。他冷靜下來分析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他想到最壞便是去餐廳洗碗,住別人的宿舍。他說當想到這裏,人便平靜了。

筆者並不是「叫」大學生去洗碗,只是想大家若能退一步思想,便有機會海闊天空。例如擔心本科沒出路的學生,畢業後可嘗試先找一些自己有興趣,又或是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再等機會重拾可以發揮自己專長的工作。至於那些年紀較小的學生,便需要父母支持,讓孩子知道有出路。例如一個日本媽媽,由於理解被欺凌的兒子不願上學,無形中拯救了「兒子」一命。同樣,筆者並不是教父母容許孩子逃學,只是想帶出,孩子需要父母的支持,與他一同面對困難。至於那些壓力源自父母的學生,則需要向其他人(如老師或社工)求助。

生命比學業珍貴。以中國象棋打比喻,即使學業如何重要,極其量都只是一隻「車」,然而生命本身才是一隻「帥」,被人抽了車,還有其他可讓自己反敗為勝的機會,若自己先放棄了帥,便一定「輸硬」。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7/3/2016

父母同心造就孩子——向猶太家庭教育取經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5/07/2015

周碩以身為母親的經驗之談,撰寫了《選錯幼校學錯師》一書。她在書中認同為孩子選擇一間好的幼兒學校是很重要的,但也指出教育的唯一出路,其實在於家教。這意味著父母不能以為為孩子選了一間名校,便能高枕無憂,把孩子交給老師教育。而家教的意思,當然不是指到請一個操純正英語的外傭來照顧孩子。[1] 自己的孩子,由父母親自教養,是最理想的。

 

教養孩子 父與母皆有重要角色

《三字經》有云:「養不教,父之過……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中國古代女子接受教育的機會不多,父親自然成為教養孩童的主要人物。然而,這並不表示母親便可以袖手旁觀,無視孩子的教育。孟子的母親或許學歷不高,沒有辦法親自為孟子「補習」,但她的智慧卻顯示於其實際行動上。為了引導孩子學習,孟母搬家三次,最後搬到學校附近,讓他生活在一個有學習氣氛的環境下。另外,有一次孟子逃學回家,孟母把織布機上的梭子折斷,以此教導孟子學習不可半途而廢。

無論是父親或母親,都可以在教養孩童一事上有所貢獻。即使古代「重男輕女」的觀念較為普遍,母親的角色仍不容忽視。中國人如此,猶太人也是如此。雖然猶太典籍Artscroll Siddur中曾有這樣一句晨禱:「讚美神,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宇宙的統治者,祢沒有把我造成女人。」但一談到家庭教育,如何「教養孩童走他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會偏離」(箴二十二6) 《新譯本》,《聖經》仍然非常重視母親的角色。孩子長大後,他們仍被提醒「要聽從你父親的教訓,不可離棄你母親的訓誨。」(箴一8;另見箴六20) 《新譯本》。

基本上,今時今日的猶太父親仍是極具權威的一家之主。如果這位父親遵從《塔木德》的傳統,他會傳授孩子《聖經》,並自覺有責任教導孩子各種求生及生活技能;而猶太母親會讓孩子感到溫暖,她以慈愛照顧孩子,以本身的言行,或以故事教育孩子,她們認為自己的神聖使命便是要教出一個好孩子。因此猶太人認為,父親開發孩子的腦力,而母親則開發孩子的感情部份。[2] 猶太人明白「父親的教導雖然很重要,但是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必須由母親來補足。母親對孩子的教育,許多地方是父親無法取代的。」[3]

或許今天看來,猶太人這種嚴父慈母的形象,有著濃厚的傳統性別定型。而今天有不少為人父親的可以開發孩子的感情部份,為人母親的亦能夠開發孩子的腦力。所以,猶太人父母的角色定形,未必適合每一對夫婦,但猶太人的家庭教育卻給我們啟迪,便是父母二人按照本身獨特的個性或氣質,互補對方的不足,在教養孩子一事上同心合力,彼此配搭,並自覺教養孩童為生命中的重大責任;但當中不止於教育他的品行,也讓他們學會謀生的技能,這將會為孩子帶來最大的裨益。

 

考慮孩子需要 同時恩威並重

猶太父母會思考自己該如何成為好父親與好母親。[4] 這一點對現今的父母來說也是很好的提醒,若然有父母只努力找好學校及好老師,甚至如孟母一樣三遷,只是為了讓孩子可以處於最好的校網,但他們也有花時間了解孩子的喜好與才能,以及其真正需要嗎?父母處罰孩子時的準則是否一致及合情合理?他們又有按著孩子的個性因材施教嗎?

不過,現今要做好父母的確比以往困難,因為現今的孩子搜尋各方面的知識都比以往方便;對父母尊敬不足,反而向父母有無盡的索求。面對不聽話的孩子,猶太父母在教養上相當堅持,即使是慈母,猶太母親心裡有套整全的教育理念。由於清楚要教出怎樣的孩子來,她們會不妥協,堅持自己的教育信念;若孩子無故哭鬧不吃飯,這個孩子只有捱餓的份兒。[5] 當然,猶太父母會恩威並重,處罰過後也會擁抱孩子,並告知其原因。或許當孩子受罰時,孩子感覺不好受,父母也捨不得出手,但若然為到孩子的將來著想,猶太父母對孩子全人教育的執著,還是值得父母參考。

 

透過合適的材料 教導孩子行走正直之路

最後,《箴言》的教育方式也能給父母一些啟迪。《箴言》或有多處提到責罰,但卻有更多的篇幅提到,一個父親或母親如何在孩子身邊循循善誘,點出行走正直之路,有何好處(如箴四1-26),若然誤入歧途,將有何其沉重的代價(箴七24-27);另外,猶太人也喜歡用比喻及故事來談道理。或許,父母可考慮把這些教導融入日常教育孩子的活動:通過個案、時事、電視、電影情節等材料,與孩子討論及分析當中的倫理價值,藉此提高孩子分辨是非的能力。
 

 

 


[1] 作者並沒有否定學校對孩子教育的重要性,相反,此書是一本很實用的工具書,她提議家長在選幼兒學校時一些很重要的細節。只是,除了學校部份,她亦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詳參周碩:《選錯幼校學錯師》(香港:真源,2011)。

[2] 參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144-169。

[3] 同上,頁156。

[4]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165。

[5] 同上,156-157。

 

為何要報死人新聞?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流行文化)
21/03/2013

一個人的離開,為何會成為新聞?近日,社會接二連三發生謀殺、兇殺及自殺事件,牽動社會情緒。可是,某大傳媒的報章,居然連續幾天以頭版頭條,將這些新聞以「揭秘」方式報道。當中,沒有一篇談及案件所帶出的社會問題,也沒有一篇提供處理家暴、青少年與家長代溝問題的方法,更沒有一篇講及私影時慘遭性侵的處理方法,更遑論提供一些輔導情緒困擾的服務資料。這些故事,彷彿在為愁雲慘霧的春天,添些眼淚。
 
傳媒報道謀殺及兇殺新聞,從來都是有社會責任的。在個人層面上,要讓人知道殺人者的動機與犯罪心態,以及如何預防並建立和諧關係。在社會層面上,傳媒亦要使人知道殺人事件是否與社會政策、文化等有關。如果是社會問題而導致有人自殺/謀殺,社會應該正視及面對;政府甚至要有政策及法例配合。
 
回歸後,我們曾經歷過學童自殺潮、中年人士長洲燒炭潮,以及家庭暴力潮等等。初時我們質疑這種突發新聞是否太多,做得「太好」,是否太血腥,但當時不少傳媒仍然堅持這些事件背後會給社會帶來意義——反省,並會令政府制定新的政策,例如:學校內部改革;增加對中年人士的支援,以及修改家暴條例等,都是社會為回應這些問題而出台的政策。
 
可惜,今日傳媒連本身應盡的社會責任都棄守了。近幾年多宗謀殺/自殺事件,最後變成揭秘式的故事。傳媒以為死者是名人,就可以不斷翻陰私;以為殺人者是青少年,就將社會一切「宅男」、「社運男」等標籤加上去。要不然就是整個社會的人彷彿都有情緒病,都病了。
 
傳媒本來要做的,就是為社會去神話化,將知識及真相帶到巿民手中。現在卻倒轉,倒將更多神話、迷思、社會標籤及定型帶到社會中,為本已病了的社會注入更多細菌。
 
傳媒的社會責任究竟在哪裏?在報道青少年和父母問題時,有多少報館有處理現時兩代人的溝通方式?又有誰會照顧青少年實際需要?當傳媒指出問題,目的是為了簡單的將責任推到(finger-point)青少年身上,還是要具體討論社會如何為青少年提供更多支援?
 
當說到家庭關係的破落,究竟當香港的家庭遇上危機時,社會有沒有提供任何情緒支援?面對重婚、再婚、開放的性關係與傳統價值有衝突時,傳媒的角色究竟應該是火上加油,還是疏理問題,為社會把脈?
 
現在,不少傳媒在報道中連社工的意見及問題支援的渠道這些基本資訊都欠奉了。突發新聞八卦化,只會令人變得八卦與神化,原本應該揭櫫的社會問題,沒有因為人命而被揭出來。愁雲之後,該由誰來教我們看身邊的木棉花和宮粉羊蹄甲,其實開得正盛;又有誰教我們改變這個社會,令她變得更加美麗宜居?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1/3/2013 

生命在生死的邊沿 —— 一個神學反省

二零一二年週年研討會文集(主題演講)

鄭順佳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01/10/2012

引言

本文以基督教的角度出發,站在福音派立場,對在生死邊沿的生命,進行神學反省。簡言之,福音派是以聖經作為上帝的啟示,是上帝的道(Word of God)。當然福音派也有不少傳統。本文大體上以更正教為參照,依循奧古斯丁—加爾文—巴特的思考方向。在這框架下,對問題的釐訂和解答,全然取決於對上帝的道的啟示。這是本文採取的進路。
 
本文的起始點,在上帝的道的存有(the being of this Word of God),意即首先建立基督論和救贖論,作為反省的基礎,從而推展至人論,以生死邊沿的生命為焦點,繼而對生死邊沿的生命處理,作神學反省。[1]
 
本文的提旨如下:基於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和末後的那位,以及祂所宣講的福音,在生命起始的邊沿,生命是一善和一份上帝賜給人的禮物,因此否定墮胎和胚胎實驗。在死亡邊沿,生命是克服恐懼,信靠上主的存在形態,故否定自殺和安樂死。
 

基礎篇

讓我們從兩節經文開始,繼而以三步曲建立討論的基礎。[2]兩節經文如下:「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一8)[3]和「…『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過,看哪,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遠遠;並且我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一17-18)
 
首先,耶穌基督的「我是」,是一個「沒有時式」(untensed)的詞彙,意即耶穌基督不會變成「我曾是」(I was),只在歷史的時空中出現,隨即被歷史煙沒了。此說的支持有兩方面:(1) 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基督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坐在全能父上帝右邊,可見歷史不能局限祂的存活,祂是那位永活者;(2) 根據約翰福音,耶穌基督從起始已經與上帝同在。如此的聲稱,區分祂的「我是」與別的「我是」。
 
其次,耶穌基督的「我是」,不是在(at)時間的起始與在時間的終結之「我是」(I am at),卻是絕對的「我是」。意思是祂的「我是」不是以時間為參照點,只不過是相對於時間的「我是」。反之,祂的「我是」本身就是祂的「是」(is)。祂的「是」,不在乎時間的起始和終結。此說建基於祂聲稱自己是首先的、是末後的(first & last),是阿拉法、是俄梅戛(Alpha & Omega)。故表示時間並不涵蓋祂。祂不是在時間之始才「在」,祂的「在」也不單是直到時間之終而已。祂在時間存在以先和時間終止以後,祂已「在」。
 
尤有進者,耶穌基督的「在」具更深遠的含意:(1) 若說祂「在」,祂的「在」是永恆的在(eternal presence)和非條件性的在(unqualifiable presence),是那位永活者(the living One)的「在」。(2) 起始是從祂而來、也在祂裡面(from Him and in Him),而終結是在祂裡面、也朝向祂(in Him & to Him)。簡言之,耶穌基督是時間之主(the Lord of time)。
 
第三,耶穌基督既是時間之主,經文(啟一17-18)進而把福音的「不要怕」與時間之主連繫起來。為何串連二者呢?這連繫又何以成立呢?從新約可得悉,這位成了肉身的「我是」,是奧秘的啟示:在祂裡面和藉着祂,上帝顯明了祂對被造物的大愛和恩慈。上帝的意願是使人與祂復和。這意願不是偶發的或片刻的,也不是出於一時衝動,不然另一刻可以改變心意。耶穌基督顯明,上帝復和的心意,既在時間之內,也在時間之外,是植根於上帝的恩慈,這是藉着基督的順從,揭示、確立、賜予我們的。
 
第三點帶着重要的倫理含意。它意味一切行動,都應在福音賦予的秩序下進行。不然會落入混亂、虛幻、不真實,偏離上帝在基督裡展現的實在。換言之,醫療的運用,一如其他領域,必須伏在這實在之下,由它掌管。也即是說,當以福音真理作為醫療運用的源頭、內容、回應。此中包括從耶穌基督的歷史,對人的揭示,來理解人。
 
因此在生死邊沿的生命問題,在神學角度而言,所提問的是:人類生命的起始和終結,是否符合上帝作為施恩的存有?如此提問,適用於未出生的胎兒:即墮胎和被用來作實驗的胚胎;也適用於被忽略、過度治療(overtreated),以及被殺害的人。對生死邊沿所採取的醫療行動,帶來釋放抑或審判,都是取決於福音。

 

生命:一善(a good)和禮物

當我們思考在生命起始的邊沿,在神學的框架內,所提問的是:醫療的運用是否合乎耶穌基督所展示的真理。若然不是,便會產生醫療運用的自我否定或自我膨脹,導致對胎兒生命的錯待。在這問題上,基於先前確立的基礎:根據奧古斯丁的人觀,過去有如現在,都是上帝在基督裡恩典的領域。因此,身體生命之善,成為思考醫療運用的前設。因此以醫療系統來毀滅胎兒,所前設的人觀有別於基督教的人觀。[4]這是我們的反省方向。
正如基礎篇所言,過去是耶穌基督的過去,這裡的「過去」指涉被造界。意即藉着基督被造的萬物,是不會就此消失的。這論點的支持有二:(1) 從耶穌宣告天國的來臨,並藉着祂的言行,天國開展和成形,例如瞎子看見,跛子行走,萬物從轄制的權勢得着釋放,所帶來的盼望,不是從被造界被贖出來,脫離被造界。換句話說,物質世界得着解放,卻非從物質世界解放出來(路七22)。(2) 耶穌基督身體復活,吩咐多馬把指頭探進祂的肋旁(約二十27),可見昔日的傷痕仍在。[5]
 
因此,救恩與創造並非對立,天上的、地上的、可見的、不可見的,一切都是祂所造的,也是為祂造的(西一16)。基督救恩所顯明的恩典,與創造之恩典都是出自同一位賜恩之主。可見創造與拯救的恩典具連續性。祂來了,為要使世界與它的創造主,關係得以恢復,或說使之與創造主復和。[6]
 
這救恩觀對身體的含義,昭然若揭。奧古斯丁指出:「聖徒復活時所寓居的身體,正是他們在此生經歷艱難的身體,不過他們的身體卻不會腐朽,肉身不會帶來沮喪或愁苦,他們的福樂不會因身體受影響。」[7]可見奧古斯丁以過去與未來的合一性,來建立他的論證。而這合一性的知識,來自耶穌基督復和的身體。救恩「是創造一切本性(nature)的創造主,賜予我們本性的禮物。它們不單是美善的,更是永恆的。此說不單適用於智慧治療的心靈,也適用於復活時被更新的身體。」[8]
 
於是引致當時極富革命性,挑戰當代思潮的觀點:身體不是監牢,而是聖殿。再者,這人論的前設可簡述如下: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上帝恩典的領域。如此前設帶着兩方面的含義:(1) 生活形態和實踐;(2) 從被造、復和及得贖來看性。這兩方面引出肯定生育後代之善,以及墮胎和殺嬰之惡。[9]
因此從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和末後的那位,對於現代醫療的定位,抱持正面和積極的評價。既然肯定人類生命之善,包括身體生命之善,因為基督徒的盼望包括身體的得贖。那麼就能確立醫療的位置,因為它為身體之善服務。而身體之善屬人之善,對人的過去、現在、將來都具適切性。反過來說,以醫療科技進行墮胎,當受到讉責,因為此舉違反生命之善。除非我們能證明兩方面:(1) 胎兒無份於與人類生命;或(2) 醫療所作的是基於(1)的信念。[10]
 
對於後者,我們只須翻翻醫學書籍,就可以一目了然。例如目前胚胎學的權威摩爾(KeithMoore)和巴沙爾(T. V. N. Persand),有以下的闡述:
 
人的發展從異體受精(fertilization)開始,當一個男性的生物接合體(gamete)或精子(sperm or spermatozoon)與一個女性的生物接合體或卵母細胞(oocyte)結合,成為一個單一的細胞——一個受精卵(zygote),一個極其專門化的全能細胞(totipotent cell)使我們每一個人的開始,成為獨一的個體。[11]
 
可見醫療科技與墮胎的合作,不能以醫療認為胎兒無份於人類生命來開脫。反之,這正是醫療所持守的信念,亦即對(1)的否定。
 
起始邊沿的生命問題,從胚胎研究與墮胎的法例可見。在英國,法例容許可取不多於14天的胚胎進行研究。背後的理解是研究後的胚胎會被毀滅,或在研究過程中死掉。含義是14天後個別的人的生命正式開始。可是一般來說,法例卻容許懷孕不多於24週的女性墮胎。含義是24週後的胎兒才算是人類生命。可見這兩處的立法基礎薄弱。[12]
一般而言,墮胎的理據主要有二:(1) 尊重母親的抉擇;(2) 24週前的胎兒不是人。對於首項理據,若母親不願意把孩子生下來,那麼在法例的限期前就可以進行合法墮胎,因為墮胎是女性的權利。可是這邏輯卻難以成立。若然一組人因著喜好可對另一組人進行殺害,那麼一組主人也可擁有奴隸,視之為貨物,這就是奴隸主人的選擇權(right to choose)。二者同出一轍。[13]
 
第二項理據涉及人觀。倡議的人認同我們理當尊重人的生命。問題是:胎兒發展到那一階段才算是人呢?他們認為人之為人,當具備某些屬性(attributes)或特性(properties),這些特性卻是早期胎兒缺乏的。例如擁有理性的能力。雖然胎兒具備理性能力的潛質,卻尚未成為人,仍只是一堆發展中的細胞而已。因此學者要求胎兒擁有某些特性,才可歸入人的類別,諸如自我意識、自發的活動、溝通、互動和自決能力。[14]
 
不同的神學家或倫理學者列出不同的清單,例如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1905–1991)詳列人之位格的15項特色:(1) 起碼的理智(minimum intelligence);(2) 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3) 自我控制(self-control);(4) 對時間的意會(a sense of time);(5) 對未來的意會(a sense of futurity);(6) 對過去的意會(a sense of the past);(7) 與他人連繫的能力(capacity to relate to others);(8) 關心他人(concern for others);(9) 溝通(communication);(10) 掌管存在(control of existence),即對自己的存在負責;(11)好奇心(curiosity);(12) 改變和改變的能力(change and changeability);(13) 平衡理性和感受(balance of rationality and feeling);(14) 特殊性(idiosyncrasy),即人各有異;(15) 新皮質功能(neo-cortical function),即高腦部份,使意識成為可能。[15]
這樣的人觀,假設「人」要成為人(to become human),甚至要到嬰兒後期或孩童早期才算是人。而且不同人擁有不同程度的特質。[16]如此說來,殺嬰豈非合理,毫無道德問題嗎?再者,不同人是否有不同程度的人性呢?人權是否有程度的呢?當然這類論點亦假設有所謂「魔術時刻」,從生物體變成人的一刻。這又有何證據呢?生物學給我們剛好相反的證據,人的發展是具連續性的!
 
從基督教人觀觀之,身體的生命當受尊重,不用附加特質。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上帝已在祂裡面所顯明的恩典,與祂創造的恩典是一致的。因此奧古斯丁堅持尊重和珍惜身體,包括自己的、別人的、未出生的、甚至已死去的身體。因為身體是創造主賜予的禮物,而非利用的東西。[17]
 
有學者提出把人作為位格者(person)定於人腦出現的一刻。如荷爾(John Hood)所說:「若我們既同意腦死亡是人作為位格者的結束,難道我們不能同意腦功能是位格的開始嗎?」[18]此說看來不無道理。可是它假設胚胎與腦死亡的人,是以相同的原理運作。無疑人腦發揮組織和配合身體各部份的功能,可是胚胎的運作與腦死亡的人卻迴然不同。誠如司華茲(Stephen Schwarz)指出,胚胎的腦屬「尚未」(not yet)的範疇,腦死亡的腦屬「不再」(no more)的範疇。[19]後者喪失腦功能,已到達不可逆轉的地步。可是前者卻不用腦功能來活着,並且不斷生長。簡言之,胚胎是個有機體,腦死亡的人不再是個有機體。[20]
有學者指出在受孕14天內,受精卵能分裂成為孿生胚胎。因此14天後才能確定它已成為一個個體(an individual)。[21]雖然雙胞胎的形成有神秘的一面,目前在科學上仍是一個謎。可是當我們把蚯蚓一分為二,成為兩隻蚯蚓,在成為兩隻蚯蚓之前,它仍然是一隻蚯蚓,而非一堆細胞而已。
 
對於目前選擇優先(pro-choice)和生命優先(pro-life)的爭論,上文基本上已駁斥前者。因為前者認為胎兒必須達到某些標準,方算為人。那麼人性不是簡單的、自然賦予的。這思想有違生命作為上帝的賜予,是美善的立場。亦即違反人的生命是上帝創造、復和、救贖的對象。此舉可引至藐視被造界,歧視某些人,甚至自我否定和自貶,因為自己在某方面不如人,好些人類特質指數偏低,產生自我疏離。[22]
 
那麼生命優先的立場是否可取呢?這立場肯定胎兒生命的絕對價值,亦即認定人的生命本身是一善。胎兒本身有基本人權,包括生存權(right to life)。因此務須保護和維持它們的生命。[23]這立場也有內在問題,如巴特指出:
 
在各處境生命自身都被視為倫理之主,是人的教師和主人……在神學倫理學中,生命不能被賦予如此暴政和極權的功能。[24]
 
生命既是上帝的賜予,就當按上帝所訂定的意義來運用,亦即愛和服事上帝和鄰舍。因此保護和維持生命並不居首位。生命並不屬於我們,卻是屬於上帝。反觀生命優先立場的生存權,不計代價地維護生命,若借用潘霍華的述語,此舉把次終極的事物,當作終極的事物看待。[25]同樣是不可接受的。
 
在選擇優先和生命優先二極之間,並不可能有溫和的立場。持守中間派的人士,看似尊重傳統對生命權的重視,又持守開放的態度。可是若要採納兩者之間的立場,就必須以更高的原理來進行統合。可是兩個立場每方面都勢成水火,在邏輯上矛盾,更高的統合絕非容易。中間派若只在二者取其平均值,那等同忽左忽右的騎牆派而已,缺乏一致性。[26]
 
一個信仰群體,認定人類生命為在基督裡蒙創造、復和、救贖的生命,是一個歡迎孩童的群體,表達信、望、愛的德行。它相信上帝創造之善,仰望上帝的眷佑,以適切的行動關愛該孩童。故以單純和喜樂的心,把孩童迎接到該社群中。[27]

 

死亡:克服恐懼的信靠

死亡邊沿的生命思考,最低限度涉及三方面:安樂死、侵擾性的延長生命和殉道。所牽涉的都是生命與死亡的關係。讓我們從殉道與安樂死的比較開始。
 
在死亡的邊沿看,安樂死與殉道背後的人觀無法共融。在基督教的殉道傳統,殉道是尊重生命而非尊崇死亡的行徑。這是建基於基礎篇,耶穌基督是始也是終,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安樂死尊重死亡過於生命。它懼怕生命的終結。唯有驅除恐懼,方能對重病監護室(intensive care unit)維持生命、老年病學(geriatric)部門忽略照顧、腫瘤科(oncology)單位的安樂死現象,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28]這是下文反省的方向。
 
若以耶穌基督救贖的未來,作為我們按之而活的基礎,亦即我們被召作為天父的兒女和後嗣,那麼我們須審視耶穌基督「不要怕」這命令,背後所應許的意義。究竟這命令對我們說甚麼?對我們發出甚麼要求?[29]
 
這命令作了兩方面的肯定:這位永活者(1) 不單昔在和今在,更是永在的;(2) 祂定意作眾弟兄和姊妹之首,成為從死裡復活的初熟之果。即就我們現今處身時間中的矛盾,未來既是屬於耶穌基督的時間,它就是上帝召喚我們進到其中的時間。[30]
 
在祂的聖道,在耶穌基督裡,[上帝]不是以在死人中的活人站在我們中間,乃是甦醒生命者(ζῳοποιέω [約五21])的身份。在死人當中這位賜生命者,以祂的道叫我們有份於祂,有份於祂對死亡的超越,並藉此把永生賜予我們。……所應許的,我們繼承的,是上帝不單在祂自身是阿拉法和俄梅戛,是首先的和末後的,更有一個末後以及首先是給我們的,我們在時間中的生命並非從上帝開始,以死亡告終,卻以上帝終結,故在時間性中蘊含永恆性。[31]
 
與創造和復和無異,所應許的成全,並非與我們現今的時間毫不相關。反之,它要求我們在革命性景觀的亮光下,如同那些「等候福樂的盼望,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多二13)這般生活。將要來臨的國度是我們行為和生活的量度準則。[32]

 

殉道與自殺

這召喚既與我們現今的生活息息相關,那麼忠於這召命又蘊含甚麼意義?在我們生命結束之時,即面臨死亡之際,它要求我們作參與革命的僕人,全然和唯獨在上帝之內尋求我們的未來,並且期待這未來會從上帝而來。在早期教會,這關注是以預備殉道的方式出現。它要求信徒釐清兩方面:願意接受殉道與對身體生命之善的信念兩者的關係。此即擁抱基督教人觀的死亡觀。[33]
 
在四世紀晚期,不同的敬虔和苦修傳統出現。有女性立誓守貞潔,教會為她們祝聖,並授與修女頭巾。此舉象徵把目光專注上帝,全然奉獻,放下世俗事務。安波羅修(Ambrose of Milan)認為守貞潔是撇下世界和肉體,尋求德行之完備。他說:「不是因為殉道者持守貞潔,因此貞潔是配得頌揚。它配得頌揚,是因它使人成為殉道者。」[34]不過這話也有點隱晦。
 
奧古斯丁的神學重點之一,是恩典令人謙卑。因此與安波羅修的德行觀不同。對他而言,肉體的罪行並不是從肉身而來,而是源自心靈。亞當和撒但根本的罪是驕傲。因此真正的德行不是把身體與心靈分離,而是對基督的謙卑和忠誠。正如八福包括心靈謙卑的人,對已婚或守貞潔的人同樣適用。安波羅修認為守貞潔的狀態才能達至德行完備,奧古斯丁卻深表懷疑。[35]
 
奧古斯丁認為遵從上帝直接的命令,像參孫般自殺,實屬無可厚非。不過自殺是自我謀殺,是錯誤的行為。為了避免犯另一罪行或防止自己落入罪中,因而自殺,是「缺乏力量去忍受艱難或別人的錯誤行徑」。[36]可見他分辨自殺與殉道。自殺是錯誤的尋求死亡(除非出自上帝的命令),殉道卻是正確地忍受死亡。[37]
 
較早前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也如此看自殺。他根據「有人在這城迫害你們,就逃到另一城去」(太十23),指出並沒有建議自殺,遂意味自殺是上帝所不容許的。有人進取地追求殉道,使殉道與自殺共謀。這是不可取的。雖然有些情況的確要求我們殉道。[38]
 
面對尋求死亡和拒絕殉道兩種情況,革利免反省對死亡的態度。一方面過分願意放棄生命,與信靠賜生命的創造主並不脗合。此即與自我謀殺同流合污。另一方面,過分偏執,拒絕殉道,顯示「不敬虔和懦弱的愛惜生命」,因為與信靠救贖主的應許不相共容,因為主所應許的,包括信徒的身體和四肢,在頃刻間將會被恢復過來,並且得着更新。[39]
 
對比格爾(Nigel Biggar)而言,基督教倡議「生命神聖」(sanctity of human life)的原則,在安樂死的思考佔重要位置。「生命神聖」所指的是生命無價,與生命有價對立,亦即拒絕分辨有價值和沒有價值的生命,又或某些人的生命比另一些人的生命價值更高。[40]不過「生命神聖」這並不帶着生命具絕對價值的意涵,它所堅持的,是訂定嚴格規條,禁止傷害甚至殺害生命。因為生命是上帝所賜的禮物,或說是上帝借給人的東西,讓人托管。人不是自己生命的擁有者和主宰。[41]
 
此說與我們先前引述巴特的說話,生命自身並非倫理之主,具一脈相承的意義。自殺是錯誤的行徑,因為它拒絕把生命用於服侍上帝和鄰舍。殉道是正確的行徑,因為它顯示願意以生命來服侍上帝和鄰舍。我們是上帝以重價買贖回來的,並不屬於我們自己。

 

逃避死亡和過度治療

當病患者已病入膏肓,藥石無靈。可是醫生或病人都在逃避事實。儘管醫療科技一日千里,可是這時已黔驢技窮,無計可施。醫生難以接受自己已無能為力。對醫生而言,可能是拒絕接受自己專業訓練的限制。對病人,可能是拒絕接受必死的事實,要求醫生再盡力,再試別的方法,或以別的專家取代主診醫生。若然任何一方落入如此境況,雙方遂進行一場假裝治療的遊戲,心底裡卻知道在欺騙對方。[42]
 
其實所需要的,是醫生和病人彼此承認,治療的目標已不在。雙方必須正視現實,驅除現實帶來的恐懼。否則病人會死於逃避中,否決了在真相中死去的可能性。醫生也會否定面對病人真相的可能性。[43]
 
與逃避死亡相似的是過度治療。後者同屬拒絕接受死亡。醫生用盡各樣方法,重複又重複的治療,縱然成效不彰,病患者可能延長生命數天或數週,可是所賺取的時間是否值得,實屬疑問。此舉意味着拒絕接受無可避免的事實正在迫近,以干擾性的方法強行拖延生命,抗爭到底,堅拒真相。[44]

 

安樂死

篇幅所限,本文只處理自願安樂死(voluntary euthanasia)。表面看來,安樂死比逃避死亡和過度治療更上算,因為後二者都試圖避免或刻意忽略死亡的現實。安樂死則以積極態度,提供「合理」和「關懷」的答案。它聲稱醫療科技和醫療人員應協助病人,以無痛、有計劃和具尊嚴的方式,結束到達盡頭的生命。當病患者的生命已成為沉重的擔子,如此才是既正當亦合人道的回應。[45]
 
相對於墮胎的爭論,分為選擇優先和生命優先的立場,安樂死有類似的激辯。巴典(Margaret Battin)對目前安樂死的爭辯不以為然。她認為正反雙方的言論都有偏頗。正方以多爾根和法爾(Gerald Dworkin and R. G. Frey)為代表,反方則以波依(Sissela Bok)為代言人。正方以自主和自由的原則立論,列舉反方的論點,逐一指出它們的矛盾。可是卻沒有為所假設的自主和自由原則辯護,彷彿視它們為理所當然的自明真理。反方多以滑坡理論為主軸,指出安樂死產生社會壓力,對弱勢社群不利。可是滑坡理論始終有賴預測性。[46]

 

邏輯思考

安樂死倡導者認為安樂死既正當亦合人道。不過我們可以追問下去:(1) 安樂死的死之善,以及與它對立的逃避死亡和過度治療的死之惡,是否可以如此區分?(2) 是否只有兩類可能性,必須二擇其一?看來安樂死的倡議者忽略了第三類選擇:善終服務(hospice)。善終的理念是盡量去除痛楚,以關顧和愛心對待病人和家屬。[47]
 
安樂死聲稱它是「合理」的方案,是最佳的舒緩治療,別的方案只會叫人生不如死。可是它卻有連串問題:(1) 自願安樂死靠賴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純屬主觀判斷,本身已構成問題。(2) 就算自我評估準確,它所假設的社會,是一個以靠自己為主導的意識形態。意即人只顧自己,社群意義盡失,試問人性何在?這顯示病態的社會形態,而非正常的、彼此關顧的社會形態。[48]彼此關顧的社會形態即是「在一切以先及在一切之上,務須照顧病患者,好叫他們得到服侍,有如服侍基督。」[49]
 
(3) 就是有人認為生命已成負累,寧可死去,仍然須要跨越從判斷到執行安樂死的鴻溝,提出合理的理據。此即從「我不想活」到「請你助我死去」。意即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必須殺死病人。可是自我判斷只能構成安樂死的必要條件,卻非充分條件。不過安樂死擁護者卻認為拒絕病人的要求,既非理性也不人道。非理性是因為不再進行治療,因此與安樂死後果相同——死去。不人道是因為拒絕病人的要求,等同把病人置諸不顧,任由命運摧殘,使病患者面對比死亡更可怕的境況。[50]
 
(4) 當然,舒緩關顧(palliative care)是否能把痛楚減至可接受程度,是個經驗(empirical)的問題,可進行調查和統計,不難解決。可是殺死病人(killing)與聽任死亡(letting die),若然在道德上等同,那就為蓄意殺死(intentional killing)無辜者賦予合法性。這意味跨過了醫療的道德整全性(moral integrity)不可踰越的界線,因為此舉已把蓄意殺人合理化。[51]

 

神學思考

讓我們從神學角度,反省耶穌基督所宣講的盼望,即上帝給予我們美善的將來,進一步釐清安樂死的問題。
 
首先我們得承認,與死亡硬碰的人,無論是出於浪漫、虛幻、理想等原因,無論對與否,都配受尊重。但我們須留意,在死亡暴虐之下,人的行動傾向被恐懼支配或影響。真正的勇氣,首先要求人承認死亡的專利權,認定面對死亡的時候,恐懼是沒有位置的。[52]
 
福音中的「不要怕」要求我們輕看死亡。卻不是以一刻的行動,例如自殺或安樂死,來「跨過」死亡,而是從這命運的桎梏,得到終極釋放。[53]因此我們可以慶賀,這慶賀不是強顏歡笑,乃是基於「在生命與死亡的對立中,我們知道:在基督裡,上帝是我們的父,我們是祂的兒女。」[54]意即我們可安然立足於一個不會動搖的關係。
 
因此我們的回應,首先不是展示勇氣,而是認信的行動,是對盼望的認信。內容包括在基督裡顯明了我們的未來,是座落在上帝恩典之中。這絕不是嘲諷的宣告,而是喜樂的宣言,因為我們被召喚進入一個美好的將來。[55]正如使徒保羅所說,若與將來的榮耀相比,現今所經歷的苦楚,就不足介懷了(羅八18)。
 
如此的宣告和盼望,對現今的生活實踐又有何意義?從殉道作為擁抱死亡的行徑,背後所認定的是符合基督教的人觀,即充滿盼望而非充斥着恐懼的死亡。意即人可以經歷死亡,卻不用尋求死亡。人可以從死亡的恐懼中得到釋放,恐懼不再支配人的反應和行動。瀕死的人可以安然和誠實接受別人的關顧,享受舒緩的照顧,敏銳的善終服務。釋然的承認強行延長生命已不適切,如此既不用逃避死亡,也不用過度治療,亦不用進行安樂死。藉着憐憫的承托,瀕死者可以見證對上主護佑的信靠。意即在朝向死亡的旅程中,上主的護佑仍然覆蓋着在這階段的人。如此生活的人,既培養亦彰顯謙卑、勇氣和盼望的美德。[56]

 

結論

本文從基督教神學倫理學的角度,即從神學到倫理,或說以神學作為倫理的基點,審視在生死邊沿的生命,關注在生命起始和終結的邊沿,生命與存在的問題。在神學上本文以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和末後的那一位,在祂裡面顯明創造之恩、復和之恩、救贖之恩,並基於耶穌基督作為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以及祂吩咐「不要怕」的福音,為三項恩典賦予連貫性,作為生命邊沿的參照。於是確立生命之來源,以及生命之所向,在這個神學框架之內,都是上帝施恩和眷佑的對象。既已為生死邊沿的生命定位,更進而為醫療在這生死邊際的運用,進行神學倫理的反省。
 
本文確立了生死邊沿的生命觀,簡述如下:基於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和末後的那位,以及祂所宣講的福音,在生命起始的邊沿,生命是一善和一份上帝賜給人的禮物,因此否定墮胎和胚胎實驗。在死亡邊沿,生命是克服恐懼,信靠上主的存在形態,故否定自殺和安樂死。這生命觀為生命邊沿的醫療運用,發揮指導性作用。至於不同情況和特殊個案的考慮,則無法在本文的範圍內逐一討論。

 


[1]本文主要參考以下資料:Michael Banner, Christian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chap. in Christian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49–51.
[3]經文引自《和修本》,以下亦同。
[4]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51.
[5]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52–53.
[6]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53. (Alternative: 同上, 53。[以下同,you choose it.])
[7]Augustine, City of God, 13,19.
[8]Augustine, City of God, 14,10.
[9]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58.
[10]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0.
[11]Keith Moore and T. V. N. Persand, The Developing Human Clinically Oriented Embryology (Philadelphia: Sanuders/Elsevier, 2008), 15.
[12]有關胚胎研究,參最新出版的: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24 June 2008), download on 25/7/2012 at  http://www.hfea.gov.uk/docs/Warnock_Report_of_the_Committee_of_Inquiry_into_Human_Fertilisation_and_Embryology_1984.pdf。這簡稱為瓦那克報告書(The Warnock Report)已是英國的第六版報告書,對胚胎研究的立法具指導性。至於墮胎法例則因地而異。這裡只採用西方一般的情況。
[13]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4–65.
[14]Lawrence C. Becker and Charlotte B. Becker, edsl, Encyclopedia of Ethics (New York: Garland, 1992), s.v. "Abortion," p. 3-4.
[15]詳見Joseph Fletcher, Humanhood: Essays in Biomedical Ethics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9)第一章的討論。他早前著書列出以下數項:自由、自決、理性、選擇途徑或目的的能力,以及對環境的知識。參Joseph Fletcher, "The Ethics of Personhoo:Morality,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chap. in Morality and Medicine (Boston: Beacon, 1954), 211–25.
[16]Becker and Becker, edsl, Encyclopedia of Ethics, 4.
[17]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7.
[18]引自Scott Klusendorf, The Case for Life: Equipping Christians to Engage the Culture (Wheaton: Crossway, 2009), 54。
[19]Stephen Schwarz, The Moral Question of Abortion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2,轉引自Klusendorf, The Case for Life, 55。
[20]Klusendorf, The Case for Life, 55–56.
[21]John Harris and Søren Holm, "Abor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ctical Ethics, ed. by Hugh LaFollett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8.
[22]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5–16.
[23]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6–17.
[24]Karl Barth,Church Dogmatics III/4, 326.
[25]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7.
[26]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7–18.
[27]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8. 當然對於必須在母親與胎兒之間作出選擇的特殊情況,則須另作考慮。參Oliver O'Donovan, The Christian and the Unborn Child (Bramcote Notts: Grove Books, 1975).
[28]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9.
[29]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9–70.
[30]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0.
[31]Karl Barth, Ethics (Edinburgh : T&T Clark, 1981), 468-69.
[32]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0.
[33]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1–72.
[34]轉引自David Albert Jones, Approaching the End: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Death and Dyi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5.
[35]Jones, Approaching the End: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Death and Dyi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6–67.
[36]Augustine, City of God, 1.
[37]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2–73.
[38]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4.
[39]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4–75.
[40]Nigel Biggar, Aiming to Kill: The Ethics of suicide and Euthanasia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2004), 20.
[41]Biggar, Aiming to Kill, 6.
[42]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6.
[43]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6.
[44]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7.
[45]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7–78.
[46]Margeret P. Battin, "Euthanasia and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cticsl Ethics, ed. by LaFollette, 673–99. 尤參她在690至693頁的討論。她所依據的資料如下:Gerald Dworkin, R. G. Frey, and Sissela Bok, Euthanasia and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For and Again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8.
[48]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8.
[49]The Rule of St. Benedict,36.
[50]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9–80.
[51]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80.
[52]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82.
[53]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82.
[54]Barth, Ethics, 467.
[55]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82–83.
[56]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83.

如何幫助和關心有自殺傾向的人士

二零一二年週年研討會文集 (專題工作坊)

何永雄先生 |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自殺危機處理中心副中心主任 | 整理:黃展睿、吳慧華
01/10/2012

引言

何永雄先生指出一個人企圖自殺,其背後牽涉非常多的原因:個性、病患、情緒、壓力來源等。而企圖自殺者的 自殺風險有多高,實際上因人而異,有些人看似厭世,但實際上自殺風險卻不高,所以要評估一個人的自殺風險,必須直接詢問一些問題,看看當事人有沒有實質的 計劃,以及有沒有曾經自殺的歷史等。不過,在詢問過程中,幫助者不能作出有指引性的提問,而是有技巧地引導當事人說出他的計劃及相關背景,從而了解他企圖 自殺的真正原因。這樣,幫助者才能無論在言語上或行動上,作出合宜的對應行動,幫助企圖自殺者。

香港的自殺現象:

自殺率

究 竟甚麼是自殺率?自殺率又跟甚麼有關係呢?自殺率一定是與已死亡的人有關。世界衛生組織對於自殺率的定義是:在一個地方中,每十萬人中有多少人是死於自 殺。因此當人知道當地的自殺率是多少,便可以計算出當地有多少人是死於自殺的。例如在香港,過往幾年曾出現約12至14的自殺率。假如以14為例,有多少 人是死於自殺呢?把這個數字乘以大概70,就是死亡人數了。香港700萬人口,用10萬作一個比例。香港每年大概會有接近1000人死於自殺,嚴重一點, 人數有可能達到1300至1400。
 
香港的自殺率是否高?如果與世界各地相比,這個數字其實算是平均數,不特別高,也不是特別低。若以亞洲區平均值來說,日本比較高,香港則稍為低一點。香港自殺率較高的時間大概在2002年,死亡人數接近1300人,之後便下降了。近幾年,開始變得平穩,大約有1000人。
 
另 外,香港的自殺死亡人數,在比率上,男性比女性多。基本上,世界各地的情況都一樣,除了中國。至於年齡分佈,老人家佔最多,接著是中年人,15歲以下自殺 死亡的人其實是相當少的。香港以前曾經試過有幾個年輕人在長洲一起燒炭自殺,這是相當罕見的現象。實際上,年紀愈輕,自殺死亡的比率也愈低。第二低的是 15至24歲的人。因此香港青少年的自殺現象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之中那麼嚴重。至於大眾為何對此較為印象深刻?事實上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因素就是,青少年 自殺通常比較能引起社會回響:報道會多一點,而大眾也比較感到可惜。

自殺方法

香港自殺者最 常用的自殺方法是跳樓,其次是上吊及燒炭。九成以上的自殺死亡者用以上三種自殺方法。尤其是近年來,跳樓自殺死亡的人數最多。燒炭自殺曾經很流行,不過如 今慢慢減少了。自從第一宗燒炭自殺個案在長洲發生後,很多人都仿傚這種方法,傳媒也大肆渲染。不過到了今天,此方法已經欠缺新鮮感,傳媒的報道也不如以往 那般嘩眾取寵。其實,從前線的經驗來看,燒炭的方法是較為麻煩的。首先,當事人要先找合適的地方,之後要買炭,還要懂得如何起爐。因此中年以上或老人家很 少選擇以燒炭自殺。反而是青少年,他們可能已經習慣了燒烤,所以用燒炭的方式來自殺也比較多。

如何處理企圖自殺者

當我們遇到有人企圖自殺,究竟可以如何處理?不同群體可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老師可能會找家長、警察則會建議報警處理。不錯,這些都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當人知道某人有自殺的危機時,最重要及最合理的是先了解當事人:要知道他到底發生甚麼事情?他的自殺危機有多高?
 
企圖自殺者的自殺風險有多高,實際上因人而異。有些看似十分厭世,但是他們的自殺風險不一定高;有些人看似不厭世,卻說不定這只是因為他們刻意隱藏自己的自殺風險。要幫助企圖自殺者,必須先了解他們的自殺危機,也便是自殺風險有多高。

自殺危機/風險

幫 助者必須先了解當事人的自殺風險有多高,理解他們為何要自殺,當中有甚麼因素影響他們自殺風險的高低,之後幫助者才能知道在甚麼地方介入。用一個比喻說 明,自殺就像山泥傾瀉。假設有一天,有一架貨車經過一條高速公路,濺起了一塊小石,而這小石剛好彈到斜坡上,接著整個斜坡倒塌。人自殺有時也像山泥傾瀉, 如果我們說這是因為一塊小石令到整個斜坡倒塌,這似乎不太正確。這可能只是一個近因,卻不是事實的全部。山泥傾瀉可能是因為斜坡日久失修,也有可能因為之 前下過大雨,讓泥土流失,以致不能去水。因此當小石彈了上去,它便會倒塌了。其實自殺個案也有類近之處,現代人看似脆弱,很容易因著小事而自殺尋死,但當 我們認真及全面地了解自殺者時,才會發現那些導致他自殺的事件往往只是導火線,背後一些不為人知的因素才是引致自殺者輕生的主因。就如一些輔導、心理學的 說法——冰山一角:冰山即顯露出來部分只佔所有問題的一小部分,底下其實還有許多問題。如果我們只知道一件事件怎樣觸發一個人自殺死亡,其實是相當片面 的。
 
一個人自殺的行為背後最少牽涉到下列這些因素:個性(Personality)、抑鬱(Depression)、認知及處理( Cognition & Coping)、情緒(Mood)、壓力來源(Stressor)、危機事件(Crisis Events),以及生活經驗(Life Experience)。
 
一個人的個性與自殺行為有莫大的關係。例如悲觀或完美的性格,比較 容易有自殺傾向。追求完美有時是好的,但若過分追求完美的話,其實很容易令人採取自殺行為。因為世事很難盡善盡美,一個人追求完美,只把焦點放在一些不好 事情的人,又怎會開心及快樂呢?另外,性格衝動,又或是兩極化:非黑即白的人,當他們的人生遇上一些壓力源,也比較難以調節或適應。
 
除了性格,精神健康也與自殺行為相關,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屬於自殺高風險的精神病。不過,最高的莫過如抑鬱患者,他們的自殺風險其實相當高,特別是那些原發性抑鬱(Genetic Basis),這種內發性抑鬱症風險是最高的。
 
性格和抑鬱又會互為影響一個人的認知能力和處理方式。逃避、無望感、絕望感、空虛感都可以引致極高的自殺風險。所以當我們看見一件自殺個案時,不可以片面地只把焦點放在一件令他自殺的事情上,而是需要全面地查看。

全面查看:1T、2W、3H

我 們處理一個自殺危機時,首先要全面地探討這個自殺行為是怎樣形成的。自殺危機評估牽涉一個T、兩個W及三個H。第一個T是最表面的,即引發的事件 (Triggering)。接著是深入一點的兩個W:背後的意圖是甚麼(What)及形成自殺意圖的時間(When)。跟著是三個H:第一個是如何策劃自 殺的計劃(How),以及兩個History:個人及家庭的自殺歷史。
 
在一般情況下,引發的事件都牽涉失去。例如失去金錢、親人、朋 友、婚姻(不同的關係)以及工作,工作的失去可能衍生出失去個人自我認同,當一些人失去工作時,感到沒有地位,甚至失去尊嚴,感到被人看不起。所以當人表 面上失去了某些東西,我們如果應該進一步了解這些失去的代表甚麼,這是重要的第一步。因為當我們說要關心有自殺傾向的人士時,若然我們不知他背後失去的是 甚麼,又怎能關心他們?若他們一失業,我們只以為是金錢的問題,但原來失業讓他們感到失去尊嚴,我們關心他們時便不能只把焦點放在金錢上,勸他們暫時領取 綜援,這樣可能令他們的尊嚴進一步受損。這不是說我們絕對不應給他們這個建議,只是最少要先顧及他們的感受,或者提到申請綜援後需有一些補充,例如跟他們 說申請綜援並不代表沒有尊嚴,使當事人比較容易接受建議。
 
跟著便是背後的意圖,我們要追問企圖自殺的行為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意圖?一般情 況都是有目的的,自殺不單單是個終止,終止背後一般都帶有目的。最常見的目的是甚麼?也有些人自殺,其實與自殘只是一線之差,他可能只想藉著自殘發洩,他 未必真是想死、有些則希望博取他人的注意(Attention Seeking)、有些可能藉此發出求救的訊息(Cry For Help)、有些人希望藉著自殺得以解脫、也有人認為自殺是一個解決方法。在一些自殺個案中,當事人真的會以自殺解決問題,例如一些欠下債項的賭徒,認為 只要自己一死,便不用再連累家人,他們不必被人追債、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死後他們的家人也不再受罪受苦。也有人視死亡是終止痛苦的好方法,例如一些承受 著肉身痛苦的病人,當認為自己的病無法醫治,便希望以死解脫痛苦。也有人為了報復而選擇自殺,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報復:有人為了向別人報復 (revenge),有人卻是為了懲罰自己(self-punishment)。懲罰的對象是對自己的,報復的對象則是對外的。所以我們要知道他們背後的 意圖,因為這樣幫助者才不會把焦點錯放,誤把懲罰自己當成報復他人。
 
接下來我們要了解當事人何時興起自殺的意念及其頻密程度:何時開始 有這想法、想法有多頻密、有沒有在特定時間想更多、有沒有特定的處境。舉例說:有一個人的配偶剛去世,覺得很難接受,而結婚紀念日對他來說會特別難受。或 者又有一些原發性抑鬱的人,清晨對他們來說,情緒會特別差,甚至容易產生自殺的念頭。如果我們能夠多一點了解當事人,便更容易幫助及關顧他們,例如幫助者 可選擇在早上守望他,因為他在早上的情緒最差,自殺的意欲也最強烈。另外,一個人過往有否想過自殺?這也能給我們一些提示,使我們知道究竟這人是否一個所 謂長期有自殺傾向的人?還是只是一件偶發的事情便引發他的自殺?
 
另外,了解當事人有沒有具體的自殺計劃也非常重要。知道當事人自殺危機 有多高,才能知道怎樣回應?所謂具體的自殺計劃便是了解當事人會以甚麼方法自殺。有些人可能會向他人表示很想死,但當別人問及他們何時實行,若他們說: 「不知道」、「再想一想」、「到時才算」,這表示他們距離自殺還有一段路。通常自殺風險很高的人絕大多數都曾想過以甚麼方法死亡。無論是根據經驗,又或是 研究所得的結果,評估一個人的自殺風險,直接詢問是最好的方法,亦是最可靠的。不過,要小心問題中不要有引導性,例如當事人表示自己會跳樓自殺時,千萬不 要說:「哦!跳樓?你想在哪裡跳?天橋?天橋很矮,很難死的,很多大廈很高,你有沒有想過到那裡跳?」反而是態度上很關懷,但其問題要留給對方思考而不帶 任何引導性。例如可以如此回應:「你剛才的說法令我很擔心,你過往有沒有想過用甚麼方法傷害自己?有?那用甚麼方法?你想過跳樓?那你其實有沒有想過在哪 裡進行這件事?大廈天台?你選了哪幢大廈?」。
 
一般而言,計劃愈具體,自殺風險亦愈高。有些曾企圖跳樓自殺者會作實地考察,他們會到同區的一些可以自由出入的屋苑,尋找一些沒有上鎖的天台視察合適跳樓的位置。有人甚至用膠拖鞋試位,看看當「人」跌墮期間會否被招牌、天線或晾衣架阻礙。
 
所 以,我們可以從多方面去評論一個個案的自殺風險有多高。當事人希望採取的自殺方法、地點及時間、曾否檢查過行動的難度,考慮到會否被人阻止,甚至有否安排 一些身後事,在眾多考慮中,特別需要留意致命性。如果有人認為服用10粒Penadol便足以致命,他不單單服用10粒,甚至服用20粒Penadol。 雖然事實上服用10粒Penadol是不會致命的,但這證明他的自殺風險很高,他主觀地認為服用10粒Penadol的致命性很高,而他還要做多一 點,10粒已經覺得會致命,他還要吃20粒。因此他即使自殺不遂,又知道服用20粒Penadol不能致命時,他可能選擇另一種更高危、更致命的方法,所 以在細節上不忘問多一點。
 
跟著便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當事人及親朋的自殺歷史。根據很多關於自殺的研究指出,得知一個人曾否採取自殺行 動可以正確地預測出當事人的自殺風險有多高。通常,有自殺意念的人較多,而有自殺的意念又採取行動的人會少一些。不過,自殺身亡者大都是曾經企圖自殺,只 有少數死者是一次自殺便死亡。所以,當我們評估一個人的自殺風險,我們應了解這人有沒有曾經企圖自殺。若然當事人曾經企圖自殺過,他的自殺風險自然很高, 但如果他從來沒嘗試過,他從來只有念頭,即使當事人今天跟你說他很想死,相對來說,他的自殺風險也較低。同時,我們亦可嘗試得知當事人為何即使很想死,卻 一直沒有採取行動。只要我們可以找出這些原因而加以強化,有可能降低他的自殺風險。
 
除了了解當事人自殺歷史,例如試過多少次、出於甚麼 原因、怎樣發生、何時發生,以及當時行為的致命程度,與此同時,明白他如何被救、被救後他本身的問題有沒有改變,以及他獲救後的感受也非常重要。例如有些 賭徒,自殺不遂後家人可能會幫他還債,那他的壓力源已經沒有了,他可能已經沒有自殺念頭了。但若然繼續賭下去,情況則可能沒有改變。不過,當事人被救後有 何感覺,怎樣看自己被救也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有人可能視此為上天給他多一次生存的機會,也有人認為這是上天在作弄他,所以他們的感受絕不可能被量化。
 
家人或親友的自殺歷史也很重要。因為家人或親友的自殺歷史與當事人的自殺風險也有關係。愈是關係緊密的人因自殺死亡,當事人的自殺風險指數也愈高。一般估計,一個人自殺身亡,都會影響身邊6至20個人,其中的影響當然是可大可小,視乎關係的緊密程度。

結語

自殺的成因有很多,幫助者須要留意的是,即使接觸過很多不同的個案,也不容易計算出企圖自殺者的自殺危機有多高。不過,無論如何,只要幫助者不要急於提供意 見或採取行動(如報警或通知家長),而是聆聽企圖自殺者的聲音,從而發掘他們的自殺意圖,了解他們的自殺風險,這樣應是對當事人來說比較有幫助。
 

討論:

 問題一:
有一個患有情緒病的鄰居,因為先生去世經濟出現問題,開始遭到親友白眼,更因為接受綜援而感到自尊受損。曾經不只一次說要與兒子一起死,也曾送我昂貴的飾物,以及問我是否很疼愛她的兒子,期間更強迫兒子吃藥。面對此情況,在她身邊的幫助者可以如何處理?
 
回答:
首 先可從一些具體的事件入手去了解她的自殺風險有多高。基於你鄰居對你信任的關係之下,可以了解多一點她為何向你贈送飾物,是想你替她辦身後事?回報多年的 陪伴?還是有其他意思?另外,如果她本身的精神健康出現問題,便要知道她那一方面出現問題以及正在接受那一方面的治療?如果是抑鬱病,風險會高一點。但更 要清楚她是否不只是抑鬱病,有沒有精神分裂的可能,若果有,而當中又有「命令幻覺」(Command Hallucinations),自殺的風險便會很高。所謂的命令幻覺便是患者會接收到一個傷害自己或他人的指令,你鄰居強迫兒子服藥,是否由於此?如果 是的話,要進一步了解當事人過往如何應付,是傾向抵抗這些指令,還是去肯定它。如果她很努力地對抗這些念頭,那麼你可以放心一點,支持她,鼓勵她繼續和這 些幻覺對抗,也建議她與醫生傾談,希望她藉著藥物的幫助,可以減低幻覺。相反,若果她的傾向是跟從,那便很危險了,要追問幻覺中有沒有時間性的。例如:她 會否聽到上帝要她在七月一日前把兒子殺死,因為某某原因。若果她的幻覺是如此具體,對應的行動也會不同。首先,七月一日前是一個很緊要的時刻,在她身旁的 人要適當地介入,留意她的一舉一動,觀察她的意念會否減輕。如果她具體的想法一直不變,愈接近七月一日,便需要多與她面談,甚至考慮報警,搜集足夠的資 料,讓警方知道這個人的問題,希望能透過警方送她進醫院,再由精神科醫生判斷她應否住院。當然,報警之前,必須有適當的評估,不能操之過急。
 
問題二:若果家中有一位患有抑鬱症,自殺不遂的長輩,經常以死威脅其家人不可返教會,作為他的家人可以怎樣對應呢?
 
回答:
首 先,我們要精確地估計一個人的自殺風險有多高是不可能的。反而我們要直接了解的是為何這位家人不願意其親人返教會。只是單純的希望其親友把返教會的時間陪 自己,還是有更深層的想法,這是應該要了解清楚的。也即是說,我們若要解開一個結,不應只是想怎樣令一個企圖自殺的人不再尋死。最重要的是當事人的結是怎 樣綁的,這樣才有辦法把它解開。所以一個長輩不想其親人返教會,沒有去了解原因,純粹以為這位長輩需要陪伴,所以一接到來電便回家,否則便返教會,這樣其 實是非常不好的回應方法,也鼓勵了這位長輩以死來威脅其家人回家。即使這位老人家真的只為有人陪伴他多一點,上述的回應也不是一個好的回應。我們可能想 像,當這位長輩高呼自殺時才有人不返教會來陪他,他會怎樣理解呢?這只會加強他以死相脅後輩。反而,若果後輩在不用返教會的時間也多關心他,打破他以為返 教會的後輩便不會關心他這聯想,可能讓他慢慢接受後輩返教會。不過,總的來說,要拆解自殺者的心結,要先知道他的心結所在。
 

與會者的意見

二零一二年週年研討會文集 (與會者的回響)

01/10/2012

意見調查表

共有95位參加者填寫及交回意見調查表。當中34%教牧,10%神學生,7%長執,49%平信徒。24%男性,76%女性。6%15-24歲,37%25-44歲,57%45-64歲。參加者對就墮胎和自殺是否合理的問題寫了很多意見和回應,輯錄整理如下:
 

認為是不合理的參加者的意見:

一、尊重生命、生命無價
●  尊重生命,困難可以面對
●  人總要負起對生命的責任
●  對生命不尊重
●  尊重生命,生命不屬於自己,而是從神而來
●  生命本身有其價值。由創造者所給予;應該在任何情況之下應該好好學習生活
●  生命寶貴
●  生命是無價,人無權扼殺生命
●  生命是否可以合理化地被人毀滅
 
二、主權在神
●  生命是神的創造,我無權解決;尊重每一個生命屬於神,人不能有決定毀滅生命,乃是倚靠神渡過困難,靠主得勝
●  生命是上帝所賜予,無論嬰兒或成人,生命起/終的主權是由上帝決定
●  因為生命是天父賜給我們的
●  Life is a gift from God
●  生命是神所給予的,人沒有權行結束。但某些情形下,墮胎議題仍具爭議性(如強姦的受害人)。
●  違反聖經教導,生命是上帝賜予,人應該選擇生命
●  “生命”總不由人,是從上帝的恩賜而來。強行影響一個生命即是不該的。當然每一個處境都有其獨特性,不可以只有應與不應
●  生活主權不在自己手中,乃在神的主權之下
●  生命是神所賜的,人不可奪取
●  Suicide: Life is given by God
●  墮胎:生命源自神;自殺:絕望中總會見神恩,有出路
●  自殺:生命是禮物,痛苦有所領受及作見證;若危害母親的生命但受精卵又未及國際標準成為胎兒的情況下
●  所有事情都是由神主宰,事情的唔好都要學習去接受,不是用逃避方法
●  生命主權在於神,我們沒有權去奪取
●  生命不是自己掌管的,為何要選擇毀滅生命
●  生命在神的手中,若胎兒不是危害母親,絕不應墮胎
●  人無權結束生命
●  生命的長短不在於人,而在於神
●  生命不能自己解決,自殺或墮胎
●  生命是神所賜的,都應珍重和珍惜。但在極特殊處境,可能作特別考慮,如為救人而犧牲自己(如這也屬自殺的話)
●  生命是神所賜的,人不能自行作主去扮演這角色
 
三、自殺或墮胎不能解決問題
●  自殺不是唯一的出路,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  為何以死及毀滅生命來了斷、放棄。在墮胎事後,亦會對自我生命有自責及內疚
●  所有難題都有解決問題方法,只是在乎那個人如何去看事物,但是有些人可能因其成長環境及周圍的人不致會對方走迷了路。
 
四、不合聖經、基督教、倫理教導
●  墮胎會連著母親可能健康的情況;自殺於聖經的教導和不應該自毀,又對身邊的人所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  墮胎及自殺都不乎合聖經教導
●  從聖經及道德上不支持
●  自殺在我信仰認知中是罪,墮胎卻要看當時人背後的原因才能定斷
●  因為聖經的準則
●  不合聖經教導
●  殺害毀滅生命總是不應該的
●  這是殺人及自殺是犯罪,在世上觸犯了法律,在上帝中都是十誡的犯罪
●  基督教倫理不傾向,但在一些特別處境會明白、體諒,但這並不代表贊同,所以想聽多些有關方面的神學反省
 
五、特殊處境下可接受
●  墮胎有些情況是可按納,但自殺是不應出現的情況
●  一般情況不贊成。但現今社會如青少年(eg. 15age)是否應墮胎或是老年人是否可安樂死
●  背後有很多特殊理由,例如墮胎可因女方受侵後懷孕。自殺是基於精神錯亂
●  墮胎有時是母親的健康原因,故可以接受;自殺則絕不能接受,因為生命不是只屬於我們的
●  總有很多處境性的考慮
●  兩者都有一些處境是可以同情的
●  人工流產的其中一種考慮是母親的生命是否受影響
●  墮胎除了因為是「任意妄為」外,也可因為健康理由如不適合懷孕
●  墮胎可能基於胚胎殘缺
●  墮胎,看似違反人道主義,但有某些情況墮胎是合情理;自殺看似是自殘或逃避現實的手法,但會不會此成為自衛方法?
●  有個別案例(如強姦受害人或精神病患者的情況),很難說「合理/不合理」,也有些其他備理考慮影慮影響這判斷的!
 
六、個人決定
●  有實際文化、處境的考慮因素,以致人作出這些選擇
●  各有自己問題和難處,外人難判斷「不合理」
●  合理的意義是什麼?採取此方式處事的當事人必定有他的理由。本人不認同結束生命,但也尊重當事人有其理由或無奈!
●  因為始終是個人的決定和面對;自殺:因為生死應由神決定的
●  世事沒有絕對,最重要理解背後的問題
●  我認為墜胎,以當事人的處境作選擇面作出決定;自殺;生命是由神掌權,不可自行解決
 
七、其他回應
●  墮胎多會主觀地令我想到不合宜的性行為;自殺多是對生命的無奈的回應。他的反應是可理解的,雖然我不敢認同但肯定是惋惜的(對當時人及家人)

 

認為是合理的參加者的意見:

●  Medical condition of baby. Suffering from disease
●  因為墮胎有時是因為人的身體有健康問題而不能懷孕,否則會有生命危險;自殺只是逃避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法,所以不合理
●  墮胎的成因,即成孕原因有所不同
●  墮胎原因很多,關於父母及胎兒生命及日後生命承載力;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主要是個人與生命的主的關係。但選擇自殺也不是容易決定,合理與否視乎從誰的角度來看
●  按情況處境
●  看成孕的原因而決定(eg.被姦成孕就可能較近合理);自殺是放棄生命,但嚴重疾病等如何處理則未知
●  Abortion: Vary with circumstances;
●  人生是複雜的
●  墮胎可以受著外來因素更多而影響行動者決定,但自殺是自身決定性多於受其他影響
●  Unwanted pregnancies may result in many undesirable sufferings. Suicide is not allowed in the biblical teaching
●  自私
●  太過多人承擔;安樂死有其grey area
●  問題是錯綜複雜
●  我相信面對墮胎及自殺他們必有他們的處境狀況及面對困難。我們要了解的不是單單結果及對他的批判而是他為何會面對這些狀況及如何與他同行
●  因為這兩樣都違背神創造人的心意
●  覺得現今人漸漸把這兩樣行為合理化,減少承擔長久的苦痛或責任

基督徒對墮胎及自殺的態度調查結果

二零一二年週年研討會文集 (調查報告)

吳庭亮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01/10/2012

摘要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1,172名受訪者中,88%基督徒受訪者認為墮胎並不 合理,但可以接受在某些處境下墮胎。一般來說,基督徒比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如繼續懷孕會危及母親性命和因姦成孕,但反對選擇性墮胎如因影響生涯計劃而墮胎。 95%基督徒受訪者認為自殺並不合理,但不同處境下自殺的接受程度並不相同。雖然受訪者的態度隨不同社經及宗教參與而略有輕微差異,反映社經及宗教參與對 態度的影響不大。調查又發現,受訪者十分重視上帝、生命和罪的價值觀,但這不是影響他們對墮胎和自殺態度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受訪者反對濫用自由、選擇 權和計算代價,這些因素與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有較高的相關性。對於教會來說,主要的挑戰是如何幫助信徒在實際的倫理處境,應用信仰的原則和價值觀,而 不是將基督對生命的教導化為律法,來審判違規的人。這篇文章主要是將在研討會中發表的結果和討論輯錄在文集內,完整的調查報告會單獨出版,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網頁發表。因此,本文並沒有加入有關參考其他文獻的討論。

一、引言
墮胎和自殺的情況有多嚴重呢?
2008 年,全球有4,380萬宗墮胎,平均每日12萬宗墮胎。一日內全球有約36萬名嬰兒出生,嬰兒出生與墮胎的比例是三比一。(Guttmacher Institute 2012)在香港,2010年有1萬1千多宗合法的墮胎,平均每日30宗墮胎。本地孕婦共生產47,847名嬰兒,嬰兒出生與墮胎的比例是五比一。(立法 會秘書處2011)[113] 但非法及在境外的墮胎數字並未計算在內。
 
每 年,全世界有近100萬人死於自殺,平均每40秒便有1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十萬分之16,較45年前上升60%。企圖自殺更是實際自殺數目的20倍。 (世界衛生組織2012)在香港,根據死因裁判官2010年的報告,共有1,022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十萬分之14.4。
 
由此看來,香港的墮胎和自殺問題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情況相似,都是愈來愈嚴重。目前的數據沒有搜集墮胎和自殺者的宗教背景,但基督徒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下,能否按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而非世俗的價值觀作決定呢?
 
為何進行這項研究?
這項研究希望能了解基督徒在倫理問題上的態度:是否贊成墮胎和自殺?有沒有一些墮胎和自殺處境是較可接受的?那些信徒較接受墮胎和自殺?
 
這項研究更希望能分析信仰如何影響我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一般來說可分兩種基本態度:一、擁護生命權(Pro-life);二、擁護選擇權(Pro-choice)。這種分類源於60、70年代美國對墮胎的討論。擁護選擇權的一方倡議孕婦應該擁有自由選擇墮胎的權利;擁護生命權的一方要求保障胎兒的生命權利。
 
擁護選擇權和擁護生命權的討論也可以應用在自殺和安樂死的議題上。擁護選擇權的一方認為人有權和自由選擇死的時間和方式。擁護生命權的一方認為人有保護生命的義務。
 
這項研究按這兩大方向發展相關的價值觀,並調查基督徒對這些價值觀的看法。一種很自然的想法是,基督徒較非基督徒擁護生命權,也成為基督徒原則上反對墮胎和自殺的原因;相反,基督徒對人的選擇權有較負面的態度。
 
研究目標
這項研究希望能回答以下問題:
 
1. 基督徒是否接受墮胎和自殺?
2. 基督徒對不同的墮胎和自殺處境的態度是否相同?
3. 社經因素、宗教參與,和接受墮胎與自殺的態度是否有關?
4. 價值觀與接受墮胎和自殺的態度是否有關?
 
定義
根 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墮胎(induced abortion)是指將胎兒在可以獨立生存前時移離子宮。(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12)自殺是指自我故意終止生命的行為(“act of deliberately killing oneself”)。(WHOa2012)
 
參與宗教活動或經歷的頻密度,包括祈禱會、團契/小組、參與主日學/查經班、崇拜、閱讀聖經、聚會以外向神禱告和因信仰緣故曾流淚,和受訪者評估自己的信仰投入程度及與上帝的關係。
 
問卷設計
問卷共有4部分:
A. 處境:受訪者對7個墮胎和5個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
B. 價值取向:受訪者對30項價值題和3項建議題的認同程度
C. 其他:與世界價值研究(2005年的數據)[114]和歐洲價值研究(2008年的數據)[115]比較的有關題目
D. 個人資料:受訪者的社經特點(性別、年齡、婚姻、育有子女、家庭收入、教育、親友中有墮胎和自殺)和宗教參與(與上帝的關係、信主年日、參與崇拜、團契、主日學等聚會的頻密度。)
 
抽樣
這項研究採用方便抽樣法。今年2月以傳真邀請全港教會後,有9間教會回應。另透過明光社的同工、董事、研究中心的諮議小組成員及友好派發問卷。結果共有35個教會或團體參與,在4月中共收回有效問卷1,172份。
 
限制
因為這項研究採用非隨機抽樣方式,所以研究的結果只能代表受訪基督徒對墮胎及自殺的態度。根據受訪者的社經資料,可以歸納出「三高」特點(見第二部分):家庭收入高、教育程度高、信主年日長,因此,受訪者的想法可能會較為接近。
 
二、受訪者的社經資料
性別
在受訪者中,男性佔35%,女性佔65%,這與教新在2009年的教會普查中的男女比例相約。(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年齡
在年齡方面,本研究的年輕人比教會普查中的年輕人較多(表6.1),15-44歲的共佔63%,而65歲或以上的只有8%。主要是因為部分長者不能閱讀,問卷的內容(特別是價值觀的部分)也較深和抽象。

6.1 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2009香港教會普查 本研究
15-24歲 16.2% 22.3%
25-44歲 36.7% 40.6%
45-64歲 31.2% 28.8%
65歲或以上 15.9% 8.3%

資料來源: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婚姻狀況
受訪者的婚姻狀況,未婚49%佔最多,已婚44%,喪偶和離婚分別佔4%及2%。已婚的受訪者中,62%沒有子女。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方面,每月總收入$30,000或以上的佔46%,高於香港2011年普查時同等收入的家庭(35%)。(CSD 2012)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學或以上的佔63%,遠高過香港社會的數字(2011年只有18%)。(政府統計處2012)
 
信主年日
受訪者的信主年日,37%在20年或以上,29%在10-20年之間,合起來66%受訪者信主超過10年;另外,分別只有4%及10%在1年以內和2-4年之間。
 
信仰投入
75% 受訪者認為信仰十分重要,25%認為信仰重要,只有0.6%認為信仰不重要,沒有受訪者認為信仰全不重要。大部分受訪者(67%)認為自己對信仰的投入程 度很高(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1-6級中選擇5-6,6代表非常投入)。表6.2列出受訪者參與各項聚會的情況,也可反映他們對信仰的投入。83%受訪者經常參加崇拜,69%經常參加 團契或小組,59%經常向上帝禱告,40%經常閱讀聖經,37%經常參加主日學,23%經常參加祈禱會。
 
 
6.2  受訪者參與各項聚會的頻密度(%)

  從不         經常
  1 2 3 4 5 6
參與祈禱會 13 18 14 19 11 23
因信仰緣故曾流淚 6 9 10 23 23 30
參與主日學/查經班 7 10 12 15 15 37
閱讀聖經 1 4 10 21 25 40
聚會以外向神禱告 1 2 5 12 22 59
參與團契或小組 2 3 4 7 15 69
參與崇拜 1 1 3 4 8 83

三、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與其他研究比較整體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這項研究與世界價值研究(2005年的數據)和歐洲價值研究(2008年的數據)作比較。與其他國家的基督徒比較,香港的受訪者與南韓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不合理的十分接近(分別是86%及88%),較歐美多國基督徒的數字(18-73%)為高。
 
對自殺的態度,香港的受訪者與南韓的基督徒認為是不合理的也較接近(分別有91%及95%),較其他國家的基督徒高(65-90%)。
 
另外,這項研究的基督徒(88%)較2005世界價值研究中香港的非基督徒(74%)較不認同墮胎是合理的。但香港的非基督徒仍較歐美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不合理的。
 
其他研究(Hayes 1995; Tamney, Johnson and Burton1992)也發現,基督徒較沒有信仰的受訪者不認同墮胎,反映基督教信仰的原則,上帝是生命的源頭,是賦予生命的,生命的主權屬於上帝,人無 權奪去。同樣道理,人也沒有自由和權利取去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使是基督徒,他們對不同的處境,態度也可以迥然不同,這是下一節探討的範圍。
 
對不同處境的態度
這項研究共設定兩類墮胎處境:創傷性墮胎及選擇性墮胎。(Jelen and Wilcox 1997)前者包括四個處境:母親生命受威脅;因姦成孕;胎兒嚴重疾病;胎兒弱智。後者包括三個處境:13歲未婚懷孕;經濟困難;影響生涯計劃。
 
圖 6.1及表6.3顯示受訪者對不同墮胎處境的接受程度(在李克特量表1-6級,1代表十分不接受,6代表十分接受)。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的處 境,82%可接受當母親生命受威脅時墮胎,66%可接受因姦成孕,53%可接受當胎兒嚴重疾病,即使出生也只能存活一個月。這些處境較獲得受訪者的諒解, 可接受程度較高。
 
6.1 受訪者對不同墮胎處境的接受程度
明光社

6.3 受訪者對不同墮胎和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

    較不接受(%) 較接受(%)
選擇性墮胎 影響生涯計劃 94 6
經濟困難 85 15
13歲未婚懷孕 61 39
創傷性墮胎 胎兒弱智 53 47
胎兒嚴重疾病 47 53
因姦成孕 34 66
母親生命受威脅 18 82
自殺 無依無靠 96 4
腦退化 93 7
連累孩子 91 9
傷殘無法自理 86 14
痛楚 83 17

受訪者較不接受因胎兒弱智而墮胎(53%)或選擇性墮胎(61-94%)。在選擇性墮胎的處境中,受訪者較接受13歲未婚懷孕的姊妹墮胎;受訪者對因影響生 涯計劃和經濟困難而墮胎的接受程度最低,分別只有6%和15%。受訪者對所有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都很低(4-17%)。
 
基督徒雖然在原則上反對墮胎,但較接受創傷性墮胎,這情況在其他同類研究(Jelen and Wilcox 1997;McConkey 2001)中也出現。[116]一方面,這可能反映受訪者不是教條式的應用基督教反對墮胎的原則,在特殊的情況下,如孕婦不能控制的處境,也可接受墮胎(即創傷性墮胎)。另一方面,這會否容易陷入處境神學的困局,究竟在怎樣的處境中才可以墮胎呢?誰可以作出裁決呢?
 
四、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對態度的影響?
社 經特點包括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家庭總收入、教育程度和親友曾墮胎或自殺。宗教參與及投入指受訪者與上帝的關係,對信仰的投入程度和參與宗教活動或經歷 的頻密度,並以項目總和的平均值定出宗教參與指數,按其百分位數(Percentile)分作三等級:較高參與、中度參與、較低參與。
 
本 研究按表6.3將12個處境分為三類,以計算受訪者對創傷性墮胎(TAAI, Therapeutic abortion acceptance index)、選擇性墮胎(EAAI, elective abortion acceptance index)和自殺(SAI, suicide acceptance index)的可接受程度的平均值,進一步使用t檢訂(t-test)或方差分析(ANOVA),分析不同社經特點及宗教參與組別的TAAI, EAAI及SAI平均值,顯示那些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選擇性墮胎和自殺(表6.4)。
 
6.4 創傷性墮胎(TAAI)、選擇性墮胎(EAAI)和自殺(SAI)可接受程度值較高的受訪者群組

  TAAI較高 EAAI較高 SAI較高
性別 女* 女** 男*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
年齡 年長** 年輕** -
家庭總收入 高收入* - 高收入**
教育程度 - 中學或以下** -
親友經驗 有* - -
信主年日 短* 短** -
宗教參與 較低** 較低** 較低**

置信水平:**=p<0.01  *=p<0.05
 
結果顯示,女性較男性接受不同處境的墮胎,這是可以理解的,女性可能較易體諒孕婦墮胎的決定。另一方面,男性較女性接受不同處境的自殺,與香港男性比女性較高的自殺率[117]是一致的。
 
已婚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未婚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這與年長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和年輕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可能是類似的情況。已婚的和年長的基督徒人生經歷較 多,可能會較易體諒在創傷性墮胎處境中孕婦面對的困難。同樣,親友有墮胎經驗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也可能是基於同一原因。未婚的和年輕的可能較易體諒孕婦 在面對選擇性墮胎處境中的決定。家庭總收入較高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可能是因為家庭總收入較高的,同時也是已婚的和年長的受訪者,所以較接受創傷性墮胎。 教育程度在中學或以下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在中學或以下的,同時也是較年輕的受訪者,所以較接受選擇性墮胎。
 
信主年日較短的較接受墮胎。宗教參與較低也較接受墮胎和自殺。後兩者反映信主年日與宗教參與都影響墮胎和自殺的態度。基督教的信仰不認同墮胎和自殺,因此,信主年日愈長和參與愈高,受訪者會愈認同這原則。家庭總收入較高的較接受自殺,其原因可能需要進一步研究。
 
然而,這些比較都是相對的。必須指出,總體而言,不同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的受訪者,他們的墮胎和自殺態度可接受程度值的差異,表示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對態度 的影響並不是很大。例如,未婚的受訪者接受選擇性墮胎的平均值是2.203(在李克特量表1-6級中1是十分不接受,6是十分接受),較已婚的受訪者(平 均值是2.079)只高0.124而已。社經特點對受訪者的態度有影響,平均值差異只是在0.12-0.39之間。宗教參與對受訪者的態度有較大的影響, 但影響也不算大(不同參與程度的平均值差異只在0.39-0.60之間)。信主年日對受訪者的態度有影響,較社經特點及宗教參與的影響大,但影響也不算很 大(平均值差異只在0.40-0.78之間)。
 
五、價值觀如何影響態度?
這項研究透過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將設定的30項價值觀題目歸納為五個因子:一、個人權利及選擇;二、代價及計算;三、生命觀念;四、對上帝的觀念;五、罪觀。
 
擁護選擇權(Pro-choice)的人會較重視個人權利及選擇,認為孕婦應有自由決定胎兒的生死,墮胎是孕婦的個人選擇,墮胎的決定應受尊重,胎兒是沒有 人權的,自殺是免除痛苦的途徑之一,人有權按自己的意欲結束生命和有自由選擇自殺等等。擁護選擇權的人也會考慮和計算各種代價(如時間和經濟的代價),如 何影響婦女未來的福祉。對於有嚴重先天殘疾或缺陷胎兒,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些胎兒就算出生,其人生也是一個悲劇,所以,更不應讓胎兒出來承受先天殘疾或缺陷 所帶來的痛苦。
 
擁護生命權(Pro-life)的人會較重視生命和上帝,也會對罪較為看重。他們會認為所有生命都是很有價值的。所以必 須珍惜和善用生命,而信徒應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為主作見證。雖然為人父母可能要付出很多,但也是值得的。對於上帝,他們相信所有生命都屬於上帝的,只有上帝 有權取去生命。生命中痛苦的經歷是上帝所容許的,上帝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祂的計劃。他們也會認為,因意外懷孕而墮胎和因痛苦或困難而自殺,在上帝眼 中是有罪的。上帝必懲罰罪人。
 
表6.5顯示受訪者在不同價值觀因子的平均值、標準差和受訪者數目(N值)。受訪者的擁護生命(Pro- life)價值觀(因子3-5)很高,平均值在4.93-5.53分之間(在李克特量表1-6級中1是十分不同意,6是十分同意);擁護選擇權(Pro- choice) 價值觀(因子1-2)較低,平均值只在2.07-3.32分之間。這反映受訪者認同生命的珍貴和相信只有上帝擁有生命的主權,不同意墮胎和自殺是個人權利 及選擇,也較不同意在計算代價後,墮胎和自殺是必然的決定,墮胎和自殺都不是上帝悅納作為解決問題和困難的方法。另外,標準差在1或以下(特別是生命觀念 和對上帝的觀念,標準差分別只有0.64和0.72),表示受訪者的意見很接近,這可能與前面提及受訪者的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很相近的情況有關。
 
6.5 受訪者的價值觀

價值觀因子 平均值 標準差 N
1.個人權利及選擇 2.07 0.84 1141
2.代價及計算 3.32 0.98 1147
3.生命觀念 5.53 0.64 1154
4.對上帝的觀念 5.53 0.72 1129
5.罪觀 4.94 1.04 1154

值域:1-61代表十分不同意,6代表十分同意
 
表 6.6顯示價值觀因子與受訪者對創傷性墮胎、選擇性墮胎和自殺的態度的相關性。首先,擁護選擇權價值觀的因子(個人權利及選擇及代價及計算)與墮胎和自殺 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正數,表示愈認同擁護選擇權,愈接受墮胎和自殺。相反,擁護生命權價值觀的因子(上帝的屬性、生命觀念、罪觀) 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負數,表示愈認同生命權,愈不接受墮胎和自殺。
     
6.6 價值觀與受訪者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

Pearson’s r 創傷性
墮胎
選擇性
墮胎
自殺
1.個人權利及選擇 0.32** 0.42** 0.44**
2.代價及計算 0.32** 0.24** 0.27**
3.對上帝的觀念 -0.06* -0.16** -0.19**
4.生命觀念 -0.10** -0.18** -0.25**
5.罪觀 -0.07* -0.19** -0.25**

置信水平:**=p<0.01  *=p<0.05
 
第二,擁護選擇權價值觀的因子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在0.24-0.44之間,比較擁護生命價值觀的因子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在0.06-0.25之間)為高。換句話說,反面擁護選擇權的價值觀(個人權利和選擇、代價和計算),與受訪者對墮胎或自殺態度有較高相關性;正面擁護 生命權的價值觀(上帝的屬性、生命觀念、罪觀),與受訪者對墮胎或自殺的態度有較低相關性。即是受訪者雖然認同上帝、生命和罪的觀念,但並不是他們反對墮 胎和自殺的主因。這是否意味著受訪者雖然認識上帝喜悅甚麼和生命的主權,但這些都不是他們反對墮胎和自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墮胎 和自殺的問題上,受訪者反對人擁有自由選擇墮胎和自殺的權利,也不贊同考慮和計算各種代價作為墮胎和自殺的理由。這種價值觀與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相 關性較高。這是否反映一種負面和否定式,甚至是律法式或教條式的反對墮胎和自殺,而不是基於對生命的珍重和對上帝的認識?
 
六、對教會的意義
總 的來說,受訪者原則上對珍惜和保護生命的看法一致,墮胎或自殺均不合理,但在實際處境的接受情度則不一樣。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究竟信仰原則在實際處 境中應如何運用呢?我們會否容易墮入處境倫理的陷阱?但若只按信仰原則不管處境,我們會否墮入律法主義的陷阱?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在實際面對處境時可以 按甚麼倫理準則作決定呢?
 
其次,受訪者重視上帝、生命及罪,但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主要不是與上帝、生命及罪的重視態度相關,而是 與反對個人權利及選擇和事事計算代價有較大相關性。換言之,是教條式不贊成墮胎和自殺,而不是因為對上帝的認識或重視生命的價值。這是因為受訪者的信仰價 值觀已內化抑或信仰已變成僵化的教條?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將信仰價值觀生活化呢?
 
最後,受訪者基於不贊成個人自由權利反對墮胎和自殺, 這讓我們反思,教會群體如何抗衡自由主義?教會除了原則上反對墮胎和自殺,也須以實際行動關心和幫助考慮墮胎和企圖自殺的人,使信仰原則不是一種律法主義 的審判。受訪者對共同承擔胎兒出生後的養育責任,約一半人同意,另一半人不同意,沒有一致的看法,反映在這一實際行動上未有共識。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以實 際行動支持信仰原則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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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2012. www.worldvaluessurvey.com,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2.
 


[113]在2010年,在港所生的活產嬰兒共88,495名,減去內地孕婦所生的40,648名嬰兒,即本地孕婦所生共47,847名嬰兒。
[114]歐洲價值研究自1981年至今,共完成四輪調查,最後一輪調查在2008-2009年進行。(European Value System Study Group 2012)
[115]世界價值研究源於歐洲價值研究,自1990年至今,共完成四輪調查,最後一輪調查在2005-2008年進行。(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2012)
[116]不過,即使是非基督徒也會有類似的情況,就是他們原則上反對墮胎,但在具體處境中也會接受特殊的情況,如創傷性墮胎。(Simon 1998)
[117]2010年,香港共有1,022人死於自殺,當中62%是男性,38%是女性。(Hong Kong Judiciary 2011)

如何面對自殺?!

鍾漢池 |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實習學生
09/05/2011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3月份舉辦之「生命及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鄭順佳博士和何永雄先生,分別以神學及危機處理的角度探討自殺的問題。

鄭順佳博士指出中國的自殺率比西方國家嚴重,世界排列第五位。一般發達國家城市居民和男性的自殺率都比較高,但中國的情況剛剛相反。中國農村社會的自殺率比城市高三倍,當中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比城市的老年人更高五倍,而中國女性自殺率亦比男性高。家庭、婚姻感情等問題是自殺的主要原因,其次是與生活、就業問題有關,至於抑鬱、精神病和青少年網絡成癮等問題亦佔小部份。

鄭博士認為自殺不遂者不一定以自殺作為謀取權力、交易條件、又或是引人注意的手段。從神學的角度,教會充當著一個獨特的角色,就是不去猜測自殺者背後的動機,或權力交易的陰謀,而是幫助一些企圖自殺或自殺不遂的人作生命重整及生命連繫。鄭博士以美國非洲族裔的女性為例,指出儘管她們受盡屈辱打壓和侵犯,研究卻反映她們的自殺率偏低。鄭博士說明宗教對這些女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們即使在困局、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宗教的信念卻使她們表現出改變的決心,這種基於信仰而來的信念支撐起的社群網絡,也世代相傳。

鄭博士最後以神學的方式剖析天主教與基督教在自殺問題上的分別。天主教普遍認為自殺是錯的,是違反自然律、違反仁愛的,亦違反對社會的承擔,是對社會的一種永久傷害。天主教認為人的生命是上主的恩賜,所以應由神而非人掌管。所以自殺於天主教被視為不能赦免的罪,因為這等同於放棄了臨死前認罪,連贖罪的機會都放棄了。至於基督教,基本上認為自殺是錯誤的,但不等於這是一種絕對而且不能赦免的罪,生命亦不是最高的善,有其他事情比生命更重要。

長者自殺率佔最高

何永雄先生則介紹了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自殺危機中心的工作。該中心主要服務對象有三類人士,包括1)有自殺危機的人;2)身邊有自殺危機的人;3)死者親友。

何先生指出近幾年間,香港每年約有1,000人死於自殺,比交通意外身亡者還多。自殺的方法中,跳樓、吊頸、燒炭佔了自殺率的90%,其中跳樓更是排名第一,佔50%。年輕者選擇跳樓輕生居多,踏入中年,燒炭的百分比逐漸上升,但仍以跳樓佔多數,而老年人則較傾向以吊頸方式自殺。

很多人都以為青少年自殺率最高,但事實卻非如此,其實老人家的自殺率才是最高。何先生解釋這可能基於大眾普遍認為青少年應該前途無限,自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所以特別留意他們自殺的新聞。不過,青少年自殺率於青少年的死亡人口中,比率的確是偏高的。

自殺不等於自殘。簡單來說,自殘是企圖傷害自己而最後並沒有死亡。但我們不能只從行為上去判斷甚麼是自殺,甚麼是自殘。即使由於一個人因著自殘行為而導致死亡,亦不代表他有自殺的傾向和意欲。自殘的成因,可能是發洩,表達自己的情緒,或者是想得到別人的關注。

及早評估自殺危機

所以處理自殺危機尤其重要,第一亦是最重要的一步,便是要了解自殺危機的程度。在評估自殺危機中,應包括:自殺者有否詳細的計劃自殺,如時間、方法、地點、遺書的準備、個人財產的轉移等事前動作。何先生指出要當時人說出這些線索並不困難,但首先要得到當事人的信任,千萬不要一開始便拒絕或不認同他輕生的原因。但不批評並不等於接納自殺的行為,有研究亦指出即使不主動詢問,百分之三十的人都會主動透露自殺的意圖。但是,亦有個案顯示自殺者在毫無準備下了結自己的生命,這些都是突發的,大多數因為瞬間的崩潰,亦可能因為第一次自殺失敗而隱瞞第二次自殺的計劃。

何先生也談及與自殺有高度相關的因素。他指出,企圖自殺者當中,精神病是其中一個誘因,平均十個自殺身亡的人便有不同程度和類別的精神病。精神病分為重性精神病(Psychotic)和神經機能性的精神病(Neurotic)。前者包括精神分裂症、妄想症、思覺失調症;後者包括抑鬱、焦慮等。

精神病是一大誘因

當中,以抑鬱症的相關系數最高,平均每一百個抑鬱症的病人有十三個會自殺;精神分裂症則平均每一百個病人便有十至十二個會自殺。對於因精神病引發的自殺行為,一般的認知式勸喻(Cognitive Approach)其實並沒有太大的作用,維持藥物治療才是解決他們自殺的首要方法。至於其他因素,如人格障礙等,便不能單以藥物解決。如擁有人格障礙的人,時常會對世界充滿空虛,其特殊的人格亦令他們容易有自殺的念頭。

總的來說,自殺、自殘過後,當事人往往會被標籤,認為他有機會再自殺,甚至被認為是在耍手段、精神有問題等,也使其家人不懂回應。教會肢體和牧者,可以在一個獨特位置上,幫助和鼓勵企圖自殺者,讓他們的生命重新得力,與人重修關係。另外,也可以給予他們正面的屬靈支持(讓當事人知道:「神會照顧我」);作為肢體,我們切忌將自己所想到的「神學」套在當事人身上,或企圖用一些「安慰」說話為自殺行為開脫,如「神自有祂的美意」、「節哀順變」,「我好明白你的感受」等,因為這可能會弄巧反拙。反而肢體之間愛心的禮物、情緒支援,可以幫助事主重新站起來。

輕於鴻毛,重於泰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09/05/2011

古語有云︰「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當一個人跌進生命的低谷,選擇自殘甚至輕生,我們除了一聲嘆息外,還可以做甚麼?自殘與自殺,其實是大不同的情況,關顧他們的需要時,也要有不同的技巧。事實上,我們不單要好好照顧自殘或自殺不遂的當事人,連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也需要好好支援,這樣我們才能幫助他們跨越這生命的幽谷。
 
詩篇90篇有一句智慧之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我們究竟應如何過我們的日子?作為香港人,凡事賺到盡,去到盡又是否明智?今期《生命倫理》,也與大家思考有關賺到盡、集體貪婪與公平公義的課題。

一三一四

鄭順佳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25/11/2010

最近經朋友介紹,看了在2003年底上演的電影《忘不了》。該片由爾冬陞執導,張柏芝(飾小慧)、劉青雲(飾大輝)和古天樂(飾阿文)主演,內容圍繞一名少婦喪偶後的遭遇。雖然這類題材並不罕見,惟該片以基層小人物為背景,表達既平實真摯,且富人情味,很有香港Feel。而串連整個劇情的,是香港人熟識的小巴,故此又可說是一個小巴情意結的故事。
 
小巴編號是DY1314,這輛小巴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包括:小巴邂逅、小巴婚嫁、小巴車禍、小巴續夢、小巴廝殺、小巴惡霸、小巴絕境、小巴夢碎、小巴情緣、小巴出售。
 
小巴司機阿文遇車禍喪生,遺下他與前妻所生的兒子,以及未婚妻小慧。小慧遭逢驟變,卻哭不出,只是拼命地工作。是生活煎熬、手停口停的的殘酷現實,奪去了她的哀傷空間?是缺乏處理和支援情緒的資源,令她只能把眼淚和痛楚強吞肚中?還是倔強性格使然,促使小慧不亢不卑、不屈不撓地面對?抑或是基層人士慣於面對生與死,吞噬了她陷入抑鬱的奢侈?又或者基層人士面對死亡,比中產人士更具抗逆力,以致在他們的血液中,流着永不言棄的決心、毅力和堅持?還是他們只是被務必堅強的英雄神話洗腦,容不下絲毫的退縮軟弱?
 
小慧堅持租住準新居,駕着未婚夫的小巴,養育未婚夫的孩子。換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舉措,是否一種浪漫的哀傷方式,她力圖找尋散落在地上的碎片,重砌那幅永不能拼湊出來的家庭拼圖?還是一種潛意識的陪葬行動,小慧明明知道無法吃這行飯,卻仍固執己見,無視業主多番催促交租,以及累積待繳的「牛肉乾」,朝着債台高築的絕境進發,走往自毀的不歸路?抑或這段猶如在浮沙中掙扎的經歷,能化為她消化內心重創的途徑,具醫治功能,只要適時放下執著便成?
 
若沒有大輝的出現,小慧會怎樣?若她有信仰,會有轉捩點嗎?轉捩點會在哪裏?故事怎樣寫下去?大輝對小慧說:「忘記背後,不要原地踏步。」的確語重心長。不過,與其勸說「忘記」,不如叮囑「放下」,把過去一段珍貴的感情歷史,重新定位,不讓它強佔生命的中央,為它另覓可安頓的位置。

「企業講道德? 究竟得唔得?」

── 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5/11/2010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9月份舉辦之「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黃元山先生,與我們一起對談「企業講道德?究竟得唔得?」——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對於畢業於全球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多年來曾任職於皇家蘇格蘭銀行、瑞銀和雷曼兄弟等國際金融大機構的黃先生來說,過去在金融投資界別的工作,使他對企業追求獲利的同時,亦要講求商業道德、公平貿易、社會企業,以及慈善與公用事業等各個看似對立又水火不容的要求,有獨特見解。

企業就是要「賺到盡」?

在對談中,黃先生首先要大家反思:為何企業都是「賺到盡」,而不講求公義道德?經濟學大師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於《紐約時報雜誌》撰文提出: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賺取最大的回報和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1]只要是合法,自由地做生意,企業的任務是去追求最大的利潤,追求社會責任則是個人責任。然而,當大家都樂見公司「年年賺大錢,業績創新高」時,對盈利的期望和要求,就像層層疊般由最上的CEO(而對他有期望的其實就是大股東們,當然也包括每一位小股東)下至每一個職員身上,最後就變成了貪婪的「共業」。事實上,怎樣才能促使企業有商業道德、盡上社會責任和有企業良心,作為有份投資的每一位小市民其實也是有責任的。當我們去指責大公司欠缺商業道德,貪婪成性的時候,會不會忘記了自己也可能是他們的幫兇?

那麼,企業又能否既賺大錢,又可講求對社會的承擔?現時很多大公司都喜歡以公司名義捐款和行善,黃先生認為這多只是公司的「形象工程」,大家要留意的是企業文化的轉變。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有機體」,在社會中是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而企業比個人有更強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因此影響一個企業的文化,對社會帶來的作用是大的。一間做生意老老實實,商譽良好,講信用的好企業,其實也是社會一份很好的資產。

社企「有得做」嗎?

對於近年興起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黃先生坦言要兼顧經營而又能對社會服務有貢獻,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很多時我們都將「社會企業」與非牟利機構(NGO)、慈善機構,甚至是以往的「庇護工場」相提並論,但他們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作為企業本身,要有「自負盈虧」的概念,這又牽涉了經營的策略,售賣的貨品與服務是否具商業價值,銷售手法等多方面的因素。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終極答案,相反地,如果社企管理不善,可能對社區帶來更大的問題。

現時很多本港的社企都著重了「服務社會」那方面,但企業經營往往長期處於虧蝕狀態,長期須要補貼,這對本港社會服務的質素提升是不利的。黃先生指出,很多時社企都高估了其自身產品的可賣性和顧客的消費力,而一般社企單憑顧客的「良心消費」其實是不夠的,社企必須多加創意,去「出售」跟其他商店與別不同的產品,方能健康營運下去。他指出近期在港開展的國際知名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就是一個頗成功的模式:以與眾不同的手法去體驗黑暗,既能引發參與者新的感受,也能給視障人士提供具尊嚴的工作,更具經濟效益。[2]

總結:「管家」與理財

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又應如何管好我們的資財?黃先生認為,作為基督徒,應該抱著在世資財只是神給我們託管,而非我們所擁有的心態,這有助我們更好地思想,怎樣才是好的投資態度和最高目標。他指出,參與投資的人,很容易因錢賺得多、賺得易而有「心魔」,最後就在投資中把持不住。基督徒本身帶有的「管家」職份,有助我們把投資目標放在比金錢和回報更高的層次之上,追求「既賺錢,又公義」的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在投資時,可多考慮除財政數據以外的因素,如投資的企業有否推行具「社會道德」的理念? 企業管治中有否落實「家庭友善」政策?企業對社會服務又有何承擔?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1]Milton Friedman,“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 (1970).
 
[2]詳情請參「黑暗中對話」。網頁:http://www.dialogue-in-the-dark.hk/html/cn/index.html

良心—投資

有關投資,企業與道德的問題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5/11/2010

香港人人都投資!可能你以為「自己甚麼投資也沒有」,但其實不論是供強積金(MPF),或是投資股票、債市、認沽證,你都已在投資的大洪流上,每月自動進貢市場!

當大家都關注熱錢流入、賣地創新高,談及投資表現,大家都談論經濟數據、市盈率、業績時,我們又應否要求大公司也對最低工資、健康工時等作出承諾?企業除了業績,也應有企業道德嗎?我們的社會,能否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義?

今期《生命倫理》,我們將探討企業與道德的問題;也和大家一起回味《忘不了》——一個感人至深的小巴故事,讓我們一起重拾久違了的良心與愛心。

生命中能夠分擔的重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30/09/2010

中秋節晚,筆者與友人路過行人天橋,一名中年、帶覑半分醉意的男士倚傍欄邊,左右顧盼。在經過半步之際,他突然提起腿,企圖跨欄一跳而下。筆者、友人和一名路過男士立即上前喝止!我們一邊勸他不要「做傻事」,一邊問他有否甚麼事不開心。他後來苦笑地又道謝又道歉,連番說:「我已經諗通了……」,只是一心打發筆者離開。雖然未知那位先生後來如何,但令筆者事後有不少反思。
  
中秋節共有六宗長者自殺案,五人死亡;北區天平村,在四個月來有六名青年在同一大廈自殺……要再數下去,還有恆河沙數的自殺案日日在不同地方發生。
 
月前,港大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布數據,分析指出香港15至24歲男性的自殺率對比2008年升了31.5%,即每10萬人有11.7人具自殺的傾向。
 
人的出生沒法由自己選擇,彷彿無奈,但人都與生俱來地尋找生命和生命中每件事的意義。在成為「人」的那一刻開始,身體每個細胞都在不停拚命地分裂、建立、死亡、再生,人因此得以成長,成為一個成熟的「人」。假若有人自出生以來,物理上不長大,我們都認為這種情況只是身體上出現病狀;若智力不發展,我們又稱這情況為弱能低智。這類人在日常生活上,在某程度上都需要別人幫一把。選擇生存並成長這可是與生俱來的,是一種自然的狀況,沒有人可以抗拒。
 
要說自殺的人是「輕生」,我不敢苟同。正常人,定不會只遇上一兩件沮喪的事而違反生存本質的,他們所面對的,很可能是相當沉重且具有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以往坊間經驗都指出自殺原因可以同時來自家人期望的壓力、學業壓力或工作壓力、經濟問題困難,或者是他的人際關係出了問題,包括了朋輩、父母、戀人或配偶、甚至是至親離世。自殺的人亦有可能患上抑鬱症、或沉溺賭博、或被人欺凌、或孤獨厭世,種種事情的重複。
 
或許,我們能多一份理解並對想自殺的人體諒和接納,而非動輒就在閒談指指點點。
  
面對自殺的新聞,或立即聯想到社會制度不公義,那就需要從建制入手改革。筆者認同這說法,但更相信制度並不完美,甚麼制度下的社會,也會令某類人得不到平等的對待,也會有不公平的情況。支持爭取制度公義相當重要,但同時要身體力行,對身邊不認識的人多一份關心,是作為公民應該做的事;再說,對身邊認識的人多一份額外的體諒和關心,更加作為人的個體和主體,在尋找其生存意義中不可或缺的。嘗試為身邊有可能成為下一名自殺者的人,分擔一點「重」。

曾經刊載於:

成報 30/09/2010

公—利 兩難全?

城市發展與土地公義的問題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0/09/2010

筆者有幸,抽中在最近—期發售的「夾屋」貨尾單位。能夠「上車」,有人認為「好過中頭獎」,衷心恭喜筆者,就像成就了人生大事一樣。可是,高興之餘不禁反問:對於那些抽不到夾屋居屋的人,仍要「捱」貴租,任你如何辛勤工作,卻因難以儲足首期而無緣「上車」,我這樣「中獎」,算是公義嗎?
 
從買樓置業,我們實在要反思:當樓價屢創新高,蟻民們只能望門輕嘆時,為何我們的土地政策,總是只會利字當頭,利益主導?在城市要發展的大道理中,除了地產霸權和官僚主導,身處其中的居民能參與其中嗎?究竟公義,利益是否有雙贏、共融的空間?還是勢不兩立呢?

「土地與公義」

──如何公義公平發展城市?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
20/09/2010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7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博士,與20多位朋友一同對談「土地與公義」的問題。究竟「強拍」、「中環價值」,「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背後,香港如何可以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
 
鍾博士指出在政府及發展商的宣傳之下,一般香港人都相信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有價,而房地產發展及相關連的經濟活動及消費行為產生了一連串的「財富效應」,對本地國民總收入有重大影響(大約七成)。因此,香港社會整體都信奉了一個迷思,以為要維持香港的經濟暢旺,便先要保持樓市暢旺;認為只有樓市好,香港的經濟才會好,而經濟好的時候,香港社會才會好。在這種功能的經濟價值主導下,香港政府作出土地發展及房屋規劃時,也往往只著眼於效率、經濟效益及達到最快最高的利益回報。以容易引起爭議的舊區重建為例,政府往往罔顧對民生及原住戶的衝擊,引入地產發展商參與其中,任由發展商以自以為很合理的價錢收購當地居民的業權,卻忽略了原有居民的生活網絡及意願。
 
鍾博士列舉兩個外國例子帶出香港式的土地發展與舊區重建策略,並不是唯一的方法。他說外國政府在推行社區重建計劃時,並非單單從經濟著眼點出發,會考慮其他因素:包括保留文化遺產及關顧居民的需要。第一個例子是法國巴黎市政府大約在2005、2006年期間推出的一項名為去倫敦化(Delondonization)的計劃。所謂去倫敦化,便是法國政府不希望巴黎如倫敦一樣,繁華街道上的地鋪盡是充斥著如Nike、Tesco等大型連鎖店。政府規定在巴黎市中心及其周邊新興建的樓房,要保留三成的公營房屋;該計劃亦規定連鎖店及跨國企業不能打擊帶有巴黎特色的傳統小店如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的生存空間。巴黎是法國文化的象徵,而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正正代表巴黎文化的一部分,法國政府認為任何發展除追求經濟發展外,不可以犧牲法國人的記憶及文化。
 
第二個例子是英國的社區倡議計劃(Community Initiative)。顧名思義,這項計劃並不是由地產商決定,而是由當地的社區居民呈交他們的重建方案,向當地政府表達他們希望如何重建社區。有份參與的不單是業主,也包括當地居住的租客,為了幫助外行人,政府會安排一些專業部門為當地居民提供專業意見,如果其方案得到審批,政府甚至會為居民向財務機構的融資安排作出財務擔保。舊區重建後,成果由整個地區分享。
 
這兩項計劃與香港人所認識的手法截然不同,香港很強調發展商的參與,至於發展商所運用的方法,連政府都難以干預,也可能是根本不願意干預。
 
可是,當樓市交投淡靜,地產界卻有可能影響政府的一些房屋措施。2002年金融風暴的緣故,樓價跌了六成,地產商表示政府會「識做」,不久,政府便作出無限期停止出售居屋的決定。鍾博士認為從2002年到2010年期間,政府依賴私人發展商,不興建居屋和主動拍賣土地,結果對買樓自住的人士做成打擊。原因是地產商擁有大量的土地儲備,卻又不會馬上起樓出售,當土地愈來愈少,他們又放緩起樓的速度,以致每年的單位供應量,遠遠低於市場需求。由於競爭少,現今地產商的賣樓策略,把細單位(如600呎)也包裝成豪宅出售,沒有中下檔次的單位,整個房地產市場被豪宅帶動。過去一年半,連民生最基本的中小型單位價格亦升了三成多,而最大的得益者仍是地產商。不少人努力工作,積蓄仍難以追及樓價升幅,甚至是愈是花時間儲錢、與樓價的差距便愈遠。
 
鍾博士指出房屋及土地在香港本身有很重的商品屬性,而政府亦多交由經濟市場決定,不作干預。但其實,政府應該把公民權放在房屋政策之內考慮。「房屋」也是一項市民的基本權利。聯合國人居組織(Habitat)倡議住屋權作為民權的主要部分,並提出了充足住房(Adequate Housing)的標準。從市民權(Citizenship)的觀念出發,在此地有公民身份的居民,都應該有權去分享有限的城市空間,即使沒有完全的決定權,也應有參與權,更應有權佔用每人每戶都能負擔的「充足住房」。
 
房屋不單指到四面牆一個頂的空間,在社會學上,「房屋」此觀念包含一系列的「機會」,居民身處何地,與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規劃緊密相扣:工作的地點,子女讀書的地方,居民之間或許會成為一個網絡,能夠互相支援,大家合力解決一些共同面對的問題。若然政府太任意,又或是太隨意以一個經濟原則,把土地運用只交由一些最有經濟實力的人去考慮的話,往往會危害一般小市民的利益。
 
鍾博士贊成政府重建居屋,他贊成的理由並不是要政府幫助別人置業,而是面對整個香港的土地運用,政府從來沒有把公義放在政策的考慮範圍之內,亦不會把房屋作為必需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他們從來沒有考慮將土地運用權利合理地分配,去制衡市場不合理的行為,令到市場寡頭壟斷的環境無法得到制約。他認為如新加坡那種「限價」發售房屋的政策,在香港可能有技術上的困難,難以實行。但香港政府可以因應環境,多興建一些公屋及居屋,向市場及炒家發放一些信息,避免樓市過熱。
 
說到底,土地的運用不只是一個商品,也牽涉公民權,香港若要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香港人整體都要改變「中環價值」、唯利是圖的心態。而政府更要為了維護公民權的緣故,避免以經濟效益決定一切的想法,並阻止發展商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