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解構特區政府的家庭政策

—2009年「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研討會
禤智偉   |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會智囊》 副總編輯
15/10/2009

 摘要
 
本文從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親自領導的家庭議會講起,探討界定「家庭政策」的不同進路,指出「家庭視角」是家庭政策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問題處境的診斷是制訂家庭政策的重要起始點,假如對家庭面對的問題掌握不夠全面或深入,會關鍵性地令政策目標錯誤聚焦,影響政策手段的取捨選擇和成效評估。本地和國際間關於社會變遷和家庭價值的研究卻發現,社會現象和個人行為的因果關係複雜,不能片面地將家庭和婚姻生活的改變,歸咎於社會價值或個人倫理。在政策施行上,鞏固落實傳統家庭價值未必能達到強化家庭制度的社會目標。而且,單靠一套家庭價值不能直接推演出切實可行的家庭政策,因為尚要兼顧平衡社會公平、分配公義、公共理財等宏觀的政策考慮。爭取政府回應家庭面對的困難挑戰之餘,我們不能迴避一些基本的政治哲學原則問題,例如:政府的責任是製造成全幸福的家庭,還是優先照顧不幸的家庭?
引言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6/07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會研究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Family Commission):
 
要強化家庭功能、以家庭為核心提供各種支援,以及促進親密和諧的家庭關係,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新的觀念。一個值得考慮的做法是設立一個綜合、整體、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負責支援家庭的政策和措施。委員會可融合現有處理不同年齡和性別人士事宜的各個委員會,集中資源,從跨政策範疇的角度研究和處理問題,令工作更有效、更協調。[1]
 
但當2007年12月政府委任16名社會人士成為新的「家庭議會」(Family Council)成員,這個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的家庭議會,並沒有整合現存的三個事務委員會、反而架床叠屋。家庭議會只不過是另一個普通的諮詢組織,並沒有制訂政策的研究能力、行政職權,而且政府亦從未明確承諾會制訂一套周詳一致的「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以支援香港不同形式的家庭面對的衝擊。
 
本文將會從釐清「家庭政策」此概念入手,簡介一些制訂家庭政策的分析工具,並引用本地和國際最新的社會研究解讀家庭生活的轉變,探討在社會政策中引入「家庭視角」(Family Perspective)的困難,希望能幫助讀者反思: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家庭政策」?
 
何謂「家庭政策」?
 
要了解特區政府對家庭的政策,需要先區別三個概念:
 
1. 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
 
2. 與家庭相關的政策、服務、計劃(Family-relatedPolicies, ServicesandProgrammes);
 
3. 家庭友善政策及僱傭措施(Family-friendlyPolicyandEmploymentPractices)。
 
一直以來政府絕少提及「家庭政策」一詞,無論是政府文件或是官員發言,都是以「與家庭相關的政策、服務、計劃」交代不同政府部門為一般家庭或特定家庭成員年齡或性別組別提供的服務,正好反映政府根本沒有一套綜合整體的策略去協助不同的家庭面對他們的挑戰,部門之間也缺乏協調,無法保證政出多門而不會自相矛盾。
 
中央政策組委託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家庭政策國際研究,[2]開宗明義指出學術文獻上對「家庭政策」的定義並無共識,但為方便比較所以採用一種技術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將範圍限制在「實質」的:1. 財政支援(Cash Support for Families);2.假期(Leave Benefits for Working Parents);3.托兒支援(Child Care Services)。假如將「家庭政策」定義在這個層次,則特區政府或多或少在三方面都有些微惠及家庭的措施(例如,子女免税額、法定的有薪產假等),但這些實質支援是否足夠、政府提供了這些支援是否便代表它有一套「家庭政策」?
 
如果「家庭政策」是抽象的概念,「家庭友善政策」則比較具體、卻又過於狹窄,容易將支援家庭的責任完全轉嫁給僱主,家庭政策的討論變成如何以立法或行政手段,「威逼利誘」僱主為僱員提供更多福利;另一方面,「家庭友善政策」也可以太空泛,假如政府任何對家庭友善的政策都可算是「家庭政策」,這個定義是多餘的(Redundant),因為沒有政府會承認自己故意制訂一些對家庭不友善的政策!
 
「家庭政策」難以定義是因為家庭是由個人組成的,所有影響個人的社會政策,都會影響家庭的福祉(Well-being);如此,則所有影響市民生活的公共政策都是「家庭政策」。對「家庭政策」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應最少兼顧政策的:1.意圖和目標(Objective)——公開或明顯的(Explicit or Manifest),還是隱藏或潛在的(Implicit or Latent);2.效果和結果(Outcome)——直接或蓄意的(Direct or Intended),還是間接或無心的(Indirect or Unintended)。在實然的層面,有一些政策可以特別兼顧家庭的元素,成為蓄意的家庭政策,但政府未必有這樣做;例如教育政策中的教學語言和課程改革,有沒有顧及對來自少數族裔家庭的孩子不公平的對待?在應然的層面,有一些公共政策應該成為家庭政策的一部分去通盤考慮、卻沒有如此發生;例如直接關係中港家庭團聚的人口政策,便不在家庭議會的職權範圍之內。
 
由此可見,一個政策是否「家庭政策」不在於它的內容,因為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沒有明顯針對家庭的意圖,卻往往無意中間接影響不同的家庭。「家庭政策」的範疇取決於政策制訂者(或甚至觀察者和分析者)的觀點與角度(Perspective):他們是否將家庭的福祉作為制訂和評估政策的主要考慮之一?「家庭政策」或者不是「一套」明文的政策,不只是在某些社會政策範疇內發揮指導規範作用,而是施政過程、管治作風之中有沒有適切地引入一些經過深思熟慮的「家庭視角」。不過,無論是以甚麼準則,大部分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具備整全的「家庭政策」。雖然美國有學者已經發展出一份非常詳盡的家庭影響評估(Family Impact Analysis)清單,[3]有系統地審查公共政策背後對家庭價值的假設,以及這些政策對家庭結構和功能的影響,但其實國際上迄今未有國民政府將家庭影響評估付諸實行。
 
如何制訂「家庭政策」?
 
制訂家庭政策除了要有家庭視角,也需要經過一般公共政策的研議過程,其中包含四個元素:
 
1.問題處境(Problem Definition): 家庭政策要處理的是甚麼問題(例如,不婚、遲婚、離婚、不生育)?施政者對問題的長闊高深必須有掌握、有實證支持,有面對難題的勇氣,不能藥石亂投、或掩耳盜鈴、或敷衍塞責;
 
2. 政策手段(Ownership and Instrument): 有甚麼可行的政策手段(不外乎賞或罰)可以達到政策的目標(例如,希望減低離婚率、鼓勵生育)?是否必須立法規管理,或動用經濟誘因?更根本的是,施政者先要向社會解釋政府應否干預家庭生活這些私人的行為,對公權力(和公帑)的行使有節制自限;
 
3.制訂過程(Process and Solution): 對問題處境有所理解之後,施政者應通過怎樣的程序爭取社會大眾對政府建議的目的和手段達成共識?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有時比設計出一個天衣無縫的答案更重要,現代管治藝術講求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被動單向的諮詢方式已經追不上公民社會發展的要求;
 
4. 論證評估(ex anteorex post Evaluation): 不同的政策選項有何利弊,甚麼政策手段最有效達到政策目標、最低成本、最少副作用和反效果?政策實施之前或之後施政者都應該有一個事前驗證(或事後檢討)的步驟,比較實施不同政策選項(包括甚麼也不做)的社會成本和效益。
 
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討論診斷問題處境的困難,因為這個政策起步點最容易令家庭政策錯誤聚焦。
 
社會學家近年開始重新審視家庭婚姻制度「崩潰」或「瓦解」之說,令我們對家庭的現況有更立體的認知。[4]首先,二次大戰後結婚率、生育率等高企的現象,可能只是歷史上的例外或偶然,以此為比較基準判斷目前家庭制度的健康狀況,未必公平合適,也不能以過去幾十年的趨勢外推(Extrapolate);事實上,例如在美國,兒童生活在有雙親照顧的家庭的比例沒有如預期般直線下降,反而由1990年代開始趨向平穩(Level-off)。[5]第二,在現代社會經歷了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急劇變遷之後,期望家庭婚姻制度絲毫無損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有學者認為家庭組合、親密關係的多樣性或者是不可逆轉的社會事實。第三,家庭關係組織有其主體性,是個人選擇和適應社會經濟轉變的「生存策略」,不是掌權者能夠簡單通過法律或行政手段隨意調動轉變、達到理想目標效果。
中大亞太研究所做的國際比較,歸納出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標通常有三項:1.家庭完整和穩定(Family Solidarity and Stability);2.鼓勵生育(Pro-natalist Goal);3. 兩性平等(Gender Equality)。但在調查中卻發現,研究範圍內的5個國家之中,沒有一個能同時達到這三個目標。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政策對女性就業率的影響力,遠高於對女性結婚和生育決定的影響力;強調傳統家庭模式,往往會令生育率下降,也無助改善兩性平等;但兩性平等的提高,卻又不一定導致生育率偏低。特別是德國和新加坡,他們最強調傳統家庭模式、內部團結、家庭成員的責任等價值,當地生育率卻相對最低。背後的原因不難猜度,就是人會適應政策環境而生活,社會越強調兩性傳統角色,女性越難平衡工作和家庭,便越不願意生育。公共政策與個人行為微妙的互動,影響政策目標的可行性和彼此之間的取捨。
 
換言之,社會現象和個人行為的因果關係複雜,例如離婚問題嚴重,到底是家庭問題的病源、還是病癥?離婚率高,是家庭價值轉變的因、還是果?不搞清楚這些因果關係,便不可能研判出離婚這個個人抉擇,是否一個可以消滅的社會問題,以及如何消減。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為中央政策組進行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研究便發現:一方面普羅大眾仍然較為傳統,覺得結婚較好,要有小孩子,不要離婚,不要有婚外情或同性戀,並應照顧年老一代;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自己或其他人在離婚、再婚、同居、婚前性行為及沒有生孩子,和非傳統男女角色等方面卻較容易接受。[6]這個結論跟之前大部分的研究吻合:即使社會和家庭在結構上經歷巨大轉變,傳統家庭價值仍然持續表現出穩定性和抗逆力(Resilience);但同時,我們看到行為和價值之間的差距,離婚率高不等如家庭觀念薄弱,相反一個高舉傳統價值的社會,離婚率一樣可以很高。
 
「家庭價值」+「公共政策」= 「家庭政策」
 
港大的研究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
 
我們提議支持傳統的家庭價值及觀念,原因是:我們的社會應付不了失去這些價值及觀念的沉重代價,但我們也應盡力幫助那些與大多數人觀念及價值不同的人。簡單來說,我們的服務要有足夠的廣[泛]性,去幫助那些持守傳統觀念及價值的人和那些偏離的人。[7]
 
反觀發達國家過去關於家庭政策的爭論,幾乎都始於對何謂「理想健全家庭」的定義的執拗,但往往都實務地回歸到一個共同的出發點:政府不能只支援單一種模式的家庭,反而如何照顧「不理想」的家庭更應獲得政策上的優先處理。家庭價值的討論或者是制訂有社會認受性的家庭政策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充分條件,甚或可能令家庭問題被錯誤定性、被化約為個人倫理或操守問題。
 
「理想家庭」的爭論非但可以沒完沒了,即使是對於如何界定家庭單元(Family Unit)這個簡單的基本問題,社會上也未必有一套前後一致的社會本體論(Social Ontology):例如,假若一對夫婦離婚,究竟家庭數目是由一變成零(家庭散了)、二(男女雙方各行各路),還是仍然是一(對於孩子而言父母仍然是父母)?又例如,當一對新人結婚,家庭數目是維持原來的二(女方嫁入男家)、變成三(二人離開父母成立新家庭),還是一(兩戶人一家親)?這些並非純粹抽象的形而上難題,卻關乎很多政策上的取捨,例如每當我們分配家庭成員之間的權責,家庭成員的身份(誰是我的親人?)如何劃定,社會就未必能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統一說法,須因應個別政策的性質找出折衷權宜的定義。[8]
 
在討論社會政策的時候,價值考慮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隨著社會的多元化,需要廣泛深入的公眾討論;但單靠一套家庭價值卻不能直接推演出切實可行(Implementable)的家庭政策,借用一個比喻:家庭價值的線條太粗,勾畫不出細緻的公共政策。家庭政策中一個值得深思、但經常被忽略的議題,是關於長者的退休保障和長期護理(Long Term Care)等的安老政策。在文化和道德價值上,中國人推崇「老有所養」,但至於「老由誰養?」,卻是一個複雜的政策(政治和經濟)難題。目前,60歲以上長者佔綜援受助總人數近四成,長者人口中約兩成靠領取綜援生活(包括大部分在私營安老院舍的體弱長者),另外估計有近100,000名長者單靠生果金過活。隨著人口高齡化日漸嚴重,供養父母是子女的責任,還是政府的責任?誰是長者的「子女」,所有已婚未婚的子女,還是只有同住的子媳?在政府設計一個社會保障安全網的時候,不得不對這些基本原則有所取態。
 
社會始終會有不願意、或沒有能力供養父母的子女,我們不應任由這些「有子女等如無子女」的長者自生自滅,但當政府介入(Step In),變相是懲罰負責任的家庭、鼓勵不負責任的家庭,對後者仁慈、就是對前者殘忍。政府的政策怎樣才能支持、而不是取代家庭發揮互相照顧的功能?政策是為家庭充權,還是製造倚賴?香港社會是否願意承擔起照顧我們上一代長者的「沉重」經濟包袱,還是堅持家庭和個人的責任?制度上如果我們不懲罰不負責任的子女,不但縱容姑息他們,連其他誠實負責的子女也會覺得制度對他們「不公平」。難道我們需要考慮像其他國家一樣訂立養老法?例如,新加坡便成立贍養父母仲裁庭,讓父母可以通過民事途徑向子女追討生活費,但據報索償個案歷年有增無減,可見法律的阻嚇力也不足以令人孝敬父母。
 
因此家庭價值有難以克服的不完整性,既可能與其他社會價值發生衝突而必須有所取捨,又不足以處理公共政策上重新分配權責、財富、機會的公平公義問題,亦要兼顧現實環境,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下平衡眾多的社會需要、排出緩急優次。
 
結語: 政策和政治不能分家
 
公共政策有一種自然地「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傾向,著眼於為社會問題尋找技術性的解決方案(Problem-solving),而不反思是否問對了問題:我們為家庭的病況把脈之後,公共政策是否良藥?每一項政策背後都有其價值前設,社會需要就家庭政策提出幾個基本的政治問題:政府、市場、家庭的分工和責任?政府「干預」私人生活的合法性理據何在?是否當家庭失效、家庭成員的福祉受到危害,政府才應該介入?誰決定何謂家庭的「福祉」?最後也最重要的,政府的責任是製造成全幸福的家庭,還是優先照顧不幸的家庭?這是一個政治哲學的原則性問題,也是神學的問題,因為我們對政府的期望直接影響我們將如何回答:教會的責任又是甚麼?


[1] 《二零零六至零七年施政報告》,第37段。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6-07/chi/policy.html
[2]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Family Policy, 2008, Public Policy Research Centr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家庭影響評估」是一份包含六大範疇的詳細問卷(Family Support & Responsibilities; Family Membership & Stability; Family Involvement & Interdependence; Family Partnership & Empowerment; Family Diversity; Support of Vulnerable Families),有關分析工具的樣本可見於:www.familyimpactseminars.org
[4] Special issue on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Family”, Current Sociology, 2004, Vol.52(2).
[5] 根據美國統計局最新2004年的數據,70%的兒童與雙親(包括未婚的父母、或非親生父母)共同生活,數字維持在1990年的水平,而1970年則為85%,推翻了單親家庭將會成為主流的悲觀預測。S. Robert, “Most Children Still Live in Two-Parent Homes, Census Bureau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21 February 2008.
[6] Trends in Family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Hong Kong, 2008,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同上,頁5。
[8] 例如,僱傭關係上便需要界定「直系親屬」以釐定員工福利的安排,這些定義未必跟傳統社會的文化習俗一致,也不一定具備廣泛的法律效力。而法制上,仍有需要處理離婚後持續有效的某些家庭責任和關係,例如關於子女撫養的權責、贍養費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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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預備好再婚未?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6/09/2020

有些人曾經滄海難為水,離婚後從此不敢再闖情關,有些人則享受戀愛的感覺,但不會再結婚,亦有人對婚姻仍然有憧憬,決定再踏紅地氈。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數字,[1] 2018年結婚數目有49,331宗,當中雙方或其中一方屬再婚佔17,467宗,再婚率達到35%,而再婚比率佔整體婚姻數目在過去五年一直維持在三成多的比例,可見仍有很多人對婚姻有信心。

 

再婚的婚前輔導

近年,愈來愈多準新人會尋求婚前輔導服務,一來是要滿足借教會禮堂舉行婚禮的條件,二來可以為未來的婚姻生活有更好的規劃。事實上,婚前輔導確實能促進雙方的認識及了解,綜觀大部份離婚的原因:性格不合、不能生育、無法溝通、不良嗜好、經濟困擾、婆媳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應該在婚前已知道。輔導員一般會使用客觀及科學化的泰勒.約翰遜性格分析(T-JTA),透過性格分析的結果,讓雙方互相了解對方的真性情,避免主觀的感覺導致盲點出現,一個人的性格是怎樣,婚前婚後不應有太大分別,只是戀愛令人盲目,傾向將對方的優點放大,缺點縮小,將對方看高一線,這在雙方所填的交叉問卷分析(Criss-Cross Analysis)的態度分數(Sten)便能一目了然,掩飾不了,筆者喜歡用「明買明賣」來形容。有人或會天真地以為對方的一些性格問題,婚後會轉變,抱這個態度處理最終必然是失望收場,到頭來又會以性格不合離婚。

對於再婚人士,婚前輔導顯得更為重要,因為輔導員除了會與他們討論一般初婚人士會探討的議題外,亦會幫助準新人探討,他們的關係當中有否存在一些上一段婚姻所帶來的影響,如上一段婚姻的人脈關係。曾經遇到一個個案,初婚的丈夫非常介意再婚的妻子與上一段婚姻的家婆關係很好,反而與他的母親的關係不太好,妻子覺得沒有問題,丈夫卻覺得妻子重視上一段婚姻的婆媳關係,忽略新的婆媳關係,對他母親不公平,成為他們之間的芥蒂。

 

未了的情

決定再婚前,必須要清楚自己是否已能放下上一段婚姻的感情,有否餘情未了,假如仍對上一段感情念念不忘,或對方的一言一行仍會很大程度牽動你的情緒,那麼,你並未適合再婚,勉強為之,終將害己害人,對未來伴侶不公平。結婚最重要是能坦誠面對自己和對方,刻意隱瞞自己未能放下上一段情,以為有了新戀情及結婚,便能忘記舊愛,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極不負責任。

 

再婚動機

結婚是為了與所愛的人組織一個家庭,可以與所愛的人朝夕相對,愛及委身才是結婚的動機,綜合筆者一些輔導經驗,以下的再婚動機將註定失敗收場:

1. 填補孤獨:離婚後不習慣一個人,怕孤獨寂寞,不懂得自處,想搵個伴,填補空虛。

2. 重拾自信上一段婚姻失敗,連自尊也失去,為了證明自己是有吸引力,匆匆搵個人結婚,除了挽回自信,亦讓對方覺得走寶。

3. 減少開支離婚後,開支多了,加上沒有地方住,為了節省生活各項開支——水電煤租金等等而決定再婚。

4. 害怕單親:不想孩子在單親家庭長大,擔心自己及孩子受歧視,希望為孩子尋找繼父繼母,製造一個幸福家庭的假象。

 

財務安排

中國人有句說話「講錢傷感情」,確實很多離婚的原因都與金錢有關。對於再婚人士,要考慮的問題將會較第一段婚姻多,其中包括財務安排是需要好好處理的。很多人以為再婚後便不需要付贍養費,這是極大的誤會,只有當收取贍養費的一方再婚,付款一方才可以停止,而子女贍養費也要等子女年滿18歲或完成第一個大專學位才完結,因此,對於需要支付贍養費的一方,多數是男方,需要有較詳細的婚後財務規劃,亦需要向未婚妻披露,避免她在婚後才發覺丈夫的大部份收入要給上一段婚姻的相關人士,可能會感到酸溜溜。另外,如果再婚者擁有很多資產,如何妥善分配資產也非常重要,這樣可使上一段婚姻的子女的生活質素及福祉受到足夠保障,再婚者可透過律師將部份財產及物業轉讓,避免將來出現爭拗,例如繼承問題。

 

過去大半年,很多夫婦因為疫情而居家工作或失業,朝夕相對,生活細節的接觸和磨擦使關係產生問題,出現「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病離婚」現象,成為疫情的一個副產品。其實,世上沒有天作之合的戀人,一段婚姻能否幸福美滿,很多時主要並非性格問題,而是有賴兩個人互相遷就忍讓,幸福的婚姻從來都不會從天而降,是要兩人互相付出,努力經營的結果。很多人以為經過上一段婚姻失敗的經驗,第二段婚姻就一定可以白頭到老。事實卻不然,外國很多研究顯示離婚人士重複離婚率偏高,能否避免重蹈覆轍,前提是再婚人士能夠總結第一段婚姻的錯誤,反省自己,做出改變,不再重上一段婚姻某些錯誤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假如妄想以為換個人就能解決婚姻問題,最終亦只會走上婚的舊路。

 

婚前輔導

不同的社福機構,都有提供婚前輔導服務,有關服務收費不一,在網上也很容易找到這方面的資訊,內容或會包括對婚姻的期望、溝通技巧、增進了解、自我認識、了解男女的不同、財務管理及心理治療等。再婚者如接受婚前輔導,輔導員有可能會與他們討論未來的支出或子女的生活安排等,令再婚人士提早思考這些在婚後需要面對情況。


[1]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2020年版〉,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2020年7月30日,網站: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3032020AN20B0100.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8月26日)。

 

公平對待 親生和繼子女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09/09/2020

離婚後,有些人不習慣一個人,怕孤獨寂寞,不懂得自處,想搵個伴,填補空虛;又有些父母擔心孩子在單親家庭長大,自己及孩子會受歧視,希望為孩子尋找繼父繼母,但可能只製造一個幸福家庭的假象。

阿傑的家庭便是這種情况,他11、12歲時便經歷父母短時間內離婚、再婚。父母剛離婚半年後,爸爸便再婚了。那時,他不太清楚父母之間的協議,只知道親近的媽媽離開了,不在身邊,阿傑要跟著不太喜歡、對他很嚴厲的爸爸,和一個新媽媽、新弟弟一起生活,他有些不習慣,覺得「被迫活在這種生活裡面」。

爸爸再婚 繼母偏心親生子
他和繼母的相處並不愉快,覺得爸爸及繼母較喜歡弟弟,而且繼母也不喜歡他,很小事就會惹她生氣。或許,這可能是大家生活習慣不同,始終繼母不是他從小就對著的「媽媽」,難免有些隔膜、生疏,阿傑明白需要遷就一下。雖然並不容易,但只要有充足的時間及心理準備,他認為應該做到。

只是,阿傑很強烈地感受到繼母對待他和弟弟有所不同,認為不被繼母看作是兒子:「可能因為我不是她兒子的緣故,相處上,她就不會這麼遷就。如果她願意多一些把我當作是她兒子,對我噓寒問暖,和弟弟一視同仁,那麼很多問題可能就會縮小了,我說話也不會那麼過分,不會凡事一旦覺得不開心就爆出來、就鬧,這樣大家相處就會好一點。」

再婚家庭常見問題:因公平與否生摩擦
研究發現,親生、非親生和公平、不公平,是再婚家庭裡最常遭遇的問題。家中有繼兄弟姊妹,最容易出現公平與否的摩擦,而繼兄弟姊妹的關係,亦會因應父母是否平等對待他們而有所不同。因此,再婚夫婦在再婚前,對於如何對待與前妻/夫所生的子女,或非親生子女,最好先有充足的預備及共識,於養育及照顧的過程中,特別要留意是否公平,切忌偏袒自己所生的,否則,孩子會有再次被遺棄的感覺,覺得自己不被愛及重視,自我形象低落,影響身心社靈的發展。

繼父母亦要理解,孩子對家庭轉變有很多焦慮及失落感,因此,父母要對子女肯定地表達:雖然父親/母親再婚,但對你的愛不會因為新家庭的其他子女而改變。當父親/母親承諾過後,還要透過行為讓子女覺得是言行一致,父母必須做到不偏袒對待親生及非親生的子女,繼兄弟姊妹才有望在平等的地位上建立關係。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8-9-2020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離婚勿讓孩子變斷線風箏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2/08/2020

一對夫婦離婚,對大人尚且會帶來震撼,對孩子影響就更大,不但會感到受傷害,擔心被遺棄,而且對未來的不確定會引致焦慮不安。阿謙很小的時候,就因父母離異而有一種非常受到傷害的感覺:「就是在兩三歲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得到,在我知道了爸爸媽媽不在一起的時候,我就已經很不開心。」

在父母離婚初期,家裏很混亂,爸爸常常匆忙地找人幫助看管孩子。阿謙那時經常去不同人的家裏,覺得被拋來拋去,沒有安全感。「多人關心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有過多的人,把我在其中拋來拋去,我覺得這樣做行不通,我覺得自己無法思考……無法專心。」

常換照顧者 難建安全感

離婚後,有些家長會很快投入新戀情,這本是無可厚非,但假如父母的親密關係較為混亂,孩子也會跟着一起漂浮。例如父母今年是這一個伴侶,明年又是另外一個,孩子身邊經常轉換照顧者,便無法有效建立安全感。他們需要對未來的生活有所預計及預備,才不會產生焦慮,一如天文台的天氣報告,能幫助我們去郊外時有所預備,便不會因突然狂風驟雨而徬徨。

盡量保持原來生活模式

對於孩子來說,穩定的人、事和物,對建立安全感非常重要。人是指與孩子一起生活的人及照顧者,離婚夫婦盡可能協商由誰作為主要照顧者,這對孩子會較好。如果雙方都工作非常忙碌,交給爺爺嫲嫲照顧有時亦在所難免,最重要是不要經常換人,孩子須不斷適應,增加不安和焦慮感;事是指在離婚初期,孩子的生活不要有太多太大的變化,不要突然要孩子增加或減少活動,盡量保持原來的生活模式及習慣;物是指物件及地方,夫婦離婚後,其中一方便會搬離原本的婚姻居所,可以的話,盡量讓擁有撫養權的一方住在原來的居所,對孩子最好,盡量不要轉校,使孩子仍然有熟悉的教師、同學、學習模式及環境。

離婚必然會帶來生活各方面的轉變,若能將需要轉變的人、事和物減到最低,讓自己及孩子漂浮的心可以安定下來休養生息,對大家從離婚的傷害中復元非常重要。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11-8-2020

離婚的法理情 活動花絮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06/05/2020

因為疫情的緣故,為保障講員及參加者的健康,3月24日的「離婚的法理情」講座改於網上舉辦,有30多位參加者透過網上系統參與。講員龍軍庭律師一開始分享了一位上訴庭法官的一段話,該法官說以法律解決離婚問題,其實並非最理想的,可以有其他方式解決有關問題,正如一個人病了,除了醫生,還有護士和家人一起協作,才能康復;當一對夫婦或家庭面對離異,也需要很多協作幫助,近年,法庭在審理離婚個案時,很多時也會鼓勵夫婦(尤其是有子女的),盡量透過協作解決問題,其中一個方法是家事調解。

申請離婚的理由

離婚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婚姻已破裂至無可挽救的地步,離婚呈請人必須向法庭證實有下列五項的其中一個或以上的情況出現:

  1. 通姦配偶曾與人通姦,而呈請人發覺難以忍受和他/她一同生活
  2. 不合理行為配偶的行為(通常為一連串難以容忍的行為)使呈請人不能合理地期望和他/她一同生活,但是單一而極之嚴重的失當行為亦會被法庭接納
  3. 分居一年分開居住最少連續一年,而配偶同意離婚
  4. 分居兩年分開居住最少連續兩年(在這情況下,毋須配偶同意離婚)
  5. 遺棄已遭配偶遺棄最少連續一年

分居的定義是:行為上不履行夫妻責任可被視為分居,即使兩人仍然住在同一屋簷下,亦可以由雙方協議一個特定分居日期,但是,如有一方不同意分居日期,其中一方搬出去是一個較實在的分居證明。

明光社

近年,法庭已經較少用上述第1、2的情況,主要原因是要證明較困難,從快捷、便捷的角度考慮,用3、4的情況較方便,離婚理由不會影響財務處理安排,亦不會影響孩子的安排。離婚過程主要處理三件事,離婚、財務及子女,假如雙方每一個範疇都有爭議,不但訴訟年期長,涉及的費用也非常龐大,曾有一個個案,單單處理財務爭議已用了800萬元。大家需要留意的是,即使有法援也不是完全免費的,當法庭判了有關人士應得的財產分配後,他仍是要向法援署繳交費用。

離婚程序

由於現時家事法庭只有11位法官負責審理香港所有的離婚案件,因此,需要排期的時間很長,而每宗案件的審理時間都不同,短則只需幾個月,長則可能要三年零八個月或八年零三個月,時間的長短取決於雙方是否可以好好協調,尤其是有關財務及子女的事情未能妥善處理前,法庭不會頒發絕對離婚令,只會頒發暫准離婚令。雙方需要留意家事法庭與其他民事訴訟不同,呈請人及答辯人只是名稱上的不同,地位是平等的,彼此之間並非原告與被告,呈請人只是代表提出離婚申請的一方,答辯人在收到法庭的通知後,需要填妥認收書及寫明對離婚的各項安排有否爭議,如有爭議會進入抗辯案件,需要上庭。

打一場離婚官司,對小朋友的傷害很大,最好雙方能為小朋友著想,盡量協調。

孩子的安排

父母離婚後,有關子女的管養、照顧及管束以及探視權等,都需要作出妥善安排,法庭希望父母能以孩子的最佳利益著想,較著重父母照顧孩子的責任,而非權利,因為子女並非父母的資產。假如父母都希望多參與孩子的照顧,法官可能會判星期一至三由父親照顧,星期四至日由媽媽照顧,有些安排會寫得很清楚及具體,有些則由父母協商。遇到一些有家暴前科的個案,法庭有可能安排督導探視。外國有研究顯示,假如父母可以合作,對子女的傷害可以減至最低,因此,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05年引入父母責任模式,幫助父母雙方協作管養及照顧子女。

附屬濟助

)配偶贍養費

法庭會按情況頒發定期付款令、整筆付款令、財產轉讓令等等,定期付款令與整筆付款令只會頒發其中一個,並不會同時頒發兩個,對於婚齡較短的離婚個案,法庭較鼓勵一筆過付款。至於配偶贍養費金額多少,法庭會考慮一籃子因素,並且不一定是男付女,可以是女付男,平衡各項因素後作出贍養費安排,是財產分配,並非罰款,有關安排希望能盡量保持離婚前的生活水平,支付或接受贍養費其中一方去世,或接受贍養費的一方再婚才能終結。

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條,在配偶贍養費事宜上,法庭一般會考慮以下因素:

  1. 雙方個別擁有或在可預見將來相當可能擁有的收入、賺錢能力、財產和其他經濟資源;
  2. 雙方各自面對或在可預見將來相當可能面對的經濟需要、負擔及責任;
  3. 家庭在婚姻破裂前享有的生活水平;
  4. 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
  5. 任何一方的身體或精神殘障;
  6. 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就打理住所或照顧家庭成員所作的貢獻;
  7. 因離婚而導致任何一方喪失本身的任何利益。

 

(二)子女贍養費

至於子女贍養費方面,需要支付到子女18歲或完成第一個大專學位,兩者以較後者為準,金額方面,法庭會考慮父母雙方賺錢能力及孩子生活的基本開支而定,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 (2)條,法庭會考慮以下因素:

  1. 子女的經濟需要;
  2. 子女是否有任何收入、賺錢能力,財產或其他經濟資源;
  3. 子女是否有任何身體或精神殘障;
  4. 有關家庭成員在婚姻破裂前的生活水平;
  5. 該子女當時所受到的和婚姻雙方期望該子女所受到的教育方式;
  6. 婚姻雙方的經濟資源和需要或供養責任。

 

(三)資產分配

法庭就資產分配的起步點是50/50分配,但只有二至三年婚齡的婚姻則未必有50/50,一般以公平原則處理,法庭會根據終審法院民事上訴案件2008年第16號建立的四項原則分配資產:

  1. 公平的目標
  2. 否定任何歧視
  3. 平均分配的衡量標準
  4. 否定微細的追溯調查

 

家事調解

由於處理離婚訴訟的法律程序非常昂貴,有一個個案,雙方結婚三年,有一名孩子,有一層約值400萬元的樓,女士想賣樓,男士不想賣,因為這樣他將沒有地方居住,最後法庭判他要賣樓,將賣樓所得的200多萬元扣起,用於每月支付數千元給孩子的贍養費,其餘金額男女各分到大約75萬元,男方縱然多麼不願意賣樓,也要接受法庭的判決,加上如上訴要很多開支,最終雙方可能都不滿足,雙方都是輸家。

近年,法官會鼓勵雙方盡量透過家事調解處理爭議,家事調解員一般有社工或律師訓練,並且完成家事調解訓練,調解的好處是雙方自願的,結果可能雙方都較滿意,即使調解不成功,也不會影響雙方的法律權益,雙方在離婚的任何階段都可以尋求家事調解的幫助。家事調解是一個非對立性、爭議雙方平心靜氣地坐下來協談、保密的解決衝突的合作過程。透過曾經受過調解專業訓練、親職協調衝突技巧、離婚的心理特徵和夫婦動力的調解員,以中立、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分居及離異雙方尋求共同的關注、開創雙方滿意及滿足子女最佳利益的方案,作出分居或離婚後子女生活、探視、教養、生活費、居住及雙方財務分配各種安排,自願達成協議,可大大節省訴訟時間及費用,是一個創造雙贏的方法,其中一個個案,也是男方不願意賣樓,透過家事調解服務,雙方同意離婚後不用賣樓,到孩子21歲時將業權轉給孩子,條件是他仍然可以在那裡住。

孩子在家中打機怎麼辦?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5/2020

疫情下,整個家庭在彈丸之家,分享著同一個頻寬,上課、工作、遊戲、睇片……戶外公共設施如公園、遊樂場等也因著疫情而被膠帶封著,打機、睇電視成為孩子消磨時間最好的工具。遊戲相關的產品不斷被炒賣,但同時家長又擔心孩子不斷打機會沉迷上網,回到學校可能會追不上成績和進度。明光社、基甸事工及香港基督少年軍在3月12及13日合辦了兩場網上講座:全城褪網運動 zoom家長小教室「孩子日日在家打機怎樣辦?」,與一眾中小學同學的家長分享怎樣調節自己,與孩子一起商討健康的網絡使用守則。

明光社

講員基甸輔導員何美琪小姐(Maggie)坦言,孩子在家百無聊賴,要看電視、打機、上網聊天是正常不過的事,家長千萬不要過份管制。孩子在疫情之下失去了學校的支援,不能與同學、老師見面,只能呆在家中,也要適應如何生活過日子。有家長在講座中坦言很難面對孩子,因為自己在家工作時實際上也是經常上網,甚至同樣不分日夜。Maggie認為因著疫情,在家使用網絡的守則應該有所不同,讓大人和小朋友學習,如何使用網絡,並強調上網有時、褪網有時的生活,必須全家人一起參與,而不只是大人單方面要求孩子。

明光社

筆者在講座中則分享到,在疫情之下,孩子停課不停學,同時因著父母也在家工作,會增加磨擦是必然的事,但這同時也是一家人重新互相認識的時候,我們可以好好把握這段時間,想想有甚麼可以一起做,促進彼此關係,無論是預備午餐、做運動、玩遊戲、做簡單手工、自製布口罩、維修家居等等,這都是全家人可以一起完成的。在外國,甚至有些家庭成員一起二創音樂,自製桌上遊戲等等。無論如何,家長可以想想有甚麼以前一家人沒有做過的,也可以一起嘗試。

最後,Maggie與筆者也強調,父母作為家中的大人,最重要是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照顧好自己的心情,這樣父母才有心情照顧孩子的情緒。

 

家庭組織功能

26/03/2020

生育子女並予以社教化

  1. 任何社會如果想要延續下去就必須有新一代繼承上一代。
  2. 人即使沒有家庭仍然具有生育能力,但大多數社會都以生育作為家庭獨特權力之一。
  3. 初生孩子需要社會的認可,家庭制度外所生育的孩子未必獲社會接受,甚至被部份人標籤他們為私生子。這對孩子的成長和自我形象構成負面影響。
  4. 家庭對社會的功能還包括將子女社教化,也就是將一個人塑造成社會所期望和接納的人。
  5. 孩子在家庭中學習社會的規範。孩提時期的社教化過程是最深刻和重要的。

擔任經濟合作的功能

  1. 家庭是一個經濟單位。
  2. 家庭成員彼此合作,以獲得住屋、食物、衣飾、情感及心理方面的需要。
  3. 隨著工業社會的出現,家庭原本的生產功能,漸漸改由工廠來承擔,家庭只成為了一個消費單位。

給予個人社會地位與社會角色

  1. 家庭給予初生嬰兒第一個社會地位和角色,例如富二代、鄉下仔……
  2. 社會雖然會有不同的方式讓人進入不同的社會角色,但家庭的各方面背景都影響嬰兒未來的社會地位。
  3. 孩子出生時在兄弟姊妹中的排行,也是家庭給予他們的角色,並會對他們帶來影響。
  4. 這些角色在成年後未必會被人細述,但對其人生的發展卻有影響。

提供親密關係

  1. 家庭是我們獲得親密關係的最主要社會制度。
  2. 夫妻的愛情、父母兄弟姊妹的親情均在家庭制度中。
  3. 儒家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形容了五種最主要的人際關係,家庭中包含了當中三種關係。
  4. 在工業革命後,人際關係的疏離令家庭關係更形重要。

家庭其他的功能

  1. 娛樂:家庭成員會一起休息、享受、娛樂
  2. 宗教:家庭把宗教信仰,一代代的傳遞下去

婚姻中的角色

婚姻是建立家庭的起點,夫婦在婚姻中會擔當各種角色(古德曼,2002,頁139;引自Nye,1976)。

  1. 供應者:家庭財務來源的供應者,通常也是提供安全保障的人
  2. 管家:負責採購與烹飪,料理家務與衣食雜務
  3. 養育孩子:提供基本的環境,讓孩子身心靈健康成長
  4. 孩子社教化:提供基本教養,讓子女適應社會生活,同時得到知、情、意的教育
  5. 性的需要:夫婦間在相互取悅下滿足大家的性需要,享受排他性的性關係
  6. 娛樂策劃:負責籌組與執行家庭娛樂活動
  7. 治療者:協助紓解配偶的心理困擾,疏導情感
  8. 親屬關係:維繫與親戚之間良好關係

參考資料

F. Ivan Nye et al.. Role Structur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Family. Beveley Hills: Sage, 1976.

古德曼〔N. Goodman〕。《婚姻與家庭》(Marriage and the family)。陽琪、陽琬譯 。台北:桂冠圖書,2002。

蔡文輝。《婚姻與家庭:家庭社會學》。第二版。台北:五南圖書,2000。

民調顯示市民對同性婚姻的看法

26/03/2020

本地民調問及「同性婚姻」的字眼及結果參照

調查進行時間

(月/年)

發表時間

研究單位

受委託單位

受訪人數

問題設定

百分比(%

(月/年)

傾向支持

中立

傾向反對

6/2019

 

7/2019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732

最近台灣立法容許同性戀者結婚,你認為香港應唔應該俾同性戀者註冊結婚呢?

47.0

 

39.5

5/2017-6/2017

 

7/2018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學者包括:劉浩寧教授、劉賽司博士、羅愷麗教授、孫耀東助理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437

 

對於准許同性伴侶結婚,你同意抑或唔同意呢?

 

50.4

17.0

32.6

11/2016-3/2017

 

8/2018

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其團隊

 

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其團隊

 

2,009

由多條對同性婚姻態度的問題綜合所得

32.6

21.9

45.5

12/2015-3/2016

 

6/2016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張宙橋博士、羅耀增博士及李德仁博士

2,051

應該更改婚姻法對「性別」的要求,必須將要求由「男和女」改為「不分男或女」

12.5

18.8

68.8

1/2015-2/2015

1/2016

平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

1,005

你對同性婚姻有咩睇法?

29.1

26.1

42.4

對於同性伴侶可以通過「民事結合」嘅法律程序,取得其他異性伴侶可享有嘅相同權利,但不承認為「婚姻」,你有點樣嘅睇法?

37.4

14.2

42.8

1/2014

 

6/2013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學者包括:羅愷麗助理教授、劉浩寧教授、劉賽司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410

對於准許同性伴侶結婚,你同意抑或唔同意呢?

 

37.7

19.6

42.8

10/2013

 

10/2013

 

何秀蘭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505

 

咁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同性婚姻或註冊伴侶合法化?

33.3

 

13.8

 

43.1

 

11/2012

 

11/2012

何秀蘭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1,022

咁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同性婚姻或註冊伴侶合法化?

32.7

18.5

39.0

8/2005-9/2005

 

3/2006

 

維護家庭聯盟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120

 

合否贊成同性戀者合法結婚?

38.6

 

52.8

2005至2016年內容資料來源:(陳永浩等,2016,頁29–67。)

一些觀察

  1. 同性婚姻的支持率不如想像中不斷上升,調查的問題設定往往會影響調查結果。
  2. 市民其實並不清楚同性婚姻對整個制度的影響。
  3. 市民不認識民事結合是怎麼一回事。
  4. 同性戀者極希望有同性婚姻。
  5. 受訪者的背景反映,反對同性婚姻不只是宗教團體。

參考資料

Loper, Kelley, Holning Lau and Charles Lau.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Gays and Lesbians and towards Sexual Orientation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ctober 2014. https://www.hku.hk/f/upload/17691/Public_Attitudes_towards_Gays_and_Lesbians_2014.pdf.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四成七贊成近四成反對 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意見分歧〉。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9年7月9日。網站:http://www.hkiaps.cuhk.edu.hk/wd/ni/20190709-105318_1.pdf

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平等機會委員會。2016年1月。網站: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1251750347478561.pdf

陳永浩、招雋寧。〈五、「香港人婚姻態度」研究〉。載於吳慧華等編:《婚姻大事——廿一世紀香港人的婚姻觀》。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6,頁29–67。

維護家庭聯盟。〈香港社會對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意見調查(報告撮要):大部份香港市民認為同性戀行為不應被鼓勵,並反對政府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ha/papers/ha0310cb2-1351-1c.pdf

劉浩寧、劉賽司、羅愷麗、孫耀東。〈香港市民過去四年(2013-2017 年)對同性伴侶權利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目前超過半數市民支持同性婚姻〉。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AT THE FACULTY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8年7月。網站: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劉德輝。〈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網站: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20Lau.pdf

鍾庭耀、彭嘉麗、李頴兒。〈香港市民對不同性傾向人士之權利意見調查〉,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2年11月7日。網站: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port/LGBT_CydHo/content/resources/report.pdf

鍾庭耀、彭嘉麗、李頴兒、李建穎。〈香港市民對不同性傾向人士之權利意見調查2013〉。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年10月23日。網站: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port/LGBT_CydHo2013/content/resources/report.pdf

與同運/同婚相關的本地法庭個案

26/03/2020

相關案例

2006年LEUNG TC WILLIAM ROY案(肛交)

2006年9月20日,高等法院上訴庭三位法官維持原訟庭的裁決,裁定《刑事罪行條例》第118C等條例違憲

 

2007年丘旭龍案(肛交)

2007年7月17日,終審法院五位法官一致裁定《刑事罪行條例》第118F(1)條違憲

  1. 法庭認同肛交是男同性戀者性表達的基本方式
  2. 法庭確立了除非有正當目的,否則對不同性傾向有差別對待就是歧視

2014年立法會修訂有關法例,將男男肛交的合法年齡由21歲降低至16歲,與異性性行為一致。

 

2013年W案(變性人婚姻

變性人W小姐在完成變性手術後,想與男友註冊結婚,卻因出世紙仍註明她是男兒身,被婚姻登記處拒絕;

2013年5月13日,終審法院四位法官判W勝訴。另一位持反對意見的法官陳兆愷則認為,法庭的角色是將一個現存的社會政策的改變付諸實行,而不是提倡任何新的社會政策。前者是司法程序,後者則是民主程序要處理的,社會政策問題不應該由法庭決定。由於現時並沒有充分證據顯示社會已普遍接受變性人婚姻,故此,法庭不應行使詮釋憲法的權力去作出這重大的改變。

 

W案的影響及發展

  1. W勝訴的四位法官指接受變性人婚姻不需要社會共識,因為這是多數人的暴政
  2. 法庭認為生育於結婚已不再那麼重要,將結婚權和生養下一代分開
  3. 2014年10月22日,立法會以11票贊成,40票反對,5票棄權,否決《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維持以行政措施處理變性人的婚姻,只看身份證不看出世紙
  4. 2017年6月,政府開展有關性別承認議題的公眾諮詢。平機會建議性別由個人自決。

 

2018年QT案(受養人身份)

女同性戀者QT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受養人簽證(dependant visa)來港。QT的保證人(sponsor)SS,是她的同性伴侶,而SS是以一項工作簽證而獲准進入香港。QT和SS根據英國的《2004年民事結合法》,獲承認具有同性的民事結合關係。QT的申請遭拒,她遂提出司法覆核。

2018年7月4日,終審法院判QT勝訴

上訴庭指出,婚姻獨有某些「核心權利和義務」,故已婚和未婚人士地位的不同不證自明,這些差別待遇不應被視為歧視。上訴庭首席法官張舉能引用QT代表律師提出的例子,離婚、領養、繼承遺產等屬於已婚伴侶的核心權利和義務,如失去有關權利和義務,婚姻的法律地位便顯得微不足道(the legal status of marriage simply has little if any substance in law)。但由於上訴庭認為,QT案的入境事務不屬核心權利,因此裁定QT上訴得直。

終院不同意上訴庭有關說法,形容說法屬循環論證,令人陷入何謂「核心」、何謂「非核心」的徒勞辯論,故不應遵從。終院認為,審視每件被指稱為歧視的案件時,應判斷當中的差別待遇是否有理可據。審視婚姻地位的相關性和份量,能判斷差別對待是否公平,不能只憑個人婚姻狀況斷言歧視不存在。

終院又指,入境處處長在回應QT的問題:「為甚麼我的待比已婚人士差?」,只作「因為她已婚,而你未婚」的答案,但對方根本不可以結婚,形容處方將被挑戰的待遇差別準則作為自己的理據,屬循環論證

終院引用案例稱,在英國法律下,民事結合雖然不被稱為婚姻,但差不多在各方面,都與婚姻無區別。

 

2019年梁鎮罡案(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因為爭取與他在新西蘭註冊結婚的同性伴侶的公務員配偶福利和合併報稅被拒,提出司法覆核。2019年6月6日,終審法院判他兩方面皆勝訴。

在審訊時,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表示,容許歧視存在,是為了保障香港的婚姻制度,不容婚姻的獨特性被破壞。非常任法官鄧國楨亦曾反問代表梁的大律師,婚姻附隨的權利,有其傳統和歷史上的意義,若把婚姻與權利分開理解,討論就會變成「婚姻的定義是甚麼」。

結果終審法院五位法官卻一致判梁勝訴,承認了他們在新西蘭的同性婚姻有效

訴訟各方均不爭議梁先生與Adams在新西蘭締結的同性婚姻是有效的,兩人的婚姻跟異性婚姻同樣具公開性及排他性,有別於一般感情關係,因此稱新西蘭的同性已婚伴侶跟香港異性已婚伴侶實質上佔有同一位置。就配偶的經濟福利而言,終院接納梁先生和Adams這對同性已婚伴侶與異性已婚伴侶是可比擬的。因此,如該兩項受質疑的決定並無足夠理據可依,將構成性傾向歧視。

終院認為沒有足夠理由有差別對待。終院雖然認同保障香港法例所界定的婚姻制度是合法目的,在這情況下,本地法律環境和社會情況與合理性分析是相關的。不過,終院認為現時社會大眾對婚姻的道德價值觀念並非相關的考慮因素。因爲以欠缺大多數人的共識為理由而拒絕小眾人士的申索在原則上有損基本人權

 

2019年MK案初審(婚姻及民事結合)

MK案申請人指本港現時不容許同性婚姻,亦沒有為同性伴侶設立承認同性關係的法律框架,違反《基本法》第25《香港人權法案》第22等。

MK案要求的是政府提供讓同性伴侶享有與結婚相等權利的法律框架,它不一定是同婚,例如民事結合便已足夠。

 

李志喜(代表MK的資深大律師)理據:

  1. 儘管案件涉及同性伴侶婚權,有關議題具爭議性,  但促請法官僅以法律層面就本案作出裁斷。
  2. 以《基本法》第25條令港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憲法總體原則(overarching principle),有關權利是不論性別、種族或性傾向,政府的法例或施政均不能有差別對待。而《基本法》第37條亦列明「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權利受法律保護」, 只要一併閱讀兩條憲法,無可能將「婚姻」 解讀為只有異性戀的伴侶才有權結婚。
  3. 她指政府將《基本法》中的「婚姻」,解讀為《婚姻條例》中只容許一男一女永久排他性的關係,是在婚姻加設一個無形的門檻,只有異性戀的伴侶才有權享有《基本法》的權利,她形容情況有如將「婚姻」劃為私人俱樂部
  4. 《基本法》第37條保障香港居民的婚姻和   生育自由,但婚姻與建立家庭是兩回事香港居民應有自由選擇任何形式的婚姻,例如選擇不結婚但同居及共養孩子亦是一種形式。

 

政府的主要反對論點

  1. 《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有特別條文指出婚姻只是異性婚姻
  2. 同性婚姻並不是基本人權
  3. 過去20年,婚姻制度沒有改變,民調的結果是眾說紛云
  4. 「歧視」是遵從《婚姻條例》的制度
  5. 修改《基本法》是中央的責任
  6. 修訂條例是立法會的功能

 

初審結果,法官周家明於2019年10月18日判MK敗訴

1. 不容許同性婚姻並不違反同性伴侶的憲法權利

法官周家明審視多條有關婚姻的法例,結論是香港的法律從未認可或准許同性婚姻,香港自始至終都只承認異性婚姻。1971年10月7日生效的《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178章)第4條指明婚姻屬一夫一妻制

《基本法》於1990年頒佈並於1997年生效,有關結婚權利的內容都應視為傳統的一男一女結合,因為當時大家根本沒有同性婚姻的概念,而全球第一個設立同性婚姻的國家荷蘭也是於2001年才實行有關制度。

法官承認現時全球有26個司法管轄區承認同性婚姻,另外有16個容許民事結合,但沒有證據顯示香港社會對同性婚姻的看法有明顯的改變

綜合《基本法》第37條、《香港人權法案》第1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及《歐洲人權公約》第12條等有關婚姻權的條文,指出條文所指需要受法律保護的婚姻權應是一男一女的結合。歐洲人權法庭於2011年就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一案的判決提到「婚姻應被理解為異性伴侶的聯合。」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裡,所有與婚姻相關的條文,都是指「男女」的婚姻。

法官指出如由法庭將《基本法》第37條有關婚姻的釋義擴展至同性婚姻,是引入一個新的社會政策,並不合宜,香港法庭的責任是解釋《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至於香港是否就同性婚姻立法並非法庭的責任,應交由立法機關處理。法官提及在梁鎮罡 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案,終審法院於判詞第27段中提到香港人結婚及組織家庭自由並不包括同性婚姻。

 

2.  香港政府沒有為同性伴侶設立承認同性關係的法律框架,如民事結合或其他方式,亦沒有違反他們的憲法權利。

法律上享有與異性婚姻完全一模一樣的福利及保護。既然政府沒有義務透過結婚制度讓同性伴侶得到相關的福利,如由法庭為他們提供另一名稱或制度,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

至於是否為同性伴侶提供替代婚姻的法律框架,這超出法庭的功能,這方面應該是由政府及立法機關去考慮。法官又指,設立替代的法律框架,會牽涉讓同性伴侶享有跟異性配偶一樣的權利和福利。他舉例說,在眾多與婚姻有關的權利中,領養兒童的權利,會否需要加上限制或修改,以保障兒童的最大福祉

基於兩條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法庭判申請人MK敗訴。

MK案的餘波及影響

MK已提出上訴,相信兩年內會上訴至終審法院,而終審法院過往有關婚姻的判決,包括變性人婚姻(W案)、受養人資格(QT案)和公務員同性配偶福利及合併報稅(梁鎮罡案),都傾向支持所謂LGBT的「平權」,反映法官深受同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影響,已大大削弱和衝擊香港的婚姻制度(如在一些法例中把「丈夫」與「妻子」的稱呼取消,一律以「配偶」取代」),情況令人憂慮!

TF及STK案(同性婚姻及海外同性婚姻)

TF是21歲男大學生,希望與其同性伴侶結婚,二人曾討論在台灣註冊,但更希望能在香港結婚。

男同志STK(岑子杰)是31歲男性,與同性伴侶於2013年在美國紐約結婚。

在TF及STK案,他們要求法院裁定《婚姻條例》第40條「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及《婚姻訴訟條例》第20(1)(d)條違憲,即婚姻不是「一方為男,一方為女」即無效的規例;而STK案更進一步要求政府承認在外地註冊的同性婚姻。

 

2020公屋案初審

兩名男同志為本港永久居民,二人在加拿大註冊結婚,返港後以「一般家庭」名義向房委會申請公屋遭拒,房委會指他們不符合政策中的「夫婦」定義,其中一人遂於2018年11月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房委會撤銷有關決定。案件於2019年9月開審,2020年3月4日法官周家明頒下判委會的配偶政策將在海外合法結婚的同性伴侶拒於門外,是不合法及違憲

高院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出,公屋制度旨在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屋,已婚同性伴侶和異性家庭之間的差異與分配原意無關,低收入已婚同性伴侶的住屋需求不會比異性已婚伴侶低,而且房委會未能證明已婚同性伴侶加入輪候冊會造成甚麼具體影響,直指案件關鍵是基於性傾向的差別待遇。法官指有關政策構成的差別待遇並不合法,並構成性傾向歧視,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7》。法庭頒令撤銷房委會決定,事主的公屋申請恢復,毋須重新輪候。

居屋案

一名男同志於2012年結織其「丈夫」,兩人於2017年在英國結婚。2018年,他以「綠表」方式購入一個二手居屋單位作愛巢,後發現其「丈夫」在房屋政策下不被視為「家庭成員」,如他想將業權轉讓予家庭成員以外的人,須補回地價。男同志認為相關政策違反《基本法》與《香港人權法案》,故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政策違憲,並撤銷房委會拒讓其「丈夫」成為「家庭成員」的決定。

一些與LGBT相關的法例

  1. 2009修訂《家庭暴力條例》,將免於遭受家庭暴力對待的法律保障,明確地延伸至同性的同居伴侶,而該條例的名稱亦改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2. 2015生效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中指醫護接受者的同住人士(涵蓋同性同居伴侶)可擔任他的代決人(substitute decision maker),當有關人士如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務,代決人可處理其電子健康紀錄。
  3. 2017通過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允許與死者生前同住至少兩年的「相關人士」,有權在骨灰龕場結業時申領亡者骨灰,以及訂明「相關人士」申索骨灰的優先權是低於獲授權代表、遺產代理人或親屬。

引發的挑戰

同性婚姻及相關訴訟帶來的挑戰

婚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基礎,任何改變必須經由全體市民深入討論,以社會的共善、家庭結構的穩定、以及可令兒童健康成長為重要考慮,不應由少數法官繞過公民社會的討論和立法程序去改變,以及不應由法庭決定香港應否推行同性婚姻

任何人皆不應侵害兒童福祉

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以及鞏固現行婚姻及家庭制度,讓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

法庭不應擅自改變婚姻制度

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符合社會共善和香港民情,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

同婚訴訟逐步動搖婚姻制度

社會大眾對與同性婚姻相關之訴訟不能掉以輕心,近年多宗相關訴訟(包括 W、MK、QT、梁鎮罡及公屋等案),正逐步破壞現行一男一女之婚姻制度,並已強逼香港政府在某些範疇必須不合理地承認在外國註冊、香港不承認的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並獲得猶如異性婚姻的福利及待遇,在未有社會共識之前已間接動搖了本港婚姻制度。

強改婚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

社會大眾必須留意,外國一些通過了同性婚姻的國家,會同時改變其教育及福利制度,強逼所有專業人士和團體必須按照法律去改變涉及婚姻的教導和不能採取任何不合作的態度,否則可能違反專業操守、構成歧視,被罰巨額款項、甚至入獄,相關的逆向歧視個案已屢見不鮮(請參閱下一章〈與同運/同婚相關的外國法庭個案〉),嚴重侵犯市民大眾的宗教、良心及言論自由


參考資料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INAL APPEAL NO. 1 OF 2018 (CIVIL) (ON APPEAL FROM CACV NO. 117 OF 2016) BETWEEN QT and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July 4, 2018.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16049&QS=%2B&TP=JU&ILAN=tc.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INAL APPEAL NO. 4 OF 2012 (CIVIL) (ON APPEAL FROM CACV NO. 266 OF 2010) Between W and THE REGISTRAR OF MARRIAGES.” Legal Reference System. July 16, 2013.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88072.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INAL APPEAL NO. 8 OF 2018 (CIVIL) (ON APPEAL FROM CACV NO. 126 OF 2017) BETWEEN LEUNG CHUN KWONG and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and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Legal Reference System. June 6, 2019.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2337&QS=%2B&TP=JU.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INAL APPEAL NO. 12 OF 2006 (CRIMINAL) (ON APPEAL FROM HCMA NO. 107 OF 2006) Between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YAU YUK LUNG ZIGO, LEE KAM CHUEN.” HKLII. July 17, 2007. https://www.hklii.hk/cgi-bin/sinodisp/eng/hk/cases/hkcfa/2007/50.html.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APPEAL, CIVIL APPEAL NO. 317 OF 2005 (ON APPEAL FROM HCAL NO. 160 OF 2004) BETWEEN LEUNG T C WILLIAM ROY and SECRETARY FOR JUSTICE.” Legal Reference System. September 20, 2006.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54227&currpage=T/.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IST NO 1077 OF 2018 BETWEEN MK and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ctober 18, 2019.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4943&QS=%2B&TP=JU&ILAN=en.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IST NO. 160 OF 2004 BETWEEN LEUNG TC WILLIAM ROY and SECRETARY FOR JUSTICE.” HKLII. August 24, 2005. https://www.hklii.hk/eng/hk/cases/hkcfi/2005/713.html.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IST NO 2647 OF 2018 BETWEEN INFINGER, NICK and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Legal Reference System. March 4, 2020.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6959&QS=%2B&TP=JU.

〈【女同志爭婚權案】剝奪同性婚權?政府:《基本法》僅保障一男一女婚姻〉。《風新聞》。2019年5月28日。網站:https://pm-news.hk/2019/05/28/casemk/

〈已婚同志申公屋被拒 覆核勝訴 房委會:不符夫婦定義 高院裁歧視判恢復輪候〉。《明報》。2020年3月5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200305/s00002/1583347610517/已婚同志申公屋被拒-覆核勝訴-房委會-不符夫婦定義-高院裁歧視判恢復輪候

〈立法會通過私營骨灰所條例草案 同住兩年可領骨灰〉。《明報》。2017年5月25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70525/s00001/1495690444628/立法會通過私營骨灰所條例草案-同住兩年可領骨灰

〈同性伴侶不獲配偶福利 入境主任獲終極勝訴〉。《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19年6月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370500/同性伴侶不獲配偶福利%E3%80%80入境主任獲終極勝訴

〈同性婚姻伴侶福利終極上訴 馬道立:若上訴成功將毁婚姻制度〉。《明報》。2019年5月7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507/s00001/1557212896948/同性婚姻伴侶福利終極上訴-馬道立-若上訴成功將毁婚姻制度

〈終院指拒絕小眾人士申索損人權 政府須遵守平機會政策〉。香港電台網站。2019年6月6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61261-20190606.htm?spTabChangeable=0&archive_date=2019-06-06

William Hallatt、Howard Chan。〈在香港法律下的LGBT人士權利:QT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一案及其後續情況〉。香港律師會會刊。2017年11月。網站:http://www.hk-lawyer.org/node/12154

丁。〈2019年三宗值得注意的同性婚姻/民事結合司法覆核案〉。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2019年1月7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1529

朱棨新。〈【同性婚姻】配偶不被視作家庭成員 同志指居屋政策存不公求覆核〉。《香港01》。2019年10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81703/同性婚姻-配偶不被視作家庭成員-同志指居屋政策存不公求覆核

胡家欣。〈【同性婚姻】同性伴侶入稟爭公屋權利9月開審 多宗平權官司續來〉。《香港01》。2019年6月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37637/同性婚姻-同性伴侶入稟爭公屋權利9月開審-多宗平權官司續來

香港性文化學會。〈支持法院維護一夫一妻 反對法官修改婚姻定義——歡迎周家明法官就MK案的判決〉。香港性文化學會有限公司。2019年12月。網站:http://www.sexculture.org.hk/b5_press_details.php?press_id=36

傅丹梅。〈外國同婚人士亦可申請公屋對社會的影響〉。明光社網站。2020年3月19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外國同婚人士亦可申請公屋對社會的影響

傅丹梅。〈香港首宗同性婚姻司法覆核 MK案敗訴原因〉。明光社網站。2019年11月11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香港首宗同性婚姻司法覆核-mk案敗訴原因

戴晴曦。〈QT案入境處終極敗訴 QT:7年來如二等公民 盼為性小眾平權踏前一小步〉。《眾新聞》。2018年7月4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13294/qt

關啟文、陳婉珊、鄭安然。〈終院判決侵蝕婚姻制度 推論粗疏難堵悠悠眾口 ——梁鎮罡案判決的批判分析〉。性文化資料庫。2019年6月20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9/06/20/終院判決侵蝕婚姻制度-推論粗疏難堵悠悠眾口/

同性婚姻對社會的影響

26/03/2020

婚姻制度受損

  1. 同性婚姻一旦出現,會為社會帶來深遠影響,它會改變婚姻的定義。
  2. 一男一女的婚姻,不再是婚姻唯一的組合。
  3. 由相同性別人士組成的婚姻,不會自然地有孩子。
  4. 這些家庭不會自然的延續後代。

 

破窗之後有更多爭取

  1. 若實施同性婚姻,會引發破窗效應,不同人士可要求廢除婚姻的各種限制。
  2. 要求廢除人數限制,如多人婚姻。
  3. 要求廢除物種限制,即人類可以與不同物種結婚,如物種婚姻,人類與動物結婚;二次元婚姻,人類與虛擬偶像、卡通人物結婚。

 

兒童權益受損

  1. 同性婚姻自然會引致同性領養,以及利用科技繁殖下一代。
  2. 孩子要在缺乏父或母的環境下成長。
  3. 孩子未能在原生家庭中從父母的互動中學習兩性相處。
  4. 不利孩子的成長。

 

影響學校倫理教育

  1. 同性婚姻的出現,更會影響學校的倫理教育。
  2. 學校要宣揚男男、女女的同性戀,和一般異性戀都是天生正常的。
  3. 學校要保護同性戀者,將之變成特權階級。
  4. 教科書要配合,減少對同性戀者的「冒犯」。
  5. 學校甚至要引入支持同性戀者的圖書、故事書,好讓那些在同性伴侶中成長的孩子,可以「不被冒犯地」得到正常待遇。

 

性別主流化的文化

  1. 同性婚姻更會影響性別主流化的文化,有關夫妻等具兩性差異的字眼不能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性別中立用語。
  2. 家長只能有「家長一」和「家長二」,不能再用「父」「母」二字,變相將男女特點削平。
  3. 強調兩性的東西最終被取代,但事實上男女大不同的本質卻不能改變,最後社會逐漸變形、走樣,失去兩性本來美善的特質。

 

福利與權利

  1. 社會就婚姻家庭和孩子的福利,同樣要分給同性婚姻者,例如公共房屋、社會福利、免稅額、撫養權及領養權等等。
  2. 以上的公共資源,有些需要排隊輪候,如公屋,等候的人肯定需要更長的時間輪候。

 

白色恐懼

  1. 宗教團體,或者一些人因為其政治取向/良心而不認同同性戀社會運動,將受到攻擊和不平等的對待。
  2. 根據外國經驗,教會及信徒在宣講同性性行為是罪、或拒絕為同性婚姻提供服務的時候,有機會被控「滋擾、冒犯或中傷」同性戀者,觸犯仇恨罪或歧視法,最終會被判巨額罰款、甚至入獄。

我們可以做甚麼?

26/03/2020

議題上的關注

  1. 密切留意性別議題的進展、了解形勢,這絕對不是短期而是長期的議題。
  2. 鼓勵身邊親友及弟兄姊妹關注這個議題,以及響應一些具公信力機構的呼籲。
  3. 積極透過不同傳媒和社交媒體主動表達意見,並回應正反雙方的公開意見。
  4. 主動以專業人士或個人身份,向政府、議會及相關公營機構(如平機會)表達意見及關注。
  5. 祈禱、守望

 

生活的持守

  1. 了解性別議題對日常生活的影響,避免出現溫水煮蛙現象而毫不自覺。
  2. 留意身邊的事物有沒有被性別議題影響而扭曲,甚或成為糖衣毒藥。
  3. 在生活上努力持守傳統家庭價值,以及努力傳承與下一代。
  4. 與身邊的人分享傳統家庭價值,讓他們明白其好處以及與他們分享正遇到的困難。

離婚爭奪戰:撫養權及贍養費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7/03/2020

離婚爭奪戰撫養權及贍養費

因為疫情的緣故,原定2月19日舉行的「離婚的法、理、情」聚會被迫取消,由於很多參加者表示失望,亦提出了許多問題,現透過文章解說部份參加者關注的問題,其實這些問題亦是過去一年離婚再婚熱線最多人查詢的問題,當中包括:如何填表格及離婚程序;如何計算贍養費;分居期的計算及撫養權等等。篇幅所限,本文將集中處理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問題。

父母婚姻的有效性

父母要獲得子女的撫養權,首先要處理的是孩子的父母是否已註冊結婚。假如孩子的生父生母並沒有合法結婚,他們一旦分開,除非女方放棄,否則男方基本上無法取得孩子的撫養權,女方一旦帶走孩子,男方是沒法阻止的,更不用說要求孩子的探視權,一切將由女方決定,男方完全處於被動。所以奉勸各位愛孩子的爸爸,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的權益,正式註冊結婚是必須的。另一個使父親無法獲得撫養權的原因,是他們的婚姻未合法。有一對夫婦於印尼峇里島舉行婚禮,並在當地「合法註冊結婚」,卻於數年後尋求離婚時才驚覺他們從未合法結婚,原來他們有在當地的民事登記處登記結婚,在海灘舉行婚禮儀式,但之後沒有按當地法律要求完成相關手續:即雙方必須在婚禮後的14天內註冊結婚,否則有關婚姻將被視為無效。由於這對夫婦的婚姻在法律上並非有效婚姻,他們的關係只是同居者,最後,男方亦無法取得孩子的撫養權。

撫養權

撫養權是指透過法庭判令授予照顧和監管子女的權力,一般而言,法庭會根據父母各自的經濟能力、管教及子女關係等因素將撫養權判給其中一方,子女會與獲撫養權的家長共住,另一方則有探視權,通常可定期與子女見面。很多父母都希望離婚後仍可以繼續與孩子一起生活,陪伴他們成長,因而出現爭奪子女撫養權的情況。有母親擔心未能獲得孩子的撫養權,甚至將孩子帶走,不讓丈夫與孩子見面,不斷要求丈夫給予很多金錢,才容許他們父子於電話內傾談,導致丈夫要報警尋子,這是非常自私的行為,剝削父親見孩子的權利,亦非站在兒童的最大福祉角度處理問題。除非那位父親對孩子使用暴力,否則母親不應剝削父子見面的權利,孩子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成為父母衝突的工具或武器,這樣做實在無助她獲得撫養權,更可能令雙方關係變差,令離婚訴訟增添更多變數。

贍養費

不婚及非有效婚姻似乎對女方有利,對男方不利,因他無法取得孩子的撫養權,事實並非如此,其實對女方同樣不利,因為他們一旦分手,女方在分開後只能為子女爭取贍養費或經濟支援,卻無法為自己爭取,對其財務權利有顯著的影響。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及《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可向該子女雙親的另一方要求給予非婚生子女的贍養費,但必須證明對方是非婚生子女的親生父親或母親。在香港,合法已婚者有權申索贍養費、生活費,以及產權轉讓或調整,同居伴侶在分開時不會享有同等的權利。

至於贍養費的計算,分資產分配及每月生活費兩個部份。資產分配方面,一般而言,法庭會以50/50的原則將家庭的總資產作出分配,在確定家庭總資產組合內可供分配的財產或資金(包括樓宇、現金、私人公司股份、股票、退休金、車、古董、高級珠寶首飾、錶、銀行儲蓄、儲蓄壽險保單或信託基金權益等)後,再計算各項資產的大約價值。因此,訴訟雙方必須協定各項資產的價值,否則將由法庭列出的公平原則作出分配。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計算財產,亦要計算債務,因此,扣除債務後的金額才是真正可供分配的財產,例如計算樓宇價值是要先扣除未供完的銀行貸款。要留意的是,除非涉及欺騙或隱瞞資產,財產分配(或轉讓)命令是不可以更改的。

每月生活費方面,經濟能力較高的一方離婚後要支付贍養費予經濟較弱的一方,可選一次性支付或以每月支付生活費。一次性支付的好處是將事件畫上句號,雙方日後毋須再見面,亦不必擔心有關命令會否被推翻,能夠安心計劃未來的生活。假如選擇以每月支付形式,原則是盡量維持離婚後的生活水平與離婚前相若,但事實上,離婚後開支一定會有所增加,例如要多租一個地方居住的額外租金,所以,離婚後,沒有工作的一方不應期望贍養費/生活費金額和以前家用一樣,這是不切實際的。另外,贍養費金額日後可能會更改,雙方的收入改變都可以成為調整金額的原因,如付款的一方失業、收入減少、再婚、家庭開支增加,又如果受款的一方有工作收入,則贍養費亦會減少,相反,如對方收入增加,受款一方亦可以要求調升贍養費。

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婚齡、子女年齡及經濟情況,每個家庭及情況都不同,上述解釋只能給予讀者一些基本概念,總括而言,婚姻牽涉到的問題十分廣泛,離婚並非一個一了百了的解決問題方法,必須嚴肅面對。如想清楚了解自己的情況,可致電6657 6618離婚再婚諮詢熱線查詢,最好當然是向一位專長處理家事法的律師諮詢。

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花絮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3/01/2020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感恩「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於2019年10月25至26日假恩福中心順利舉行,由第一屆開始,明光社每屆都會協辦性倫理峰會,2019年大會以「守護婚姻」為主題,邀請來自英國的大律師保羅.戴蒙德(Paul Diamond)及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鄭順佳博士分享,聚會約有100人出席。

婚姻是甚麼

明光社

戴蒙德先生於峰會第一天分享「婚姻應否被重新定義」及「守護婚姻:宗教自由與歧視」。他認為是社會制度讓個人有權享有社會福利。從人類學角度,婚姻是兩性之間互補的關係,肩負著生養下一代及價值傳承的作用,他強調,家庭是為孩子而設,不是孩子為家庭而生。他提醒我們,性小眾對基督教非常不寬容,香港的信徒要裝備起來回應。他提到《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保障了人有思想丶良心和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在如何實踐(manifest)上卻出現爭議。

基督徒受到迫害

戴蒙德先生提醒我們,基督徒面對的是一場政治運動,他分享了很多英國法庭的逆向歧視個案,說明當地在婚姻被重新定義後,社會、個人及教會在實踐信仰自由時所面對的法律挑戰。

1. Johns v Derby City Council打吡市議會:Owen和Eunice Johns這對基督徒夫婦,因為不願意肯定同性戀行為而失去作為寄養家庭的資格,法官認為他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對所寄養的兒童有真正的風險(real risk)及令有關兒童受感染(infected with),法官將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觀點視為病毒,會令所照顧的兒童受感染。戴蒙德先生認為將基督教的價值觀類比如病菌會傳染給兒童,是匪夷所思的!

2. McFarlane v Relate Ltd案:McFarlane是一位基督徒輔導員,受聘於英國一間全國性的輔導機構Relate。McFarlane一直表現很好,直至他向上司表達他對於以性心理治療幫助同性戀伴侶的有效性存疑,他便被解僱,他遂控告Relate。案件在英國法庭審理,McFarlane被判敗訴,於是,戴蒙德先生將這宗案件遞交到歐洲人權法庭(ECHR),可惜,法庭仍然判McFarlane敗訴。這宗案件顯示基督徒可能因為信仰的緣故失去輔導員的工作。

3. Felix Ngole v University of Sheffield謝菲爾德大學案:Ngole是一位社工學生,他於2015年在個人臉書討論美國的Kim Davis因拒絕簽發同性結婚證書而入獄的事件,當中提到《聖經》指同性戀是罪的內容,學校為此收到匿名投訴,之後禁止他成為社工,因他的言論有歧視性本質(discriminatory nature)。後來他雖然得到平反,但事件發生時,報章以大標題「恐同不能成為社會工作者」來報道,當他在法庭上得到平反後,就只有一小段報道,指「男子贏得上訴」。戴蒙德先生藉這宗案件提醒與會者,主流傳媒對於涉及LGBT的報道手法非常偏頗,他鼓勵香港教會開拓媒體工作。

基督徒如何回應

戴蒙德先生在結語時感嘆過去幾年,看到基督徒被禁止穿戴十字架丶領養孩子,甚至失去工作及專業資格,這對基督徒實在非常不公平,甚至有法官在批核同志的領養案件上,說了一句「兒童需要爸爸媽媽」也被指為不寬容。他認為我們要協助維護家庭的組織發展及做到媒體友善,發揮媒體的力量去影響法官,他們都是生活在香港的,同樣會閱報,受媒體訊息影響。此外,基督徒不應該只關心自己的宗教自由,如果有同性戀者受到欺凌時,基督徒也要出手阻止,這亦是基督徒信仰的實踐。他呼籲基督徒律師起來,為信仰自由辯護。

上帝設立性婚姻家庭

明光社

鄭順佳博士分享「婚姻的神學反思」,他認為現代社會,性的領域非常廣泛,到處都是性的解放,性的淘空,導致性失去創意及規範,因此,基督徒要明白《聖經》如何給我們指引,認識上帝創造性的心意。創世記二章18節提到:「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上帝創造完各樣動植物後,覺得一切都非常美好,唯獨認為「那人獨居不好」,因他未覓得他的伴侶,於是,上帝造了一個女人幫助他,且吩咐他們要生養眾多及管理大地,要向上帝負責。上帝亦會向人問責,這是創造男女的心意,性是上帝美麗和奇妙的創造,性座落在創造和立約的脈絡中。

性的規範及界限

上帝透過律法書將律例和禁令呈現,使人明白性的意涵,生育在五經中是最重要誡命,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讓人在婚姻關係中享受,因為人是有思想、有尊嚴的,對於性是有能力節制的,上帝透過禁令,讓人知道界線在哪裡,哪些行為是可憎惡的,是需要受到禁止的。很多時,禁令與處以極刑是互相扣連,有人認為這是文化的產物,但其實是有其正面功能,如保護婦女及弱小,防止他們被利用及剝削,維持人倫的秩序。有關性的界限,舊約主要有四條禁令:

1. 不可亂倫維護家庭的秩序,由於舊約中的家庭普遍是大家庭,這禁令鼓勵近親的關係有愛,但不可有不當的性行為,其目的是保護後代的健康,因為醫學統計上亂倫所生的子女會有較高機會有各種遺傳基因的疾病。

2. 不可姦淫上帝創造婚姻的秩序,夫妻的關係是分別為聖的忠誠關係,為子女帶來安全感及穩定的生活,姦淫的行為是背棄忠誠,破壞婚姻。

3. 不可有同性之合:這是違反上帝創造男女的秩序,上帝沒有為亞當預備一位男性的伴侶,人類更不是單細胞繁殖,同性生理的結構亦不適合進行性行為,尤其是肛交容易令直腸受損及引致其他疾病。

4.人獸之合:從生物學上,人也是一種動物,但人有上帝的形象,其他動物沒有,動物在發情期需要交配,人不同,人可以控制自己,假若人與動物發生性行為,不知會有甚麼後果,會產生甚麼病,野獸的疾病如在人身上出現,後者不堪設想。禁止人獸之合是要維護生物各從其類的秩序。

新約性觀及婚姻觀

鄭博士再引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前實習生的性醜聞,幫助參加者思考如何劃出性的界線。按馬太福音五章27至28節字面的意思,可劃分為四個層次:一、欣賞有好感;二、有淫念幻想;三、有步署行動;四、進行雲雨之交。鄭博士認為如只在意念上有好感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界線應定在一與二之間,當落在淫念中,則不論是否有行為及是否成功,都是犯了姦淫,因為淫念將對方視為物件,令她失去作為上帝受造的人的尊嚴,若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是要實踐律法的精神,而非條文。

新約以婚姻來為性劃界線:婚姻內的性是尊貴的、是好的,不是卑賤的,將婚姻好像祭壇獻給上帝,希望保護婚姻雙方;一切婚姻以外的性是不容許的,並違反婚姻的忠誠,也是淫亂的事。哥林多前書七章2至5節提及婚姻內夫妻之間的性是毫不掩飾,有互相滿足的責任,性關係是義務而非權利,有償還欠債的心態,配合對方的需要,婚姻內的性非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對方;不是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滿足對方,或是互相滿足;不是滿足個人私慾,而是能體諒對方,避免試探及懷疑。有關性的律例定於遠避淫行,追求聖潔活出尊貴的生命,目的是為了保護,而非禁慾。

新舊約綜合論述性

舊約創世記與新約羅馬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創世記第一至三章,談論到創造、死亡、虛謊、羞恥;羅馬書第一章提及,人透過受造之物明明知道有創造主,卻不去敬拜祂,離棄上帝去敬拜受造之物,這種否定上帝的後果,使人放縱情慾,做出違反自然、違反男女的秩序,將順性的用處變成逆性的用處,進行同性性行為。這些行為,新約與舊約的教導都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阡陌社區浸信會、維護家庭基金、香港性文化學會、明光社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小偷家族(Shoplifters)——血緣與親情並非必然聯繫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6/09/2019

東京舊區裡,一對殺人犯男女治與信代,二人住在一直靠退休金和津貼過活的婆婆初枝家裡,並與在車上拾回來的小義子祥太一起合作偷竊,以維持生活,初枝亦收留了離家的少女亞紀,沒血緣關係且又被遺棄的五人恍如一個小家庭,互相支持著大家繼續生存。他們好心收養了被虐小女孩樹里,令家庭增添一員,大家的愛心溫暖著她。後來初枝離世,加上祥太偷竊被捕,令這個隱形家庭曝光,短暫的溫馨時光亦終結。

明光社

幾位被家庭、社會遺棄的人,以不道德方式生活著,並走在一起成為了一個「家庭」,沒有血緣關係,但可以有親情嗎?還是只是以金錢維繫著這個家?導演是枝裕和以溫婉的手法在電影《小偷家族》中,慢慢逐層揭示他們的過去。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因著要生存便會牽涉到金錢,但仍然留有親情:父子情、母女情、婆孫情、兄妹情……這正正質問著觀眾:你們有血緣關係的一家人,當中有親情、有愛嗎?有拋棄過家人嗎?

明光社

電影獲得非常高的榮譽——第71屆康城影展金棕櫚獎(最佳電影),但為何日本政府卻對之態度冷淡,甚至認為電影抹黑日本形象、得獎乃日本國恥?因為電影觸及了許多社會問題,如長者孤獨死、小孩在家暴中成長、人們因經濟衰退沒工作而偷竊、少女在風月場所出賣身體及有人為了騙取養老金而不向政府申報親人過世等問題。

電影亦指出孩子成長所需要的是身教。當他們感到被愛時,他們會懂得以愛回應,亦會知道自己是重要的,會拒絕別人不好的對待。同樣,當家人教的是不好的價值觀,小孩子也會十分「入腦」(記在心裡)及以此來生活,就如治「爸爸」讓「妹妹」樹里參與偷竊,祥太「哥哥」也常常偷東西,她就會以為這是正確的並加以模仿。這跟祥太一直認為在家讀不成書的孩子才要到學校上課的情況一樣。

然而,如果能夠有自省的心,可以透過不斷發問及觀察來作批判思考。正如祥太會不斷問偷竊是不是壞事、這行為對別人造成的影響,以此來反思親人的偷竊行為是否正確,且不再被錯誤的價值觀繼續影響、潛移默化,而做到明辨是非。

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6/09/2019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上任以來,支持率每況愈下,除了因為僭建,還有因為她沒有申報丈夫潘樂陶購入的兩個豪宅,及沒有申報她以配偶身份,與丈夫共同持有安樂工程8.89億股或63.48%股份,市值超過10億港元。[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僅就上市證券的披露而言,任何人士的配偶如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擁有權益,該名人士亦被當作持有該權益。作為司長,應該最熟悉香港法例,對已婚配偶關係、同居關係及其他關係所涉及的權利及責任,不應不清不楚,也許,她要研究一下平等機會委員會於今年6月發表的《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報告,[2] 該報告就21個範疇中香港法律對六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情況作出研究,這些關係包括異性或同婚姻關係、異性或同性法定伴侶關係(編者按:類似外國的民事結合和事實婚姻),及異性或同性同居關係。有關報告的內容,請參附表。

綜觀附表內容,現時香港法律仍以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為主,很多法例和政策,例如申請公共租住房屋、領養、刑事事宜及囚犯等不同範疇,都是以現行的婚姻制度,即異性婚姻關係作為基礎,顯示異性婚姻關係中兩個人關係的獨特性。假如讓其他五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與異性婚姻關係看齊,得到同樣的承認和權利,將無可避免對香港現行婚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帶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異性婚姻在社會的獨特地位亦會被削弱。

可是,申請公屋只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的做法未來將受到挑戰,高等法院於今年9月26日,會就一宗同性婚姻關係人士以一般家庭的身份申請公屋的司法覆核案進行聆訊。案件的判決除了影響個別人士外,亦會影響香港的婚姻制度和對家庭的定義,大家必須密切關注有關判決,期望結果不會進一步削弱現行婚姻制度。

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的概括

明光社

[1] 〈鄭若驊再爆瞞報醜聞 與夫共持股權價值近10億〉,《東方日報》,2019年7月22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0722/bkn-20190722230807790-0722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編(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平等機會委員會,2019年6月,網站:http://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9626142928818518.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婚姻「大件事」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2/07/2019

婚姻本是人生大事,但婚姻本身卻愈來愈「大件事」,甚至自身難保!

不論古今中外,婚姻本來都是屬於男女之間的事,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建立穩定的家庭,讓所有可能出生的小孩子,在自己親生父母的照顧下,安全及健康地成長。婚姻和家庭是令社會穩定,保護弱勢(無論是婦女及兒童)的重要制度,而不是簡單地讓兩個相愛的人可以一起生活。

隨著社會的變遷,特別是婦女的學歷提高和經濟自主,婚姻和家庭中的兩性地位和角色無疑已有很大變化,但作為父母對子女的重要性其實沒有轉變,甚至比以前有更多的要求,父和母在子女的成長之中皆有不能取代的重要角色,完全值得社會投放更多資源去獎勵和輔助。而同性婚姻基本上是對小朋友的一種剝削,強行剝奪了他們與原生父母發展親密關係的機會,竟然要動用公帑去肯定這種關係,恐怕許多市民不會同意。

台灣在5月正式開始的同性婚姻登記,以及本港一名高級公務員爭取與在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合併報稅和申請配偶福利在終審法院勝訴,對香港來說應是重要的警號,一方面提醒我們要捍衛現時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同時亦提醒我們要鞏固我們自己的婚姻,特別要讓年青人更加明白婚姻的意義,並好好裝備自己,才進入戀愛和婚姻的關係,令自己成為一個成熟及可信賴的伴侶。

除同性婚姻之外,其實教牧同工在牧養時要面對的社會議題和傳媒問題愈來愈多,教牧必須學習突破固定型思維,一起邁向成長型思維。

台灣同性婚姻之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2/07/2019

風風雨雨,經過釋憲,公投和通過另類專法,台灣終於在5月24日正式設立同性婚姻(簡稱同婚),成為全亞洲第一個可以讓同性戀者結婚的地區。台灣因著其以往的發展,有自成一套的社會運動推進模式,與西方爭取同性婚姻的方法不同,維護一男一女婚姻核心價值的一方,亦有用不同的方法回應同性戀社會運動(簡稱同運)的策略。我們會簡單回顧相關發展,並分析局勢給予香港的啟示。

傳統西方社會,先有性傾向歧視條例、民事結合,最後是同性婚姻這三步曲。台灣的同運則直接爭取同婚,他們的活動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及至2012年他們就提出多元成家立法草案(包括婚姻平權、伴侶制度及家屬制度草案)。在台灣同性戀運動的圈子中,對婚姻制度持十分保留的態度,畢竟同運中不少人受到性解放思潮影響,本來就傾向將家庭和婚姻制度推倒,即使結成伴侶,也只是一種極為鬆散的關係和概念,經過討論後其實一度出現過婚姻平權的立委提案,但進展一直十分緩慢。[1]

在立法關卡沒有寸進,台灣同運人士則使用司法覆核的方法,繞過立法程序,要求司法機關就同性戀者不能結婚是否違反人權這點進行釋憲。2013年3月,祁家威與一名邱姓男子登記結婚遭駁回,祁不服遂進行司法覆核,到最後法庭於2017年裁定民法無法保障同性婚姻是違憲,遂要求政府立法保障同性戀者有權結婚,相關法律的修正或制定的死線為2019年5月。[2]

此時社會開始覺醒發現事態嚴重,支持傳統家庭價值的下一代幸福聯盟發起公投提案,而同運亦就相同議題發起公投提案,兩批幾乎相反的議案同時投票。公投最後由維護家庭價值一方獲勝,同時他們就要求政府設立專法,既能保障同性伴侶的一些權利,但同時又能確保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不被改變。

台灣支持同性婚姻的民進黨管治團隊,面對司法機構要求修例保障同性伴侶能結婚,但又要尊重支持維護一男一女婚姻制度的公投結果,終於搞了一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讓同性伴侶可以用民法的婚姻規定結婚,同性配偶擁有合法財產繼承權、醫療權,又可作繼親收養(孩子須與同性婚姻伴侶的其中一方有血緣關係,另一方才可收養該子女),但不可共同收養孩子(即不可收養跟雙方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3] 同時,法例亦保障宗教自由,牧師不會被強迫為同性伴侶主持婚禮。[4]

這個結果出來的時候,支持和反對的人都有一些投訴。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說雖然同婚專法令同性婚姻跟異性婚姻在意思上全對等,但實際上還是有些權益未有得到,所以還得繼續爭取;維護家庭價值的一方就批評同婚專法實際上就是同性婚姻,只是一堆文字遊戲令它彷彿沒有婚姻二字而已。

及後,整個運動的戰線被拉開。有人認為這個議題之所以引發爭議是因為提出公投的門檻太低,於是提出更改《公投法》的設計;有人則就著結婚後的各種後繼權益,例如收養孩子等,作出進一步的倡議;有人關心同性伴侶下成長的孩子的身心靈健康,以及學校對同性戀的教導會否影響孩子的性觀念等等;更有人藉性別議題一役,決定組織起來,參加立法院選舉,企圖影響未來政局。

從台灣的經驗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因著司法覆核,以限時的方式迫令政府修法,將難以令社會有一個理性的討論,更多只會是情緒的宣洩,這些最後提出來的解決方案,最終也只會是一個權宜之計,各方也不一定會完全接納,反而會令社會產生不必要的矛盾和撕裂。身份政治[5] 一旦出現,傷痕出現是在所難免,分歧與衝突甚至會愈演愈烈。

此外,台灣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即使在同性戀社會運動人士中,對於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其實也有至少兩派完全不同意見,有人從心底裡認為婚姻制度又過時又爛,同性伴侶應該用另外一些方式處理他們兩人之間如何作出承諾,但同時在維護家庭群體之間,也不是所有都支持設立專法,也有一些完全不接受以任何方式認可同性伴侶的人,認為社會不應提供任何相關制度,否則就是正面地承認和鼓勵他們存在。可惜的是,這些不同的觀點,並沒有很清晰地在社會中表達和傳播,最後政府只是單單以設立同性婚姻專法作為解決方案,這正好反映了缺乏理性討論便貿然更改婚姻制度帶來的惡果。


[1] 陳方隅、林倢:〈試論台灣同性婚姻平權運動為何成功,以及其民主意義〉,關鍵評論,2017年6月20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1093(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2日)。

[2] 同上。

[3] 廖元豪、高思博:〈廖元豪、高思博觀點:讓專法成為同婚之爭的停火協議〉,風傳媒,2019年2月25日,網站:https://www.storm.mg/article/987652(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2日)。

[4] 李秉芳:〈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婚專法」〉,關鍵評論,2019年5月17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9210(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2日)。

[5] 社會中有不同人士,他們因其性別、種族或性傾向等,會形成不同的群體,身份政治是指一些群體透過宣示身份,例如同性戀者,來進行社會活動,為所屬群體爭取權利。

介入主要不是為了訴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5/03/2019

10年前明光社翻譯了美國阿蘭.西爾斯和克雷格.奧斯頓合著的《移風易俗的同性戀運動》,告訴大家當前宗教及言論自由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歐美同運組織的策略就是充分利用四個「C」,即在文化(Culture)、學校(Classroom)、法庭(Court)和教會(Church)四方面不斷滲透,像溫水煮蛙一樣,慢慢地改變社會大眾,特別是年青一代的觀念,然後水到渠成,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而香港同運團體的手法其實不少是照抄歐美的。

一直以來,在文化、教育和宗教層面要回應同運是有很多不同的途徑和機會的,以明光社為例,我們不斷透過出版書籍、小冊子,製作短片、懶人包來介紹外國的情況,讓大家明白同運如何透過在文化、藝術、音樂、戲劇和電影,將反對同運的人醜化成加害者,將同性戀者塑造成受害者,達至惹人同情和支持的效果。

而在法律層面,當有關立法的問題提交立法會討論、甚至修訂法例時,我們便會聯絡政府官員、各主要政黨及議員,向他們反映我們的立場和論據,爭取他們支持我們的訴求,這也是過去20年,明光社和一些友好一直採用的方法,而涉及的議題亦不只是同運,也包括與賭博和傳媒有關的法例。如反對賭波合法化;要求修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關注《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等等。為了引起社會大眾討論和關注,讓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明白有關立場和看法有相當的民意支持,便會有不同形式的社會行動,包括出席立法會或政府不同部門的聽證會、擺街站、登報聲明、請願、遊行、集會和記者會等等,這在民主社會是十分正常的行動及權利。

由於我們和一眾友好的努力,過去20年在很多重要的立法議程上,雖然有得有失,不過,起碼有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去表達我們對一些社會問題的意見,爭取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傳媒和社會大眾的理解和支持。作為公民社會的其中一員,我們表達意見和維護本身信念和價值的權利,受到基本的保護和尊重。

但自從同運團體改變策略,改以司法覆核作為主要爭取的手段,一眾關注婚姻和家庭價值團體的意見便被邊緣化,缺乏合適的平台就有關議題表達意見,因為有關討論主要在法庭內進行,但我們並非與訟雙方的成員,而我們在法庭以外任何形式的表達,難以保證與訟雙方和主審法官真的能接收得到並予以考慮。

例如2004年6月男同性戀者Leung TC William Roy入稟法院,指刑事罪行條例118條,將16至21歲的男男肛交行為列為刑事罪行是歧視同性戀者;2008年變性人W入稟法院指婚姻登記官根據其出世紙而非變性後的身份證上的性別,拒絕其與另一名異性結婚是侵犯了其婚姻權;2014年英籍女子QT與同性戀人SS在倫敦透過民事結合註冊為同性伴侶,其伴侶需來港工作,QT欲申請以受養人簽證隨SS來港,但遭入境處拒絕,因而提出司法覆核,三宗案件最後皆判政府敗訴。

2015年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由於替其在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申請公務員的配偶福利和合併報稅均被拒絕,故提出司法覆核,指公務員事務局及稅務局歧視。上訴庭裁定政府得直,梁鎮罡已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而類似的案件陸續有來,2019年有三宗關於民事結合及同性婚姻權利的司法覆核(分別簡稱為MK案、TF案及STK案)將於5月開始聆訊。

由於同運人士往往以人權為理由申請法律援助,而根據法援的條例,在某些案件中,若法律援助署署長基於案件涉及違反某些基本人權為訴訟爭議點,可以免除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的規定。正因有法援署代為支付高昂的訟費,申訴人毋須自掏腰包,因此,類似的司法覆核有不斷增加的趨勢,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團體更難介入有關的討論。同性婚姻、性別承認等議題彷彿成為了純粹的個人權利而非社會制度問題,受影響的彷彿只有當事人而忽略了事件對整個社會帶來的衝擊。

由於司法覆核全在法院內進行,市民大眾、宗教團體和關注婚姻及家庭價值的團體在制度上並沒有表達意見的機會。雖然,有時法官在裁決有關覆核時會考慮社會的情況,例如市民大眾對婚姻看法的民調結果,或就他所了解的社會風氣。但問題是法官也是人,對很多社會問題的了解有其局限,他們是通才而不是專才,對不同的社會議題,其了解可能並不深入,再加上代表政府的大律師,對有關問題亦未必熟悉,以及未必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了解一些關注團體的意見和論據,在過往政府敗訴的案例中也忽略了一些我們認為重要的論據。因此,介入訴訟便成為其中一個較可行的方法。

介入訴訟是以與事件有關係的第三者的角色參與訴訟,在香港也不是新事,與最近三宗司法覆核相關的是,在QT案中,高等法院裁定QT敗訴,事主提出上訴,2017年,12間國際金融機構曾聯合向法庭提出申請成為介入訴訟人,雖然,最後被法庭拒絕,不過,已獲傳媒廣泛報道,引起了關注。

對很多關注家庭價值的團體和市民來說,介入訴訟的程序、理據、責任和風險都是十分陌生的,而且能否介入訴訟,亦需視乎法官認為有關團體與訴訟涉及的法律問題是否有關連。就算真的有關連,法官亦會考慮政府一方是否已經足以反映介入團體的看法,或者介入團體能否提出一些政府亦不了解或未能反映的重要理據。

由於整個訴訟是經法庭處理,因此,要介入訴訟便不能單靠關注團體的經驗,以及不能使用一般社會政策倡議的宣傳手法,而是需要透過律師和大律師來處理,將所有論據以法律的語言和形式去表達,供法庭參考,再由法官決定是否批准介入。就算真的批准介入,究竟是以書面形式供法庭參考,還是必須親身出庭作供,視乎法官的決定。

一旦涉及法律訴訟,所需費用有時難以準確預計,不過,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就另一宗介入訴訟回覆記者查詢時解釋:「被告和介入訴訟人最大分別在於訟費,因為即使介入訴訟人敗訴,法庭都不會輕易要求他支付勝方訟費。」[1] 因此,要介入訴訟,主要考慮代表自己的律師和大律師的收費,若他們是義務或酌量收費,而毋須負擔法庭和對方律師因為應付有關介入理據而需要額外付出時間的費用,那麼問題應該不大,否則有關費用便可能不是小數目。畢竟在香港,打官司的費用真的十分昂貴,特別是因為無論哪一方勝訴,都有很大機會繼續上訴、甚至去到終審法院,相關律師費用亦會不斷倍增。當然,介入訴訟者始終是一個第三者的角色,當去到上訴法院、以至終審法院的時候,由於之前已將相關論據交予法庭,與訟雙方亦已經看過,未必需要繼續介入。

在回應同運的4C策略中,回應法庭(Court)是最困難的,但也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大家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當中亦需要法律界的弟兄姊妹參與。介入主要不是為了訴訟,而是為了爭取機會向法庭表達及維護我們重視的婚姻和家庭價值,以及宗教及良心自由。


[1] 〈學者:被告與介入訴訟人 最大差異在訟費〉,《明報》,2015年11月7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151107/s00002/1446832975478/學者-被告與介入訴訟人-最大差異在訟費(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2月19日)。

 

守護家庭就是守護孩子

明光家書 (2019年3月)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3/2019

香港的離婚率與再婚率非常接近,都是三、四成左右,2016年兩者更是幾乎一樣,離婚率是34.3%,再婚率則是34.6%,成年人在感情世界兜兜轉轉,結婚、離婚、再婚、再離婚……尚且會感到身心俱疲,假如每一段婚姻都有一個子女,那麼,這些小朋友的需要實在不容忽視。過去兩年,本社都能獲政府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就有關需要提供輔導服務、教師/家長訓練、學生成長小組、製作短片、舉辦徵文比賽、以及出版4本支援手冊等等。這兩年的經驗,使我們感覺到家長工作的重要性,父母選擇離婚或再婚,孩子很多時都只能被動地接受,因此,我們希望為人父母的,面對網上情緣或其他感情試探引誘時,真要停一停,諗一諗,因為您們每一個決定將影響整個家庭的未來。

有見需要龐大,但香港有關離婚再婚家庭的研究卻是寥寥可數,報章偶爾會提及離婚再婚家庭,但以負面的報導居多,令社會大眾對於離婚再婚家庭容易抱有負面觀感,到底離婚再婚是否必然導致家庭關係出現嚴重問題?父母離婚後再婚,對子女而言是壓力還是補足?為了尋找答案,我們去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琼博士及她的團隊,就著「離婚後再婚家庭的子女——生活經驗和支援服務需要」作出研究,進一步了解影響他/她們適應和成長的因素,希望能有助政府及關注團體發展適切的服務,研究報告於3月25日發佈,如有興趣,可向我們索取。

我們喜見特區政府亦已意識到家庭轉變對孩子的影響,【財政預算案2019】落實中學「一校兩社工」,加強對離異家庭子女的支援,未來亦會逐步於小學內推行一校一社工,相信能及早辨識及介入危機中的兒童,減少悲劇發生。

未來,明光社將繼續為面對離婚再婚的家庭成員提供輔導服務,但由於政府的資助於3月底完結,在未有新的基金資助前,我們只能量入為出,靠奉獻及收費維持較小規模的服務,盼望你可以繼續支持我們支援家庭的工作,同心守護家庭及兒童,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幫助。

我們今年在收到的紅封包奉獻中撥出一萬元,給予視障人士福音中心,支援他們服侍視障人士的工作,希望他們可以一如耶穌在約翰福音八章12節所說的:「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願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為主發光!

您的弟兄(志森)

正當「出pool」熱話時......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4/02/2019

情人節到,想出pool者[1] 苦(既渴望戀愛,又苦於單身),但有些已出pool者更苦!(有些遇到渣男/女,掉入無邊的苦海。有的面臨離婚,度日如年。還有的做了未婚媽媽,男友卻另覓新歡,未來?恐怕只有@......@!)。

現在要拍拖、結婚真的很不易!無論是香港的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男女地位失衡[2],還是離婚率高企(根據《香港統計月刊》,2016年的離婚個案,大約是1991年的近3倍)、房價貴(有報道指,近年本港樓宇呎價已達大學畢業生月薪的七成!)、情色陷阱等等……現在要拍拖、結婚真的很不易!

那麼,作為單身者應該如何面對?想出pool者又可以做甚麼?相信這是單身者乃至整個社會都會關注的問題。在此,筆者想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相關問題。筆者曾經過了很長的單身日子,明白孤單的滋味,也參加過單身交友派對、上網結識異性、戀愛過亦嘗過切膚之痛的分手。現有穩定的婚姻關係和一個快樂的女兒。筆者亦策劃過線下交友活動/課程、給單身者提供婚戀輔導等。見過許多身邊的「案例」:有因拒絕面對自己個性問題,在10多年前就單身,現在仍然單身的;有經過情感傷痛,然後努力自我成長,現在享有美滿婚姻的;也有因不去經營情感、處理衝突而導致離婚收場的……。結合眾個案及自身的經驗,筆者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如下:

1. 「成功者的要素:

由於曾任職於一個網上婚戀交友平台。無論是主持線下會員聚會,帶領戶外拓展活動,還是在婚戀課程裡做單身學員的班主任,筆者與同事常能「近距離」地看到會員們最真實的一面。我們看到了不同的情況:為何某位女會員如廁後,原本乾淨的廁板及地面總會尿跡處處?為何某位男會員總在婚戀講座上提出「九唔搭八」的問題,又或發表讓大家啼笑皆非的想法。還有,連自己的生活、工作都無法自理的「啃老族」經常抱怨為何總找不到女友。還有,經常戴著溫柔、滿面笑容之面具來參加活動的愁苦女,還有極度自我中心的某人,還有,還有……於是,我常聽到同事的感慨:怪不得誰人和誰人,還有誰人整天都找不到對象啦!他們找不到都是有原因的!當然,除了這些「特別」的會員外,我們的確也能在那些成功找到伴侶者身上看到他們的:真摯、責任感、努力成長、為他人著想、勤勉、自信、謙遜受教等等的要素。是的,「成功者」的要素在於我們是否具備成熟的品格——由內而外散發出的種種馨香。因為,真正的愛情是長期而深入的關係,任何的造作、心計、與面具,在「日久見人心」的相處中,終必無所遁形。

2. 成為更好的自己:

結了婚才發現,自己還有那麼多缺點:缺乏時間觀念、小氣、講多過做、自以為是、自我中心……有人說:婚姻就是一面彼此的照妖鏡。自己以前看不到的盲點在零距離的關係中表露無遺。當這些難以承受、又醜又惡的「我」與「對方」被暴露出來時,我們會如何看待?是接納自己與對方、承認不足、努力成長?還是拒絕承認自己有問題、逼對方改變來遷就自己、甚至另覓「新歡」?我們今天的選擇將會帶來明天的結果。一個不努力讀書的學生不會因不停地換「更好的學校」而使成績變好,同樣,一個不稱職的伴侶若不努力突破自己,結果亦然。有一個比喻講得很好:愛情就像一個空盒子,婚戀中的雙方總期待能在盒子裡找到:愛、幸福、溫暖……但,如果雙方不主動將:愛、關懷、付出、犧牲……放入盒子,又何來幸福與美滿?是的,先要努力讓自己成為「優質」的伴侶。這樣,到時機成熟時,當另一個「優質」的伴侶出現時,就是締結良緣的好日子了!此乃上上之策,因為「甚麼樣的人就會吸引甚麼樣的人」。「優質」者自然會欣賞同樣的人,反之亦然。所以,要想成功出pool,與其忙於向外尋找,不如先讓自己成為「優質」對象。

3. 寧缺毋濫的單身者:

在這個艱難的時代裡,筆者身邊有一些聰明的單身者,更確切地,應稱他們為:「寧缺毋濫 + 積極預備自己的單身者」。他們的做法讓筆者十分佩服。他們對愛情的態度既嚮往又明智,他們選擇寧缺毋濫,是因為他們深諳婚戀關係對自己未來的一生何等重要。寧缺毋濫的做法,就像一位聰明人不會輕易將自己的全部身家託付給一些不太了解的投資顧問一樣。尋找終身伴侶肯定需要經過認真的相處,並對彼此有深入的了解。但眼前還沒有「目標」出現怎麼辦?他們選擇做開心的單身者——有許多好友、豐富而健康的愛好與活動、致力於自己的理想、服務社會等等。這樣做法好處多:既能把時間用在有意義、開心的事上,又能充實自己,有一個廣泛、積極正向的社交圈子。當中還有值得信賴、可以傾訴的同路人。作為成熟、積極快樂的他們,又常能參與志同道合的活動。在此,筆者想問:他們日後在社交圈中遇到「優質」對象的幾率是多少?難道不比那些:急於脫單、誤打誤撞的人高嗎?是的,因為:機會總是為那些做好準備的人預備的。

篇幅有限,以上是筆者作為「過來人」的見解。筆者不期待每位單身讀者對上述觀點100%贊同或照單全收。但當中若有一些經驗或點子可供大家借鑑,如有助於大家建立良緣的話,就十分好了!

 

註解:

  1. 出pool是潮語,是大學範圍內用得尤其廣泛,意思係開始有拖拍,中國大陸稱之為「脫光」,即係脫離光棍狀態。
  2. 男女地位失衡:源自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如「ABCD擇偶理論」之說。其意思是指:根據男女的教育水平、收入、社會地位等元素,將人分為A,B,C,D等級,而女性通常會選擇比自己更優秀的男性結婚,就產生了B女配A男、C女配B男……。於是社會上則出現了A女無男可嫁,C、D男無妻可娶的現象。

 

參考資料:

勞敏儀。〈本港離婚數字持續上升 香港女嫁内地男25年增逾4倍〉。《香港01》。2018年1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49891/本港離婚數字持續上升-香港女嫁内地男25年增逾4倍

〈大學生上車難 呎價佔月薪7成〉。《香港仔》。2019年1月31日,網址:http://www.lionrockdaily.com/2019/01/31/10.pdf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4-2-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