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人類基因，打開了「潘朵拉盒子」?

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精明的人會常作準備；人勞碌一生，總有一天會在職場上退下來，那時在時間分配上會一下子改變，與在職時截然不同。除了預備足夠的退休預算和生活費之外，我們應當如何及早為退休作準備，好讓自己不只是「過日子」，而是能夠好好地迎接退休後的日子？

日常生活融合體能活動
人愈成熟就愈明白健康的身體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壯健的身體恍如火車頭一樣，強而有力的帶動著生活的一切。既然沒有人能逃得過身體自然衰弱的變化，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鍛鍊身體。若已經有喜歡的運動，當然是好事；若未有運動的習慣則愈早建立愈好，大家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體能活動，例如站著聽電話、午飯後外出散步、以行樓梯代替坐電梯。所謂欲速則不達，鍛鍊身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量力而為。畢竟久經時日的身體和年輕的身體在護理上有所不同，不能操之過急。

除了需要關注身體健康外，也需要關注心靈健康。不少先進地區人口所面對的是長者孤獨的問題，例如香港、台灣和日本都關注長者的孤獨情況，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23年宣佈，孤獨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全球健康危機。[1] 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期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透過調查問卷了解162位基層長者戶的需要，結果顯示受訪長者孤獨量表得分高達9.2分，根據量表準則，得分超過8分即被視為嚴重程度的孤獨感，此外，他們當中有部份長者更有情緒困擾狀況。[2] 如此看來，若想好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實在需要及早思量如何持續地讓自己與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建立個人興趣
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忙，隨著時間過去也令熟悉的關係漸漸流走，包括學生時代的同學、職場上的同事、伙伴；同時成年人也較難認識新朋友，展開新的人際關係，可能因為大家已習慣自己解決問題，隱藏自己的情感，慢慢地變成了非常獨立的大人。這是否意味著年長的人便要鬱悶地過日子？當然不是。成年人對友誼的需求或會隨著年日有所改變，但事實上人都渴望和別人保持一定的互動。享受獨處的人不妨盡早建立個人興趣，例如釣魚、書法、剪紙等，就能有所寄託、享受專屬自己的時光。若能在興趣中找到志同道合者，大家共度一些時間又或合作完成一些任務，例如跳社交舞、下棋、排練戲劇等，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這樣我們既能專注於自己的感受，細味著獨處的快樂，也能透過興趣與人交往、分享樂趣，兩者對於保持心靈健康都同樣重要。

建立伙伴群體
成年人不妨作好心理準備，曾以為密不可分的親情、友情，也可能因情誼變淡、生老病死而生變，現有的社交圈子可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收窄。若要與人保持聯繫，既要學會珍惜當下的朋友，同時也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接受新的人和新的經歷，簡單如問候數句、甚至一起吃飯，也是與人連結的機會。年齡、背景和興趣的差異不應成為連結的障礙，而應視為豐富和擴展視野的機會。有時成年人的心裡有種莫名的自尊感，視需要他人陪伴為軟弱的表現，可能因此難以主動地邀約其他人。如果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或義工服務，便能為社會貢獻昔日寶貴的人生經驗；同時，參加者亦能自然地互相交流，一起度過快樂的活動時間。

不少為人父母者或會認為自己已一把年紀，與其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自己身上，倒不如把資源都留給子女，這是常見但並不全面的想法。若把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看為一個餅，當我們為家庭、為職場等奮力向前時，請預留一份資源給自己，不然人真的會因為感到自己愈老，就愈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長期處於生理和心理上營養不足的狀態，甚至慢慢孤獨地死掉。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是寶貴的，值得我們增值、善待自己，盡早為自己積極規劃晚年的生活，真心愛你的人也會為你感到欣慰。

長者面對關係性貧窮的難題

孤獨死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在南韓，保健福祉部在2023年發佈的調查顯示，2017年至2021年期間，共發生了15,000宗孤獨死案例，近五年呈現8.8%的平均增長率。[3] 在日本，國勢調查數字曾顯示日本每年有高達27,000人孤獨死，他們最少死去兩天都沒有人發現，他們沒有人送終，孤獨地死去。[4] 有學者就指出關係性貧困是導致人在死後無法即時被人發現的主因。他指出，將日本社會狀況與其他國家比較，在人際關係模式上，日本長者會將配偶視為心靈支柱的比例最高，也會透過與鄰居互動或在物資交流上保持與人聯繫，但有可諮詢親近朋友的比例則較低。[5] 除了親人，朋友也是支援人心靈的重要群體，交朋結友實在可以讓人健康地活下去。

雖然我們可以很粗略地將人分為內向與外向，然後將內向的人歸類為不喜歡社交的人，將外向的人歸類為喜歡社交的人；然而在社會上，這兩類人的數目基本上並不是均等的。網絡世界的盛行，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導致彼此的關係容易變得疏離；交友軟件的增多，也代表人們喜歡網絡上的交流多於現實的交流。網絡的交流成本低，選擇多，不用做表情管理，沒有時間限制，喜歡則來，不喜歡則去，現在更多人自認「社交恐懼」（社恐），可能因為現實的交流有太多不可操控的地方，不能來去自如，人也不想承受「被否定」之痛。例如新年期間向親朋戚友拜年，需要承受被問問題的痛。AI（人工智能）就如一個救贖主，讓人免卻了建立關係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類AI會氾濫地出現。

不想社交還是社交恐懼？
到底何謂社交恐懼症？不喜歡社交便是有社交恐懼症嗎？社交恐懼症又名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當一個人每次在社交場合都會感到心慌膽怯，覺得別人會對自己評頭品足，怕自己在人前出醜，而這份恐懼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以致想要逃避所有社交活動，他便可能不是單純因為性格害羞而不擅長應付社交活動，而是患上了社交焦慮症。當患者在社交場合時，會出現以下情況：情緒上明顯感到恐懼或焦慮，症狀與環境所構成的威脅不成比例；思想上擔心自己行為或情緒狀況受到他人批評或拒絕；生理上出現冒汗、心跳加速、顫抖、呼吸困難或頭暈；行為上不斷逃避或需極力忍耐各種社交場合。[1] 當仔細去了解何謂社交恐懼症時，便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個「病」，並非不想社交或懶得社交。

不過，今日大部份自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其實很可能只是「偽社恐」，可是很多時都沒有人深究誰人患上社恐症，誰人只是偽社恐。曾經在社交媒體中流行過種種的hashtag（標籤），其中一個便是「#社恐」。[2] 網絡讓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但隔空的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許多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溝通也停留在表面上，彼此只是泛泛之交，難以討論深入的事情。弔詭的是，這也正正是人享受在網絡世界的原因，不想作深入的對話，甘願停留在空泛的交談之中。就如農曆新年時，原本應前往親朋戚友家中拜年、「逗利是」，但電子支付的科技愈來愈發達，派利是也可以轉移至網上進行，拜年期間與親朋戚友的交談也可以就此終止，派「利是」只需一個「二維碼」。當網絡的交流只有「點讚」與「分享」，在節日之中放棄「儀式感」的真實交流，交流只求方便、快捷、避免難堪、可以躲懶，人深處想與他人真切交流的渴望卻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將此等渴望轉移投射到AI上也不是不可能。

AI成為救贖的可能性
現時的AI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AI，特別是早前有新聞報道指，開發ChatGPT的公司OpenAI為了確保GPT Store中的聊天機器人適合所有使用者，所以不允許專門用於培養浪漫伴侶關係的聊天機器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GPT Store出現了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AI。[3] 即使公司揚言禁止，仍有人不理會規則創建用來培養浪漫關係的聊天機器人，也就代表了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就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AI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能任人擺佈。這並不是說人會極端至成為AI的恐怖情人，而是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大數據的關係，圍繞著網絡使用者的資訊都只是他們所喜歡的，有人說：「尋找相同者的過程，正正是驅逐他者的過程。」[4] 與人相處時，最好的人際關係在於能互相「聆聽」，[5] 而不是只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時人只渴望別人聆聽自己的話，而不想聆聽別人的。這時候AI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代替品，你想要它聆聽你便聆聽你，它只會為你而暈頭轉向，為你服務，浪漫關係的AI盡是說一些甜言蜜語，愛你愛到底，誰人不心動？

那麼，AI最後真的能夠救贖到人嗎？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沒有人喜歡目中無人的人，因為他意識到他人，卻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不過，人卻不會因一隻貓不理會他人而譴責牠，因為牠沒有人的意識。人際關係正正是意識之間的認知，所以能夠創造經驗和分享經驗。被人附和總是開心的，AI就能扮演這個角色，相反，與一個觀點完全相左的人溝通、看一部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切的經驗總令人不舒適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它們卻構成了真正、真實的經驗，一種不重複的經驗。[6] 故此AI並不真的救贖到人，或許它能排解一時的寂寞，卻又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空虛，甚至無法再接受異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人需要多點與真實的人交流，才能突破這些「不舒適感」，這也是邁向真實關係的唯一方法。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
（The Why Axis: Hidden 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
作者：葛尼奇（Uri Gneezy）、李斯特（John A. List）
譯者：齊若蘭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年份：2015年

家長老是不能準時到幼稚園接走自己的孩子，校方遂決定只要家長每次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交一筆小額罰款，結果奏效嗎？情況只是變得更糟，以前家長會出盡辦法趕到幼稚園，甚至為遲到歉疚，但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往幼兒園，甚至視那筆小額罰款為託兒費，新政策只令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的兩位作者同為經濟學者，他們以現場實驗觀察人在自然環境下的真實行為反應。透過書中大大小小的實驗，讀者可以上一堂經濟行為學課，學習誘因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

遲到的家長為何不再歉疚？因為遲到既然「有價」，金錢便能消除人的「罪惡感」。在遲到與金錢沒有掛鈎之前，家長和幼兒園存在著一種默契，家長準時接孩子，這是「對的事情」。但罰款政策打破了這種「協議」，遲到變成了一項明碼實價的商品，既是商品，價錢又不高，家長何需趕去學校接孩子？

不少人試圖運用誘因，如以獎金或罰款去改變他人，但作者提醒讀者，如果採取的誘因牽涉金錢，最好要關注細節，因為誘因會改變人們對關係的觀感。制定之人如果看不出政策帶有負面誘因，結果可能得不償失。例如用金錢作為誘因，未必可以讓人盡力為慈善機構籌款。作者在實驗中，把將出去籌款的學生分為三組：第一組學生不會獲得金錢回報，只知道善款對慈善團體的重要；第二組除了知道善款重要，也會獲得獎金，它相當於他們籌得款項的1%；第三組同樣有獎金，不過是10%。結果是第一組籌得最多善款，其次是第三組，最後是第二組，證明1%的獎金「不足以成為行善的內在誘因」，反而「排擠掉更高層次的動機」。

作者奉勸若必須使用誘因，可以把誘因想成價格，要不就完全不設獎金或罰款，要不就乾脆把金額提高。他們在一些實驗中運用金錢作為誘因，鼓勵幾乎輟學的學生改善成績，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也通過真人實驗，教導讀者明白並非任何事都可以用價格來評估，因為錢不見得萬能，拿別人重視的東西作為獎賞，往往比鈔票更能激勵人心。

若有公司的決策人常以金錢作為誘因去獎勵或懲罰員工，可能要思考這些方法能否對症下藥。此外，營造競爭環境又能否成為有效的誘因以提升效能？書中提及的實驗證明這招對母系社會印度卡西族的女性有效，但對以男性主導社會中的女性則不然，因為相對男性，女性一般好勝心不強，不管在以色列的理工學院，還是在坦桑尼亞的馬賽族。

誘因，不一定與金錢有關；誘因，也可以因人而異。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假如有一款限量版的名牌手袋，價格節節上升，短短的時間，價錢竟然翻了好幾十倍，甚至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能力購買，普羅大眾都高不可攀，或許有不少女士會因而抱怨手袋太貴，但相信社會上應該沒有人會為此譴責製造商有違道德倫理，畢竟，名牌手袋屬於奢侈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天價的產品只留待有消費力的人士購買，這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但如果短時間內價格暴升的不是名牌手袋，而是拯救生命的藥物呢？我們是否應當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這一套理論，完全套用到醫藥產品上？換一個角度思考，即使藥商用了一些「正當的手法」推高藥物的價錢，卻令到不少患者因為無法購買藥物而病情加重，甚至提前離世，這種事又是否合情合理？

Daraprim，一個用於預防及醫治瘧疾的藥物品牌名稱，其主成份為pyrimethamine，這藥也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症，對於在遺傳上免疫力弱的人、HIV感染者、胚胎及新生嬰兒等，感染弓形蟲疾病的情況會較嚴重，[1] 有時，Daraprim亦會與其他藥物搭配，用作長期治療HIV感染者的等孢子蟲病（cystoisosporiasis）。[2] 一粒Daraprim的價格原本是13.5美元，13.5美元是一般人可以承擔得起的價錢，直至2015年，Martin Shkreli收購了Daraprim的專利權，13.5美元的價錢自此一去不復返，Shkreli令原本13.5美元的藥物一夜之間暴升至750美元，升幅為55.6倍之多。身為圖靈製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的創辦人及前首席執行官，Shkreli表示這是資本主義起的作用，而保險可以確保有需要的人會得到Daraprim。[3]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Shkreli被問到：「如果你能把時鐘倒回幾個月前，我想知道你的做法會否有所不同？」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可能會把價格抬得更高。」對他而言，醫療保健價格是無彈性的（inelastic），[4] 他可以提高價格，並為他的股東製造更多的利潤，因為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體系及資本主義的規則中，他的投資者希望他可以賺取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利潤。Shkreli的「賺錢大計」迎來大批市民抗議，有人更高舉紙牌寫著：「藥丸的價值只是幾分錢，為貪心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低成本藥物拯救生命」等，很快，Shkreil被稱為「全美最討厭的人」。[5]

Shkreli為了賺錢，把無彈性需求的藥物價格抬高，這類事情在醫藥界並不是單一事件。瑞士的製藥公司Novartis及Roche、美國的Pfizer及Johnson & Johnson不斷收購競爭對手，法國的Sanofi亦收購了不少製藥實驗室，目的只是為了在全球市場上分到更大份的餅。[6]

2005年之前，老年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無藥可醫的疾病，很多患者因此而失明。Avastin是一款可以阻止血管為腫瘤供血的藥物，[7] 在2005年美國的眼科醫生更開始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眼疾，Avastin可以延遲視力喪失，因為其主要成份bevacizumab可以阻止眼睛後部異常血管的增生，還可以阻止液體從這些血管滲出，液體滲出會導致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和糖尿病眼疾，令患者喪失視力。[8]

Avastin效力驚人，價錢亦相當合理，不少病人因此接受Avastin的療程。其後，另一款藥物Lucentis在市場出現，研究顯示Lucentis的效用與Avastin一樣，[9] 只是，以法國為例，Lucentis的價錢比Avastin貴上30倍。Avastin及Lucentis均由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研製，Roche藥廠在2009年便擁有Genentech 100%的股權，Novartis藥廠則負責在歐洲等地區銷售Lucentis，這三間公司同時都能從Lucentis的銷售中獲利，它們自然希望醫生選擇Lucentis多於Avastin，因為前者的價錢更高，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更多利潤。

在2008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間，Novartis藥廠在醫療保健行業的持份者面前詆毀Avastin，誇大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風險，並堅稱Lucentis的安全性和耐受性。Novartis雖然有向醫療持份者提出了兩種藥物之間的客觀差異，但對當時有關藥物的科學研究卻進行了選擇性和帶有偏見的詮釋。另外，由於Avastin在市場推出時，清晰指明藥物是用於治療腫瘤，而非眼疾，Novartis在介紹藥物時亦刻意強調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責任問題。在此期間，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三間公司就使用Avastin治療AMD引發的風險向公共和衛生部門發表了誤導性言論，它們推遲了衛生部門要求對Avastin的研究，又詳盡闡述危言聳聽的言論，提到如果官方正式推薦使用Avastin治療AMD，可能引發健康風險。[10]

在美國，藥廠提高藥物的價錢，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涉事的藥物有胰島素、腎上腺素、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藥物。或許瘋狂加價的背後，與當地的保險制度有關，[11] 又或是藥廠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研，但事實上，被加價的藥物並不是甚麼新藥，而是現有藥物，包括在1923年走進世界的胰島素，[12] 藥品價格不再反映研究的實際成本，而是反映了少數大公司的財政實力，它們能否在市場上爭奪到不成比例的利潤。[13]

當藥廠以賺錢為首要目的，自然會把藥物當成其他商品，誰出得起錢，誰便可以「享用」。問題是，藥物真的如限量版手袋一樣？當Daraprim變得昂貴，醫院被迫轉換「可能不具有相同療效的替代療法」。[14] 「替代療法」並不是理想的做法，近年台灣遇上最嚴重的缺藥潮，有醫生被問及能否用替代藥物解決欠缺藥物問題，她表示即使成份一樣的藥物，病人對於不同藥廠製造出來的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病人甚至會覺得藥物無效，因此不是找到成份相同的藥物便能解決問題。[15] 藥物與名牌手袋不同，後者僅提高個人的身份地位，前者延長的可是生命。研發胰島素的醫生Frederick Banting深知藥物不是商品，他認為醫生如研發出拯救生命的東西卻只考慮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他的名言是「胰島素不屬於我，它屬於世界」，因此他拒絕用以個人名義獲取胰島素的專利權，並把它給予與他共同研發胰島素的James Collip和Charles Best，二人亦僅以一美元的價格將胰島素的專利權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的是希望每個需要藥物的人都能夠負擔得起。[16]

前人雖有良好的意願，可惜未能如願。2016年，美國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月需支付450元美元以接受胰島素注射，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患者比較好，因為州政府干預了藥物的價格。[17] 一個病人每月大概需要兩至三瓶胰島素，到了2021年，一小瓶胰島素的價格已介乎175至300美元之間。[18] 在加拿大，若沒有參加國家和公共管理的藥物保健計劃，病人亦需以高昂的價錢來購買胰島素。[19]

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結果便是病人減少注射胰島素的次數，這情況亦出現在其他關鍵性藥物上，病人因無力負擔而減少用藥，換來的便是病人「死非其時」。[20] 這裡並非主張每間藥廠都必須與Banting等人一樣抱著濟世為懷的心情去製藥，畢竟，製藥真的需要科研及營運經費，工作才能繼續下去，但如果這些大藥廠只用賺錢及服務股東的心態去經營，只求牟取暴利而罔顧他人死活，相信這絕不是人們樂見的事情。

即使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如何植根人們的腦袋，絕大部份人的心裡都接受不到單單用錢去處理「生命攸關」的事情。當人們聽到Shkreli在2018年因兩項證券欺詐罪和一項串謀證券欺詐罪被判監七年，並在地區法官的命令下歸還Daraprim價格上漲帶來的6,460萬美元利潤，以及終身被禁止進入製藥業的消息，[21] 又或是得知法國競爭管理局在2020年9月判處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這三間公司4億歐元罰款，相信都會感到痛快。[22]

神創造了人的生命，也讓人擁有良知，當有一個制度走到極端並且令人受苦，自然會受人質疑。借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說的話：「人類有尊嚴也值得受尊重，並不是用來獲利的工具，也不是供使用的物品。」「過去三十年來所發生最致命的變化，[23] 並不是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它們所屬的生活領域中。」[24]

除了救命的藥物，還有甚麼是不能以市場價值來衡量？值得我們思考。

《這輩子，只能這樣嗎？：你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Your Own Worst Enemy: Breaking the Habit of Adult Underachievement）
作者：肯尼斯．克利斯汀（Kenneth W. Christian）
譯者：連映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早安財經文化
出版年份：2017年

你是低成就的高潛質族群之一嗎？所謂「低成就的高潛質族群」（Self-limiting High Potential Persons, SLHPPs），便是那些明明有天賦、才華的人，卻在各方面去限制自己。自我設限的後果便是沒有做好「自己可以做得好的事」。簡單而言，SLHPPs「總是一再重複自我挫敗的做事方式」，最後讓自己一事無成。具體來說，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有能力，但機會在前，卻很少採取行動；有的卻反覆猶豫，不敢投入；有的更在情緒上出現退縮、懶惰、缺乏雄心等消極行為。對於有上述表現的人士，《這輩子，只能這樣嗎？》的作者稱他們為「漂流者」。

其他SLHPPs的特性有：未覺察到自己具備才能的「沉睡者」；掙扎於多個願望的「進退兩難者」；害怕失敗的「絕不冒險者」；逃離持之以恆、承諾、投入和認真等價值觀的「拖延者」；阻擋被賦予要求和期望，避免自己筋疲力盡或壓力過大的「功虧一簣者」；自己訂下幾乎無法達成的超高標準，卻又很少奮戰的「自我懷疑／自我打擊者」；傾向運用人際關係代替付出努力的「表面功夫者」；因挑戰太多不必要冒險，限制了本身成就的「超級冒險者」；奮力抗爭、拒絕服從的「反抗者」；總覺得他人的誤解、嫉妒和無能，令自己得不到賞識的「懷才不遇者」；凡事力求完美、不肯屈居第二，絕不消耗精力在平凡目標上的「寧缺勿濫者」。

本書的作者提到：「成就是不斷努力累積的結果，雖然中途偶爾會有靈光閃現的神奇時刻，但整體來說，就是毅力的累積，無論踏入任何階段，無疑都需要冒險」。可惜，SLHPPs便是不想努力，作者點出他們出於害怕失敗，而不願意去冒險。當人一開始便逃避，結局必然是限制了自己的人生。

SLHPPs可以突破自限，擺脫低成就嗎？作者相信是可以的，本身是心理學家的他，確實幫助過不少SLHPPs發揮才能，助他們尋回夢想。作者沒有花大量時間與SLHPPs進行心理治療，只是教導當事人進行一些實際可行的任務，例如改變說話模式，對於要做的事情，不再用上「可能」、「也許」、或「我會試試看」等這些不確定的說法。作者為SLHPPs設計的任務，便是幫助他們培養完成任何任務的技巧：包括組織秩序的技巧；培養耐心的技巧；不論是工作還是乏味的瑣事，都投注心力的技巧；建立堅持、不屈、言行一致的技巧；貫徹和維持的技巧；完成的技巧；不斷重複的技巧。

事實上，SLHPPs無法瞬間轉變，但仍能從改變日常的習慣開始，簡單如「校鬧鐘」讓自己不再睡過頭，只要持之以恆，他們必能看見成果。

如果你是SLHPPs一族，不再甘心處於低成就，只要立心改變，採取行動，任何時候都不會太遲。

當大家還在戲言香港已經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遺址」，誰不知香港真的有一個新「遺址」要成立了！政府最近公佈，因要建設新的「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計劃搬走位於尖沙咀的香港科學館，將其遷到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並進行擴建，而文化博物館（英文名稱正正是Heritage Museum）就真的成為「遺址」（heritage），面臨被殺館的命運……究竟博物館是不是可以「話搬就搬」？其他地方有試過這樣搬博物館的例子嗎？

依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的定義，博物館是指以「永久設立」為目的，以服務社會及其自身發展為方向，以獲取、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的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及環境，它向公眾開放，以達成博物館教育、學習與娛樂等目標的機構。[1] 參考其他的資料，博物館還能「使人們探索其藏品，以追求靈感、學習與享受。這些機構蒐藏、維護文物和標本，並使它們能讓公眾所運用，因此博物館受社會的付託，保存這些物件。」[2] 而本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主要博物館，均是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成員，而該會將每年的5月18日定為國際博物館日，2023年的主題正是「博物館、永續性與健康福祉（Museums,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3] 可是當它碰上香港文化博物館遭「殺館」，這個完善新香港的計劃，實在不無諷刺！

論到博物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00年，由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業者之一，埃及統治者托勒密一世於亞歷山大港設立的The Mouseion of Alexandria，當中除了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也收藏了亞歷山大大帝在歐洲、亞洲及非洲等地征戰得到的珍品。而博物館的英文「Museum」，其實就是源於希臘語「Μουσεῖον」，其意思是獻給幾位繆斯的廟宇。

早期的博物館始於富裕的個人、家庭或藝術機構為了收藏私人珍藏品而設立，及至在17至18世紀的啟蒙時代，世界第一批公共博物館於歐洲應運而生。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公共博物館，是法國巴黎羅浮宮，它於1793年法國大革命後正式對外開放，當時的革命政府為了讓法國每一位國民，自由地看到前法國王室的珍藏，而將此館對外開放。而另一間大型藝術博物館則是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隱士廬博物館，它於1764年由凱薩琳大帝設立，自1852年起便對公眾開放。而大家熟悉的倫敦大英博物館，成立於1753年，並在1759年向公眾開放；而在倫敦塔的皇家軍械庫則是英國其中一所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它於1660年向公眾開放。經過年月發展，除了藏品之外，這些博物館本身，其建立與承傳，也成為了歷史經典。

另一方面，很多專題性博物館，其實是以「就地取材」的方式設立。例如位於德國西部埃森的「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UNESCO-Welterbe Zollverein），它標誌著過去150多年工業的興衰，亦曾被視為歐洲最現代的煤礦和煉焦場，它在1993年6月30日才停止運作，但因其對歐洲，以致世界能源工業的重要性，於2001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世界遺產。現在該館除了工業博覽，更改建成為社區會議中心和市民消暑（直接將原來的工業煤灰湖改作歷奇水上活動中心）優閑、旅遊勝地。另外的例子就是各地的鐵路博物館和汽車博物館，很多都是將原來的火車維修廠（如日本京都鐵道博物館）和舊車廠（由德國的平治、寶馬、保時捷、福斯車廠，到意大利的法拉利，甚或大家熟悉的日本豐田、日產、鈴木等車廠博物館，比比皆是）改建而來，通通都不是「話搬就搬」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康文署，現時管理著15間博物館及兩個文化空間，各有不同重點和主題，它們主要涵蓋藝術、歷史和科學三大範疇。然而，香港政府建設博物館的方式，卻是與世界反其道而行。在2023年12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希望成立一間關於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因為希望該博物館能有更大空間涵蓋不同內容，縮短籌建時間，也想將之設在交通便捷的市中心，所以政府打算利用香港科學館現址擴建作為新館址，而香港科學館就會「重置」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現址。然而這些「搬來搬去」的重點，卻是變相將香港文化博物館「殺館」：文化博物館將不再獨立設館，現有藏品將在其他博物館重新整合和重置……消息一出，引起文化界的譁然，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後來「解畫」：指方案僅屬初步構想，又反駁「殺館」說法，但同時指正計劃設立特定展館，並將文化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內容遷出，例如粵劇文物館的內容歸到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館、金庸館移至流行文化館、徐展堂中國藝術館遷至藝術館等。[4]

一說到要將香港科學館搬遷，筆者第一樣想到的，就是怎樣才能將科學館的皇牌展品：高22米，貫穿四層展覽場地的能量穿梭機和前國泰DC-3民航機，搬到以「北京四合院」為建築形式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建築中？然而就算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建築風格不配合也是個問題，文化博物館本是為探討本地流行文化、創意設計、地區生活、新界傳統與粵劇而設立，並提供藏館，當中包括了多個香港經典的展覽：由遊客必到的李小龍專題展覽，與武俠經典金庸館，到代表著香港流行文化的羅文、張國榮、梅艷芳等專題展覽，成為了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當中較少討論的是，一旦「殺館」其實是對藏品捐贈者的不尊重。李小龍先生家屬其實曾長期計劃在香港建立藏館，但多年來一直找不到，甚至在年前，連李小龍故居也保不住而被拆卸；幸好香港文化博物館後來能設立李小龍主題展覽，才能為這位世界級武打巨星提供一個像樣的地方展示其相關物品。而金庸先生和趙少昂教授，更是因相信政府能做好文化博物館，能好好保存文化，所以才慷慨地捐出自己珍藏（當中趙教授家人更是將他生前的書房，原裝捐贈，後於文化博物館原樣重置）。香港武俠電影、小說和嶺南派畫作的殿堂級人物，都不約而同相信香港文化博物館是會好好保存他們的心血，如今政府在未有任何妥善保存的計劃便預告「殺館」，令人感到政府對香港文化毫不尊重。

在這裡，我們要理解，一個「巨星偉人」就算有多偉大，其實都有其時限性。畢竟花無百日紅，由筆者叔父輩流行的歌星，或粵劇戲曲歷史人物，到金庸，李小龍，張國榮，梅艷芳，羅文等等的一代文人和天皇巨星，有一天都會變成「史前」人物（就算換成是今天的流行組合MIRROR、ERROR，其實都會有被人遺忘的一天）。而這就格外顯得「文化博物」的重要：有了交錯於時空限制，能共冶一爐的文化博物館，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對於傳承歷代的文化，實在很重要。因此甚至有人認為，殺館是帶有消滅香港文化的「政治任務」，令人有此憂慮，實在可悲。[5]

很多人喜歡引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汲取任何教訓。」但當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折點，其實更應學習英國歷史學者卡爾的教誨：「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終止的對話。」歷史，不應只為勝利者書寫，更不應是人們永遠學不到的教訓。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終止的對話，更應由親歷其境者去守護和傳承。

願我們都能將文化與博物活化，而不是「遺產」化。

*編者按，最新消息，政府有意保留香港文化博物館。[6]

參考書目：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Edward Hallett Carr and Richard J. Evans. What is History? 2^n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愛、被接納、不想被人遺棄，當這些渴求長久得不到回應時，可能會令人變得缺乏自信和自尊，寧願把自己的感情隱藏起來，在人群中亦表現得退縮。作為父母，可以怎樣令孩子感覺得自己被愛呢？而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又可以怎樣回應提問，令孩子感受到自身的價值呢？本文將會探討一下這個課題。

孩子在尋找自己的價值
有些孩子會問父母充滿童真的問題，例如「我可愛些，還是貓可愛些？」「你喜歡陳小明多些，還是我多些？」若把這類提問圖像化，孩子把自己放在天秤的一端，另一端則放上他認為重要的事物，這樣的問題其實展現了「渴望得到認同」的需求。這需求也標誌著孩子的成長，開始察覺「自己意識到的自己」和「被他人意識的自己」，[1] 孩子開始在意「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呢？」「我的成績好嗎？成績不好的話，人們會怎樣看我啊？」父母既然是孩子心中重要的人，所說的話自然舉足輕重，請父母給予孩子肯定的回應：「在媽媽的心裡，你永遠比貓、比陳小明更可愛，因為你是我的寶貝，媽媽非常愛你！」

年紀愈細的孩子，對父母某些感受或意見愈敏感，愈容易感到父母是拿他們與其他人作比較。例如父母說：「志仔的數學考得不錯啊」，孩子對這話的解讀是「我的數學成績不夠好」。當父母讚美「小琳在運動會跑步項目得到冠軍，不錯啊」，孩子聽完後就莫名其妙的黑起臉來，晦氣地說：「哼，原來你更加喜歡小琳」，這些反應實在令父母感到相當錯愕。

那麼父母是否要避免對其他事物表現出欣賞和喜愛，唯獨對自己的孩子讚口不絕呢？當然不是。人與生俱來都喜愛美好的事物，而且懂得欣賞別人是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條件；若對孩子過度讚美，可能會產生其他問題，例如自大、自戀、嫉妒、猜忌，這類性格特質讓人敬而遠之，失去友誼。父母的言行舉止彷彿是一面鏡子，他們待人處事的方法往往會投射到孩子的身上。父母如能明白自己有獨特的價值，遇到美好的人和事物，也不會妄自菲薄或鬱鬱寡歡，可以敞開心扉去欣賞，這種寬廣的處世態度也會延續到孩子的身上。「重新去思考和明白自己是有價值的、是被愛的人」這種正面的想法，是需要慢慢在人的心裡培育，就算作為成年人，堅定如父母，有時也會因著比較衍生出負面情緒，甚至被它們佔據心頭，例如擔心、恐懼、自我懷疑等。舉例，我們看到別家的孩子品格和成績都不錯，可能就會懷疑自己是否合格的父母，為何自家的孩子不及別家的孩子；當老闆讚賞某同事的業績好，就會擔心自身表現是否達標。如此看來，這類負面的想法常存在人的心裡，只是成年人沒有如孩子般把不安的感覺直白地說出來。我們需要帶領孩子不斷地以愛人愛己的心去疏導負面的情緒，以美善的眼光去擊破謊言，慢慢學習怎樣在獨處時、在群體裡安然地自處。

父母的回應能讓孩子感受到接納
每個場景總有表現稍遜、未如理想的人，例如當孩子告訴你班上某同學考試低分，或某同學在班上出醜等瑣碎事，假若我們以為事不關己就不用勞心，不加思考就去回應，甚至取笑當事人，例如說他「很笨」、「很差」、「懶散」，他日自己的孩子遇上類似的處境時，這些負面的批評就會全部傾倒於孩子的心上。其實我們又怎能知道別人的實際狀況，隨口說出惡意的話？這實在是對別人和自己都有損害。當我們用父母的心腸，以憐憫、包容的態度去接納當事人，再和孩子一起說說改善事件的方法，生活裡就會多一點愛心、少一點批評。

有些人得天獨厚，擁有許多令人羨慕的優點，例如吸引的外表、財富，但他們也會有孤單的時候；有些人成長於平凡的家庭，仍能為生活裡的小事感到滿足。如此看來，即使在不完美的客觀條件裡，人們仍可以選擇開心地生活，而當中的秘訣是「愛」。從來沒有人能看得見「愛」，但當大家彼此接納和珍惜，這就是「愛」的明證。既是為人父母，讓我們先用愛心去溫暖和接納自己的孩子，也用愛心去擁抱與孩子一起成長的群體，這樣「愛」就在我們當中了。

價值觀的傳遞以愛為基礎

美國有心理學家指出，人類的行為大都經由學習而來，個體自出生以後，就會不知不覺間學習、模仿別人的行為，[2] 這就解釋到為何以身作則的教導方法總是比較有效，因為孩子在模仿著父母的行為。不過，若要孩子依循父母的價值觀，這事情其實有前設，就是彼此的關係良好。一位從事家庭和兒童教育主題寫作的作家就提出，當孩子能在父母身邊感受到愛和信任，他們便會接受父母的價值；相反，假如父母對孩子過於嚴厲，孩子在父母身上學到的便是嚴厲的管教手法，而不是價值態度。[3] 身教雖然重要，但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為人父母者再努力，也難免有缺點，不過只要願意學習、成長、突破自己和作出改變，抱持這種態度已經很好了。有人說親情與愛能令人變成更好的人，[4] 這的確很真實。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由2013年經歷了10年動畫化的時間，漫畫《進擊的巨人》最後一集已經在最近完成播映，結局也引發了坊間的討論，也可算是討論度高的一個動漫作品，當中蘊含許多需要深度探討的課題。其中討論得最多的，當然是有關存在意義、何為自由、種族仇恨等問題。故事的內容講述一個有巨人與人類的世界，而巨人與人類之間有壓倒勝的力量差距，巨人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敵，所以人只能生活在城牆之內，這面牆分開了巨人和人類，而城牆內的人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僅存的人類。故事中的世界十分殘酷，也有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情節，可能上一幕大家激起鬥志，反抗巨人，下一幕便是屍橫遍地。不過隨著劇情的推進，故事所帶出來的謎團漸漸解開，觀眾後來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巨人本來也是普通人類，令人類變成巨人的情況是牆外世界的人一手造成，結局更加有許多令人震驚和精彩的部份。故此，筆者嘗試從中抽取一些課題討論一下。

存在的證明
死亡可以說是圍繞著整個故事，生命也一瞬即逝。所有對抗巨人的士兵，都會宣告「獻出自己的心臟」這句話，因為身邊同伴的死亡是常常發生的事，而人面對死亡都渴望「死」得有意義。每一次出征討伐巨人，士兵都預計自己會有很大機會死亡，甚至有些角色臨死前仍問自己的隊長：「請問我對這次行動有做出貢獻嗎？」而故事中被稱為最強戰鬥力的兵長里維亦有個習慣，就是每次都盡量收集同伴屍體衣服上的徽章，這是死去同伴存在過的證明，他認為只要這些逝去的人仍然存留在自己的記憶中，他們就能成為他的力量。他面對一個瀕死的士兵如此說：「你已經十分活躍了。然後……從今以後也會繼續活躍下去。因為你留下的意志將會賦予我『力量』。」故事中的女主角米卡莎，在初期以為男主角艾倫已經死去時，她一度失去意志而放棄對巨人的抵抗，後來她領悟到，自己需要活著，艾倫才能在她回憶中活著。

筆者不禁回想起神經學家Viktor Frankl在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提到，有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的老人家來尋求心理治療，老人家指出妻子過身已經兩年，但自己仍未能釋懷。Frankl則回應他：「那如果你先她而去，你太太在你死後還活著，那會怎麼樣呢？」老人回答：「那實在太可怕了，這樣的痛苦，她怎麼能夠承受得了呢？」Frankl回應道：「你看，她免除了這樣的痛苦，但是作為代價，就是你還活著，並且代替她陷入到當下的痛苦之中。」[1] 這揭示了人仍然能為亡者賦予意義，能在極度的痛苦中找到意義。

存在的意義不一定有偉大的作為，也可以是在人世間中體驗到愛或美好的事情。艾倫的哥哥吉克在過去一直認為一個肯花時間與自己玩耍的導師夏維爾，比自己爸爸更親密，更令他感受到愛，因為自己的爸爸只是不斷灌輸革命思想給一個需要童年的小孩子。而夏維爾會關心他，和他一起玩傳球遊戲，但他認為：「雖然丟球、傳球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重複動作，但若然只是為了跟夏維爾玩傳球，要他再次出生也可以。」傳球遊戲本是並沒有特別意義，但當中能享受與重要的人一起歡笑，感受到他人的愛，這些美好時光亦足以支撐他的生命意義。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痛苦淹沒，忘記了自己或許也有與他人共度的美好時光，在不完美的情況下，其實生命亦存在成長的亮點。[2]

而Frankl亦指出：我們身邊的人與事可能會突然被奪去，變得一無所有，即使一切痛苦都是無法改變，一切悲傷都是註定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的，人類仍然有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眼前一切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就是人類最終極的自由，是別人無法奪取的。[3] 就如二次大戰之中的猶太人，突然被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奪取了親人、朋友、生活環境，但他們仍抱著再一次看到自己親人的盼望，也在集中營中利用自己的專長去幫助別人。而仍然被恐懼和絕望佔領的人，就只能如行屍走肉般等待死亡的來臨。

獻出自己的心臟
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作為面對巨大威脅的士兵，一些人本著為國捐軀或希望為自己的家人獻上自己的性命來作戰，所以《進擊的巨人》之中的士兵都是以「獻上自己的心臟」作為宣告和敬禮。人在面對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經歷，都會造就一個人看見一些需要，而這個人會被眼前的需要牽動著，然後回應這些需要。例如德蘭修女看見許多貧窮人的困苦，看見貧窮人時，她覺得自己像看見了耶穌，故此她畢生投入關懷貧窮的工作；[4] Frankl則在集中營中看見有著人生意義的人與失去人生意義的人的分別，他其後發現人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故此他創立了「意義治療法」；在《進擊的巨人》中，一位爸爸為了守護自己的子女，決定不再怯懦，鼓起勇氣面對巨人，獻出自己的心臟參與作戰；在看似平凡的日子中，也可能會有一位少年在電視螢幕看見人口販賣的新聞，為他們感到痛苦，所以畢生參與反人口販賣組織的工作。

《進擊的巨人》裡有一個人物叫肯尼，在與兵長里維的交談當中指出：「人總需要沉醉於某些事物，才能夠活下去。」其實這句說話也沒有錯，若然正面地看待這句說話，大概意指：人需要找到自己願意花心機的事情，就是自己活著的理由。進一步推進的話，人若能找到願意「獻出自己心臟」的事情，再恐懼、再害怕、再痛苦的事情，也摧毀不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Frankl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說話：「知道為甚麼而活的人，幾乎能承受任何痛苦。」[5] 而不明白為何而戰的人，往往都會成為逃兵，而在現實世界之中，找不到意義的人，便會輕視自己生命的價值。

從以上討論可見，《進擊的巨人》的故事脈絡帶出了，人面對極端的環境時，使人不得不談論存在價值。看見朋友、親人、同伴被殺，在這極度的痛苦下，可能自己在下一秒會倒在血泊之中，生命還有甚麼意義呢？可能我們往往也被痛苦和絕望佔據了我們的思緒，看不見人生中其實仍有許多美好的時光值得我們宣告：「可能我就是為這一刻而誕生於世界上。」你的人生有甚麼美好的時刻？又有甚麼值得你去追尋，可以令你「獻出自己的心臟」呢？

不知大家對於「知識」抱有怎樣的態度？它到底是純粹關於這個世界的原理和發現，還是與每一個具體的生命有所連結呢？面對這個世界的荒誕，我們有時候都不知道一些事情為何會發生。例如有個別執法者犯下嚴重性罪行；擁有豐富法律知識的學者涉嫌詐騙；飽讀詩書並且喜愛在眾人面前談論愛情哲學的哲學家，卻自認有婚外情；理應充滿愛心的社工，卻苦待自己的親生骨肉等。面對這些事，不禁會令人發出疑問——到底這個社會發生了甚麼事？他們所學的知識，似乎完完全全地與他們的生命無關，知識置於自己的生命之外。筆者想藉著這個課題，反思一下現今社會面對知識與生命脫軌的問題。

或許我們早就見怪不怪，因為這些事不斷在我們的視線中發生，好像如此這般「講一套，做一套」是正常的。但是，若然該事件的主角是我們所欣賞，所關注的人，隨之而來的，便要面臨「人設崩壞」、「人設大翻車」的問題，[1] 而過往不少網紅亦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例如人稱兩性專家的台灣知名作家「口罩男」（莊鈞翔），過往都分享過不少兩性相處、經營感情的技巧，但弔詭的是，這位網紅卻被爆正在辦理離婚手續，[2] 這或多或少令人覺得，他過往所說的話，所分享的技巧瞬間就變得不太可靠。

而另一件更為震撼的事件是有關網上頻道「好青年荼毒室」成員「鹽叔」出軌的事件。「好青年荼毒室」成員早期曾在香港電台上主持《五夜講場：哲學有偈傾》節目，當中大部份成員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其中白水（關灝泉）、豬文（鄺雋文）和鹽叔（楊俊賢）為主幹成員，他們比較常出現在幕前。鹽叔雖然常在幕前大談哲學道理，但卻因為瞞婚、出軌等事件，而遭人非議。事件在網絡上引發了兩大方向的討論：有人認為，鹽叔本身的為人品格其實與他所說的話不需要有必然的連結，兩者是可以分開的；也有人認為鹽叔的為人品格不能與他帶出來的知識割裂。而早前網上神學節目《神學姨媽根》，邀請了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席助理教授陳家富博士來回應這個問題。他認為，一個人若是投身在哲學和神學這些人文學科，他所學的知識必然不能與他本身為人完全分割，人文學科不同於其他領域，例如廚師所烹調出來的美食，不會因為他放蕩的私生活而變得難食，一位科學家有很出色的研究成果，人們也不會理會他脫下實驗袍後的個人私生活。人文學科雖然不會令學者本身變得高尚或變得神聖，但其他人卻會對讀這些學科的人抱有一定的期望。縱使學者本身明知出軌是有問題但仍犯錯，他的內心應該會為所做錯的事有所掙扎，因為他理應真誠的對待自己。[3]

不過，鹽叔出軌風波鬧得沸沸揚揚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事件爆出前，他與豬文和白水剛參與了歌手鄭秀文的新歌曲《愛是…2.0》的製作，嘗試用哲學的方式討論愛情。他們分別參與了饒舌歌詞的填詞工作，當中表達了他們各自對愛情的看法，並引用了不同哲學家對於愛情的討論。歌曲出版後，他們亦曾在「好青年荼毒室」的YouTube頻道中解釋歌詞的意思，鹽叔當時曾強調自己重視「他者哲學」的範疇，即探討「他者」對他而言的意義等等，[4] 故此有收看節目的人，難免會對鹽叔的人設有更高期望，特別在愛情方面。可惜現實的情況是，一個本應對「他者」有所關懷的人，卻漠視「他者」的痛苦，傷害了許多人。對於人文學科學者爆出婚外情事件，陳家富博士回應指，研究神學、哲學的人有一種特別的魅力能夠吸引女性，其實這也是一面雙刃劍，很容易便將自己放進一個陷阱裡，他亦以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的婚外情作為例子說明。[5]

事實上，不只人文學科學者會令人有所期望；人也會期望執法者或從事法律層面工作的人不會犯法，因為他們熟悉法律；人也會期望一個兩性相處的專家不會有感情問題，因為他們理應清楚如何維繫關係。

其實，只要研讀的科目或從事的工作，是對世界與人提出關懷，人便會對他們有所期望，期望他們所行出來的與他們所學習的不分割，因為這些事都是關乎生命與生命的連結，並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來進行。除了是知識與行為上的關係，其實也有一些是生命影響生命的職業，有關工作者必須有律己的生活，不能單以「打份工」的心態來應對。一個建築工人辛勤地工作單單為賺錢養妻活兒，我們不會覺得有問題；一個產品銷售員努力提升業績，只為賺錢購買奢侈品，我們都不會覺得有問題。而即使以上兩種類型的人的私生活不檢點，都與自己的職業無關。惟教師、社工、輔導員等面向他人生命的職業，外人通常都會對他們給予較高的期望，因為他們的生命都會直接影響他人的生命。

過往香港青年協會做過一個研究，調查發現逾七成受訪學生都會視老師為學習的榜樣，而他們認為好老師最重要的條件是：懂得教導、關懷學生以及具備幽默感。可見，老師在學生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少受訪學生都喜歡詢問老師升學或就業等意見，[6] 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實在不只是在學生時期，更有機會影響他們未來的發展。老師的工作，除了在知識上教導學生，其身教亦很重要，他們都是青少年學習、模仿的對象。社工及輔導類的職業情況亦然，他們都直接面向一個具體的生命。而前陣子有報道指一位28歲的社工為了讓發燒的兒子可以在急症室更快見醫生，竟然失控地將手抱的兒子掟落地，這種行為絕對是違法的，該社工亦因而被捕。[7] 其實任何人，不管他是否社工，都不應該作出違法行為。不過，這種事發生在一名社工的身上，或許會令人更失望。

總結上文的討論，若有些人滿有特定的知識，我們會對這些人有相應的期望與要求，然而他們的過失卻有機會讓人「跌倒」，所謂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在鹽叔事件上，可能會令一些人不願相信愛情。陳家富博士認為，縱使唸哲學、神學的人也會犯錯、失足，但他們最起碼也應該為自己的過犯有所掙扎，而不是純粹感受到愉悅，就如巴特在自己的書信上，都表達出自己對於出軌這種行為的掙扎。[8] 誠然，唸人文學科的人，即使鑽研的學問有多高深，也不會令他們在道德上沒有任何虧損，不過，他們都應該誠實地面對自己生命中的掙扎，而不是理直氣壯的「講一套、做一套」。而面向他人生命的職業，有關的工作者更需要為他者的生命負上一些責任，絕不能以「打份工」的心態來應對。事實上，香港有不少有心人，擔任老師和社工的工作，令人敬佩；不過也不得不承認，也有一些只是抱著「打份工」的心態上班。如果能嘗試愛上自己的工作，多用心去關懷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人，他們或許會發現自己的生命也不再一樣。

過去幾年香港各間神學院報讀全時間課程，預備將來牧會的人數不斷減少，甚至「斷崖式下滑」，再加上近年教牧的退休和移民潮，未來香港1300多間教會在招聘教牧同工方面將會愈來愈困難。當愈來愈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蒙召讀神學，教會愈來愈缺乏一些願意委身的傳道人，或者當社會面對很大的轉變和挑戰，不少牧者撇下自己的羊、放下了當初的召命，與其他憂心忡忡的港人一起遠走他方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的是究竟神學教育出了甚麼問題？過去20、30年，我們的神學教育所培育的傳道人究竟能否應付香港教會的實際需要？

不少人批評神學教育的課程未能回應時代的需要，令傳道人無法掌握時代脈膊和信徒（特別是年青人）的需要，因此未能有效帶領會眾回應社會的問題，而在社會運動期間牧者亦沒有與前線的弟兄姊妹同行，令不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因為對教會失望而離開堂會。另一方面，當社運走向愈來愈激烈的抗爭，前線的教牧雖然未必認同這種走勢，卻亦無法制止，最後，不少人（包括信徒）被拘捕、檢控、甚至要入獄，實在令人惋惜。而當政治環境變得嚴峻，一些曾經走得較前、想盡快以激烈的手段改變香港而不成功，對香港民主自由的前景感到悲觀的信徒、甚至教牧都紛紛離港，神學教育沒有給予他們的恐怕不是時代觸覺，而是對自己身處的城市和本身召命的那份熱愛、委身和承擔。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教牧最重要的是帶領群羊跟隨社會政治的大趨勢，還是保護群羊免受豺狼攻擊，以及與面對困難和迷惘的羊群在風雨中同行呢？

個人認為，教牧之所以無法回應信徒的需要，其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是社會的大環境變了，但神學院能夠裝備一個牧者的環境卻未能配合這種轉變，而且由於受裝備的時間亦太短，令神學教育的一些重要元素漸漸消失了。在上世紀70、80年代讀神學的，不少是受蓬勃的校園福音運動影響，年青人帶著很強的召命，以及得到教會的支持和祝福，讀完中學不久便進入神學院，作傳道、牧養信徒是他們明確的目標，而四年的神學教育可以較全面地讓他們受到聖經、神學、歷史、講道、牧養、聖樂等訓練，並有不少佈道、宣教和實習的機會，神學教育最重要的不單是吸收聖經和神學的知識，而是在生活中更深體會信仰的真義。

可惜，隨著時間的流逝，當神學生的學歷愈來愈高，他們不少是大學畢業後才入讀三年的道學碩士、或者兩年的基督教研究碩士，但他們在大學時的本科卻多數不是神學。在進神學院以後，由於基本的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知識已佔去不少學分，能夠應用於佈道、護教、牧養和教會管理的學分還可以有多少？我們總不能訓練一些連基本的聖經和神學知識亦缺乏、全無基本堂會管理技巧的牧者去帶領堂會罷？若說再要花時間了解、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更談何容易！只要基礎神學教育仍維持在兩至三年的時間，神學生在學習上顧此失彼是必然的結果，不過，如果將課程延長至四年，又沒有堂會和弟兄姊妹大力支持和鼓勵的話，又有多少神學生願意花四年或更長的時間在神學院唸一個碩士學位呢？

此外，由於入讀神學時不少同學已結婚，配偶要工作、子女要上學，較難入住宿舍，而不少神學院缺乏地方，連未婚的同學亦只能走讀，但神學是生命影響生命的訓練，生活也就是神學和靈性培育的重要部份，當評估神學教育是否達標的重點只在課堂知識，缺少了許多生活細節上的磨練，也影響了如何將信仰落實到生活的反思。因此，無論神學課程如何改革，沒有足夠時間讓學生去浸淫，以及讓師生之間在生命上有更多的互相砥礪，便較難轉化神學生的氣質。讀神學最重要的不是修畢所有必修科目的學分，而是要讓生命改變，教牧最能影響羊群的不是單憑本身的神學知識和講道的恩賜，而是他們的生命，是他們怎樣關心會友、關心社會、怎樣至死忠心地委身於上帝對他們的呼召，並且在困難中不離不棄，這比起高言大智有力得多。神學訓練應該是一個讓神學生學會何謂道成肉身的過程，以至他們畢業後能夠成為一個願意與會友同行的牧者。神學生缺少與老師和同學共同生活的經歷，他們畢業後亦可能只成為一個聖經教師、講員、教會行政人員而不是牧者。

要補救神學課程時間不足，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將持續實習和進修列入課程要求之中，將修畢學分後的一年當作全時間實習，同學仍須進修一些應用性的科目，以及由導師督導其實習，而教會或基督教機構聘請這些神學生的時候，必須同時承諾讓他們在第一年繼續進修和參與神學院的指定活動，情況就像實習醫生和實習律師差不多，完成了這一年的全時間實習才可以正式畢業。神學生畢業後若果能有一些有經驗的牧者作教練、陪他們起碼多走一兩年則更理想。為了造就一個牧者，神學院、堂會或機構，以及神學生本身都要付上更大的代價。要求太多的確會令一些人卻步，但卻可以找出真正心志堅定的人，香港未來需要的是願意為天國事工而作出犧牲，與堂會和弟兄姊妹共渡難關的牧者。

另一方面，年青人不想讀神學，教會和年青人本身亦責無旁貸，大家有沒有真心誠意學習耶穌基督向世界宣告不受歡迎的訊息，以及用愛和犧牲，而不是仇恨和權力去改變他人的方式？神學教育的內涵不是由受眾來決定，而是訓練神學生明白受眾的處境，然後用受眾容易明白和接受的方式去牧養，因此，要改革神學教育，最重要的是回到最基本的生命影響生命，有願意委身的老師，也要有願意委身的學生，委身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放下自我，不跟隨權力、也不跟隨群眾，唯獨追隨基督。教牧既要關心社會，又不能被社會的議題牽著鼻子走，若教牧本身亦無法走出社會撕裂的漩渦，又如何可以幫助自己的羊走出漩渦呢？

最後，為甚麼愈來愈少人願意成為教牧，願意委身於教會的全職事奉？作為教會的長執亦應好好反思，究竟教會有沒有讓年青人覺得成為牧者或在基督教機構事奉是值得渴慕的美好工作，鼓勵他們接受裝備呢？若果牧者在堂會根本不受重視，沒有帶領的權柄，成為機構同工亦沒有得到教會的關心和支持，那麼大家可能羨慕做長執多於做牧者和同工呢！要培養一個願意委身的牧者，往往需要堂會和神學院共同合作。

人生充滿各種轉變，家長如何幫助子女渡過巨大轉變呢？明光社於2023年8月24日舉辦了一個網上講座，邀請了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莫林天欣博士（林博士）分析人們面對轉變時會受到的壓力，以及家長可以怎樣幫助孩子過渡轉變。本社助理總幹事何慕怡姑娘亦在講座中分享到現年10歲的兒子曾面對的轉變，以及她如何幫助孩子過渡。

莫林天欣博士提到轉變是人生必經之路。當人遇到改變，情緒會受到影響，當中會感受到震驚、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最後接受改變，到了那時候人的情緒及生產力會變得比以前更好。她曾參加一場由大學舉辦的心理學會議，當時社會心理學家Biswas-Diener提出了對負面情緒的看法：人不一定只要追求正向和快樂，反而應結合負面及正面體驗，當事人才能有一個完整的成長經歷，讓人充份發揮其潛力及應變力，並從挫敗中反彈。當人在轉變之中，可以思考自己在轉變中得到甚麼、轉變後變成甚麼、建立了怎樣的應變能力，這個思考過程讓人可在轉變中成長。

孩子由10至24歲會經歷青春期，並會發生很多轉變，包括身體、認知、心理社交、對性的理解、自我形象等。林博士指，這時青少年既希望獨立和發展自我身份，也渴望與人發展親密關係，這兩個期望或令青少年產生壓力。藉由「增加」和「減少」的概念，家長可以幫助孩子平穩地成長。增加的項目包括：多深入討論智力問題，多運用邏輯和客觀資料、增加陪伴孩子的時間、多分享及在生活中展現家長的價值觀、增加孩子的自由自主、協助建立獨立能力。減少事項包括適量地放寬日常生活限制（訓覺時間、睡眠、使用電話、外出、生活習慣）、減少監督日常瑣事等。

林博士表示，家長可運用「PAL策略」去幫助孩子過渡轉變，P代表presence（你在場），爸爸媽媽和孩子之間有個別相處時間、父母出席對孩子重要的活動、經常和孩子一起做他享受做的事。A代表affirm strengths（識別和肯定孩子的強項），一起慶祝最微小的成就。L代表listen more（多聆聽），家長對孩子提問學業或功課以外的問題，每天都彼此分享。家長要多聆聽少說話，暫停判斷。

何慕怡姑娘則分享到兒子曾經歷所愛的寵物離世，倉鼠「烏烏」曾是他的玩伴，牠的離世令兒子感到悲傷，於是何姑娘便和丈夫、兒子一起為牠舉辦一個小型喪禮，透過一系列的告別儀式，例如一起找木盒埋葬遺體、找一塊大石刻上倉鼠的名字、用木枝製成一個十字架等，去幫助兒子抒發情感，她認為這是一個機會讓兒子認識甚麼是死亡——這個生命教育課題。

是次講座內容相當豐富，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足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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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勤有功，戲無益」，究竟遊戲是一件壞事，還是一件好事？2023年9月28日，明光社舉行了一個網上講座，邀請了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及資深社工吳晃榮先生一起探討這個課題，原來合適的遊戲對兒童身心靈發展有莫大益處，也能加強和鞏固親子關係。

遊戲的正面影響
溫南聲先生認為透過遊戲陪伴子女十分重要，他引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的建議，父母每天要給予孩子多於一小時的自由遊戲（free play）時間，所謂自由遊戲是指遊戲非由家長主導，而是由孩子的內心世界出發，讓他們自由地玩。而美國兒科學會發表的《玩樂的力量》報告綜合臨床經驗亦指，若孩子跑跑跳跳、開懷大笑，這不只為了一時的歡樂，更加影響兒童的健康成長和全人發展。溫先生認為父母透過遊戲可以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與他們結連，互相認識，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要提升遊戲質素，他指先要提供理想的環境、時間、空間、材料，例如父母在遊戲時要關掉手機、電視，不做公事，專心投入遊戲之中。其次，當孩子邀請父母一起加入遊戲時，父母盡量要多謝他們的邀請，不要拒絕；因為父母的參與，可以提高遊戲的質素，讓孩子長大後有父母陪玩的記憶及父母的笑容。若孩子沒有邀請加入，父母可以在旁觀察。

父母角色的差別
父母在遊戲中的角色有異，有實證研究指出，父親在遊戲中擔當獨特的角色，與母親有彼此互補的作用，能豐富孩子的成長空間。故此，溫先生鼓勵父親可以更多投入孩子的世界，幫助子女在關係上獲得安全感及更有能力調節情緒。若父親能在遊戲中表達溫情、歡樂、愉快的氣氛及在意孩子的需要，容讓他們有輸贏的機會，這會令孩子有更佳的社交情緒。研究亦顯示當父親對孩子擁抱、玩樂及投入親子關係時，父親的身體也會不自覺作出協調，體內的睪丸素濃度會下降，這會幫助父親發揮更好的父職角色。

父母選擇遊戲和玩具時的考慮
溫先生又指在遊戲中，玩物不一定是商品玩具，玩物的類別可以很多，可以是自製的玩具，只要玩物能發揮創意、想像、考孩子定力、專注等作用就可以了。此外，戶外遊戲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很重要，若父母怕曬、怕被蚊咬而不喜歡戶外活動，這對子女也會有所影響。

如何推動父親參與遊戲
既然，父親在遊戲中的角色如此重要，妻子應多鼓勵丈夫參與親子遊戲，溫先生解釋，太太的支持十分重要，故可多安排一些丈夫強項的活動，讓他獨自與孩子玩，並向孩子表達父親角色的重要。在遊戲中，妻子也可多讚賞丈夫，令他知道父親角色如何影響孩子，令他們感到愉快。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朋友
吳晃榮先生回應時認同父親在遊戲時的重要性，要提升對遊戲的參與度，父親要明白：「你最好的朋友不是兒女，但你兒女最好的朋友是你」，並要知道：「與小朋相處的時間很短，長大後，錯過了就追不回。」在親子遊戲中，他認為孩子需要更多正面讚賞，並要避免說教。妻子也應多給丈夫讚賞鼓勵、肯定其付出、信任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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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早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了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或功利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例如身體可以成為賣弄性感的資本。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物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也沒有人留意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異質性」的他人，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不惜透過裸露、展示自己身體來達到這個目的。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露胸」也只是基本。「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在參加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獲勝，而是需要裸露得色情化才能引人注目，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他者」的缺席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現象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社交媒體當中，若然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點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意欲去探討，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當中毫無內涵。在網上，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在社交媒體之中。在社交媒體中，主播、網紅的影片有如洪流，人們會以展現多少「性感資本」來決定誰的影片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性感的身體。

「身體」的缺席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人工智能（AI）技術出現，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的深度偽造影片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該技術被迫淪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使她們受到傷害。[5] 早前更有一宗裸聊騙案發生，事主雖然沒有向其他人裸露身體，但騙徒入侵了他的手機，並將他的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中，然後勒索他。[6] 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對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如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他者的缺席」、「身體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真實的人不再需要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裡。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這項科技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的提示指令（prompt）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會過濾提示指令中的字眼，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會過濾字詞，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現時是不受法律保護的，而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不過它看起來卻是非常真實，甚至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2023年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7]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自己身體的人，沒有人會去了解他們的內心、情感，他們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才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原來沒有人為自己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即使在社交媒體中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加上AI的出現，令色情更加氾濫，它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也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本文原載於第150期〔2023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中國人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思想根深柢固，一旦孩子選擇躺平的生活態度，往往會令父母不知所措，招架不住。有些父母會選擇打罵的方式回應，希望可以激發孩子能夠上進，重燃鬥心；有些父母則選擇放棄、「無眼睇」、「當生少個」的模式。以上兩種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究竟現今的家長應如何回應時下年輕人的生活態度？

建立生活態度的黃金期
首先，父母必須要承認孩子的性格、生活態度並不是突然形成及出現的，這與他們的成長背景、環境、原生家庭或多或少有關係。大部份孩子在小時候都會願意聽從父母，依賴他們。然而，到了青春期，孩子卻出現重大的變化，讓父母不懂如何處理。在孩子到達青春期時，由於受荷爾蒙影響，情緒會有較大起伏，孩子的性情也相對改變，父母就像要去重新認識一個人。青春期的孩子開始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每每跟父母作對，在雙方磨擦的過程中，父母或許因此感到憤怒、難堪，進而放棄、放縱。其實，青春期的轉變是人生必經的階段，每一位父母都曾經歷青春期，只是大家都忘記了。試想當時你的父母可能也曾嚴苛的批評你的日常生活，你也會有激動、反抗的時候，想盡快脫離那不能溝通的父母。今天，你的孩子也是如此，太嚴厲只會令他們想辦法離開；漠不關心，則會令他們感到沒有依靠。當你回想自己的青春期時，或許你更明白當中的複雜關係。青春期時，孩子會對父母、家人等顯露出不尊重的態度；在面對責任時，顯得懶散及草率；對生活、學校或人們抱持負面態度；在情感上與人疏離，情緒陰晴不定，卻說不上原因等等。[1] 其實，青春期是建立孩子性格的黃金時期，父母若忍耐到底、堅守界線，在拉鋸的過程中與孩子同行去建立他們的性格、行為、態度，便能成功地過渡青春期。青春期只是一個進入成人期前的一個階段，並不是一件壞東西，然而過程是充滿掙扎，就如一條毛蟲必須變成蛹，然後在蛹中掙扎，直到牠的雙翅強壯，才會破蛹而出，蛻變成一隻成熟、獨立的蝴蝶。

在青春期的孩子就像小樹苗，它們需要被綁在木樁上，因為他們連自己的重量也承受不住，要依靠在其他東西上。等到時候到了，這些樹苗在發展成熟時，便可以自己承擔工作。故此，在孩子的幼苗階段，他們需要外界的幫助，而最終他們會以安全的方式離開父母的規範。[2] 從以上的內容可見，父母一些消極的回應，如打罵、放棄等，對孩子來說不單沒有正面的影響，還會加重他們的壓力。在青春期時，他們仍需要教導、指點、在人際關係上的協助等。曾聽過一個例子，有父母在小學期間，都很著重孩子的成績，照顧有加。然而，到了中一，正值孩子青春期初期，父母可能認為孩子已經長大，故此中學後就不再理會孩子，讓他孤單地度過。最後，小學成績優異的他，進入一所band 1（第一派位組別）的中學，初中時成績便一落千丈，到派發DSE（中學文憑試）成績單時，父母才驚訝他的成績為何與小學時差距這麼大。中學正值是孩子的青春期，父母卻選擇這個時候離場，只會令孩子更迷惘，最終影響了他們的將來、生活態度、待人接物、行事為人等。故此父母不要隨便在孩子長大過程中的任何時候離開，這只會失去與孩子的結連。若父母再次想進入他們的世界時，也許已不再是件容易的事。

用愛回應躺平
若果此刻孩子已選擇躺平或沒有方向的生活態度，而你跟他們已失去了連結，那亦不用氣餒，嘗試再用愛與他們建立關係，表達你對他們的重視，關係亦會慢慢重新建立，若你願意先去表達你的愛、支持、關懷，他們是會見到的，要讓孩子明白你正在等待他們，希望與他們結連，而不是想改變他們。

走進孩子的世界
此外，在與孩子相處時，要選擇多聆聽，在與他們溝通時，多問一些深入、實質的問題，不要只問「你今天開心嗎？」，而是更深入地問：「知道你下午跟朋友逛街，是否買了很多東西，一定很開心了。」這樣可以引導孩子聯想更多的內容，與你更有效的溝通，亦給他們感受到你對他們的在意。有時候，可以跟孩子一起進行戶外活動，如打球、散步，甚至旅行，在放鬆心情下與孩子聊天，可以更有效進入其內心世界，與他們連結。年輕人在青春期時需要父母去幫他們一把，有時候他們會進入迷失、人生沒有方向，甚至躺平的狀態。當孩子不懂得如何處理此刻的際遇、對未來充滿恐懼時，父母要時刻與他們保持結連，在他們需要你的時候，你就乘機走進他們的世界，與他們的內心相遇，這會不知不覺間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做事的方向、待人處事的態度等。

盼望同行
最後，在孩子青春期時，朋輩的影響比父母的影響更加重要，再加上媒體的引導，不同的廣告、社會文化都有可能影響孩子的思想。當媒體大力報道躺平的風氣時，有些年輕人也會有樣學樣，覺得如此行就是追得上潮流，也認為這是適合自己的生活。然而這種好逸惡勞，不求上進的負面心態，卻反映孩子對現實的不滿，對未來沒有盼望。這時，父母更加要與他們同行，少說教，避免批評他們的不是，並把盼望注入他們的價值觀，與他們一起去尋找目標，向理想進發。

《聖經》傳道書二章18節說：「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傳道書也提及躺平的生活態度，經文指出所羅門突然感到自己的生活勞碌並沒有令自己得到任何益處，故此感到厭煩。原來所羅門這麼出色的君王都想過要躺平，躺平過後，他卻找到盼望，在這卷書最後一章，他說：「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只要我們為主而活，就會得著智慧、盼望、人生的目標及意義。由此可見，躺平一會也不算是壞事，只要休息過後，與神同行，便能重新得力，繼續向前進發，詩篇四十六篇10節亦教導我們：「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渴慕錢財，就被引誘離棄信仰，也用許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書6：10《環球聖經譯本》

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財金貿易不絕。但在複雜的金融操作背後，香港人無不跳入「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的泥淖中。即使你不是財金達人，只靠辛苦賺取得來的工資過當下的生活，都十分勉強。如果要顧及退休的打算，在法例規定最基本的「強積金」供款之下，都必然要進入金融投資領域之中。更何況不同的金融、投資、理財、加密貨幣，甚至聲稱「易借易還」的財金商品廣告日日展現眼前，彷佛人人要投資理財，才能達到理想。琳琅滿目的財金產品有多少以理財為名，貪念行先呢？當中又有多少實際是誘人陷阱？誰是最有可能的受害者？

「怕走寶」求短線回報

最近轟動香港金融界的新聞，可說是加密貨幣交易平台被指無牌經營而被追究的事件。當中涉案超過二千名「苦主」，投資金額損失超逾十五億元；更叫人關注是，這類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其實在香港風行已有十多年。由早期炒賣虛擬貨幣，到盛行自組「掘金機」電腦，到近年由明星賣廣告，網紅KOL宣傳的涉嫌詐騙案件。炒幣熱潮早已由盛轉衰，還是有這麼多人「中招」，實在不可思議。須知道，虛擬資產不同傳統資產，它既沒有真「價值」（早期的貨幣是以貴重金屬鑄造而成），亦沒有政府或銀行支持（實體貨幣有相應的外匯或發行地區的政府、銀行作兌換保證）。美其名為理想化的「去中心化」初衷，變成了網上黑市、非法交易工具，亦極易由虛擬貨幣市場和「庄家」操縱，是很高風險的投資行為；加上在區塊鏈進行的虛擬資產交易，有「只記交易、不設記名」的特性；再加上將資金由「虛擬」轉回「實體」時，又有不同的手續和風險。投資者若在交易時出現問題，很難追回本金損失。

你可能以為作出這些輕率投資決定的人必定是一些知識淺薄，只見利益，不懂考慮風險的無知市民。事實上，就以往不同的金融欺騙案件中，除了退休人士和「師奶」（家庭主婦）外，年輕人也佔不少比例。有調查指出，在受訪約1,000名零售投資者中，過去曾投資虛擬資產的人，由2019年的1%，增加至2023年的6%，當中以18至29歲的年輕人參與投資比例增幅最高，15%年輕投資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持有虛擬資產，20%年輕投資者計劃於未來一年參與投資。同樣的調查亦發現，有四分三受訪者選擇投資虛擬資產的原因是「怕走寶」，欲追求短線回報，卻缺少考慮相關的法律問題與風險。

「借錢梗要還」

除了虛擬投資，現行金融產品也多著眼推廣「先使未來錢」，以致「易借易還」。有一些財務公司以網絡之便宣傳，除以「不需現身」、「隨時可借」、借款可以「30秒到手」等口號作招徠，主打青少年借貸市場；有部分財務公司針對大專學生推出貸款計劃，只需身分證明文件及電話號碼等資料就可以在網上貸款，毋須入息證明，成為很多年青人借貸的方式。雖然政府規定了所有含有借貸成份的金融產品廣告，必須加上「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的忠告，但是香港人借貸消費，以致債台高築的現象其實仍然相當普遍。借貸人未能還款、資不抵債、破產，甚至傷人、輕生的慘劇時有發生。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就2023年死因裁判法庭的死亡登記估算，推測出2022年本港自殺率為14.5%，即是每10萬人之中大約有14人輕生，數字較2021年多出17.9%，人數與比率更是自2007年以來最高。其中青少年自殺率為12.2%，尤以低學歷與失業者的自殺風險較高：而失業者比在職者自殺風險高15.5倍，低學歷者則較高學歷者高4.37倍。該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近3年來，青少年自殺個案中，約一成人因經濟問題，當中借貸問題佔超過兩成。他分析認為，從事低收入、低技術工作的年輕人相對較易出現財困，在銀行貸款要入息證明而較難取得貸款之時，「易借易還」暗藏高息的財務公司便成為他們的首選。他指出，有輕生青少年在遺書對家人表愧疚：「因不能自拔地借貸，唯有用生命償還，這是一個悲劇」。

錢財絕非生命終極目標

聖經不乏提及處理錢財的教導，當中並非叫人不食人間煙火。錢財是人類重要的工具，有其價值（聖經中財貨的單位，如舍客勒、他連得等，其實就是不同金屬的重量單位），將錢財用在神悅納的事情上，神自會祝褔，並且將需用的加給人（馬太福音6：31-32）。但我們要小心，不要本末倒置，將金錢由人的重要工具反過來變成人的主人。我們尤其要小心對錢財的貪念，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渴慕錢財，就被引誘離棄信仰，也用許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書6：10）錢財本身不是邪惡，但人若對錢財產生貪念，則會使人性扭曲，並生出很多惡念來。

另外，聖經教導人要成為忠心的管家（哥林多前書4：2）。聖經中馬太福音第六章24節中清楚教導我們：「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人；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忠於這個輕視那個。你們不能服侍神，又服侍財富。」金錢是我們做到神事工的工具，也可以是神祝福我們的媒介，神可以使用錢財去完成祂在我們當中的工作，但錢財卻絕對不是我們生命終極的目標。我們可以做到，就是好好利用手上的資源，將金錢放在適當的位置，好好運用金錢成就各樣的工作和善工，成就各樣的美事。

社會上離婚和再婚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當一段婚姻面臨破裂，雙方決定各走各路時，總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當中大多牽涉法律問題，例如如何申請離婚、子女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安排。明光社邀請了吳德儀律師、丘志強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分別在三場於2023年7至8月舉行的「離婚再婚法理情」講座中擔任講員，為參加者詳細講解離婚及再婚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三場講座合共有115人參加。

撫養權判令的考慮原則
首場於7月22日舉行的講座在佐敦突破中心舉行，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顧問律師兼認可綜合調解員吳德儀律師，向參加者詳細講解何謂子女撫養權，當中包括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她分享到雖然法庭傾向頒發共同管養令，但亦有發出單獨管養令，法庭所考慮的首要原則是子女的福祉。此外，家長的合作關係、其他相關因素亦在考慮因素之列。

吳律師提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提議設立的「福利清單」，雖然有關建議目前未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但在以往的案例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福利清單」共有12個重點，內容包括：兒童的意見、其身體、感情和教育的需要、環境的改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以及兒童曾經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等。吳律師指出，社工撰寫的社會福利報告往往會參考福利清單的原則，此報告在法庭判決兒童撫養權上有一定的份量，她又指現時法官亦會較多索取心理學家的報告，了解兒童的狀況。

家庭狀況與家事調解息息相關
第二場講座於7月29日於灣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由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合夥人、認可綜合調解員丘志強律師主講。丘律師簡介了家事調解及其好處，同時深入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才不適合作家事調解。首先是涉及虐兒及家庭暴力等家事糾紛的家庭；另外，由於家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如果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受到情緒或心理的嚴重困擾（例如：患上嚴重抑鬱症），以致無法代表自己或專注子女的需要，皆難以透過調解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丘律師也詳細講解法庭判決配偶贍養費時的七大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如居住環境、食物質素），亦會考慮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如婚姻時間較短，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責任便較輕，而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需要的經濟支援便會較少。另外，如其中一方有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殘障，因而減低其謀生和自立能力，便會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援。而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打理住所及照顧家庭成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丘律師指出，香港的法庭不會偏袒賺錢養家的一方，也不會輕視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的一方。

劉傑姿律師是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也是認可家事調解監督、家事調解員及綜合調解員，另外，她亦是這三場講座所屬計劃的顧問，她在第三場於8月12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舉行的講座擔任講員。劉律師以兒童為本的角度講解到父母間的衝突如何令子女備受困擾和壓力。除了簡介何謂家事調解外，劉律師亦引用了例子詳細講解家事調解的精神和好處：受過專業訓練的家事調解員，能以中立和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雙方尋找共同關注，達致雙贏。這比平均分配財產，更能切合各方的需要。

子女贍養費判令的考慮因素
劉律師亦講解到法庭作出子女贍養費判令時會考慮的因素，如子女的經濟需要（包括：孩子的健康狀況、父母期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婚姻期間孩子的生活水平）、父母雙方的收入、賺錢能力、經濟資源和支出，另外，法庭亦會希望在盡量可行的範圍內及公正的情況下，維持孩子本來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劉律師提到，子女贍養費只能以週期性支付，並不能以一筆過方式付款，而支付的一方須支付至子女滿18歲或完成首個大學學位課程，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上述講座屬於「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的活動。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家庭議會資助推出本計劃，除了舉辦法律講座，計劃亦會透過免費輔導服務、家長學堂及熱線諮詢等服務，幫助離婚或再婚的家長及其子女面對因離婚或再婚所帶來的困擾或其他問題，協助家長改善情緒及管教模式，從而達到幫助兒童的目標，避免令兒童成為父母婚姻問題的代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