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耗盡前須調整的心態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耶穌經常被人批評的是祂喜歡接觸一些主流社會認為身份低下、被人看不起、被人討厭的罪人、甚至人人避之則吉的病人，並且與他們一起吃喝聚會，當大家想起這些故事的時候，自然會想到稅吏、妓女和痲瘋病人等等。不過，若果大家想深一層，耶穌想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義、將自己看得比某類人高一等，以及將一些人拒於上帝恩典的大門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決定誰人可以得救、誰人可以親近上帝、誰可回應上帝的呼召跟隨耶穌。

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雖然激發起不少人對民主自由和公義的渴求，但同樣造就了一些偏激的思想，為了追求美好的目標而採取或容忍一些本來大家不接受的激烈手段，並將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認為對方不仁所以我方可以不義。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此而來的社會撕裂，不少人由於在社會運動中曾經有過被對手以不同手法（不論是現實或網上）欺凌，心中積壓了無法宣洩的憤怒、甚至有創傷後遺症，已經將與自己不同政見的人完全對立起來，並且腦中不斷浮起一些令自己憤怒的畫面，再加上政府這幾年採取不少強硬和專權的手法，更令不少人感到政府得勢不饒人，根本無意修補撕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要化解雙方的怨恨愈來愈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亦無法倖免，深受這種因政見不同帶來撕裂的社會氛圍影響。

當政見凌駕信仰，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竟然以為自己有權否定一些與我們政見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甚至認為有些人不配獲得救恩。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對中央、香港的施政和文化不滿，以至對內地同胞也有很大的抗拒，對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熱誠亦有所下降，令人惋惜；即使內地的宗教政策愈來愈緊，傳福音及宗教活動固然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之內，信徒的未成年子女亦不能參與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網上的福音信息亦受到嚴密的監控。在科技愈來愈進步的情況下，教會反而要走回頭路，透過中波、短波作電台廣播。不過，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祂亦很可能同時打開一扇窗，若果我們對同胞的福音工作、對未得之民的差傳工作有負擔，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便有大量的機會。

每年除了約有50,000人由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之外，截至11月，2023年透過各項吸納人才措施抵港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有近15萬，當然，他們還有一些不同的途徑來香港，大家現時在巴士、港鐵和街上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便可見一斑。就算不用返內地，我們要向同胞傳福音毫不困難。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覺得要返內地宣教很困難、也有很多擔憂，但今天機會就在我們面前，希望葉公好龍的故事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教會，就是大家常常將向同胞傳福音掛在嘴邊，但當同胞真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卻避之則吉！

不過，就算大家有負擔，當前的新移民事工和以前亦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來港的專業人士、以及在大學供讀學士、碩士、甚至博士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已愈來愈多，以前的新移民以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為主，因而教她們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社會、知道有哪些社區支援、以及為她們的子女補習等等的活動可能十分適合，但現在教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一些受過教育和生活條件較好的知識份子對信仰的好奇，這種好奇不單是頭腦知識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和生活經歷上的見證。而且除了接受他人的服侍，其實他們亦會成為服侍其他新來港人士的最佳人選。對不少本來以中產為主的教會來說，要裝備弟兄姊妹作這方面的服侍是比較容易的，問題是弟兄姊妹是否看到這等待收成的莊稼，以及是否願意為了福音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政見和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重新調整傳福音的策略。

我們要以宣教士的心態去面對今時今日的差傳機遇，作為宣教士的當然毋須完全認同當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例如到回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國家宣教，並不代表要認同當地的宗教，甚至有可能會違反當地某些限制傳福音的法律，我們不是要蓄意與當地政府對著幹，但要傳福音就要靈巧像蛇，只是謹記要純良著鴿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是要以愛勝過恨、要以善勝惡。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向我們不熟識、不喜歡、看不起的人傳福音，因為深信耶穌願意與所有被人輕看的人一同坐席，世上亦沒有基督的寶血不能遮蓋的罪人。希望我們不會成為福音書所描述的惡僕，自己被主人免了所有債，卻反過來逼其他欠自己債的人還錢，任何政見都不能凌駕神愛世人的心，作為忠心的管家，我們有責任主動了解身邊的鄰舍有甚麼需要，愈是艱難的歲月，我們愈需要保持單純的心。

無論是只會停留幾年的港漂、或是移民來港的同胞，他們剛到港的頭幾個月，是他們最需要支持、亦最願意接觸新朋友的時候，能夠把握這時機與他們建立關係，是讓他們能夠繼續參與聚會和探索信仰的有效方法，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召命。

投身機構的事奉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由於之前在學校和電視台工作過，又做過公務員，對不同的工作文化都有涉獵，因此，在機構的管治文化方面，一直希望做到既有基督教機構的事奉精神，亦有私人機構的工作效率，以及公務員的操守和紀律，個人深信這是基督教機構應有的見證，以及向神向人問責，以下幾項是多年以來個人的實踐和反思。

首先，我相信機構就是教會，就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因此，機構同工之間也是一種團契的關係，我們不只是同事，也是團友，可以彼此分享、分擔、代禱、守望和牧養，我們不是各自為政，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就可以，而是要視其他同工為肢體，有需要的時候願意為其他同工多走一步。因此，同工會、早會、退修等等對建立同工之間的團契關係都是必須的，以為只要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便等如稱職的同工的話，其實是未明白自己作為機構同工與其他私人機構僱員的分別，若果抗拒與同工建立弟兄姊妹的關係，不願並肩為機構的異象努力的話，何必加入機構事奉？感恩的是，多年以來，不少同工雖然已經離職，但仍然可以保持聯繫，因為我們不只是同事，也是團友。

此外，在機構內沒有所謂屬靈或屬世事工的區別，所有機構作為免稅慈善團體應遵守的公司和稅務條例、建築物和勞工法例，機構都需要嚴格遵守，機構並不是甚麼都只講愛心、講關係的地方，機構同工必須有向神、向機構、向服侍對象和奉獻者問責的精神，努力做得更好以討神的喜悅，以得過且過的心態去事奉，只會羞辱主名，若果機構因為想慳錢、貪方便、或者辦事馬虎而違反了一般公司皆應遵守的法例，如何能在社會上作鹽作光呢？有些同工的表現未能符合其工作職位的要求，經過多次勸喻和給予機會仍未能有效改善，離職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機構並非只講愛心而不理會表現的地方，其實，一個不適合的人在不適合的崗位，對雙方皆沒有好處，一個同工與其在一個不適合的崗位蹉跎歲月，倒不如及早認真再思及探索自己的恩賜和召命，感恩的是過去一些同工雖然被勸退，但大家仍然能夠維持良好的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的信仰重視家庭，因此，在機構實行家庭友善政策是理所當然的，若有同工因為需要照顧家人，例如接送子女上學、陪同家人覆診等等，只要不影響已應承或必須的工作，皆可以安排彈性上班、調動返工時間或請假。而同事在返放工或午膳的安排，為了避開人流最多的時段，亦可以彈性地改動，只要同事在工作時間盡心盡力，亦沒有必須趕死線的工作在手，準時放工是合情合理的事，一直以來我都不鼓勵同事超時工作，大家早點回家陪伴家人更好，當與家人的關係和諧，心情愉快，事奉亦會事半功倍。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不少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都不會（亦不敢）反對，但大家心目中的工價可能有很大的差別，一直以來，不少教會傳道和機構同工的薪酬都是偏低的，似乎參與全職事奉就理所當然地應有此心理準備。若果教會或機構沒有足夠的能力，未能付出較高的薪酬，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和接受，因為參與機構的同工理應異象先行，亦憑信心踏上事奉的道路，問題是有些機構明明有能力，卻沒有適當地增加同工的薪酬福利便說不過去。其實不少同工都要養家，有些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在香港要供樓或應付租金絕不容易，醫療和教育的支出可以十分驚人，基本的娛樂和消費等開支小數亦怕長計，機構同工的薪酬不應與實際的生活指數和外間類似的工作有太大的差異。

一些年青同工剛畢業時仍然有空間可以一無掛慮，但當成家立室，甚至要養兒育女時就會吃不消。對於有心志全職事奉的人來說，自己要作出犧牲早已有心理準備，但要令家人（特別是子女）犧牲卻容易會有歉意。一直以來，我都願意努力為同工爭取一個較合理的薪酬，讓他們毋須為基本的生活煩惱。此外，購買醫療保險和提供較高的僱主強積金供款比率亦可以協助同工應付不時之需，以及在退休後有多一點積蓄。在平均壽命愈來愈高，醫療及住屋開支愈來愈昂貴的年代，為員工退休後的基本保障多行一步，是所有聲稱重視人的價值、講求愛心的機構應有的表現，但願所有機構都成為有責任感和遠見，以人為本的群體。

最後，作為信仰的群體，機構應該有更廣闊的國度觀，不要只將眼光放在自己的機構，和將自己的機構看得太重要，我們與眾堂會和機構其實都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更多的合作和分享，其實是善用神供給我們資源的好方法，機構要發展事工有許多方法，不一定每次都要聘請新的同工，建立新的部門，而是可以更多與其他有相同異象和負擔的個人、機構和堂會合作，靈活使用資源，這並不會加重機構的負擔，也是機構負責人作為一個好管家應有的胸襟和態度。我們雖然人在機構，各方面的資源可能都很有限，但我們絕對不是身不由己的。

最近在荷蘭為一位年逾七十的傳道按立為牧師，心裡有許多感受。最初知道可能會進行此事時，就禱告主說：願主的旨意成就，因為事情不易成功。在香港不易，在歐洲華人教會更不易，且最怕是因為這個行動帶來爭議，影響信徒間甚至牧者間的關係。很欣賞這位傳道的勇敢，不怕失敗帶來的打擊，一方面不亢不卑地面對各種要求及程序，沉著應付各個大小的困難。在主的帶領中終於完成整個程序順利受按為牧師。這事也給我很深的體會和啟發。

我在問自己餘生何求？想起一句勉勵的話「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面對踏入老年，餘生幾許？求能爭取在有能力做的時候，做該做的事，盡力去做好。餘生所求是很想祝福一些為主努力耕耘的人，因為自己時日和能力都在退減，甚至倒數，故此，總想有更多人按著他們不同的才華能力，去叫更多人得祝福，但自己也爭取更新和學習的機會去成長，使祝福別人的果效更能事半功倍，這是少許青雲之志，不讓衰敗的身軀逞強，蓋過我的心願。也許舊約聖經中迦勒（民十四6-10）的人生，給我一些啟悟。

人世間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只想順著上主的帶領，在我遇上的人中學習他們的優點、又祝福他們，若需要扶我一把，我會主動提出，若需要扶他一把的，我願意。我還有生命氣息，有溫暖和力量，就有祝福或成全別人的可能性。餘生何求？就是這少許了。主給宣教中門徒的名句：白白得來，白白捨去。我們求主指引餘生規劃。重要是人生至此，追求甚麼可能更是要緊的事，因為時日無多，如何看待與神、與人、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持續發展，如何修正和修和，是最重要的課題。

隨著人工智能的興起，很多人都談論到，AI能夠搶走很多人的「飯碗」，特別是屬於單一技能、分析或與數據相關的工種，反而是與人有真實連結的工作，則難以被AI取代，也許這情況已在出現。相信在眾多職業中，牧者是其中一個最不怕被AI取代的「行業」，只不過，牧者雖然不會被AI淘汰，但香港近幾年，卻有不少牧者「自動流失」。根據2019年香港教會普查顯示，有148間本港堂會沒有堂主任，亦有307間堂會表示其堂主任已有退休的計劃。[1] 移民潮加上退休潮令同工流失，有宣道會區聯會的牧者表示，在近兩、三年大概減少了約100位同工，浸信會各堂會在2021年減少了100位全職教牧同工，不過在2022年卻增加了39位。[2] 雖然情況似乎出現轉機，但基督教堂會整體缺乏教牧同工仍是不爭的事實。教牧同工供不應求，自然影響教會的事工及牧養的質素，為了迎接如此挑戰，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及建道神學院分別在2020年6月及2022年4月舉辦研討會，由神學院教授及教牧同工等教會領袖，一同探索教會的出路。

有見及此，今期「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青神學生，Luby（化名）及Aurinko（化名），她們的恩賜或召命雖有不同，但卻同樣懷著忠誠事奉主的心志，打算畢業後便投身教會服侍，發揮自己的恩賜，或許在教牧界中，她們只是還未「入職」的「小薯仔」，但身為年青神學生，她們的一些構思，仍未受制於教會的行政或架構，或許能夠為堂會這「牧場」提供一些「養份」。

想要吸引會眾入教會，教會要貼地

Luby在五歲時第一次去教會，便體會到信仰的真實，自此把基督信仰默默放在心上，直到在她出國到了澳洲，才在當地的教會正式決志。由於並非信二代，Luby身邊的親人及朋友有九成都不是基督徒，因此她自言是一個站在教會及未信者中間的人，她知道教會想要傳福音，想更多人加入教會，但她同時亦明白為何教會總是被非信徒詬病為“old school”及不切實際。

站在兩者之間的Luby反省到教會若想要吸引人，特別是年青人進來教會，一定要「貼地」。教會沒有可能回應所有問題，但若連一些很重要及大多數人都面對的掙扎，如性方面的課題或教育制度等，教會都忌諱且不回應，避而不談的後果是讓人覺得很死板及老套。或許教會很怕出錯，但Luby認為《聖經》對很多議題都有講論，牧者只要跟著《聖經》原則教導，其實是不用怕出錯的。

教會想要吸引教外人，除了需要貼近社會，也需要貼近人的需要，Luby提到，教會開辦查經班之餘，也可以開辦其他課程，實際地回應弟兄姊妹，甚或非信徒的需要。

至於教會既有的活動，如查經班等，Luby認為，若特別想鼓勵年青人報讀，是否可以以一個較為有趣的形式進行，例如不是由導師單向的灌輸《聖經》知識，陳述釋經書如何解釋經文，而是用較為活潑的形式進行，或是透過戲劇、討論，讓參加者有機會參與及表達自己的看法，而導師只在最後才提供答案。

培訓弟兄姊妹，共同承擔教會這一頭家

教會除了要貼地，也要有遠見，面對香港政治氛圍變幻莫測，不少借用學校地方聚會的堂會，需要去思想萬一不能再在學校舉行聚會，堂會該怎麼辦？Luby想到，不單是堂會不能在學校聚會教會有何對策，而是假若教會沒有傳道同工時，是否可以如常運作。雖然身為神學生，她明白基本上只有傳道人才能夠在講壇講道，亦只有牧師才能施浸禮及聖餐，但除了這些重要崗位，教會是否能夠培訓弟兄姊妹，按著其恩賜承擔其他重要崗位，例如牧養的工作。牧者牧養弟兄姊妹是責無旁貸的，但現實中，不能單靠為數不多的傳道人去牧養整間教會的會眾，這樣只會讓教牧同工筋疲力竭。如何讓弟兄姊妹真知道教會是一個家，如何在行政上支援他們，幫助他們在沒有壓力之下，自由地發揮恩賜，甚至年青信徒想發展不依照教會傳統的新穎事工，教會也願意幫助他們，以致令會眾願意投入參與事奉，而不是只把「任務」派給同工或某幾個弟兄姊妹身上，這些都是很值得教會思考的問題。

Luby希望教會可以推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事奉，因為她相信，當弟兄姊妹愛耶穌，跟從教會，視教會為一個家，自然會承擔責任。牧者的角色並不是把一切事務「攬在」自己身上，而是以身作則，熱心事奉，藉此影響其會眾，幫助他們建立事奉心志。

認真教導兒童，還年青人事奉的動力

Luby指出教會需要給年青人更多自由及空間發揮所長，在這方面，Aurinko亦有不少實際的構思，這可能與Aurinko入神學院時，便想要在兒童牧區及青少年牧區服侍有關。

Aurinko從小便參加教會的兒童崇拜，在那裡被牧養及成長，因而對兒童事工很有負擔。Aurinko提到教會不能輕看兒童事工，以為兒童事工的性質猶如托兒所，只是讓小朋友開心玩耍，方便大人去參加崇拜；相反，這是值得教會投放資源的地方，讓小朋友從小便可以接觸到神的話語，按著真理成長。這或許有助於他們長大成人後，不會輕易地便想離開教會，要知道，青少年很受同輩影響，聽取朋友的聲音多於父母，若身邊的朋友一個接一個離開教會，出於孤單，他們便會是下一個離開教會的人。

青少年很容易受朋輩影響，他們的另一特色，便是很需要空間及自由。Aurinko相信神的計劃很宏大，我們的眼光也不宜狹窄，因此教會在思想上先不要自限，不要認定自身的資源不足，認為崇拜形式只可以如此，敬拜神的方式一定要用傳統的詩歌或風格，這樣不但限制了年青人的想像，也很難吸引新一代停留在教會。這一代年青人特別需要新的東西去刺激他們，他們也很需要空間去發揮自己，現今願意留在教會的年青人，他們其實很有想法亦很想做很多事情，只是，他們希望他們的想法有機會被聆聽，而不是單純被教會安排參與一些教會認為適合他們的崗位，例如有些教會不管年青人有沒有恩賜或興趣，便純粹出於年齡考慮，硬是安排他們服侍兒童，又或是在整個事奉過程中沒有「容許」他們有休息的機會，認為他們如此跟從教會的安排才算「乖」，其實這樣反而會壓制他們的事奉心志。

跨代牧養，了解彼此的不同

教會不是一處租借場地的地方，只提供空間給不同的群體借用，期間，不同的群體之間沒有任何交集及關係。Aurinko支持跨代牧養，她認為教會是由一群不同年齡層的弟兄姊妹組成，山頭主義，不同年齡層之間彼此批評，只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能讓教會成為「一家人」。

若想不同年齡群體有所連結，教會可以讓年青人與長者接觸，一來年青人有機會關心長者，長者亦有機會牧養年青人，雙方都能彼此建立造就。又例如教會若舉辦門徒訓練，可以嘗試把學員分組，每一組都由不同年紀的弟兄姊妹組成，導師可以鼓勵他們一個月至少聚餐一次，藉此增加彼此的溝通機會，減少因不理解而來的磨擦。另外，教會亦可以考慮舉辦跨代的敬拜讚美會，讓弟兄姊妹用不同年代的詩歌敬拜。Aurinko深信敬拜最重要的是「一把聲」，這並不限於走音與否，又或是自己認識詩歌與否。

結語

或許Luby與Aurinko還很年青，又或許如她們所說，她們還有不足之處，需要學習，但重要的是當她們看到教會及弟兄姊妹的需要時，沒有逃避神的呼召，願意擺上自己。想要宣教的Luby沒有設定自己的宣教工場，她願意跟從神的帶領。至於Aurinko，她不想只做一個打扮「靚靚」，站在講壇上講道的傳道人，如果會眾穿著T恤及牛仔褲，她也寧願穿上T恤及牛仔褲站上講壇，成為一個近距離的傳道人。

在不少教會傳道同工不足、年青信徒欠奉的情況之下，Luby與Aurinko雖然不足以代表神學生或年青傳道的心聲，但她們的意見仍然是難能可貴的，但願她們將來無論在哪一間教會事奉，都可以把其事奉的心志傳遞給所牧養的群體，至於教會，也能珍惜及接納一班「初生之犢」，即使他們無意中冒犯了教會的傳統或文化。

現時香港堂會的數目約為一千三百多間，有五百多間堂會的崇拜人數是在100人內，[1] 這些堂會所擁有的資源相對較少，加上面對移民潮、教牧同工離職轉職、人手短缺等情況，要維持運作也有一定困難，而隨著社會形勢的轉變，政府對於慈善團體的監管亦變得嚴謹，堂會和基督教機構面對的挑戰更不容忽視。一批有志服侍教會的專業人士，希望能好好運用恩賜，為教會（特別是資源較少的堂會和機構）提供專業意見，協助教會在新形勢下仍然站立得穩。金融業福音團契總幹事陳啟興牧師談到「一葉聯盟」（ALEAF）的成員，如何運用自己所屬界別的專業知識，來服侍有需要的堂會和機構。

一葉聯盟是由基督徒會計師團契、基督徒律師團契、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建築師規劃師團契及金融業福音團契所組成，早在2020年，時值疫情期間，幾個團契已有合作，透過購買和派發飯券，支援一些餐廳和基層市民，並向他們傳福音。而近期聯盟更與神學院合作，透過幾次講座支援本港教會。

公司管治與土地契約

到底堂會和機構具體面對甚麼情況，需要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和支援？陳牧師表示有兩方面的事務是教會最容易出問題，第一是財務或公司管治方面，第二是土地方面。他指現時愈來愈多教會想獨立，只有一百多人聚會的教會，如當中沒有專業人士在其中，就容易出問題。如在財務管理、公司管治的事務上，若要進行招標工作是要依照甚麼程序？在甚麼情況下教會的相關人士必須在文件上簽名？而有關土地方面的事務，一些「樓上教會」所處的樓宇，是否容許舉辦宗教聚會？有些教會建立多年，當中有沒有僭建物？教會聚會人數日增，建築物內設施是否符合《消防條例》要求？陳牧師認為這都是目前教會需要留意，而聯盟早前與中國神學研究院合作，在2022年舉辦了五次講座，透過校友會聯絡教會的教牧同工、長執和領袖，向參加者教授《稅務條例》第88條有關讓慈善機構豁免繳稅須留意的細節、教會與銀行關係、樓宇結構、消防安全、土地契約等內容，而第六次講座亦將於今年5月推出。五次講座共接觸五百多人次，曾參與講座的教牧同工和機構領袖人數也有二百多人，陳牧師形容參加者均緊張有關議題，有不少會繼續追問，想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案，所以，聯盟會繼續與中神合作，在7月舉辦一次panel day，讓個別有需要的教會「問診」，並由相關的專業人士協助他們尋求解決方法。此外，講座內容未來或會拍攝成短片，以便教會使用。

留意異常大額奉獻

蒙召前曾在香港交易所工作近十七年的陳牧師，本身屬於金融界的專業人士，他提醒教會在財務管理方面，有一點需多加注意，「你的donation，這個現在很多人都不理，所謂know your donor（知道你的奉獻者是誰）這個好重要……有些人好低調，左手不讓右手知，你是要問的，這個是要保障你和保障教會，你一定要問。」假如有弟兄姊妹移居海外，但仍繼續奉獻給本地的堂會和機構，陳牧師指出如果有關奉獻是異常大額的奉獻，或者是不定期的大額奉獻，教會就要留神，當銀行對此提出查詢，教會必須解釋到由誰奉獻及奉獻者與教會的關係，如果未能提供相關的資料，銀行可能會懷疑相關款項與洗黑錢活動有關，並可能會凍結教會的戶口。他提醒堂會和機構，不要以為自己是宗教團體便不需要向銀行解釋，因為銀行也有責任向金融管理局交代，他們自然會向客戶查詢有關事宜。他又建議教會到不同類型的銀行開設多個戶口，除了找一線大銀行，也可以到小型銀行開戶，這樣則會更穩妥。

近年稅務局、公司註冊處也關注慈善團體的活動是否符合公司章程中所寫的內容，陳牧師回應指，政府的確著緊這些事，對稅務局而言，慈善團體大致分為以下四類：救助貧困、促進教育、推廣宗教及可令社會得益但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慈善性質的宗旨，因此慈善團體本身是不能支持某些政治目的。此外，如果由身份敏感人物擔任堂會或機構的執事或董事，銀行或會關注有關情況，以了解會否為銀行帶來運作上的影響。他指銀行的作風必然是較為嚴謹，教會如決定委任有關人士，實在需要評估當中的風險。

專業與事奉

陳牧師分享到，他所接觸的堂會和機構領袖都未有為到以上事宜感到「很頭痛」，他希望教會能先了解問題的存在，然後再尋找對策。他提到中、大型教會有專業人士甚至專業團隊在其中，他並不擔心她們的情況，但小型堂會和機構則需要多些支援，而一葉聯盟希望幫助資源較少的教會，而在五次講座以後，有教牧同工曾聯絡他們求助，他會將個案轉介給相關的專業人士，透過電話提供意見，有時甚至會透過視像會議，或到有關場所了解情況。談到透過專業去服侍教會，陳牧師這樣說：「我們是這幾個專業，其實香港有許多不同的專業，這些專業我們相信是上帝給予……上帝給我們這樣的訓練不是白白的，其實都是恩典來的，怎樣用、具體地服侍教會，這方面可能許多專業團體都可以想多些。」

2022年9月7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作出一項判決：一位承認誤殺罪的男子，被判以感化12個月。這位被判罪的58歲男子，他所「殺」的並非別人，正是與他相親相愛三十多年的妻子。深愛妻子的丈夫為何使用燒炭的形式主動結束妻子的性命？究其原因，讓人傷感，卻不難理解，一位丈夫眼看妻子長期受癌病折磨，劇痛難當，自己亦深陷痛苦之中，患上嚴重抑鬱症，當妻子表達承受不了痛苦，得到妻子的同意後，丈夫明知會觸犯法例，也要「伸出援手」，在百般不忍中送走妻子，再報警自首。法官基於被告的犯案動機及他的心理狀況，決定從輕發落。[1] 事件惹來香港市民再一次討論，香港應否為安樂死立法。[2]

安樂死的英文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直譯為「好死」。所謂的「好死」，大抵指到「安樂無痛苦死亡」。[3] 如果單純尋求的是「無痛苦死亡」。筆者看來，人們相對接受被動的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也就是說放棄拯救生命的治療，又或是終止使用維持生命的儀器，讓病患自然死亡，[4] 這種安樂死其實談不上安樂，因為這些做法充其量只是縮短患者的壽命和痛苦，不一定可以減輕患者臨終前的痛苦。真正可以減輕人們痛苦的死亡，應該是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當中分為自願及非自願，即得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自願安樂死（active voluntary euthanasia）和得不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非自願安樂死（active involuntary euthanasia）。主動安樂死意指由醫護人員採取行動結束其生命，例如醫生為病人注射致命藥物。[5] 安樂死也可以泛指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即是其他人為患者預備一切，由患者親自執行，例如病人進入死亡膠囊中，親自按下釋放氮氣的按鈕，以此結束自己的生命。[6] 又或是喝下他人預備的致命藥物。[7]

撇開並非出於患者意願的主動非自願安樂死，以及被動安樂死，無論是主動安樂死、輔助自殺（兩者以下簡稱安樂死），或自殺，說穿了都是患者選擇了不自然地死亡，想要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安樂死讓人感到有別於自殺，最大的分別在於：第一，某些國家法律上承認安樂死，符合條件的人可以依法申請安樂死，如在荷蘭等地，法律上容許無法承受痛苦的病人，在醫療無效的情況之下，自願並與醫生溝通及討論，若能獲得兩位醫生核准，最終可以「無痛」死亡；[8] 第二，安樂死這詞彙本身讓人想到「無痛」及「有尊嚴」的死亡，制度中又有專業人員作出評估，形象上比較「正面」，較易為他人接受，人們不會公然支持自殺，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安樂死。[9]

支持安樂死的人，除了某些極端的人權主義者，大部份可能都是出於惻隱之心——不忍心絕症人士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況，[10] 所以容許安樂死的國家，法例上一般只容許那些無藥可醫，長期受痛苦折磨的病患者，出於自願並且得到醫生批准才能安樂死。

安樂死與自殺的共通點都在於當事人想提前結束生命，事實上，「想死」並不是非信徒才會出現的念頭，即使身為基督徒，當遇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時，也可能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信徒可以如何面對自己或他人有「想死」的想法，信徒除了用「自殺不能上天堂」、「惟有神掌握人類的生死大權，十誡中提到不可殺人，包括自己」等教義來打消自己或他人輕生的念頭，還可以怎樣做？當神遇到想死的子民，神如何看待他們「求死」的舉動？

《聖經》中沒有安樂死機制，聖經時代的文化及科技，與今時的無法比擬，如果想死，只有自殺一途，又或是找人「輔助自殺」，掃羅（撒上三十一1-4）及亞比米勒（士九50-54）便曾請人幫忙，但掃羅未能如願，最後還是自殺身亡。除了他們，《聖經》記載自殺身亡的人還包括參孫（士十六23-30）、亞希多弗（撒下十七23）、心利（王上十六15-18）、猶大（太二十七3-5），自殺這行為本身在《聖經》中沒有獲得評論，只有說自殺的心利（王上十六18-19）及猶大（徒一18）罪有應得。這些自殺的人或是勇士，或有才智及能力，但他們都未有與神建立深厚的情誼，又或在患難中依靠神，即使猶大被揀選成為耶穌的門徒，但最終走進他心的不是耶穌，而是金錢及那惡者。

這樣說來，是否只要與神建立出美好的關係，便從此可以斷絕「想死」的念頭？答案又不是，即使是被神重用的僕人，也難免會有向神求死的時候。摩西（民十一11-15）、以利亞（王上十九1-4）、約拿（拿三10-四3）、以及約伯（伯三1-16），這幾個與神有深厚交情的神的僕人，各自有「不想生存」的理由。神面對這些僕人求死，或出自真心，或意氣用事，神對每一個的反應都不一樣，但相同的是沒有直接斥責他們想死這舉動，也沒有用教義教訓他們：「你知道是我創造你嗎？你的命是我的嗎？你知道你無權去決定自己的死期，惟有我可以決定你的生死嗎？」等等。當然，神也沒有應允他們的禱告，而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個性及求死原因出手解決。

摩西求死是因為人民常常怨聲載道，經常惹怒神，難以管理人民（民十一1-15），可以說是「工作壓力」太大所致。神的解決方式便是一下子為摩西提升了70位管理人才，這70人均是摩西所認識的長老和官長，並且分到摩西身上的靈，好去管治人民（民十一16-17），神減輕了摩西的壓力及工作量，也懲罰了一味抱怨的人民（民十一18-20）。摩西還是要帶領這班叛逆子民，他仍有生氣的時候，但他沒有再求死了。

以利亞求死是出於絕望和沮喪，縱使他為神大發熱心，行了極大的神蹟，殺了眾多巴力先知（王上十八20-46），目睹一切的亞哈王，非但沒有悔改，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耶和華神，反而繼續容忍王后主導整個國家的宗教，她更誓言要殺害以利亞。無法力挽狂瀾的先知，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王上十九4），也感到異常孤單及無力（王上十九10、14）。神幫助以利亞的方式是先讓他吃喝休息，恢復體力，然後在微聲中指派重要的任務給他，要以利亞去「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要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還要以利亞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接續他作先知（王上十九15下-16《新譯本》）。神又以利亞說「將來逃得過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戶殺死；逃得過耶戶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殺死。」（王上17《新譯本》）。當以利亞以為自己不比他的列祖好時（王上十九4下），神委派他重要任務，以消除他的無用感；另外，微聲中，神也告訴以利亞他並不孤單，因為祂留下了七千位以色列人，是「未曾向巴力屈過膝的，也未曾與巴力親過嘴的。」（王上十九18）。

至於先知約拿，他不是真的想死，主要是因神的恩慈及憐憫而生氣，他知道神「有豐盛的慈愛，轉意不降災禍。」（拿四2《新譯本》）因此一開始，他並不想去尼尼微城，而是逃往他施去。約拿或許因著不想被人視作假先知而逃避神的吩咐，即使他明明說了「再過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毀滅了。」（拿三4《新譯本》），只要尼尼微人悔改，神的恩典臨到，四十天過後，尼尼微城仍能屹立不倒。約拿或許害怕新的亞述勢力將會成為以色列人的威脅。[11] 無論基於甚麼原因，或為自己的名聲、或為國家的利益等，身為先知，約拿並沒有與神站在同一陣線，從神的眼光去看待尼尼微人，反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評論對與錯，他雖然頭腦上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憐憫」，心裡卻無法接受神對尼尼微施行祂豐盛的慈愛。神為了教導約拿去領悟及明白祂的恩典是出於愛惜，以一棵蓖麻以及一條蟲子為教材，但這又觸發約拿第二次發怒求死，甚至覺得自己發怒至死都是對的（拿四6-9），神於是引導約拿反思，如果他愛惜枯萎的蓖麻，更應愛惜眾多尼尼微人及牲畜（拿四10-11）。約拿求死，背後的原因是出於不能接受神施行恩典的處境或對象，神則直接用「環境」教導約拿認識祂的心意。

按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約伯具有申請安樂死的資格。事發突然，他從人生最高點跌至最低點，接連失去兒女、財產、健康，尊榮等，難怪他的妻子也叫他咒罵神然後死去（伯二9），約伯不敢辱罵神，只好在萬般痛苦中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1-16），間接地表達自己不想存活，不單只他自己，他相信對於活在痛苦中的人，死亡帶給他們更多快樂（伯三）。讓約伯最痛苦的應是信仰上的崩潰，他不明為何敬虔度日，神仍視他為敵人，向他發動攻擊（伯六4，七12-21），痛苦中，約伯一而再使用法庭上的用語要求平反（伯十六18-21，十九21-29）。[12] 神在旋風中連番追問約伯，似乎咄咄逼人，其實神需要約伯知道祂創造一切，仍然掌管一切，包括約伯的生命。因著與神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承認自己渺小及無知，撤銷他的訴訟、過往的知識及認知，並且結束他的哀傷期，不再視生命為無用。[13]

從上述四個個案中，我們看到：摩西因壓力而求死，於是神解決他的難題；以利亞認為自己使命不達，於是神託付他其他重要的任務；約拿不是真心想死，只是不滿神的作為，於是神藉環境教導約拿體會祂的心意；信仰崩潰的約伯痛不欲生，於是神向他顯現，先建立他的信心，再在人前宣判他的清白，最後恢復他所有，並且額外賞賜他。如何讓求死者有生之欲望？神親自示範了對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神對生死有絕對主權，神不喜悅人自殺或安樂死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導，不過，若然出現輕生的念頭，除了回想這些教導，尋求牧者、社工等人的幫助，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向神祈求，不是祈求神給你自殺或安樂死的理由，而是坦然向神陳述自己的難處及真實的感受，即使坦然向神求死，神總有方法，用你看得見聽得明的方式幫助你重燃生存的欲望。

坦誠地在神面前「求死」，其實是求生的開始，因為神總不會撇棄任何一個向祂求助的人。

受訪者：關黃潤珍女士（迦勒事工AJH創辦人）

無論是依據2014年的〈香港人口政策〉資料摘要，還是依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刊物《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它們都推算到了2041年，香港會有三成人口的年齡超過65歲。至於平均預期壽命，〈香港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推算到了2041年，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為84.4歲，女性則為90.8歲的高齡。而〈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指，到了2069年，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可達88.4歲，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則為93.9歲。即使在2019年，香港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82.2歲，女性為88.1歲，香港的男性和女性都比日本及韓國等地的人更為長壽。愈來愈長命其實不單單是香港的情況，其他地方的人的平均壽命都是持續地增長。[1] 人類歷史將迎來最多高齡人士的世界，現今香港人若在四十多歲提早退休，又或是正式在60歲至65歲退休，其實人生面前還有一大段路。與此同時，香港教會出現了歷來罕見的教牧招聘潮，2022年7月起，至少有222間堂會在招聘同工，當中包括170間堂會在招聘教牧同工。[2] 香港人愈來愈長壽，又正值教會「人手短缺」，這情況對教會來說究竟有何啟示？如果教會可以動員一班退休信徒事奉，相信對神國的發展必定大有裨益，問題是，如何可以「撻著」退休信徒事奉的心？今期「我有話說」，迦勒事工AJH（Abundant, Joyful, Healthy）創辦人關黃潤珍女士（Wendy）會與我們分享她如何開展事工，以及可以怎樣為退休信徒事奉的心「撻火」。

領受感動神開路

當年Wendy在一間教會以同工的身份事奉，過程中，她發現自己有感動服侍50歲以上，80歲以下的成年信徒（以下簡稱成年信徒），那時在香港有關這一年齡層的書籍不多，更不用說談論如何牧養這些成年信徒的書籍。其後神為她開路，Wendy藉著伴隨到處外出講學的丈夫，遊歷了四大洲之餘，也有機會搜羅並收集到超過一百本與這個年齡層相關的書本。在神的引領之下，她及後有機會在不同神學院開辦成年信徒的牧養課程，幫助他們裝備自己的身、心、社、靈，同時也裝備他們成為一個能夠教導別人的領袖。

Wendy相信我們現在活在一個很特別的世代，便是人們愈來愈長壽，香港成年信徒即使在退休以後，大部份身體還是健壯的，很多還有十多年的健康歲月。他們的教育程度亦比前人高，相對財政充裕，子女已經成長，他們無論是教育、水平、工作經驗、生命經歷、屬靈經歷、體力及時間方面，都有相當的優勢。

不過Wendy坦言，雖然成年信徒有時間有空間，但是不代表他們因而一定會主動參與事奉，很多成年信徒需要有人「撻起」他們的靈，才能大大發揮自己的才能。Wendy希望教會可以擔起「撻火」的角色，如有機會她亦可從中協助。

退休信徒對神國可以有大大的貢獻

Wendy提到有一些成年信徒本來就熱心事奉，他們退休後仍會繼續事奉。但有一些成年信徒本身工作或在退休前已很忙，即使平時有參與崇拜及團契，卻沒有太多時間靈修，很自然在他們退休之後，他們的靈性不會馬上飛躍，也不會變得熱心事奉起來，反而他們想到的是，以前工作非常忙碌，退休後何不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到處遊山玩水或參加興趣小組。此外，不少教會又未必會對信徒退休生活作出指引。加拿大維珍神學院創辦人James Houston指出，一些外國教會對退休信徒沒有太多要求，不會對他們委以重任，甚至認同坊間對退休人士的看法，認為他們需要輕鬆、生活節奏要慢下來，於是只安排及預備簡單的教導及輕鬆的活動去餵養他們。[3]

Wendy指出，在教會大呼人手不足的同時，但原來教會中有不少退休人士可以參與事奉，教會可認定退休信徒仍可以是活躍、健康及對神國有極大貢獻的。教會更可用《聖經》教導下一代，幫助他們學習尊重上一代、向上一代學習。當然，教會更要教導退休信徒正確地看退休，以及訂立退休後的目標，更重要的是燃點他們的屬靈動力。

Wendy相信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數目如此龐大的長壽人群，這是神送給教會的禮物，只要教會持續「撻火」，在各方面裝備退休信徒，讓他們的靈被燃點，他們自然會參與事奉，如此教會便能壯大事奉的大軍。

用對的材料為退休信徒「撻火」

如何為信徒「撻火」？Wendy指出讓信徒明白《聖經》如何看退休，以及明白事奉的相關經文非常重要。其實《聖經》沒有談論退休，雖然利未人25歲及以上便開始辦理會幕的事務，到了50歲就會停止辦理會幕的事務（民八24-25），但若留意經文，便會發現其實他們並沒有停止事奉，事實上他們還得「在會幕裡幫助自己的兄弟」（民八26《新譯本》）。教會可以幫助退休人士活出神在他們生命中的計劃，增進教會大家庭裡的跨代服侍。

《聖經》指向的是終身努力事奉，而不是退休。如保羅的教導，身為信徒是要在賽道上忠心奔跑，全力以赴，以至將來見主面時可以得到獎賞（林前九24-27）。教會要幫助信徒具備屬天的視野，洞悉到今生和永恆。有些信徒誤把今生當成永恆，主要想要在地上得到想要的東西，忘記了在地球上走一回，在永恆中其實不值一瞥，信徒將來是要向神交賬的，不要只顧在地上「嘆世界」，而是要有異象及使命感。

《聖經》提到律法中最重要的兩條誡命是盡上一切去愛神（太二十二37），以及愛人如己（太二十二39）。兩條誡命包括愛神、愛人及看顧自己，而退休信徒可以從身、心、社、靈這四方面實踐這兩條誡命。退休信徒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身）及情緒（心），與人有美好的人際關係，服侍社群（社），以及有美好的靈修生活，以至與神有美好的關係（靈）。

除了明白《聖經》的教導，Wendy認為教會可以訂立確定的目標，為退休信徒提供全人的牧養：屬靈、身體、情緒、康樂、持續學習、人際、服侍、福音外展等，協助退休信徒在靈性上有所長進及有使命感，裝備他們在教會內及外展事工中服侍。不過，更重要的還是要鼓勵信徒建立美好的支持系統，即使退休信徒參與門訓時亦可以很投入，但隨著課程完結，受訓時所點燃的那把火也有機會熄滅，若有好的支持系統，便能繼續與其他信徒彼此鼓勵及扶持。

在地上工作，退休的人大多是從自己的工作崗位中退下來，但在神國事奉，永不言休才是正常的，這樣說並不代表信徒不可以休息放輕鬆，而是要明白信徒即使從地上的工作退下來，他們仍能在神國中作出貢獻。退休信徒只要發現自己的異象及使命，保持活躍的生命，繼續成長及享受生命，努力成為神讚賞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珍惜神給我們在世上的許多機會，好好去事奉祂、服務其他人，並去廣大的福音禾場收割，相信人生的下半場必能活得非常精彩。教會若能積極教導及牧養他們，必定可以為教會及廣闊的禾場栽培出強而有力的「新力軍」。

疫情之下，政府對宗教場所的限制愈來愈嚴苛，甚至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只有受薪同工才能進入，教會在這段期間可以有甚麼機遇，即使四面受疫，仍不被困住？明光社於2022年2月22日，舉辦了一次網上講座，當晚的分享嘉賓包括了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及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他們分享到教會在疫情下的機遇，以及面對的困難。

參加人數，不跌反升

教會的活動包括崇拜、團契、主日學等在疫情下都已經轉為在網上舉行。陳淑娟牧師表示教會的活動不減反增，而這對教會來說也是一個機遇。就她教會來說，以前參加祈禱會的人數不多，但在網上舉行時，反而由一堂祈禱會增加至三堂祈禱會。至於團契，以前男士組的組員為了生計難以開組，網上開組可以把時間挪移到較晚的時間，男士組反而有所復興。甘晨智牧師也表示在網上團契有其好處，例如職青沒有趕回家的心理包袱，能盡情投入，更不必說基教部課程，實行現場及網上雙軌制之後，參加人數也見增多。

當然，為了配合網上的活動，事前功夫不可少。陳牧師提到他們早前為了確保長者及基層人士不會被忽略，已派了網卡及平板電腦給他們。長者到時到候只要按一個鍵，亦可以「上到」教會。甘牧師相信基本上教會的長者已學會上網，也不會錯過每條WhatsApp上的訊息。不過，總有長者或信徒不喜歡或不習慣網上崇拜或團契，陳牧師回應指，只有鼓勵組長多花功夫，透過電話關顧有需要的肢體，而甘牧師則表示在許可的情況之下，鼓勵信徒領袖與弟兄姊妹面對面溝通。

心態與形式

雖然信徒普遍喜歡參加現場崇拜，但當一切都必須在網上進行時，迫使信徒多些反思自己的崇拜心態，對信徒自己及教會來說未嘗不是好事。歐偉民博士指出崇拜非常重要，在於那一刻信徒心態上需要投入及專注於同神一起。信徒在這一方面需要更多思考及更新，不應單單想著甚麼時候才能與弟兄姊妹一起，矮化了崇拜的意義。若基於堂會的限制，信徒若發現堂會崇拜的直播或錄播形式不適合自己，信徒可否自己在家中做崇拜？歐博士認為是可以的，他又指沒有一個崇拜的形式是最好的，如何將心獻給神，把榮耀及頌讚歸給神，懷有這種心態更加重要。陳牧師相信不可停止聚會並不局限於教會的現場崇拜，重要的是信徒有沒有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主。她教導信徒，自己安坐家中時，要專心崇拜，不要一邊崇拜，一邊刷牙或吃早餐。除了崇拜心態上的反思，甘牧師也提到疫情下弟兄姊妹建立了新的崇拜習慣，其實有助堂會的發展，相對於信徒以前有較高的要求，現在他們可以較為接納崇拜中有彈性的安排，接受教會在人手及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把之前的敬拜錄影，在新一堂的崇拜中播放，而信徒亦能接受用視像的形式講道，這樣，當教會要開設一堂新的崇拜時，資源計算就相對來得簡單。

信徒不單可以在疫情中更新崇拜的心態，也有機會被復興。歐偉民博士指以前信徒大多只參加教會的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更新改變生活模式，把信仰和生活結合。歐博士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不多信徒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教會不一定要參與政治，卻可以貼地關心民生的需要，年青人在這兩年也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正面的影響是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彼此合作，互補不足

疫情之下，面對諸多限制，教會若想繼續服侍信徒或街坊，打破門戶之見，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歐博士建議好人好事的故事可以互相分享多一些，愛鄰舍便是愛身邊的人，遇到鄰舍有需要，作出回應，即使只是一個小故事，但一點點感動也能成為動力，鼓勵他人保持一團火去繼續服侍神。他指出機構與教會合作是一個見證，例如可以合作提供暫託服務，由於街坊在區內很難找到有關服務，而堂會星期一至星期五是閒置的，便可以騰出空間給小朋友。陳牧師希望大家能有one church的概念，不論是機構與教會的合作，還是堂會與堂會之間的合作，這都是很重要的。她認為教會網絡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網絡中的教會有不同的資源及強項，彼此結連，會有更大的動員力，一起服侍更多街坊。另外，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非常好。她又表示超級大型的教會相對來說有人、有錢、有物資及有地方，小型教會面對的困難是，有一兩個同工染疫，已經無法舉行崇拜，而甘牧師則提出，大型堂會可否幫助小型堂會舉行崇拜，甚至可以幫忙錄影等工作等。

疫情下教會確實面對不少挑戰，但套用歐博士的說法：「堂會仍然需要關閉，但不代表可以關上人的生命見證。現在不做，等疫情過後再做便沒有意思了。」在最困難的時候，教會要在場。其實在場的又豈只有教會，不是還有愛教會的神嗎？只要教會「疫風」而上，我們可以看到「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的教會，她們服侍的身影，以及復興的景象。

編輯﹕謝芳

「我們雖然四面受壓，卻沒有壓碎；心裡作難，卻不至絕望，受到迫害，卻沒有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我們身上常常帶著耶穌的死，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的身上顯明出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為耶穌的緣故常常被人置於死地，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4﹕8-11〉‬

疫情持續兩年，不少基層孤立無援，需要日增。有基督徒見到鄰舍徬徨無助，主動勇於出手相助。筆者訪問了一對約30歲的情侶Kevin & Elaine（K&E），分享他們在去年聖誕節期間參與基層家庭關顧活動的感想，是兩個平凡但勇於服侍的生命見證。

K&E對於神透過這些受助人使他們得到滿足，心裡十分感恩，故渴想成為滿足其他人的流通管子。身為社工和老師，他們明白社會上也有很多服務幫助基層，肯定當中也有付出愛與關懷，如果只著眼一時服務，其實也可以很「表面」的。他們相信耶穌的工作很貼地，任何形式也可以。「今天是我，明天可以使用其他人。讓人認識神，不怕再被標籤、被拋棄、被欺凌，實在很想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他們、愛他們，這便是生命的見證。」他們分享道。

疫情下堅持事奉的突破

教會每年聖誕節都會祝福社區，並且祝福身邊人，K&E的牧者一直教導信徒走出社區的重要性，因為教會是讓人認識耶穌、聽福音，這個角色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取代。服侍，也使他倆相信基督的愛心可以突破疫情和界限，疫情下堅持靈活事奉，更可以打破教會之間的牆，無論是宗派原因，抑或教會行政考慮，以往未必能合作的，在疫情下卻能彼此配合關心困苦人，這是何等的美事！他們並非想被人讚賞為「好人」、「有善心」，是因為看見有人困乏而去回應需要。在他們曾參與的活動中，為了嚴守防疫措施，小兩口在同一天的義工活動中，卻選擇「兩不相見」﹕Kevin帶著這個4歲小男孩和他的年輕媽媽，穿梭於錦上路的跳蚤市場、紅磚屋和錦田市中心；而Elaine就陪伴著婆孫一家三口轉乘小巴入圍村，並去了採摘士多啤梨。他倆雖不見，心卻在一起。

Elaine從簡單的開篷巴士市區遊，到錦田鄉郊遊，在同行中看到基層婦女和兒童的「釋放」，她們一直被困在環境和無助中，這次一起玩遊戲時，便將喜樂和愛带給她們。的確，生命除基本需要，經濟、情緒、困難例如家暴，實在需要主的介入，唯有祂才能幫助她們走出黑暗，在絕望中看到光。自己的参與可成為橋樑，讓人與主相遇。

疫下新定義

隨著疫情和防疫措施，關顧的機動性提升了，疫情下香港所有人都被震動。K&E相信，如果能在當區伙拍一些機構，一同將服侍擴展，正如以往派飯券行動中，有未信主的朋友参與，亦都因著關心有需要的人士而經歷和感受到主耶穌的愛。因此，他們認為傳福音因著疫情重新被定義，看見貧窮困苦孤兒寡婦，若然沒有鼓起勇氣突破，不踏出社區做關懷工作，就無法成就活的信心。

他倆以往的價值觀隨著疫情調整打破，人們常常說教會是大家庭，讓貧苦大眾有回家被愛的感覺好困難，服務和活動會完結，要走出安舒區好大挑戰。現時的服務是落地的，人是關鍵，居安思危，不應安逸，用行動活出信仰的真實性，而不是只催促她們「返教會」。Kevin回想自己未信主的時候，其實也是困苦流離，正如眼前的這班朋友，全靠基督的愛去激動和挽回，得著了主愛，人心才能獲得真自由。

害怕染疫嗎？

他們坦言不擔心，因為深信平安從神而來。他們遵從防疫措施，保持足夠社區距離，嚴守幾多人一圍枱食飯，搓手清潔，恪守一切公民責任。他們認為，服侍不只憑信心，亦要合法合情合理，以自己的資源、能力、心態去打破疫情帶來的隔膜，並在服侍中見到主的能力。他們會盡力保護自己，保護被服侍家庭，當日多人會散開，不斷消毒，願意付上「不方便」的代價；不只是送出禮物，讓主耶穌在他們身上顯大，活出祂捨身的心。

心動小片段/小故事：

有錢買不到的和好﹕

這位早出晚歸作工的單親媽媽，曾因太著緊女兒功課，導致關係出現張力，間中代為照顧孩子的婆婆表示，有時看到外孫女起床時找不到媽媽的驚惶樣子很心痛。而今次錦田郊遊當中，看到婆孫三人的背影好感動，作媽媽的單純地說，寧願少賺一天工資享受家庭樂，是很值得！ 

基層家庭不需要同情﹕

那位單親媽媽陪同的4歲孩子，很開心，每個表情、每個肢體動作，彷彿知道那天的一切得來不易，短短的半天遊更是額外的禮物。對他來說，那天確有許多新奇有趣的事物，要他在預算中選一份禮物實在十分困難。作媽媽的，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年輕女士，疼愛兒子，温婉、謙讓、良好的家教，建立小朋友也很用心。看見在缺乏中，這位媽媽客氣而不貪心，只將自己最好的全給兒子，她是值得被愛，並在當中更加自愛。目睹的一切，都令Kevin反思到基層家庭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被尊重；他們需要朋友，但要平等而不是從上而下，不是施捨。

當日，小男孩願意拖著Kevin的手去看「恐龍蛋」——一個浸水24小時會發芽生長的蛋狀盆栽，這次真誠的陪伴讓人打開心扉，真的希望這位媽媽能將心開放給耶穌，認識那24小時安慰保護人的主。「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天倫樂，在基層家庭裡面原來是一種奢侈品；這次短時間的郊遊，已是小朋友期待已久的盼望。單純的小孩喜歡玩耍，他們需要和滿足於別人陪伴一下和一起遊戲，而非一大堆物質上的禮物。」

若友人跟你說：「我有30年安全持牌經驗。」而另一位跟你說：「我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你會願意或安心乘坐誰開的車？

兩個月前，我在台灣考取駕駛執照（駕照）。現在擁有兩個月安全持牌及一次安全駕駛經驗。相信除了那位曾立誓至死不渝地愛我的太太外，大概暫時沒有誰願意，冒險坐駕駛席旁。

二十多年前，我也曾學過車、考過牌。但「肥佬」（不及格）過後就再沒有重考。原因有三：一、香港學（考）車太貴；二、香港養車太貴；三、我的薪水太低。在台灣再次學車、考駕照，最大的原因是想到「常作準備」，為將來的服侍（工作）多作預備。當然，另一誘因就是在台灣學車考牌，實在是便宜，所需學費大約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我所報讀的駕駛人訓練班（即駕駛學校，簡稱駕訓班），更聲稱保證及格；意思就是只要你在筆試及場內試通過後，道路試可在一年內不斷重考（大概每隔兩三星期就有一次重考的機會），更不用額外付費，期間老師也會陪伴學員複習一兩遍路段駕駛，保證你考至及格為止，實在相當划算。

每多一張證件，也代表你多了一個身份、添了一份責任。過去作為行人，只需單純的留意「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現在多了駕駛者的角色，需要關注的事情自覺地增多了：交通燈、指示路標、行車線、車速、行人……，更不自覺地留意到車禍的相關報道。

多了留心才驚覺，台灣的新聞報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與車禍有關。不出三天兩日，就會發生嚴重而導致死亡的交通意外。嘗試在網絡上搜尋有關台灣車禍的資料，其中的標題也引人注目：〈台灣交通事故高發生率，已成新國安危機〉、〈台灣車禍死傷太恐怖 每年死者比921地震還多〉、〈台車禍死亡率東亞第一！網怒批機車「新三寶」〉。台灣車禍的死亡事故是美國、韓國的1.5倍，是日本的三倍，相比於香港更是七倍之多。說到機車（電單車），原來台灣的機車密度是世界第一。在2,300萬的人口中，機車總共有約1,500萬輛！扣掉未滿18歲、沒有駕照的，可以說幾乎每人有一部機車。所謂的「新三寶」所導致的意外，就是「逆向行駛」、「未保持安全距離」、「超速行駛」。一字說穿，就是要「快」。

「快、狠、準」或「快、靚、正」成為不少現代人的生活模式或追求的方向，以最短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事情。參考香港某旅行社的10天歐洲團，內容包括遊走六個國家、12處景點，這未免太過不可思議！「快」導致人停不下來，叫人不懂得「細味」，讓人無暇來欣賞、享受。在羅浮宮走上三天，大概也只能看到它內裡的點滴皮毛。怎能想像導遊所說：「你們可以入內參觀，大概三個小時在大門集合。」但最有趣是有遊客這樣回應：「三小時那麼久？我寧願多看幾個不同的景點！」

回到開車的題目上。意外的原因不僅是「快」或「趕時間」，更是關乎「態度」的問題。

在駕訓班，學員都需要練習道路駕駛。即使是第一次開車，我也知道路牌中以黃色大字所標示的60是車速的限制。誰知旁邊的教車師傅卻不斷的說：「加點油，再加點油。」隨後，師傅叫我看看儀表板說：「看，已過100了！也不是甚麼樣，你習慣開快，在考試時慢駛就一定過關。」違規、超速是問題嗎？至少在教車師傅的眼中，絕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試想，在學車的階段已給學員灌輸可超速的意識，在學員拿到駕照後還會遵守規則嗎？

在那一次（暫時也是唯一的一次）安全的駕駛經驗中，我堅持以法規下的行車速度來開車。結果，卻被後方來車響按「提示」，亦有不少尾隨車輛從旁超前，更有在道路中穿插的機車駕駛員，向我報以怪異的眼光，他們似乎以行動來提醒我，就猶如教車師傅所說的那一句話：「加點油，再多加一點……」

行車超速就是如此的「合理」，交通意外就變成這般的「平常」。

在台灣要累積安全駕駛經驗，看來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忍耐、包容和克制。原來擁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是殊不容易，值得欣賞。

《聖經》多次邀請神的子民用不同樂器及歌聲敬拜神（詩三十三2-3，七十一22-23，九十八5-6，一百四十九1、3）。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懺悔錄》Confession第四卷提到「讚美詩和頌歌帶來虔誠的力量，當這些歌曲的聲音流進他的耳朵，真理注入他的心，心中湧現虔誠之潮水，眼淚流下。」除了奧古斯丁，其他早期教父亦肯定敬拜詩歌的價值，亞他拿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提出以旋律呈現文字的方式，必然讓人盡一切所能去愛神。可見，音樂是極具能力的，敬拜不是崇拜中可有可無的環節，敬拜音樂或詩歌絕對有能力讓人與神更親近，行出神的旨意。

今次「我有話說」邀請了在不同大專院校教授世界音樂的黃愛恩博士（Connie）與大家一起談談音樂、敬拜及事奉。

Connie出生時只有三隻完整的手指，卻可以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主修鋼琴演奏，其後，更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取得民族音樂博士學位。

提起Connie，大多令人想到她是著名的香港三指鋼琴家、十大傑出青年，但Connie其實對民族音樂有深入的研究，她的博士論文題目，便是不同地域華人敬拜讚美音樂與它們互動的關係。Connie分享到學習民族音樂的過程讓她更了解自己、突破自己，亦讓她對音樂有更深的體會，並且反思敬拜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西方音樂著重音準、拍子準、音樂表達及技巧要完美。用西方這一把音樂之尺來量度的話，民族音樂大部份是音不準、拍子不準，合唱不齊聲。Connie認為錯的其實不是民族音樂，而是我們放錯了尺，我們並不能用西方定出來的美學準則來衡量民族音樂，民族音樂的重點並不在「準」，而在於透過音樂的活動去表達自己的身分。當大家走在一起「夾音樂」，在乎大家有沒有民族精神，那管他人有沒有走音，那管他人只是拿著做飯工具，走在一起便是自己人，表達出大家的一體性。民族音樂的一體性在於同一群體，西方音樂的一體性在於音樂的呈現：同一拍子、同一音符，並且演奏者通過演奏來肯定個人身份。這讓她反思，帶領敬拜的人，是否只求在敬拜中表現自己的才能？還是要放下自己的驕傲，知道自己用音樂帶領群眾來到神面前。同樣，作為神的子民，我們在敬拜時會否變得因循，只求音準，只喜歡唱熟悉的詩歌？忘記了敬拜的重點在於我們是同一個群體，正在向神敬拜。

音樂可以有不同的尺，不同的標準，民族音樂開闊了Connie的眼界，教她明白當她認為某一事物是一個蘋果的時候，原來對方可能覺得它是一個橙。Connie自言要學習放下西方音樂的框框，開始時覺得很困難，但之後卻覺得是好事，因為這幫助她避免急於下判斷，或單純去批評一首作品是否動聽，歌詞與音樂是否配合，反而讓她多思想創作人背後的動機及他們的心思。另外，這亦讓她不斷反思自己敬拜神的時候，她要用甚麼音樂去敬拜，她以為悅耳的音樂，在神的眼中是否同樣動聽？是否蒙祂悅納？還是她與神其實並不在同一條頻道上。面對教會的敬拜，Connie反思教會是否一定只可以接受某種風格？某些教會認為老人家一定只唱傳統詩歌、年青人一定只唱流行詩歌，殊不知，其實年青人也可以被傳統詩歌吸引。教會不時出現舊曲新唱的情況，其實傳統聖詩的歌詞蘊藏著豐富的神學觀，教會可藉此教導及提升信徒的靈性。

敬拜需要專業的演奏者，也需要對詩歌背後的神學觀有充分的認識，但Connie認為敬拜者，甚至帶領敬拜的人，最需要預備的是自己心靈及態度，敬拜者是否看到敬拜很有力量，他們的心是否對準神？Connie觀察到其他異教徒非常投入敬拜他們的神祇，基督徒敬拜的是永活的真神，為甚麼不能在敬拜時段更投入，反而感到不耐煩或昏昏入睡？Connie欣賞黑人靈歌及在囚人士的敬拜，因為他們那種發自內心的敬拜非常感人，足以讓人掉淚。這一種發自內心向神呼喊的敬拜，可能是內斂的香港信徒需要學習的地方。

Connie提到演奏者的特質是在台上表現自己，贏取大家的掌聲，是演奏者的魅力所在，但這無疑與他們在台上，需要引導會眾將焦點從他們的身上轉向神是有衝突的。Connie認為對付驕傲是每一個帶領敬拜者需要不時反省及操練的功課。即使他們理性上努力告訴自己避免驕傲，若心未到，彈奏樂曲時仍會不自覺地把「真性情」流露出來，讓台下的會眾知道他們想要表現自己多於敬拜神。有需要時，Connie建議牧者可以對演奏者作出一些提點，讓他們有所改善，配合他們屬靈生命的發展，事奉崗位作出一些轉變，例如從幕前退下來，做一些幕後的工作：擺放譜架、樂譜或收拾電線等，讓他們操練成為一個會眾看不見的服侍者，把焦點從自己身上轉到神身上，當經歷過這些，演奏者重回台上的服侍便會變得不一樣。

Connie再三強調帶領敬拜的人的心要對準神，她亦透過自己一個真實的見證鼓勵事奉者千萬不要因循，因為在你想不到的時候，神會介入及參與你自以為很平常，很不起眼的服侍。

有一次Connie在一間中學分享人生故事，為了避免學生感到沉悶，她如常一樣在台上隨口叫喚某一班及其中一個班號，邀請被「抽中」的同學上台回答問題。講座完畢，有一位老師問Connie是否事前與這位同學串通，Connie感到奇怪，老師為何如此詢問，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全間學校只有這位被「抽中」的同學，他的手指與Connie一樣有問題，這實在太巧合了，難怪老師以為Connie與同學是串通的。當時，大家都被神的作為深受打動，因為這位被「抽中」的同學，事後大受激勵。Connie在感動的當時，亦聽到聖靈跟她說：「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是神與你一起做，你不要因循。」

在不同的場合，Connie分享過許多次見證，不論對象是否信徒，每一次她都會向神祈禱，求問神的心意，想透過她向受眾傳遞甚麼訊息，她亦求神更新她，讓她可以活潑地分享一再重複敘述的見證。因為她不想因循事奉，她希望自己的心能對準神。

敬拜也好，事奉也好，其實並不是只發生在崇拜或教會中，真正的敬拜者或事奉者是生命的流露，他們知道與神的關係非常重要，他們讓每一日的生活都成為敬拜神及事奉神的生活。Connie見證了神的大能彰顯在她軟弱的身上，她認為她的軟弱在於她那一雙手，是外顯的，但有一些人，他們的軟弱是在內心的、又或是過去痛苦的遭遇。無論是怎麼樣的軟弱，但願所有渴望敬拜神或事奉神的信徒，都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讓神使用自己的軟弱，盡情地投入事奉，以生命敬拜神及事奉神。

年紀一大，時間過得特別快。轉眼間，在柬埔寨近兩年的事奉就過去了。回頭一看，心裡不自禁地發出讚嘆的聲音：主啊，感謝祢！

退休三年多，神不嫌我年逾耳順，對柬埔寨一無所知，仍差遣我到金邊參與基督教教育事工，祝福那兒的莘莘學子，主恩豐盈，感謝神！

到了柬埔寨，祂助我很快適應當地生活，結識了不少榮神益人的弟兄姊妹和宣教士；又讓我在金邊華僑基督教會敬拜祂，過團契生活，感謝神！

剛到金邊，與吳俊文校長一齊籌備創校事工，得校董指導，各同事努力，學校於2011年9月5日順利開學，辦小一及小二各一班，感謝神！

第一天開學，雖只有學生10人，但因老師愛心教導，學生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一年後的今天已有學生61人，感謝神！

各校董及同事雖來自柬埔寨、美國、菲律賓、內蒙古、香港等地，言語、習慣及文化各自精彩，但愛神愛人的心並無分別。他們「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感謝神！

建校舍、添家具、購電腦、築馬路、水電雜費、學生助學金、教職員薪酬等，全靠香港弟兄姊妹熱心奉獻；短宣隊的事奉又開闊了學生的眼界，感謝神！

學校發展路途還很漫長，需要一位有信心、有幹勁、有經驗、有遠見的校長。黃潔珍姊妹蒙神呼召，毅然離開香港，前往金邊，肩負起校長一職，感謝神！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感謝神！

摘要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1,172名受訪者中，88%基督徒受訪者認為墮胎並不 合理，但可以接受在某些處境下墮胎。一般來說，基督徒比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如繼續懷孕會危及母親性命和因姦成孕，但反對選擇性墮胎如因影響生涯計劃而墮胎。 95%基督徒受訪者認為自殺並不合理，但不同處境下自殺的接受程度並不相同。雖然受訪者的態度隨不同社經及宗教參與而略有輕微差異，反映社經及宗教參與對 態度的影響不大。調查又發現，受訪者十分重視上帝、生命和罪的價值觀，但這不是影響他們對墮胎和自殺態度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受訪者反對濫用自由、選擇 權和計算代價，這些因素與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有較高的相關性。對於教會來說，主要的挑戰是如何幫助信徒在實際的倫理處境，應用信仰的原則和價值觀，而 不是將基督對生命的教導化為律法，來審判違規的人。這篇文章主要是將在研討會中發表的結果和討論輯錄在文集內，完整的調查報告會單獨出版，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網頁發表。因此，本文並沒有加入有關參考其他文獻的討論。

一、引言
墮胎和自殺的情況有多嚴重呢？
2008 年，全球有4,380萬宗墮胎，平均每日12萬宗墮胎。一日內全球有約36萬名嬰兒出生，嬰兒出生與墮胎的比例是三比一。（Guttmacher Institute 2012）在香港，2010年有1萬1千多宗合法的墮胎，平均每日30宗墮胎。本地孕婦共生產47,847名嬰兒，嬰兒出生與墮胎的比例是五比一。(立法 會秘書處2011)[113] 但非法及在境外的墮胎數字並未計算在內。
 
每 年，全世界有近100萬人死於自殺，平均每40秒便有1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十萬分之16，較45年前上升60%。企圖自殺更是實際自殺數目的20倍。 (世界衛生組織2012)在香港，根據死因裁判官2010年的報告，共有1,022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十萬分之14.4。
 
由此看來，香港的墮胎和自殺問題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情況相似，都是愈來愈嚴重。目前的數據沒有搜集墮胎和自殺者的宗教背景，但基督徒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下，能否按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而非世俗的價值觀作決定呢？
 
為何進行這項研究？
這項研究希望能了解基督徒在倫理問題上的態度：是否贊成墮胎和自殺？有沒有一些墮胎和自殺處境是較可接受的？那些信徒較接受墮胎和自殺？
 
這項研究更希望能分析信仰如何影響我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一般來說可分兩種基本態度：一、擁護生命權(Pro-life)；二、擁護選擇權(Pro-choice)。這種分類源於60、70年代美國對墮胎的討論。擁護選擇權的一方倡議孕婦應該擁有自由選擇墮胎的權利；擁護生命權的一方要求保障胎兒的生命權利。
 
擁護選擇權和擁護生命權的討論也可以應用在自殺和安樂死的議題上。擁護選擇權的一方認為人有權和自由選擇死的時間和方式。擁護生命權的一方認為人有保護生命的義務。
 
這項研究按這兩大方向發展相關的價值觀，並調查基督徒對這些價值觀的看法。一種很自然的想法是，基督徒較非基督徒擁護生命權，也成為基督徒原則上反對墮胎和自殺的原因；相反，基督徒對人的選擇權有較負面的態度。
 
研究目標
這項研究希望能回答以下問題：
 
1. 基督徒是否接受墮胎和自殺？
2. 基督徒對不同的墮胎和自殺處境的態度是否相同？
3. 社經因素、宗教參與，和接受墮胎與自殺的態度是否有關？
4. 價值觀與接受墮胎和自殺的態度是否有關？
 
定義
根 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墮胎(induced abortion)是指將胎兒在可以獨立生存前時移離子宮。(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12)自殺是指自我故意終止生命的行為(“act of deliberately killing oneself”)。(WHOa2012)
 
參與宗教活動或經歷的頻密度，包括祈禱會、團契/小組、參與主日學/查經班、崇拜、閱讀聖經、聚會以外向神禱告和因信仰緣故曾流淚，和受訪者評估自己的信仰投入程度及與上帝的關係。
 
問卷設計
問卷共有4部分：
A. 處境：受訪者對7個墮胎和5個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
B. 價值取向：受訪者對30項價值題和3項建議題的認同程度
C. 其他：與世界價值研究(2005年的數據)[114]和歐洲價值研究(2008年的數據)[115]比較的有關題目
D. 個人資料：受訪者的社經特點（性別、年齡、婚姻、育有子女、家庭收入、教育、親友中有墮胎和自殺）和宗教參與（與上帝的關係、信主年日、參與崇拜、團契、主日學等聚會的頻密度。）
 
抽樣
這項研究採用方便抽樣法。今年2月以傳真邀請全港教會後，有9間教會回應。另透過明光社的同工、董事、研究中心的諮議小組成員及友好派發問卷。結果共有35個教會或團體參與，在4月中共收回有效問卷1,172份。
 
限制
因為這項研究採用非隨機抽樣方式，所以研究的結果只能代表受訪基督徒對墮胎及自殺的態度。根據受訪者的社經資料，可以歸納出「三高」特點（見第二部分）：家庭收入高、教育程度高、信主年日長，因此，受訪者的想法可能會較為接近。
 
二、受訪者的社經資料
性別
在受訪者中，男性佔35%，女性佔65%，這與教新在2009年的教會普查中的男女比例相約。(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年齡
在年齡方面，本研究的年輕人比教會普查中的年輕人較多（表6.1），15-44歲的共佔63%，而65歲或以上的只有8%。主要是因為部分長者不能閱讀，問卷的內容（特別是價值觀的部分）也較深和抽象。

表6.1 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資料來源：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婚姻狀況
受訪者的婚姻狀況，未婚49%佔最多，已婚44%，喪偶和離婚分別佔4%及2%。已婚的受訪者中，62%沒有子女。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方面，每月總收入$30,000或以上的佔46%，高於香港2011年普查時同等收入的家庭（35%）。(CSD 2012)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學或以上的佔63%，遠高過香港社會的數字（2011年只有18%）。(政府統計處2012)
 
信主年日
受訪者的信主年日，37%在20年或以上，29%在10-20年之間，合起來66%受訪者信主超過10年；另外，分別只有4%及10%在1年以內和2-4年之間。
 
信仰投入
75% 受訪者認為信仰十分重要，25%認為信仰重要，只有0.6%認為信仰不重要，沒有受訪者認為信仰全不重要。大部分受訪者（67%）認為自己對信仰的投入程 度很高（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1-6級中選擇5-6，6代表非常投入）。表6.2列出受訪者參與各項聚會的情況，也可反映他們對信仰的投入。83%受訪者經常參加崇拜，69%經常參加 團契或小組，59%經常向上帝禱告，40%經常閱讀聖經，37%經常參加主日學，23%經常參加祈禱會。
 
 
表6.2  受訪者參與各項聚會的頻密度(%)

三、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與其他研究比較整體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這項研究與世界價值研究(2005年的數據)和歐洲價值研究(2008年的數據)作比較。與其他國家的基督徒比較，香港的受訪者與南韓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不合理的十分接近(分別是86%及88%)，較歐美多國基督徒的數字(18-73%)為高。
 
對自殺的態度，香港的受訪者與南韓的基督徒認為是不合理的也較接近(分別有91%及95%)，較其他國家的基督徒高(65-90%)。
 
另外，這項研究的基督徒(88%)較2005世界價值研究中香港的非基督徒(74%)較不認同墮胎是合理的。但香港的非基督徒仍較歐美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不合理的。
 
其他研究(Hayes 1995; Tamney, Johnson and Burton1992)也發現，基督徒較沒有信仰的受訪者不認同墮胎，反映基督教信仰的原則，上帝是生命的源頭，是賦予生命的，生命的主權屬於上帝，人無 權奪去。同樣道理，人也沒有自由和權利取去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使是基督徒，他們對不同的處境，態度也可以迥然不同，這是下一節探討的範圍。
 
對不同處境的態度
這項研究共設定兩類墮胎處境：創傷性墮胎及選擇性墮胎。(Jelen and Wilcox 1997)前者包括四個處境：母親生命受威脅；因姦成孕；胎兒嚴重疾病；胎兒弱智。後者包括三個處境：13歲未婚懷孕；經濟困難；影響生涯計劃。
 
圖 6.1及表6.3顯示受訪者對不同墮胎處境的接受程度（在李克特量表1-6級，1代表十分不接受，6代表十分接受）。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的處 境，82%可接受當母親生命受威脅時墮胎，66%可接受因姦成孕，53%可接受當胎兒嚴重疾病，即使出生也只能存活一個月。這些處境較獲得受訪者的諒解， 可接受程度較高。
 
圖6.1 受訪者對不同墮胎處境的接受程度

表6.3 受訪者對不同墮胎和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

受訪者較不接受因胎兒弱智而墮胎(53%)或選擇性墮胎(61-94%)。在選擇性墮胎的處境中，受訪者較接受13歲未婚懷孕的姊妹墮胎；受訪者對因影響生 涯計劃和經濟困難而墮胎的接受程度最低，分別只有6%和15%。受訪者對所有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都很低(4-17%)。
 
基督徒雖然在原則上反對墮胎，但較接受創傷性墮胎，這情況在其他同類研究(Jelen and Wilcox 1997;McConkey 2001)中也出現。[116]一方面，這可能反映受訪者不是教條式的應用基督教反對墮胎的原則，在特殊的情況下，如孕婦不能控制的處境，也可接受墮胎（即創傷性墮胎）。另一方面，這會否容易陷入處境神學的困局，究竟在怎樣的處境中才可以墮胎呢？誰可以作出裁決呢？
 
四、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對態度的影響?
社 經特點包括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家庭總收入、教育程度和親友曾墮胎或自殺。宗教參與及投入指受訪者與上帝的關係，對信仰的投入程度和參與宗教活動或經歷 的頻密度，並以項目總和的平均值定出宗教參與指數，按其百分位數（Percentile）分作三等級：較高參與、中度參與、較低參與。
 
本 研究按表6.3將12個處境分為三類，以計算受訪者對創傷性墮胎（TAAI, Therapeutic abortion acceptance index）、選擇性墮胎（EAAI, elective abortion acceptance index）和自殺（SAI, suicide acceptance index）的可接受程度的平均值，進一步使用t檢訂（t-test）或方差分析（ANOVA），分析不同社經特點及宗教參與組別的TAAI, EAAI及SAI平均值，顯示那些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選擇性墮胎和自殺（表6.4）。
 
表6.4　創傷性墮胎(TAAI)、選擇性墮胎(EAAI)和自殺(SAI)可接受程度值較高的受訪者群組

置信水平：**=p<0.01  *=p<0.05
 
結果顯示，女性較男性接受不同處境的墮胎，這是可以理解的，女性可能較易體諒孕婦墮胎的決定。另一方面，男性較女性接受不同處境的自殺，與香港男性比女性較高的自殺率[117]是一致的。
 
已婚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未婚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這與年長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和年輕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可能是類似的情況。已婚的和年長的基督徒人生經歷較 多，可能會較易體諒在創傷性墮胎處境中孕婦面對的困難。同樣，親友有墮胎經驗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也可能是基於同一原因。未婚的和年輕的可能較易體諒孕婦 在面對選擇性墮胎處境中的決定。家庭總收入較高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可能是因為家庭總收入較高的，同時也是已婚的和年長的受訪者，所以較接受創傷性墮胎。 教育程度在中學或以下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在中學或以下的，同時也是較年輕的受訪者，所以較接受選擇性墮胎。
 
信主年日較短的較接受墮胎。宗教參與較低也較接受墮胎和自殺。後兩者反映信主年日與宗教參與都影響墮胎和自殺的態度。基督教的信仰不認同墮胎和自殺，因此，信主年日愈長和參與愈高，受訪者會愈認同這原則。家庭總收入較高的較接受自殺，其原因可能需要進一步研究。
 
然而，這些比較都是相對的。必須指出，總體而言，不同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的受訪者，他們的墮胎和自殺態度可接受程度值的差異，表示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對態度 的影響並不是很大。例如，未婚的受訪者接受選擇性墮胎的平均值是2.203（在李克特量表1-6級中1是十分不接受，6是十分接受），較已婚的受訪者（平 均值是2.079）只高0.124而已。社經特點對受訪者的態度有影響，平均值差異只是在0.12-0.39之間。宗教參與對受訪者的態度有較大的影響， 但影響也不算大(不同參與程度的平均值差異只在0.39-0.60之間)。信主年日對受訪者的態度有影響，較社經特點及宗教參與的影響大，但影響也不算很 大(平均值差異只在0.40-0.78之間)。
 
五、價值觀如何影響態度?
這項研究透過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將設定的30項價值觀題目歸納為五個因子：一、個人權利及選擇；二、代價及計算；三、生命觀念；四、對上帝的觀念；五、罪觀。
 
擁護選擇權(Pro-choice)的人會較重視個人權利及選擇，認為孕婦應有自由決定胎兒的生死，墮胎是孕婦的個人選擇，墮胎的決定應受尊重，胎兒是沒有 人權的，自殺是免除痛苦的途徑之一，人有權按自己的意欲結束生命和有自由選擇自殺等等。擁護選擇權的人也會考慮和計算各種代價（如時間和經濟的代價），如 何影響婦女未來的福祉。對於有嚴重先天殘疾或缺陷胎兒，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些胎兒就算出生，其人生也是一個悲劇，所以，更不應讓胎兒出來承受先天殘疾或缺陷 所帶來的痛苦。
 
擁護生命權(Pro-life)的人會較重視生命和上帝，也會對罪較為看重。他們會認為所有生命都是很有價值的。所以必 須珍惜和善用生命，而信徒應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為主作見證。雖然為人父母可能要付出很多，但也是值得的。對於上帝，他們相信所有生命都屬於上帝的，只有上帝 有權取去生命。生命中痛苦的經歷是上帝所容許的，上帝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祂的計劃。他們也會認為，因意外懷孕而墮胎和因痛苦或困難而自殺，在上帝眼 中是有罪的。上帝必懲罰罪人。
 
表6.5顯示受訪者在不同價值觀因子的平均值、標準差和受訪者數目(N值)。受訪者的擁護生命(Pro- life)價值觀（因子3-5）很高，平均值在4.93-5.53分之間（在李克特量表1-6級中1是十分不同意，6是十分同意）；擁護選擇權(Pro- choice) 價值觀（因子1-2）較低，平均值只在2.07-3.32分之間。這反映受訪者認同生命的珍貴和相信只有上帝擁有生命的主權，不同意墮胎和自殺是個人權利 及選擇，也較不同意在計算代價後，墮胎和自殺是必然的決定，墮胎和自殺都不是上帝悅納作為解決問題和困難的方法。另外，標準差在1或以下（特別是生命觀念 和對上帝的觀念，標準差分別只有0.64和0.72），表示受訪者的意見很接近，這可能與前面提及受訪者的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很相近的情況有關。
 
表6.5　受訪者的價值觀

值域：1-6；1代表十分不同意，6代表十分同意
 
表 6.6顯示價值觀因子與受訪者對創傷性墮胎、選擇性墮胎和自殺的態度的相關性。首先，擁護選擇權價值觀的因子（個人權利及選擇及代價及計算）與墮胎和自殺 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正數，表示愈認同擁護選擇權，愈接受墮胎和自殺。相反，擁護生命權價值觀的因子(上帝的屬性、生命觀念、罪觀) 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負數，表示愈認同生命權，愈不接受墮胎和自殺。
     
表6.6　價值觀與受訪者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

置信水平：**=p<0.01  *=p<0.05
 
第二，擁護選擇權價值觀的因子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在0.24-0.44之間，比較擁護生命價值觀的因子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在0.06-0.25之間）為高。換句話說，反面擁護選擇權的價值觀(個人權利和選擇、代價和計算)，與受訪者對墮胎或自殺態度有較高相關性；正面擁護 生命權的價值觀(上帝的屬性、生命觀念、罪觀)，與受訪者對墮胎或自殺的態度有較低相關性。即是受訪者雖然認同上帝、生命和罪的觀念，但並不是他們反對墮 胎和自殺的主因。這是否意味著受訪者雖然認識上帝喜悅甚麼和生命的主權，但這些都不是他們反對墮胎和自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墮胎 和自殺的問題上，受訪者反對人擁有自由選擇墮胎和自殺的權利，也不贊同考慮和計算各種代價作為墮胎和自殺的理由。這種價值觀與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相 關性較高。這是否反映一種負面和否定式，甚至是律法式或教條式的反對墮胎和自殺，而不是基於對生命的珍重和對上帝的認識？
 
六、對教會的意義
總 的來說，受訪者原則上對珍惜和保護生命的看法一致，墮胎或自殺均不合理，但在實際處境的接受情度則不一樣。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究竟信仰原則在實際處 境中應如何運用呢？我們會否容易墮入處境倫理的陷阱？但若只按信仰原則不管處境，我們會否墮入律法主義的陷阱？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在實際面對處境時可以 按甚麼倫理準則作決定呢？
 
其次，受訪者重視上帝、生命及罪，但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主要不是與上帝、生命及罪的重視態度相關，而是 與反對個人權利及選擇和事事計算代價有較大相關性。換言之，是教條式不贊成墮胎和自殺，而不是因為對上帝的認識或重視生命的價值。這是因為受訪者的信仰價 值觀已內化抑或信仰已變成僵化的教條？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將信仰價值觀生活化呢？
 
最後，受訪者基於不贊成個人自由權利反對墮胎和自殺， 這讓我們反思，教會群體如何抗衡自由主義？教會除了原則上反對墮胎和自殺，也須以實際行動關心和幫助考慮墮胎和企圖自殺的人，使信仰原則不是一種律法主義 的審判。受訪者對共同承擔胎兒出生後的養育責任，約一半人同意，另一半人不同意，沒有一致的看法，反映在這一實際行動上未有共識。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以實 際行動支持信仰原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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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面對同性戀者，往往會手拿聖經，一段段的教導，配合著懲罰，以為有了規條，加上審判，他們就會「改過自新」變回異性戀者。精神科醫生康貴華在明光社十三周年研討會中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事實並不如此。要與同性戀者相處，要時間，要心思，更重要的，還是愛。
 
做精神科醫生超過二十年的康貴華醫生(人稱「康醫」)，行醫期間聽過很多不同的故事，當中不少是同性戀者的家人和兄弟姊妹的心聲。他說：「當中有一班因同性戀傾向有掙扎、痛苦，希望有改變的人。他們有部份甚至會如常返教會。他們有掙扎，但卻不敢表露自己的身份。」

同性戀的傾向不是罪　性行為才是

康醫與他們相處時，深深感受他們的無奈：「對大部份同性戀者來說，都是十至十四歲時發現自己的性傾向，當時他們發現對同性的身體有反應。整個情況是無辦法（控制），是好自然，不是自己選擇的。如果這（性傾向）不是自己選擇，那又怎能算是罪？正如我們也不可以說對異性有興趣是罪，但我們可以考慮怎樣回應，這就涉及選擇。」
 
同性戀的傾向不是罪，但與同性發生性行為卻是罪。康醫認為，即或如此，我們仍要愛，因為「神將罪人和罪行分開，我們可以接納罪人，可以愛他們，我們不容忍的是罪行」。他說：「不要單單強調真理審判，這些大家都知，你再強調都無用，其實成本聖經講好多關於愛，我們要多少少這方面，我們對同性戀者有很多誤解、歧視就是因為欠缺關愛，我們希望兩邊能得到平衡。」

尊重選擇　堅持同行

知道自己是同性戀者後，有些人會選擇走同性戀，甚至多元性愛的路，但同時有些人亦會選擇為主持守聖潔。康醫表示能減少受同性吸引，已算是成功，不應強求變回異性戀。他說：「曾經有弟兄分享說他願意持守聖潔，最後減低了同性傾向的吸引，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行動，只是向人說自己欣賞某某同性朋友，但都遭受批評，指他未有好好改過。這樣其實對弟兄來說很為難。」
 
至於一些自覺活得很好的同性戀朋友，康醫認為我們不能放棄這些朋友。他說：「可能他們在這一刻堅持說自己沒有事，但事實上他們面對著很大的困難。他們都知道，同性戀者患上愛滋病的比率比一般人高，之前我認識一位『快樂同志』，半年前提過他要小心，半年後再見，他說中了招（患上愛滋病），再問是怎樣招來的，他忍不住說：『是伴侶。其實我好忠心，我沒有出外搵食（發生性行為），但他有，之後我就有了。』」

讓同性戀者找到更好的

一些同性戀者心底懼怕，有很多負面情緒，但對著基督徒，他們未必願意開放心靈。康醫認為，他們一樣需要福音，他說：「他們說不需要，但你知他們需要，他們說對生活好滿意，但他們也需要朋友。這樣你為何不繼續與他們做朋友呢？關心他，愛他，有機會帶他們返教會，進入信仰。或者他們以為自己已經好美滿，但其實更好的還未得著呢？為何我們不傳福音呢？這就視乎我們的信心。」

同性戀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也會失望、失戀、懼怕、孤單，需要人的愛，需要神的愛，有時只是欠一個時機。康醫說：「到某一些關口、遭遇，他會發現的。至於基督徒，我們要相信和等待聖靈的工作。」
 

容讓事奉，關注全人

不少教會牧者認為同性戀者是罪人，不准他們事奉，甚至不准他們與同性有身體接觸。唯康醫認為適當的弟兄姊妹關係對同性戀來說是必須的。他說：「同性戀者要『出櫃』（告訴別人自己的性傾向）時，當然會好驚，我們其實應該要多點關心，並了解他們的情況，因為他們對你『出櫃』，正是對你信任，相信你會尊重他。」

至於事奉，康醫認為應了解情況，如果他們沒有性的犯罪，只是單純的一個同性戀傾向，可以容許回到神的地方，讓他們和一般人一樣的事奉，這樣上帝可透過事奉更新他們的生命。

性別角色不協調  要留意，但切勿標籤

康醫表示性別角色不協調的小孩中，有百分之四十至七十長大後是同性戀，但就強調家長千萬不要自行將小朋友標籤，要尋求專業人士的意見。他以男生「織冷衫」為例，說：「千萬不要否定男仔織冷衫，織冷衫又不是犯法又不是罪，但我們都可以幫助他們建立男性化的嗜好，各人的組合可以不同，但要建立多一點與性別相同的嗜好，好讓他們容易重獲性別角色的認同。」

香港人為爭取民主已經努力了超過四份之一個世紀，到現在仍然沒有清晰的路線圖，不少人因而等得不耐煩，甚至有一些較出位的行為，希望引起大家注意是可以理解的，而近期多了許多年輕人關心社會更是可喜的現象，要推動民主，市民必須有願意當家作主的心態，不應該對政治和其他影響市民大眾的事漠不關心。

不過，對於一些個人和政黨在爭取民主制度時候的表現，卻令人深以為憂，因為民主不單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態度，我們為民主制度奮鬥的時候，必須抱持一種符合民主的態度。例如：

第一， 對異見的包容，民主的基本精神就是因為我們明白社會是多元的，會有不
同的人、不同的意見、對事情有不同的判斷，我們可以堅持自己的看法，但必須尊重其他人表達他的看法的權利，不可以「有你講冇人講」。

第二， 民主制度就是希望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分歧，但近
年來令人擔憂的是肢體抗爭和語言暴力的使用都不斷上升，以及被合理化，而且不單是對一些所謂權力的代表，特別是政府，而是擴展到其他與自己有不同意見的團體和政黨。

在今次有關政改的爭議，最令人傷惑的是一些反對改良方案的泛民成員對其他支持的泛民成員的人身攻擊，有議員和政黨可能認為這種激烈的表達方式其實只是一種引起市民和傳媒注意，向政府施壓的技巧，但對一些曾經並肩爭取社會公義的盟友來說，所造成的傷害是很深的。若果說這不過是一場「騷」，私底下大家又可以一起笑笑口「拍膊頭」的話，未免太虛偽，在民主政治之中，選民最討厭的就是信口開河，講一套做一套的政客。

上星期一條批評會考考官英文發音的自拍短片，成為全球最高點擊率的五十個短片之一，好不熱鬧。主角Ruby成為網友的討論熱點，被人肉搜尋「起底」之餘，更有人在facebook「面書」發起反Ruby的群組，一下子有二萬多人加入。另一邊廂，不少網民亦批評此等網絡欺凌惡行，呼籲其他網民手下留情、網開一面。

近年新學制口號經常強調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學習觀。能就事件作出批評，表現出獨立思考的判別能力，本應鼓勵。當「初哥」的理性基礎正建立和鞏固，運用僅有的世界觀和語言知識作出判斷時，難免有片面之誤。倘若要批評她的評論，也應說之以理，動之以情。群起的的責難和惡言相向，只會為初生之犢留下陰霾。任誰都在獲得機會的情況下，才能勇於跌倒，敢於成長。過分地棒打出頭鳥，到頭來悄悄地使「少講少錯，不講不錯」的學習態度蔓延開去。

事實上少女在短片中對考官英文發音的批評並非毫無理據的，不過態度的確太囂張。然而她的態度實非新事，在青少年間見怪不怪：在考試後談笑風生地討論「正確」答案；火車上拿着i-Phone與友評理；粉絲會中爭風吃醋的女孩，正正同樣地表現出這種語句中，英、粗話夾雜，一副理直氣壯的表情和句尾中加上提高音調、延音的「囉」字助語。惹人厭的並非理據不足，情感不悅，才是致命傷。縱使論據力透紙背，挑釁的態度成為障礙物，把受眾的焦點轉移至備受挑戰的感受，挑起反擊的情緒。

畢竟良好的處事待人態度並不是與生俱來──尊重是需要學習的。尊重是開啟真誠對話的關鍵，缺乏尊重的討論往往帶來很多非理性的爭辯，語帶傷害。青少年在學習知識過程，倘若缺乏了尊重的智慧，則變得目中無人。心高氣傲，有知識卻無智慧，只能作井底之蛙：看不到更大的世界，更遑論察覺到自己只是一隻小小青蛙。

想讓別人理解自己的想法誠然是你心底的渴求；反之亦然，身旁的人也渴望得到你的理解。世界是立體多面的，亦非如教科書般單一分割；而人亦有優有劣，並非完美，也非世界的頂端。開啟真誠的對話，認識和尊重更多想法，從相異處尋找諒解才是邁向成熟之道；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才有更多學習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彼此尊重、真誠對話是社會進步和民主的基礎。近幾年青年在政治及公共空間上表達「我不滿」的聲音的確有明顯的攀升。更多青年議政確實是社會的喜訊。要讓社會明白青年的關注，在網上「舉手」、靜坐苦行或組織遊行之餘，尊重溫和的態度能讓訴求和理據更清晰流出。盼見青少年能積極發表想法之際，伴以更多尊重的真誠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