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話到抗爭 — 淺談社會行動的多樣性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自從2019年，社會對用激進手段進行的抗爭，看法兩極。贊成的一方，認為抗爭者本來想用傳統寫信、簽名等方式表達意見，但完全沒有反應，所以才用較激烈的抗爭，而且只有激烈抗爭，社會才會感受到切膚之痛和需要，這樣才會帶來改變。但反對的一方認為，社會抗爭太激烈，影響民生的話，既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甚至倒過來會招人反感。

近月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的抗爭活動，整個暑假在英國不同的高速公路堵路，在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外牆噴上漆油，甚至到博物館將罐頭湯潑在名畫上。當地警察單在今年10月就動員過萬警員去處理這團體的大大小小行動。由9月底的至整個10月，當地警方共作出677次拘捕行動，111人被告。

與真正的暴力抗爭不同，Just Stop Oil的做法並不真正破壞任何物件，例如他們倒罐頭湯的行動中，他們宣稱只會倒湯在有保護的名畫上，所以最後該畫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之後再加一句：「難道你重視名畫的安全，多過地球嗎？」[1]

環保團體做類似的行動，動機明顯，亦看出整個計劃在行動前有思前想後，他們說堵路只是為了給予大家機會去思考甚麼才是當前最重的議題云云。看上去理性，透過行動希望喚醒更多人回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曾經做過環保團體的發言人，但不喜歡這種抗爭手法的哲學系教授Rupert Read坦言，這種做法雖然能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後真的能成功動員的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二。[2]

他認為透過這類激動抗爭，並不能帶來廣泛共識，只會令社會走向兩極，而且會持續失去支持者。實際上Just Stop Oil 的發言人也表示收到不少人的投訴信，要求他們就這些抗爭行為帶來的影響道歉，但他說機構不會這樣做，他說：「巿民絕對有權對我們的行為表達憤怒，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憤怒？我們今日已經沒有時間再談如何提升大家的意識，我們需要行動。」[3]

公民社會或者壓力團體可能只從政策能否被有效倡議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但如果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很多人自然會問：堵路犯法嗎？淋湯到名畫上犯法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可能大家今日會想到用國安法處理相關問題，但在英國，他們本身就有法例處理公路的破壞行動，也有法例處理破壞名畫的行為。這些行為違法，參與抗爭的人也知道，也有準備會上法庭。當然，他們一樣會用盡法庭給予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去爭取和抗辯，所以一樣會籌錢打官司。

同時，社會亦質疑現時的法例會否令警察難以執法？英國本身強調人權自由，集會、示威、言論自由均受到社會重視和保障，但激進示威者透過破壞社會秩序，企圖喚起巿民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這方法合法嗎？根據BBC的報道，理論上堵路、破壞物件本身就犯法，某些行為例如拉人鏈入馬路，就未有法例明確禁止，即使警察有法可依，但該法例未有針對示威者這類行為，也沒有特別的指引，因此警察執法確有難度。[4]

為此，英國政府正審議公共秩序草案（Public Order Bill），規管有關的行為，例如堵路、人鏈、干擾公共設施的使用等，又加強警察截停搜查的權力，有關法例當然被一些支持透過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機構所反對，[5] 認為這些做法侵犯巿民的基本人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要求取消有關的立法，但當社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高速公路，甚至電力可以被干擾時，有沒有法例可以快速令社會回復正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討論點。

從社會抗爭的角度來說，激進抗爭這種做法和武俠小說裡的七傷拳一樣，雖然可以達到行動者想要的效果，但同時會令自己受傷。健康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應該聆聽巿民和壓力團體的想法，透過社會一起參與討論協商，謀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破壞來企圖令對方就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當中部份方法的確有爭議，這些方法應該要在必要情況下，並獲得社會較大共識才可以使用。同時，英國政府理應反思，透過增加警權去「管制」社會抗爭者，實際上未有解決他們本來所提出的議題，正如Rupert Read所言，這些做法只會令社會更加兩極化，而不會有機會成功回到會議桌，尋求解決的方法。

2022年8月23日抵達英國。想不到不足一個月內，竟然近距離經驗到英國新首相上任、女皇駕崩、新皇登基這些歷史時刻。其中，女皇離世所引起的關注及報道，更是全國（或世界）的焦點。

筆者得知女皇逝世，隔天下午到白金漢宮走了一趟。當日仍未有甚麼公開悼念活動，已有不少人民自發地聚集、獻花、悼念……之後，正如新聞的報道，有香港市民願意輪候三、四小時，到領事館表達心意；在倫敦，人民更能夠花上十三、四個小時，有的甚至要冒雨、露宿，排隊輪候到女皇靈柩前，作最後的致哀。

一個領袖的離去，能叫舉國哀慟，而不是讓全城「開香檳」慶祝，是因為她過去70年沒有任何的過錯？還是她有極佳的政績？或是她與人民有著極佳的關係？

英國媒體似乎就女皇逝世已作好準備。其相關的回顧、記錄片、採訪早就預備妥當，報道亦頗一致。重點並不在於追捧女皇過去的豐功偉績，更沒有談論她的成敗得失，主軸是傾向展現出女皇親民、慈祥的形象。從不少民眾的訪問中，均形容這在位70年的女皇像「祖母」般的親切。傳媒一般離不開在四個範疇來闡述女皇的過去。

一、微笑

不管是一般民眾的採訪，或是某些與女皇有較多接觸的人的專訪，他們總會提及女皇的微笑，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笑容——所代表的不僅是親切，更是一種善意的表達，願意走近他人，亦容讓及接納別人走近。一個笑容，就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領袖一方面要高瞻遠矚，更要體察民情。走近及走進群眾，才能明白人民真正的需要。

二、愛動物

女皇所飼養的小狗，成為討論她愛動物的起始點。隨後，人們回顧她自小是如何開始關愛動物；女皇曾親自為每一匹她所擁有的馬兒命名；她如何支持動物園的落成。能愛護、珍重動物，或許是一種愛心的表達，更是反映出一個人對生命的尊重。就如烏克蘭士兵在戰場上，把走失的寵物尋回，並帶牠回主人身邊一般。其中所帶出的訊息，絕不僅是愛護動物那麼簡單。

三、家人關係

在回顧特輯中，總離不開追述女皇的成長歷程，她與家人、親屬的關係，當中所強調的是其良好的品格及教養，是承傳自穩定及和諧的家庭。她自身所建立的家庭，與丈夫及孩子的相處，建構出另一幅教人欣羨的圖畫。一國之君的形象，不僅是日理萬機，同時與平凡人一般，需要處理及平衡家事日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中國哲理，似乎亦能在英女皇身上看得出來。

四、信仰

所問的並不是女皇有沒有信仰（基督教），而是論及其信仰能否成為她理事、決策的指標。「愛」、「公義」、「憐憫」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被上帝所管治的人，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當權在位者，理應要順從及降服於祂的法則。在追悼女皇的同時，亦是時候審視國家的領導，是否仍秉持創造主的最高標準來治理國家。新任的首相及剛登基的新皇，同樣會被人追問其信仰狀況。似乎一個領袖，單憑個人的能力或治國理念、經驗，卻缺乏更高的準則作其規範及導引，是不足以讓人民感到穩妥、安全。

世情萬變，女皇面帶笑容地接納新首相上任的握手畫面，尚未予人深刻印象之際，她突然逝世卻瞬間成為眾人的關注所在。領袖的興亡，實在是轉眼之間。要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還看他／她是否備受「愛與公義」所管束，能否以「憐憫」來看待生命，願否以一般平民（家庭）的角度來理解事情，而作出貼近民情的決策。真正的領袖或王者，要走進及走近群眾當中，明白及體諒他們的需要，並樂意與他們同行，學效降世為人的主耶穌。祂的生平肯定比在位70年的女皇精彩得多。若讀者想理解更多，不妨看看新約聖經的四福音。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上週有網民轉貼以上一張二創圖片，還有一段錄音，內容大致如下：

（男聲：幫我幫我發出去，好緊急好緊急！我表妹喺中大讀緊書，喺前線，而家成班中大教授都好緊張，而家班中大學生已經成功整咗一隻高達出嚟，係真係高達出來，依家準備揸（駛）出去尖沙咀，做堵路，幫手發出去。佢係有激光劍同埋有鐳射彈的，真係幫我發出去，大家千祈要小心，盡量唔好出街。）

平時，理論上，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到有關的圖片，聽到該段錄音，應該會很開心地笑，因為整件事被兒戲化，被戲謔了。情況就好像早年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建地牢時，有人惡搞變形金剛到場支援一樣（見左圖）。

當我們以為這種政治惡搞戲謔司空見慣，但今日的香港人或者真的有了精神衰弱，居然還真的有人很擔憂的問為甚麼會弄到「高達」出來？十分擔心高達會破壞社會安寧。

惡搞的人打蛇隨棍上，繼續創作更多圖片，例如在校園組裝高達的過程，在沙田望到高達的身影等等。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加上文字和錄音。虛擬高達居然一整晚變成了熱話，部份本來不知就裡半信半疑的巿民看到更多「相片」和「錄音」流出，都信以為真，有滋事份子還特意留言附和，令他們更擔憂。

可見，反修例事件本來引發的所謂真假難分的報道，到今日已發展至有些人未找到真相就盲目相信和亂傳的局面，情況十分不理想，當中除了因為群眾被情緒支配外，太多意想不到的事居然接連在這個城巿發生，令人失去對常理的測度的信心，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失常的事反而似真相。

這種盲目的背後，反映社會失控，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1. 社會整體地失控：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問緣由，當人覺得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對流言蜚語的抵抗力自然變低，事無大小也事必要先驚一場，之後才想想究竟怎麼可能。
2. 社會失去智者：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當大家都繼續傳播流言，又沒有人去實地查證，流言就會像劣質細胞一樣擴散。
3. 社會容易受操控：只要有人有系統，持續地發放流言，在城巿內的人不論事實真假，由反抗，保持中立，沉默不言，至最後只能相信，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覺得有需要去查證，或者會擔憂去查證消息，發現另一個真相時會遭報復。
4. 淪為極權社會：當極權可以無限地發放資訊，甚至隨便改變對事實的描述，而人又不思進取地接受，他們害怕失去統一聲音帶來的安全感，最後便只能接受單一資訊，失去反思能力，淪為無意識被操控的人。

但願我們仍然有基本良知，抱持理性求真的精神，戰勝暫時未能找到真相的恐懼，堅持初心，不隨便轉傳未經核實的消息，亦不會為社會製造流言，令社會走向恐懼的深淵。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眾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樣惡事要禁戒。」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5、21至22節《和合本修訂版》）

在這個世情紛擾難測、人際關係複雜、情緒容易激動的世代，人很容易便會迷失。在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展現了許多人性的美善，如無私、犧牲、堅毅和勇敢，但同時亦令人性的醜惡慢慢地滋長！任意的破壞、縱火、毆打、蓄意傷人和動用私刑！無論執法者或抗爭者都有不少人在情緒激動和自以為是的情況下，將對方非人化，做出一些有違人道、忘掉初心的事。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本來擁護和平的市民、牧者和信徒，亦漸漸失去了持守美善的信念和耐性，接受、甚至做了一些過往自己不會認同（或到現時仍認為有疑慮）的事，將自己的底線不斷向下移。

在社交媒體已成為日常生活重要部份的時候，我們亦要留意自己的初心，持守美善，例如保護自己的私隱是對的，不過，不應有雙重標準，應同時尊重與自己持不同立場人士的私隱。尊重言論自由不只是自己的權利，也是對方的，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在社會失序，大家失去很多過往共同信守的信念時，我們更需要省察，任何事都有界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界線、身體有界線、善惡亦有界線，小心察驗不同的界線，找出當中的美善，然後努力去持守，不以惡報惡，這是每個追求公義和良善的人，特別是信徒應有的初心。

今天的香港，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盪、不安與陣痛。從煙火瀰漫的街頭到新聞直播，再到社交媒體的帖文，每時每刻，無日無之地充斥著暴力、仇恨、過激的情緒與言論。置身於如此極端的環境中，相信不少人正受著負面情緒的困擾。「2019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發現，41.1%受訪者指「社會爭議」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頗負面的影響。[1] 對此，針對情緒高危族的需要（有自殺傾向、抑鬱及經常接觸暴力畫面的人士），筆者參考了《精神健康急救手冊》（下稱：《手冊》）及資深心理輔導員的建議，希望能幫大家自助或助人。

自殺風險

社會的不安氣氛或會令部份人士有輕生念頭，根據《手冊》，一個人是否有自殺風險，可透過以下自殺危機訊號來評估，[2]

• 聲稱會傷害自己或自殺
• 尋求自殺的途徑，如服藥丶跳樓丶吊頸丶燒炭等
• 談及或寫下有關死亡丶想死或自殺的內容
• 表現絕望
• 狂怒丶氣憤丶尋求報復
• 不理性行為：如不尋常的衝動或冒險行為，表現得沒有考慮後果
• 感到陷入絕境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疏遠朋友丶家人
• 焦慮丶激動丶失眠或嗜睡
• 情緒劇變
• 表示生存沒有意義丶沒有希望

一般有自殺傾向者都會有以上徵狀，但以上所列並非所有的徵狀。如果相信某人有自殺傾向，可以直接問他：「你是否經常有尋死的念頭？」《手冊》指出，直接談及「自殺」並不會進一步增強對方自殺的念頭。而若當事人有愈具體的自殺計劃，包括：時間、自殺方式等，即表示他自殺風險愈高。對於高自殺風險者，不要讓他獨處，除了陪伴他，也可以安排其他人陪伴他，並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3]

正視抑鬱症

衝突事件持續發生，會令人感到沮喪、哀傷，甚至抑鬱。「抑鬱」的意思很廣泛，可以形容一個人面對不幸事件時的不安感覺或情緒低落，但若狀況發展至抑鬱症的話，就要小心，因抑鬱症患者有較大的自殺風險。如患者持續兩星期或以上，差不多每一天都出現下列五項或以上的徵狀（當中必須包括首兩項的其中一項），均可在臨床上診斷為抑鬱症：[4]

• 持續不尋常的情緒低落
• 對平日感興趣的事物及活動失去興趣
• 失去活力或幾乎每日感到疲累
• 感到沒有價值，即使不是自己的過失亦易產生罪疚感
• 反覆想到死亡或自殺念頭
• 難以集中精神及作決定
• 動作遲緩或變得激動，坐立不安
• 失眠或嗜睡
• 對進食缺乏興趣或飲食過量，飲食習慣改變，以致身體消瘦或肥胖

對於抑鬱症來說，及早治療非常重要，拖延治療會影響患者的康復進度。而幫助抑鬱症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幾點：[5]

• 設身處地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不對其言論做負面評價
• 避免提出沒實際作用的建議，或急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如：振作、睇開   D、你不應該……、你應該……
• 鼓勵當事人明白只要經歷一段康復時間和適合的治療，其病情有機會好   轉的，令他有正面的希望
• 幫助當事人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心理輔導員、精神科醫生等的協助

專家的建議

筆者訪問了資深心理輔導員何尹美儀女士，她表示對於情緒受困的高危族來說，透過充分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來幫助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透過合理化（normalization）的聆聽，如對他們說：「經歷了如此特別的事，有這樣的情緒是正常的。」使當事人感到被理解。我們也可透過欣賞對方的動機，來加強對方被認同的感受，如當事人表示擔心朋友的安全情況，我們可以對他的動機表示欣賞。這不單有助當事人緩解情緒，也可以使他們與我們建立信任的關係。當受困者的情緒得到緩解並信任我們時，我們可繼而展開類似「還有甚麼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對話，把對方的焦點引向積極與希望的方向。但若遇到危急的情況，我們應第一時間打緊急電話求助、通知當事人的家人，或給對方一些可提供即時支援的熱線電話。

對於受暴力新聞影響的觀眾，何尹美儀女士建議他們盡量減少接觸暴力的畫面，尤其是在臨睡前的時候。她建議大家可改為第二天早上才看，並可減少看的時間與次數。而只看相關新聞的文字或頭條而不看畫面，也是不錯的做法。

雨後總有晴天，再大的風暴也總有平息的一天。希望大家處身於風暴時能夠照顧好自己和身邊的人。香港人，千萬不要絕望！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耶穌會怎樣做（What Would Jesus Do，簡寫：WWJD）是基督徒討論如何回應當代問題時，常常喜歡引用的思考方法，究竟耶穌基督面對我現時同樣的處境，祂會怎樣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不過，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不同的教牧、信徒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暴力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吊詭的例子。

其中一個支持耶穌也會使用暴力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一章12至13節所記載的耶穌潔淨聖殿事件：「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櫈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首先這是一件宗教事件而非政治事件，耶穌要針對的是一群祭司利用宗教禮儀來生財，將本來是敬拜神的聖殿變成烏煙瘴氣的市場，而耶穌所用的暴力，不過是推倒枱櫈，趕走那些做買賣的商販，只針對那些有問題的人而沒有涉及其他人。此外，若說以較激烈的方式（暴力）去回應一些做錯事的人和事，四福音中就只有潔淨聖殿事件，是耶穌行事中的罕有事件，絕對不是祂日常的處事方式。

當然，有人亦指出耶穌是被當權者視為危害社會的暴亂份子，而且祂亦宣稱會擾亂天下的秩序。正如馬太福音十章34至36節的記述：「『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不過，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並非指祂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指跟隨祂的人會與不信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親人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對立，更會被視為仇敵，亦會令地上動刀兵（有激烈衝突）。不過，這裡沒有指出是誰先動刀兵，因此，所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鼓勵或肯定信徒動武的行為。相反，耶穌不斷教導我們要愛仇敵，不過，卻沒有說仇敵會愛我們，甚至反而很可能會以暴力對付我們。

那麼，耶穌自己會用暴力回應加於祂身上的不公義嗎？若詳細地閱讀四福音，很明顯，耶穌一生宣揚的就是以愛去改變世界的思想，這思想絕對是非暴力的。而祂的態度和信念並不會因其他人的行為以及環境對他不利而改變。面對羅馬帝國加諸猶太人的制度暴力和不公義、不公平的對待，祂沒有選擇以武力抗爭、沒有經常示威，沒有以猶太人日夜期待，帶領他們脫離羅馬帝國武力統治，重建大衛的國的那位彌賽亞的形象出現，而是選擇做一個四處宣揚上帝的國要來臨的夫子。耶穌待人處事的原則和態度不是由群眾和祂的追隨者來決定的，就算令其他人失望，就算有人離開祂，甚至攻擊祂，也不會改變祂的召命來遷就或討好大家，特別是那些想盡快見到果效、積極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的群眾。

此外，當面對真正迫害的時候，祂不單自己沒有反抗，更拒絕其他見義勇為的人以暴易暴，當身邊的人為祂勇武地挺身而出，亦被祂阻止。在大祭司派人來捉祂的時候，馬太福音二十六章51至54節記載：「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由此可見，耶穌並非不能使用武力反抗，而是不願意使用武力反抗。而且惟有透過祂堅持非暴力的方式，以及透過個人無私的犧牲，才更能彰顯對方的不公義，祂以德而不是以力去服人，以愛而不是以恨去改變世界。

當然，在強調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時，並不代表耶穌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或一味的逆來順受。耶穌之所以為大祭司等人所不容，令他們誓要將祂殺之而後快，正正是因為耶穌每天在會堂、街頭和人群之中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不少都是衝著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等宗教和社會領袖而來，耶穌對他們嚴厲批判以及嘲弄，指出他們不公不義和偏離信仰原有教導的行為。對於社會問題，耶穌並非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祂甚至會感到憤怒的，只是祂關心和回應的方式，未必好像一些人期望的能帶來即時的效果和改變，這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基督徒應該是一群令當權者十分頭痛，敢於鍥而不捨地向不公義說不，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麻煩友」，不過，當努力做了應該做的事之後，便要學習交託，因為結果如何是上帝的事。羅馬書十二章19節及21節提醒著我們：「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2019年6月，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引起社會的激烈迴響，接二連三的肢體衝突，持續的抗爭令社會分化加劇。我們同時面對著大量的資訊，網絡上不同的文字宣傳、傳統媒體的報道、網上大量的現場報道、新聞發佈直播和示威現場的主觀鏡頭，資訊爆炸得令人一時間難以疏理和消化。此外，還有來自不同群組的圖片，訊息，影像，而真假難辨的訊息、以偏概全的報道、偏激的評論、假新聞的充斥等，都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明光社於8月8日，舉辦了「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與大家討論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互聯網世界準確接收訊息，和怎樣回應大是大非的爭議。

本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表示，在社會運動中，消息從網絡等不同渠道四方八面湧過來，她提醒大家切記要盡量查證。她當日列舉大量例子，證明「跟車太貼」（未了解事情狀況便急著回應）必然出事。對於圖片，她認為可以用圖片搜尋器去查一下它的來源，而文字則可以從作者、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消息來源，決定是否可信。她同時又表示，收到訊息後，切勿因為訊息內容令人極度恐慌或震撼便立即轉發，相反要留心發佈時間，盡量先查證，寜願慢一點才轉發。

筆者於當日簡介是次抗爭的兩大特點：沒有大台和以「不」來為行動定義。所謂沒有大台，就是指活動沒有一個明確搞手、沒有發言人、沒有對口單位。另外，就是所有行動只要不違反那些「不」的原則，例如：不送頭，不指責，不割席等，就應該尊重對方的想法、智慧和決定，各人可以各自努力，自己判斷應該有甚麼行動。運動的這些特質，全靠背後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幫助，例如討論區、即時通訊工具，還有無限無線上網等等，而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令抗爭由下而上出現。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牧者不是論政和從政的專家，所以最好只以政策的理念去討論和表達意見。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由於教會可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見，大家可能會因而身心靈受損，如果牧者再常常過份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有可能會令部份人更加不敢向牧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就教牧如何處理不同的聯署，蔡志森建議聯署訴求宜單一清晰，方便閱讀和簽署。如果要簽聯署，往往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去處理，除非聯署中有明顯不認同甚至反對的原則，否則教牧可以按感動而簽名。

我們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無法左右大局，很多時只能對著一幕一幕令人心弦震動或悲憤莫名的場面乾著急及熱淚盈眶！由於長期處於情緒的張力之中，已經令不少香港人的身心靈都出現不同的癥狀，若果不好好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媒體使用習慣，恐怕只會每況愈下。

過去幾個月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社會抗爭和警民衝突，已經遠遠超出大家的想像，亦不知如何收科，更令人憂慮的是，部份本來和平理性、客觀持平、反對暴力的學者、教牧和弟兄姊妹，亦變得愈來愈偏激，對一些以往不認同的暴力行為的包容程度也愈來愈高，足見大家的情緒已被這場運動深深牽動。如何在偏見與情緒之中避免迷失方向，不忘初衷，是每個人（包括牧者）都要常常自省的功課。無論對信仰和政治，以至一些倫理議題，如何慎思明辨愈來愈重要。

當然，保持冷靜不代表對社會問題和他人的痛苦冷漠，信仰中一項重要的功課是我們要為主大發熱心，努力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在大時代我們不應是旁觀者，而是必須努力做好自己守望者的本份，上帝將我們放在今日的香港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不過，政治並非人生的全部，在關心社會政治的時候，不要忘記一些倫理問題的趨勢，包括同性婚姻和墮胎等，對社會都有深遠影響。此外，個人固然應有生涯規劃，教會、機構、甚至整個社會亦然。不要只著眼面前困難，而忘記其他長遠目標。衝勁是我們很重要的動力，但惟有堅毅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這幾天，不少中學同學透過人鏈在學校附近連成一條線，有些人會舉牌叫口號，當中有一幕吸引不少網民，就是男女用原子筆或雨傘等物品來連線，避免手拖手的接觸。有網民因而笑言「明光社性教育深入民心」。

翻查明光社的性教育教材，當中有一課叫身體界線。我們用Desmond Morris的親密距離12個層次來形容不同人際關係應有的距離，而手和手的接觸（hand to hand）是第四層，就是人與人之間打破隔閡去進入更親密狀態的接觸。我們平常的教導是：由手與手的接觸開始，就已經是一種親密表達。

平常，這個時候的課堂往往會有小起閧，相同性別的同學突然會手牽手，擁抱一下，去表達他們的親密已經「超越一般的點頭之交」，而同時他們亦有意識，男女兩性的親密是有程度和層次，每次進入更親密的另一層次之前，必須要得對方的同意（consent），否則可能會令對方有不快的感覺，甚至成為一個騷擾。

可見，無論同學是願意手拖手，還是要用物件分隔，這也是代表著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正在學習好好管理自己的身體界線。或者有些人會覺得這做法很傻很搞笑，又或者有些人會揶揄他一拖二等等，其實這些大人的戲言，會對正在學習管理自己身體界線的青少年帶來很多影響。據了解，一個原本出了一張「一拖二」的相片的相簿，收到事主的私人短訊，要求刪除相片，最後雖然出帖者有刪圖，但被不斷轉傳的相片，已經難以追查了。

如果社會珍惜我們的下一代，大家要好好陪伴他們，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也讓他們透過人與人的相處，去掌握當中的界線。 當然，在過程中他們亦要學習不會因為無聊的嬉笑而改變自己本來認為合宜的做法。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永恆主對約伯說了這些話以後，永恆主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怒；因為你們議論到我、不如我僕人約伯說的正確。』」（伯四十二7《呂振中譯本》）[1]

神是恩慈的上主，但祂也有發怒的時候，聖經中不乏神發怒的經文。神發怒並非因為祂情緒化，心情不好隨意發洩，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三十四6）。祂發怒每每都是因為人得罪了祂，讓祂忍無可忍才「發火」。[2] 祂會向輕視祂的子民發怒（民十一10、19-20、33，參民十一6）；祂會向棄絕祂訓誨的子民發怒（賽五8-25）；祂會向離棄祂而去拜偶像的人發怒（何八3-4；撒十3）。[3] 基本上，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及接受神因著祂的子民跪拜偶像、離棄祂及祂的命令、驕傲自大、又或是摒棄公義，甚至多行不義而發怒，但我們或許難以理解神竟會對為祂辯護的人發怒。

約伯記中，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和拿瑪人瑣法是約伯的好朋友。當他們得知約伯財物盡失、子女俱亡等極大慘況時，他們相約來到烏斯地安慰約伯，試圖分擔約伯的哀痛，讓祂的痛苦得以紓緩。[4] 這三位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好朋友，他們眼見約伯連健康也失去了時，他們不惜七日七夜一言不發的陪伴約伯，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們對約伯的愛及安慰（伯二12-13）。[5]

約伯若然沒有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他們或許會一直沉默不言，與約伯一起坐到「地老天荒」。他們可以體諒約伯的慘痛，卻無法接受約伯控訴神。約伯咒罵自己的生日，在他的朋友聽來，他無疑是抨擊神的創造，否定生命是神所賜予的禮物。[6] 因著約伯以控訴神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好友便恍如神的辯護人，一個接著一個與約伯進行口舌之爭。每經歷一番對罵，約伯的言辭便愈發激烈，愈發責備神不義（伯十三3-12）。

在這場辯論中，以利法的主要觀點是人非常卑微（伯四）、沒有人是公義的（伯四17、十五14），因此神不信任人（伯四17-19，十五15-16）。神是公義的，祂不會無緣無故降災（伯四7-9，五3-5、13-16，十五20-35），降災是為了管教不義的人，這對人來說是有福的（伯五17-27）。以利法認為約伯有如此悲慘的遭遇，是因為他曾口出惡言，甚至行惡（伯十五5-6、12-13、二十二5-11），得罪了神，神降災是要約伯回轉，只要他回轉，神必再次祝福他（伯二十二21-30）。

比勒達的觀點與以利法相似：世上沒有義人（伯二十五4-6）、強調神的公平公正，祂不會隨便懲罰敬虔者（伯八2-4、十八5-21、二十五2）。他指責約伯對神的批評如暴風一樣，充滿破壞性（伯八2），[7] 他認為只要約伯回轉，行為正直，神必賜福與他，因為神不離棄完全人（伯八5-7、20-21）。

至於瑣法，同樣憑約伯所說的定他的罪，也認為約伯犯了實質的罪行，才會面對種種禍害（伯十一2-6，二十3-29），他如以利法和比勒達一樣，力勸約伯悔改，好得到神的保護及祝福（伯十一13-19）。

總括而言，約伯記中有很多觀點是反反覆覆的，主要提到神是公義的神，祂不會無緣無故降下災禍，讓人受苦，當人遇到災害，只因人行惡，作了不義的事情，剛開始行惡時或許會風光無限，但最後還是沒有好結果。人要改變這狀況，只好尋求神，從罪中回轉，行為正直，才能享受神的保護及賞賜，遠離災禍。或許我們有時也難以理解為何善良的神會容讓災害發生，特別是降災在義人身上，但至少知道信靠神並不等同生命無風無浪，人生路上遭遇災害不一定是因著自己又或是父母犯罪（參約九1-3）；然而，對於約伯的三位朋友，神賞善罰惡是最自然不過的神學觀念，這觀念主要來自他們的所見所聞和人生經驗（伯五3-7，十五17，二十4-11），以及前人的教導（伯八8-10、十五18-19）。其實約伯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除了身心受創，信仰上也面臨極大的打擊。

基本上，約伯及其朋友對於神的闡述，就是神賜福義人、懲罰惡人的觀念是合乎聖經的教導，聖經亦多次強調神的子民需要謹記及留心自己的行事為人，這樣他們才能得到神賜福，享有豐盛的產業，相反，行惡的必招來禍患（申七12-15、箴三1-12，四10-27，十一1-21；彌六9-15；哈二1-20）。到了新約，雖然信徒因著信耶穌而白白稱義，但仍然要謹慎自己的言行，免得將來受神責備（羅二6-11；帖前四1-8）。

這樣看來，約伯的三位朋友相信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既是正統及主流的思想，他們以此為基礎，與約伯爭辯，為何會惹來神的怒氣？他們持守神賞善罰惡的觀念，這想法本身沒有錯。他們是良善及敬虔的人，他們為神大發熱心，基於上述的觀念，希望規勸約伯回轉，這動機也是良好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掌握真相的全部，以致在應用正統觀念時出了岔子。約伯真的是義人，[8] 約伯受苦不是因為他是不義的人，相反，約伯受苦是因為他是義人，說得白一點，便是神看得起他，才讓他受苦（伯一6-12、二1-7）。他們看不到全部的真相，又對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根深柢固，以致缺乏了聆聽的耳朵，無論約伯如何大聲疾呼，強調自己是無辜的（伯十六17、2-5），他們都堅持以神賞善罰惡來解釋約伯的苦況，漠視了約伯的聲音。他們的目的本來是要安慰約伯，結果非但不能安慰約伯，反而增加了約伯的痛苦，惹得約伯反感，甚至反唇相稽。

另外，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雖然很努力替神辯解，但神還是對他們發怒，因為他們錯誤地揣測神的心意，以為神因著約伯犯罪而懲罰他，但事實並非如此。[9] 例如以利法提到「『人能在神面前算為公義嗎？人能在他的創造主面前算為潔淨嗎？他的僕役他還不信任，他的天使他也指責過錯，何況那些住在土屋裡，根基在塵土中，比蠹蟲還容易被壓碎的人呢？』」（伯四17-19）。他們看不到，神稱讚約伯為義人，祂信任祂的僕人，所以約伯才受苦。這一類談論神的說話突顯了他們的愚昧，最後他們要為自己獻祭，並由約伯為他們祈禱，才能止息神的怒氣（伯四十二8）。

約伯受朋友冤枉，神為他平反，指出以利法等人談論神時，反不如祂的僕人約伯（伯四十二7-8）；然而，神沒有偏袒約伯，神也親自向約伯下戰書，不斷挑戰約伯，讓他明白自己在苦難中向神說了很多無知的言語（伯三十八1-四十2）。約伯不知道自己受苦的真相，因著與神真實的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改變心意，撤回之前對神所提出的指控（伯四十二6）。[10] 因著約伯的改變，神加倍賜福約伯（伯四十二10-16）。

約伯記讀者的資訊確實比約伯及其三位朋友多一點點，我們看到天庭的一幕，這是他們看不到的（伯一6-12、二1-7），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看見全部的「真相」，更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們仍然還有很多不明之處或對神疑惑的地方，例如神為何要這樣「設局」，容許他所愛的僕人遭害？無論是理解聖經或神的心意，除了真相，我們受限於經驗、預設立場及知識源頭等。信仰如此，世事也是如此。

2019年6月9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遊行開始，社會上便充斥著不同的「真相」。單是6月9日及16日的遊行數字，便出現了很大的落差：6月9日的遊行人數，民陣指有103萬人、警方指有24萬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19.95萬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估計）約有50萬人、資深傳媒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75萬人。6月9日的遊行，民陣指有200萬+1人、警方指有33.8萬人、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40萬人、葉兆輝（估計）約有80萬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144萬人。[11] 計法不同、立場不同，得到的數據也不盡同。

除了數據，網上的影片分享也難分真假，[12] 有一些人在網上發放令人熱血沸騰或感人肺腑的遊行感想，但有人細心分析拆解之後，發現極有可能是虛「謊」一場。影片可以藉著非常專業的拍攝手法瞞騙觀眾，讓人信以為真，[13] 圖片更是難以呈現真相。圖片通常需要文字為讀者「解畫」。解畫人是按照真實的情況如實報道，還是按照自己所認定的「真相」來「解畫」？選取的角度不同，無形中影響了讀者對事件的判斷。[14]

在一個不能靠影片或相片探討真相的年代，觀看直播會否成為看清「真相」的較好選擇？但原來「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15] 有些記者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般直播，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仍是片面的一面之詞。即使觀眾努力收集大量「片面」的資訊，而大量「片面」的資訊最後還是「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最終還是不能令他們看到全面的「真相」。[16]

每一個人堅持的「真相」，其實都受到個人的經驗、預設立場及資訊源頭等影響。無人可以掌握整全的「真相」，各人只是忠於自己，選擇出自己認為正確，又或是自己喜愛的立場。這並不是說由於「真相」難尋，從此之後，大家對任何事情都不能發表意見，甚至不再採取行動。

「真相」難尋提醒著我們，在發言或行動之前，要小心謹慎，認真審視資訊的來源及內容，面對不同意見的人，更要學習先聆聽及了解對方為何持有與自己不同的見解，而不是一開始便判斷對方無理，自己才是看通及了解「真相」的一個。能夠彼此尊重，互相有良好的溝通，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大家重新審視各自收到的「片面」，從而再檢視自己所建構的「真相」。這並不是一場你贏我輸的搏擊，又或是一個急於說服對方的辯論比賽。到了最後，大家極有可能還是堅持原先的想法，但這並不代表討論對雙方沒有益處。只要每一次的對話，大家都可以在友好的氣氛之下進行：不口出惡言、不羞辱對方、不人身攻擊、不無故論斷，除了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及其他人背後為何有如此想法外，難道這不是一次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靈命及與神關係的機會嗎？

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對話，我們基本上可以愈談愈「興高采烈」，但我們能否接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聽到相反的意見時，我們是否很易動怒？我們能否勒住自己的舌頭？當事與願違，我們是否還能信任神呢？

在「真相」中迷失的時候，願我們與真實的神相遇，學會謙卑地與神同行，以憐憫的心行出公義。

近來的香港，在不斷地刷新歷史大事件，許多從未有過的事在天天上演。看看每天新聞中的衝突畫面，各社交媒體中種種火藥味十足的言論，還有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的大小磨擦。我們的社會病了，撕裂了，而且似乎還愈演愈烈。在如此的大環境下，本文並不想加入爭鬥，火上加油，而是希望香港人能夠冷靜下來，思考一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問題。畢竟，再大的風浪終會有平靜的一天，但，打完風，還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去重建我們的社會啊！

香港的現狀如何？即使不計算近期因為「送中」引發的風波，香港的現狀並不理想。比起20至30年前的香港，無論是科技、經濟、貿易、金融等層面，香港已從昔日的領跑者變為今天的落後者。在引領未來的科技領域裡，中、美的AI、半導體、機器人等的發展一日千里。筆者去年偶爾參觀了一個在會展中心舉辦的中國工、農、醫學領域的科技展覽，當中的創新科技讓筆者目不暇給，不禁感嘆——中國未來的科技發展不得了！與之相比，1998年就提出要搞創新科技的香港至今似乎還在原地踏步，頗有一種只會說不會做的味道。

香港的經貿、金融又如何？恐怕也不容樂觀。幾年前筆者去到深圳正在建設中的前海區，當地人都有一種說法：這裡將會成為中國的曼哈頓——用來取代香港的地方。雖然這個說法未必一定會成真，但事實上，當中國的發展騰飛，人民幣愈來愈國際化，中國的金融運作愈趨健全，一路一帶愈發壯大，中國在國際上愈有話語權時，中國是否還必須要靠香港才能與國際的金融、經貿等領域接軌？而若然連香港的金融、經貿等領域也被取代的話，香港未來會怎樣？難道只能靠剩下的旅遊和零售業支撐？

如此說來香港就愈來愈落後，註定玩完了嗎？當然不是！香港其實還有很多優勢，如處於中西經貿、文明的交匯處，自由、高效、廉潔的社會，勤奮進取的市民，願意支持香港繁榮發展的大陸……我們的當務之急——社會上下（包括政府）應該盡快化解怨氣、處理社會矛盾、進行理性溝通，香港要爭取更多的自主和保持獨特性、必須同時鞏固自身的競爭力。若要看到香港美好的未來，離不開大家的互相尊重與共同努力，明白自己獨特的身份，發揮自身的長處，以積極的態度為自己創造空間，才是逆境求生之道。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