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土機前真的能種花？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哄哄，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說的不是香港。繼1990年代執政後，2021年回朝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最初聲稱會有新的「開明政治」，不會重用以往的高壓手段。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據新一輪國際新聞報道指出，塔利班認為現代流行音樂會導致「道德敗壞」，「讓年輕人誤入歧途」，所以開始在各大城鄉舉辦「禁歌」集會，並焚燒樂器。網絡新聞的圖片顯示，在一場於赫拉特省發動的群眾集會活動中，塔利班官員將吉他、風琴和手鼓，以及音箱和揚聲器等價值數千美元的樂器付之一炬，其中許多樂器物品其實就是在該省的婚禮場所沒收的。現在，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公共場合播放音樂，甚至只是在自己的汽車行駛時播放音樂，都有可能會被道德警察截停並處罰。

其實這只是塔利班回歸後帶來眾多禁制的其中之一：19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掌權期間，所有形式的音樂就曾經被禁止在社交聚會、電視和廣播中播放。自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權以來，他們對民眾實施了許多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女性獨自長途旅行，禁止10歲以上女生上學，又禁止女性進入健身房和公園。7月，塔利班還關閉了該國所有的美髮和美容院。

但塔利班政權是如何定出「誰善誰惡」，可以批准甚麼？要禁甚麼？原來在他們的政權架構中有一個特別的部門，叫「勸善懲惡部」，專門掌管民眾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敬虔和忠誠。這個特別部門，源於他們的信仰背景（塔利班一詞，原是指回教中的「神學士」，他們有點像新約聖經中的「文士」與「拉比」），崇尚實行真正，純淨的信仰，在他們掌權之前的八、九十年代，一直與塔利班組織有著密切關係的沙特阿拉伯，也有成立類似的「勸善懲惡協會」。

或許這樣的「勸善懲惡協會」，原意真的是為「勸善」，但可悲的是，實行下來，往往只為「懲惡」：而他們所認定的惡，已經是到了無奇不有的地步，最初還是關於宗教和「大是大非」行為的，例如禁止巫術和美式髮型，或是強制民眾參加祈禱等。但久而久之，當去到「無事可管」之後，「勸善懲惡」就會去到無奇不有的地步：例如要求男性不得修剪鬍鬚，或是在街頭公開鞭打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獨自行走的婦女等，情況和某些地方沒有犯法亦一樣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是否驚人地相似呢？

說到禁止音樂，在新香港管治之下，《願榮光歸香港》一曲，也被認定為「禁歌」。政府聲稱因為這歌曲被多次誤播，令人誤以為是「國歌」，於是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當然，除了在法律層面，還要有國安元素，筆者都不適宜在此討論事件。反而我感興趣的是，要完全禁制一首歌，香港試過嗎？真的可行嗎？

還記得2021年有學校曾在學生音樂比賽中禁止參賽者唱《銀河修理員》嗎？結果反而令這首歌曲引來更大關注，大家紛紛下載，比以前更加細味歌詞，禁歌變成了大熱歌曲！而其實自香港開埠以來，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絕少審查歌曲內容，就是最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就算日軍對表演的歌曲不滿，日本酒店也只是貼上「唱抗日歌，少芳坐牢，印者派者亦然」單張警告，草草了事。

環看世界，禁歌的事的確曾發生過。例如在英國也曾有禁歌風波：因為怕人人學樂隊結他手唱唱吓歌擲爛結他，而被禁播、樂隊The Who的歌曲My Generation；又或是怕被人說成歧視他人（但到頭來是杞人憂天）而被禁播、Bobby ‘Boris’ Pickett的歌曲Monster Mash，以至不少香港人都熟識的David Bowie，他的Space Oddity及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曾有被禁的遭遇。不過，這些所謂「禁歌」，都只是BBC管理層的決定，而從沒鬧上法庭，而且每首禁歌，被禁之後的情況都是一樣：正因為遭禁播，反而引起公眾更大興趣，「你唔俾，我偏要聽」，結果禁歌都變成了大熱歌，首首都變成經典。明明是想將一首歌曲禁播，卻將歌曲變成了各大音樂平台下載榜首，阻止不成，反而變成推手！

對於《願榮光歸香港》一曲，律政司於6月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公眾在網上和其他平台傳播《願榮光歸香港》。在其入稟狀中，律政司要求法庭頒令，禁制任何人發佈歌曲、歌詞等，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將其混淆成特區國歌，或指向香港為一個擁有自身國歌的獨立國家（入稟狀中更附上32條YouTube影片，要求相關人士停止傳播）。法庭結果拒絕了政府的申請，而律政司隨即申請上訴，就大部份理據法院批出上訴許可。預料相關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按現在的形勢，大家不難預計最終禁制令也有很大機會會通過實行。

禁制令（Injunction）主要是法庭判令要求當事人或不特定人，停止去開始或禁止某種行為，從而防止特定損害發生。大家常見到禁制令的實施，如在離婚訴訟中法庭對雙方財產、行為的判令，另外還有人身保護令，或是一些現存法律還未完善情況下的臨時指令與措施等。

可是，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就漸漸多了由親政府組織，甚或由政府本身申請的禁制令，範圍廣泛，時效更會不著邊際（舉例來說，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政府於高院申請了針對地鐵車站，以至整個機場的「臨時」禁制令，直到2023年的今天，這些禁制令應該仍然有效），效果成疑（理論上，機場的禁制令列明，禁止任何人士在機場出席或參與機管局指定地方以外舉行的任何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如此說法，到機場迎接明星已經觸犯了禁制令，但有誰會理會呢？）。

而今次政府要求法庭頒令禁播《願榮光》，主要是因在海外舉行的體育賽事中誤將此歌當作「香港國歌」，但諷刺的是，自政府申請禁制令後，不同版本的《願榮光》歌曲「重登」iTunes歌曲流行榜的前列位置，反令歌曲被更多人收聽下載，反宣傳效果實在強大。

當一個地方，這樣又罰，那樣又不對，還會有生活，有創意可言嗎？無創意，哪會有生意？一潭死水，結果如何，實在可以想像。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2021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媒體與傳播系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501名20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於動態清零（清零）及與病毒共存（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取態。結果發現，有34.9%的受訪者傾向堅持清零，有50.8%的受訪者則支持共存，另有14.3%的受訪者表示中立。[1] 至今，清零還是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方向還有不少人在討論，無論現在選擇哪一方，從以前到未來，其實都需要看病毒如何說。

先來談談清零。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都主張清零。按中國政府的說法，「清零」並非指到追求零個案。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的講法，「『動態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2] 中國的清零政策相當嚴厲，以上海為例，為了截斷傳播鏈，採取封城、封區，並且進行多次全民強檢。[3] 若發現輕型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當局會集中在隔離點收治，如果病情加重，則轉移到定點醫院接受治療。[4]

至於共存政策的光譜則很闊，不同國家有不同策略。以新加坡為例，在2022年3月23日新增8,94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情況下，她在4月1日起生效的措施仍然容許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可獲豁免隔離以及接受快速抗原檢測，只要他們基本上符合政府的疫苗及病毒檢測要求。在2022年的3月29日起，該國亦開始放寬室內或室外活動的防疫措施。[5] 對於確診者，新加坡自2021年8月底開始，早已試行居家康復計劃，[6] 到了 2022年2月16日，不論是否接種疫苗的三至69歲的確診者，以及完成接種疫苗的70至79歲患者，已符合居家康復計劃的資格，可在家休養。[7] 適合居家隔離的確診者，一般來說，三日後若自行檢測的抗原快速檢測呈陰性，便可以恢復正常活動。不適合居家康復人士，則會轉移到合適的護理中心。[8] 2022年2月18日後，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自我健康監察日數亦減至五日。[9] 至於新西蘭，亦有採取自我隔離措施，[10] 而之前實施有關使用疫苗通行證及其QR Code政策，已於2022年4月4日11時59分取消，並且不再強制疫苗接種。[11]

新加坡及新西蘭並非一開始便選擇共存，新西蘭也曾屬於嚴控疫情的國家，2021年8月，當該國的奧克蘭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疑似Delta個案），新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快速封鎖奧克蘭七天，而國家其他地方亦封鎖三天，確診者到訪過的沿海小鎮Coromandel則需要封鎖七天。全國採取最高級別的封鎖：關閉所有學校、辦公室和商業處所，僅保留最基本和必須的服務。[12] 而在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嚴峻時，政府於是4月至6月啟動「嚴格阻斷措施」，關閉國境、停課，禁止私人與公共集會。雖然期間會因應確診個案數字而有所調校，但基本上高度抗疫仍是主調，直到2021年後6月開始，新加坡開始為共存鋪路。[13]

新西蘭及新加坡選擇共存，可能基於抗疫疲勞，也出於經濟考慮，但絕對不是所謂的「躺平」，又或是罔顧人民生命而下的決定。其實，無論是清零，還是共存，國家都是用「計數」的方式去下決定。要計算的項目有很多，但負責任的政府除了要計算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計算因新冠肺炎帶來的死亡人數。

新西蘭政府於2021年需要嚴陣以待，因為那時候，Delta變種病毒的殺傷力不容忽視，根據「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的數據，當時新西蘭只有20%的國民完成了接種兩劑疫苗，接種一劑的人民只有33%。[14] 新西蘭當時不走向共存是完全正確的。到了2022年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其傳播力雖強，但殺傷力相對較弱，而國民已有95%完成疫苗接種，[15] 確診者死亡率又極低，新西蘭似乎沒有理由繼續以高成本進行清零。

至於新加坡政府，走向共存之路之前更是已作步署：2021年6月，該國政府開始打造共存藍圖，首先是推高疫苗接種率；其次是讓「檢測」更方便、普遍、讓人更舒服及節省時間，於是不再使用PCR核酸檢測，而是推行快速檢測，在同年的7月5日起，更有慈善機構免費贈送每個家庭一個血氧計，供民眾自行測量，方便他們及時就醫；三是「治療」同步進行，不斷研發新療法、藥物，降低死亡率。根據「用數據看世界」的資料，該國死亡率僅有0.6%，是全球最低之一。[16]

中國與新西蘭及新加坡一樣，都堪稱抗疫模範生，特別是抗疫初期能快速封城，其後當世界大部份國家陷入混亂時，中國的死亡率不高，市面很快回復正常，GDP還能有所增長。或許是過去的成功使中國堅持清零，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在2022年3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中曾表示「疫情防控的『中國經驗』保障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又提到「『動態清零』的目標是追求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17] 不計算封城而來的物流或生產貨物的經濟損失，單從醫療人員、民眾的薪酬、測試劑等成本來計算的話，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的確有資格做到低成本抗疫。對比英國，光是在2022年1月，花在新冠病毒的檢測工作相關的費用就高達20億英鎊。[18] 不過，中國最關注的是死亡率，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著名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就曾在2022年2月28日發文表示，中國過去的自然感染率低，他明白這正是軟肋所在，由於中國完全靠疫苗接種建立免疫屏障，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國家低千百倍，這表示難以達到群體免疫。此外，加上疫苗接種尚有漏洞：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種率還不夠高，而已經打了疫苗的人在數月後抗體可能已經减退，第三針加强針還沒有弄好，特別是國際公認的「溝針」在中國才剛剛起步，還有的是Omicron的變異株BA2的出現，它對兒童更具攻擊力，其危害性尚待進一步評估，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曾光指出中國不宜與共存隨之起舞。[19]

清零還是共存，不同國家的確需要因應自身的情況及條件作出選擇，而所有的措施其實都不完全由人決定，還是病毒說了算。就如2020年初，英國政府一早便想群體免疫，主張不封城、不戴口罩、不管制國境等策略，最後還不是因著過多死亡人數與對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造成巨大壓力要向病毒低頭，採取較為嚴厲的防疫措施。[20] 病毒一旦有所轉變，今天選擇共存的國家可能都會收緊政策。新西蘭總理Ardern表明如果世界出現可以逃避疫苗或更致命的變種病毒，用作追蹤接觸的QR Code將再次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1]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22年3月就曾表示，政府非常小心地判斷放寬限制的程度和速度，政府不能給醫護人員帶來不可能應付的負擔，以及危及許多急需治療的病人。[22] 面對Omicron疫情，中國曾調整抗疫政策，如把「出院後繼續進行14天的隔離管理和健康狀況監測」改成了「解除隔離管理或出院後繼續進行七天的居家健康監測。」[23] 方艙一旦爆滿，中國亦有可能實行確診者居家隔離。[24] 抗疫成本到了社會不能負荷的時候，相信任何政策都無法一成不變。

共存、清零、還是中國式清零，其實名目是否真的如此重要？還是各地政府應撇除政治及面子的考量，只專注於病毒的走勢，虛心地計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及資源，在推出防疫政策時做到靈活變化兼不離地，以致既能保障市民生命之餘，亦能顧及民情、民生，甚至民心？抗疫成本除了要顧及市民的身體健康外，其心理、精神健康，其實都是相當寶貴且需要受到重視的。香港曾有不少人放工後在寒冬中排隊數小時接受強檢、退休的老人在醫院外面冒著嚴寒等待著見醫生，從經濟角度來計算，這些成本可能都不高，但對當事人、其家屬或旁觀者來說，其實非常難受。身寒，贈衣還能解決；心寒，卻是難以挽回。

7月19日台灣第一批奧運選手連同教練、代表團及相關的官員，乘坐包機前赴日本作賽。說真的，能承包專機直飛抵達，相比於其他大國已是相當難得。只因羽毛球「世界一姐」戴資穎，在她的社交媒體Instagram發文中提了一句：「好懷念長榮航空，可以搭商務艙」，就引發起多方關注、討論。隨即，當天蔡英文總統發文致歉，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更親自至電戴資穎說「對不起」，[1] 當晚，體育署及教育部召開記者會，負責官員公開鞠躬致歉之餘，[2] 體育署署長更表示已因事件向上級請辭。[3]

「懷念……商務艙」是一句投訴或埋怨嗎？是帶著指責或追究嗎？應該沒有吧！但這一句話卻給人提醒，讓人想起有領導人早年向國家級運動員的承諾，[4] 想起政府對運動員的重視程度，想起誰人正坐在商務艙裡？各運動項目的總教練能坐也算合理，但其他政府官員亦在名單之內，就不禁予人一種為官「自肥」的感覺。

「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關乎公平，出自〈論語〉，論及治國之道：「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所指的是治國者，不應只擔心或著眼於財富多少或人民貧窮狀況，而應重點於公平分配與社會安穩。

明顯地，安排選手坐商務艙只是小事一宗。而事實上，政府亦已隨即安排其他較遲出發的選手，回程時能乘坐商務艙。而事件的嚴重是在於其延伸的「安穩」問題。一個不重視「代表地區」出賽運動員的政府、一個不能兌現「承諾」的領袖、一群以公費「自肥」的官員，是絕對能動搖著國家／社會的穩定。在民主、直選的體制下，更會動搖著當權者的管治地位。

在「安穩」的前提下，領導人、高官、相關的負責官員也要立即認錯及回應，這就是民主社會、政黨交替管治的可愛之處。人民感受不到「安穩」，就能用手上的選票更換一個能讓他們感到「安穩」的政府。

一句看似簡單，卻在「提醒」著別人的說話，筆者相信連發表這話的當事人，也始料未及會造成這樣的影響。就如「香港真係好靚」只是一句平常不過，既沒有投訴及埋怨，更沒有指責及追究的商品標語，但有關的產品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被視為敏感，以致要「下架」。香港曾經的美，是在於它能接納、包容不同的顔色；它曾經的美，就是容讓不同的聲音及表達；它曾經的美，就是讓人可以自由地「懷念」……而事實上，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叫人「懷念」的，又豈只是一席商務艙？！

疫情之下，原本熱愛出外旅行的香港人，通通被迫留港度日。市民需要「抖抖氣」，外出舒展一下，就轉到郊外、公園等地方閒逛，一時之間，這些地點都變得人山人海，甚為壯觀。當香港人慢慢放下緊張步伐，學習欣賞大自然時，賞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活動：香港處於亞熱帶，四季都有不同花卉可供欣賞，而其中在市區最常見、花期也長的，可算是我們的市花——洋紫荊了，而洋紫荊由被發現、培育、到能夠成為香港市花的故事，堪稱傳奇。

邂逅洋紫荊，絕對是「偶然遇上的驚喜」：大概在1880年，在港島區薄扶林的伯大尼修院，住在那裡的法國外方傳道會神父，在附近的鋼線灣行山時，發現了一個新植物品種，花開燦爛，但卻不會結果。神父們後來以插技方式將植物移植至伯大尼修院。[1] 1906年，當時的植物及林務部監督S. T. Dunn將洋紫荊判定為新物種，於年度報告中發表，[2] 其後又正式將洋紫荊的拉丁文學名的種加詞命名為：「Blakeana」，以紀念熱愛研究植物的第12任香港總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ke）伉儷。[3] 及至1965年，香港政府決定以洋紫荊作為香港的市花，寓意香港這個港口，有如1880年那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一樣珍貴；1997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採用洋紫荊作為區徽、區旗及硬幣的設計圖案。而洋紫荊除了代表香港外，在1967年更被引入台灣，後於1984年成為了嘉義市的市花及市樹。[4]

然而，看似人人熟悉的洋紫荊，其實我們對「她」有兩大誤會。第一大誤會是，多年來我們都以為洋紫荊是一個新發現的品種。經過多年的研究後，今日我們知道，洋紫荊並非獨立品種，而只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兩個品種雜交而成的混種。[5] 混種植物意味著「她」不能自行繁殖，而這背後代表著一個驚人的事實：現時香港所有的洋紫荊，其實都是由那棵於1880年首次於野外發現（亦是唯一一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的人工繁殖品。如果細心觀看，每一棵路邊種植的洋紫荊樹，都可以看到樹幹上透過「嫁接」或「插枝」等人工方法繁殖的痕跡：樹幹底部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嫁接在其上的才是洋紫荊本身。若不是當日因為有心人發現，珍惜栽培，再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接種（想想在戰時的「她」，究竟是怎樣活下來？），洋紫荊只是大自然的偶然混種，其實「她」很可能一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同樣，香港由一默默無聞的小漁港走到今天，其際遇會不會跟洋紫荊有幾分相似？洋紫荊能夠一直繁殖下去，彷彿在提醒我們，香港的現況雖然艱難，只要不絕望，總是有生機的。

對洋紫荊的第二大誤會，是將它稱為紫荊花。洋紫荊是香港市花，然而在《基本法》第十條中，[6] 洋紫荊的「洋」字被略去，而被錯誤稱為「紫荊花」（這樣的誤述，或許是不喜歡這個「洋」字？那麼海洋公園也需要正名嗎？）。紫荊其實是另一種南中國蘇木科紫荊屬植物，學名為Cercis chinensis，而洋紫荊則是香港原生植物，是蘇木科羊蹄甲屬植物，學名為Bauhinia x blakeana；紫荊不是洋紫荊，兩者不能混淆。誤會花的名稱事小，但如果將代表著香港的人和事都混淆了，那就十分不妙了。

由洋紫荊說起的故事，還有很多：事實上，一個小小的香港，植物物種卻非常豐富，已知的植物品種便達3,100多種，當中香港原生植物約有2,000多種；其中更有14種以香港命名，包括香港蛇菰、香港細辛、香港茶和香港巴豆。除了本文介紹的洋紫荊，另一重要本地植物土沉香，它有芳香樹脂，故被用來製成香品，遠銷各地，當時運貨的埠頭石排灣，即今日的香港仔，後來該港口被稱為「香港」，之後也輾轉成為今日香港的總稱。[7]

下次到公園或行山時，不妨多欣賞身邊大自然的一事一物，你或會有更多的新發現呢。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過去半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沒有前車，進退有時難免失據，不過，無論是政府或抗爭者，若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及反思，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掩蓋了其他需要、甚至信念和原則，恐怕只會因失去平衡而人仰馬翻！

要撥亂反正，其實政府責無旁貸，不幸的是政府的回應往往脫離民情，令香港無法重回正軌。不過，部份前線抗爭者的手法，也許動機良好，但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商榷。例如不斷破壞公共設施如紅綠燈、升降機、以及路面，已對不少老弱或傷健人士，造成巨大障礙。而企圖以所謂「攬炒」（兩敗俱傷）逼政府屈服，恐怕最先「被炒」（受害）的卻是競爭能力較低的基層市民！

在社交媒體等平台，如有不合宜的態度和言行，亦容易為他人帶來煩惱。而一些專業人士，例如警方或記者，若被本身的經歷和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了應有的專業態度，亦會削弱市民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會令一些未有充份證據的傳言迅速傳開。此外，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例如為小孩子穿甚麼衣服，才能傳遞正確價值觀及保護自己，對孩童來說亦十分重要的。

至於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過去大半年並未有偷懶，而同性婚姻的訴求透過司法覆核，與我們的距離已愈來愈近，不出兩年便有機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亦不能掉以輕心。世界很大，社會和個人要面對的挑戰亦很多，有些事比較重要，不等如其他事就可以置之不理，無論社會或個人，惟有將所有事看得合乎中道，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失去平衡，甚至跌入深淵。

7月21日元朗「無差別車站傷人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翌日更產生極大的恐慌，到處都有聲稱「fact checked（已求證）」的訊息，例如「fact checked，今晚三點開始，白衫見到黑衫就打，打到10點」，接著商場店舖一間接一間關門，元朗、屯門突然彷彿進入宵禁死城的狀態，最後事件不了了之，沒有所謂的恐怖襲擊。不少巿民開始問：為何我們一開始會相信這些訊息？

其一，是出於恐懼，因為之前一晚的事件的陰霾籠罩，當中的傷害，現場看到可怕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所以很難避免會有情緒式反應；其二，大量聲稱已fact check的資料出現，部份又傳出疑似黑幫人士，或黑幫相關人士的WhatsApp錄音聲帶，加上不少人不斷繪影繪聲的描述行動細節，給人具體的感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就將全城情緒帶到恐懼中心，傳訊效果比起傳風暴消息更有效和快捷。

現在回心一想，你也可能覺得那些聲稱已fact check的東西其實不真。在傳統傳媒中，做fact check（求證）的準則其實要求很高。在外國傳媒，如果單單從一個消息來源得到的消息，根本不會出街，最少要找到另外一個，甚至兩個消息人士確認，才會考慮出街，如此是避免一些人為了自身利益而單方向放風。不過今時今日的記者，見消息就放出去，也不見得會做這種功夫，更何況巿民。香港人由小到大玩的「以訛傳訛」遊戲，著重的只是整個消息是否傳得準，卻從來不會問消息從何來，是否值得傳，以及應該怎樣傳。

首先，消息分第一手消息和二手消息，第一手消息，就是你眼看到，親耳聽到，親自嗅到，一切五官感受經歷的東西，那是第一手消息。二手消息就是別人告訴你的，你聽別人說的，這全都是二手消息。又例如文件，你看到的是正本，那當然是第一手，但如果你看到的，是別人給你的文件，其實已經不一定全部是一手，因為傳給你的人說不定會在文件動過手腳。

不同的消息來源，應該要清楚註明。舉個例，如果你的黑道錄音是由朋友傳來，而朋友本身又不是黑道中人，只是別人傳給他，他就傳給你的，這個可信性就要大大打個折扣。但如果那個黑道朋友是直接告訴你的，但他只是轉述他所聽到和知道的，其實也是二手資料，你的朋友只充當一個收料的角色而已，也不能算是甚麼一手消息。相反，如果你有黑道朋友，他直接說明自己今晚有行動，叫你走，又有具體內容，這就是一手的消息來源，若他平日言出必行或從沒有欺騙過你，那就較為可信。

較可信的訊息，如果你想傳，對方又願意給你傳，也不等於就要傳，因為你朋友叫你傳的訊息，他帶有自己的動機。情況正如政府開記者會，他就是有話想透過傳媒傳開，於是傳媒有責任去檢查那些說話是否真確，甚至會去找些專家，或者非常熟悉政府政策的人，去分析政府放話的動機和想法，給社會一個較全面的資訊，不被政府設定的議題帶著走。但作為巿民，我們不容易去找很多專家，或者另一個消息來源，去驗證朋友的說話，如果你直接傳這些消息，你就可能成為生產恐慌的幫凶。

行文至此，筆者理解很多人的想法，本意是希望提醒朋友，叫他們留心可能的危險，但同時又知道可能會傳了一些不必要或錯誤的訊息，而在沒有辦法求證的情況下，我鼓勵大家用以下的折衷方法處理：

1. 寫清楚訊息的來源，收到的時間和地點。例如：今日上午10時某某討論區一名聲稱警員說……（之後是你的訊息）

2. 分清楚說話的內容是可驗證的事實，還是只是一個意見或說法，清楚指出你有驗證和沒有驗證的部份。例：聽到元朗大馬路附近有爆炸聲，但不知道是甚麼導致。

3. 如果是片段和聲音，而這些片段和聲音是自己拍下和錄下的，請註明時間和地點。如果是直播的，就在之後補回。這樣可以方便不同的人更有效知道你的片段如何和其他片段整合，嘗試還原事情的時序和較整全的面貌。

4. 如果收到無法證實的短片、圖片、文字和錄音，請必須寫下：未求證／待求證。

當社會假新聞太多，消息滿天飛時，我們應盡量選擇只傳最可靠、最重要和有洞見的消息。愈是模糊或難以辨別真假的，寧願不傳，減少社會不必要的恐慌。大家既然不是記者，報道最快、最新、最具爆炸性的訊息，不是我們的責任。

昨晚（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後的晚上）看到一位好友在臉書的一篇分享，他說他日間穿了一件自己很喜歡的白色T裇出外用膳，無論他走在街上、餐廳用餐或到店舖中選看白色或黑色上衣，都被人「眼望望」，上下打量。其實他也有分享到自己也有看其他人在穿甚麼顏色的衣服，大家走在街上，「從不同的人眼中感受到很複雜的感覺，好像包含了懷疑、距離感、猜疑、不信任……」

這陣子的社會氣氛令人繃緊，不單是因為市民向政府的訴求沒被聽見，令人對香港未來仍存有巨大的憂慮，此外，筆者還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慢慢地變得猜忌和疏離，朋友所說的感覺也確實與我這陣子的感受相似，這種感覺也著實令人不好受。

記得在參與616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的第二天早上，因為要出外到一間學校分享，筆者穿上了一向鍾情的黑色裝束外出，在經過地鐵站時，被一名站在出口「觀察」四周的「市民」，以不友善的目光打量。筆者雖然一點證據也沒有，內心也不禁在猜想：「他應該是警察，似是在搜捕前晚發生衝突、仍然在逃的黑衣年青人，自己應該不會被搜查吧，又不是這樣年輕，但會不會被屈？會不會被粗暴對待？……」這連串的不安恐懼，不斷在筆者的心中浮現！

但後來回想，為何自己會有這想法？為何香港會變得如此令人不安？以前，大家不會因為衣服顏色而懷疑對方，不會走在街上而對途人產生猜忌和恐懼，不會在討論群組因為意見與大家不同而不敢說話，連感受都不敢說出來。當WhatsApp流傳指屯門、元朗、天水圍區晚上將會發生暴力事件，商舖就早早拉閘，大家放工便立即趕著回家，八時的街上便寂靜無聲，猶如宵禁一般，這一向安全的環境竟然變得這麼令人恐懼！

筆者沒有甚麼解決方案，只是慨嘆為何以往在這地的安全感、對人的信任、熱誠、關心和信任，好像正在失去。而分裂、猜忌、懷疑，甚至自我審查就慢慢在滋長著，自由的空氣也在慢慢變得窒息，這是大家想見的嗎？我們又能否有多點耐性、多點包容、互相體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他們的難處，不隨便割蓆或指責，以保存我們香港人原有被珍視的價值呢？

若有人想令這地變得不安穩、缺乏信任及互相猜忌，令大家由團結變成一盤散沙，較容易被擊敗的話，我們除了Be Water之餘，[1] 也別忘記那種齊上齊落、互相支持、互相了解聆聽，更多包容及不輕易放棄的態度，因為落單就容易被擊垮。

（講員：雷競業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

究竟土地這問題，帶給教會甚麼牧養上的困難？而教會又可以提供甚麼出路？
 
雷博士先指出就土地這問題，上一代與下一代的確存在著鴻溝。已有物業的上一代首要考慮的是穩定而不要「太多搞作」，下一代則追求公平；擁抱多元選擇；不認同「獅子山精神」。當上一代人認為捱窮捱苦，儲下一筆錢去買物業是很自然的事情時，下一代就認為需要花17年不吃不喝才能買樓，變相失去了17年的時間，是極不值得的事情，他們寧願現在便過一些自己喜歡，有意義的生活。
 
教會如何回應這樣的下一代？雷博士指出教會的領導層要幫助下一代編織年輕人認為有意思的夢。並且，教牧要學習轉變自己的角色，從老師的角色，轉而成為教練，發掘學習者的潛質，陪伴他們追求夢想。上一代的牧者要學習對下一代給予肯定，而非拿出經驗來教導他們。
 
就東北發展是否不公義這議題，雷博士指出雖然他曾經跟一位資深的地產發展從業員傾談，以及用數小時閱報，但他亦無法知道菜園村示威者的背景或東北發展有多不公義。只是，他認為假如神讓你在這方面有呼召，那你便去做吧！年輕人可向自己感興趣的方面發展。雷博士覺得傳道人基本上的角色是鼓勵各種專業的人士去找出問題及讓會眾也去關心這些問題，但傳道人一般不適宜在個別的議題上經常發言。
 
雷博士鼓勵信徒在不義的世界中選擇自由與公義：我們自由追求公義，即不是出於自私及仇恨，我們指責政府非因自身沒有能力買樓而憎恨他，無論有沒有物業我們也是自由的，我們仍然關心公義是因著神關心這個世界，因此我們也關心這個世界，希望更多人可安居樂業。雖然能夠有自由而又選擇公義是困難的，但這亦是教會需要傳遞的訊息。
 
最後，雷博士強調信徒要明白即使有物業也不應自滿，沒有物業的亦不應怨天尤人，這樣人才能想像自己有何人生價值。人生總有一些有價值之事，而家庭並非指一間屋，更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徒要懂得如何靠神的恩典在人生每一個階段找到美麗而有價值的事物。香港買屋難，但神的恩典是足夠的。
 

* 本文內容主要摘自雷博士於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5年「港土講地：產業、信仰、生涯規劃」週年研討會上的短講部分。
 
如想閱讀週年研討會其他講員的文章，歡迎訂購《港土講地：產業、信仰、生涯規劃》。http://www.truth-light.org.hk/book/title/n5424

掙扎求存的小市民

兩年諮詢的「成果」

如何處理商界的關注？

我們都渴求理想生活

雖說香港只是一個「話大唔大」的彈丸之地，其實也「話細唔細」。起碼，很多香港人連本地的「東南西北」都不清楚……香港極東之處是哪裡？而大西北就是天水圍城這個悲情城市？最南端是香港南區的泳灘，還是蒲台島？那麼，最東的地方又是哪裡？
 
若連香港的東南西北也不容易弄清，那麼，大一點的台灣，她的「四極」又如何？於2002年，一位台灣的製作人，走到台灣本島的四向極端，找到四個小故事，然後製作成一部記錄片：《極端寶島》。
 
故事是四個不能代表這「美麗寶島」，卻又真真實實的小人物：位於極北的基隆港灣，一位從小被賣到紅燈區作公娼（台灣早年是有合法妓女行業的，現已息微）的女士；極南的恆春（相信大家都記得《海角七號》了！）靠拾荒為生的婦女；極西的濁水溪，一面頂著工業污染，一面養「蚵仔」，又面對著初戀失敗的少年；極東的清水斷崖那裡，則是一家隔代教養的原住民故事……

四個極端到不得了的故事，發生在四個極端的地角，整件事本身已經極端得很。然而，在這些極端中，又是出奇的平實卻又充滿詩意。今天我們很多人對台灣的印象是其政治民主、社會人情及生活質素都不錯的地方。但其實台灣同時也曾是世界上實施戒嚴時間最長的地方，數十年的黨禁與報禁，那曾是一個完全沒有安全感的國度。
 
片中提到住在海邊的孩子，不准到海中游泳，其實正是當年台灣的寫照：一個被圍困的海島，生怕人民與大陸私通，因而不准民眾向外展望，只能向內觀看。而外省人來到台灣後就欺負本地人，而本地人則欺負原住民——所以原住民家庭很多都有失業問題，繼而發生家暴和家庭不完整的問題。
 
記錄片並沒有煽情的情節與調子，導演只是很簡單的描述，讓故事主人翁自己說故事。想不到影片本身其實也是一個「極端」，因為台灣傳媒本身也是政治意識的大舞台：三大電視台，其實就是黨、政、軍的資產。它們播放的只有歌舞昇平，娛樂至死的節目，那些觸及民間問題的記錄片，從不能上到主流電視台。
 
就是在早年，連拍攝都困難重重。在七、八十年代，因為無法公開廣播的原因，很多製作人是將記錄片拍下，製成影帶，再偷偷混進地下市場售賣的。就是在今天，這個「紀錄觀點」系列，也只能在非「老三台」的公視頻道中以「國際節目」的名義來播放——這看來，也是一個極端吧。
 
連被稱為寶島的台灣也可會這樣極端，香港，又是怎樣？

元朗區的所謂光復行動，演變成警方、支持及反對團體的三方衝突，往日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因本土主義抬頭而褪色。香港人與中國人本來是可以並存的身分，漸漸變成對立的關係，令人感慨。

猶記得中學時代聽老師講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對身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當讀到近代史，知道晚清以來，列強侵華、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為民族帶來的苦難，心裡的確常常期盼中國人有安居樂業，在世界抬起頭來的一日。不過，其後讀到文革十年不少顛倒是非，泯滅人性的互相批鬥，心裡最深刻是白樺《苦戀》裡提及的「你愛國家，但國家愛你嗎？」的感慨。而八九六四更是貼身和無法忘懷的傷痛。不過，無論在甚麼景況，我從沒忘記自己是一個生活於香港的中國基督徒，和自己的國家、民族有無法分割的關係。

近年不少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由於對中央政府種種施政的不滿，以及對一些國內同胞在香港的言行反感、加上太多水貨客和自由行湧入，令很多旅遊和購物地點面目全非，嚴重影響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再加上政府反應遲鈍，沒有主動積極疏導，終於令對立的情緒不斷升溫，釀成愈來愈大的衝突。

愛國愛港不等如愛執政者，同樣，對執政者的不滿，亦不應扭曲我們對國家和同胞的愛，而對一部分同胞的所謂劣行更不應以偏概全，看成所有同胞的問題。香港人撫心自問，曾幾何時，我們到外國旅遊亦沒有入境問禁，過往香港遊客亦以吵鬧而聞名，此外，在改革開放初期，港人亦何嘗不是經常回內地「掃平貨」，財大氣粗，令不少地方物價飆升，怨聲載道。

無可否認，香港居民與內地同胞在經濟上拉近了，接觸頻密了，但大家願意了解及體諒對方的心卻愈來愈少，不幸的是有些團體和政客更煽風點火，激化彼此的矛盾，令本來已逐漸血淡如水的關係，進一步演化為水溝油，甚至水火不相容。

教會和弟兄姊妹作為和平之子，應更努力居中調和彼此的關係。當然，在過程之中亦要小心，勿讓其他人覺得我們是為當權者塗脂抹粉，但我們不應以愛國為恥，更應善待家裡的人。
 

在香港，能否上車買樓不僅是人生大事，更成為了不少人的人生憾事！當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地少人多」、「樓價過高」，繼而就是發出對「地產霸權」的不滿和指責。可是，地產霸權究竟所謂何事呢？誰都知道香港大地產商當道，但香港經濟和城市發展，從何時起以及為何會變成由大地產商主導呢？他們是如何壟斷樓市、街市，甚至超市？政府真的與地產商勾結嗎？當我們今日一面痛罵著地產商，但同一時間卻成為了樓奴，或將上車置業變成了成功目標的時候，我們也有份促成地產霸權嗎？今回對談，我們將談談以上問題。

地產霸權的由來

地產霸權是甚麼？其實，地產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重點由來已久，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隨著香港地產市場開始有「分層出售、分期付款」的銷售模式，以至樓宇按揭和樓花買賣等安排逐步成形，結果使有能力置業的人口大增，鼓勵了地產業的發展。而在港督麥理浩年代推動十年建屋計劃和「高地價政策」，再加上回歸前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限制每年土地供應不得多於50公頃，種種原因導致回歸前樓價不斷攀升，而興建私人樓宇的發展商規模也隨之發展得愈來愈大。

 除了買地，發展商也在新界大量收地，以及在市區收購舊樓重建。2002年樓市下滑，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停售居屋，令供應大量減少，因而令樓價大幅急升，也幫助了發展商日益坐大。

另一方面，地產商利用自身優勢造成不公平情況，如售樓時提供建築面積而非實用面積；示範單位資料不準確，使消費者難於了解細節詳情，剝削消費者的知情權；此外，又主力促銷高價的豪宅，使低價的中小形單位的選擇愈來愈少，造成市場「擠出效應」 (Crowding-out Effect) 等。地產商同時也在其他市場中進行跨行業經營，壟斷多個行業經濟。這些大多為人所垢病，也形成了今日大家討論的「地產霸權」問題。

我們也可能是地產霸權的推手

不過，同時我們也要反省：當我們也投入於炒樓活動當中，又或是寧願到超市、連鎖店享受一站式的大型商場購物樂趣時，也不願在街市和路邊的士多買東西，我們其實也間接成為了地產霸權的推手。

另外，我們也要多看看政府的角色：究竟現在的房屋政策，是為了使經濟增長、城市發展，還是去照顧市民，使之能夠「安居」？環顧香港鄰近國家的房屋政策，我們看到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它能使大部份國民居有定所。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整套制度其實是源自香港的公屋、居屋政策的。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的意義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多次出現。產業除了作為營生，其實也帶有安居、樂業的意思，甚或有將家族繼承和存留的意義。無怪乎以色列民到達應許地後詳細記錄「分地」事宜（參民數記與約書亞記）。而貪圖、霸佔別人的產業，是會被耶和華責罰的（彌二2-3）。

資本主義源於基督教的人文關懷

或許有人會說，香港是個資本主義城市，我們奉行自由經濟，地產商也只是「做生意」，想賺錢並沒有錯。況且他們所作的，頂多只是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也不是犯法行為云云。是的，香港的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商業掛帥無可厚非。不過，很少人知道「資本主義」當初被提出時，其實是帶有不少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如現代社會學鼻祖之一韋伯（Max Weber）就以資本主義與聖經中「工人作工得工價」為理論基礎。不過當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向「賺到盡」（Profit Maximization）的方向走時，大家卻忘記了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聖經，同時講及「種田收成不要割盡，要將剩下的留給貧苦人」這種不要「賺到盡」，容讓其他人有合理生存空間的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教導。

賺錢企業，也可有良心，不是嗎？

或許，這就是今日我們對地產霸權的一個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