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性短訊現象

警方數字顯示，去年與兒童在網上活動有關的性侵犯案件數字較前年上升超過15%。不法份子利用交友程式，以投其所好的方式接觸受害人，進而引入性話題，其後誘使對方發送裸照，甚至進行非法性交。部份兒童誤以為手機應用程式的「閱後即刪」功能，會令發送裸照的行為變得不帶風險，因而向網友發送照片，卻不知照片已被對方保存下來，甚至遭到威脅勒索。此外，有兒童與網友認識不久就發展成情侶，被對方欺騙發生性行為，甚至有女童出於金錢的誘因自願與他人進行性交易。

網絡使用者良莠不齊，社會各界人士應該盡早教導兒童上網時要注意的原則：第一，要留心與網友的對話內容。凡涉及財物、身體（包括相片、影片和外出見面）和個人資料，都要一概拒絕。第二，就算與網友感覺上已很熟絡，要知道對方只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對方所說的話不能盡信。若網友以雙方的關係作為利誘或威嚇的手段，已是不合理的相處方式，應立刻中止交談。第三，所有的人際關係應建基在安全範圍之內，包括保護身體和心靈，若對方的要求有機會令人受到委屈、受威脅、受傷害，都應果斷拒絕。社會各界人士要教導若兒童一旦在上網時遇到違反以上任何一項原則的情況，就表示危機可能已出現，兒童需要立即拒絕對方的要求、盡快告知大人，把事情交由大人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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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一位籃球教練與中學女生的親密照片在網上瘋傳，其後警方介入事件，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進行調查。雖然討論區的相關帖子很快就下架，但相關相片仍在不同社交應用程式中私下流傳。政府在2021年訂立「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來打擊相關罪行，可是阻嚇性不大，一來市民對此法例欠缺認識，二來也未見有網民因分享一些涉案影像而被捕，警方也難以追查市民私下分享的情況。

有自稱為該校學生的網民表示那位女生需要見社工接受輔導，也有人指她想自殺。此等消息是否真確難以查證，但相信相關人士都會承受巨大壓力。始作俑者當然是讓這些影像外洩的人，但分享及熱烈討論的網民同樣也在二次傷害著當事人。

在網絡世界中人們接觸到的往往只是一堆資訊，卻接觸不到真實的個體，當事人的苦況看似與其他人無關，要帶著網絡同理心看別人的問題有一定困難，加上網絡的匿名性特質，促成了幸災樂禍的文化。但如果當事人是我們的親朋好友，我們還會興高采烈地「食花生」嗎？

建立網絡同理心，嘗試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設身處地去感受他們面對的困境，不觀看也不轉發那些影像，這是一般網民起碼可以做到的事情，儘管改變不了整個網絡的生態，但最少不讓自己成為傷害他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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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普及，人們不單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資訊，也有愈來愈多的父母會在網絡上分享子女的資訊，這種被稱為「sharenting」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可能會導致嚴重網絡風險。本文將探討「sharenting」的原因和影響，並提供一些建議，幫助父母在社交媒體世代裡，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私隱。

「Sharenting」是sharing（分享）與parenting（為人父母）兩個詞彙的結合，內地和台灣等華文地區則稱之為「曬娃」，通常是指父母在社交媒體上過度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和個人資訊的行為。內容通常是分享者的子女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生日、學校、家庭活動照片等。

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資訊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會通過分享子女的生活片段，記錄他們與子女之間的親密時刻和珍貴回憶，也可藉此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子女的成長故事，增進彼此之間的聯繫和親近感。

而在當今社會，過度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資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放閃」，向其他用戶展現自己的美好生活已成為生活常態。如果子女考取優秀的成績、獲得某些獎牌或獎狀，或成功考入某所名校，這都是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不少父母會放上網「呃like」，一來為了與人分享他們的喜悅，二來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讚美，更能展示家庭的幸福和成功。

在美國有機構在2021年訪問了622位家長，77%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的相片或影片等資訊，當中81%家長在分享資訊時有提及子女的真實名字，而只有24%的家長會在每次分享資訊前先取得子女的同意。而在私隱設定方面，24%家長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其賬戶為公開賬戶，即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資訊。即使社交媒體賬戶只有朋友可看到其中的資訊，78%家長的「朋友」名單中總有一些人，是他們未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換言之這些「朋友」很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是素未謀面的網友。[1]

因此，sharenting可能導致私隱外洩和引發安全風險。在網上分享的任何資訊都可能被不法份子利用，作出盜竊身份、網絡騷擾或其他惡意行為。孩子的個人資訊可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進一步公開，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父母上載一張子女身穿校服的普通相片，其實已對外透露了子女的外貌、就讀甚麼學校和子女的行蹤，令不懷好意的人能輕易地掌握子女的個人資料並接近他們，危害子女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如父母在未得到子女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資訊，分享的內容有可能是子女不願意公開的，這會令子女感到羞恥和尷尬，如有關資訊傳至子女的朋輩中，更有可能引起校園欺凌事件，子女因而遭受嘲笑和排斥，影響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父母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幼兒時期的出浴照或裸照，更有機會觸犯本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亦會為不法份子提供機會，下載相片後用作其他用途。

而在網絡上分享的資訊是具有持久性的，會一直留存下去，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的點滴會累積下去，這些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不容易抹走，有關資訊包括瀏覽記錄、登入資料、留言、相片、影片等等。過度分享可能導致子女許多的個人資訊長期存留在互聯網上，並對子女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產生影響。

因此，父母在分享子女的個人資訊前，要謹慎考慮其目的和後果，以下幾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1. 慎重選擇分享內容
   父母應該謹慎選擇在網上分享的內容，不要分享十分個人、敏感、帶私隱性，或可能引起子女尷尬的內容。
    
2. 留意私隱選項設定
   留意賬戶的私隱設定，是公開、只給朋友看，還是可以讓朋友的朋友收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父母需確保只有信任的人才可以查看子女的相關資訊。
    
3. 尊重孩子私隱
   不要在未經子女同意下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及其他個人資訊，父母需與孩子建立互信和開放的對話，讓孩子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任何有關私隱和安全方面的問題或疑慮。
    
4. 以身作則
   除了保障子女的私隱，父母自己也要謹慎管理自己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資訊，確保自己也遵守相同的私隱和安全準則。

此外，即使父母不會在網絡上「放閃」，也要教導子女關於網絡私隱和安全的重要性，幫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自己的數碼足跡，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網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使用網絡，避免分享過多的個人資訊，讓子女既能享受網絡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亦能健康和安全的成長。

分享私隱引發親子信任危機？

家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點滴，可能是因為孩子出眾，以自己的孩子為榮，這本來是好事，但孩子自己又怎麼想？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提醒家長，如果未問過孩子就將他們的事情在網絡上公開，孩子或會疑慮父母是否可以信任，日後是否可以幫他們保守秘密。該臨床心理學家又提出，對於年幼的孩子，即使父母在事前徵詢他們的意見，嘗試了解其意願，但孩子也未必有能力明白甚麼是數碼足跡，[2] 這意味著他們不明白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自己的事情，會帶來甚麼影響。即使孩子的事情多有趣，家長上載前也得細心思量，免令孩子的內心蒙上陰影。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部份家長可能在孩子由小學升中學之時，開始讓孩子使用手機。社交媒體存在不少誘惑和試探，孩子很多時需要獨自面對和即時作出回應。家長可教導子女留意安全上網的三大範疇：身體、私隱和財物，若網友提出關於這些範疇的要求，我們需果斷拒絕、終止對話及告訴大人，本文稍後會作進一步說明。

關於身體的原則

舉例說，網友提議孩子傳送一張裸露身體的照片給他，孩子在這情況下比較容易分辨危機的存在，並能立刻拒絕。不過在網上其實有很多呈現身體的方式，例如網友邀請孩子傳送用物件遮蔽著身體的照片、身體部位大特寫、加了濾鏡或特效的影片、沒展露樣貌的相片等，在這些情況下孩子就可能不知道這些都是屬於身體範疇的事情，並且降低了警覺性。簡單來說，凡是涉及身體的任何部位、以任何形式去展現的要求，孩子都要拒絕，以防網友利用孩子的單純來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我們亦要教導孩子，一般網絡使用者都不會向其他人提出涉及身體的要求，這是不正常的情況，我們需提高警覺。

關於私隱的原則

孩子上網時可能會遇到網友主動傾談，言談之間孩子或會講及自己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即是讓別人能找到你的資料，例如就讀的學校、年級、住址等等，家長要教導子女明白保護個人資料的重要性。

假如網友在對話期間得到了孩子的相片和就讀學校的資料，在放學時間故意在學校附近徘徊，然後扮作偶遇，就能讓孩子覺得大家很有緣份，網友輕則會作弄孩子，重則會作更壞的事，例如非禮、恐嚇等，甚至致電孩子的家長，訛稱孩子在他手上要求索取金錢。其實一般網絡使用者都是尋找資訊和娛樂，並不需要搜尋其他人的個人資料，就算是公眾人物例如明星、學者、政客等的個人資料也只是有限地披露；作為普通網絡使用者，我們實在毋須向陌生人透露關於自己的資料

關於財物的原則

假若網友提出需要金錢或財物的幫助，例如借用遊戲賬戶、點數卡、零用錢等，孩子該怎樣去回應呢？家長要教導孩子找恰當的人——就是思想成熟、經濟獨立的成年人來提供協助，所以孩子只需把請求轉告成年人就很足夠，其餘的應交由成年人來處理。

另一方面，家長亦要教導孩子不能接受別人的金錢、禮物、任何形式的物質好處，就算是對方主動又熱情的贈送、道謝之後也應該婉拒，網友之間透過文字來表達謝意其實已經足夠。孩子也許很難抗拒物質上的好處，因此家長更要讓孩子明白，真正讓人感到滿足而不可取代的禮物，是來自親人和朋友之間愛心的表達，所以就算是感覺上很相熟的網友，雙方的關係只屬陌生人，若我們很想要陌生人送贈的物質，或許是出於貪心，多於感受到對方的謝意了。

選擇朋友的考慮

孩子或許會覺得網友的留言、讚好是出於對自己的喜歡、關心和友誼。孩子一旦覺得跟網友已建立了愛與信任的基礎，當對方提出與上述三大原則有衝突的要求時，孩子就不懂如何回應，覺得「我們是好朋友，他不會欺騙我」，甚至不想令「好朋友」失望而勉強自己答應要求。

其實尋找和建立真實的友情，適宜用面對面的方式，因為大家都需要透過日常生活的相處，去了解對方的性格、喜好和想法。當彼此都覺得舒服自在，可自由地講出心底的想法時，這份友情已更進一步。反觀網絡社交的情誼來得快，也去得快，部份網絡使用者之間的交流可能只是基於男女之間的調情、被兩性的身體吸引，互相吸引的是「性」而不是「真實的對方」，在網絡世界本來就難以驗證事件的真實性，若想在網絡世界結識朋友，我們需要有更成熟的分析能力，以及更長的時間，才能作出合宜的判斷。

箴言十三章20節提醒我們「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當我們選擇朋友時需要觀察對方的言行舉止，是否合宜、合理和合法，還要注意朋友會否為我們帶來某些損失。我們選擇良朋益友是需要在適合的場景，而這個場景適宜是公開的，讓大家能真實地相處、持續地分享和交流。願我們都能按著這原則結交到好朋友，彼此生命同得益處。

資料庫

別讓孩子成為網絡罪案的受害人

裸聊勒索案時有發生，根據政府的數字，在2022年，勒索案有一千八百多宗，當中有1,402宗是裸聊勒索案。[1] 有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捲入裸聊勒索案中，慘成受害人，早前就有報道指有年僅11歲的男童，在電話交友應用程式認識了一位陌生人，對方誘騙男童裸聊，並拍下男童的不雅照片及影片，之後向男童的母親勒索，要求她支付10,000元，否則會公開男童的照片及影片。[2] 無疑受害人心靈必然會受到傷害，網絡世界危機四伏，孩童需要可信任的成年人的保護和導引，如能及早教導幼童上網原則，讓他們學會保護自己，或許就能避免將來有更多孩子遭受這類型的傷害。

近年電影電視劇，在性議題中除了十分政治正確外，劇目也加入不少性和性別議題，值得社會反思之餘，部份議題更引起社會連鎖反應。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中，透過一場選舉戰，談及職場權力關係、性騷擾、婚姻與家庭的關係，令人反思今日家長應該怎樣與孩子討論性教育。（文章內容有劇透成份，敬請留意。）

談及職場劇，通常在大台理論中，就是專業上發生的故事，加上一些多角的戀愛、一些床戲，最後以燒烤活動場面作結，來一個大團圓結局。不過在《人選之人》中，性愛關係多變的。[1] 女主角是同性戀者，有固定女友，努力想要傳統的父親認同；與她一起工作的女同事，在前公司先戀慕已有家室的上司，之後與他有性關係，但同時又被拍下裸照作為要脅，以免她將婚外情曝光。劇情發展又因著各種巧合，這位有家室的上司，其女兒出於好奇，看到了父親與很多不同女性的裸照，事情曝光後又見其母親人前人後兩個樣，表達自己為了權力可以忍受丈夫婚外情。

劇集在串流平台推出後，在台灣大受關注。男女雙方是戀人關係，男方在女方不願意的情況下拍床照，女方即使愛男方但卻不願拍床照，她由最初擔驚受怕要去討論區做搜尋，深怕自己的不倫照片曝光，到最後選擇站出來對所有人說自己是受害者，令人動容。劇情更激起台灣一波MeToo浪潮，政界、文壇、藝壇、娛樂圈無一倖免地被牽連，[2] 不少受害人均走出來說相類似的故事。

不論港台，如果有人在不同意的情況下被迫拍下這些私密照片，拍攝者同樣觸犯了刑事罪行。可惜的是，受害人往往有個想法，當時大家是戀人的關係，對方也承諾不會外傳，所以就容讓事件發生。不過當關係不幸破裂時，受害人就會發現當初的「容讓」其實是錯的，最終只會活在陰影之中。任何關係之中，二人真誠同意做某些行為，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半推半就帶來的遺憾，會影響一生。作為家長我們可以怎樣教育孩子處理感情關係中的性愛事？我們因為愛對方，會否做出一些本來我們就不願意做的事，超越我們劃好的界線？

故事另一條線，討論到爸爸的女兒看到爸爸與不同女生的床照時，青少年期女兒的反應。故事中孩子先感到震驚，之後覺得被欺騙，到思想怎樣保護母親時，她發現母親雖然知情，但卻選擇默默承受，這令她感到委屈和無奈。這故事亦引發出很多討論。今日成人世界的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的性生活在不同的情況下被孩子發現，我們如何向我們的下一代解釋我們的過去，甚至是我們的現在？可見性生活的記綠，不論是裸聊或者床照，除了自己要擔驚受怕之外，還要考慮更多未知的後果。

除了裸照的討論外，故事亦提及一宗性騷擾案件，主人翁在職場被人性騷擾後，遭高層不斷用各種方式冷處理，甚至企圖大事化小，受害人經過同事協助，明查暗訪下發現原來不只她一位受害者，最後認為應該要選擇依循正途作出投訴，過程中當然被不同的人士以各種的方式施壓，企圖用內部和解的方法來解決事情。

故事反映出台灣雖然有各種的正途去投訴和處理性騷擾事件，但實際操作上，大部份人寧願用大事化小的方法來處理，以為就可以將問題解決。正正因為社會對性騷擾的認識不足，誤以為它只是一種沒有雙方同意的調情，但實際上如果調情不是雙向和正面，甚至令任何一方有不安的話，就理應道歉，若果這種令人不安的調情一直持續，足以構成性騷擾。可惜社會上這方面的教育十分不足，大部份人都認為這種情況如果受害人走出來表達是小題大做。最後受害人就傾向走回大事化小的處理方法，令自己處於劣勢，甚至繼續被騷擾。

一套台劇，反映出法例即使訂立了，如果社會的性教育仍然落後，有些狀況仍然難以改善。文化、科技不斷的改變、演進，自然令不同性議題出現，家長作為成年人，除了自己要思考怎樣應對外，也要想想怎樣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去應對多變的議題，如何建立一個正確價值觀和態度去面對不同的挑戰，比單單回應一個情景更重要。

資料庫

威脅發佈私密影像屬違法

針對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香港政府在2021年10月實施了新法例，將有關行為列作刑事罪行，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在事主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拍攝事主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行為，例如更衣或性交，即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如果有人未得到事主同意，或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便發佈其私密影像，或者以私密影像威脅事主，這同樣會觸犯法例，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即使有關私密影像是事主同意拍攝，但只要在未經事主同意或事主不同意的情況下發佈，便屬違法。

政府去年就《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諮詢社會意見，才大半年就火速立法，當年的理由不外就是政治起底嚴重，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表示自己是起底風氣的受害者，也有議員提出治亂世用重典是最好的處理方法。到今日，法例已立一年，私隱專員早前接受個別傳媒訪問時，提出截至今年9月多個網上平台發出1,252份停止披露通知，九成訊息已被平台移除。現時因政見分歧而起底的網上訊息，已較2019年大為減少，條例至今大部份投訴涉及生意、感情糾紛，約佔七至八成。

筆者去年11月就已撰寫文章，強調很多網絡中的「生活日常」例如感情糾紛互相在網上對質、商業上公開某公司做事的問題以表達不滿等等，容易中招，觸犯法例。[1] 果然一年下來，私隱專員公署拘捕的案件，大都就是類似的情景，有因為金錢糾紛的、[2] 也有租務糾紛的。[3] 上月首次成功定罪的案件，就是感情出現糾紛後，其中一人將對方的個人資料刊登在不同的社交平台。[4]

根據報章報道，截至9月底，私隱專員公署共就91宗案件展開刑事調查，當中七宗有拘捕行動，起訴兩名被捕人。政治上的起底犯卻無法打撃，因為在有關方面拘捕他們之前，他們早就消失了，現在這條法例拘捕的人，多是因為一時情緒不穩，或者因為受到莫大委屈希望在網上得到伸冤而犯案。他們知道做這些事會有機會犯刑事罪嗎？未必，因為條例太新，而且網上「唱衰」一個人，當事人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原來也會「犯法」，所以有人誤墮法網，實在是情有可原的。

正如我們在諮詢文件所述，在法例制定時應該考慮各方的因素，應該要以私隱被侵犯而造成的傷害程度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並應該給予對方刪除訊息的機會，現在的法例並未有提升門檻。如此情況下，政府卻未有進一步的進行針對性宣傳，宣傳品集中在政治內容上，反而未就社會和坊間一般出現的網絡侵犯別人私隱的情況去宣傳和討論，最後觸犯此法例的當然就是一般巿民而不是在立法時所強調有政治意圖的人士。

起底，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一個好的網絡使用習慣，我們不鼓勵大家去起底，但另一方面，有些市民自行透過網絡來表達不滿、或以某些行為來報復，可能由於他們不了解法律、或者受了委屈但有冤無路訴有關、以及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出此下策，若果相關的法例太嚴苛，會造成不必要的反效果，可能教育還是較好的方法。

「不知者不罪」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不過，對於法治社會來說是行不通的，最多也只能成為被定罪時的求情理由，因此，了解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經常有可能遇到的問題的相關法律便十分重要，否則因為無心之失而被檢控、甚至鋃鐺入獄便不值得了。

在現代社會，一些只涉及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感情、親密關係的問題，若大家以為不涉及法律便大錯特錯，而一些往日容許、甚至被讚賞的行為，今時今日卻可能會被檢控，正如以前死纏爛打地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會被視為痴情，現在卻很可能變成纏擾或性騷擾。而情侶或夫妻情到濃時，不要以為只要在家中或室內發生性行為便一定沒有問題，若身處公眾可以看到的地方（如露台），便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至於棒下出孝兒的傳統觀念，莫說對子女會犯法，就算用來教導寵物亦有機會惹官非。又例如教會和機構在面對新的社會環境，若沒有危機意識，萬一誤墮法網，恐怕無法改變作為領導沒有做好危機管理而失職的事實。

當時代變了，不與時並進，只會變成糊塗人，不知和無知只是一線之差，以數碼科技為例，這已是大部份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作為用家，我們難以明白當中的許多原理，不過，卻不能不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守則和知識，否則便可能糊裡糊塗做出糊塗事。今期《燭光》會從數碼智商、明星與社會現象、青少年的性態度、人與寵物的關係等多個範疇，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明光社成立及回歸25週年的新香港的新挑戰。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明光社於2020年獲得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開展「童途有愛：保護幼兒身心靈計劃」，製作一系列適合幼稚園與初小學童的防範性騷擾教材，供學校及家長使用，務求家校合作，以有趣的形式，加强兒童自我保護意識，預防性騷擾和性侵犯，讓小朋友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本計劃的重點項目是製作一套「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此遊戲卡適合家長、教師或小朋友身邊的成年親友與小朋友一同玩，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分辨好或壞的接觸，和遇上壞接觸時的適當回應方法。每盒遊戲卡套裝包括了25張人物卡、25張動作卡、25張身體卡、17張回應卡和12張機會卡。另外遊戲還提供了三個不同主題的棋盤，分別是上學天、親子同樂日和校園生活，玩家需要先揀選其中一個棋盤，作為是次遊戲的棋盤，並將自己所選的棋子放在棋盤的起點。

遊戲可供二至六位玩家參與，每盒遊戲卡裡有六顆棋子，每位玩家可選一顆棋子。我們鼓勵家長或教師和小朋友一起玩，或者從旁協助，在玩遊戲卡時為小朋友提供適當的指引。第一位玩家先從人物卡、動作卡和身體卡中，各抽一張，並將抽出來的三張卡組成一個情景。如果該情景是好接觸的話，玩家可以擲骰子決定棋子前進步數；如果是壞接觸的話，玩家則要抽取一張回應卡。如果回應卡的內容是遇上壞接觸時的適當做法，玩家亦可擲骰決定前進步數；如果是不適當做法，玩家則需抽一張機會卡，並按機會卡上的指示行動。完成以上流程後，就由下一位玩家抽牌。棋子最快到達終點的為之勝出。

在進行遊戲時，家長或教師需要注意以下事項。首先，可視乎孩子的年齡和生活圈子，決定適合的人物卡。如果孩子抽中的人物卡是他們生活上未曾接觸到的人物，可讓孩子重新抽另一張人物卡。而人物卡、動作卡和身體卡組成的情景是以孩子的角度出發。例如孩子抽到「同學」、「輕拍」、「臀部」，是指孩子的同學輕拍孩子的臀部；如抽到「陌生人」、「向你展露」、「私人部位」，是指陌生人向孩子展露他的私人部位。

家長或教師可按遊戲卡組成的情景，詢問孩子此行為是否合適，再分辨它是好接觸還是壞接觸。好接觸是指令孩子感到開心舒服的行為，而壞接觸則是令孩子感到不舒服、不安、害怕、厭惡的行為。如果遇到一些未能明確分辨是好或是壞接觸的情景，則以孩子的感受來作判斷。

例如抽中「叔叔」、「檢查」、「私人部位」，情景就是叔叔檢查孩子的私人部位，這接觸是好是壞，視乎孩子的性別、叔叔與孩子的關係等等因素。如果孩子與叔叔關係疏離，這很可能是一個壞接觸；但如果叔叔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為健康理由而進行檢查，這就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行為。大人亦可即時詢問孩子的感受，如果孩子對此感到不舒服，都可視為壞接觸。

家長或教師在遊戲過程中需留意孩子的反應和感受，如孩子出現驚慌、流淚、不開心、情緒低落等狀況，可暫時停止遊戲，溫柔地安慰孩子，並慢慢引導孩子説出感受和令他出現情緒的情景及原因。另一方面，如孩子對於明顯的壞接觸行為不感到抗拒，或認為該行為不是壞接觸，我們也要保持冷靜，並用溫柔的態度引導孩子說出他們的想法，了解他們是否曾經歷不恰當的接觸，並藉此教導孩子適當回應的方法。

如在遊戲中發現孩子曾經遇上壞接觸或性騷擾的情況，千萬不要責備孩子，避免造成二次傷害，應保持冷靜。家長或教師可以先讚賞孩子，有道出事情經過的勇氣，溫柔地安撫孩子的情緒，並盡快陪同孩子尋找專業人士幫助，可聯絡學校老師或社工協助，如涉及非禮或強姦等性侵犯行為，需立即報警處理。

我們設計遊戲時加入不同棋盤，讓玩家鬥快到達終點，目的只為增加遊戲的趣味性，但要知道遊戲的輸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藉遊戲卡，在互動中向孩子作出解說，教導孩子分辨好或壞的接觸及正確拒絕壞接觸的方法，增強他們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技巧。

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下，本社現免費派發「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給全港各小學和幼稚園，以及3至9歲兒童的家長，每間學校或每個家庭可獲贈遊戲卡一盒。有興趣的人士可透過以下QR Code進行登記。此外，為方便學校在課堂上的教學，我們已將所有遊戲卡和棋盤的檔案，上載到本社網站，歡迎老師在以下網頁下載、自行列印，以用作教學用途。有關遊戲卡的玩法等詳盡介紹，亦可在網頁中看到。

索取或下載

在此刊物或物品上／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兒童事務委員會的觀點。

「起底」，是網絡文化之一，有討論區更設「起底組」，但凡有不平事，網民就「起底」而攻之，先有找出個人社交網站，之後就是家人，還有其他的個人資訊，例如全名、電話、地址、公司、車牌、職業、工作地點，甚麼都可以翻出來，也沒有人查證，反正就是要令你感到害怕。部份人拿到這些資料更會惡作劇一番，例如冒充你去點餐、買外賣、用你的電話號碼申請不同的東西，只要資料夠多又準確，隨時會受害。

原本這些網絡文化就沒有人管，但自從社會事件發生之後，不論任何陣營都盡用這些網絡空間去將對方「起底」，甚至務求令他們感到生命感受到威脅，於是「起底法」橫空而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立法會會議中指，大量受害人，例如警務人員、官員、政見不同的公眾人物「包括在座各位，同我」都曾被「起底」，又指有警務人員的子女遭公開資料，及遭同學杯葛。政府決定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私隱條例》），將之加強，引入針對網絡「起底」的內容，簡而言之，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有意圖或罔顧導致當事人或其家人受指明傷害，已屬違法。私隱專員公署更製作了詳細指引，[1] 說明在不同情景下如何會觸犯法例。

筆者細閱了有關指引，卻發現法例如認真執行起來，很多今時今日的網絡行為，我們看來是生活日常，但在有關法例生效後（法例已於今年10月8日生效），這些行為很可能已是違法行為，本文嘗試舉三個在法例生效前出現過的例子／情況，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例子中的行為如在今日出現，有關人士應該已觸犯了法例，或說他們的行為都十分危險，很有可能會因而受檢控。

1. 食壽司不斷被點餐事件：

今年10月2日，事主於facebook群組分享到自己正在某壽司店用膳，用餐期間他將壽司和落單用的QR Code照片分享到社交網絡平台，豈料不少網民竟以「擔心事主唔夠食」為理由，「幫手」不斷落單，最後埋單金額高達9,173元，連加一服務費總金額破萬元。事件令該壽司店的部份食品一度售罄。[2]

根據已修訂的《私隱條例》第64(1)條：「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是出於以下意圖的，該人即屬犯罪——(a)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不論是為了令該人或另一人受惠而獲取；或(b)導致該當事人蒙受金錢損失或其他財產損失。」上述個案中，替事主落單的網民有機會「中招」嗎？極有可能。雖然惡作劇的人未必知道事主是誰，但他用了對方落單的QR Code去點餐，其實等於打開了對方的錢包，在沒有他同意的情況下消費，這樣行為的確是未經對方同意而取用對方個人資料，以致直接令對方蒙受金錢損失。

2. 網絡作家莎比亞妻疑與男教師外遇事件：

今年8月，網絡作家莎比亞被爆其妻疑與一名男教師外遇，當中更有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截圖、照片流出，部份網友更即時搜尋到其妻與外遇男教師所任教的學校的名稱。[3] 在《私隱條例》未修訂之前，這種「起底」行為是沒有法例禁止的。

上述事件的網民，在法例生效後，有機會中招嗎？有。如果事件在今日發生，如此將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意圖或罔顧該披露是否會（或相當可能會）導致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任何指明傷害，披露者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港幣10萬元和監禁兩年。條例中並沒有寫明提供資料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和受害人有任何關係。現時網絡上有不少人好事之徒，見到這些吸睛的事就主動為他人「起底」，他們很容易就誤墮法網。

3. 社交平台的黑店專頁：

社交平台有不少群組和專頁，都會請網友分享他們不同的黑店經歷，即曾到過哪家黑店購物的遭遇，當中網友除了寫明店名和經歷之外，有時也會拍片拍下售貨員的樣子，甚至店舖老闆的樣子，以及公開有關人士社交媒體個人戶口的資料，或有關其個人資料的截圖。

在網上發佈有關店舖的老闆或店員資料的網友，有機會中招嗎？有，雖然說那些資料可能是公開的，但如果我們將之與黑店故事連結，當中可能又有相關人士的家人的樣子，甚至家人的資料的話，基本上也會構成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披露他們的資料，意圖令他們蒙受損失了。

資料庫

由2019到2021  起底行為刑事化

「起底」問題引發的討論，自2019年起備受各方關注，該年10月，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指，很需要檢視香港的法律，希望往後的法律在有需要加強的地方，能夠令他們更有能力去對付大規模網上「起底」和欺凌。[4] 今年2月，特首再次指，政府會從執法和修例兩方面著手處理「起底」問題，包括修訂《私隱條例》，把「起底」行為定為刑事罪行。[5] 到了 5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便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中介紹政府計劃就《私隱條例》作出的修訂建議，以打擊「起底」行為，並建議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6] 《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於9月29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10月8日生效。[7]

日常生活，無論是為工作、學習或娛樂……無論是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電腦，我們每天都會上網，接收各類型資訊。由於我們置身網絡世界——虛擬世界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它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數碼智商」（Digital Quotient或Digital Intelligence，簡稱DQ），以致我們有能力善用網絡，而不會跌入失控狀態，或錯誤使用網絡工具。

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

參考非牟利國際智庫組織DQ研究中心（DQ Institute）所設定的數碼智商框架，當中包括有關數碼智商的八種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1]

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 Identity）：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線上、線下，具備誠信的身份。
2. 螢幕時間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能控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在處理多項任務、參與網上遊戲和使用社交媒體時，均有所節制。
3. 網絡欺凌管理（Cyberbullying Management）：能察覺網絡欺凌事件的出現，並能有智慧地處理事件。
4. 數碼同理心（Digital Empathy）：在網上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的需要及感受。
5. 私隱管理（Privacy Management）：能獨立地處理網上個人資料，以保障自己與別人的私隱。
6. 網絡安全管理（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能以保安度高的密碼保護自己的資料，並能處理不同的網絡攻擊。
7. 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能理解數碼足跡的本質及它們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並負責任地管理數碼足跡。
8.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分辨真假資訊、分辨內容是好還是具傷害性，及可信與可疑的網上接觸。

網絡應用與信仰

此外，作為信徒或牧者，活在網絡世代，我們同時亦要思考網絡與信徒成長和牧養工作的關係。信徒如何主動的在網絡世界尋找有用、真確的資訊，幫助自己讀經研經，如何在網絡世界與其他信徒聯繫、團契、相交；牧者可以怎樣透過網絡進行宣講、教導。這都是很值得新世代信仰群體思考的課題，所以在本小冊子中，除了以上八個數碼公民能力，還有與信仰課題相關的文章，盼望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一下個人靈命培育的新方向，以至未來教會要走的路、當中有甚麼發展空間和需要突破的限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為現代人帶來許多便利，同時亦有潛在危險，盼望在本小冊子中，透過九個範疇的方向，能幫助大家善用網絡工具，享受來自網絡世界的樂趣，同時亦了解網絡工具的威力，學習有節制地使用，免被操控，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閱讀《數碼健康檢查站》小冊子

大數據有助於做分析，但資料也只限於數據上的分析，看不到數據以外的行為及態度。例如大數據會計算收集得來的資料，並把人分類，找出不同的人喜歡觀看甚麼類型的文章或影片內容，然後集中生產及播放這類作品，減少或不再生產少人喜歡的類型作品。這似乎很合理，但其實這會減少了人的選擇，也讓人少了機會去體會比較少人喜歡的作品，及排除了人有改變口味的可能。

推送迎合個人口味的內容，對人們帶來甚麼影響？當大數據在計算你喜歡的東西時，這代表著它會預測及主動配合你的喜好，及提供它認為你會喜歡的東西，也許它的預測結果是相當準確的，而它也會不斷學習，會進步，亦會愈來愈能對準你的口味。但同樣，人們可能會變得愈來愈自我，不會去發掘新事物及作新嘗試，因為愈來愈少機會接觸與自己喜好有所不同的東西。

數據以外的資訊

另一方面，大數據反映出來的結果也不一定完全正確無誤，它也可能有偏差，會存在「偏見」，因為它的分析是基於搜集得來的數據，數據以外的東西，它不會知道。那會引發甚麼問題呢？試想想如公司用網上搜集得來的數據（如社交平台、信用評級）來評定面試者是否合適擔任某崗位的工作，數據可以很仔細，但也可以存在很深的偏見，因為資料會缺少了面試者的態度、他／她是否已改變，及形成數據的因素等資訊。而如果招聘的公司在第一輪面試前過濾一下大數據提供的資訊，一些背景資料不好的人，很可能早就被篩去了，他們可以「翻身」的機會，亦會變得更少。

資料被悄悄收集

事實上，不同的企業、團體正漸漸不動聲色地收集我們的大數據，如駕駛習慣、[1] 觀看電視的習慣，[2] 或醫療數據等，[3] 它們何時會用這些數據？會用數據來做甚麼？會不會他日被用作呈堂證供來指證我們？又或者將數據賣去保險公司，讓他們用數據來計算保費，甚至因應數據而提高保費？另外，不少網友也會經常瀏覽社交平台（如facebook、LinkedIn），並分享自己的行蹤、喜好、習慣、近況及工作經驗等，當這些社交平台意外洩漏用戶資料、[4] 或被黑客入侵時，[5] 受影響用戶的私隱就會被不法份子掌握，我們再也難以保護自己的私隱免被分析及利用。

明智地行使選擇權

所以各位網友，對於分享或發放訊息，其實我們是有選擇權的，我們可以選擇是否分享及分享甚麼。在「開心share」、快樂地分享個人資訊時，也要細思一下我們每次發放訊息，都會留下「數碼足跡」，如有關資料洩露或被利用，有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大家在行動前，要細思，好好運用自己的選擇權，避免私隱洩漏，令自己失去選擇。

（原文於2021年5月2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網絡上一直有不少教人如何穿衣配搭的短片，近來出現由韓國傳入的另類穿衣配搭短片「LookBook」，[1] 賣點是全片以「一鏡到尾」的手法拍攝，片中女主角，也就是拍攝短片的女網紅，會在鏡頭前換衣服，甚至會出現只穿內衣褲的畫面，部份網紅更刻意在鏡頭前搔首弄姿。後來有些少女也「有樣學樣」，模仿這種拍攝方法，毫不介意公開地展露自己的身體。其實拍攝手法有很多，假若子女也希望試試拍攝網絡短片，家長可以怎樣教導孩子訂立安全界線？本文嘗試以LookBook作為例子，分享一下家長可作的提醒及預防教育。

短片所呈現的自己

首先，家長要教導子女明白，拍攝短片並上載到網絡就像發出一個邀請，讓別人透過短片所呈現的畫面去認識你，而這個邀請是立刻發放予全世界的人。平日子女總會收看一些短片，家長可以藉此機會問子女：「你覺得片中人喜歡做甚麼事情呢？」如果該短片是教導穿衣配搭，子女可能會覺得片中人是個喜歡打扮的人。家長可進一步問子女，對於有展露穿內衣褲畫面的LookBook，跟其他同類型但沒有展露內衣褲的短片比較，兩者同是分享穿搭的技巧，在觀感上有甚麼分別呢？其實短片內容的選材，會直接影響收看者對片中人的印象。假若短片裡來來去去只展現了片中人美麗的身段，這些畫面為眼目帶來刺激，但最終還是會過去的，更何況網絡上總有更令人驚艷的身段和容貌。如果一個人沒有展現美好的品格特質，長久下去，即使擁有再美的外表，也難免讓人覺得流於表面和枯燥乏味。

家長可引導子女思考，希望別人透過短片對他留下甚麼印象，以及為短片內容訂立界線。我們總希望受朋友歡迎，彼此分享有趣的事，更渴望別人欣賞自己。一個真正讓人值得花時間去深交的人，大多是有內涵、品格美好的人。因此我們要教子女追求能夠歷久常新的美好品格，例如《聖經》提到聖靈所結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些美好特質永遠不會過時，且會令人感到幸福。若拍攝網絡短片會讓別人看見自己某些層面的特質，我們為何不展現這些美好特質呢？

視「讚好」為認同

今日的網絡短片總能讓收看者作出回應，喜歡的就可以「讚好」，這本來並非壞事；不過，有些人卻為了追求「讚好」，不惜退讓自己的底線，視「讚好」為別人對自己的肯定和認同，愈多「讚好」代表自己愈受歡迎，得到更多的愛戴和關注。事實上那些暴露身體的短片，即使標記著再多的「讚好」，其實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友誼。家長不妨請子女分享一下對「讚好」的經驗，例如他有「讚好」過某些短片嗎？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呢？有些人細心欣賞短片後，覺得心靈受到鼓舞而「讚好」；有些人覺得短片有趣、刺激，就隨手按「讚好」。「讚好」別人的短片輕而易舉，不過要移除「讚好」也是順手一按的事。家長可引導孩子思考，心底裡若希望別人欣賞自己，到底是源於哪些想法呢？

一旦上傳便難以刪除

家長要教導子女明白，在短片或相片裡所呈現的每一個形象，其實都是代表著真實的你；即使沒有朋友認出片中人是自己，但我們總認得自己最熟悉的身體。所以當有人對「短片或相片裡的你」評頭品足、惡言惡語、講一些輕佻或侮辱的留言，你都會切實地感到難受。在互聯網世界，我們都無法控制別人的言論，也無法完全移除短片、相片。上傳到互聯網的資訊就好像潑出去的水，所謂覆水難收，要徹底刪除幾乎是不可能。即使你已移除短片，你卻不能肯定其他人曾否下載或複製短片，所以家長必須教導子女在上傳任何資料前，都得小心考慮，否則便要為那些沒有實質價值的「讚好」付上代價。

抹不清的網絡資訊

關於拍片，家長必須引導子女思考：隨著年日成長，沒有人知道將來自己對各項事物的想法是否如年幼時一樣，也就是說若時光倒流，我們會否再拍攝相同內容的短片？保護身體放諸甚麼年代都是正確的，因身體是寶貴的，是要珍惜的，豈能輕易向人展露呢？假若過去我們曾因一時衝動拍攝不合宜的短片，現在感到後悔而刪除短片，但將來某天短片突然又再出現，我們該怎樣去面對呢？假若愛我們的人看到這些不合宜的短片，定會感到難過。只要輕輕一想，已經觸動我們最脆弱的神經，令人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既然如此，我們必須為自己訂立安全界線：不在網絡世界展露自己的身體，也不賣弄色情。

人人都可以當主角

美國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他這句話彷彿說中了今日的社會現象，社交媒體、影片分享網站的出現與興起，令普羅大眾都可以在網絡世界分享自己的作品，而收看者亦可以透過「讚」、「評論」及「分享」來作回應。「讚」和「分享」數目也成為受歡迎指標。有輔導心理學家指出，心理學中的社會激勵理論（Social Incentive Theory）分析了人的行為動機，因渴望得到社會和外在支持、激勵，人會對得到獎勵的行為有正面的動機，並會遠離可能會導致負面後果的行為。有人為了「讚」而在所不惜，正反映了別人的「讚」，養活了他的自信。[2]

曾經聽過一位留學以色列的港人分享其「驚險」經歷：有一次他獨個兒在學生餐廳用膳，如常地像過往身處香港一般，把背包留在椅子上「霸位」，為自己預留位置，然後花了大約十分鐘點餐、取餐。回到餐桌，他發現背包不見了，而之前坐的桌子更被圍起來。當他走近桌子尋找背包，立時被在場的保安人員押走問話。幾經折騰及警告後，他才驚覺在以色列境內，任何被閒置在公共場所的東西，也會被懷疑是炸彈。「安全」在以色列並不是一種常態。

在台灣，看到類似閒置物品是常見的情況，有別於以色列，民眾對此有著不一樣的反應。他們的反應（或不反應）也曾令筆者感到有點錯愕。咖啡店的客人、圖書館的讀者，他們不僅把背包，還有書本、筆匣、眼鏡，甚至手提電話、電腦留在座位上，他們離座也不是僅僅十多分鐘，有時甚至超過一個多小時。他們可能外出抽根煙，有的喝杯飲料，有的外出吃個便當，更甚是跟朋友吃個午膳再回來，他們似乎並不擔心閒置桌上的物品會被偷走（或拿走）。他們真的不在乎自己的財物？還是對他人有極大的信任？或是台灣確實是一個安全的都市？

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於2020年公佈全球治安排名，台灣的安全指數名列第二位，其犯罪率之低亦是第二位。[1] 故客觀而言，台灣是安全的。筆者身處其中，與當地民眾大概有著相同的疑問：「台灣真的是這麼安全嗎？」

從新聞報道中可見，一些嚴重的罪案，如槍擊案，三天數日就有一宗。不限於幫派互鬥廝殺或是個人的恩怨仇恨，這類型案件已被看作平常（筆者執筆期間〔3月7日〕高雄就發生了一宗槍擊案，行兇者連開十多槍，導致二人死亡。[2] ）一些較輕微的案件，如偷竊、搶劫同樣是每天都發生。與香港不同的是新聞報道中的片段、畫面，如同現場直播一般。賊人小偷的一舉一動，或是事前的伺機徘徊，或是事後的逃走路徑，原來已被安置在不同位置的監視器以不同角度拍攝下來。無怪乎有台灣人說：「連路邊尿尿都被拍到」，更把這城市的「安全」歸功於遍佈全台灣的監視器。[3]

然而筆者仍是要問：「這是安全嗎？」

習以為常的受監視，雖然可以被說成是保障市民大眾的安全措施，又是偵查破案的重要工具，但個人的私穩、行蹤又如何得到保障呢？確保人民的「安全」與增加人民的「安全感」是兩碼子的事情。政府及執法機關藉全民監控無疑有助於保障市民「安全」，但要人民能信任政府（或監察者）不會濫用監視所得的資料，這才是建立「安全感」最為重要的基礎。

2019年曾有研究預估，2021年全世界將有超過10億支監視器監控全球各都市，其中超過一半座落於中國。[4] 而監視器排行最多的首15個城市，中國的城市就佔了其中九個。有報告預計，按人口比例的計算，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台監視器。台灣並不在統計之中，但按2018年北市府的統計，推算每千人約有5.48台監視器。[5] 今天在台北市監視器的數目，肯定是有增無減。[6] 除了17,894支由政府架置的監視器，還未計算那些私人在店內、大門外、停車場、騎樓、行車監錄……等多不勝數的「眼睛」從不間斷地盯著你。

「監視」在全世界的發展是如此合理，臉部辨識等生物特徵監控的技術也迅速發展。2017年BBC駐北京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作了一個採訪實驗。僅僅七分鐘，藉監控系統，他就被逮獲了。[7] 科技日新月異，相信今天監視的技術，已不能同日而語了。

確保人民「安全」被用作為合理「監視」的最佳理由。在另一邊廂，歐洲有不少的民權團體則倡議禁止生物辨識監控，其中反對者瑞赫（Orsolya Reich）在聲明中表示：「這攸關每個人對於自身未來的掌控。從人工智慧如何被用來為我們的事務做決定，我們已見到這件事正在發生。」又說：「大規模的生物辨識監視，只會讓更多人的資料進入這些系統，並且讓這類行為變得更普遍且傷害更大。」[8] 明顯地以「安全」為由並不能說服或抵銷「監視」所帶來的危機及傷害。

筆者在台灣久了，漸漸地也變得「安心」把物品閒置在桌上。惟願這樣的改變，不是仰賴監視器的功能，而是更多信任人內裡的美善。「安全感」或「安心」從來都是由信任開始，並不是靠一個名為「安心」實為「監察」的App所能達成。

於2021年1月初，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向世界不同地區的用戶發出通知，要求用戶答應新的私隱條款，否則就會於2月8日刪除用戶的WhatsApp賬號。[1] 事件引起不少用戶反彈，紛紛轉用其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而要「移民」到其他應用程式及平台，不再使用WhatsApp及它的母公司facebook的社交媒體平台。

事件不難理解，因為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及分析用戶資料，並為不同的產品客戶提供廣告服務，早已引起社會討論，指它們罔顧用戶的私隱權，悄悄地在背後操弄，針對用戶的「弱點」（喜好），而作廣告銷售。用戶只是因為習慣了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而忍氣吞聲。而這次更新私隱條款的「通知」，就好像看扁用戶用慣了這平台溝通及分享，以為用戶「食得鹹魚抵得渴」，一定會答應有關條款並繼續使用，「默許」它們繼續任意使用自己的私隱，繼續「肉隨砧板上」，甘心任它們魚肉。

想不到這事會引起了各方的反響，令不少人轉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Signal及社交媒體MeWe，令兩者的下載量急增。[2]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也有不少用戶轉用Signal和MeWe。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亦對WhatsApp更新有關條款表示關注，指是次新條款涉及共享不少個人資料，呼籲用戶留意新條款的改變。[3]

據WhatsApp的私隱條款，列明許多用戶提供的資料、自動收集的資料及第三者（其他用戶）傳送給用戶的資料等，都會用來運作、提供、改進、了解、個人化、支援及推廣該程式的服務，[4] 而且也分享給facebook相關企業。[5] 雖然後來WhatsApp聲稱不會搜集用戶的私人資料，但仍被傳媒指出與事實不符。[6]

對關注私隱問題的香港用戶來說，Signal與MeWe是一個新嘗試。Signal的其中一位創辦人Brian Acton正是WhatsApp共同創辦人之一，在facebook收購WhatsApp後，Acton當時因不認同母公司欲將廣告帶入WhatsApp的政策而離職，他隨後創立了Signal。[7] 而Signal是一個沒有後台的非營利組織，只會儲存描述資訊，並不會收集用戶資料作廣告用途。[8] 而MeWe方面，由於沒有廣告、沒有演算法（不會去計算用戶喜歡甚麼，按時間排序給用戶看朋友發佈的內容）、用戶資料不會被出售，可以更自由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也可以讓用戶將賬號設置成匿名或不被搜尋到。[9]

似乎「移民」後，一切都會變得很好……但筆者認為還有隱憂。沒錯，沒有了演算法，似乎會減少了被放入「同溫層」的情況，但由於用戶可以自由選取及建立朋友圈，會否繼續「圍爐取暖」就得看用戶自己的心態。而且用戶可以匿名，在系統中結識的新朋友、KOL（關鍵意見領袖），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誰，就不容易查證。如發生網絡欺凌的話，也難以追查。

其實，使用社交媒體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不能單靠閱讀友人、KOL發放的內容，就以為世界就是那個樣子。沒有人工智能去「餵飼」（feed）你，給你看特定的內容，但你會不會因為想舒適一點，而自動過濾了其他人的意見或看法？還是會勇於去面對不同的意見，先開闊眼界，廣納百川，才去評論事情呢？

最後，在選擇轉用其他應用程式或平台後，也該想想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每個系統都需要資金營運。不賣廣告的系統需要大家課金或捐款去支持它們的運作，Signal及MeWe亦是一樣，大家是否因為不想在社交媒體被操控，而願意付出金錢？其情況與讀網上新聞同一道理，新聞工作者要賺錢維持生計，我們要不就付款看優質新聞，要不就要看滿載廣告或背後有資金支持的新聞，兩者的報道手法與角度當然亦有所不同。未來，當新興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平台用戶的人數多起來，這些公司到最後會不會被其他科技巨頭收購？或能否繼續以現有方式營運下去？我們且拭目以待。

網民非杞人憂天

facebook早前公佈截至2020年12月，其每月活躍用戶數目達28億。[10]　不過這位社交媒體平台巨頭的營運手法，卻為人詬病。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未經用戶同意下收集facebook用戶的資料，為候選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放政治廣告，facebook默許劍橋分析收集用戶資料，而捲入這次的風波。事件在2018年3月曝光，facebook因而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罰款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並同意推出新措施以確保公司在作出決定時須保障用戶的私隱。[11] 可是其後美國《紐約時報》又揭發facebook將用戶資料與其合作夥伴，包括蘋果及Amazon等公司分享，而聯邦檢察官已就事件展開刑事調查。[12]

有關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的影響力，社會早有討論，但一些於早期參與開發社交媒體平台及有關科技的專家又如何看這類系統的影響力？劇情式紀錄片電影《願者上網》訪問了這些專家。他們不少曾於facebook、Instagram、Twitter、Google及YouTube等平台主管開發、設計、營利等部門，十分了解內裡的運作，電影就他們分析社交媒體發展的趨勢作了一個詳盡的記錄。

當初設計這些社交媒體時，這些專家都沒有想過社交媒體會引發嚴重問題，甚至有人曾覺得工作能造福人群。然而社交媒體高速發展了超過10年，並以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方式運作系統，它不但嚴重影響了青少年的自我形象、形成網癮，縮窄人的視野及造成社會兩極化等問題，而且系統還自我發展到人類不能完全控制及理解。

紀錄片提及由於營運的都是商業機構，以營利為先，而法律又追不上科技發展，完全監管不了這些富可敵國的公司。於是這些科技巨人為了商業利益，將系統的運作「交給」人工智能自我學習模式，針對每個用戶的習慣、喜好去推薦合適他們的內容，使他們更沉迷。它們要捕捉用戶的「專注力」再賣給廣告商。雖然電視、報刊都會用類似手法運作，但問題是社交媒體的系統每天都會比前一天聰明一點，針對每個用戶的「魔法」每天也在進步，用戶只要心靈軟弱，就很易受影響。亦由於每個用戶被「餵飼」的內容都不同，對於同一件社會事件，所看到的資訊也只會是他／她喜歡看到的，這就不難想像會有「同溫層」、「平衡時空」的出現，引起社會兩極化的情況，因為如果用戶只躲在社交媒體看資訊，他們根本不會聽到另一邊的聲音。

而紀錄片亦提供很多美國的數據及世界各地的例子，讓觀眾知道社交媒體已影響青少年心理、交友，也令成年人誤信網上謠言而引發暴力事件。而且不要以為沒使用社交媒體就能擺脫它，其影響力已到了能左右政治及選舉的地步，網上早已出現駭客利用這些平台的討論區及群組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及短片誤導群眾。

對於筆者而言，這紀錄片是極好的作品，可以提醒我們科技的發展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是無遠弗屆，是時候反思自己的使用習慣及擴闊自己的視野。網絡以外，能真正觸摸的世界及生活才是最真實及美好的。

根據本港政府統計處的數字，2019年有94.1%的受訪住戶有接駁互聯網。網絡就像水電煤一樣漸漸成為家庭必須的設備。該調查亦指出10歲及以上擁有智能手機人士的百分比是91.5%，當中10至24歲年青一代的擁有智能手機的百分比更高達94%。[1] 機不離身已成為我們的習慣，我們的生活已與網絡構成密不可分的關係，但網絡世界並非自由自在的烏托邦，反而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地雷陣。本文將講解網絡上各種性陷阱，大家既可了解時下的網絡文化，亦可保護自己免墮網絡性陷阱，而假若讀者已為人父母，家中有兒童或青少年子女，更可以引導孩子，建立健康的使用網絡習慣。

陷阱一：網絡色情

年青人初次接觸色情資訊通常都是在被動的狀態下，可能是上網時偶然有色情網頁的廣告彈出，這通常是因為曾經瀏覽過一些「不合法」的網頁，如看盜版動畫漫畫、下載侵權軟件、歌曲或影片等，而有關網頁通常都是靠色情網頁廣告來賺錢的。而今天年青人若要獲取色情資訊，已不用前往色情網站，更多的是來自朋友或網友之間的分享，如不少網上討論區都有成人版面，手機應用程式（Apps）Telegram中亦有大量隱藏的成人台，網民就在那裡分享色情資訊。今天父母已不可能完全禁絕年青人觀看色情資訊，所以除了要教導他們認識色情資訊中錯誤的性觀念外，亦需要讓他們知道網絡世界仍受香港法律的監管。

按現有法例，觀看色情資訊一方並沒有犯法，法例只規管發佈行為。如在網絡上向未滿18歲人士發佈不雅物品，或向任何人發佈淫褻物品，都會干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通常不雅與淫褻的分別在於有否展露男女的下體性器官，因此可以籠統地視有碼（打格仔）的色情資訊為不雅物品，無碼（沒有打格仔）的為淫褻物品。條例規管的不是朋友間的傳閱，而是向公眾發佈的行為。過去曾有市民在網上討論區張貼幾條淫褻影像的超連結亦因而被捕，最終被法院裁定發佈淫褻物品罪名成立，[2] 所以不要以為身處在網絡世界便可以任意而行。

而如果在色情資訊中裸露一方未滿16歲，並對有關人士作出色情描劃，那就屬於兒童色情物品，製作、發佈或管有兒童色情物品一律會干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只要你的手機和電腦中有一張兒童色情相片，已屬違法。如果大家懷疑自己收到的是兒童色情影像，應該立即刪除。

陷阱二：性短訊

性短訊是指透過網絡分享自己的性感或裸露的影像（包括照片和影片），這通常出現於情侶之間的私人對話，將自己的裸露影像當作「禮物」發給對方，同時要求對方將裸露影像傳給自己作為回禮，並視之為愛的表現。因此，不少年青人是為了遷就男／女朋友的期望，而不情願地拍下自己裸露的身體並傳給對方，在發送影像的同時，其實他們也將那些影像的使用權，拱手讓給對方。

情侶之間應該講求互信，但難保對方會有意無意地將影像外洩，甚至在雙方分手後，它們往往成為報復的武器。香港在這幾年都出現過不少性短訊外洩的情況，影像流入網絡，透過網上不同平台瘋傳。現時本港沒有法例規管未經他人同意下發佈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當事人只能眼白白看著自己的裸露影像傳遍香港，更要面對隨之而來的壓力與滋擾。

當拍下自己的身體時，其實就是在製作自己的裸照，外洩的風險已經存在，所以千萬不要拍下任何性感或裸露的影像，亦不要將它們傳給他人，就算是你信任的人也不可以。此外，更要將心比己，拒絕轉發他人的私密影像，因為此等行為會對他人造成莫大的傷害。

陷阱三：網上情緣

近年不少網民喜歡使用交友Apps結識新朋友，甚至尋找戀愛對象，但當中真的能夠順利發展戀情的，其實不多，更多的是遇上騙子及專業「玩家」。香港警方公佈2020年首10個月錄得748宗網上情緣騙案，較2019年同期上升53%，受害人年齡介乎15至85歲，八成半為女性，這可能是因為騙徒了解女性比較渴望得到情感慰藉的特質。[3] 騙徒偽裝成一個理想情人，用各種花言巧語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再用不同藉口要求受害人匯款給他。由於騙徒通常都不是身處香港，增加了警方調查這類案件的難度。

騙徒的主要目標是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女性，年青人未必是他們首選的對象，但其實除了金錢之外，騙徒還可以透過受害人的個人戶口作洗黑錢用途，又或騙取性感影像，甚至相約出外並對受害人性侵犯。也有不少個案是有人在網上交友遇上專業「玩家」，卻誤以為遇上真命天子，在發生性行為後，對方就去如黃鶴不知所終。這種彼此同意下的性行為並沒有觸犯法例，但受害人卻真實地被騙取了感情及肉體關係，身心都受到傷害。

因此，在網絡上交友時謹記拒絕對方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與網友溝通時亦要小心，不要隨便向對方透露自己的個人資料，也不要完全相信對方的話，因為不知對方的話有多少是事實。如果真的要出來見面，盡量去人多熱鬧的地方，千萬不要上對方的家、辦公室、樓上舖、影樓等地方，也不要搭乘對方的車。

陷阱四：裸聊勒索

裸聊勒索是指騙徒透過社交網絡平台認識受害人，再誘使對方進行視像對話時裸露或作出不雅動作，騙徒隨後聲稱拍下受害人裸露片段，並作出勒索，要求受害人匯款到指定外地銀行戶口，否則將影片上載至互聯網。警方公佈2020年首10個月裸聊勒索案有757宗，較2019年同期增加3.8倍。與網上情緣騙案不同，裸聊勒索案的受害人九成半均為男性，41%受害人是學生。[4]，這可能是因為男性性慾較為強烈，加上年青人往往比較衝動，容易被騙徒誘使作出裸聊行為。

裸聊勒索案背後通常是由外地的犯罪團體操縱，警方難以追查。雖然騙徒以女性身份開設社交平台賬戶以接觸受害人，但控制賬戶的不一定是「她」本人，「她」提供的相片及影片都可能是來自網上的色情資訊，「她」的網絡身份完全是虛構的，但受害人卻以真實的社交平台賬戶與「她」接觸。因此不要天真地以為錄下對方的影片便可以自保。

當使用社交平台時遇上陌生人的交友邀請，如果對方的用戶相片是一個衣著性感或擺出挑逗動作的外國女性，其實很有可能就是裸聊勒索的騙徒，不要打開對方傳來的檔案，因為檔案可能帶有病毒，更不要嘗試與對方聊天，直接刪除交友邀請及封鎖對方就可以了。如果不幸真的遇上裸聊勒索事件，請報警處理。千萬不要匯款給對方，騙徒不會講信用的，匯了第一次，自然就有第二及第三次，直到你拒絕匯款為止，而有關的裸露影像可能遲早都會被公開，即使悔不當初亦為時已晚。網絡帶來方便但亦需要我們有智慧地運用，但願我們都能享受網絡帶來的樂趣。

近日有政黨進行調查，訪問了約600位家長，了解他們是否擔心孩子上網會跌入色情陷阱，結果發現八成家長擔心子女墮入網上色情陷阱，但同時有近五成被訪者從來沒有與子女談及性教育。約五成被訪家長的子女在18歲以下，當中有八成多讓孩子獨自上網，當中也有八成沒有方法防止孩子瀏覽色情網站。負責調查的政黨在建議中不斷將責任推向學校，要求加強性教育，又著政府加強宣傳，呼籲青少年學習保護自己。[1]

根據警方的數字，2020年1至6月的裸聊勒索案就有206宗，涉案金額約130萬元，95%受害者為男性，四成為學生，年紀最輕的受害人只有12歲，年紀最大為63歲。網上情緣騙案2020年上半年共429宗，比2019年同期上升了五成，受害人近九成為女性，年齡介乎15至85歲，涉案金額共1.08億。

要留意的是，網絡性陷阱不挑男女，也不挑年齡。如果以涉案金額來作參考，相信成年人被騙的錢，以及相關案件的數量，都會比年輕人多。不過社會大眾，或者是傳媒的焦點，往往集中年紀最輕的受害人身上，但就沒有留意，年紀最大的受害人也超過60歲，足以證明這種騙案就連在成人世界的認知也十分之少。

很多成年人以為觀看色情短片，開交友App認識不同的朋友，既不犯法，又沒有傷害其他人，即使進行裸聊活動，也是私下進行，可以說是你情我願，而為了心儀的男子給他一些應急錢也是個人的事情。受害人因著愛、慾或各種理由放下戒心，並因而被騙，部份受害人甚至被騙了也不願承認，仍然覺得對方是真命天子。

痴心錯付之後，有受害人因著面子或是各種原因而不願報警，令相關數字低於實際情況，再加上這類網絡罪行在全球化的網絡中進行，不同司法區難以合作共同處理有關罪行，相關的執法問題，已經反覆討論了至少20年，但時至今日，看來透過國際合作仍然很難有效打擊這類罪案。

所以，教育的確尤其重要，孩子固然要教，但成年人才是真正的教育重點。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談禁絕便是政治不正確，如此成年人就更應該以身作則，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社會應撥更多資源，就像以前宣傳防止電話騙案、祈福黨等等一樣，加強家長及成年人對網絡騙案的危機意識。大人學懂了，他們自然懂得向孩子和長者傳遞有關的預防訊息，減少這類騙案的發生。

原文發佈日期：19/11/2018

人們早上醒來不再是一件苦事，智能產品可以預測到你的睡眠週期，讓你能處於最佳的狀態。它會用你最喜歡的音樂來喚醒你，你一邊梳洗，它一邊向你匯報昨晚你的睡眠質素怎樣；你的健康狀況如何；告訴你今天天氣，例如溫度和下雨的機率是多少；提醒你下午有一個重要的會議，並早已幫你通知了需要出席會議的成員。它又為你預訂了最喜歡的餐廳。在你出門以先，它告訴你交通狀況，建議你最快捷的行車路線；在你出門後，它為你關掉家中所有電器，並鎖上大門。[1]

這樣的生活，並非遙不可及，隨著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2] 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術愈來愈成熟，家具會變得愈來愈聰明，可以「了解」用家的喜好、「感受」用家的需要，為用家「提供」更方便快捷，以及更體貼的服務。[3] 物聯網的架構可分為三層，一、讓物件接受訊息（感知層）；把物品加上感測器，讓它們能夠探測、感受外界的信號，如光、熱、濕度、聲音、震動、壓力等。例如加上感測器的咖啡機會變得聰明，它會「知道」用家的飲用習慣，以及咖啡豆的消耗情況。二、物件能傳遞訊息（網絡層）：透過有線或無線的網絡科技，把訊息傳遞至位於雲端的主機。三、運用訊息（應用層）：位於雲端的主機在接收到大量的訊息後，配合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分析，給予用家建議或讓各種裝置作出最好的對應。例如智能咖啡機會自動透過手機提醒用家咖啡豆快用完了，建議用家補貨。若果用家習慣在網上購買咖啡豆，由於用家的消費記錄已經存放在雲端上，手機亦會即時顯示用家習慣購買咖啡豆的網頁，供他選購。[4]

以互聯網結合人工智能及大數據來打造的智慧城市是大勢所趨，其勢頭銳不可當。2017年12月，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制定了香港智慧城市的藍圖。[5] 香港在這方面算是遲起步的城市，早在2006年，新加坡政府已經看到發展人工智能的必要，努力打造「智慧城市2015」，[6] 到了2017年，她成為全球20大智慧城市中的第一名。[7] 新加坡要維持世界第一的排名並非易事，英國政府在2017年秋季預算報告中，預算了7,500萬英鎊投入AI計劃，致力實現「科技城市」。[8] 有研究機構預測，在2018年，美國將成為智慧城市技術的最大市場，預計該年的支出將達到220億美元。至於中國在這方面的支出也緊隨美國，支出將達208億美元。[9]

生活在智慧城市或智慧家居下，人的生活的確變得方便及快捷，因為很多物件都變得聰明多了，「知道」我們的習慣，「讀懂」我們心意，甚至主動為我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不過，這種生活須付出代價，我們會因此變得愈來愈沒有私隱。物聯網的世界離不開雲端，我們的一切習慣及交易都記錄在「雲上」。因此，我們有可能被說服作出不必要的交易，又或是需要付出比其他人更高昂的價錢去享受同一項服務。存放在雲端的大數據在商家眼中，已如「新石油」一樣，[10] 數據處處帶來商機，讓商家知道如何制定更好的銷售策略，當電子商舖知道你需要咖啡豆，它或會向你推介另一款味道差不多但價錢較高的咖啡豆，好讓它賺取更高的利潤。

這些事情尚且不算擾人，智能產品確實有可能為用家帶來意想不到的危險。自從互聯網變得普及，便興起駭客（hacker）這行業。而隨著物聯網的出現，無疑是擴大了駭客可以侵略的版圖。[11] 智慧家居表示房子完全上網，這就更容易受到駭客入侵。簡單如一個智能燈泡插進燈座之後，駭客便可以藉由它得知你家中的WiFi密碼。一位美國記者曾親身體驗過當駭客的經歷，這並非如想像中困難，她在網上輕易地入侵了一個名為Insteon的自動化系統，此系統負責控制家居的電器。她從中找到幾個用家的智能裝置，並告知用家她在做試驗，隨之表演如何控制他們家中的智能裝置。2014年初，駭客每天已經掌控了超過10萬個「智能型」裝置，未來駭客的入侵範圍會因著物聯網的普及變得愈來愈廣闊。[12]

不獨商人對於「新石油」趨之若鶩，政府也參與其中，對於當權者來說，能夠得知市民的一舉一動代表著控制大局，即使它的本意如何美善，但對於市民來說這無疑是被人隨處監視。有記者憂慮，以智慧城市之名，讓大數據落在不同政府的手中，我們會不會因而創造出一隻無法控制的巨獸？[13]

事實上，沒有政府參與其中，世人已經造就了Google、facebook、淘寶、WeChat等巨獸，它們監控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並且把我們的喜好及習慣賣給廣告商。[14] 雖然我們沒法阻止巨獸的出現，但卻可以運用智慧，不要為了一時便利而隨意下載一些容易被駭客入侵的系統，也不要隨意在網上提供個人資料。facebook洩露用戶的資料固然有不對之處，但正如新加坡SGInnovate的CEO Steve Leonard所言：「對於個人資訊分享程度，每個人都應該有權作出決定。」[15] 我們每個人都有權選擇是否把自己的資料，鉅細無遺地貢獻給facebook，但若然在意資料外洩（要知道世上沒有絕對安全的人或系統），最好先計算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裡。

本文原載於《生命倫理》，第54期（2018年11月），頁2–4，文章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