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人心的AI伴侶

元宇宙只是「虛擬遊戲」？

還記得年多之前，因為facebook（後來更索性改名為Meta）行政總裁朱克伯格提出了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1] 很多人對此追捧，但更多人以為這只是年青人玩玩進階版的「虛擬遊戲」：人人頭帶VR眼鏡，配備著外置控制器，自由自在地進入一個全新的虛擬環境，更由此可以擁有新的身份，進入新世界！

但其實元宇宙本身既不是由朱克伯格獨創，更不是一個新發明——早於1992年Neal Stephenson所創作的科幻小說作品《雪崩》（Snow Crash）中，已有進入虛擬世界的相關概念描述。而這種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也成為了不少電影和遊戲的主題：如曾在香港上映的《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就是講述人們為了逃避現實世界，繼而投入好玩刺激、忘掉現實世界不安的虛擬網絡遊戲「綠洲」（OASIS）之中；電玩中的角色扮演遊戲（MMORPG），或是《模擬市民》（The Sims）之類的遊戲，都讓玩家創設一個新世界，在當中有新的身份生活。這些體驗讓人能夠在現實世界以外的平行時空中，創立起無限獨立的、不同的元宇宙，互聯網就變成了不同的「宇宙空間」（cyberspace）。人類在不同的元宇宙遊走，彷彿就能穿梭時空，甚至可以經歷不同的世界。

元宇宙興起，無人返教會？

當人人都享受在虛擬世界中，這對我們真實世界有甚麼影響？教會是否也要跟隨時代步伐，到元宇宙去傳福音，甚至開設教會呢？請不要以為在說笑，在香港的確已有元宇宙教會，也曾舉辦了聖誕佈道會呢！[2]

事實上，不只因為元宇宙的興起，在香港這幾年的疫情期間，不少教會會友已習慣了在網上參與崇拜聚會、繼而遊走不同教會的網上崇拜，而不願意再出席現場聚會，甚或建立另外志趣相投的信仰群體。若果教會繼續無視這些情況，不作更新變化，恐怕危機難以避免。然而，正如大家接受了透過網上參與崇拜，靈命同樣會有所成長，透過網上參與小組、主日學，聚會時間和地點變得更有彈性。信徒既然能以社交媒體彼此聯絡，其實同樣也能以此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危機其實也就是轉機，一切都回到基本：人與人真實的「關係」。[3]

就如前述的電影《挑戰者1號》，故事最後也指出：就算元宇宙是多麼美好，令人樂而忘返，真實世界其實仍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最終還是要接受自己真實世界的身份，這個結果，對於元宇宙發展，實在不無啟示。

ChatGPT後來居上？

然而，除了元宇宙，網絡世界的發展不只一日千里，更會時常不似預期。正當大家以為元宇宙會成為未來網絡發展的大方向時，異軍突起的新人工智能技術，擬人化程度更高的ChatGPT等，已經成為新一股網絡風潮。聰明的聊天應用程式，不只能為你解難，提供詳盡答案；不只能夠看圖識字，更可以出口成文，成品似模似樣，足以媲美真人寫作。有大學已經「嚴陣以待」禁止學生使用，如發現有同學違規會以潛在抄襲個案來處理。[4]

抱著「貪得意」精神，筆者到了ChatGPT，看看這個新人工智能如何介紹自己，[5] 答案果真是頭頭是道：「我（ChatGPT）是一個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人工智能助手，能夠理解和回答使用者的問題。我被設計成可以回答各種類型的問題，從常見的問題（例如天氣、時間、日期等）到複雜的問題或主題（例如科學、歷史、文化等）。我可以通過網絡搜索、API集成和其他資源來提供精確和有用的答案。如果您對我的功能和能力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詢問。」

如此受矚目的新技術，當然要挑戰一下「它」：「其實你這樣聰明，未來有一日你會取代人類嗎？」

「儘管我是一個非常智能的人工智能助手，但我無法取代人類……還有許多其他特質和能力，如情感、創造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這些都是現今的人工智能無法擁有的。即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技術變得更加先進時，人類和人工智能助手之間的互動也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

事實上，當很多人在讚嘆和著迷於這些新奇玩意之時，有些人已經預視新型人工智能會有一天取代人類，可能令人類無法立足。然後，在這一天來臨以先，其實我們更應關心的是，新型人工智能如何在不知不覺之間，改變了我們。

首先，ChatGPT方便使用，的確能方便我們完成很多日常、重複性的工作，可是它對需要「思考」或作「判斷」的問題，其準確性其實還是有待改善。而事實上，已有報告指出，ChatGPT為求提供「完美」答案給用家，會提供不準確資料，甚或「老作」答案出來矇混過關。ChatGPT這樣提供「假資訊」，而用家往往又不作查證，如此便會引來很大的問題。[6] 另一方面，今天的主流版ChatGPT還是免費，但其實新推出的版本，已朝向收費方式營運——如果知識只是有錢人的專利？這豈不是退步，違背了互聯網創立時，人人互為平等的初衷嗎？

但願跨過「元宇宙」，踏進「人工智能」年代時，我們擁有的，是一個更公平，知識更開闊，人人平等，關係更為緊密，再沒有阻隔的新國度吧！祝你在Metaverse， ChatGPT愉快！

《長思短想：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社會，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來？》
（The Good Ancestor: How to Think Long Term in a Short-Term World）
作者：羅曼．柯茲納里奇（Roman Krznaric）
譯者：孔令新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你是好祖先嗎？你留下了甚麼給你的後人？當大家看到此問題，可能會想自己有沒有樓、金銀財寶留給後人，但對本書的作者來說，人們是否好祖先，取決於他們留給後人的，是造福後人還是成為後人的禍害，作者所指的遺產，其實是指地球的生態環境，以及惠澤後人的遠見。

作者認為不少被富裕國家看不起的「部落」，都是好祖先，因為他們懂得為後人設想，位於美洲烏龜部落（Turtle Clan）酋長Oren Lyons曾說：「身為酋長的首要使命之一就是展望未來，確保我們所有的決策都顧及未來第七世代的福祉與幸福，這就是我們議會決策基礎，我們思考：這項決定能否惠及今後第七個世代？」有多少人可以思想七代的事？作者認同愚公移山的精神，即使愚公有生之年不能看見成果，但只要對後人有益的遠見，都是好的，反觀西方社會，他批評無論是政治人物或企業家，大多暴露出短視及自私的一面，他們消耗掉，用更嚴厲的詞彙來說，他們偷竊了後人的資源。

作者提到富裕國家的短視不只在於耗盡資源，亦在於他們解決問題時非常短視，例如他們發展人工智能、基因改造、納米技術、甚至因怕地球日後不宜居住而冒出移民火星的想法等，反而讓人類因著新科技而增加「生存風險」，他提到：「名列前茅的就是人工智慧系統帶來的威脅，如不受人類創造者控制的致命自主武器。」作者不相信人類可以移居火星，並批評此種想法要不得，因為這表示人類希望捨棄地球，而不是拯救地球。

為何部落可以有遠見，而富裕國家反而短視？因為雙方的想法很不一樣。富裕國家認為遙遠的未來沒有居民，他們就如當日侵略原住民的領土一樣，宣佈這為無人佔據之地，隨意搜刮掠奪其中的資源，任意傾倒讓生態環境惡化的核廢料。反觀部落，他們或多或少懷著這樣的想法：「我們的土地不是繼承於祖先，而是借用子孫。」這想法有些像基督教的觀念，把地球視為神「出借」給各世代的禮物。如此看來，地球不是當今世代所「擁有」，可以隨意處置的東西。

要如何活得有遠見，作者提議人們可以從樹木身上，反思在這浩瀚的宇宙中，人類只是滄海一粟，人類無權破壞生態系統。他也邀請大家思考死亡及死後希望如何被記住。雖然作者相信進化論，但字裡行間，他某些想法，其實與《聖經》的看法相似，他也能鼓勵大家不要只思想眼前的事，而是更多放眼於遙遠見不到的未來、及關心其他人的需要，即使這些人還未出現，《聖經》不是也教人「你們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西三2《新譯本》），「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4《新譯本》）

人生的困擾往往在於我們面前有太多選擇，但諷刺的是我們不少的選擇可能都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發自我們的內心，而是受社會環境、朋輩、傳統和別人的評語所影響。無論個人或群體，學會如何選擇和做決定，是十分重要的，否則恐怕只會隨波逐流、甚至被洪水所淹沒。

資訊科技一日千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無孔不入，令人眼花撩亂，由AI而產生的問題日新月異，過往大家一直擔心的問題，例如色情資訊已變本加厲、防不勝防，家長和學校惟有多從教育方面入手，不要奢望網絡的供應商會忽然良心發現而自律。此外，AI的版權問題亦不可忽略，因為版權問題可大可小，有時一個錯誤的決定，足以令自己陷於沒完沒了的糾紛，賠上令自己心痛的時間、金錢和聲譽。

另一方面，作為家長的，在與子女相處時要不斷學習的是，有甚麼該做和不該做，若作出錯誤的選擇，對親子關係有害無益。人生另一個重大的決定是如何選擇愛人、選擇配偶，而更基本的是我們必須建立正確的愛情觀，特別是在這個愛情與情慾容易混淆的世代，我們容易將人「物化」，將對方當作沒有靈魂而只是被消費的「他者」。

最後，教會在面對急速轉變的社會大環境，前車可鑑，為免誤觸紅線，亦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定位，特別在財務和管理方面要選擇自力更生，惟有教會愈不需要依賴外力，教會的自由度才會愈大、愈能夠順從神而毋須順從人。

近來，人工智能（AI）在某些專門工作上的應用引起了不少討論，由於它可能比人類更準確和快速，它會否取代人類等問題，成為了其中一個討論焦點。自去年11月ChatGPT，即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面世以來，它有能力於短時間內綜合資料，有條理地寫出與人類相似的文章，它開始讓人擔心AI會否即將取代人類知識型的工作，包括需要創作力的工作，如：撰寫小說、平面設計或作曲填詞等藝術工作。

而事實上，暫時來說AI是可以幫助人們執行創作工作，但概念、數據、風格等是源自於網絡上的數據，如真人寫的文章、真人藝術家的創作等，若果AI程式要生成作品，便要輸入很多很多原創作品，過程中它會被調校、訓練，那麼它所生成的作品版權便會引起很多爭議。

機器創作也有強弱之分

在一般的情況下，人類會透過工具去完成作品，所以，當AI作為人類的工具去完成作品，過程中人類是高度參與的話，那麼有關的AI工具是「弱AI」（weak AI），由其生成的作品能被當作知識財產而受到保護，版權應為使用該AI工具的創作人。但相反，如果作品是由「強AI」（strong AI）獨立創作，「人」在過程中的參與極低，作品便會失去版權、不受保護，並且任由公眾使用。[1]

一位使用AI創作圖像的創作人Stephen Thaler博士，於2019年首次為他的AI創作機器生成的圖像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申請版權，但美國版權局（USCO）認為「只有人類的創作」才能獲得版權保護。後來，Thaler博士認為局方的判決違反了美國憲法並提出上訴，再次為其作品申請版權，局方就接納這圖像是由名為Creativity Machine的AI，受僱於Thaler博士創作而成，但這生成作品的版權仍是不受保護。[2]

而Thaler博士個案的判決書中，有提及美國現行的版權法只保護「腦力勞動者的成果」，那是由「人腦創作出來的」，這表示作品如要受到版權法保護，就必須由人類創作。

人類未能預視部份AI工具生成的作品

由於網海中已有許多AI程式，我們以Midjourney這AI程式作為討論例子，有關資料及案例都來自網上資料。Midjourney是一個由美國獨立研究實驗室開發的AI程式，用戶可以通過Discord這個免費網絡實時通話軟件，用文字來命令AI創作。由於它利用了在網絡爬取的50億張圖像來對機器進行訓練，[3] 故部份作品引起了一些版權爭議及個案重審。

美國版權局早前重新審批版權圖像小說Zarya of the Dawn，作品由作者卡什塔諾娃（Kristina Kashtanova）撰文，再由Midjourney按照文字提示生成插圖。美國版權局曾在去年批准了卡什塔諾娃的著作權申請，但由於她申請時沒有提到用Midjourney生成內文的圖像，所以局方隨後稱要再重新考慮其版權登記的申請。結果在今年2月，局方指該小說的文本和圖像編排可以獲得版權保護，但圖像就不能獲得保護，卡什塔諾娃也不會被認定為圖像的創作者。

另外，有一點值得大家注意，就是現時Midjourney用戶不能準確預測它輸出的結果，可以說結果是隨機成份為主，而作品則是AI工具自動生成，但如果日後藝術家能對AI工具施加「創造性控制」，可以預見到產出的內容，美國版權局就明確表示了相關的作品是可以得到版權保護的。[4]

機器學習的訓練素材也受版權保護

Midjourney於網上取用了50億張圖片作為訓練圖庫，另一AI繪圖軟件Stable Diffusion（SD）就因涉嫌使用受版權保護的圖像而惹官非。SD被圖庫網站Getty Images指他們濫用了Getty Images圖庫中超過1,200萬張圖像。由於SD生成的圖像都有Getty Images圖庫中的特殊水印，相信是因AI系統誤認為圖庫中的特殊水印為「重要元素」而產生出有水印的圖像。[5] Getty Images指出該AI所屬的公司「非法複製和處理數百萬受版權保護的圖像」，以此來訓練AI模型。[6]

而實在不同的藝術家，不論是攝影師或畫家，他們的「風格」都是他們的重要資產，而如果AI軟件可以任意將他們的作品倒入機器中，任意使用他們的畫風，而又不向藝術家作出補償，有人稱這種做法是極不尊重，亦可視為「偷竊」的舉動。

但另一邊廂，亦有人稱之為「合理使用」，因為AI的做法不是直接儲存圖片，而是從眾多的圖片中抽取空間及顏色分佈等數據，再作歸類學習，及後再用這些數據產生新的圖像。[7] 這種做法是風格的模仿，並非抄襲作品。同類的情況就如梵高的油畫《星夜》，其繪畫手法被其他人學習，並用於繪畫其他的夜景一樣。這是「抄襲」還是「創意地重組生成」，就見仁見智。

如何面對AI的蓬勃發展

眼見愈來愈多投資者及科創公司投入資金和資源發展AI，而AI也將會愈來愈成熟，無論是生成的圖像、文章、音樂……面對這種趨勢，人們如何自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我們當它是洪水猛獸還是學習如何使用、駕馭它？不同的心態，可能會使我們有不同的結局。

想到了美國科羅拉多州博覽會「數位操控攝像」（digitally - manipulated photography）類別比賽的優勝者，這位美國人名叫Jason Allen，他使用了Midjourney，花了80小時去不斷改變輸入的詞彙來調整生成品的顏色和感覺，過程中AI產生了900多張迭代圖片，才做出了他認為理想的圖片。及後，他再把這圖片放入Adobe Photoshop調整，才做出冠軍作品《太空歌劇院》（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Allen在參賽時直言不諱表示這作品是以Midjourney作為創作工具，但並沒有人追問細節。雖然旁邊仍有許多人質疑藝術是否已「死亡」？也要求Allen公開道歉。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違規。而他只是在創作過程中使用了AI，他也有再用其他工具去修正和改良作品。而其中一位評審也表示Allen「擁有一個概念與畫面，並把它化為真實，這真是一幅很美的作品」。[8]

或許我們應該去想如何可以有效地使用科技，包括AI，去使我們生活得更便利、安全，以及如何透過科技去表達我們心中所思所想，使它們成為我們的助力，而非敵人。當然，我們亦要顧及即將受影響及被取代的人，也要幫助他們（或我們自己）提升自己能力去應用AI，而不是被AI取代。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功績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事物或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包括身體、性感。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性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他者異質性」，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總需要一些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而裸露便是最為方便快捷的方法。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至少也會「露胸」。「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贏，而是需要展示得色情化，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狀態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一個「點讚」的社會當中，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身體」與「他者」的缺席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顆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興趣，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而毫無內涵。觀看網絡媒體時，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著社交媒體之中。人們在社交媒體、主播、網紅中沉浸，以多少「性感資本」來選擇誰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的性感。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AI技術，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經過深度偽造技術來換臉的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此技術變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令她們受到傷害。[5] 當然亦不乏人用此技術來進行政治操作，透過更換各國領袖的臉，繼而偽造出虛假的政治言論，涉事政治人物包括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等等。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消費對象。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就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都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身體的缺席」、「他者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Deepfake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提供的關鍵字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是會過濾關鍵字的，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有字詞的過濾，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就連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但卻非常真實，甚至最近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本年度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6]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請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的人沒有面容，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了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別人不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加上AI的出現，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即使至少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然而AI卻令色情更加氾濫，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卻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Hello! AI，你好！」

時代實在變得太快。不久以前（只是上年），當大家還在熱話「元宇宙」(Metaverse)，幻想著人人頭帶VR眼鏡，配備著外置控制器，自由自在地進入一個全新的虛擬環境，進入新世界時，異軍突起的新型人工智能技術，擬人化程度更高的Open AI、Chat GPT等，已經成為新一股網絡風潮。聰明的聊天應用程式不只能為人解難，提供詳盡答案；不只能看圖識字，更可以出口成文；成品似模似樣，足以媲美真人寫作。

抱著「貪得意」精神，筆者到了Chat GPT，試試這個新人工智能如何介紹自己。^[1]答案果真頭頭是道：「我(Chat GPT)是一個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人工智能助手，能夠理解和回答使用者的問題。我被設計成可以回答各種類型的問題，從常見的問題（例如天氣、時間、日期等）到複雜的問題或主題（例如科學、歷史、文化等）。我可以通過網絡搜索、API集成和其他資源來提供精確和有用的答案。如果您對我的功能和能力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詢問。」

「你很聰明，有一日你會取代人類嗎？」筆者當然要挑戰一下「它」了。

「儘管我是一個非常智能的人工智能助手，但我無法取代人類。我們僅僅是智能，還有許多其他特質和能力，如情感、創造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這些都是現今的人工智能無法擁有的。即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技術變得更加先進時，人類和人工智能助手之間的互動也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

事實上，當很多人在讚嘆和著迷於這些新奇玩意之時，有些人已經預視新型人工智能會有一天取代人類，有使人類無法立足的可能性。不過，在這一天來臨以先，我們應更關心──新型人工智能如何改變我們？

其實這些改變在教育界早已響起警報了！早前香港大學副校長（教學）何立仁(Ian Holliday)向全體教職員和學生發出電郵，訂明港大禁止在課堂、功課和其他評估中使用Chat GPT或其他AI相關工具。若學生未在事前獲課程講師的書面許可而使用了有關程式，會當作抄襲個案處理。這是本港首間明文禁止使用AI軟件的大學。^[2]據老師們反映，不少中小學生也開始利用Chat GPT的作文功能代替自己做功課，擺明「請槍」！可惜，基於Chat GPT行文太過「頭頭是道」，或者由於人工智能的智能確實有限（基本版的資料建基於2021年的數據，最新資料欠奉），這些「請槍」文章很多時被明察秋毫的老師一眼就看穿。學生這樣「出貓」固然要負上代價，更重要的問題：這樣依賴科技、人工智能，人類會不會變得愈來愈依賴和懶惰，不願學習？

電腦科技界有一句名言：「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是電腦縱使更聰明，更有智慧，都是從人類的輸入中學習過來。如果我們將錯誤、無意義的數據輸入電腦系統裡，電腦也只會輸出同樣錯誤、無意義的結果。在Chat GPT中，原則也是一樣：在一切只是問答的情況下，一個懶惰的學生，只能了無意義在Chat GPT打出功課問題，得出答案「照交可也」。結果，當然是「垃圾級數」！然而，一個聰明的學生如果應用Chat GPT不是單單「搬字過紙」，只求敷衍的答案，而是對問題多加思想，提出在原有題目之上更有深度、更有意義的問題，再讓Chat GPT解答。這樣，得出來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樣；而重點已不在答案本身，而是思考過程。當人好好去思考一個好問題，在未得到答案前，已經有得著，有學習效果了。

相對於港大，香港科技大學則取用了後者的精神處理Chat GPT的問題。科大首席副校長郭毅可及協理副校長（教學）馮志雄日前去信教職員表示，對人工智能工具能長期加強學校教學和學習方式持積極態度；長遠而言，大家都應該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並承認其改變研究及教育方面的潛力。大學容許教職員自行就其課程內容制定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向，包括容許、限制AI工具類型、方式或禁止學生使用AI。^[3]

最後，我們也應該讓「主角」自己回應一下問題：「現在很多學生因為貪快，利用你來做功課。Chat GPT，你的看法如何？」

「作為一個人工智能助手，我的初衷是為人類提供便捷和有用的服務，而不是取代人類的學習和思考。我並不鼓勵學生利用我來代替自己的學習，因為這樣做不僅違反了學術誠信，也無法真正幫助他們學習和成長。相反，我建議學生們要勤奮學習，深入思考，並且適當地利用人工智能助手來輔助學習，提升學習效率和質量。總之，學習是一個不斷探索和成長的過程，只要保持學習的熱情和毅力，適當地利用資源，相信每個人都可以達到自己的學習目標。」

看到嗎？連Chat GPT也不鼓勵同學們「請槍、出貓」。希望在高新科技面前，我們能以正確的態度使用，將之變成為我們提升學習能力和智識層次的踏腳石，而不是使我們懶於學習，求其交貨的絆腳石就好了！

今年3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發表了一份名為 《追踪關鍵技術》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在未來幾十年推動創新、經濟增長、軍事實力的 44 項技術中，中國在 37 項上贏了美國，這包括了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先進製造技術、量子技術，美國僅在七項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和創新地位。該報告又指出：在國防、安全、太空領域的研究方面，中國尤其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出產的高影響力（high impact）研究是美國的五倍多，例如關於先進飛機引擎和高超音速的頂級研究論文裡面，將近一半是出自中國的研究員。

筆者無意輕視中國科技的潛力，但我們應該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衡量中美雙方的科技實力。其實，過去不同機構亦發表過類似的報告，筆者亦曾經撰文回應，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地總結從前的分析。許多學術期刊都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來分級，甚至乎用來奠定「江湖地位」，愈多作者引用的文章便會得到愈高的影響力分數，這種評價的方法就好像是投票，然而，很多人引用是否保證那些論文一定是高質素呢？

此外，在論文中提出說起來頭頭是道的宏大理論是一回事，但能否製造出實質的科研成果又是另一回事。以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來說，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好像是「擊敗」了美國，不過，百度的文心一言卻明顯落後於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在關於先進飛機引擎的論文中，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然而，今年2月中國自主研發的C919 商用客機卻因為引擎故障而叫停試飛計劃，3月初香港大灣區航空訂購了15架波音737-9客機，而不是C919。此外，雖然在2017年和之前幾年中國的超級電腦運算速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榜首，但之後開始被擠下來，在2002年全世界最強勁的超級電腦是美國的Frontier，第二名是日本的Fugaku，第三名是芬蘭的LUMI，第四名是意大利的Leonardo，第五名是美國的Summit，中國不入五甲。至於中國半導體仍然遠遠落後對手，便更加不在話下，現在美國及其盟友限制出口尖端晶片到中國，可以預見將來中國的超級電腦發展會更加受到限制。

在可見將來，若果中國在高科技上要彎道超車，恐怕需要格外努力，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都擁有優良的創新傳統，一直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動力完全沒有減慢的跡象。舉例說， 1984年蘋果推出麥金塔電腦的視像使用者介面，令電腦更加容易使用； 1993年全國超級電腦應用中心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Mosaic，掀起了互聯網革命；1998年谷歌發明了嶄新的搜索引擎，此後任何資訊都是垂手可得； 1999年Nvidia 推出了第一個用於個人電腦的圖形處理器（GPU），大幅度地提升了電腦的運算能力，現在全部人工智能都倚賴這種科技； 2001年蘋果推出 iPod，完全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式； 2004年臉書面世，之後社交媒體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2007年蘋果推出智慧型手機iPhone ，一夜之間傳統手機變成古董；2011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的電腦華生（Watson） 在知識問答比賽Jeopardy!中打敗了人類；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 戰勝了世界棋王，最近的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又是另一個巔峰。

人工智能專家邁克．貝克特爾 （Mike Bechtel ） 說得對：「新興技術的進步並不是隨機的，它遵循持久的軌跡。」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鋪下了培養創新的土壤和軌跡，我需要強調，我並不是說在這種土壤上面所有人都擁抱創新，人性是普世性的，絕大部份人都傾向於安於現狀，當新觀念、新事物擾亂了原有的做事方法、生活方式，甚至挑戰了人們的身份認同時，人們即時的自然反應是質疑、排斥，美國人並不例外。

有創意的人是獨排眾議的異見分子，不過，在多元社會中，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舉例說，現在人工智能的神經元網絡是科技界的當紅炸子雞，但曾幾何時卻是無人問津，人工智能源於1950年代， 可惜一直進度緩慢，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被稱為「人工智能冬天」，意思是所有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都陷於凍結狀態， 那段期間若果研究人員在論文上提及人工智能或者神經元網絡，這篇論文多數不會通過審查。1980年代法國人工智能專家Yann LeCun 在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發明了能夠辨別物件的人工智能軟件，在實驗中成果豐碩，可是，當他投稿予學術期刊的時候，審查人員仍然拒絕刊登他的論文。Yann LeCun 鍥而不捨，其發明逐漸受到重視， 2013年Yann LeCun加入臉書，成為了該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臉書並且採用他的技術於圖像識別和分類。

不過，美國的高科技行業有不少弱點，雖然美國長於發明、創新，但是在執行、改良、量產方面卻遜人一籌。幾十年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 曾經坦白地指出：即使通用公司最高效率的工廠仍然是比不上日本的。有趣的是，幾十年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亦說出同樣的話，在最近關於《晶片戰爭》 的新書發佈會中（張忠謀並不是該書的作者），他不客氣地指出：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日本晶圓廠的產能比美國的高出一倍，假若美國晶圓廠的機器在半夜壞掉，美國的技工不會馬上搶修，而是會等到明天。還有，2014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福耀曾經在俄亥俄州一個已經關閉了的通用汽車工廠設立生產線，但中國的管理人員慨嘆：「美國工人的產能很低，但又不可以管。」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文化差異，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工作倫理的問題。縱使美國在高科技上保住霸權，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例如通過倣效或者改良美國的科技、減低成本、 提高效率……等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 沒有人會全勝，亦沒有人會完敗。

近期，有關「沉浸式」的遊戲、活動、服務，無論是網上形式或親身體驗，都在逐漸興起。根據牛津英語網上詞典的解說，immersive（沉浸式）是一個形容詞，指「（沉浸式的遊戲、表演、藝術作品等）圍繞著玩家或觀眾，使他們感覺完全融入體驗，通常會使用三維電腦圖像」，[1] 而按Google翻譯所講，immersive就是「身臨其境」。

我們可以理解，如果是在網上經歷沉浸式體驗，使用者可以戴上3D眼罩，觀看數碼技術所製作出來的環境，有全虛擬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亦可以是在現實的空間增加虛擬物件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或將現實與虛擬世界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新環境，而這兩個世界的物件是能共存並同時進行互動的「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不同的模式，都讓使用者完全沉浸其中，投入遊戲或故事，產生共鳴。由於減少了干擾，容易使人完全集中注意力在所看見的事物或經歷中。

而在現實中，亦可以製作沉浸式的環境，如日本東京豐洲新型態美術館teamLab Planets TOKYO，參觀者可以隨著360度的裝置和投影，使人沉浸於超現實的世界中，參觀者的身體反應，亦在同時間回應當時所見之景象，如置身花叢或河流之中。香港早前也有「尋找足印．莫內」沉浸體驗展，將印象派大師莫內（Claude Monet）的畫作投影於360度的空間，讓參觀者仿似走進了他的畫作之中。[2]

教學上的沉浸式活動

由於「沉浸式」活動可以使人們更為投入，並且體驗和理解到活動要表達的內容，吸引參與者的注意力，通過多感官的體驗來提高人們對事物的理解。為此，它可以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工具。

當學生沉浸在環境當中，少了其他的干擾，他們會更集中、更有興趣和更投入地學習，而如果設計的美術效果理想，也可以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而當他們專注地學習，就可以更容易記住所學習及所經歷過的內容，留有更深印象，加深記憶。而且使用沉浸式的學習，更可能透過科技帶領學生經歷以往的歷史，比起單憑想像，更為實在和準確。就如香港的古蹟及藝術館「大館」，就使用AR科技讓人回到過去，重看昔日監獄的內部結構和了解獄中生活。[3] 另外，在沉浸式體驗的幫助下，參與者看到一些已經立體化和實在化的處境，就更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人的境況，加強參與者的同理心。[4]

然而在教學當中，沉浸式的活動亦有其缺點。除了製作的成本高和時間長以外，對於一些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需要與人交談和合作，透過溝通學習互相協調和適應多變的處境，而早已設計好的沉浸式環境，對他們來說，可能不是最佳的學習場景。另外，亦有不少的學習是需要親身去實踐，真正「落手落腳」去體驗和建立使用真實工具的經驗。在虛擬的世界中，未必能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給這類科目。

關注「沉浸式」科技的使用

既然「沉浸式」方法能讓使用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恍如親身體驗，如果將它應用在產品營銷上，與消費者建立了個人更緊密的關係，就更能針對消費者的喜好建立更立體的品牌形象，以及作出銷售策略上的調整。[5] 此外，「沉浸式」方法如被使用在色情網絡遊戲與互動體驗當中，可以想像到其影響力著實不少，甚至可能會令用家上癮。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是中性的，科技發展者大多想用它來便利用家、幫助用家，但亦有機會被立心不良的人用於不當之處上。我們應當細心留意科技的發展，並小心應用。

資料庫

沉浸式體驗的潛藏風險

多年前的一套荷里活電影，講述男主角頸背的插口一旦與電腦系統接駁，便能在虛擬世界習武、學打功夫及克服對高度的恐懼，這些情節在未來似乎都有可能實現。除了電玩、教學、培訓及展覽外，沉浸式體驗還能在醫療方面提供輔助，[6] 甚至對克服恐懼帶來正面成效。[7] 科技發展迅速，但人們是否已預備好迎接虛實並存的世界？有大型數碼代理公司的前創作主管就分享到當中的潛在風險：當人們在虛擬世界分享有關自己行為方面的數據，這些數據一旦被竊取，會令他們的虛擬身份遭盜用，甚至在現實世界蒙受金錢損失。她提出當科技發展令人們的虛擬化身與現實世界的身份結連在一起時，例如容許人支付一些款項，更會令別有用心者帶來更多作惡的「機會」。如果VR和AR更多的應用在工作場所，例如僱員接受沉浸式培訓，或僱主透過有關技術監察下屬的工作表現，虛擬與現實的界線就會更模糊。她指出如長時間使用VR、AR等延伸實境技術，或會對人的精神健康帶來損害，雖然有關方面的研究不多，但眼前的網絡沉溺問題，以至社交媒體對年輕人的負面影響，都足以提醒人們有關風險的存在。[8]

不用我多介紹，大家都知道，現在人工智能與機械學習已經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但可能很少人知道，當今其中一種機械學習模型是基於一個所謂過時的心理學說：行為主義。

很多年前筆者修讀心理學時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史金納（B F. Skinner）的行為主義心理學是兩個飽受批評和嘲諷的心理學派，有些人高舉這兩個學派以外的第三勢力：馬斯洛的人文主義心理學。後來出現的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 更加成為了心理學的主流，行為主義彷彿成為了心理學歷史書的一個註腳。

為甚麼曾經盛極一時的行為主義後來會成為眾矢之的呢？讓我先簡單介紹行為主義的要點，顧名思義，行為主義的重點是人類的行為，史金納認為心理學應該將注意力放在怎樣解釋和改變行為，而不需要探究思想的內部過程。人類行為是對外部刺激的反應（stimulus-response ）， 通過獎賞和懲罰，你就可以改變一個人，例如強化（reinforce）他的行為。史金納曾經跨下海口：「給我一個孩子，我可以將他塑造成任何人。」史金納在其名著《超越自由與尊嚴》（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中，批判了傳統的自由和尊嚴觀念，他認為兩者都構成了對科學和社會進步的障礙，因為自由意志和個人自主的概念是虛幻的，人類行為主要受環境偶然事件的影響。

相信即使沒有受過心理學訓練的讀者也可以指出行為主義的問題。行為主義過度簡化了心理學，將人類視為沒有個性的機器，其實，即使面對同樣的外部環境刺激，不同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行為主義完全沒有考慮個體差異。行為主義的做法還牽涉到倫理問題，按照行為主義的方法，你可以軟硬兼施地操控人。

鑒於以上的問題，很多心理學家將行為主義束之高閣，令人意外的是，在人工智能盛行的這個年代，行為主義竟然鹹魚翻生！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電腦學家參考了行為主義心理學怎樣強化人類行為的模式，將「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應用於簡單的問題，例如控制機械人和讓電腦玩簡單的遊戲。踏入90年代和兩個世紀之交替期間，「強化學習」 的電腦程式突飛猛進。強化學習與其他人工智能的學習演算法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強化學習願意承受短暫的損失，從而取得長遠的利益，以下棋為例，玩這個遊戲的最終目的是全勝，強化學習的人工智能不會貪吃眼前的兵卒， 而是推算在幾十步之後怎樣把對方將軍。換句話說，強化學習情願輸掉戰鬥，也要贏取整場戰爭（lose the battle but win the war ）， 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系統AlphaGo打敗了世界棋王，正是採用這種戰略。如今，強化學習已經被廣泛應用於解決各種實際問題，例如自動駕駛、推薦系統、個性化醫療……。

為甚麼行為主義在人工智能這領域中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上面提過行為主義的缺點在電腦裡面反轉過來，變成了優點！ 不錯，行為主義過度簡化了人類複雜的心理，人類不是機器，人類有個性、情緒、 偏見、自由意志。然而，電腦就是機器！電腦沒有個性，同樣的輸入會得到同樣的結果；人類並不善於學習，有時候縱使受過無數的獎賞和懲罰，人類仍然沒有因此而改變行為， 我們有許多詞語和句子來描述這種現象：「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冥頑不靈」、「花崗石腦袋」、「 屎坑石頭， 又硬又臭」、「意見接受，行動照舊」、「 歷史給予人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沒有從歷史吸取教訓」……。但機械學習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大多數情況下，演算法從過去案例的錯誤中學習了教訓之後，便會不斷地完善自己，不會重複同樣的錯誤。還有，強化學習可以 高瞻遠矚，但人類往往貪圖眼前的利益，因小失大。

一位名叫基思賈爾斯（Keith Giles）的美國牧師曾經說： 「我們不應該害怕人工智能比人類更加聰明……，應該令我們恐懼的是，我們創造了知道如何克服人類弱點的機械學習。」賈爾斯在他的文章中只是討論一般的人工智能，而不是強化學習，但這真知灼見 更加適用於強化學習。

此外，行為主義的敗部復活實在令人鼓舞，誰會料到，在心理學裡面被認為是過度簡化和過時的理論，竟然幾十年後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大放異彩呢？套用在人生的際遇上，也許換了環境，一個人的短處會突然之間變成了長處！ 我經常用這種想法來鼓勵自己。

《科技與惡的距離：AI性愛伴侶、人造肉、人造子宮和自主死亡，它如何改變人性和道德，影響現在和未來的我們》
（Sex Robots & Vegan Meat: Adventures at the Frontier of Birth, Food, Sex & Death）
作者：珍尼．克利曼（Jenny Kleeman）
譯者：詹蕎語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墨刻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嗎？

對於不能如過去般掌控女性的男人、因受騙多次而不想再與女性談情說愛的男人，又或是有性暴力傾向的男人，性愛機械人的誕生真的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並且保障女性免受傷害嗎？本書作者反對推出性愛機械人，認為它非但不能阻止真正的女性受害，就如兒童性愛娃娃的出現會帶來不良後果，性愛機械人反而會鼓勵人做出損害及虐待真實女性的行為。她慨嘆比起根治問題，人類慣常選擇創造某樣商品來轉移傷害。人類過度信靠機械人的結果不但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遭破壞，機械人一旦被黑客入侵，它的使用者將面對非常可怕的羞辱及傷害。

離開製造性愛機械人的工場，作者又帶大家進入培植肉的實驗室，為大家介紹這一門以「拯救地球」為噱頭的人造肉生意。或許有些人造肉研究員真的想拯救生物，但有的只是想證明他們可以做到某些技術，並且賺錢，更希望人造肉可以取代天然肉類，但作者認為拯救地球最好的方式是少吃肉，而不是製造人造肉。她提到「植物基的素肉商品是超級加工食品，其中添加的合成物多到令人咋舌」，而她品嚐過的人造雞蛋，更是「添加的成分多到像一個化學實驗的材料清單。」至於實驗室出產的培植肉其實並不環保。作者也點出人造肉會為人類帶來危機：一旦培植肉成為主流，人們只會更依賴特定的科技或公司，來生產那些本來我們可以自給自足的食物，如果殺生令被明令禁止，大家想吃肉品的話，便將轉而依靠科技，進而削弱自己的權力。

動物肉有被取代的一天，那麼母親生兒育女的天職，又會否有被取代的一天？現在有些女性為了工作、身材等各種原因，把妊娠外判，有些男同性戀者選擇與同性伴侶廝守之路，卻又想有下一代，於是亦需要出錢租用女性的子宮，但如果有天人造子宮「生物袋」真的研發成功，可以讓胎兒從受孕到出生都是「體外發育」，那麼，母親的身份將會有何顛覆性轉變？要知道，因著人工受孕的出現，母親的身份已經變得四分五裂。研發生物袋最初是想拯救早產嬰兒，原意是好的，但本書有不少篇幅，都會讓大家不禁深思，善意的科技到了人的手上都會變質，特別是在身體自主意識高漲的年代。

性愛機械人如是、人造肉如是、人造子宮如是，自主死亡也如是，只要人類一日希望控制環境、食物、身體及彼此，以上四個範疇都會有不少科學家投入精力研發，好讓大家尋找出替代方法，然而，這些科技只會讓人類遠離自然、整個世界及彼此。

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嗎？作者說得好：「……創新科技，本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但這些問題的根源卻是科技本身。」

世盃趣事，沒完沒了？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終於曲終人散了。足球作為全球最受歡迎的運動，加上在兩年疫情之後，全世界球迷都期盼著可以復常作賽，世界盃盛事理所當然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了！

不知大家的心水球隊表現如何？多少球迷有幾多晚要捱更抵夜，以致要「射波」（裝病）請病假？網上流傳有公司特地出了「員工通告」，警告同事不能濫告病假，否則極刑侍候，立刻炒魷！但同一時間，一位到現場觀賞球賽的觀眾特地畫了一塊大大的字牌，多謝老闆批准請假為愛隊捧場，並在網上刊登這帖子，居然又碰巧給球迷的老闆見到了！而老闆也識趣，「神回」了一句：“Enjoy your holiday. Be happy!”兩則訊息，實在相映成趣！

除了賽果和各球隊的表現外，事實上，今屆世界盃更好看的風景線，在於球迷的好榜樣：還記得在第一場球賽完結，當人人都盡興而去的時候，大家驚見有日本球迷們都留下來，幫忙執拾垃圾並分類，其後，這更感染了其他球迷一起清理場地，成為了本屆世盃佳話！而日本隊在賽後清理更衣室，一塵不染，更會加上祝福和手摺紙鶴。國際足協更特地在社交媒體表揚他們。日本球迷，國民質素之高，實配得成為世界第一！

賽事以外，世界盃期間有很多小故事，都值得我們留意。主辦國卡塔爾表面的確風光：既位於全球最富有國家的前列，她的人類發展指數亦驚人；國民生下來就是一世無休——生老病死國家全部照顧，衣食住行更有補貼——但同時這個國家又極度封閉：球迷先驚訝於這個國家的禁酒令，繼而會對她在同性戀及多元社會問題的取態，甚至對外勞的不公表示關注。平行時空之下，精彩賽事之餘，留下了更多反思的空間。

當然，各隊入圍隊伍，為了能取得佳績而努力，正如其中一屆世界盃的主題曲名字一樣：「To be no. One」。只得一個冠軍，實在使未能奪冠的隊伍飲恨，這對於已連續多屆不能踢入決賽週，屢受批評的國足（中國國家足球隊）就更不是味兒了。近年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大國崛起」，偏偏足球事業就一沉不起，實在是國家威望的「短板」（弱點）。有見及此，今屆賽事，中國就十分努力在每一個另類層面參與，造就了很多個「第一」。由世界盃第一場賽事起，已見到滿場的「中國第一，世界第二」的廣告，突兀之餘，其實也違反了中國國家廣告法對用字，排名使用的規則。而在今屆世界盃，中國隊雖然沒有入到決賽週的分組，但其實它入了更重要的「施工組」（取其諧音「C工組」，這是球迷取笑國足未能入圍而創作的笑話）：由球場，交通工具建設，各式基建，廣告投資，到球證都有中國的參與。中國外交部的「華姐」（外交部發言人，以言詞厲害見稱的華春瑩）更為此連出了八個Twitter post，盤點了世界盃的中國元素。

不過，國內社交媒體某些「反諷」可能更厲害，中國社交媒體曾流出一段「似是而非」的中國國足「威水史」：中國隊原來自2002年之後從來沒有在世界盃失敗過（因為那年以後就從來無打進決賽週）；歷屆世界盃賽事中，中國隊只輸過給三支國家隊（因為就只參與了一屆決賽週，且連輸三場）；中國足球王國跟巴西一樣，球衣都有五粒星（人家是五屆冠軍，中國是五星國徽）……到了今屆世盃總決賽階段，又有新的「冷知識」帖文，吹捧中國國足曾經於不同賽事中「完勝」過四強的所有隊伍——其中連友誼賽賽果也用來吹噓——所以中國國足已達世界最高水平云云……阿根廷奪冠後，該國球王美斯又被傳為祖籍山西，原名為梅建國……阿Q精神似乎仍深深遺留在某些國民的基因之內。而最叫人意外的，是原來中國於賽事轉播時，所有入鏡的觀眾、球員都會被「P」口罩（被修圖加上口罩）。

科學精準，就是最好？

另一方面，除了捧愛隊場，精彩入球，今屆世界盃，還有甚麼特別的亮點？

相信很多觀眾都會留意，今屆賽事，國際足協刻意的投入了大量的高科技，幾近是以科學精準掛帥：比賽「精準」計算補時，已經成為了大家的熱話：實在從來都未見識過史上最長的「補時14分鐘」！而近年來在賽事中，球證不論在作出入球或越位等裁決時，都會「參考」如VAR（Video Assistant Referee，影像輔助裁判）重播、門線技術、鷹眼等科技協助判決，在今屆已去到「依賴」的程度：如在賽事中，場地系統會即時監察越位情況，「半自動越位系統」會告知旁證和球證球員有否越位。先不論多次「衣衫不整」而只因手袖，腳踭位越位而引起的爭議外，不禁要問，如果連判決都可以不經人手，自動運作，那還要球證、旁證做甚麼？

除了高科技「越位」判決帶來不少爭議外，日本隊在分組賽事中有一球最初被判「出界」但最後被電子足球科技（不說不知，原來今屆賽事所用的足球，每一個都配有電子定位設備，要先「叉電」才能使用的）判定有「1.88毫米」貼住底線，相關入球被判有效令該隊晉級，這引來不同球迷，球員，甚至球隊的抗議……相信這對於德國足總和球員們，肯定不是味兒了。但正如已故殿堂級體育記者伍晃榮所言的一句經典：「波，係圓嘅」一樣，足球場上真的「乜都可以發生」，任你運用了全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精準到不能再準，變幻仍然是永恆。

有趣的是，足球真的好像與高科技判決，十分之「唔friend」。其實在體育賽事中使用高新科技，不是今日才發生，也已經在其他運動賽事中使用，為何在足球賽上使用，爭議就多了？

這可能與足球賽事的本質有一點關係。現代足球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英國，是在普及體育運動中最受歡迎、接受度最高、普及面最廣的一種，甚至被譽為「世界遊戲」。當時的足球隊其實多是由工人組織俱樂部而成，基本上有一個草地，劃上界線，參賽隊伍各派11名隊員參與，互相在這個長方形的草地球場上對抗、互相進攻就成了足球比賽的雛形了。足球比賽當然有相關的規矩，但其實當中的仔細程度並不如今天大家所想的精細：比如以足球場為例，基本條件是有一塊長方形平地，豐儉由人，由草地、人造草場、膠地甚至公園裡常見的混凝土地也可以。更簡陋的足球場，甚至可能只有兩邊龍門及幾條白線就可以了。就是根據國際足協的規則，足球場地的長度、闊度直到今天都只是一個「約數」：舉行國際性賽事的足球場地，長度應該介乎100至110米（110至120碼），寬度則應介乎64至75米（70至82碼），沒有劃一的標準；連帶犯規，判決，補時等等，都是由「人的因素」去決定，全無科學精準，也無準確計算。正因如此，球賽上無的是精確，有的卻是「執生」，雖然會有爭議，但同時也成為足球的魅力所在：由大家耳熟能詳的「上帝之手」，到今日日本隊的「出界球」，都成為一個又一個經典。

科學精準是否就是最好？還是留給大家判斷了。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後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 

美國的人工智能可以預知未來？

8月15日阿富汗迅速淪陷，震驚了全世界。在此之前10日，亦即是8月初，美國一本名叫CNET的科技雜誌，報道了一宗較少人注意的新聞，其內容如下：7 月中旬，五角大樓宣佈美國國防部正在使用人工智能來預測未來幾天的事件。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NORAD）和美國北方指揮部司令格倫‧範赫克將軍（General Glen VanHerck）在一次簡報會上對記者說：「我們能夠看到更遠，我們再不是被動地回應，而是能夠採取主動。我說的更遠，並不是幾分鐘或者幾小時之前，我說的是幾天之前。」範赫克將軍解釋說，在這個全球警報系統中，五角大樓使用來自全球各地的傳感器，不僅是軍事傳感器，還包括商業的，國防部利用這些數據來預測任何威脅。如果人工智能檢測到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不尋常的變化，這個系統會發送警報，建議仔細查看該地區的衛星圖像，看一看是否有可疑活動。

我相信讀者已經猜到下幾句我會說甚麼：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公平地說，這套人工智能系統仍然處於實驗階段，但美國的情報系統確實已經採用衛星和感應器監察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諷刺的是，塔利班沒有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超級電腦、間諜衛星、無人偵察機、感應器……不過，這一切尖端科技都無法估量到宗教狂熱如何令到塔利班充滿動力，和無法預測到阿富汗政府軍的戰鬥意志是何等脆弱。在阿富汗淪陷之前，拜登總統充滿信心地說，阿富汗政府有30萬大軍，他們裝備精良，受過良好訓練，其戰鬥力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部隊。

管理學教授成為國防部長

現在不少評論家將阿富汗和越南相提並論，這些比較大都是集中在美國政策的失誤，不過，很少人注意到，兩者的共通點之一就是美國決策者對科技和科學的迷信。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國防部長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他原本是一名會計師，在24 歲時他成為哈佛商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可說是少年得志。美國的商業管理側重於定量方法，亦即是基於統計數字而決定策略，麥克納馬拉大力鼓吹這種科學化商業管理方法。

後來麥克納馬拉進入福特汽車公司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福特公司採用電腦去設計汽車模型，從而找出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麥克納馬拉1961年成為國防部長，他將這種模式帶進軍隊裏面，在策劃越南戰爭時，他用統計方法去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例如轟炸機的出動次數、發射炮彈的數量、摧毀了敵人幾多個目標、敵我雙方的傷亡人數……按照統計數字，美軍看似大佔上風，北越軍隊的傷亡遠比美軍慘重，但麥克納馬拉無法從統計數字裡面看出無形或者難以測量的決勝因素，例如戰略、領導能力、宣傳戰、團隊凝聚力、軍人的士氣。當時北越及其盟友高舉共産理想、民族主義的鮮明旗幟，士兵士氣高昂。蘋果電腦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回顧那段歷史時表示，當時左派和反戰陣營的理論非常清晰和有說服力，但主戰陣營卻無法提出合理的反駁。這種思想深度的差别，在統計數字上是無法體現的。

《星空奇遇記》因低收視率被腰斬

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誕生了《星空奇遇記》這部家傳戶曉的科幻經典（Star Trek也譯為《星際迷航》），這套電視劇集的第一季在1966年由全國廣播公司（NBC）推出，上面提過，統計方法是商業機構的決策基礎，電視台也不例外，收視率決定了一部劇集能否持續下去。根據尼爾森評級 (Nielsen ratings)，《星空奇遇記》的收視率只是一般，於是乎，全國廣播公司在播出第三季《星空奇遇記》之後便決定取消該劇集。但傳播學者指出：全國廣播公司忽略了那些收看此劇集的觀眾在情緒上十分投入，尼爾森評級並不能衡量這種痴迷。出乎意料之外，幾年之後，《星空奇遇記》風靡全美，直至今天，這熱潮仍是方興未艾。

除了政府機關和商業機構，美國教育團體也十分重視教學科技和統計數據，以下的例子我已經說過很多次，請讀者包容我的冗贅：美國學校採用了五花八門的高科技，但學生程度卻每況愈下；此外，許多大學採用數據來決定教授的去留升遷，例如出版論文的數目、學生對老師的評分。就像NBC因收視率低而取消《星空奇遇記》一樣，許多大學因學生的評分低而解僱教授。根據斯蒂芬‧本頓（Stephen Benton）及其團隊的研究，其實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取決於幾個學生的自身因素：學生的工作倫理、原動力、知識基礎。如果班中大多數學生具有上述的良好品質，那麼無論誰教他們，課程評分往往都很高。不幸的是，課程評核數據從來不會顯示學生是否願意努力學習、是否熱衷於知識、是否具有堅實的基礎。

美國出現了一種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普羅大眾不信任科學，直至現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新冠疫情是真實的，仍然反對戴口罩，反對注射疫苗，仍然相信各式各樣的陰謀論；但同一時間，精英圈子裡面卻彌漫著迷信科技和科學萬能的態度。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我從事數據分析，但我並不是數據至上主義者，套用孟子的說話，盡信數據不如無數據！

一提起加密貨幣，大家最先想到的必然是第一個出現的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主打去中心化，即是不受政府或銀行等規範，並且確保交易安全。比特幣之所以可以去中心化及安全，基於比特幣以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進行。當我們把錢存入銀行，銀行會有我們的資料，知道我們有多少「身家」，也記錄了每次存款或提款的交易記錄，屬於一種中心化的體系。區塊鏈卻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分散式賬簿」記賬方式，比特幣一筆又一筆的交易資料被記錄下來，使用者們均可以核實每一筆交易的合法性，全民一起來維護這一份電子記賬本，讓區塊鏈裡面的資料變得安全及透明。問題是面對這一本公開賬簿，總不能對所有使用者同時核實及記錄每單交易，於是乎，那些得到記賬權的人，才可以成為「記賬者」，並且拿到比特幣作為獎勵。整個過程被比喻為「挖礦」，記賬者則恍如「礦工」。一開始，比特幣的創造者便設下了誰可以最完全搜集前10分鐘內的全網交易資料，並且最快猜出特定複雜方程式的解法以及發送到網路上讓大家確認，就讓他成為這個區塊的記賬者，獎勵一開始是50個比特幣，以後每隔四年減半，直到2140年2,100萬枚比特幣全部發完為止。

比特幣發展初期可謂相當親民及「民主」的，除了大家可以共同維護區塊鏈上的資料，用普通電腦的CPU，便可以「挖礦」，輕易挖出比特幣，但隨著可以挖出來的比特幣愈來愈少，其「市場價格」節節上升，比特幣漸漸變得不再「民主」。曾幾何時，可以透過家用的普通電腦在家做礦工，2010年，有人發現AMD公司出產的GPU晶片有一個特定的計算部件，可以加速猜數位的關鍵步驟，於是多個GPU組裝成的「GPU礦機」、一年後，因應FPGA的礦機誕生，效率大幅提升，這階段開始出現了第一個礦場，到了強於猜數字的ASIC晶片礦機的到來，其他三代被淘汰，礦場亦成為挖礦的主力，這時期想要挖礦，已經不能靠家用電腦，至少要用百台ASIC晶片礦機日夜不停地運轉才行。到了2017年，一個比特幣礦工憶述他曾工作的礦場，當中便有20,000部礦機24小時全天候運作。

礦場的開設、加上加密貨幣交易所如Coinbase的出現，表示比特幣已經與去中心化的理想愈來愈遠。本來比特幣的誕生是希望可以取代由第三方（政府及銀行等）發行的貨幣，讓這種貨幣可以去中心化，成為不需要中央銀行、政府、企業的支援或者信用擔保，而是仰賴使用者的協定便可以自我完善的貨幣體制，以此確保任何人、機構、或政府都不可能操控比特幣的貨幣總量，如印刷美鈔一樣增加比特幣的數量而導致通貨膨脹。事實上，除了比特幣的數量還能勉強保持之外，其他一切，都與當初傳說中的比特幣發明者「中本聰」的理念「脫勾」。

只要比特幣如股票一樣「上市」，便一定受第三方及其他因素干預。單是Tesla創辦人Elon Musk的言論，便足以讓比特幣大起大落；當然，Musk亦有足夠能耐影響其他加密貨幣，如狗狗幣的市值。至於安全方面，不獨比特幣，其他加密貨幣也難以做到絕對安全。今年4月，土耳其加密貨幣交易平台Thodex創辦人兼行政總裁Faruk Fatih Ozer帶走了投資者的20億美元（約156億港元）資金飛往阿爾巴尼亞，而Thodex亦因賬戶不正常運作而宣布暫時關閉。加密貨幣並不如想像中可以去中心化，它一樣受到政府的干預。同樣是在今年4月，土耳其央行宣佈，由於加密貨幣缺乏中央監管，亦暫未有數碼資產的監管機制，加密貨幣的市值相當波動，數碼錢包會被盜用，或進行非法事宜，而且有關交易不能撤銷，自4月30日起禁止使用加密貨幣直接或間接購買商品或服務。不單土耳其，印度亦有意用嚴厲的政策打擊加密貨幣，法案一旦生效，凡持有、發行、開採、交易和轉讓加密資產均會觸犯法律，甚至被處以罰款。早前中國已經禁止比特幣在所有平台上流通，並且關閉了所有交易比特幣的平台，為了推行減少碳排放的政策，中國政府在今年2月已經打算在4月底以前關閉內蒙古自治區內的加密貨幣礦場，並禁止新的加密貨幣挖礦場在內蒙古進行投資建廠，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全國各地的礦場陸續被要求關閉及清理。5月18日，當中國宣佈禁止金融機構提供加密貨幣交易相關服務，消息一出，一日之內加密貨幣的價格大幅度下滑，從Musk到不同國家的政策，第三方要影響或打擊加密貨幣，其實是輕而易舉的事。

走入市場並且價格高昂的比特幣已經變了質，不再是「中本聰」的理想加密貨幣。或許「中本聰」過份理想，又或許人性過度貪婪，以致比特幣的本質遭到破壞，事實上，人性的貪婪不單破壞比特幣本身，也浪費了人類大量的資源，破壞人類的環境。一台專門礦機的耗電量相當驚人，以大陸公司生產的「螞蟻礦機S15」為例，該礦機一天消耗的電量就達38度，一個月（按30天算）更是高達1149度，遠超過一個中國普通家庭的月用電量，而一個礦場規模，動輒就是成千上萬台礦機。對於比特幣的耗電量，劍橋大學也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支援比特幣運作的機器一年所需的電量，超過擁有1,700萬人口的荷蘭全國用電量。有人指出「如果比特幣是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30個國家的耗電量比它更高。比特幣所需電力超越阿聯酋、荷蘭、菲律賓、比利時、澳洲或以色列。」由於挖出比特幣的難度愈來愈高，這表示礦工相對要花更多的電力才能挖出它們，Digiconomist網站統計過，2018年一個比特幣交易所消耗的能源，相當於80,000次Visa信用卡交易，到了2021年，一個比特幣交易所消耗的能源，相當於45.3萬次Visa交易。

按照推算，所有比特幣要到2140年才全部開採完，這意味著還有太多資源需要浪費在這種虛構的「錢幣」上。到了2140後，能源是否便可以留下來生產或進行更有價值的實體交易嗎？答案讓人傷感，比特幣算是加密貨幣的老大哥，由於這位老大哥深受大眾寵愛，身價愈來愈高，連帶一大群弟弟妹妹相繼出世，包括：以太幣、萊特幣等，甚至連本來拿來嘲笑比特幣的狗狗幣，也備受關注。去中心化的結果便是人人可以設立加密貨幣，甚至以男子歌唱組合MIRROR及藝人姜濤為名的加密貨幣出現，雖然最後兩款還未牽涉實質金錢或價值。

加密貨幣並不是理想貨幣，除了價格波動太大，不能作為日常交易的流通貨幣，最主要還是因為它搶奪了地球上大量資源，即使打著「綠色貨幣」旗幟的奇亞幣，雖然不如比特幣挖礦般消耗大量電力，但奇亞幣主要是透過大容量硬碟作為「空間的證明」和高速讀寫效能作為「時間的證明」來得到收成，使用大量讀寫操作的後果是SSD的壽命會快速消耗，而受到市場樂觀因素影響，不少人投身於奇亞幣挖礦，於是乎高容量SSD與記憶體出現瘋狂炒價及搶奪一空，讓電腦價格只升不降，這種貨幣還能被稱為「綠色貨幣」嗎？大概只有既得利益者才能叫得出，好套住他人口袋中實體的錢。

一個在礦場上工作了一年的礦工提到：「我不懂哈希值，不懂默克爾根，區塊鏈和數位簽章對我來說只有一個懵懂的概念。我和這個號稱『互聯網時代的黃金』的比特幣之間的聯繫，只有維修不完的礦機。中本聰設想的那個『去中心化』、『人人平等』、『算力民主』的世界並沒有到來……」

當人人只著重如何賺取個人利益，縱然有最好的理念，也是枉然。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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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工作，就是生命教育，當中的分享與交流十分重要，可以互相影響及一起進步。但若要於網上進行牧養工作，大家要隔著螢光幕見面，可能就會令人聯想到排山倒海的技術考慮、溝通不直接又或是形式很單一，以致令聚會氣氛沉悶。

透過網絡進行牧養工作，大家可能會立即想到網上崇拜直播及網上小組開Zoom（或使用其他網絡會議工具），當中涉及的技術固然有一定的難度，不過要尋找熟悉IT技術的同工或弟兄姊妹幫手，也不是困難的事情。疫情令教會的現場聚會走到線上，在經過一年後，有關技術方面的需要和考慮，大家可能大致掌握了，或者已熟習了這形式，接下來，就是溝通與形式的考慮。

互動、溝通與形式的結連

互動、溝通與形式是不能分割的。於網絡上觀看及參與聚會，如形式是比較單一的分享或聚會，參與者很容易會覺得自己是旁觀者，只要關閉鏡頭，不讓其他參加者看到自己的樣子，又或者即使開了鏡頭，只要多人參與聚會，參加者就會覺得別人不會留意到自己，投入感又會頓時減少。

所以聚會形式——即如何活用網絡會議工具，就變得非常重要。在單向的聚會，即由其中一方單向的傳遞訊息，有沒有想過可以加設分組討論和祈禱的時間？為著教會、社會、世界發生的不同事件去禱告？如果參加者是來自不同的團體，並且彼此熟稔，更可以鼓勵大家分享近來面對的事，互相為對方禱告。這樣，可以提高聚會的互動性，令參加者更投入。

加入分享元素

大家都透過手機、電腦上網參與聚會，基本會使用的工具有鏡頭與咪高峰，即是大家可互相分享有影像和聲音元素的東西，如相片、投影片、詩歌的MV等。在活動時有沒有想過可以邀請參加者先預備一件可以代表自己近來心情的物品，或按議題找具代表性的物品，將這物品對著鏡頭作大特寫分享？

而牧者又可否嘗試撰寫一個短劇，例如在鏡頭前展示布偶或有趣的物品，再請弟兄姊妹在背後配音來說說故事？短劇可否帶出一些問題，然後先讓弟兄姊妹分組討論，再回來大組參與介入事件，讓他們嘗試去改寫故事？

筆者現為戲劇教育碩士學生，因著疫情，有機會參與一些討論教育與網絡應用的研討會，當中發現不少戲劇教育的導師都開始研究和探討如何應用網絡會議平台的空間來進行教育工作。而單向播片、發言，已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做法。參與者在接收訊息後，設計活動者進一步要再想，如何令他們投入，包括投入情緒，他們才會「置身事內」，並且進一步作出思考及回應。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所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就提到人們的態度，即情感的反應方式，會影響他們接收、回應、評價、組織及內化所學的東西。

不同層次的思維記憶

在設計活動時，可以製造機會讓弟兄姊妹共同經歷，讓他們能「主動」分享自己想法，作出討論，再進一步評估及創造。Bloom的分類學將知識分為三個範疇，而在認知範疇（cognitive domain）階梯中，較低層次的思維是記憶（remember）、理解（understand），這就像平日單向聽道的層次。[1]

如弟兄姊妹在活動設計時，在邀請牧者分享經文或講道之前或之後，是否可以加插故事或個案的呈現，再給大家有空間去討論、分析，以至可以把相關的教導放進故事或事件的發展之中，讓大家分享和判斷，大家再試試去幫助故事的主人翁改善現有的處境或思考的方向，以尋找出路？

隔著螢光幕，的確是容易被四周外在環境打擾，但如活動設計夠吸引，使人浸沉在這黑框之中，它所呈現的故事及大家共同創造改善現況的「劇情」，卻可以是十分引人入勝，使人投入在其中。

21世紀的四大技能

未知大家可有留意21世紀重要的四大技能：溝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及創意（creativity），[2] 其實，這不單是在學校裡，學生要學習的事，更是人們面對21世紀世界各項挑戰時需要的技能。同樣，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需要這些技能，讓大家都能好好的互相溝通、合作，對社會現在面對的事件、難題作出批判思考，並有創意地改變現況。盼望我們能一同學習，以新的方式，面對時代的轉變。

布盧姆分類學的演變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在1956年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將認知過程分成六個主要類別，由最簡單的層次開始到最複雜的層次思維，包括：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組織（synthesis）和評估（evaluation）。大概在40多年後，一組認知心理學家修訂了Bloom的分類學，令它更貼近21世紀的學習模型，他們將六個類別名稱由名詞改為動詞，並作出了一些調動，令有關類別變成：認知（remember）、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se）、評估（evaluate）及創造（create）。[3] 這套分類學反映人們思考問題的能力和處理訊息的路徑，它也成為建構學生學習過程的重要模型。

《機器人即將搶走你的工作：影響全球數十億人的7大自動化技術發展，現在開始重新定義工作目的，幸福慢活》
（Robots Will Steal Your Job, But That's OK: How to Survive the Economic Collapse and Be Happy）

作者：費德里科．皮斯托諾（Federico Pistono）
譯者：李芳齡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6年

作者曾考慮把這本書命名為《機器智能與電腦演算法已經在搶走你的工作，在未來還會搶得更兇》，但他怕這樣的書名並不吸引，最終起用了現在的書名：Robots Will Steal Your Job, But That's OK: How to Survive the Economic Collapse and Be Happy。坦白說，中文書名翻譯得不夠傳神。作者提到機器人將「偷走」人類的工作，而不是「搶走」，兩者分別在於：當一個人搶走你的東西，你會即時知道，甚至可以馬上反抗，即使無力反抗，被搶以後還是可以即時採取相應行動，如報警。但當東西被偷走便不一樣，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陡然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一些寶貴的東西。機器智能與電腦演算法偷走人的工作也是這樣，當大家在享受自動化的同時，背後已經有一批人因為自動化而失業。或許大家以為自動櫃員機、自動飲品販賣機的出現是小兒科，但隨著機械智能快速進化、學習演算法的準確度和性能天天都在進步，往後，即使是需要接受長時間訓練的專業人士，但只要其「工作內容具有高度重複性」，例如醫療方面的放射師，他也可能被輕易取代。

工作被機器智能與電腦演算法偷走，這當然不是大家樂見的事，但如果大家都有基本的補助金，不需要為生計工作，這又能否解決失業人士的問題？作者在書中的第二部份，闡述了工作對人的意義，工作不獨讓人有收入，可以維持生計，工作也給予人們對某個身份的認同感，或是會計師，或是電機工程師等。作者認為人們需要工作，失業會大大影響人的幸福感。對作者來說，工作本身也是有意義的，當然，如果這份工作有助改善社會的文化、健康、效率、同理心、同情心、創造力和宜居性等，這些有關工作的效用對人也是重要的。現今有很多人不想工作，只因社會不太能創造出有意義的工作。

工作慢慢地被偷走，這是不爭的事實，作者在這方面為大家提供了不少資料，但他對前景仍是樂觀的，在書中第三部份，作者嘗試為大家提供一些實用建議。這些建議並不一定完全適合在香港生活的讀者，畢竟作者是意大利人，書中的研究多以美國為例子，但他建議過更簡單的生活，擺脫無止境的過度物質生活、善用網上資源以開闊自己視野、為自己增值，這些善意的提醒都是好的。

有別於一般的科技書籍，作者不是純粹與讀者談科技，他似乎想與讀者談更多的是——如何幸福地工作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