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網絡欺凌行為

雖然我們可以很粗略地將人分為內向與外向，然後將內向的人歸類為不喜歡社交的人，將外向的人歸類為喜歡社交的人；然而在社會上，這兩類人的數目基本上並不是均等的。網絡世界的盛行，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導致彼此的關係容易變得疏離；交友軟件的增多，也代表人們喜歡網絡上的交流多於現實的交流。網絡的交流成本低，選擇多，不用做表情管理，沒有時間限制，喜歡則來，不喜歡則去，現在更多人自認「社交恐懼」（社恐），可能因為現實的交流有太多不可操控的地方，不能來去自如，人也不想承受「被否定」之痛。例如新年期間向親朋戚友拜年，需要承受被問問題的痛。AI（人工智能）就如一個救贖主，讓人免卻了建立關係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類AI會氾濫地出現。

不想社交還是社交恐懼？
到底何謂社交恐懼症？不喜歡社交便是有社交恐懼症嗎？社交恐懼症又名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當一個人每次在社交場合都會感到心慌膽怯，覺得別人會對自己評頭品足，怕自己在人前出醜，而這份恐懼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以致想要逃避所有社交活動，他便可能不是單純因為性格害羞而不擅長應付社交活動，而是患上了社交焦慮症。當患者在社交場合時，會出現以下情況：情緒上明顯感到恐懼或焦慮，症狀與環境所構成的威脅不成比例；思想上擔心自己行為或情緒狀況受到他人批評或拒絕；生理上出現冒汗、心跳加速、顫抖、呼吸困難或頭暈；行為上不斷逃避或需極力忍耐各種社交場合。[1] 當仔細去了解何謂社交恐懼症時，便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個「病」，並非不想社交或懶得社交。

不過，今日大部份自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其實很可能只是「偽社恐」，可是很多時都沒有人深究誰人患上社恐症，誰人只是偽社恐。曾經在社交媒體中流行過種種的hashtag（標籤），其中一個便是「#社恐」。[2] 網絡讓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但隔空的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許多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溝通也停留在表面上，彼此只是泛泛之交，難以討論深入的事情。弔詭的是，這也正正是人享受在網絡世界的原因，不想作深入的對話，甘願停留在空泛的交談之中。就如農曆新年時，原本應前往親朋戚友家中拜年、「逗利是」，但電子支付的科技愈來愈發達，派利是也可以轉移至網上進行，拜年期間與親朋戚友的交談也可以就此終止，派「利是」只需一個「二維碼」。當網絡的交流只有「點讚」與「分享」，在節日之中放棄「儀式感」的真實交流，交流只求方便、快捷、避免難堪、可以躲懶，人深處想與他人真切交流的渴望卻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將此等渴望轉移投射到AI上也不是不可能。

AI成為救贖的可能性
現時的AI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AI，特別是早前有新聞報道指，開發ChatGPT的公司OpenAI為了確保GPT Store中的聊天機器人適合所有使用者，所以不允許專門用於培養浪漫伴侶關係的聊天機器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GPT Store出現了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AI。[3] 即使公司揚言禁止，仍有人不理會規則創建用來培養浪漫關係的聊天機器人，也就代表了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就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AI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能任人擺佈。這並不是說人會極端至成為AI的恐怖情人，而是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大數據的關係，圍繞著網絡使用者的資訊都只是他們所喜歡的，有人說：「尋找相同者的過程，正正是驅逐他者的過程。」[4] 與人相處時，最好的人際關係在於能互相「聆聽」，[5] 而不是只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時人只渴望別人聆聽自己的話，而不想聆聽別人的。這時候AI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代替品，你想要它聆聽你便聆聽你，它只會為你而暈頭轉向，為你服務，浪漫關係的AI盡是說一些甜言蜜語，愛你愛到底，誰人不心動？

那麼，AI最後真的能夠救贖到人嗎？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沒有人喜歡目中無人的人，因為他意識到他人，卻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不過，人卻不會因一隻貓不理會他人而譴責牠，因為牠沒有人的意識。人際關係正正是意識之間的認知，所以能夠創造經驗和分享經驗。被人附和總是開心的，AI就能扮演這個角色，相反，與一個觀點完全相左的人溝通、看一部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切的經驗總令人不舒適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它們卻構成了真正、真實的經驗，一種不重複的經驗。[6] 故此AI並不真的救贖到人，或許它能排解一時的寂寞，卻又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空虛，甚至無法再接受異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人需要多點與真實的人交流，才能突破這些「不舒適感」，這也是邁向真實關係的唯一方法。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孩子們，我們愛弟兄，不要在言語和舌頭上，而要在行動和真理上。（約翰壹書3:18《環球聖經譯本》）

「劇場」不單有其藝術的可觀性，也可讓人參與其中，讓個人或特定群體聚在一起，實務地成為可供人介入，提供溝通、發展、賦權與表達等方式的平台；帶有教育及讓參與者「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功能；可以稱這類劇場為「應用劇場」。筆者剛修畢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於學習戲劇教育的過程中，認識及參與製作過一些應用劇場。希望藉此文章分享及介紹部分應用劇場的特點，並提供實例，讓更多人將「應用戲劇」變成交流、體驗及生命教育的工具。

相信不少人把「戲劇」理解為「演戲」，即是在電視、電影及舞台才發生的虛構故事，似乎和我們日常的生活有某程度上的距離。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生命中有不少故事充滿戲劇性；而聖經也有很多故事、場景，教導人應用於現代生活中，也絶不過時。

打破「第四面牆」

在傳統劇場中，演員於台上鏡框式三面舞台中演釋故事，他們要假裝沒看見前面的觀眾，而觀眾亦只能觀看台上發生的事，不能介入或改變。若觀眾能打破隔著觀眾與舞台演員中間的「牆」，走入故事面對困境，有機會作反思、行動及回應；甚至可嘗試改變劇中一些狀況或給予援手，相信其體驗和感受也不同。如能互相分享及聆聽，「戲劇」不再只是娛樂、要觀眾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一種手法，可被應用，成為群眾參與及互動學習的場景，是用作交流經驗及結合群眾智慧的地方。觀眾不再只是觀眾，可以成為參與者，被賦權發聲，有空間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過，「應用劇場」這名稱只是一把大傘子，在它之下有很多不同的劇場形式，如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過程劇、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還有許多許多不同的形式。以下和大家分享一些在香港已經於社區、教會及學校被應用的劇種，大家日後可以多加留意及參與。

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不少應用劇場佈景相當輕便，在社區中隨便搭起簡單設置，就可成為劇場；街坊到來坐下，就可參與其中，「一人一故事劇場」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有幾張椅子、一些顏色布匹及簡單的樂器，加入一群善於聆聽及即興的演員，就能組成團隊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大多有特定主題，主持人會邀請觀眾分享自己對該「主題」的感受，以至一些相關的故事，演員們及樂師會即興演出分享者的感受或故事，當禮物送給他們。當觀眾分享及聆聽，慢慢便形成互相尊重及接納的氛圍，連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情感。有不少人認為自己的故事能立即被演員演繹出來，感到相當奇妙，有被人理解及被安慰之感；所以一人一故事劇場深受喜愛。有基督教團體提供了一人一故事劇場訓練，培訓演員服事社區。他們最近於觀塘海濱公園演出，筆者有幸成為當中一員，聆聽觀眾分享的故事。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劇場可以用作討論的平台，論壇劇場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它是「被壓迫者劇場」的其中一種形式。由演員在研究被壓迫者的處境後演出或由被壓迫者親自演繹，呈現他們面對的困境。

這劇場特別之處是觀看的參與者不單是觀眾，而是「觀演員」(Spect-actors)：既是事件的「觀察者」，透過丑客(Joker)的帶領，一起討論幫助劇中主角改善現況的策略，並有機會走入舞台成為「演員」。當劇情重演時，觀演員於舞台中可替代劇中人介入，嘗試改善困境，並繼續討論各種策略的效用；結合群眾智慧，團結地為主角改變困境。有參與者表示論壇劇場是新穎的討論方式，在參與介入過後，更能增添同理心。就算未能完全改變事情，以行動去幫助，總比沒有行動好。論壇劇場亦可以稱為改變困難的「預演」。

過程劇(Process Drama)──這是基於一個前文本(Pretext)，以一篇新聞、一部電影或一本小說作起點，再細心設計一個讓參與者一起經歷故事過程的框架，讓他們個人或與小組一起即興創作，並發掘事件未知的部分，從中體會故事裡不同角色的感受，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由於它能使參與者不斷轉換角色經歷事件，可增強參與者的同理心。曾有戲劇教育團體於香港推行「酷凌行動」(Cooling Conflict)，過程劇就被用作改善校園欺凌的教學手法之一，將它與論壇劇場互相配合，提高學生對同學間的衝突的覺察，在欺凌事件發生前，先主動作出緩和行動，改善校園氣氛。

劇場可以在任何地方

應用劇場中的劇場，不一定在劇院的舞台，可以在任何讓人體驗到更多的地方，也可以在讓人發聲、能被人看見、讓生命交流的地方。而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等形式則是收集參與者對生命的疑問或關注群體(如長者、少數族裔等)的經歷或生活點滴，經過一段追尋、探索及資料搜集的時間，再經過分類、篩選及藝術處理來呈現給觀眾欣賞。重點是演出者不一定有很高造詣，長者、弱勢社群都可以被賦權去演繹自己的故事。

以下為部份實用參考書，讓有興趣的朋友繼續鑽研，了解更多：

1. 李俊亮與黃婉萍（2017）。《劇場的用家》。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2. 舒志義（2012）。 《應該用戲劇 : 戲劇的理論與教育實踐 》。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3. 林玫君與歐怡雯（譯）（2007）。《酷凌行動 : 應用戲劇手法處理校園霸凌和衝突》（原作者：John O’Toole，Bruce Burton & Anna Plunkett）。台灣：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原作出版年：2005）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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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謹守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第四章23節《環球聖經譯本》

青少年精神健康一直被受關注，因為他們在成長中面對不少的轉變和壓力。本年5月，由醫務衞生局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一項有關青年精神健康調查的報告指出，受訪的3,440名介乎15至24歲青少年在2019年5月至2022年7月受訪期內，有近17%曾出現至少一種精神疾病；19.4%出現自殺念頭；5%有自殺計劃；1.5%曾企圖自殺^[1]，調查結果令人憂慮。為此，筆者專訪了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醫生廖廣申分享對於這情況的看法及建議。

壓力成因
廖醫生認為環境改變這個因素會對任何人產生壓力，研究時期發生的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便是兩重大關鍵事件，對各個年齡層的生活、習慣、求學安排等，都造成影響。他認為研究的數字比率高，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作為現代都市，有著高壓力的教育制度：緊張的學習環境、很多考試和要學習的學科等等；可以解釋到香港學生的學業壓力和考試壓力十分巨大的原因。這樣，可能導致很多人出現情緒和精神問題。

報告指出，青少年患抑鬱症最普遍，有13.7%。廖醫生指出，患上抑鬱症的成因很多，如性格、生理因素和環境因素都有影響，與青少年有沒有接觸毒品、酒精等也有關。他說：「環境因素和壓力感是重要因素，而這報告反映青少年的學業是主要的壓力來源（佔42.8%）。」他建議不要為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添加不必要的壓力。他更指出，臨床見過很多病例，讀書成績很好，是名校高材生，進入了著名大學；最後因為抑鬱症而完成不到學業，或要接受精神科治療、服用藥物及接受心理輔導。此外，報告亦指出了四大風險因素：個人心態、家庭空間、數碼生活及逆境轉化。廖醫生為我們逐一解說。

個人心態——「完美主義、執著、『唔輸得』的心態是高危因素。」廖醫生認為「個人心態」很重要，但每個人的心理質素不同，如果對自己要求很高，就會很容易自責和內疚；也有人很容易有放棄念頭、很消極、悲觀；性格較負面，面對不到問題，令壓力積聚或把壓力放大。

每個孩子的性格不同，作為家長、青少年工作者便要留意他們的心理、思想，和他們多溝通，循序漸進地給予鼓勵，並教導他們如何面對逆境。

家庭空間——實質空間與心理空間，「關於家庭空間，不單指有沒有地方好好休息、做功課？」廖醫生認為坊間常說社會低下階層或貧困家庭的壓力、情緒問題較多，但不代表中産或富庶家庭就沒有抑鬱症。他見過不少學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母是專業人士，栽培資源很充足，亦出現抑鬱、自殺問題。原因可能是和父母相處時間或溝通不足，亦可能是父母對他們的要求過高，構成不必要的壓力。

他認為要留意家裡有沒有自由度，要營造一個平台讓孩子可以去和父母溝通，給他們願意和家人表達或商討的分享環境。「不要等到青年人覺得完全沒有信心或已經覺得很恐懼，不敢和家長商量，覺得再沒有人明白、關心他們，白白讓他們走向絕路──自殺。」

數碼生活——電子產品霸佔我們很多時間，減少了社交生活、運動和休息的時間。廖醫生見過很多青少年抑鬱個案是因為沉迷電子產品、手機。他指出，這情況比沉溺酒精、毒品、吸煙還普遍。他建議青少年每天用最多兩小時在電子產品上，但做功課、溫習、蒐集資料等須用電腦，所以有「灰色地帶」。他認為讓孩子從小養成自律是十分重要，家長亦要管理他們如何使用電子產品，和留意孩子有沒有網上沉溺。他坦言，這對家長來說，是不易的課題。

逆境轉化——正向思想、面對逆境的能力，以及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溝通習慣是十分重要。「小孩子如能自小培養正向思維，家長的追求不只是學業成就、知識多寡，而是態度，例如有責任心、堅毅不屈的心態、樂觀思想、不怕失敗、不斷努力的態度，有自制能力和管理時間的能力等。」廖醫生表示孩子的「解難能力」很重要：「解難能力就是無論遇到成績不好、比賽輸了，或者失戀等，都知道如何重新站起來，並且不氣餒，不放棄，也不太介懷得失。」

平衡生活及建立信仰
廖醫生建議孩子保持社交活躍，平日要有朋友和家人傾訴開心或不開心的事。「平常不習慣找人傾訴或沒有與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的時間，當有問題發生，就不太容易向別人求助。另外，要有足夠的睡眠時間和足夠的運動量，人才會身心健康。」

他強調有信仰的家庭，應及早鼓勵孩子養成恆常的宗教生活，多參與教會活動。「有很多研究指出，有恆常及良好信仰生活的人，情緒會較好，身心會健康些，快樂指數亦會高一些。」

師長、社工應盡早介入幫助精神病患者
「不要讓孩子獨自去面對困境，單打獨鬥，重複去思考自己的問題。」他認為師長、社工要有敏感度，早一點察覺有問題出現，早一點去關心孩子，及早幫助他們。他不鼓勵看到問題也不處理，應及早找人求助，或做一些相應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廖醫生最後再三叮囑，青少年的成長很重要，預防勝於治療：「要有平衡的多元化生活，有社交生活、興趣活動、足夠的運動量及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有問題的時候，及早徵求意見、尋求幫助。最後，聖經的真理、信仰生活對任何人都很重要。」

書籍推介：
金恩喜（2020，2023）。《一句話收服小孩子》（譯者：丁俞）。台灣：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編輯﹕謝芳

「…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看為喜樂。」
《聖經新譯本》〈‭雅各書‬ ‭1﹕2‬〉‬‬

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是不言而喻的：有些照顧者一天辛勞工作後，回家還要照顧行動不便的親人；有些甚至要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的照顧者，以後的日子，其生活只圍繞著照顧家人，私人時間減少，身心疲累。照顧者壓力爆煲的現象日增，實在需要社會更多的支援。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21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現時香港估計大概有112萬名照顧者，他們分別在照顧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或長者。研究結果指出，照顧者面對各種壓力，但支援卻很少，其中更有照顧者每星期需要照顧80小時或以上，而當中4成受訪的照顧者更需獨力承擔照顧責任。

愛是生存的力量
筆者曾經在社福機構服侍，當中遇過不少的照顧者，在此分享一個深刻的故事。文彥自歲半患有腦炎，因嚴重腦癇症及各項後遺症，最終智力受損至嚴重，欠缺自理的能力。作母親的於是專心陪伴和培育兒子長大成人，由於長期照顧文彥，她最後患上抑鬱症，更出現眼疾及關節退化的情況。但儘管如此，父母仍對文彥不離不棄，作父親的及後更因需協助照顧文彥而辭去工作，一家倚靠微薄的積蓄過活。文彥雖然是有缺陷，但卻得到父母全然的愛，這份愛包含了犧牲與接納。他們願意為兒子傾出所有，自小教導兒子積極向上，更以身作則去體現這份精神，從來沒有向文彥說過一句放棄的說話，這些都令筆者十分動容，他們的故事也感染了身邊很多人。求死，只因人們找不到生存的意義及價值，在人世間找不到愛的根源。文彥的父母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其生存的價值，能夠照顧文彥到最後一刻，令他感受到愛與溫暖，是他們在地上的使命。

父母全職照顧文彥，但他們並非專業的照顧者，故此也需要靠社福機構的幫忙，文彥母親曾對筆者說：有缺陷的人比普通人更需要終身學習，她期望社會能有更多的資源去幫助身體有嚴重缺陷的一群，給他們更多的機會。事實上，文彥要接受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的訓練，才可以維持身體的機能，以至能延遲及減慢退化。若不，身體狀況只會不斷地差下去，直至遇上併發症而死亡，故此合適的訓練對他很有幫助。
父母希望文彥在有生之年能開心、愉快地生活，故一直努力尋求社會的協助，令兒子能更健康及積極地活下去。眼見父母為了全面照顧兒子而不再工作，那份不離不棄之愛，是文彥生命中最寶貴的，也是他生存的力量。筆者也有一名9歲的兒子，某天他跑過來問：「媽媽，如果我出生時，是沒有手、沒有腳，你還會生我下來，照顧我嗎？」筆者不假思索便說：「沒手沒腳有甚麼問題？媽媽照樣會愛你。你看，沒有四肢的力克Nick Vujicic不是從小得到父母的鼓勵及愛下成長，最終成為一個全球都認識的佈道家嗎？」他始乎明白當中的道理，點頭稱是。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總會有其缺陷，只要我們願意以愛悉心栽培，幼苗也有茁壯成長的一天，誰料到，他不會成為下一個力克或下一個霍金。照顧者的愛對殘疾病人十分重要，但照顧者也需要被愛。筆者相信積極的心態能勝過一切，以下照顧者錦囊的資訊希望能對照顧者有幫助﹕

(一) 無障礙交通工具
無障礙交通工具包括有無障礙的士或接送服務的出租汽車，這些服務都可以令使用者連輪椅上車，有些更設有「陪診員」服務﹕
(1)無障礙的士 87608771  37006500
(2)香港復康會易達巴士 23480608
(3)香港復康會的復康巴士 28178154
(4)聖雅各福群會愛心小巴 28187400

(二) 樂齡科技
電動輪椅護理床可以提升照顧的質素，如這護理床讓患者不需要離開床便可在5分鐘自動變成輪椅。此外，為使照顧者可以遙距照顧，殘疾病人可以穿上一件藍牙身體偵測背心，以監察使用者的呼吸速率、心率、身體姿勢等。科技亦使一些肢體完全受傷的人士與世界接軌，眼控科技如眼球遙控家中電器、以腦電波化為訊號等，都可令他們與外間保持溝通。

(三) 照顧者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在各區設立長者及復康單位、提供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等。以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為例，計劃會提供個人照顧服務、家居暫顧服務、接送服務、康復訓練等，服務每小時為33元，護士到訪服務為每節43元，職業、物理、言語治療師到訪則每節52元，而接載服務則每程只需10元，詳情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或到附近的社福機構尋找社工，或致電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查詢。

(四) 照顧者互助小組
(1)香港復康會復康網絡﹕透過照顧者互助小組、義工電話關懷和家訪等來支援照顧者。電話﹕25497744
(2)香港傷健協會﹕設有為照顧者專線，提供輔導及各項支援。電話﹕24268338
(3)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提供一些情緒支援、照顧技巧、減壓訓練等。電話﹕23379311
(4)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全護通照顧者「鬆一Zone」提供健康講座、照顧技巧等培訓。電話﹕3955 0540

(五) 私家看護服務
除了居住院舍及聘請外傭，照顧者也可因經濟的能力聘請專業私家看護幫忙，若是專業護士，以12小時計算，約3,200港元；註冊護士則2,700-3,000港元；登記護士則2,300-2,600元；保健員則1,100-1,300港元。

(六) 無障礙崇拜
(1)傷健群體牧養科﹕宣道會北角堂成立了傷健群體牧養科，他們專門牧養傷健人士及照顧者。他們以聖經教導、小組分享等來支援病患者及其家人。電話： 2979 3600
(2)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設有傷健團契及崇拜，亦透過傷健讚美操、傷健輔導等來支援傷健者及其照顧者。電話：2783 0630
(3)宣道會方舟之家﹕每主日於突破青年村進行崇拜，崇拜後有不同的傷健小組一起分享，以鼓勵傷健同行。電話：3565 1636

總結：當人看見逆境時看不到出路時，其實處處都是出路。求生的意志視乎人能否感受到愛。當人只專注於病患者長期被折騰，在思考是否應及早結束其生命時，我們為何不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他們也可活得更精彩，把專注集中在如何支援這班病患者及照顧者。

編輯﹕謝芳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1﹕4〉

生命非常寶貴，人生中的「生命影響生命」之傳承，無論長或短，都極具價值和意義。回想面對新生命的到來時，心感歡喜雀躍；見證其成長歷程亦滿有新的希望，也會樂於與人分享。但是，當生命歷經於「老、病、死」之中，與失去、痛苦、哀傷等負面情緒和感覺絲絲扣連，人們卻會退步，鮮有提及，更遑論一起探討或面對……甚或最後成了文化上的忌諱。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自出娘胎，就是向著老、死的方向走；身體的老化，亦是「病」的痛苦的來源，難以逃避。雖然坊間常以「保青春」、「保健康」、「逆齡」等功效來推銷健康產品，消費了也只能美白了或精神了一點，向著「終點」的方向或有了迂迴，但結局仍是一樣。如果我們在漸老的路上，能夠時刻觀察和分享面對「生、老、病、死」時的感受，就可與他人同樣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亦能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當談論「生死」就能成為一種「生命教育」。

面對「死亡」帶來的兩個挑戰

常人認為，死亡如燈滅，是生命的終結，而有信仰者則認為死後還有生命，由此生的生命形態轉化到另一種生命形態。但無論是否有基督信仰，在真正面對死亡時，不少人除了怕痛苦外，就是對自己將往怎樣的「地方」，經歷過程會如何心存恐懼。的確，這些都是在生的人不能確實知道，滿滿的神秘，特別是死亡這種的「不可知」，帶來超級的挑戰，人們會為此而感到焦慮。如何安撫這種「焦慮」是死亡帶來的第一個挑戰。

人活著就有盼望，可以發揮自己所長，許多事情可以改變。那麼，當人生的終結在即時，盼望就可能減少，尤其對相信「人死如燈滅」之民眾來說，可以看到的就是衰敗和絶望。如何面對這種絶望就是第二個死亡帶來的挑戰。

雖然，我們對死亡的「未知」是沒法去解決，但當我們能夠好好的去了解與死亡有關的題材，如了解癌病的死亡的過程、紓緩治療、遺囑及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並能打開心窗與親人一起去談論大家不同信仰的生死觀、想採用的喪禮儀式等，相信都能令人在面對死亡的路途中，不會感到孤單，並能減輕恐懼。

應及早開展討論

筆者為戲劇教育的碩士研究生，上月為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一 生死教育活動——「存為愛」生命探索之旅導演了一個名為《愛．及時》的論壇劇場，主角炳叔患上癌症，與其家人溝通、接受家人照顧、面對病苦與死亡的各種情況下，出現了多個問題與困境，主持帶領著觀眾互動，除了聆聽他們的心聲，還邀請他們成為演員走進劇場取代角色，以行動去改變劇情。觀眾反應很好，無論是長者們或是年青人都認為要早點溝通，而且更要「行動」，多關心家人和說出自己的意願及想法。

應用劇場的目的，是讓觀眾體會到病患者可能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及早與子女溝通，未能講出自己想要的臨終醫療方式、身後事如何處理等而可能引起的問題。同樣地，關心到照顧者的辛勞及感受，叫觀眾代入病患者及照顧者的角度，了解到及早互相關心和溝通的重要性。雖然這類劇場不是常有，但仍鼓勵大家可以善用任何一個機會去談論，如新聞、劇集、電影等。當看到合適的故事，都可以輕鬆地展開討論，不必忌諱太多。及早了解長者的心願，可以免除很多家庭在處理身後事的爭拗及不必要的花費。這不單是為了節儉，更是為免花了一大筆費用，而作了逝者根本不喜歡的儀式。

善生、善別、善終

當我們仍在生命燦爛之時，早應思想生死的意義，活在當下，也讓自己多處於正面的心境，並與人分享美好的事情。而對於臨終的病人來說，他們仍有其才能、興趣與能力，應多鼓勵及給予機會去繼續發揮，好好活著，此為「善生」。

另外，如能與臨終者「善別」，與他慢慢回顧一生，看看照片，談談難忘事和深刻回憶之事是十分重要。除了好好「道別」外，如能聽他「道歉」和「道諒」，使其解脫人生中的一些愧疚、哀傷和放下憤恨；向他「道謝」，講出自己最欣賞他和感謝他的地方，讓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並向他「道愛」，永遠會記得他…… 這就是「五道人生」。當家屬與即將離世的親人雙方知道將要分開，難免會感到悲傷，而透過溝通能互相安慰，能多陪伴和傾談溝通，就能減少遺憾。

而最後在「善終」上應要選取合適時機溝通，了解病人想要的護理意願、治療取向、醫療決定、照顧地點、財務安排及身後安排等，都是同樣重要。根據香港生死學協會副會長及公共衞生學者鍾一諾教授稱：每8位受訪者，有7位傾向在被診斷為末期病患之時，接受以安舒為目標的紓緩治療，而非「不惜代價」來延長生命。所以，並不是每位末期病患者都願意忍受因治療帶來的不適甚至苦痛，而要盡一切方法延長生命的。作為家屬，亦應尊重臨終者的選擇和決定。

面對生死，要開啟對話溝通，傾聽的、談論的，先要預備好的，就是我們自己。只要開始了話題，相信恐懼就會慢慢減退。藉著家人彼此的愛，病者就會知道自己的心願會被聆聽、了解及完成，而得到最終的安慰。

參考書籍：

陳偉雄牧師（2017）。《生死無憾——死亡要我們學習的六堂課》。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馮家柏、陸亮（2017）。《坦然——面對生死的21堂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伍桂麟、鍾一諾、梁梓敦（2020）。《生死教育講呢啲》。明窗出版社。

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不經不覺，原來對上一次交稿已經是接近半年前的事。話說我在2018年移民新西蘭，移民前長期飽受腹瀉影響，平均一天瀉六至七次，體重更曾因此而下降10公斤，差點兒通過不了新西蘭移民局的身體檢查。即使曾先後入院照了三次腸鏡，抽了無數樣本化驗，但醫生仍是找不到原因。及後，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一位跟我年紀相若的中醫，經多次試藥，總算在移民前紓緩我困擾多時的腹瀉問題。

我原本非常擔心移民後沒有中醫長期跟進，腹瀉問題又會隨之而困擾著我。或許移民後工作時間和壓力大減，而在新教會亦只是一名普通會友，因此困擾多年的腹瀉問題已不復存在，而體重亦慢慢地回升至原來水平。

可惜，富貴雖非吾願，但閒居亦非吾志。一個不甘於活得過於平凡的人又怎會讓自己長期處於停擺狀態，因此我在過去兩、三年間，如有機會總想參與更多，不論在工作上、事奉上，甚或至社會參與上。

在工作上，我確實可以「食老本」只做份內事，亦可以仿傚在香港公司經常遇到的老前輩般，將自己不想做或花很多時間才能做完的事卸給下屬或新人負責。不過，如果我真的這樣做，我又會否不知不覺成為自己當年所討厭的人？眼見公司管理層較香港的老闆們願意冒險接受創新，因此大膽提出引用新的軟件和系統，減少人為工序及令數據分析更準確，讓同事可專注撰寫顧問報告建議部份。最終，我提出的建議獲接納，但伴隨著的是額外的工作量，和承受適應期間出現的問題和壓力。

在事奉上，有感臨離開香港前，工作量和工作壓力太大，即使在教會仍有參與社關、青少年導師和堂會的事奉，但自覺有心無力，很多時候都因循多年的舊模式和材料，即使在外人看似甚有預備，但其實只是強裝出來。每當心中感到愧疚而想辭去時，一怕難於啟齒，二怕影響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因此，我在加入新教會初期十分享受當一個平信徒。不過，年多後，我發覺自己對事奉仍有一團火，眼見教會有需要，我於是先後接過大學生團契和門徒訓練導師兩個崗位。在接過新崗位前，我承諾自己不能再「食老本」，要用心預備每星期兩個週會的內容，再加上平常跟年青人的交往，現在才猛然想起原來認真事奉確實很花心力。

除青年事工外，去年開始我亦參與策劃教會的中文事工，今年更擔任事工委員會主席一職。最近，我亦開始參與本地一個基督教機構的事工，每逢週六我會帶同大女或二女，將食物分別送到剛獲批難民資格，從索馬里或敘利亞來新西蘭定居的穆斯林家庭中，希望藉此讓自己和女兒了解和接觸平時接觸不到的社群。

家庭上，我和太太在年多前迎接了第三名女兒的出生。在香港，我們尚且有父母和外傭分擔照料新生嬰兒的工作，但人在海外，家中大小事項全包在我和太太身上。眼見太太亦有全職工作，加上前後三次在產房見證她為自己承受那不能再痛的痛，因此，我堅持盡自己所能減輕太太的負擔，肩負家中大部份家務、買餸和做飯的工作，當然我不能不承認教養女兒的責任全落在太太身上。

或許每一個崗位的工作量都不是太大，但一件加一件，有時總感到有點吃力。如不想以得過且過的心態完成，就更加跟自己過不去。結果，在今年年初開始，曾經困擾我多年的腹瀉問題又再出現。短短兩個月間，體重下降了接近五公斤。家庭醫生見情況嚴重，於是轉介公共醫院專科部門跟進。慶幸這裡公營醫療體系不像香港般大壓力，排期一個多月左右已獲專科醫生接見，並安排我在兩星期後入院照腸鏡。經化驗後，醫生更加找出導致腹瀉的原因，並處方相應藥物。感恩現在腹瀉問題已經受控。

這幾個月沒有投稿，一來想自己多些休息，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負擔。二來亦重新檢視一下自己在工作上、事奉上和家庭上的分工。在工作上，嘗試找同伴分擔工作，不再以super hero自居。事奉上，將兩個團契由每星期一次改為每兩星期一次。家庭上，讓12歲和9歲的女兒分擔更多，其實大女一直喜歡烹飪，但我以前覺得她有欠效率和整潔，所以一直只讓她負責甜品，不讓她做飯。經多月嘗試，她現在間中已經可以在早、午、晚三餐幫忙。

看！我們都有限，但人總想自己掌握自己的主權，忽略身邊人的能力，更忽視上帝對自己的心意。原來，人總是不斷重蹈覆轍才能明白自己有多渺小。或許，今次的醫治不單純在身體上，也在心態上。請讓我以此文提醒善忘的自己。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11月25日是今年美國的感恩節，每年這個時候是數算上帝恩典的日子。我感謝先賢，由於他們在過去披荊斬棘，故此今天我可以享受好像是理所當然的自由和權利。我所指的先賢並不是革命家或者思想家，而是九名看似弱不禁風的小孩子。

趁著感恩節假期，太太和我出外遠遊，旅程的其中一站是阿肯色州的小石城，1957年9月，這個本來不見經傳的小鎮，竟然出現了聯邦軍隊和地方國民警衛軍對立的局面。在通過民權法案之前，美國南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黑人和白人不可以在巴士、餐廳、廁所和其他公共場合一起，黑人和白人的學童也不可以一起上課。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廢除種族隔離政策，1957年有10名黑人學童到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中央高中學校註冊讀書，這所學校的全部師生都是白人，於是乎小石鎮群情洶湧。其中一名黑人學童的父親在鐵路局工作，他害怕自己的家庭會受到迫害，並且懼怕會失去工作，遂將孩子轉到一所黑人學校。

其餘九名小孩子繼續勇往直前，史稱為「小石城九勇士」（Little Rock Nine），在開課那一天，過千名白人堵塞在街上抗議示威，阿肯色州長甚至召集國民警衛隊，去阻止黑人學生進入高中。隨後阿肯色州長會見艾森豪總統，佯稱自己「有意去做對的事情」，其實他只是含混其詞，企圖蒙混過關。最後，艾森豪總統調動了1,200名聯邦軍隊，從而保護「小石城九勇士」進入學校讀書。然而，聯邦軍隊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保護他們，白人學生在軍隊沒有隨行的地方欺凌那些黑人學童，包括語言侮辱、身體攻擊，一名黑人學童甚至被人在臉上潑了酸，而且他們被禁止參加課外活動。有一次一名黑人學童被毆打時大罵對方是「白人垃圾」，結果被校方開除。白人師生興高采烈地相告：「一個走了！還有八個！」

「小石城九勇士 」說有些白人對他們很好，他們將對方的名字記下來，隨後對照記錄，將重複的名字刪去，最後發現總共有35個好人，而整所學校有二千多名師生！我無法想像他們每一天心理和身體承受了幾多痛楚，他們大可以「息事寧人」，選擇退學，然後在全黑人學校過著正常的校園生活，但他們情願留下來，以螳臂擋車的姿態，去挑戰整個不公義的體制！

在小石城中央高中附近有一個全國歷史紀念中心，歷史紀念中心提供導賞，好讓遊人從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太太和我參加了導賞團，從導賞員口中我們聽到了一些歷史書沒有記載的細節，以下是其中一個故事：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導賞團可以進入小石城高中學校參觀，有一次一名白人老婦在學校的一個女廁前面停下來，突然之間，她俯伏在地上，跟著歇斯底里地痛哭，過了一陣子她站起來抹乾眼淚，然後走到導賞員面前，她說：「幾十年前，在這個廁所裡面，我親眼看見一大群白人同學對一名黑人學生拳打腳踢，雖然我沒有參與，但我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裡，我甚麼也沒有說，甚麼也沒有做。畢業之後，我再沒有回到小石城中央高中，我很怕再回到這個廁所，我為自己的無動於衷而感到羞愧。」

導賞員說完這個故事之後，他再補充幾句：「黑暗勢力可以張牙舞爪，是因為很多人選擇袖手旁觀，你可以改變世界！」我並不是不同意導賞員的說話，然而，我不會厚責這位老婦人，當時她只是一個十來歲的中學生，我相信這是她第一次見到這種暴力場面，她有可能去保持冷靜而作出道德判斷嗎？

也許，最能夠勾起我反思的地方是人性的敗壞，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站在道德高地去領導反法西斯戰爭，並且設立了紐倫堡軍事罪行法庭，去審判納粹黨的種族主義者；美國南部有10個州被統稱為「聖經地帶」（Bible Belt），「聖經地帶」充滿著濃厚的基督教文化，大多數居民都參加教會，阿肯色州是其中之一。可是，在以上氛圍底下培養出來的小石城孩子，卻可以泯滅人性地霸凌自己的同學。

二次大戰之後，很多人都追問：為甚麼宗教改革發源地的德國，竟然會淪為極端主義的溫床？為甚麼本來善良的人民，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劊子手？1963 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而進行了一連串實驗，他證明了平常人可以因為服從權威而做出邪惡的事情。其實，即使沒有米爾格拉姆1963年的實驗，人們也可以在1957年的小石鎮事件中找到答案，本來應該是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在經年累月受到家長、教師、牧師的洗腦之後，也可以做出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方面，我為「小石城九勇士 」散發出的人性光輝而感恩，但另一方面，我也為到那二千幾名師生揭示出的人性軟弱而感到顫慄。今年的感恩節，竟是一個百感交集的日子！

學習是人類的天性，只要你和小朋友相處過，大都會發現，小朋友天生好奇又愛每事問。小朋友問：「點解花會有香味？」，「這樣可以吸引蜜蜂。」你回答後，小朋友再問：「點解要吸引蜜蜂？」，你覺得與小朋友講述「授粉」太深奧了，只好簡單地回應：「這樣蜜蜂可以幫助花朵傳播花粉。」小朋友還想知：「傳播花粉有甚麼用？」，你惟有說：「這樣花朵才可以有後代。」你自以為滿意的時候，冷不防小朋友想了想再問：「點解花香會吸引到蜜蜂？」你此刻可能發現，小朋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有可能需要一個專家才能解答。

「點解……點解……點解……」小朋友就如很多哲學家及科學家一樣，從發問中去認識世界、了解世界，以及學習知識，這樣的成果效能達到最高，因為他們打從心底想去認知及發掘事物的真相，這種自發性的學習動機，與被強迫一定要強記某個學科的內容截然不同，後者為的是要應付父母及老師，避免他們的責罰，又或是為了得到期望已久的獎品，如玩具或可以玩手機，但無論如何，沒有自發的學習動機，他們學習過程都不易得到滿足感，更談不上進入「心流」——一種因著享受做某事而進入專注及忘我的幸福狀態。

在香港，究竟有多少小朋友可以真的享受到學習知識這一過程？2018年，香港革新教育家長同盟，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了2,445位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對比他們在2017年做過同類形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2018年，受訪者當中，有超過25%的低年級家長覺得學童壓力十分大，至於小學三年班，有36%的家長覺得他們的壓力十分嚴重。當香港的成年人需要面對長工時，香港的小學生也得花「長工時」去完成作業及準備大大小小的測驗與考試。

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學校復課後，學童面對另一波壓力。根據聖雅各福群會於2020年7月發佈的調查結果，在他們訪問的2,021名小四至小六級的學生中，七成六高小學生對復課感到不同程度的壓力，有21.9%的受訪學童感到「非常有壓力」和「有壓力」，其中28.3%的五年級學生對復課感到「非常大壓力」或「有壓力」；而面對現時的學習，29.4%的五年級學生感到「非常大壓力」或「有壓力」。21.5%的高小學生「沒有信心」應付復課後的學習進度，25.3%的五年級學生表示「完全沒有信心」或「沒有信心」。在香港，高小學生已經「很識諗」，他們懂得擔心自己的成績未能維持原本水平、擔心自己的學習進度比其他同學差，以及懂得擔心未能升讀心儀的中學。

從上述的調查看來，香港的小朋友似乎擔心自己的學業成績及將來，多於去享受學習知識的過程。想要達至美好的前程，便得犧牲睡眠及快樂的學習過程，永不休止地去完成一份又一份功課，以此爭取卓越的成績嗎？期待美好的前程不是錯，想要成為卓越也是好的，問題是，只有透過現今香港這種「工時長」的學習模式才能達至優秀及卓越嗎？

猶太人被稱為最聰明的民族，除了因為以色列是神所揀選的，得天獨厚之外，也與她如何教育下一代不無關係。有香港記者曾走訪以色列一間非常「熱鬧」及特別的幼稚園——科學幼稚園。此間幼稚園的老師簡化複雜的知識，教授小朋友簡單的物理，甚至工程學。不是開玩笑，小朋友在這所幼稚園從小便接觸科學、科技、工程、機械、數學及電腦編碼等知識，只不過，他們不是透過傳統那種由老師主講，學生死背的模式得到相關學識，而是從玩耍及做實驗過程中學習。老師著重培養小朋友創意，小朋友透過砌lego，從中便能學會有那些零件和組裝方法可以令到機械人或陀螺等活動自如。當記者驚訝於小朋友是否真的可以吸收如此深奧的知識時，此間幼稚園的老師回答：「小朋友在六歲之前，他們非常開放及有好奇心，學習速度也很快，因此這是最黃金教授知識時期，如你（記者）所見，他們上課時很好奇，也很興奮。」

小朋友可以帶著好奇心，滿懷興奮去學習，實在是快樂無比的事，以色列的教育模式還可以讓他們更為幸福，因為注重學生的自主性是以色列教育最核心的一環。學生自小被訓練思考、發問、創作，以及解決問題。以色列根本不需要設立一科名叫「獨立思考」的學科，小朋友從小便被訓練成自由思考和有獨立批判精神。學生愛辯論，老師教育學生，沒有標準答案，毋須死記硬背，老師想不到答案的時候，學生卻能提出新的見解。以色列的老師清楚自己的定位，老師只是引導學生，而不是教導學生。他們認為當學生面對一個題目，一開始或許沒有相關的知識，不知道怎樣去處理，但老師相信他們可以從做報告的過程中，自行學到相關原理。以色列的老師深信老師的角色是去教育學生如何學習，而不是教育知識。

這種主要讓學生以玩耍、做實驗、獨立思考去學習，學校對出席率沒有太高要求或太多規則的教育模式，真的可以成功嗎？根據2019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前20名確實看不見以色列的名字，但以色列的科創卻是世界聞名，即使疫情，亦難以阻擋其他國家的資金流入，投資以色列的科創項目。這正好印證了一位以色列老師的說法：「讀書不是只是為了財富，而是為了尋求知識，增加智慧。當你習慣這樣做法，做任何事都能成功。」

以色列政府的成功，不單知道自己缺乏天然資源，需要造就科研人才，它更成功地讓國民熱愛讀書，一生都在追求知識。它最為成功的是，讓當地學生愉快地學習，讓當中有人可以自豪地說出：「以色列教育很好，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又或是：「以色列教育很特別，讓他們有好的行為。」這一類肯定自己的教育制度。

學習本身不是應該開心愉快及讓人興奮的嗎？在香港，到底是甚麼扼殺了學生的學習本能，甚至讓有些學生不勝學習壓力而決定走上自殺之路？

參考資料：

劉軒。〈心流是什麼？心理學家發現：想快樂、提升幸福感，這個狀態是關鍵〉。經理人。2019年10月7日。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8455。

李紫銘。〈逾4成高年級學生日花2小時做功課　壓力有增無減〉。《香港01》。2019年1月28日。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286948/%E5%8A%9F%E8%AA%B2%E5%A3%93%E5%8A%9B%E8%AA%BF%E6%9F%A5-%E9%80%BE4%E6%88%90%E9%AB%98%E5%B9%B4%E7%B4%9A%E5%AD%B8%E7%94%9F%E6%97%A5%E8%8A%B12%E5%B0%8F%E6%99%82%E5%81%9A%E5%8A%9F%E8%AA%B2-%E5%A3%93%E5%8A%9B%E6%9C%89%E5%A2%9E%E7%84%A1%E6%B8%9B。

〈「高小學童復課壓力」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七成六高小學生對復課感壓力〉。聖雅各福群會。2020年7月6日。https://www.sjs.org.hk/tc/media/press-detail.php?id=38。

籽想BackUp 果籽BackUp。〈日日返學做實驗+玩全日 上堂嘈到拆天靠辯論學習 猶太人成為最聰明民族之迷〉。YouTube。2021年6月26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Sn3tfT0CXc。

〈PISA最新評估：哪個國家的學生最優秀？〉。BBC News中文。2019年12月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654356。

〈以色列科技為何強大？科學家比例世界第一 創新能力全球第十一〉。每日頭條。2019年11月27日。https://kknews.cc/world/okqg585.html。

Ricky Ben-David, “Israeli tech firms raised staggering $17.8b this year, almost double 2020 total.”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3,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i-tech-firms-raise-staggering-17-8b-this-year-almost-double-2020-total/.

日常生活，無論是為工作、學習或娛樂……無論是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電腦，我們每天都會上網，接收各類型資訊。由於我們置身網絡世界——虛擬世界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它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數碼智商」（Digital Quotient或Digital Intelligence，簡稱DQ），以致我們有能力善用網絡，而不會跌入失控狀態，或錯誤使用網絡工具。

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

參考非牟利國際智庫組織DQ研究中心（DQ Institute）所設定的數碼智商框架，當中包括有關數碼智商的八種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1]

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 Identity）：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線上、線下，具備誠信的身份。
2. 螢幕時間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能控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在處理多項任務、參與網上遊戲和使用社交媒體時，均有所節制。
3. 網絡欺凌管理（Cyberbullying Management）：能察覺網絡欺凌事件的出現，並能有智慧地處理事件。
4. 數碼同理心（Digital Empathy）：在網上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的需要及感受。
5. 私隱管理（Privacy Management）：能獨立地處理網上個人資料，以保障自己與別人的私隱。
6. 網絡安全管理（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能以保安度高的密碼保護自己的資料，並能處理不同的網絡攻擊。
7. 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能理解數碼足跡的本質及它們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並負責任地管理數碼足跡。
8.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分辨真假資訊、分辨內容是好還是具傷害性，及可信與可疑的網上接觸。

網絡應用與信仰

此外，作為信徒或牧者，活在網絡世代，我們同時亦要思考網絡與信徒成長和牧養工作的關係。信徒如何主動的在網絡世界尋找有用、真確的資訊，幫助自己讀經研經，如何在網絡世界與其他信徒聯繫、團契、相交；牧者可以怎樣透過網絡進行宣講、教導。這都是很值得新世代信仰群體思考的課題，所以在本小冊子中，除了以上八個數碼公民能力，還有與信仰課題相關的文章，盼望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一下個人靈命培育的新方向，以至未來教會要走的路、當中有甚麼發展空間和需要突破的限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為現代人帶來許多便利，同時亦有潛在危險，盼望在本小冊子中，透過九個範疇的方向，能幫助大家善用網絡工具，享受來自網絡世界的樂趣，同時亦了解網絡工具的威力，學習有節制地使用，免被操控，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閱讀《數碼健康檢查站》小冊子

牧養工作，就是生命教育，當中的分享與交流十分重要，可以互相影響及一起進步。但若要於網上進行牧養工作，大家要隔著螢光幕見面，可能就會令人聯想到排山倒海的技術考慮、溝通不直接又或是形式很單一，以致令聚會氣氛沉悶。

透過網絡進行牧養工作，大家可能會立即想到網上崇拜直播及網上小組開Zoom（或使用其他網絡會議工具），當中涉及的技術固然有一定的難度，不過要尋找熟悉IT技術的同工或弟兄姊妹幫手，也不是困難的事情。疫情令教會的現場聚會走到線上，在經過一年後，有關技術方面的需要和考慮，大家可能大致掌握了，或者已熟習了這形式，接下來，就是溝通與形式的考慮。

互動、溝通與形式的結連

互動、溝通與形式是不能分割的。於網絡上觀看及參與聚會，如形式是比較單一的分享或聚會，參與者很容易會覺得自己是旁觀者，只要關閉鏡頭，不讓其他參加者看到自己的樣子，又或者即使開了鏡頭，只要多人參與聚會，參加者就會覺得別人不會留意到自己，投入感又會頓時減少。

所以聚會形式——即如何活用網絡會議工具，就變得非常重要。在單向的聚會，即由其中一方單向的傳遞訊息，有沒有想過可以加設分組討論和祈禱的時間？為著教會、社會、世界發生的不同事件去禱告？如果參加者是來自不同的團體，並且彼此熟稔，更可以鼓勵大家分享近來面對的事，互相為對方禱告。這樣，可以提高聚會的互動性，令參加者更投入。

加入分享元素

大家都透過手機、電腦上網參與聚會，基本會使用的工具有鏡頭與咪高峰，即是大家可互相分享有影像和聲音元素的東西，如相片、投影片、詩歌的MV等。在活動時有沒有想過可以邀請參加者先預備一件可以代表自己近來心情的物品，或按議題找具代表性的物品，將這物品對著鏡頭作大特寫分享？

而牧者又可否嘗試撰寫一個短劇，例如在鏡頭前展示布偶或有趣的物品，再請弟兄姊妹在背後配音來說說故事？短劇可否帶出一些問題，然後先讓弟兄姊妹分組討論，再回來大組參與介入事件，讓他們嘗試去改寫故事？

筆者現為戲劇教育碩士學生，因著疫情，有機會參與一些討論教育與網絡應用的研討會，當中發現不少戲劇教育的導師都開始研究和探討如何應用網絡會議平台的空間來進行教育工作。而單向播片、發言，已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做法。參與者在接收訊息後，設計活動者進一步要再想，如何令他們投入，包括投入情緒，他們才會「置身事內」，並且進一步作出思考及回應。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所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就提到人們的態度，即情感的反應方式，會影響他們接收、回應、評價、組織及內化所學的東西。

不同層次的思維記憶

在設計活動時，可以製造機會讓弟兄姊妹共同經歷，讓他們能「主動」分享自己想法，作出討論，再進一步評估及創造。Bloom的分類學將知識分為三個範疇，而在認知範疇（cognitive domain）階梯中，較低層次的思維是記憶（remember）、理解（understand），這就像平日單向聽道的層次。[1]

如弟兄姊妹在活動設計時，在邀請牧者分享經文或講道之前或之後，是否可以加插故事或個案的呈現，再給大家有空間去討論、分析，以至可以把相關的教導放進故事或事件的發展之中，讓大家分享和判斷，大家再試試去幫助故事的主人翁改善現有的處境或思考的方向，以尋找出路？

隔著螢光幕，的確是容易被四周外在環境打擾，但如活動設計夠吸引，使人浸沉在這黑框之中，它所呈現的故事及大家共同創造改善現況的「劇情」，卻可以是十分引人入勝，使人投入在其中。

21世紀的四大技能

未知大家可有留意21世紀重要的四大技能：溝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及創意（creativity），[2] 其實，這不單是在學校裡，學生要學習的事，更是人們面對21世紀世界各項挑戰時需要的技能。同樣，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需要這些技能，讓大家都能好好的互相溝通、合作，對社會現在面對的事件、難題作出批判思考，並有創意地改變現況。盼望我們能一同學習，以新的方式，面對時代的轉變。

布盧姆分類學的演變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在1956年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將認知過程分成六個主要類別，由最簡單的層次開始到最複雜的層次思維，包括：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組織（synthesis）和評估（evaluation）。大概在40多年後，一組認知心理學家修訂了Bloom的分類學，令它更貼近21世紀的學習模型，他們將六個類別名稱由名詞改為動詞，並作出了一些調動，令有關類別變成：認知（remember）、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se）、評估（evaluate）及創造（create）。[3] 這套分類學反映人們思考問題的能力和處理訊息的路徑，它也成為建構學生學習過程的重要模型。

移民不是一件小事，除了很多基本的移民資訊外，也有很多內心的掙扎和情緒需要處理。明光社在今年1月14日舉辦了「移民壓力錶：如何檢視及處理移民對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壓力？」網上講座，當晚講員精神科醫生廖廣申醫生提醒，移民家庭在移民前後均有不同壓力需要處理。剛移民英國的Eric則在當晚分享到，要善用社交網絡，當中有很多資源可以使用，令剛移民的朋友不用單打獨鬥。

廖醫生表示，很多人以為考慮移民只是處理一個問題，但實際上在壓力錶各項目內，移民包括了搬屋、轉學校、轉工、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睡眠時間等等很多問題，所以各項目的壓力指數加起來，其實總體壓力可以很高。部份人甚至在移民前、中及後期均有精神困擾，因為改變太大，可以有很多適應問題，有些人可能在未移民前，在本地生活已經出現問題，所以才考慮移民，他們在移民前後面對的問題會更多。

廖醫生表示，一般來說，移民的人會經歷文化震盪，他們會經歷幾個時期：分別為蜜月期、挫折期、適應期、接受期。剛到新地方有很多新事物要探索，會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所以在蜜月期大部份時間是快樂的；但之後會經歷挫折期，例如會開始懷念在香港的一些衣食住行、生活習慣中的美好，但這些事物可能在新地方是沒有的，或者有所不同；之後就是去學習適應和接受。如果最終未能適應和接受，移民海外將成為很糟糕的體驗，部份人會覺得自己在坐「移民監」，最後可能很快回流，因為未能適應海外的生活。

在學習適應的時間，廖醫生建議盡量在日常生活保持作息正常，特別是睡眠和運動要充足，因為它們能促進人的精神健康。同時要有健康的社交生活，他認為即使在疫情之下，也必須保持良好的社交生活，例如可以透過即時通訊軟件與香港的朋友、家人聯繫，有群體的支持可以過得愉快一點，最後他強調千萬不要因為生活苦悶，染上不良嗜好，例如吸煙，賭錢等等，因為這些活動會令人上癮，之後可能會影響自己整個生活的質素。

移居英國的Eric表示，自己和家人在一個多月前才來到英國，他跟太太都在適應當地生活，他指英國大約下午4、5時便天黑，加上時差、交通等情況，這些都是他們需要適應。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他，在當地找工作沒有遇上甚麼困難，而在融入當地社區方面，由於正值疫情期間，他們都沒有甚麼機會認識當地人。Eric又分享到，在英國租屋不易，因為除了涉及租金外，當地的審批亦較嚴謹。他指當時幸得在英國的朋友幫助，令事情順利辦妥。他又提到在社交媒體中有不同的群組，可以提供許多不同的資訊和支援，由於現在人與人難以面對面接觸，這些群組便能幫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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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情商（Emotional Quotient, EQ）對大部份人來說都不是陌生的心理學名詞，很多人都知道，要面對逆境，光是有IQ是不足夠的，EQ及AQ也很重要，但原來要跨越苦難，心理韌性（resilience）也相當重要。根據《心理韌性訓練：德國心理教練帶你平靜面對每天的挑戰》一書的作者丹尼斯．穆藍納（Denis Mourlane）指出：「人類本身其實蘊藏著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就是『高RQ者』最具決定性的特質之一，它可以讓個體在遭逢挫敗，面對不明情況或處於壓力狀態時，保持冷靜沉著與樂觀積極的情緒，不至於喪失生活的目標。」

雖然韌性不如上述的3Q家傳戶曉，但也算得上是一個經典的心理學概念， Mourlane提到早在19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艾蜜．薇爾娜（Emmy Werner）便進行了一項長達40年有關心理韌性的追蹤研究，她選取了夏威夷群島北邊的考艾島上698名1955年出生的孩童為研究對象，先後做了六次調查，調查項目包括學業成績、生活滿意度及行為異常等。在接近700名兒童當中，有201名屬於發展風險群組，即是他們當中有的來自貧窮家庭、受到家庭暴力威脅、父母教育程度較低，以及在出生時狀況不佳而導致身心障礙。在這群組中，有三分之二的孩童長大後，與父母一樣，走向負面的人生，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孩童長大後成為幸福、樂觀、有成就的成年人。Werner針對這項研究，總結了兩個主要重點：「1. 在類似的環境裡成長的個體，會因為本身不同的人格特質與行為方式而出現截然不同的人生發展；2. 人類的心理韌性不同於智力，可以透過後天的訓練而獲得成長。」

Werner的研究所整理出的兩大結論，對於第一點「性格決定人生」這一類說法，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不覺得新鮮，但第二點對大家來說無疑更有啟發性，因為心理韌性原來可以幫助人面對人生的難關。因此即使研究項目結束了，Werner仍安排研究對象接受心理訓練，加強他們的心理韌性，以求改變他們的人生。Mourlane本身也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他證實了透過特定的心理訓練或輔導，許多參加課程的人，心理韌性都得以提升，他們的成就與身心健康都得以提升。心理韌性既然有實際效用，那麼它到底包括甚麼要素？這些要素又可以如何實際地幫助人面對難關？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粗略介紹德國臨床心理學家Mourlane提到的心理韌性的七大要素，至於如何訓練，請恕本文未能一一闡述。

Mourlane提到組成心理韌性有七大要素：一、調整情緒；二、控制衝動；三、分析原因；四、持有同理心；五、保持務實的樂觀精神；六、設定明確的目標；七、相信自我效能。看完這七點，可能大家又會感到這些論調「不外如是」，但Mourlane在闡釋這七大要素的同時，也會糾正人們對要點誤解的地方，對於想要學習如何加強心理韌性的人來說，可以避免出現另一種因矯枉過正而來的心理負擔。

先談第一個要素，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可以調整自己的情緒，否則便無法在職場上工作或與他人相處。但Mourlane強調調整情緒與情感壓抑大不相同，他以鍋爐的蒸氣做比喻，如果鍋爐沒有出口，為了找出口的蒸氣最終會把鍋爐炸開，人們如果一味抑制自己的情緒也會如此。Mourlane相信情緒，即使是負面情緒，也是有作用的。例如當人感到愧疚，意味著知道自己已經傷害了他人的權利；至於感到憤怒，則是覺得他人損害了自己的權益等。所以Mourlane認為，不是透過壓抑情感或情緒來調節情緒，他提出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嘗試在自己身上找出經常出現的負面情緒的模式，然後再找出這些情緒的源頭，並且加以處理，參考Mourlane的說法，假如有一個人因為高度不足，曾飽受別人的嘲諷而產生強烈的自卑感，為了彌補自己受貶的價值，他可能買比鄰居更大的車，以外在的東西爭取他人的肯定，但當他得不到肯定時，會感到焦慮與憤怒。他需要處理的，其實不是購買外在的東西，博取他人的肯定，而是應該學習恰如其份地看待自己的身高，處理由此而來的自卑感。

對於第二個要素：控制衝動，不少人可能以為調節情緒等於控制衝動，但作者指出控制衝動比較接近「自律」。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他們有自制力，執行一項任務時比較專注、認真，不會因為其他任務或想法使自己分心。他們總是努力不懈地朝著目標進發，當他獲得成功後，吸收了足夠的正面能量（如成就感）後，又會朝向下一個目標。若然缺乏專注力，Mourlane建議除了適時放下容易令人分心的東西，例如手中的智能手提電話，也要學習調整工作方式，讓工作變得更有效率，更有意義及成果。

第三要素：分析原因，相信這要素有助於第一及第二要素發展。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他們在事情發生的第一時間，不會依靠自己內在的衝動作回應，他們還會精確地分析情況，釐清負面情緒的來源，以避免重蹈覆轍，再度犯下相同的錯誤，又或輕言放棄原先努力的目標。

第四個要素：持有同理心。這裡所說的同理心是指真正的同理心，而不是有目的的同理心，後者沒有真正感受他人的感受，也談不上真正的同情，它只是利用這種換位思考來操控、甚至剝削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很多人都知道同理心很重要，但究竟同理心如何增強人的心理韌性？對於這點，作者以兩個面對同樣處境的機場服務員來說明。當航空公司出現錯失，把原來應該抵達德國的行李送往了澳洲，可以想像，受牽連乘客當中，必然有人仍能冷靜面對，卻難免有人情緒失控，大發雷霆，面對後者的怒氣，首當其衝的必然是那天剛巧在機場值班的服務員。當兩個職員遭受言語上的傷害，有同理心的那一位，自然較不容易受到其他人的負面情緒影響，更能冷靜及有耐性地幫助乘客，更重要的是他不會帶著這些情緒回家。至於另一位職員，有可能受到他人的負面情緒影響，與客人一樣叫囂，可能到了晚上入睡前，還在「想念」責罵他的人。Mourlane雖然未有提及乘客的心理韌性，不過可以猜想，那些明白失誤不是眼前的職員所造成的乘客，他們比較容易克制自己的怒氣，避免讓自己的心情更加惡劣。

第五個要素：保持務實的樂觀精神。Mourlane一再強調面對逆境，樂觀精神不足夠，樂觀並且加上務實才能使人更有力量跨越苦難。Mourlane以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奧地利猶太裔精神科醫學家弗蘭克（Viktor Frankl）的生命故事，闡釋務實的樂觀精神如何幫助人在絕境中仍有生存意志。Frankl在他的自傳中，提到自己當時靠一個意念支撐下去，便是腦海中不斷策劃，當他獲得釋放之後，如何向學生談論自己在集中營的經驗和經歷，由於他想著有意義並且務實的目標，可以讓他有力量支撐他面對各種折磨。Mourlane發現，不單Frankl，其他倖存者若懷有務實的希望，生存意志力會大增；相反，同樣有希望，若然不切實際，一旦希望破滅，反而容易失去生存的意志力。Frankl描述集中營在聖誕節及元旦這一週中，有不少猶太人死亡，他們樂觀，卻不夠務實，他們懷著可以在聖誕節及元旦前後可以與家人團聚的盼望，當節日過去，期盼一旦落空，頓時失去生存意志。與Frankl一起捱過煎熬的倖存者，他們也懷著回家的希望，但他們沒有設下時限，他們只想著「有朝一日」，但這反而成為他們活下去的動力。

第六個要素：設定明確的目標。設立明確目標與第二（控制衝動）及第三個要素（分析原因）息息相關，如果一個人懂得控制衝動，有高度的專注力，他會專心向著目標前往，不會因為出現挫折而半途而廢。不過，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也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人，如果設立的目標真的行不通，他也會適時作出調整，即使需要放棄，他也會分析原因，並且在短期內再次為自己訂立新目標。

第七個要素：相信自我效能。所謂相信自我效能便是相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可以通過行動與作為改善自己及周遭的人事物。心理韌性高的人擁有堅定的信念，他們相信自己不是世界的受害者，而是創造者。由於他們相信自己做得到，當面對生活種種不順利時，他們可以保持沉著的態度，還可以有效地掌握自我當下的情緒狀態。簡言之，他們對掌握自己的人生有充足的自信。

不知大家在閱讀七個要素時，會否一邊看一邊審視自己是否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如果你發現自己是個心理韌性高的人，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心理韌性低的人，也不用灰心，本文之前已經提過，心理韌性與智商不同，是可以後天訓練的，Mourlane也相信心理韌性會隨著時間，或是依照情況而有所改變。即使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都不一定每一個要素都發展得相當好，有些地方即使未如理想，仍有機會不斷加強，重點是你願意改變，並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他的建議是：「如果你希望強化自己的心理韌性，就必須先了解，你最需要提升哪一方面的心理韌性，這一點相當重要。」

整體來說，七大要素若然可以平衡發展是最好的，因為這都有助於人們面對不同的挑戰。若然某些要素發展得比較好，可能有助於面對事業上的困難，卻無助於處理人際關係上的衝突。Mourlane在書中以分析美國蘋果公司的前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的心理韌性作為例子，根據Mourlane的分析，這位讓蘋果公司起死回生的人，心理韌性在控制衝動、目標明確及相信自我效能有出色的表現，但在調整情緒、分析原因及持有同理心這幾方面卻表現糟糕，這都讓他在人際方面有所不足。Mourlane這樣描述Jobs：「……他的壞脾氣眾所皆知……他就像暴君一樣，易於發怒，經常惹惱別人……這讓許多與他共事的員工感到相當畏懼。」不同的要素是可以互相補足的，也可以加強原有的要素，例如Jobs相信自我效能，但僅限於改變外在的事情，並不包括他自己，因此當有員工指責他：「你對別人的屈辱所造成的傷害比你對別人的利用更嚴重。」Jobs當下即時道歉，但沒多久，他又怒氣沖沖回頭說：「我就是這樣！」如果Jobs能懷有同理心，願意放下既定的想法，傾聽他人的心聲，他生前的成就會否變得不一樣？

當一切風平浪靜，大家忙於增加自己的知識或資產等，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當風起雲湧之際，大家或許也需要好好增值一下自己的心理質素，以致自己不會被風浪捲走。正如Frankl所言：「我們不只應該計劃自己的人生，還應該學習如何回應人生的處境。」

參考書籍
丹尼斯．穆藍納〔D. Mourlane〕著。莊仲黎譯。《心理韌性訓練：德國心理教練帶你平靜面對每天的挑戰》（Resilienz: Die unentdeckte Fähigkeit der wirklich Erfolgreichen）。台北：究竟出版社，2018年。電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