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仲有好多山旮旯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哄哄，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說的不是香港。繼1990年代執政後，2021年回朝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最初聲稱會有新的「開明政治」，不會重用以往的高壓手段。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據新一輪國際新聞報道指出，塔利班認為現代流行音樂會導致「道德敗壞」，「讓年輕人誤入歧途」，所以開始在各大城鄉舉辦「禁歌」集會，並焚燒樂器。網絡新聞的圖片顯示，在一場於赫拉特省發動的群眾集會活動中，塔利班官員將吉他、風琴和手鼓，以及音箱和揚聲器等價值數千美元的樂器付之一炬，其中許多樂器物品其實就是在該省的婚禮場所沒收的。現在，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公共場合播放音樂，甚至只是在自己的汽車行駛時播放音樂，都有可能會被道德警察截停並處罰。

其實這只是塔利班回歸後帶來眾多禁制的其中之一：19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掌權期間，所有形式的音樂就曾經被禁止在社交聚會、電視和廣播中播放。自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權以來，他們對民眾實施了許多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女性獨自長途旅行，禁止10歲以上女生上學，又禁止女性進入健身房和公園。7月，塔利班還關閉了該國所有的美髮和美容院。

但塔利班政權是如何定出「誰善誰惡」，可以批准甚麼？要禁甚麼？原來在他們的政權架構中有一個特別的部門，叫「勸善懲惡部」，專門掌管民眾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敬虔和忠誠。這個特別部門，源於他們的信仰背景（塔利班一詞，原是指回教中的「神學士」，他們有點像新約聖經中的「文士」與「拉比」），崇尚實行真正，純淨的信仰，在他們掌權之前的八、九十年代，一直與塔利班組織有著密切關係的沙特阿拉伯，也有成立類似的「勸善懲惡協會」。

或許這樣的「勸善懲惡協會」，原意真的是為「勸善」，但可悲的是，實行下來，往往只為「懲惡」：而他們所認定的惡，已經是到了無奇不有的地步，最初還是關於宗教和「大是大非」行為的，例如禁止巫術和美式髮型，或是強制民眾參加祈禱等。但久而久之，當去到「無事可管」之後，「勸善懲惡」就會去到無奇不有的地步：例如要求男性不得修剪鬍鬚，或是在街頭公開鞭打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獨自行走的婦女等，情況和某些地方沒有犯法亦一樣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是否驚人地相似呢？

說到禁止音樂，在新香港管治之下，《願榮光歸香港》一曲，也被認定為「禁歌」。政府聲稱因為這歌曲被多次誤播，令人誤以為是「國歌」，於是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當然，除了在法律層面，還要有國安元素，筆者都不適宜在此討論事件。反而我感興趣的是，要完全禁制一首歌，香港試過嗎？真的可行嗎？

還記得2021年有學校曾在學生音樂比賽中禁止參賽者唱《銀河修理員》嗎？結果反而令這首歌曲引來更大關注，大家紛紛下載，比以前更加細味歌詞，禁歌變成了大熱歌曲！而其實自香港開埠以來，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絕少審查歌曲內容，就是最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就算日軍對表演的歌曲不滿，日本酒店也只是貼上「唱抗日歌，少芳坐牢，印者派者亦然」單張警告，草草了事。

環看世界，禁歌的事的確曾發生過。例如在英國也曾有禁歌風波：因為怕人人學樂隊結他手唱唱吓歌擲爛結他，而被禁播、樂隊The Who的歌曲My Generation；又或是怕被人說成歧視他人（但到頭來是杞人憂天）而被禁播、Bobby ‘Boris’ Pickett的歌曲Monster Mash，以至不少香港人都熟識的David Bowie，他的Space Oddity及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曾有被禁的遭遇。不過，這些所謂「禁歌」，都只是BBC管理層的決定，而從沒鬧上法庭，而且每首禁歌，被禁之後的情況都是一樣：正因為遭禁播，反而引起公眾更大興趣，「你唔俾，我偏要聽」，結果禁歌都變成了大熱歌，首首都變成經典。明明是想將一首歌曲禁播，卻將歌曲變成了各大音樂平台下載榜首，阻止不成，反而變成推手！

對於《願榮光歸香港》一曲，律政司於6月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公眾在網上和其他平台傳播《願榮光歸香港》。在其入稟狀中，律政司要求法庭頒令，禁制任何人發佈歌曲、歌詞等，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將其混淆成特區國歌，或指向香港為一個擁有自身國歌的獨立國家（入稟狀中更附上32條YouTube影片，要求相關人士停止傳播）。法庭結果拒絕了政府的申請，而律政司隨即申請上訴，就大部份理據法院批出上訴許可。預料相關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按現在的形勢，大家不難預計最終禁制令也有很大機會會通過實行。

禁制令（Injunction）主要是法庭判令要求當事人或不特定人，停止去開始或禁止某種行為，從而防止特定損害發生。大家常見到禁制令的實施，如在離婚訴訟中法庭對雙方財產、行為的判令，另外還有人身保護令，或是一些現存法律還未完善情況下的臨時指令與措施等。

可是，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就漸漸多了由親政府組織，甚或由政府本身申請的禁制令，範圍廣泛，時效更會不著邊際（舉例來說，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政府於高院申請了針對地鐵車站，以至整個機場的「臨時」禁制令，直到2023年的今天，這些禁制令應該仍然有效），效果成疑（理論上，機場的禁制令列明，禁止任何人士在機場出席或參與機管局指定地方以外舉行的任何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如此說法，到機場迎接明星已經觸犯了禁制令，但有誰會理會呢？）。

而今次政府要求法庭頒令禁播《願榮光》，主要是因在海外舉行的體育賽事中誤將此歌當作「香港國歌」，但諷刺的是，自政府申請禁制令後，不同版本的《願榮光》歌曲「重登」iTunes歌曲流行榜的前列位置，反令歌曲被更多人收聽下載，反宣傳效果實在強大。

當一個地方，這樣又罰，那樣又不對，還會有生活，有創意可言嗎？無創意，哪會有生意？一潭死水，結果如何，實在可以想像。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2021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媒體與傳播系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501名20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於動態清零（清零）及與病毒共存（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取態。結果發現，有34.9%的受訪者傾向堅持清零，有50.8%的受訪者則支持共存，另有14.3%的受訪者表示中立。[1] 至今，清零還是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方向還有不少人在討論，無論現在選擇哪一方，從以前到未來，其實都需要看病毒如何說。

先來談談清零。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都主張清零。按中國政府的說法，「清零」並非指到追求零個案。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的講法，「『動態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2] 中國的清零政策相當嚴厲，以上海為例，為了截斷傳播鏈，採取封城、封區，並且進行多次全民強檢。[3] 若發現輕型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當局會集中在隔離點收治，如果病情加重，則轉移到定點醫院接受治療。[4]

至於共存政策的光譜則很闊，不同國家有不同策略。以新加坡為例，在2022年3月23日新增8,94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情況下，她在4月1日起生效的措施仍然容許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可獲豁免隔離以及接受快速抗原檢測，只要他們基本上符合政府的疫苗及病毒檢測要求。在2022年的3月29日起，該國亦開始放寬室內或室外活動的防疫措施。[5] 對於確診者，新加坡自2021年8月底開始，早已試行居家康復計劃，[6] 到了 2022年2月16日，不論是否接種疫苗的三至69歲的確診者，以及完成接種疫苗的70至79歲患者，已符合居家康復計劃的資格，可在家休養。[7] 適合居家隔離的確診者，一般來說，三日後若自行檢測的抗原快速檢測呈陰性，便可以恢復正常活動。不適合居家康復人士，則會轉移到合適的護理中心。[8] 2022年2月18日後，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自我健康監察日數亦減至五日。[9] 至於新西蘭，亦有採取自我隔離措施，[10] 而之前實施有關使用疫苗通行證及其QR Code政策，已於2022年4月4日11時59分取消，並且不再強制疫苗接種。[11]

新加坡及新西蘭並非一開始便選擇共存，新西蘭也曾屬於嚴控疫情的國家，2021年8月，當該國的奧克蘭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疑似Delta個案），新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快速封鎖奧克蘭七天，而國家其他地方亦封鎖三天，確診者到訪過的沿海小鎮Coromandel則需要封鎖七天。全國採取最高級別的封鎖：關閉所有學校、辦公室和商業處所，僅保留最基本和必須的服務。[12] 而在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嚴峻時，政府於是4月至6月啟動「嚴格阻斷措施」，關閉國境、停課，禁止私人與公共集會。雖然期間會因應確診個案數字而有所調校，但基本上高度抗疫仍是主調，直到2021年後6月開始，新加坡開始為共存鋪路。[13]

新西蘭及新加坡選擇共存，可能基於抗疫疲勞，也出於經濟考慮，但絕對不是所謂的「躺平」，又或是罔顧人民生命而下的決定。其實，無論是清零，還是共存，國家都是用「計數」的方式去下決定。要計算的項目有很多，但負責任的政府除了要計算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計算因新冠肺炎帶來的死亡人數。

新西蘭政府於2021年需要嚴陣以待，因為那時候，Delta變種病毒的殺傷力不容忽視，根據「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的數據，當時新西蘭只有20%的國民完成了接種兩劑疫苗，接種一劑的人民只有33%。[14] 新西蘭當時不走向共存是完全正確的。到了2022年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其傳播力雖強，但殺傷力相對較弱，而國民已有95%完成疫苗接種，[15] 確診者死亡率又極低，新西蘭似乎沒有理由繼續以高成本進行清零。

至於新加坡政府，走向共存之路之前更是已作步署：2021年6月，該國政府開始打造共存藍圖，首先是推高疫苗接種率；其次是讓「檢測」更方便、普遍、讓人更舒服及節省時間，於是不再使用PCR核酸檢測，而是推行快速檢測，在同年的7月5日起，更有慈善機構免費贈送每個家庭一個血氧計，供民眾自行測量，方便他們及時就醫；三是「治療」同步進行，不斷研發新療法、藥物，降低死亡率。根據「用數據看世界」的資料，該國死亡率僅有0.6%，是全球最低之一。[16]

中國與新西蘭及新加坡一樣，都堪稱抗疫模範生，特別是抗疫初期能快速封城，其後當世界大部份國家陷入混亂時，中國的死亡率不高，市面很快回復正常，GDP還能有所增長。或許是過去的成功使中國堅持清零，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在2022年3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中曾表示「疫情防控的『中國經驗』保障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又提到「『動態清零』的目標是追求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17] 不計算封城而來的物流或生產貨物的經濟損失，單從醫療人員、民眾的薪酬、測試劑等成本來計算的話，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的確有資格做到低成本抗疫。對比英國，光是在2022年1月，花在新冠病毒的檢測工作相關的費用就高達20億英鎊。[18] 不過，中國最關注的是死亡率，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著名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就曾在2022年2月28日發文表示，中國過去的自然感染率低，他明白這正是軟肋所在，由於中國完全靠疫苗接種建立免疫屏障，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國家低千百倍，這表示難以達到群體免疫。此外，加上疫苗接種尚有漏洞：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種率還不夠高，而已經打了疫苗的人在數月後抗體可能已經减退，第三針加强針還沒有弄好，特別是國際公認的「溝針」在中國才剛剛起步，還有的是Omicron的變異株BA2的出現，它對兒童更具攻擊力，其危害性尚待進一步評估，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曾光指出中國不宜與共存隨之起舞。[19]

清零還是共存，不同國家的確需要因應自身的情況及條件作出選擇，而所有的措施其實都不完全由人決定，還是病毒說了算。就如2020年初，英國政府一早便想群體免疫，主張不封城、不戴口罩、不管制國境等策略，最後還不是因著過多死亡人數與對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造成巨大壓力要向病毒低頭，採取較為嚴厲的防疫措施。[20] 病毒一旦有所轉變，今天選擇共存的國家可能都會收緊政策。新西蘭總理Ardern表明如果世界出現可以逃避疫苗或更致命的變種病毒，用作追蹤接觸的QR Code將再次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1]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22年3月就曾表示，政府非常小心地判斷放寬限制的程度和速度，政府不能給醫護人員帶來不可能應付的負擔，以及危及許多急需治療的病人。[22] 面對Omicron疫情，中國曾調整抗疫政策，如把「出院後繼續進行14天的隔離管理和健康狀況監測」改成了「解除隔離管理或出院後繼續進行七天的居家健康監測。」[23] 方艙一旦爆滿，中國亦有可能實行確診者居家隔離。[24] 抗疫成本到了社會不能負荷的時候，相信任何政策都無法一成不變。

共存、清零、還是中國式清零，其實名目是否真的如此重要？還是各地政府應撇除政治及面子的考量，只專注於病毒的走勢，虛心地計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及資源，在推出防疫政策時做到靈活變化兼不離地，以致既能保障市民生命之餘，亦能顧及民情、民生，甚至民心？抗疫成本除了要顧及市民的身體健康外，其心理、精神健康，其實都是相當寶貴且需要受到重視的。香港曾有不少人放工後在寒冬中排隊數小時接受強檢、退休的老人在醫院外面冒著嚴寒等待著見醫生，從經濟角度來計算，這些成本可能都不高，但對當事人、其家屬或旁觀者來說，其實非常難受。身寒，贈衣還能解決；心寒，卻是難以挽回。

一次警察被野豬撞傷的新聞，令全城都關注野豬出沒的問題，政府對待野豬的態度更是一百八十度改變。然而，由傳統文化對於「豬」的理解，以至香港今天所面對的「野豬問題」，都充滿了誤會與誤解。

從來都被誤解了的豬？

雖然「豬」在中國文化中是帶有福氣的意思，但豬同時也是懶惰、愚蠢、不潔、好色的象徵。稱呼一個人為「豬頭炳」，罵人「蠢過隻豬」，其用意實在明顯不過了（尤其是廣東話就更傳神）。這裡面說明的是，我們時常提到的是「家豬」，和最近的新聞主角「野豬」其實是不同品種。人類蓄養家豬的歷史相當悠久，家豬是經過馴化（domestication），[1] 是野豬被人類馴化後所形成的亞種，在生物分類學上，家豬是屬於哺乳動物綱偶蹄目全撰類豬科豬亞科豬屬。在日文中就將家豬稱為「豚」，野豬稱為「豬」，比中文分得更仔細。

而對豬視為不潔的情況，在文化層面尤為明顯。《聖經》中的「健康手冊」利未記已指明豬是不潔的食物：「豬 - 因為蹄分兩瓣，卻不倒嚼，就與你們不潔淨。 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死的，你們不可摸，都與你們不潔淨。」（利十一7-8）由猶太教文化流傳到新約時代，豬也是「人皆避之」，連出走的小兒子也是不得已才要去做餵豬的工作（路十五14-15）。在英語中「pig」一字也被用以對警察的負面稱呼。[2] 除了基督信仰外，伊斯蘭教教義也認為豬是不潔動物，禁止信徒食用。

然而實情是怎樣？家豬變得又肥又笨，又污糟邋遢，但這通通是人類馴化飼養的結果。野豬本身是十分健壯和聰明的，牠們甚至會挖洞居住，據說是唯一一種會挖洞的有蹄類動物；家豬因為人類給牠們的居住環境欠佳，而變得骯髒，但在大自然生活的野豬，根本不會在自己的糞便中睡覺或者拱來拱去的。牠們在冬天會曬太陽，夏天會在泥漿中打滾，用以保持涼爽，幫助散熱，還可以除去身上的寄生蟲，一般野外動物也會這樣做。

野豬出沒，手段只有趕絕？

2021年11月9日，因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和香港警察在北角試圖活捉野豬行動失敗，一名輔警被咬傷，而野豬也在逃跑時從高處墮下死亡。事件發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口徑一致，下令定期在市區黑點捕捉所見野豬並人道毀滅。[3] 有動物保護組織促請漁護署收回人道毀滅野豬政策，又指人類不要被仇恨掩蓋雙眼。

同月17日，漁護署的人員及獸醫為了捕殺野豬，在港島深灣道行動中，故意用麵包引誘本來並無騷擾人類（連攻擊也說不上）的野豬，誘殺了七隻野豬。署方指因野豬已經對人沒有戒心，對公眾風險非常高，又認為麻醉野豬後再注射藥物作人道毀滅的做法是非常人道。不過署方的誘捕做法，實在違反了「野豬高危，攻擊人類」的原則。動物保護團體香港野豬關注組公開批評署方做法卑鄙。

事實上，香港於回歸前曾有兩支野豬狩獵隊伍，當接獲漁護署有關野豬破壞或威脅的報告時，就會出動「封山」，射殺成年野豬，把小豬和懷孕的雌豬嚇退山上，過程會向警方提交報告，處理非常嚴謹。但狩獵隊已於2017年被取締，改為由漁護署以「捕捉、絕育和放回」方法改善野豬出沒情況。2019年漁護署將計劃恆常化，署方也曾指措施於中長期階段會逐步顯現其成效，已解決約60%的野豬滋擾黑點的滋擾問題。[4] 可是，在輔警被襲事件後，政府就「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捕捉及避孕／搬遷計劃」成效不理想，特首林鄭月娥亦加入，表示野豬在馬路「橫衝直撞」、「傷害居民，特別係小朋友」，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安全。[5]  連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也趁熱鬧，說野豬不是「卡通片可愛嘅小肥豬，係會襲擊人類，咬香港市民」，誓要將野豬趕絕。[6]

或許數字能說真話：由2015年到2019年，野豬的滋擾投訴及接報求助個案，的確曾有上升趨勢，但到了2020年數字已稍有回落。至於野豬傷人個案，雖然近年數字亦有上升，但每年一直都維持於個位數字，直至2021年1月至11月下旬才上升至17宗。[7] 相比狗的傷人數字，野豬的傷人數字低很多。[8] 而政府對於滋擾性強的猴子，也只採取教育市民不要餵飼，和上述「捕捉、絕育和放回」的方法，這已能控制情況，為何突然要改變方法，偏偏野豬就要趕絕？諸事不順的香港，遇上了同病相憐的城中野豬，真是可憐。

再退一步，我們或許要問，為何這幾年野豬多了在市區出沒？這會不會是當年發展了郊野「邊陲」（即野豬原來所處的地點），見縫插針起樓發展所種下的結果？這應由誰來負責？

近年香港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往往只將提出問題的人「處理」，就以為解決了問題，對人如是，對豬亦如是。但只將提出問題的「豬」處理掉，是不是等於從此就不會再有問題發生？

論到近來行街好去處，中環街市應是熱點了。

作為香港其中一座歷史最悠久的街市，現今的中環街市其實已是第四代建築，早於二戰前的1939年5月落成，街市樓高四層，共有鷄鴨枱、肉枱、鮮魚枱、果菜枱等255個不同檔位營業，集當時所有商販在其中。街市於日治時期曾改稱中央市場，大樓最主要特色是以簡單實用與設計兼備，於窗口之上以流線形懸臂，橫向線條造成長條形的「窗牆」遮陽簷篷，配以對稱的「摩登流線型建築」（Streamline Moderne）室內格局，設計也帶有包浩斯（Bauhaus）的特色，即具備簡潔、理性與功能性的風格。建築內部建有大而帶圓角的寬闊樓梯（多得當年攝影大師何藩的傑作，今日它成為大家爭相「打卡」的位置），以及作通風之用的大天井，其傑出的建築設計於1990年獲古物諮詢委員會列為三級歷史建築。[1]

然而，今日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中環街市的保育計劃，可謂經歷了「一波N折」。因著營運情況的改變，中環街市自2003年街市停止運作後便一直丟空，除了行人天橋通道部份外，建築物逐漸破落失修；而政府亦沒有刻意保育，反而因中環缺乏可發展土地而將街市所在的地皮放進「勾地表」，意圖推出拍賣後重建。面對歷史建築即將被清拆，引起一些民間團體的反對，結果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保育中環」計劃，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並委託市區重建局進行活化、保育。[2]

可是保育方案上馬，不等於過程一帆風順。市建局最初希望將中環街市變成「漂浮綠洲」，除加固原有結構之外，更想在原建築物上加建一層漂浮空間建築，以提供更多綠化空間。這個方案雖受最多市民歡迎，卻會對原有建築帶來破壞，因此備受爭議。[3] 最終在2015年9月22日，這個活化方案被推倒重來，市建局另外通過了今日所見的簡約方案，放棄了「漂浮綠洲」及空中花園。經過多輪研究和諮詢後，在2017年3月，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以私人協約方式將中環街市用地批予市建局，到了10月，政府正式將中環街市大樓交予市建局進行活化工程，而街市中部份攤檔也獲得保留。[4]

以保育包裝重新營運的中環街市，原來的街市濕貨檔位，變成了一百多間不同類型的商戶承租，商舖類型由街頭小吃至特色食肆、本地品牌至文青小店、以及生活品味雜貨等，大都為高檔零售和食肆營運；大樓內設有面積達1,000平方米的綠化休憩空間、社區表演和活動空間，以舉辦藝術展覽、表演和其他文化活動，中庭加設座位，期望成為區內的社區活動熱點。[5]

如此，中環街市由被結業到重建，華麗轉身成了「打卡」熱點。或許，我們不禁要問，保育一個街市，是不是只為保留著大樓梯，舊水泥批盪，舊舖窗牆，中庭等出名的「打卡」位，盡力維持高人流，高人氣，就算成功？中環街市，甚或再簡單一點，街市，對於市民又有甚麼意義？

說來諷刺，隨便問問身邊朋友，對於街市大家的印象總是「非常一般」：傳統的香港街市，地面濕滑，衛生程度一般，買菜買肉的經驗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受落，有些人寧願到超市購物。但另一方面，街市特有的「街坊街里人情味」又是珍貴的，而不同攤檔商販落力叫賣，熱鬧的風景線也叫人回味。而香港人又真的很愛行街市／市集，尤其是到外國旅行的時候，都喜歡行當地的「市場」，買一些小東西當作手信，或是到街市小商號買現成弄好的小食來吃，這都是非常受歡迎的節目。

叫人可惜的是，香港以往對街市歷史建築的保育個案，皆是失敗收場。位於上環的舊上環街市北座大樓（另外的南座早已被拆卸），於1990年獲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法定古蹟，為全港最古老的街市建築物。前土地發展公司（即後來的市區重建局）於1991年展開修葺工程，將之改建為傳統行業及手工藝中心，用以安置之前因市區重建被迫遷的永安街（又名花布街）布商，並易名為西港城。土發公司一心以為只要保留街市的「外框」，街市就會「自動運行」，結果卻是全盤失敗，西港城長期無人問津，頓成「死城」。雖然市建局於2003年再進行翻新工程，運用活化再利用的概念，增添主題餐廳及多家特色商店，[6] 也是無濟於事。

另一個失敗例子，則是灣仔街市。灣仔街市同樣是戰前落成，也是本港包浩斯建築的代表作，於1990年被評級為三級歷史建築，但古物諮詢委員會卻認為它沒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只需保留部份街市大樓的物料或組件。公眾對此反應強烈，十分關注灣仔街市大樓的保育，但最終古物諮詢委員會決定應重建街市，只保留街市外牆。中標的發展商就以這個「主體保育」方法重建，在街市大樓上加蓋一幢住宅大樓。只剩下外牆、主要出入口、簷篷，裝飾線條以及大樓前方結構的街市大樓等，[7] 結果它淪為住宅業戶俱樂部，除了角落的一間小店對公眾開放外，整個街市是「閒人免進」，完全破壞了街市的歷史。

打卡以外，如何保育？今日中環街市保育成效如何，看來還需要觀察，但在可見將來，相關的街市保育只會「陸續有來」——單在香港島有一定歷史，將來或需面對重建或保育的街市，已有鵝頸街市、燈籠洲街市、北角街市，甚至是筲箕灣街市等。如果這些街市，到時都只能被拆或者保留外牆，然後又是千篇一律的重建成為了無新意，全無個性，無人問津的「市政大廈」，則是社區的一大悲劇。

7月19日台灣第一批奧運選手連同教練、代表團及相關的官員，乘坐包機前赴日本作賽。說真的，能承包專機直飛抵達，相比於其他大國已是相當難得。只因羽毛球「世界一姐」戴資穎，在她的社交媒體Instagram發文中提了一句：「好懷念長榮航空，可以搭商務艙」，就引發起多方關注、討論。隨即，當天蔡英文總統發文致歉，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更親自至電戴資穎說「對不起」，[1] 當晚，體育署及教育部召開記者會，負責官員公開鞠躬致歉之餘，[2] 體育署署長更表示已因事件向上級請辭。[3]

「懷念……商務艙」是一句投訴或埋怨嗎？是帶著指責或追究嗎？應該沒有吧！但這一句話卻給人提醒，讓人想起有領導人早年向國家級運動員的承諾，[4] 想起政府對運動員的重視程度，想起誰人正坐在商務艙裡？各運動項目的總教練能坐也算合理，但其他政府官員亦在名單之內，就不禁予人一種為官「自肥」的感覺。

「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關乎公平，出自〈論語〉，論及治國之道：「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所指的是治國者，不應只擔心或著眼於財富多少或人民貧窮狀況，而應重點於公平分配與社會安穩。

明顯地，安排選手坐商務艙只是小事一宗。而事實上，政府亦已隨即安排其他較遲出發的選手，回程時能乘坐商務艙。而事件的嚴重是在於其延伸的「安穩」問題。一個不重視「代表地區」出賽運動員的政府、一個不能兌現「承諾」的領袖、一群以公費「自肥」的官員，是絕對能動搖著國家／社會的穩定。在民主、直選的體制下，更會動搖著當權者的管治地位。

在「安穩」的前提下，領導人、高官、相關的負責官員也要立即認錯及回應，這就是民主社會、政黨交替管治的可愛之處。人民感受不到「安穩」，就能用手上的選票更換一個能讓他們感到「安穩」的政府。

一句看似簡單，卻在「提醒」著別人的說話，筆者相信連發表這話的當事人，也始料未及會造成這樣的影響。就如「香港真係好靚」只是一句平常不過，既沒有投訴及埋怨，更沒有指責及追究的商品標語，但有關的產品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被視為敏感，以致要「下架」。香港曾經的美，是在於它能接納、包容不同的顔色；它曾經的美，就是容讓不同的聲音及表達；它曾經的美，就是讓人可以自由地「懷念」……而事實上，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叫人「懷念」的，又豈只是一席商務艙？！

疫情之下，原本熱愛出外旅行的香港人，通通被迫留港度日。市民需要「抖抖氣」，外出舒展一下，就轉到郊外、公園等地方閒逛，一時之間，這些地點都變得人山人海，甚為壯觀。當香港人慢慢放下緊張步伐，學習欣賞大自然時，賞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活動：香港處於亞熱帶，四季都有不同花卉可供欣賞，而其中在市區最常見、花期也長的，可算是我們的市花——洋紫荊了，而洋紫荊由被發現、培育、到能夠成為香港市花的故事，堪稱傳奇。

邂逅洋紫荊，絕對是「偶然遇上的驚喜」：大概在1880年，在港島區薄扶林的伯大尼修院，住在那裡的法國外方傳道會神父，在附近的鋼線灣行山時，發現了一個新植物品種，花開燦爛，但卻不會結果。神父們後來以插技方式將植物移植至伯大尼修院。[1] 1906年，當時的植物及林務部監督S. T. Dunn將洋紫荊判定為新物種，於年度報告中發表，[2] 其後又正式將洋紫荊的拉丁文學名的種加詞命名為：「Blakeana」，以紀念熱愛研究植物的第12任香港總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ke）伉儷。[3] 及至1965年，香港政府決定以洋紫荊作為香港的市花，寓意香港這個港口，有如1880年那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一樣珍貴；1997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採用洋紫荊作為區徽、區旗及硬幣的設計圖案。而洋紫荊除了代表香港外，在1967年更被引入台灣，後於1984年成為了嘉義市的市花及市樹。[4]

然而，看似人人熟悉的洋紫荊，其實我們對「她」有兩大誤會。第一大誤會是，多年來我們都以為洋紫荊是一個新發現的品種。經過多年的研究後，今日我們知道，洋紫荊並非獨立品種，而只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兩個品種雜交而成的混種。[5] 混種植物意味著「她」不能自行繁殖，而這背後代表著一個驚人的事實：現時香港所有的洋紫荊，其實都是由那棵於1880年首次於野外發現（亦是唯一一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的人工繁殖品。如果細心觀看，每一棵路邊種植的洋紫荊樹，都可以看到樹幹上透過「嫁接」或「插枝」等人工方法繁殖的痕跡：樹幹底部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嫁接在其上的才是洋紫荊本身。若不是當日因為有心人發現，珍惜栽培，再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接種（想想在戰時的「她」，究竟是怎樣活下來？），洋紫荊只是大自然的偶然混種，其實「她」很可能一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同樣，香港由一默默無聞的小漁港走到今天，其際遇會不會跟洋紫荊有幾分相似？洋紫荊能夠一直繁殖下去，彷彿在提醒我們，香港的現況雖然艱難，只要不絕望，總是有生機的。

對洋紫荊的第二大誤會，是將它稱為紫荊花。洋紫荊是香港市花，然而在《基本法》第十條中，[6] 洋紫荊的「洋」字被略去，而被錯誤稱為「紫荊花」（這樣的誤述，或許是不喜歡這個「洋」字？那麼海洋公園也需要正名嗎？）。紫荊其實是另一種南中國蘇木科紫荊屬植物，學名為Cercis chinensis，而洋紫荊則是香港原生植物，是蘇木科羊蹄甲屬植物，學名為Bauhinia x blakeana；紫荊不是洋紫荊，兩者不能混淆。誤會花的名稱事小，但如果將代表著香港的人和事都混淆了，那就十分不妙了。

由洋紫荊說起的故事，還有很多：事實上，一個小小的香港，植物物種卻非常豐富，已知的植物品種便達3,100多種，當中香港原生植物約有2,000多種；其中更有14種以香港命名，包括香港蛇菰、香港細辛、香港茶和香港巴豆。除了本文介紹的洋紫荊，另一重要本地植物土沉香，它有芳香樹脂，故被用來製成香品，遠銷各地，當時運貨的埠頭石排灣，即今日的香港仔，後來該港口被稱為「香港」，之後也輾轉成為今日香港的總稱。[7]

下次到公園或行山時，不妨多欣賞身邊大自然的一事一物，你或會有更多的新發現呢。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有「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過去半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沒有前車，進退有時難免失據，不過，無論是政府或抗爭者，若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及反思，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掩蓋了其他需要、甚至信念和原則，恐怕只會因失去平衡而人仰馬翻！

要撥亂反正，其實政府責無旁貸，不幸的是政府的回應往往脫離民情，令香港無法重回正軌。不過，部份前線抗爭者的手法，也許動機良好，但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商榷。例如不斷破壞公共設施如紅綠燈、升降機、以及路面，已對不少老弱或傷健人士，造成巨大障礙。而企圖以所謂「攬炒」（兩敗俱傷）逼政府屈服，恐怕最先「被炒」（受害）的卻是競爭能力較低的基層市民！

在社交媒體等平台，如有不合宜的態度和言行，亦容易為他人帶來煩惱。而一些專業人士，例如警方或記者，若被本身的經歷和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了應有的專業態度，亦會削弱市民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會令一些未有充份證據的傳言迅速傳開。此外，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例如為小孩子穿甚麼衣服，才能傳遞正確價值觀及保護自己，對孩童來說亦十分重要的。

至於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過去大半年並未有偷懶，而同性婚姻的訴求透過司法覆核，與我們的距離已愈來愈近，不出兩年便有機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亦不能掉以輕心。世界很大，社會和個人要面對的挑戰亦很多，有些事比較重要，不等如其他事就可以置之不理，無論社會或個人，惟有將所有事看得合乎中道，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失去平衡，甚至跌入深淵。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７月１３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