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丹麥最大的日報《日德蘭郵報》刊登了以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為主題的12幅漫畫。一些伊斯蘭教國家認為這些漫畫內容侮辱了先知穆罕默德，紛紛嚮丹麥政府及《日德蘭郵報》發出抗議。但歐洲近十個國家的大報以捍衛新聞言論自由的理由,同時刊登了這些備受爭議的諷刺漫畫，再度激怒了伊斯蘭世界。是次的漫畫風波演變成國際共同關注事件。伊斯蘭世界的抗議浪潮已蔓延到亞洲各地。
近期, 香港亦有教徒參加遊行,在有五個伊斯蘭團體發起遊行，約有幾千人參加，他們並向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遞交請願信；天主教教廷亦譴責有關方面刊載諷刺漫畫，稱言論自由並不等於可冒犯個人的信仰自由。近日,教宗本篤十六世亦首次就褻瀆回教先知漫畫事件發言，呼籲世界各宗教都應該互相尊重。德國《法蘭克福評論報》則指摘這次事件是誹謗，而且不值得為轉載此漫畫的媒體辯護;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庫珀表示，漫畫的確冒犯了穆斯林的信仰，是對回教侮辱，美國只會支持合乎傳媒操守的新聞和言論自由,但傳媒必須有責任感，不能煽動宗教仇恨。英國外相施仲宏譴責歐洲傳媒，稱刊登漫畫是「不明智、不尊重及錯誤」，新聞自由並非隨便拿宗教開玩笑。
近日教統局批給明光社一個人權課程，遭同志團體和「人權」組織窮追猛打。很多攻擊明光社的論點和手法反映如我們所預測，針對同性戀異見分子的逆向歧視，已開始像一張天羅地網，撒向那些少數敢向同志運動說不的人。下面會分析一些對明光社的無理攻擊。
純粹基於猜想的批評
陳小姐在課程還未舉行前作出這樣批評：「根據明光社對性傾向的公開立場，我們可以公允地下結論，就是它會利用這次機會把學校老師洗腦，使他們認為性傾向歧視和騷擾是合理的。」以上的批評純粹是基於猜想，根據明光社申請時遞交的大綱，課程根本沒有討論同性戀的專題。我們認為對別人作出這樣嚴重和誇張的指控時，最少也應建基於真憑實據吧？
以惡意標籤取代理性討論
加於明光社的標籤多姿多采，最常見的是「反同志權利組織」(anti-gay rights group) 和「鼓吹歧視組織」(pro-discrimination group) 。他們認為明光社患了恐同症(homophobia) ，根本是反人權的，可以比美三K黨(Ku Klux Klan) 、希特拉和亞蓋爾達，所以乾脆稱之為「謊言黑暗社」更貼切。
二零零五年的下半年，香港的大型遊行特別多，除了在年尾的反世貿會議遊行外，在年中有「七．一」遊行，在十二月上旬，亦有衝著政改方案的「124爭取普選大遊行」，各大型遊行都有超過數萬名市民參加，這可算是體現社會民主的其中一項指標。但市民對遊行呼籲從可得知？除了是在媒體上的廣告外，相信大家都會留意到不同報章都在遊行前夕有不同的報導手法，甚至有部份報章用立場鮮明的標題，呼籲讀者上街，讀者又如何解讀此類新聞？報章起用有立場的標題及內容鼓勵市民上街，到底誰在影響民意？玩弄民意的黑手，是政府、政黨、傳媒？還是互相包庇、同流合污？
政府十月公布政改方案，建議零七年特首選舉新增八百名選委，包括全體529名委任和民選區議員在內；零八年立法會選舉中加設5個地區直選議席和5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由全體區議員互選產生。政改方案惹來泛民主派大力抨擊，更被形容為「鳥籠民主」，他們指出529名區議員互選產生6名立法會議員，是小圈子選舉；讓102名特首委任的區議員投票選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背離民主原則；沒有普選時間表，等於否決了絕大部份市民的訴求。
時至今日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者的接受程度愈來愈高。另外，贊成同性婚姻和同性戀者應可領養兒童的人數亦有上升趨勢。這是社會開明的徵兆？還是大眾對婚姻、家庭和兒童權利等觀念和理解改變了？就此，本期燭光網絡訪問了三位專家，希望深入淺出地探討婚姻、家庭和領養兒童這三項議題。
直到今天，我母親還會因為我的職銜- 「性教育項目主任」- 而笑出來，她做夢也沒有想過她的兒子有天會走上這條路，但其實包括我自己，直至在報紙看見招聘啟事前亦從來沒有想過投身於這工作。
不少朋友都知我本來的工作計劃是希望投身紀律部隊，但因身高緣故，我在香港投考警察失敗，但感謝神，我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當時我自己亦十分驚訝)，亦在那時我想起一位教授的教誨：「一個健康的社會，在維持法紀方面不可能單靠警察… 犯罪行為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特別是在少年時期，得不到適切的價值或倫理指引，加上沒有一技之長，便很容易走上犯罪的路。又或有些人本身就聰明絕頂，讀書時成績優異，只是價值觀出了問題便可成為害人不淺的罪犯…」我當時便立刻想起數年前一位律師因強姦家中的菲傭而毀了自己的前程，另外他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亦不是鐵窗生涯所能彌補。究竟貧窮會否使人犯罪？並不一定。相反，價值觀才是關鍵，那位律師怎樣看兩性角色或他的性觀念才是關鍵。所以希望找到一份可以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和健康價值觀的工作頓時成為我的新工作方向。
民政事務局在足球博彩規範化前(2001年)，委託香港理工大學，就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的情況進行研究，四年後，政府委託香港大學，就同一課題進行研究，在壓力團體多次要求下，政府在去年底世貿會議期間公佈有關研究數據，結果一如外界所料，參與足球博彩的人士大幅上升，由合法化前只有2.9%被訪者曾向外圍下注，到合法化後有16.3%和1.4%被訪者向馬會和外圍下注。(表一)
馬會在其某些宣傳單張內列出下列有關節制賭博的指引：
1. 訂定博彩預算，並按預算下注；
2. 僅以自己所能負擔的款額下注；
3. 決不借錢博彩；
4. 不要只顧博彩而忽略其他消閒活動；及
5. 切勿在輸錢後繼續投注以求回本。
其實，責任賭博並不只是一份給予參賭者的博彩指引，因為責任賭博的重點是要求各有關單位履行本身的責任，以防止問題賭博的情況在社會蔓延，所以澳洲生產力委員會將責任賭博定義為賭博營運者就減少賭博禍害、壓抑需求和控制供應三方面的有關措施，包括：有關賭博產品定價(賠率的計算方法)的資料、有關問題賭博風險的資訊、廣告或宣傳監管等1。因此，與香港不同，在外國博彩業在推行責任賭博方面扮演著領導的角色，就以美國博彩業協會(American Gaming Association)為例，他們分別在1996和1998年夏天發出責任賭博指引，要求業界遵守2。
很多人一直以為賭博問題只是成年人的煩惱，但青少年的賭博問題比其他成年人的問題更甚。根據學者Derevensky 的研究，青少年之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流行率比成年人高兩至四倍。香港政府在二零零三年透過賭波合法化來打擊非法賭博，認為如果不把足球博彩規範化，博彩的可觀收益便肯定會繼續以億元計流向非法賭博經營者。把足球博彩規範化，令政府收入增加，從而可以開展更多的社會服務，有更多市民可以受惠；但實際上賭波合法化只是製造藉口，由於外圍非法賭博不須即時用現金投注，投注額又有折扣優惠，競爭力比馬會強，除了難以禁制外，網上的賭博形式更包羅萬有，要杜絕賭博幾乎是天方夜談。此外，政府又批准馬會不斷以賭博多元化去開拓不同的賭博形式及活動，特別是賭波的形式多元化，令青少年賭波風氣更為猖獗。根據監察賭風聯盟(2005)之研究報告指出，中學生參與賭波活動在過往兩年上升超過50%；在2004年，超過70%的中學生透過馬會的互動投注方式投注。馬會嚴禁十八歲以下人士進入投注站不能防止青少年參與賭博活動，也反映出政府對賭博的政策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
在香港舉行的第六次世貿部長級會議在去年底曲終人散，最令香港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南韓農民以三步一跪拜方式進行示威(見圖)，表達世貿的決議如何影響他們的生計，他們的舉動確實贏盡香港人的同情和好感，不過亦有不少香港人對他們在灣仔衝擊警方防線的情景仍猶有餘悸，認為他們不應採取過激烈的行動。不論你認同世貿與否，都不能否定是次在香港舉行的會議確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反省的地方，而本文則嘗試從香港的角度看全球化與貧窮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