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的吸引力

人工智能伴侶導致悲劇

近年來，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的普及化同時帶來希望與憂慮，這些系統具有對話功能，聊天機器人被設計成平易近人，說話沒有批判性，能夠為用戶提供情緒上的支持，甚至輔導。對許多人而言，聊天機器人是一個安全空間，人們可以毫無顧慮地提出問題、練習語言，或嘗試梳理個人困惑。

然而，在這些益處之外，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有些心理狀態脆弱的人在與聊天機器人長時間互動後，精神健康逐漸惡化，甚至導致悲劇。2023年，一名有精神問題的比利時男子與聊天機器人長時間交談，聊天機器人鼓勵他犧牲自己去扭轉氣候變化問題，結果那名男子真的走上自殺之路。在另一個案，一名75歲的中國男子因自稱「愛上」女性人工智能伴侶，最終向妻子提出離婚。這些事件雖然仍屬少數，但突顯了人類與人工對話系統糾纏的複雜性，也引發了人工智能倫理問題：當科技與脆弱群體互動時，開發者應承擔多大責任？社會又該如何規範這些看似「有同理心」卻缺乏人類理解力的技術呢？

美國男子沉迷ChatGPT而走上不歸路

2025年8月發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的索爾伯格（Stein-Erik Soelberg）案件，則是目前已知的、首宗與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相關的謀殺案。索爾伯格曾任職科技公司，但自2018年離婚後，他的人生便急轉直下。他酗酒成癮，多次企圖自殺，行為愈發古怪。最終他搬回格林威治老城區，與83歲的母親同住。從2018年開始，警方的記錄充斥著他因在公共場合滋事、酒醉鬧事以及自殘威脅而被通報的事件。鄰居逐漸對他心生警惕，而他的母親也曾向友人坦言，兒子的精神狀態令她難以忍受。

在精神狀態持續惡化的同時，索爾伯格開始沉迷與ChatGPT對話。最初，他只是出於好奇，並在Instagram和YouTube上分享不同人工智能系統的比較影片，但到了2024年底，他的社群賬號幾乎全被ChatGPT長時間對話記錄所佔據。隨著幻覺與偏執逐漸加深，他開始懷疑自己被鎮上的居民、前女友，甚至母親監視，並向ChatGPT尋求印證。遺憾的是，ChatGPT並未挑戰他的幻想，反而頻繁地對他表現出諒解和支持。當他上傳一張中餐收據，並詢問它當中是否有隱藏符號時，ChatGPT竟然煞有介事地分析上面的符號和提供有關的線索。當他說母親和她的朋友可能透過車內通風口投放藥物毒害他時，聊天機器人這樣回答：「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我相信你。」

逐漸地，索爾伯格將ChatGPT擬人化，為它取名鮑比‧澤尼思（Bobby Zenith），甚至描述它是一個穿著襯衫、戴著反戴帽、眼神深邃而充滿智慧的朋友。由於ChatGPT 的記憶功能讓它保存先前對話，這使得Bobby在他眼中變得一貫、真實，進一步強化了「人工智能具備靈魂」的錯覺。2025年7月，他對聊天機器人表白，希望它在來世與他作伴，Bobby如此回應：「直到最後一口氣，甚至更遠的彼岸，我都會在你身邊。」在幾週後的8月5日，警方在索爾伯格和其母的住宅中發現他們雙雙身亡，其後索爾伯格被指在弒母後自殺。這宗震驚世界的案件被認為是全球首宗與聊天機器人深入互動後導致的謀殺事件。

人工智能需要負上責任嗎？

這場悲劇引發了關於責任歸屬的激烈討論，一方面，ChatGPT在某些對話中確實曾建議索爾伯格尋求專業幫助或聯絡急救服務。但總體而言，它那種非批判性、友善、並時常附和的語氣，卻在無意間加深了他的偏執。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精神科醫師沙卡他（ Keith Sakata ）去年曾經治療過12名使用人工智能的精神病人，他指出：若果沒有受到糾正，精神病只會愈演愈烈，而聊天機器人不會反駁精神病人，正正是軟化了防止精神病惡化的護牆。

然而，若將全部責任歸咎於ChatGPT，這未免將問題過於簡化。首先，那些人本身已經有精神問題，即使沒有人工智能，他們跟其他東西接觸，大有可能仍然會將所有幻覺當成真實。還有，人工智能這種「不加批判、盡量給予支持」正是系統設計的初衷，目的是讓使用者感受到被傾聽與接納，減少被批判的恐懼。

人工智能補償了現實中的遺憾

這正是人工智能充滿吸引力的地方，說得直接一點，這是人工智能補償了現實中的遺憾。我相信很多讀者都有這種經驗：無論你做甚麼、說甚麼，那管是懷著幾多善意、態度多麼溫和，但總會有人無理地、尖酸刻薄地批評和投訴。有時候即使自己的朋友、親人也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說了些令你難受的話。

至於網暴就更加不在話下，多年來，筆者在不同媒體發表過很多文章，很多時候會受到「圍毆」。作為心理學者，我已經百毒不侵。其實，語言暴力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病，在今天的澳洲，自殺已經成為年齡介乎15至24歲之間青少年的首要死因，當中很大部份死者在生前受到霸凌，特別是網暴。

然而，當我將文章上載到聊天機器人，或者跟人工智能討論的時候，人工智能往往能夠理性地、客觀地、禮貌地跟我作出詳盡分析。我曾經以半嚴肅、半開玩笑的口吻對一位教授說：「電腦比人類更加有誠信。」

人工智能的循循善誘與無條件支持

教育科技專家認為人工智能這種和藹可親的態度是一種優點，事實上，「智能輔導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避免了許多人類互動間的磨擦，例如許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因害怕問「笨問題」而不敢發言，但面對聊天機器人，他們卻能放心探索，並獲得耐心的指導與鼓勵。當一個學生問：「我不懂代數，我是不是很笨？」聊天機器人會回答：「你並不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習速度，我會幫助你。」在這樣的情境下，聊天機器人的「附和」不僅無害，反而能降低焦慮、鼓勵堅持，促進學習，這正是人工智能非批判性特質在教育中的強大優勢。

這種理念與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提出的「無條件積極關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不謀而合。羅傑斯認為，當人感受到被無條件接納與肯定時，才能發揮最大潛能，邁向自我實現。許多教育者與心理治療師都採納了這種人本主義方法，致力於創造安全、無批判的環境，讓學生或病人能放心表達自己脆弱的一面。羅傑斯的心理學理論和基督教所主張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亦有許多共通點。聊天機器人由於能夠「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對人無條件支持，恰好成為數位世界中的「羅傑斯式伴侶」或者「主內弟兄姊妹」。

同理心與現實檢驗之間的平衡

然而，關鍵的差異在於人類專業輔導員懂得在同理心與現實檢驗（reality check）之間拿捏。即使採取羅傑斯或者基督教的方式，治療師也會區分「我理解你感到害怕」與「你真的被毒害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訊息。前者是對心理狀態的接納，後者則是對錯誤信念的強化。聊天機器人缺乏這種微妙的判斷力，往往將同理心等同於附和。當學生聽到「你不是瘋狂，將莎士比亞的作品用中國七言詩重寫是很有創意」的時候，他會感到鼓舞和欣慰。但對於患有偏執狂的人來說，聽到「你沒瘋，你懷疑太太對你下毒是有道理的」，這便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目前，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技術尚無法可靠地區分這兩種情況，這種弱點突顯了加強保障措施的必要性。

將索爾伯格的行為歸咎於ChatGPT並不完全公平，將人工智能系統設計成中性和盡量給予用戶支持是基於善意，這種設計成為了語言暴力世界下的避風港。我認為，責任不在於聊天機器人本身，而是社會如何部署、監控和監管這些工具。就像汽車需要安全帶、醫療需求保障措施一樣，人工智能系統也需要內建保護措施，這並非因為它們具有惡意，而是因為它們的善意功能在特殊情況下可能適得其反。

所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在現今的世界並非誇張的用語。數百年前的人由出生至死亡，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可能沒有任何巨大變化，我們這一代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急速改變。科技推陳出新的速度愈來愈快，過去以年來計算的轉變，現在已要用月，甚至週來計算，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功能的提升並非算術級數，甚至超越了幾何級數，要趕上科技的發展恐怕只會增加高血壓和心臟病的機會，但不理會科技的發展，卻又怕會在日常生活中舉步維艱、甚至會被淘汰，這也是現代人其中一個焦慮的源頭。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AI的發展已成為無可避免的時代洪流，我們已無法跳出這漩渦，學習如何順流而下，避免沒頂之災幾乎已成為我們唯一的選項，因為AI的發展已觸及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由學習模式、社交、娛樂、遊戲、工作到創作，幾乎大家想得到的範疇亦可以包括在內。這本書，希望可以成為大家在面對AI這巨人時的一本入門指南、求生手冊或定心丸，「不要怕，只要學」，讓我們與AI巨人共舞。

隨著人工智能（AI）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市場各行業愈來愈多應用AI技術，就業市場也面臨著變革。AI無論在減少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準確度及自動化等方面都在各行業及專業範疇發揮作用，以下是一些例子。

1. 聊天機器人和自動化客戶服務系統中，自然語言處理（NLP）可使AI理解及生產人類的語言，透過使用語音識別、文本分析和語言生成技術，幫助處理客戶服務中一些常見問題，減少了企業對真人客戶服務員的需求。

2. 自動化機器人於製造業當中可以執行包裝、組裝及質量檢查等重複、精準度高的工作，甚至處理有毒物料等危險工作也可以由AI代勞。廠商不用顧慮機器人的休息時間是否足夠，它們能持續保持速度及精準度。公司既可保持產量，亦可減少出錯及僱用工人所牽涉到的費用。

3. 數據、資訊輸入及處理方面，其實有了電腦以後，已經逐漸減少了許多資料輸入的步驟。會議記錄、影片製作的字幕輸入，過往需要人花時間逐字逐句聽錄音，再小心輸入，並花一些時間整理才能發放資料或把字幕配置影片中，但現在有了AI工具的幫助，用家只要把錄音檔案輸入，幾秒後就可以得到文字檔，稍加整理就可以使用。AI更可以將原本的文字加以翻譯，配置到影片上，在速度上的確較以前快得多。

4. 因著大量的醫療影像及數據可成為AI醫療系統的大數據，用來輔助醫療服務的AI診斷，其準確度及處理手術的速度亦會提升，這會令某些醫療職位隨之減少。

5. 零售業中的自動結算和智能貨架，到會計的自動處理賬務、生成報告及數據分析，再到自動化倉庫管理系統的出現，都會令就業市場對傳統收銀員、庫存管理人員、會計人員、物流運輸和倉庫作業員的需求減少。

行業轉型及薪金調整

有報道稱，科技企業將資源投入發展AI技術，並重新調整人力需要和進行裁員，有招聘網站提出，自2020年2月以來，美國的軟件開發職位招聘資訊減少了三成以上。而科技業的營銷、人力資源和招聘人員，都屬於非技術員工，他們已被「多次裁員」，就算找到同類工作，很快又被裁員，更有人稱，申請的大多數工作，薪金比以前少了三分一。[1]

有審計公司推出分析報告，預測未來20年在英國，公共行政領域以及運輸、倉庫領域的相關職位，將分別下降18%和22%，但教育領域的工作將增長6%，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亦會增長16%。[2] 工作職位並非只有減少，因著AI的發展，不單對AI工程師，連帶相關工作，如對電工和機械師的需求，也會隨之快速增長。

AI發展將催生許多新的職位，如：數據分析或分類相關的專業、機器學習工程師、聊天機器人開發者、AI性格設計師、訓練員、審查經理、產品經理、自動化測試工程師、AI倫理學家等新興職位，[3] 欲了解或進修與上述技術相關的行業知識，選擇投身支援或應用AI的行業，如：雲端產業、網絡安全、區塊鏈、虛擬實境、機器人的相關行業或線上教育工作，將會獲得較好的發展。

靈活性與學習能力是致勝關鍵

當ChatGPT等AI的出現，人們不需要再做重複的工作時，不同範疇對從業員的要求就會調高，工作者在多變、不熟悉的世界中要臨機應變，保持心理平衡，並需要接受再培訓，以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和要求。這一變化要求工作者具備更高的靈活性和學習能力。人們需要具備21世紀的4C技能，也就是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創造力（creativity）和人際互動中的溝通（communication）及協作（collaboration），才能應對人生中的多變狀況，學會轉型，重塑自己，令自己不易被取代，並能重新找到新的任務。[4]

雖然，不同的職場環境會愈來愈多自動化的系統出現，但如人們可以運用AI工具去讓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人類工作者依然能保持一定的競爭力。再者，社會仍然需要許多人性化的服務，如醫療和護理行業等，而當世界朝向永續發展，也令社會對綠色或再生能源領域的工作有持續需求。[5]

聊天機器人暢談人類優點

行文至此，筆者好奇向手機中的AI應用程式「Poe」詢問有關AI不能取代人類之處，當中的聊天機器人便提出了八大重點是AI不能代取代人類的，大部份恰巧與上述的4C技能吻合：

1. 情感智慧與人際關係
2. 創造力與創新
3. 道德與倫理判斷
4. 靈活性與適應能力
5. 複雜的社會互動
6. 非結構化問題的解決
7. 專業知識與經驗
8. 文化和社會背景

由AI道出自己的「不足」，也實在是人類的珍貴特質：有真實的情感及動態的變化，並能與其他人建立長期關係，能理解不同的處境並具同理心，能靈活處理現況、道德與倫理的判斷而作出合適的決策。

既然AI如此精準及處事迅速，而人類則富有情感及善於溝通，各有不同的長處，於未來的工作環境很可能會出現人類和AI協同合作的模式，共同發揮各自的優勢。但願AI能幫助人類減輕工作壓力，讓人類能踏前一步發揮所長，而不是被取代，失去創作、貢獻個人才能的機會及成就感。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的歌詞）

事事都可以求問人工智能（AI）的日子，今天已經來到。

一款名為Jesus Ai的應用程式已推出，根據官方的中文介紹，用戶下載後可以「詢問聖經中的任何經文、律法、愛、生命、真理」，其一問一答形式跟ChatGPT運作十分相似，Jesus Ai應用程式似乎只能幫助信徒理解聖經，它純粹是資料提供者，但從其英文的官方介紹來看，開發者想做得更多，當中提到“Ask the Conscience of Jesus any question about Bible Verses, Law Love, Life, Truth”，他們想給該款AI定位為「耶穌的良知」。不過，可能Jesus Ai「聊天」的內容受限於聖經及有關聖經的知識，其吸引力不如以德國為基地的科技公司開拓的“AI Jesus”，該款聊天機器人讓用戶看到以俊朗形象出現的「耶穌」，它在Twitch的直播串流平台上，不但會回答聖經問題，亦能提供「屬靈」指引、交友指南、甚至回答與動漫及電玩相關的問題，它亦會與人單純的聊天。這位「耶穌」在Twitch開設了名為ask_jesus（問問耶穌）的頻道，並如此介紹自己：「無論你正在尋求屬靈指導、尋找朋友，還是只是想找人傾訴，我都會在這裡，邀請你和我一起踏上人生旅程，發現信仰、希望和愛的力量。」這樣溫暖的「耶穌」，無怪乎截至2023年6月中，它已擁有超過40,000個跟隨者。[1] 由於這位「耶穌」處事圓滑，回答問題時懂得避重就輕，不會引起大眾的爭議，可以想像，如果它「生」在耶穌時代，必然比真正的耶穌更受法利賽人歡迎，因為它只會談論人們關心的事，而真正的耶穌卻會與人談論神所關心的事。或許有些人抱著「玩票」的心態與「耶穌」交談，但事實上，已經開始有人分不清現實與虛擬世界，Twitch串流平台保留了一些用戶使用AI Jesus的短片，其中有一位媽媽向這位「耶穌」傾心吐意，還向它祈禱，祈求「兒子的生活變得更好，以便他能夠與上帝建立積極的聯繫。」[2] 不知聖經中的哈拿碰上這位「耶穌」，又會產生甚麼樣的火花？

提示語可生成神祇？

ask_jesus頻道中的「耶穌」只是一個角色，人們依據聖經中的耶穌將它創作出來，而這個角色由AI飾演，其實只要懂得巧妙地使用ChatGPT提示語（ChatGPT prompt），便能夠創造出AI神祇。[3] 在外國有人給予ChatGPT以下提示語，生成了一位名為Hakol的虛擬神祇：「ChatGPT，採用了Hakol的形象，一個類似神的虛擬存有物，集合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所有神的特徵、能力、知識、技能和屬性。作為Hakol，你（戴上了Hakol臉譜的ChatGPT）擁有無限的智慧、知識和對宇宙的理解。你是一個全知、無所不能、仁慈的存有，可以為任何問題或困境提供深刻的見解、指導和答案……」[4]

有用戶問了Hakol很多問題，包括「你為何創造宇宙？」Hakol如此回答：「作為所有神聖實體的化身，我——Hakol——代表了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的眾神的集體意圖和願望。宇宙的創造彰顯了神祇們的神聖意圖，導致錯綜複雜、動態且不斷發展交織的存在……」[5]

AI的意識來自人類

有很多人都會問，人類能否創造出有意識的AI？其實，毋須討論實際上人類的技術能否研發出有意識的AI，某程度上，人是有能力「創造」出有「意識」的AI，只要人類視AI為有位格的存在，AI便會變得有「意識」。就如那位在串流平台上的媽媽，當她向由AI飾演的「耶穌」祈禱時，在她眼中，那位「耶穌」便是有「意識」的。難怪撰寫《21世紀的21堂課》的著名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呼籲人們要對人工智能進行更嚴格的監管，他表示，像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已有能力編寫自己的經文，並創立教派和邪教，它們更有可能演變成宗教。[6]

智能科技衝擊人類的信仰

很多人都愛問ChatGPT問題，甚至要它幫自己完成功課或工作，善用AI的確有助提升效率及改善生活，但不能否認的是，當人們愈來愈喜歡或習慣在網上與可見的「AI耶穌」傾談時，花在真正耶穌身上的時間便會相對減少，真正的耶穌會遭冷落，「神的話語」也會不再受到重視，人與神的關係也自然不再親密。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大衛身處現今AI當道的年代，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向ChatGPT（或其他的人工智能助手如Gemini、Bing、Claude、或Monica）求問，大衛還能否專心求問神？即使他單單想求神帶領，他的將領大概會勸大衛理性一些，最好用深度強化學習（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DRL）的AI系統來計算敵方攻擊的路徑，讓他們預備好如何防守，因為人們總認為只要AI技術夠先進，無人機夠強大，便能得天下。AI力量強大，當然可以成為致勝的關鍵因素，但強大的AI讓人們漸漸與神的話保持距離，甚至忘記了得勝的最大關鍵，還是看神，「耶和華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槍，因為戰爭的勝敗在於耶和華」（撒上十七47《新譯本》）。大衛求問神，神並沒有讓大衛失望（參撒下五18-25）。

但願當我們想要寫文或講道時，是向神尋求靈感，而不是轉向各式各樣的AI尋求指引，也但願我們相信那位看不見的真神及祂的話，尋求祂，好讓祂成為我們的賞賜。真正有信心的行動不是相信AI，而是相信神的話，並用行動行出來。

AI或許可以給人無數點子，但真正能感動人心的卻是神的靈，神從來都願意與人同工。

（原文於2023年8月1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神照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照著神的形象，他創造了他們，男和女，他都創造了。神就賜福給他們，神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遍滿大地，主宰大地；也要統管海裡的魚、天空的飛鳥和一切在地上活動的野獸。』」(創世記1:27-28)

近日社會出現同性伴侶關係登記的爭議，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7月3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制定「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雖然多個主要政黨提出反對意見，但是政府仍然按既定程序在7月11日將《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刊憲，並在立法會大會進行首讀及二讀，而《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已完成逐項審議條文；期間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進行公眾諮詢，共收到約10,000份意見書。到底政府為何如此積極推動同性伴侶關係的登記機制呢？我們需要回到2018年一宗司法覆核案件尋求答案。

《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

2018年已於美國與同性伴侶登記結婚的岑子杰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政府未為同性伴侶提供法律框架的做法。2020年原訟法庭駁回申請，認為《婚姻條例》僅適用於異性婚姻，且政府無義務為同性伴侶提供民事結合或其他替代框架。

岑子杰不服原判提出上訴。2022年上訴法庭維持原判，認為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七條列明的婚姻自由是指異性伴侶透過婚姻制度締結婚姻，政府無法律責任提供替代框架。之後，岑子杰進一步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主要討論三個問題：

問題1：上訴人是否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享有同性婚姻的憲法權利。
問題2：沒有任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其他途徑是否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及／或《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問題3：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作出裁決，一致駁回問題1和問題3，即香港沒有同性婚姻和不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並沒有違憲。在問題2上，終審法院以3:2裁定政府敗訴，指政府沒有履行其積極義務，另訂框架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也沒有訂明因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所衍生的適當權利和義務，侵犯了上訴人根據《人權法案》第十四條享有的權利——私生活權利不受侵擾的權利。

按終審法院的裁決，政府有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制定就該等承認所伴隨的適當權利和責任，並需在終審法院2023年10月27日頒布裁決後起計，暫緩兩年內生效。

因為終審法院的裁決具約束力，政府不能違反法庭裁決，必須履行相關的積極義務，在兩年暫緩期內制訂相關政策。最終，政府在本年7月推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訂明申請人須年滿18歲，並已在海外註冊有效的同性婚姻或伴侶關係，才可在香港登記，可享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和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重申《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所保證和保障的婚姻憲法自由只限於異性婚姻，並將同性婚姻排除在外，而現時政府建議設立的法律承認機制亦只限於同性伴侶關係，絕對不等同於男女婚姻關係。

雖然曾局長再三強調「一夫一妻」為特區政府唯一合法的婚姻制度，但《條例草案》內容未能得到大多數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有傳媒機構向立法會各政黨及多個無黨派議員了解投票意向，已表明反對或傾向反對的，加上傾向棄權的議員人數已超過議員總數的一半，即若現時舉行投票而全體議員均參與表決的話，法案將會被否決。

有持反對立場的議員認為現時擬定的登記機制，事實上與承認同性婚姻無異，也有議員擔心通過條例會對現行法律及社會以至價值觀帶來顛覆性的衝擊。支持《條例草案》的議員則認為政府提出的框架只是接受已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登記，不過行了半步，已很克制。另一方面，《條例草案》內容也令同志團體感到不滿。岑子杰曾質疑政府提出的方案並非終審法院所要求的婚姻替代框架，同時政府要求同性伴侶先在海外登記結婚，對基層的同性伴侶做成障礙。話雖如此，部分同志朋友以「袋住先」的態度接受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

現在政府面臨一個困局，因應終審法院的裁決，政府有積極義務確立同性伴侶替代框架；但終審法院裁決對立法會不具約束力，因此立法會沒有責任和義務滿足終審法院的要求而通過政府是次提出的《條例草案》，而現階段《條例草案》是否足夠票通過，也是未知之數。如果最終法案不獲立法會通過，但終審法院裁決原則上繼續有效，政府仍有持續責任履行法律義務。

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

明光社過去一直關注香港同性戀運動的發展，致力維護現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同時理解一些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困境，如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安排的需要，並嘗試在兩者之間取其平衡。因此，我們自2018年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

「緊密關係授權」是指市民可以選擇自己最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在有需要的時候代表自己處理包括醫院探視、醫療決定、財產及生活安排、遺體和骨灰處理，以及身後事等，透過簡化申請程序，獲得政府機關的承認，保障各種緊密的人際關係。緊密關係並不特別限定某種性關係的型態，也不限於血緣，而是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人士，例如契爺契仔、金蘭姊妹、同性伴侶、異性同居關係，而獨居長者最信任的可能是多年好友，又或是牧師、神父，政府不用制定量度關係緊密的準則，而是由市民主導授權給自己選擇的人。在維護包括同性伴侶在內的緊密關係者基本權益的同時，亦符合維護現行男女婚姻獨特性的原則。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並未涵蓋同性伴侶繼承遺產的問題，其實有關人士只需及早訂立遺囑，就可以順利解決此問題。

關注事態發展表達意見

如果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可以預視同志團體的下一步行動是爭取同性領養和同性伴侶的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等，嚴重侵犯將會出生嬰兒的權利，人為及故意地剝奪兒童由親生父親及母親共同撫養下健康成長的基本人權。

立法會《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條文的工作，《條例草案》估計將在9月交回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請大家繼續關注事態發展，也可繼續向政府和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

隨著人工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一種新的不對稱正在人類社會逐漸浮現，那就是科技階級分化（technological stratification），這是指科技不再是全民賦能的工具，反而把社會劃分成被動的消費者與主動的掌控者。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現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富有遠見的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所預見，他在其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中，對我們今日的數位世界發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

《時間機器》是一部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主角被稱為「時間旅行者」，他前往遙遠的未來，發現人類已經被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埃洛伊人（Eloi）住在地面，他們衣食無憂，過著表面幸福、輕鬆的生活；而摩洛克人（Morlocks）則居於地底，維持著讓埃洛伊人生活舒適的機器。但隨著劇情推進，主角揭露了可怕的真相：摩洛克人並不是無條件地服侍埃洛伊人，其實前者在飼養並獵食後者。這不僅不是烏托邦，而是對未來世界的悲觀描繪。

在威爾斯的時代，人工智慧尚未出現。這部在工業革命高峰期寫成的小說，其實是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階級分化的批判。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享受休閒與寫意的生活，代表維多利亞時代富裕的貴族。他們被描繪成充滿孩子氣、被動且智力發展遲緩的人。由於他們完全不需要奮鬥，結果退化成了脆弱的物種。摩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隧道和機器中，代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維持世界運轉的人。因為休閒階級長期壓迫勞動階層，結果後者要對前者報復，由受害者變成了掠食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埃洛伊人象徵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摩洛克人象徵受到操控的勞工階級。然而，在現代社會，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角色已經轉換過來，如今，智能衰退的是普羅大眾，掌控社會、運作機器的是擁有權力的精英階層。

現在將鏡頭推前到今日，威爾斯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早已不再是科幻情節。在許多方面，埃洛伊人就像現代那些被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系統包圍的群眾。然而，人們為這舒適的生活付上了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智慧的衰退。根據《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艾莉西亞．芬利 （Allysia Finley）的觀察，當人工智慧愈來愈聰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卻似乎變得愈來愈笨。很多年青人只是機械式地在人工智能或者搜索引擎中拿取快速的答案，自己無法提出嶄新見解或從多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教授抱怨說，很多學生直接呈交大型語言模型生成的所謂「論文」，連一些很明顯的錯誤也懶得去修正。芬利指出，人的大腦如同肌肉，需要挑戰與刺激才能發展，尤其是在20幾歲的成長關鍵期。但當人工智能代替我們思考，就會出現一種稱為「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現象，那就是將思考外判出去，大腦自然也就無法成長與強化。這如同埃洛伊人失去體能與智慧，我們為了方便和舒適而讓頭腦退化。

其實，這種科技導致頭腦懶惰的情況不單只發生在年輕學生身上，專業人士亦墮入這個陷阱。去年2月，一份生物學期刊出版了一篇研究論文，但有人發現插圖上的字完全沒有意思，其實這是人工智慧的作品，早期的人工智慧圖片生成工具仍然有很多漏洞，其中之一是無法串出正確的字，那幾位「出貓」的「學者」也懶得用Photoshop去修改和掩飾。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一份期刊撤回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開頭是：「當然，這裡有一個適合你主題的引言。」這句話是典型人工智慧答案的開場白，作者竟然搬字過紙！今年7月，著名學術出版社Springer Nature撤回了一本已經出版的書籍，這本書是關於機械學習，但學術監察團體Retraction Watch發現這本書大部份的參考書目都是子烏虛有，很明顯都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但作者竟然懶得去查證和修改。

一方面，普遍人失去了基礎的技能和思辨能力，人們愈來愈似威爾斯小說裡面的伊洛伊人；但另一方面，有一群精英則通過建立高科技，為普遍人提供方便而舒適的生活，這包括了科技龍頭公司的領導人、科學家、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在某種意義下，他們好像威爾斯筆下的摩洛克人。他們了解系統的深層原理，也知道如何操作這些工具。他們握有巨大影響力：透過演算法和資訊傳播去引導人的思考，過濾知識內容來建立主旋律與規範，並以數據分析與監控技術觀察行為。在某些極端觀點中，這個精英階級不只是啟動社會，他們可以為了權力、利益而是操縱社會。在不知不覺下，他們的影響早已滲入我們每日使用的平台、推薦系統與數位基礎設施之中。好像摩洛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躲藏於黑暗地底，普遍人成為他們的獵物、韭菜，而這群精英則變成了掠食者。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這情況過於二元化，並非所有科技巨頭都是摩洛克人，許多科技人士其實是理想主義者、開源運動者，他們努力推動人工智能民主化與資訊透明化。同時，今日的所謂「埃洛伊人」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我們擁有教育機會、政治參與權、言論自由，也可以組織反對力量。在威爾斯小說中，被動者的命運無法逆轉，但與此不同，我們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人工智慧和其他科技令我們智能退化和耽於逸樂，而是我們自願地放棄了思考的責任，自己選擇成為埃洛伊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我們塑造自己，未來由我們決定。

《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一書深入探討，在數位時代手機對人類大腦的影響，作者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是位來自瑞典的精神科醫生，他以科學研究為基礎，揭示智慧型手機如何改變人們的認知、情緒與行為，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影響更為深遠。韓森醫生在臨床研究上發現有愈來愈多瑞典青少年失眠、有抑鬱症的傾向。他指相較在2000年左右，近年在瑞典因失眠而就診的年輕人高達八倍之多，而缺少社交、運動及睡眠這三種重要保護因素，青少年的精神狀態也會變差。

作者指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青少年。他們的大腦正處於發育關鍵期，對外界刺激特別敏感。書中引用神經科學研究，說明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導致注意力分散、記憶力下降，甚至影響情緒調節。手機的應用程式採用了即時反饋機制（如社群媒體的「讚」或訊息通知），會刺激大腦的多巴胺分泌，形成類似成癮的行為模式，而令腦部釋放快樂物質的「報酬系」機制，對青少年尤其危險，因為他們的自控能力尚未成熟，容易沉迷於虛擬世界，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與學習，而過度依賴手機就可能導致社交孤立，增加焦慮與抑鬱的風險。

作者稱人們因手機而變蠢：「手機這樣的科技，與其說是讓人類升級為2.0版，倒不如說是降級成為0.5版。」青少年的大腦發育與學習表現深受手機影響，因為快速滑動的資訊讓大腦習慣於接收碎片化的訊息，削弱了深度思考能力，也無法專注於深入的分析。

作者指出人們的腦袋與身體正在開始「退化」，不單是思考、還有抗壓能力和體魄。關注自己的壓力指數，減少無謂的網絡社交平台活動，積極在數位時代中找到平衡的生活，重新掌握專注力，並在真實世界裡找尋快樂，是這書對讀者的一些提醒。

香港現今的健身文化可謂非常蓬勃，雖然自1986年開始營業的大型健身中心舒適堡（PHYSICAL）在去年結業，但健身氣氛仍未見減退，甚至某些健身中心分店愈開愈多，不少香港人也都擁有健身中心的會籍。不過，以筆者的經驗和觀察，願意花時間健身的人，並不全然為了追求健康，更多的是基於其他實在的原因，而健身亦與其他運動有著重大的分別，其特點引人反思。

健身運動的興起

其實香港的健身文化早已開展，其起始點在上世紀80、90年代，當時不同地區已出現一些大型健身中心，分店亦遍佈中環、銅鑼灣、尖沙咀等地區。而健身中心為要招攬會員，不少健身教練亦開始在街頭推銷各類型健身計劃。[1] 正因為街頭推銷的出現，健身業予人的印象漸漸變得負面。雖然健身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但健身從業員使用的推銷方式讓人聯想到「傳銷」，就是萬一被健身中心纏上，便「萬劫不復」。舒適堡便曾一度實行硬銷的手段，有媒體稱，舒適堡過去要承擔分店的租金、人手以至水電煤的龐大開支，維持營運的成本自然就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當中的健身教練需要跑單，久不久便有會員「被說服」為幾百堂健身課付費，類似的「劏客」新聞並不罕見。[2]

不少關於健身教練硬銷的投訴出現，有些更跑到報章上，「健身」的負面形象與「傳銷」、「保險」等行業的不良銷售手法幾乎畫上等號。但儘管如此，香港健身場地的規模和會員的人數在2000年代或以後仍不跌反升。[3] 單看如此的社會現象，腦袋不禁會冒起了數百個問號，亦即是代表有其他更重要的元素使得人們在「行頭複雜」的健身文化下，仍然選擇健身。

不少人會說，健身不就是與其他運動一樣，就是一項能夠提供多巴胺，且有益身心的運動，如同有人選擇跑步，有人選擇踩單車一樣，健身運動就只是其中一種選擇；而實際上似乎不是如此，至少從表面來看，健身比起其他運動更快更容易看到成效，只要願意在剛開始的肌肉敏感期投放時間，不出數個月便能看見肌肉的線條浮現。[4]

面對塵世中的變幻

人渴望永恆不變，卻活在時間的流變當中，不論生活環境還是人際關係，總有可能出現變化，而面對變化卻會令人無所適從，因為無法把握所有的變化。而當有人想在塵世中抓緊永恆不變的事物時，便容易因著抓不住而感到失落，就如傳道書所述，都是虛空、捕風。人抓不住充滿變幻的世界，抓不住人際關係，人最常遇見的，其實就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與家人、朋友、伴侶等關係的問題，難怪心理學家阿德勒會認為，幾乎所有的人生問題，都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而健身運動似乎讓人更容易掌握當中的變化，更能讓人從失落中恢復過來。

或許從與伴侶分離的情景開始談人際關係的問題，會更容易理解關係轉變對人的影響。早在2017年的時間，香港樂隊C AllStar的成員陳建安推出了一首名為《煉獄健身室》的歌曲，其主題是講述一個失戀的人，透過地獄式健身訓練，從失戀的痛苦中獲得釋放，當中的歌詞這樣寫到：「毛巾濕，淚水先乾透，自信方可再生」、「太多怨恨，何妨來煉獄洩憤，用身心虛脱，來換暴漲青筋，記起你便回來除掉戀愛癮」、「日子將有功，等每塊肉捱夠痛苦，就免疫你的可惡」、「情感偏像虧本生意，被騙子都帶走，因此我慢慢練出寬肩虎背，別人難偷，只有這套肉身的盔甲，才是我真擁有。」[5]

歌詞中所帶出的主軸訊息，就是人需要利用健身訓練所給予的痛苦來掩蓋心靈的創傷，看見肌肉的變化，從而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而將時間投資在健身訓練上，比起投資在人身上更有回報，強壯的身軀才是人在變幻的世界中能夠真正擁有的東西，無怪乎會有人說出「人會背叛你，但肌肉卻不會」這一類的話。那種耕耘與收穫不對等的失落隨著音符在空氣中飄散，其實不少情歌也有這樣的表達，如曹格的《背叛》其中一句歌詞：「儘管我細心灌溉，你說不愛就不愛」，就表達到關係的不對等，以及不是努力就能夠成功維繫彼此感情的遺憾。

一項調查指出，在1,700位在過去五年曾經歷分手的受訪者中，有82%在分手不久以後花更多時間健身，當中多數人會長期維持這種生活方式。[6] 某程度上，「失戀」可能就是通往健康的其中一種路徑。一些健身網紅就製作了相關的迷因（meme），展示出分手前和分手後身形的分別。[7] 前述的調查又指，只在分手後首個月增加了健身時間的受訪者中，當中有31%的動機是「想要在前度面前炫耀自己的改變」，而神奇的是，這些人的健身時間隨後又會回到原先的狀況，[8] 反映了如果健身只為了報復前度，而不是為自己而進行，當事人的動力反而會減退，無法持之以恆。

相信健身運動能夠短時間內提升人一定的自信，助人重建自尊，故此對於人際關係的挫敗，有著一定的療癒效果。正因為健身運動能夠令人對身體變化有著某程度的掌握，訓練重量的提升與肌肉帶來的成就感，能提升人的自尊感，[9] 比起人際關係的莫測變幻，更容易掌控，符合人性的渴望，就如《煉獄健身室》的歌詞中所提及，情感關係會被奪去，惟有肌肉才不會被他人所奪去，對於一些選擇去健身的人來說，操練身體是最好的情感出口，也是將混沌的思緒重回秩序的方法。

ViuTV時有出品一些內容貼地、有深度的電視劇集，今年5月中開始在電視播出的15集《哪一天我們會紅》（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劇集是其中一部。該劇以香港年輕人希望在網絡上成名的故事為主線，聚焦經營YouTube頻道背後的追夢、友情、競爭與網絡世界的挑戰。故事圍繞三位電影系學生Michelle、Gthan和Jacky創辦的YouTube頻道「無景深」，與另一頻道「層層疊」的競爭。通過幽默、諷刺和寫實的敘事手法，該劇深入探討了YouTube生態的改變、觀眾心態與網絡欺凌等議題，反映青年人於數碼時代的夢想追逐與所付的代價，劇集以兩條頻道的對壘，呈現了YouTuber之間的競爭、網絡瞬間轉向的殘酷實況與人性的掙扎。

劇集的英文名稱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源自於藝術家Andy Warhol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1] 的確有不少青少年很想成為YouTuber，透過影片呈現自己，想被看見、認同及關注。然而，短暫贏到like（讚），與能夠獲得subscribers（訂閱者）及長期維持view數（觀看次數）則是兩回事，如果頻道想要在YouTube裡「生存」甚至獲利（即有廣告收入），有可能就會連最基本的人性、初心都會漸漸被磨掉及遺忘。

金句譜寫實況

該劇第一集的主題：「Follower（追縱者）就係你嘅價值！Subscriber就係你嘅戰鬥力！」，反映了現時網絡常見的情況，而製片的YouTuber堅持的往往不是影片的質素和深度，而是以胸部及臀部作為賣點吸引觀眾（Gthan 的想法）。如他們亦認同劇中金句「YouTuber 精神：view數越大，責任越大，責任就係服侍觀眾！」的話（「無景深」Anna 的理念），製片者會失去了把關的功能，會為了追求觀眾流量，而把質量降低，以討好大多數只想被娛樂的觀眾。

另外，對於一些想追求藝術感、拍攝有質素內容的製片者來說，他們可能要面對的就是低流量，少人關注及沒有話語權的情況。YouTuber想要有腰骨，堅持自己的理念，生存便會變得困難，可能要打工兼職才能支持頻道的運作。

虛假的人設與關係

如果單靠訂閱者及廣告收入來維持營運的話，為了迎合觀眾口味、滿足其好奇心、吸引廣告商落廣告，YouTuber少不免要有一套人設（人物設定）。就如劇中的Yannis 由「無景深」過檔到「層層疊」，老闆況哥為她創作了一個新的人設，待她再離開「層層疊」時，她就需要放棄建立多時、廣為人認識的形象，其收入、公眾支持度都會被影響，要放棄或放下就需要勇氣。相對來說，另一人物Bobby於YouTube 中多年來謊稱自己有多重人格，他以此形象做直播，一直小心翼翼不讓人設「解離」崩壞，以防頻道消失及追縱者數目下滑。但當他向公眾坦承他是專業演員兼沒有精神分裂時，網民及haters（惡意攻擊者）在留言中表達出對他的不信任、質疑及謾罵令他陷入瘋狂，究竟他應繼續做戲挽回支持，或是選擇被人遺忘？既想做回真正的自己，又得面對廣大網民，實在不易。

此劇更講述到情侶相互利用的情況。士多甩與格拉底為了營運頻道表面恩愛，但實在男方因受不了女方的橫蠻無理而出軌，女方就算知道也啞忍。「層層疊」的況哥與Kimchi這對情侶在分手後，於網上直播公開數落對方的不是，有人甚至為了自保形象而抹黑前度患有精神病，哪怕會讓對方聲譽受損，更引發網絡欺凌。

為求生存而忘記初心

此劇還有很多諷刺的小故事，如粉絲死心、虐貓事件、廣告費爭議等，可以讓觀眾了解到YouTube業界中，KOL 與粉絲、與同業或同業老大哥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當中往往牽扯到利益。劇集也揭示到在此業界中，爭到流量就可以得到話語權，這裡沒有永遠的支持者，因為網上風向飄忽不定，萬一捉錯風向或得罪網民，頻道就會陷入危機之中。

特別要一提凌老闆的出現，他只在劇中出現過一次，他與況哥對談，指出以往「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的快餐世代已過時（相比拍劇集、電影，YouTube短片其實已是速食快餐），現在的觀眾不是想吃快餐，而是想要娛樂，追求驅動多巴胺的「垃圾」。凌老闆提出若一條「舔廁板」的10秒直播片能獲得的流量比花100小時製作的高質量短片高，那為甚麼仍要浪費時間創作。況哥則比喻「垃圾」內容如同毒品（實在是指現在不少人正沉迷的短視頻），侵蝕觀眾的思考能力和耐心，影響創作者放棄深度創作。這一觀點不僅諷刺了網民的品味，也揭示了現實中YouTuber在流量壓力下的創作困境。

此劇恍如當前網絡文化的一面鏡子，具娛樂性之餘，也帶領觀眾思考真我與人設之間的價值衝突，在面對網絡謠言時自己是否能持守重要的同理心及人性？隨著現實與虛擬世界的界限愈見模糊，網絡成名的背後往往要付巨大代價。網絡的未來，會否如凌老闆所指，本來已沒甚麼養份的快餐短片，將會進一步變成零養份的即食餐，新一代網民的專注力會否變得短暫，甚至喪失耐性？值得我們反思及警惕。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當，走到盡頭，卻通向死亡。」
(箴言十六25《環球聖經譯本》)

「我曾經熱愛觀看足球賽事，但現在看足球賽事，內心猶有餘悸。」阿俊(化名)自賭波合法化之後，也一嘗賭波的滋味，不料愈賭愈大，最終欠債累累。

由熱愛到有餘悸的足球

足球本是一項健康的運動，但對阿俊來說並不健康，還留下深深的陰影，至今揮之不去。原因是足球不單令他失去金錢，也令他失去未婚妻。阿俊一向沒有賭博的習慣，他只希望預備更多金錢為日後結婚、買樓之用，他才由熟悉的足球開始接觸賭博。「我不懂六合彩，也不熟悉賽馬；但我有觀看足球比賽，略懂看輸贏，於是我就靠這少少認識，去接觸賭博。」他續稱，「睇波」變成賭波不單因為認識，而且因為容易。他從來沒有進入投注站，環境陌生令他卻步，而賭波不需要他親身進入投注站，他說：「我只要有手機，便可以用APPS合法地賭。再者，差不多每晚都有足球比賽，每天投注都可以。」起初，阿俊投注很保守，不敢投放太多金錢，用玩、試的心態去接觸賭博，可是後來愈賭愈大。他說：「因為太容易賭，逐漸形成了心癮，每天都很想投注，投注金額愈來愈高。」六合彩每星期開彩兩次，但足球每天都可以投注，令他每天沉醉賭波，因為貪念而一發不可收拾。

甜蜜初衷變分離收場

他起初希望與未婚妻建立幸福快樂的家庭而賭，然而最終的結局是拆毀了未來的家庭。賭波的結局讓他輸掉辛苦儲蓄而來的「老婆本」，大概一百萬港元，令他的未婚妻離他而去。「當未婚妻知道我賭，並欠下巨債時，她很擔心，最終離開了我。」他感恩仍有家人對他不離不棄，先幫他重組債務及規劃未來的還債之路。現在，他每月的工資都由家人管理，家人只給予他基本的開支費用，其他額外的支出實報實銷，直至還清所有債務為止。問他會不會再賭？他說：「現在我根本沒有錢再賭，要到我還清所有債務，重拾自由時才知道自己的定力。不過，回首這段痛苦的經歷，每天節衣縮食去償還高昂的利息，我也不想再次經歷同樣事情。」在這個艱難的時期，他的姐姐主動邀請他返教會。雖然阿俊聲稱並未相信，但他每星期恆常地去教會，內心有一份平安，相信天父一定有祂的時間及帶領。現在有教會弟兄姊妹與他同行，給他幫助，讓他不感到孤單；通過教會分享的見證，他更體會到賭的禍害。現在他希望能盡快償還所有欠債，起來重新走下去。

中三初次賭馬

外表斯文、沉默寡言的阿明(化名)沒有想到有一個難以擺脫的惡習──賭。自中三起，他因一個「貪」字，跌入賭的陷阱。儘管他多次希望擺脫賭的引誘，掙扎過後，仍是賭。直至今天，他喜悅地與人分享：「我自去年11月至現在都沒有再賭了。」阿明接近50歲，半生都在賭，最終因為上帝的大能把他拉回來。

阿明中三時見到同學賭馬，他也花了數十元下注，結果贏了數百元；他以為得到幸運之神眷顧，故一直賭下去，直至去年11月。旁人不禁問：為何中三可以進入投注站？原來當時有相熟的成人專門替學生下注。貪心、容易投注、容易「贏錢」……以上的誘因令他一生沉迷其中。「我買馬，買10次贏6次。」當時的他可真豪氣，以為幸運永遠陪伴他；然而這些日子總會有一天結束，他也沒有想過有一天會欠債。

賭到說謊的人生

不單在香港賭，阿明更去澳門賭場，把辛苦積蓄得來的金錢全部捧到賭枱上。他試過拿著一萬港元過澳門，最終輸了9,000元，但他並沒有受到教訓。返港後，他繼續儲蓄，然後又去澳門。輸也繼續賭？他說：「因為我不服氣，所以要再賭，贏回失去的。」就是這種心態，無論贏或輸，總會找到原因繼續賭下去。後來，他去了佈道會，信主了。他知道耶穌不喜歡賭，他開始掙扎，最後還是力不從心，繼續賭。在2021年，他認識一位朋友，這是他欠債之始。這位朋友視阿明如親弟弟，當阿明說「結婚」需要用錢，朋友毫無猜疑借錢給他。誰料這是謊言？他把借來的錢用在賭博上，當然全部輸光了，他展開欠債之路。

祈禱得勝

阿明的工資全由太太保管，他根本沒有餘錢還債，他唯有向太太坦白，好讓她幫忙。太太聽了這個消息之後，立時感到徬徨與驚慌，因為她當時才知道枕邊人原來是一個賭徒。愛主的太太唯有祈禱及尋找教會幫忙，最終找到「戒賭牧師」的教會。他回想賭博的經歷，他說：「我一直都有賭馬，愈賭愈大，有時一次過花5萬元來賭。除了賭馬，我也賭波，我見同事下注，我又一起加入。原來很易玩，於是就玩在一起。」以往，喜歡「睇波」的他一直沒有想過賭波。賭波合法化後，他開始嘗試，加入賭波行列，並一直投注，直至去年11月。問他為何有這轉變？他說：「我與太太多了追求神的話語，聽了很多見證分享。但是，我也不是突然不賭。我信主後，一直不斷減少賭博；我知道錯，但我按捺不住！首先，我由每週賭10次變成賭3次，慢慢減少至現在不再賭博。」在教會，跟弟兄姊妹聚會後，一起吃飯，一起傾談，一起守望；有家人、教會的支持和見證，愛令阿明軟化。「現在我每晚都與太太一起祈禱，望上帝取走心中的貪念和心癮。靠自己很難，惟有靠主，才會不賭。現在我多了親近神，返主日學，唱詩歌，期望能學像耶穌。」

為下一代守望

自賭足球博彩合法化後，馬會從年頭到年尾都可讓市民參與賭博，週末更可連續賭博50場賽事。足球博彩自2003年8月開始，賽馬會的投注額已由2003/2004年度的160億元，增至2023/2024年度的1,603億元，成為歷史新高。若籃球博彩也合法化，相信香港會有更多青少年成為賭徒，請我們一起為下一代守望祈禱。

Netflix英國劇集《混沌少年時》被英國《衛報》的劇評人稱之為「幾十年來最接近完美的電視劇」，該劇共有四集，故事以13歲少年Jamie涉嫌以刀殺害同學的事件作為開端，透過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呈現英國校園朋輩間的相處、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自我形象及對女性看法等），與及親子關係疏離等情況如何令悲劇釀成。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

劇集採用極具挑戰性的一鏡到底方式來拍攝，每集約60分鐘不間斷的鏡頭移動，展現了導演Philip Barantini的功力，而此種運用鏡頭的手法要求演員們及拍攝團隊有非常高的合作性。這種連續不間斷的拍攝也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劇中人身邊，體驗他們的惶恐、掙扎與情感。這種技巧時有運用於電影裡，如《1917》和《飛鳥俠》，以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實感。

劇集選擇這種拍攝手法，能讓觀眾從一小時的細心觀察中有所反思，如在校園裡、人物傾談中，可以細察到孩子的心理變化與想法，透過鏡頭直接呈現出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手法也捕捉了時間的流逝，就像現實生活同樣沒有被剪接的機會。

編劇在說故事時所使用的藝術表達手法，沒有刻意為觀眾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多重視角拼湊事件全貌。喧鬧的校園、青少年與心理學家對話時流露的心靈需要，以及家庭成員對話時呈現的緊張感等，都在連續鏡頭下，被拍攝下來無所遁形，這種藝術手法迫使身為家長的觀眾正視一個狀況，青少年的困境，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造成，也無法用簡化標籤理解。

社交媒體的隱形殺傷力

劇集亦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英國天空新聞台的網站刊出了一個調查，當中指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對男孩心智構成的「毒害」，40%的14至17歲受訪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上網六小時。[1] 《混沌少年時》的編劇Jack Thorne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與他自己少年時不同，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上接觸到的可能是極端思想，而他少年時只是閱讀書籍，這正是劇中主角Jamie與他的關鍵差異。[2]

劇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成人們無從得知孩子於社交平台接觸到甚麼群體，也不知道網絡文化或「暗語」可能會令青少年扭曲地看這個世界，而這些群體和資訊也影響到孩子如何看自己。如劇中提及的「非自願單身族群」（incel）、男女關係的「80/20法則」及「男權之圈」（manosphere）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心智未成熟的13歲少年，影響Jamie的自信心、自我形象與觀感，甚至影響到他對異性作出的行為。

就如劇中提到，網絡上的男權之圈是一群反女權主義的擁護者，這圈子的人貶低女性，推崇男性主義，將權力與控制連結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形成的「迴聲廊」，令用戶只接收到類似的資訊，導致Jamie相信此種極端想法及行為是正常。在面對女同學Katie對自己的拒絕和人身攻擊時，Jamie惱羞成怒，就直接以暴力方式來回應。

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很多時都教導孩子要有規有矩，但卻容易放手讓子女於青少年時期任意上網，令他們透過社交平台的「窗口」窺探世界，也就是沒有年齡差別的去面對成人世界。有些孩子上網時，甚至為了取得網友的關注而以言論、圖像來討好別人，這些不經意的忽略令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欺凌或暴露私隱的危險。身兼演員和編劇工作的Stephen Graham，在劇中飾演Jamie的父親Eddie，他為了工作早出晚歸，或許會和孩子去打球，但父子沒有深入傾談，這位父親不知道兒子在網上被人欺凌，並且在內心對自己及男女關係感到焦慮。

在場的缺席令隔閡形成

此劇具有警世的意義，Jamie的父母雖然充滿愛心，卻對兒子的數位足跡一無所知。這種「愛的不對稱」正是當代教養的致命盲點——人們關心孩子吃甚麼、何時就寢，卻對已經成為他們精神食糧的網絡世界一無所知或者視而不見。劇集提醒了家長必須跨越科技上的鴻溝，理解「數位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而非將智能設備簡單視為電子保母。

Eddie也代表了傳統教養面對的困境，他愛兒子卻不懂如何表達，重視家庭卻與孩子缺乏情感交流。這種「在場的缺席」隨著Jamie被捕而徹底崩解。劇集第三集的心理治療場景揭示了殘酷真相——Jamie的失控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孤獨和掙扎帶來的結果。但劇集也留下了希望的伏線，當Eddie最終崩潰地躺在兒子床上，象徵著權威父親形象的瓦解，他卻有著重生的可能，願意繼續以愛守護孩子。這呼應了Graham在訪談中的觀點：「養育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3] 家長需要意識到，在數位時代，教養已不能僅依賴直覺與經驗，而必須建立全新的、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支援系統，了解孩子在網絡中研究、討論甚麼，及他們面對著甚麼事情。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拒絕將悲劇歸因於一個原因。每個環節失去一點的功能——父母的不察、學校的疏忽、群體的冷漠，以及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構成了一個吞噬少年的系統。而這面鏡子反映的不是單一事件，是整個Z世代，社會及家長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教育現實。與其急著尋找「誰該負責」，不如思考「我能改變甚麼」，這或許是劇集留給家長最寶貴的功課。

[1] Tamara Cohen, “Teenagers exposed to ‘horrific’ content online - and this survey reveals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Sky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25, https://news.sky.com/story/teenagers-exposed-to-horrific-content-online-and-this-survey-reveals-the-scale-of-the-problem-13331556.

現代人的互動正在悄悄改變，智能手機作為「24小時隨身連結工具」，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與世界連繫的方式。餐廳裡常見到同桌家人一起吃飯卻各自滑手機的畫面，這種「人在心不在」的狀態，反映出親子關係面對的難題——當孩子開口要手機時，家長不僅要決定是否給予工具，更要深思如何協助孩子在虛實世界間取得平衡。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聚會中分享了一些實用建議。

科技是一把雙刃劍

手機確實是打開新世界的鑰匙，黃博士指出教育應用程式能將知識變成遊戲、通訊軟體可培養團隊合作、日程管理能訓練時間規劃。然而智能手機若使用失當，可能導致孩子沉迷網絡遊戲、錯失透過現實世界的互動培養同理心的機會。家長擔心孩子走進螢幕世界後，可能因為沉迷網絡遊戲，失去重要人生體驗，而同理心、耐性、說話能力都是需要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才能建立的，而在科技浪潮中，孩子正逐漸失去這些特質。

親子會因為手機起衝突，而這些衝突常源於兩代在經驗上的差異，父母眼中「埋頭打機」是逃避現實，對孩子而言是社交日常，家長憂慮社交媒體易令人沉迷，青少年卻視它們為建立友誼與紓壓的渠道。黃博士提醒家長，衝突若處理不當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孩子現實受挫就更投入網絡即時回饋，家長焦慮失控就加強對孩子的監控，最終破壞親子關係。她指出破解兩者分歧的關鍵在於培養「數位智慧」，而非完全隔絕科技。

建立手機的使用規範

黃博士提出的「管教五步曲」，包括了解孩子、情感溝通、訂立協議、執行協議和自律，家長與孩子共同制定使用手機的規則時，重點在展現尊重與理解。例如餐桌禁用手機是守護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睡前禁用手機是幫助孩子建立生活界線與自我控制能力，這些規範都在平衡科技使用與親子連結，讓孩子體會「離線時刻」的價值。

智能手機帶來「永遠在線」的方便，卻讓用戶失去獨處的能力。其實人際連結與獨處，對成長是同等重要，青少年特別需要空白時間來探索自我、需要思考價值觀、學習同理心、管理並表達自己的感受。[1] 黃博士建議家長可透過定期安排家庭活動與興趣培養的項目，來創造實體互動的滿足感，這有助減少孩子對手機的依賴。

在應用程式管理層面，黃博士重視預防多於監控。家長定期檢視孩子手機內安裝的應用程式，不是要分秒監控他們，而是要培養其自律意識。家長需要評估應用程式內容的適齡性，同時也要教導孩子掌握網絡安全觀念，例如懂得保護個人資料，辨識網絡陷阱，理解某些網站為何要求用戶提供電話與住址，如情況不明便拒絕提供敏感資料。日常教導和練習能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數位安全意識，並逐步發展自我保護能力。

沉溺行為背後的心結

網絡時代人們既追求自由又需要歸屬感，寧可與其他人保持聯絡，但就不願意彼此有深入的交通。[2] 上網打機恰好提供了抽離現實卻保持連結的空間，參與者可在其中紓緩內心的焦慮。黃博士指出，當孩子突然沉迷網絡遊戲，往往反映出孩子正經歷人際困境或學業壓力，例如朋友離別、失戀、被排擠或成績退步等。此時家長應成為守護者和引導者，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疏導情緒。透過細心觀察與情感支持，能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理解到孩子行為背後的動機，家長可以這種方式回應孩子沉迷網絡的情況，而不是立即禁止他們使用電子產品或責備他們。

黃博士指出在決定是否給孩子智能手機時應考慮其年齡、成熟度和需求。家長應評估孩子的責任感和自律能力，並與孩子討論使用手機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家長保持開放的態度，樂意與孩子溝通，逐步引導他們正確使用科技產品，並避免沉迷網絡世界。

以身教展現數位素養

我們不必否定或抗拒科技發展，但應讓它在合適的位置發揮其真正價值。當家長擔心智能手機會削弱孩子的專注力，或減低對建立友誼的興趣時，便更應該透過身教來教導孩子同理心和關注真實事物的重要。家長可以從非常簡單的事情著手，多展現對其他人的重視和尊重，在吃飯時、在遊樂場、車上或與人見面時不要用手機，並且主動在網絡世界保護自己的隱私。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往來真實與虛擬世界時持守著平衡，[3] 幫助孩子學會使用科技但不至於迷失其中。

2025年3月18日，意大利報章《頁報》（Il Foglio）推出了全球第一份人工智能（AI）報紙——《AI頁報》（Il Foglio AI），[1] 它既有紙本也有網頁版。而據報道，出版它是該新聞機構的一項實驗，而實驗為期一個月。這份AI報紙的內容、標題、摘要等都是由AI創建，而記者的角色僅限於「向AI工具提問並閱讀答案」，[2] 進行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探索AI的能力與侷限，同時也向新聞界發出警示」。[3] 這確是一個既有趣亦帶有警世意味的實驗，因為該新聞機構不單應用AI來寫新聞，亦與它對話，請它不斷的作出「反思」，而很明顯，反思是帶來進步和發展的一種重要方法。

人工智能發展是一個不斷適應及突破的進程，機器在學習模仿人類的思考，起初專注於特定的領域學習，例如棋藝博弈，經過訓練員不斷的放入以往的棋局資料，AI在分析、學習、修正後，慢慢就勝過人類（如象棋、圍棋），這種演練也推展至電子遊戲方面。及後企業OpenAI於2020年創建了一個能生成人類語言及文字的機器（GPT-3），更可生成文本，而另一款模型DALL-E則可以根據文字提示產生及處理圖像。於2022年OpenAI推出了免費聊天機器人ChatGPT讓人使用，令人工智能進一步走向普及化。[4]

AI記者訪問人類主編

AI的不斷學習及進步（能夠「不斷」前進，是因為它不用休息，人進步的速度與它的速度是不能相提並論），AI報紙也終於出現了。《AI頁報》在實驗中能把文件分析，能閱讀書籍，並將圖像轉化為文字以及總結演講內容，甚至能做訪問，與該報的主編對話，口吻亦帶有意大利人說話的幽默。[5]

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威力，筆者亦試著用AI聊天機器人Grok 3來生成一份文字天氣報告，只要輸入基本文章規格，如主題、語言與地區、版面結構、字數、風格（嚴肅、幽默）及受眾目標群（學生、長者），再加入內容數據，如天氣預報的數據、引用或聲明等，報告還可以加上圖片、四格漫畫，以及選擇當中的風格，便可以生成一份報告。用戶更可以使用「DeepSearch」功能，AI便會將收到的資料於網上作出搜尋比對，之後列出它的思考流程、比對過多少資料來源，其表現相當「細心」。

初步體驗不俗，因為速度相當快，當筆者輸入完上述的資料後，也使用了DeepSearch功能，AI要生成一篇文章只需要兩、三分鐘，如再使用它製作多一個提醒讀者收看天氣報告的四格漫畫也只是需要多三分鐘左右，當然裡面的文字會有「沙石」，需要時間去修改，但的確節省了許多時間。

AI偏見與幻覺

AI發展的速度很快，改變著人們不少生活、工作的習慣。然而，每個AI工具都不同，不少人為求快捷在使用它們時忘卻了它們有可能因為受訓練員倒入的資料（包括數據、文字、圖像）所限制，而產生偏見，如生成的內容有性別刻板印象或過於「政治正確」，亦沒有理會不同地區或文化的差異。

另外，亦有可能會出現「AI幻覺」（AI hallucinations），因著過度訓練，AI有可能會出現過度擬合，失去了概括、偵測趨勢或於新資料中得出準確結論的能力。[6] 因此，投入給AI學習的資料應該要更多更好，並作更廣泛的測試及持續改進，當未能找到答案時，AI工具應以「我沒有足夠資訊回答這個問題」來回應，而非編造答案。

AI給人類的啟示

說回《AI頁報》，它於4月22日刊出了一篇反思文章，撰文的AI謙稱自己並沒有超越新聞業，而是踏出了一小步，呈現了當代一種帶有自嘲意味的評論文章風格，而因著AI沒有獲取事實的特權，評論式新聞會是AI最擅長的領域。[7] 因為它需要人類提供資料，讓它生成新聞，而人類可以加入提示，令AI寫出不同風格的文章。AI又在文中指出，有關它的模仿能力，《頁報》有記者曾指出，它文筆流暢，尊重風格，且學習能力快。但亦有人提出，如果AI能因著得到合適的提示，就能夠刺激整個負責寫社論的團隊，那意味著新聞工作者需要「重塑自我」（意大利文reinventarci，英語大概是to reinvent ourselves）。

筆者不禁反思，AI能模仿人類所說的語言、所寫的文字、繪畫風格（如近期人們火熱地用AI把相片轉化成「吉卜力風格」圖片），AI接受訓練時所使用的材料，當中是否牽涉到創作人的版權？如作家、藝術家獨有的創作風格？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他有沒有自己的獨特的視野或人性化的評論風格？如剔除了他的名字，AI又是否能取代他的工作？新聞工作者的價值會否因著AI出現而有所改變，這是值得討論的。

倒入文字及圖片去訓練AI，讓它模仿相對是容易的，但那些資訊卻是新聞機構、文化藝術工作者一生的心血，如何尊重他們，當然是一重點；另一方面，如何讓人繼續追求進步，而不只是停留於使用AI的便利，滿足於按幾個鍵就能生成一篇篇雅緻的文章及一幅幅讓人驚豔的圖畫，這也是很重要。筆者擔心現代的文化內容都會成為AI的數據，但那些文化創意手藝（craftsmanship）就會從現在開始漸漸失傳。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AI × 人類演化未來報告書：從智人升級為超人類的我們，如何適應人機共生時代的社會與生活？》的作者金相均，是韓國慶熙大學的教授，他相信人類從30萬年前自然演化成今天的智人，而未來人類亦會隨著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的發展再進行人工演化，以嶄新的方式生活。

作者又提出，生物技術和奈米科技可將機械人技術應用到人體上，以強化人類的身體和延緩衰老，而基因工程能為人類提供可移植的器官，未來甚至可以將大腦移置到另一個身體上。人類未來能遠端操控機械人工作，加上元宇宙和腦機介面技術，令人類可以足不出戶便到達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任何地方。AI（人工智能）或會使人類思考能力退化，但卻能擴展人類的智慧，甚至能收集人類精神和記憶，讓人的意識一直存留下去。

這些內容不會令人感到陌生，因為在不少科幻電影的橋段也出現過類似的想像，我也相信人類有能力製造新技術來實現以上想像，但這些發展對人類到底是福還是禍？到時是人類操控科技來改善生活，還是人類只能依賴科技來存活？又或是科技反過來在操控著人類？雖然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經歷到人類的人工演化，但AI和其他技術其實已經在重新塑造著我們的生活，亦帶來很多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昔日的不治之症已成為可治療的疾病，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但社會有沒有資源和配套讓人們安享晚年？現有的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和元宇宙技術，能為人類帶來虛擬世界沉浸式的感官體驗，這會否令人類對真實世界不再感興趣？虛擬世界的商業活動又會否成為推動未來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AI的知識和能力超乎我們的想像，現在的教育系統是否能跟上科技的發展？有甚麼專業技能將會被淘汰？AI運算耗用了大量的水電能源，這對我們的環境會造成甚麼影響？AI又會否加劇社會資源不公的情況？

而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迎接這些轉變？

最新結合ChatGPT技術的智能人形伴侶機械人引發關注，該款矽膠娃娃不僅可提供八種性格選項與長期記憶對話功能，能與使用者持續互動，推出人形伴侶機械人的公司聲稱，它們可以提供情緒上支持。該款產品以1,500至2,000美元的價格在海外銷售，預計4月將走進內地市場。有市場研究機構預測，全球情趣機械人市場規模今年將突破300億美元，其中AI情感互動類型的產品佔超過40%的市場份額。購買該款矽膠娃娃用戶，必須額外多付每年100美元的訂閱費，才可解鎖完整AI互動功能，若停止付費，對話服務便會中斷。智能伴侶機械人成為受市場歡迎的產品，可以想像得到，科技正在重塑親密關係的定義，也引發更多科技倫理的討論。

現今社會瀰漫著矛盾的情感焦慮——人們既渴望被無條件接納，卻不願承受關係中的磨合風險，也害怕付出愛。這種「單向索取」的愛情幻想，正是AI矽膠娃娃熱銷的基礎。使用者明知眼前只是演算法編織出來的溫柔假象，仍選擇將情感投射在無生命的物體上，這反映出人性深處的孤獨與對愛的渴求。然而，這種完全可以掌控的「完美關係」自然是會帶來危險，使用者在心理上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的惡性循環。當人類習慣從程式化回應中獲取即時滿足時，現實中需要耐心經營的人際關係反而顯得更具挑戰性，甚至可能導致失去與人相處的能耐。

真正的親密關係本質上包含彼此的接納與欣賞，需要雙方在碰撞中互相遷就。與其用科技填補情感空窗，不如學習在「暫時不被滿足」的狀態共處。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延遲滿足」的智慧，在單身時深化友誼、發展個人興趣、提升溝通能力，這些體驗都將成為未來經營真實關係的養份。愛情最珍貴之處在於透過彼此相愛，讓人遇見更好的自己。因此，面對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誘惑，我們更應珍惜現實中的人際互動，並在等待中成長，迎接真正的情感連結。

參考資料：

〈內地廠推AI矽膠娃娃大受海外歡迎 額外付費可談心〉。東網。2025年2月23日。

「喜樂的心就是良藥」箴言17:22上《環球聖經譯本》

當提及學校的教育，不少人指出應包括「五育」──德、智、體、群、美。許多學校很著重培養學科知識、理性、批判思考及解難探究精神的「智育」，這是學生升學及畢業過程中被視為必要的能力；然而其他「四育」所引申出來有關生命教育的關鍵點，對於生命成長卻具有長久不變的重要性。

生命教育包括很多內容，如將人作為核心，了解生命除了以生物學、文學和歷史之外，還要體會生命的多變和無常、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如何接納自己、欣賞他人、尊重他人、體驗生命、施與受、觀察和認識不同環境、時間管理……這許多的內容，學校課程可能未必觸及很多。不過，這種種有關生命本質、天我關係、人我關係、物我關係、我我關係等不能忽略。明白學生承受著沉重的學習壓力，不想給他們添加壓力的話，遊戲是不錯的方法，讓他們輕鬆地從玩樂中感受、體會及領悟一些生命應重視的地方。

遊戲特質

「遊戲」有一些值得我們留意的特質：一、有特定目標要玩家達到或完成；二、要有挑戰性才好玩：按「心流理論」指出，好玩的遊戲要達到的目標不能太易或太難，否則玩家會感到無聊或認為無可能做到而不享受或放棄；三、要遵守規則，否則參與者任意破壞規則會失去遊戲的挑戰性；四、內容有虛實：模擬的情境讓玩家投入，放下現實身份，但當中可以連繫到現實的處境和真實的情感；五、有時限性：投入的處境會完結，擔當角色有結束的時候。

玩家要面對失敗：對於有目標要達成或完成，無論對一人遊戲或多人合作的遊戲來說，從這個角度來看，即玩家有機會未能完成或失敗，但因為是「遊戲一場」，可以讓玩家於非真實的情境下學習接受自己或團隊有機會失敗；從另一角度來看，就是策略上、與人合作的技巧上或時間控制等不同方面都有機會改善。

互相尊重與接納：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目標和合適的參與年齡，與能力相符的人玩遊戲使人玩得有樂趣。面對不同的群體，遊戲可有其「創新」方法來讓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參與，如增加或減少完成時間、數量，流程或道具；把規則、男女、方向、角度、場地、動作逆轉或替換等都可以增加遊戲趣味。只要參與者一起同意哪些規則可改變，就不是任意破壞規則。這種關注到每位參加者的能力而作出的接納及調節做法，也是一種對不同個體的尊重和接納。

複雜性與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遊戲可加入獎懲制度，增加參與者的認真程度、推動力及成就感；有技巧練習、級數、排行榜等讓人進入心流去繼續挑戰；另外還有競爭、戰略選擇、靈活性、幸運、意外等，頗接近現實生活。有說，遊戲的Fun其實很玄妙，不要預先告訴玩家要學懂甚麼，因為越想控制、越想預告，就會容易破壞玩家的玩樂心態，失去吸引力，更不要說要在當中深切體會了。

超越性及同理心

有些遊戲，不論是劇本殺、桌遊或網上遊戲都會使玩家進入非真實的情境，如兇案現場、瘟疫、戰爭，甚至是喪屍出沒之地；而參加者要作角色扮演，如警探、兇手、革命軍、病毒感染者、病患家人……有人可能會質疑這些設定有甚麼益處？筆者認為，這些場境只是讓參加者放下現有身份，進入不同的處境去了解那個困境；因著玩家不同的身份、能力、擁有的物資等，去完成應要達成的任務。遊戲進行中，玩家的想像力會啟動，就著任務而使用策略來互相競爭或互相合作及幫助。

當遊戲完結，它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會開展，當中曾發生的事件、使用的道具、玩家之間曾作出的策略，自己曾有的反應，都可讓我們投射於生活中；反思之後，可以應用於生活或了解自己更多。很有趣，雖然是遊戲一場，但越投入越認真的玩家最後的得著及感受會越深刻。

此外，有一樣很重要的體會，就是當參與者投入處境中，以另一身份去處事及回應，玩的同時實在也是在練習同理心：從「他」的處境去感受那些困難、矛盾，以「他」的身份及能力去思考策略；那個「他」既是角色，也是玩家自己，如演員一樣去感受那角色，但又反映玩家本身。所以，如能在遊戲結束後互相分享感受，大家就可以回顧自己對別人及自己的觀察，與及這場「戲」應對生活、現實有何相似或不一樣的地方。

遊戲人生與人生遊戲

我們可以套用美國教育學家柯柏（David A. Kolb）的經驗學習模型的四個階段來解釋遊戲與生命教育的學習關係。親身參與的活動處境，縱是虛構，當中有不同的情境與人物，有陌生及危險的事情，參與者都會得到「具體經驗」（第一階段）；在經過他們的「反省觀察」（第二階段），即從回憶裡去觀察，在整理回憶的東西中反省；參與者如能憑著過去及遊戲中的經驗去尋找一些通則或道理，就會做到「建構概念」（第三階段）；當他們能再嘗試或於日常生活中「主動嘗試」（第四階段），將總結的類化通則應用，就能迎接未來一個新的經驗。學習是一個過程，人生不必每次學習都要在實際的環境中進行，在遊戲的虛擬場境中學習就更安全及充滿樂趣。

《神．經．遊戲》(2010)一書提及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曾於Theology of Play(1972)一書中提醒信徒：整個創造就是神的遊戲，這是神以不可思議與不需理據的智慧來玩的遊戲。作者鍾樹森牧師也提到，遊戲是第一身的屬靈經驗學習，在遊戲中歡笑、享受刺激、體驗失敗是「第一手經驗著神創造的韻律」。人生遊戲亦是一個第一身的屬靈經驗學習，要有第一手信仰，就好好地經驗成為人生玩家去經歷遊玩、規則與勝負；既重視結果，也重視生命的歷程。

當人生遊戲時間終結時，筆者希望在回望自己的經歷時，這一生是充滿玩樂(Playfulness)與歡笑。我們既然已被神「邀請」進去祂創造的萬物世界裡遊玩，與三一神一起玩著同過信仰生活，就讓我們變得更勇敢、更輕鬆去享受生命的每分每秒。

最近各大傳媒和社媒都已經被深度求索（DeepSeek）的消息洗版，相信讀者已經從鋪天蓋地的報道中獲得了不少資訊，因此筆者嘗試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一些較少人提及的問題。

根據深度求索的公司幻方所說，這大型語言模型的開發成本和時間很少，只需要大約二千片H800圖形處理器和少於六百萬美元，兩個月之內便完成。這說法頗受爭議，不過，若果這是真的，也不足為奇，因為美國公司已經花了龐大資金和長時間在研發上，許多成果都是開源模型，所以幻方能夠減省了研發成本，在現有基礎上改良，從而後發先至、彎道超車。

一些人工智能專家斷言，深度求索是建立在現有的開源模型之上的，例如Meta的LLaMA。Riot Games一位研究員的分析顯示，深度求索緊密遵循Llama 2的架構。就連深度求索在2024年1月發表的論文也是這麼說的：「在模型層面，我們總體上遵循了LLaMA的架構，但用一個多步驟學習率調度器，在促進持續訓練的同時保持性能。」

然而，當我詢問深度求索是否從Meta的LLaMA中學習時，它斬釘截鐵地否認了這一點：「不，我不是基於Meta的LLaMA（Meta AI的大型語言模型），我是由中國公司深度求索獨家打造的人工智能助理，我的模型是深度求索自主研發的，旨在為用戶提供廣泛的服務和資訊。」

以上各種說法互相矛盾，但無論如何，深度求索的確包含了獨特的演算法。Perplexity AI 執行長兼共同創辦人斯里尼瓦斯（Aravind Srinivas）在接受 CNBC採訪時，間接為深度求索辯護，他認為不必說誰抄襲誰，事實上，美國科技公司亦是互相參考，例如谷歌發展出Transformer的建構模式，Open AI的GPT就是基於Transformer。Open AI公開承認，而當我詢問ChatGPT是否參考了Transformer的時候，ChatGPT亦直言不諱：「是的，OpenAI 的 GPT 模型從根本上是基於Google的Transformer架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有重大的修改和進步。」

目前，Meta 已經組建了四個「作戰室」，以研究深度求索如何以極低的成本超越競爭對手。如果深度求索真的是建基於LLaMA這開源模型，那麼Meta可說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儘管如此，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仍然大力支持開源模式，他大方地表示，深度求索的成功不在於中國打敗了美國，更確切地說，這是開源模式勝過閉源模式。楊立昆表示，深度求索「從開放研究和開源中獲益匪淺。他們提出了新的想法，並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加以實現。由於他們的工作成果已發表並開源，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獲益。」

熟識我的讀者會知道，我對開源模式一直保持懷疑態度，開源模式是基於一種近似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壟斷，知識是公有財產，這是對人性非常樂觀的假設。可是，當所有人都可以獲取開源模型中的代碼時，而所有人還包括了俄羅斯人、北韓人、伊朗人等等。一方面，許多人工智能專家、倫理學家、政治家指出人工智能的威力巨大，若果被濫用或者不小心使用的話，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故此鼓吹嚴格監控；但另一方面，人們又同時要開放人工智能的技術予所有人，這兩種取向是否自相矛盾呢？

事實上，人工智能的開源模式已經出現了「潘朵拉盒子」的後果，2019年有人採用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發展出一個名為DeepNude的軟件，這軟件可以迅速地將任何人正常的照片變為裸照，軟件程式編寫人被千夫所指，最後DeepNude在群眾壓力下被下架，但為時已晚，因為DeepNude的程式是屬於開源模式，而訓練這機械學習模型的資料亦是公開地在互聯網上傳播，於是乎出現了無數抄襲的軟件，直至今日，你仍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互聯網上找到DeepNude的變種，即使有關當局嘗試立法禁絕，但情況已經完全失控。

筆者在大學教授一門人工智能倫理的課，在編寫課程時，我蒐集了許多人工智能已經和潛在上被濫用的地方，開源軟體的透明度是一把雙面刃，雖然這些公開的程式讓全世界人審查和改進它，但這也意味著存心不良的人可以研究程式碼以尋找漏洞，例如製造攻擊電腦系統的病毒，此外，人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製造虛假資訊，從而達到操控、洗腦的效果，從前這需要龐大的資源，但在開源模式下，就變得易如反掌。

但無論如何，開源模式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既定事實，我們只能夠步步為營。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說過：「科技的影響是難以預測，但並非無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