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全城褪網日的思前想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1/05/2015

全城褪網日於今年3月27-至28日舉行,除了四間學校過千名學生外,還有不少支持機構與其他在網上報名的朋友,以及當天在facebook寫下褪網宣言之後瀟灑褪網的網友們參加。褪網難;但亦有不少人未褪已驚,怕失聯。這種特別的關係和狀態,正反映我們對科技的過分迷信和依賴。

籌辦全城褪網日的想法,其實已蘊釀了好幾年。活動緣起於近年明光社接獲不少家長講座的邀請,內容都是與互聯網世界的親子關係有關。往往在講員發言之先家長們就會問道:「仔女打機/玩WhatsApp好沉迷,我們怎樣勸告也不聽從,怎麼辦?」

「不能放下」 無分大細

不能放下(unputdownable)早已成為新世代使用新媒體的其中一個現象。不少家長都為下一代著想,給他們用最新最好的手機及電腦,有家長坦言孩子用iPhone 6 Plus,自己卻在用iPhone 4,甚至小米。家中Wi-Fi長期保持1000M,孩子用的是最貴的4G網絡。家境小康一點的,為了給孩子「有節制」使用網絡,但同時又怕孩子超額使用數據,於是「折衷」用少於100元的無限上網計劃。孩子在互聯網自由奔走,所有資源是來自家長。

近年再問一下,發現不少家長們自己也沉迷網絡世界了。有家長坦言與孩子一起做了手機奴,明明一家人在家但也會用即時通訊工具交談;食飯時大家各自拿起手機與朋友聊天。部份家長曾發起暫停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但最終失敗。

褪網日的意念來源

參考過不同地方的褪網例子,有些人選擇每月放工、放學後褪網;有些則選擇褪網一天。美國這幾年幾乎每年都舉辦全國褪網日(National Unplug Day),[1] 那是由一個猶太群體發起,他們定下三月第一個周五晚上褪網一天,大家可以休息、到戶外活動或與所愛的人建立關係。

面對全城褪網日 各界反應兩極

於是,我們將此概念與友好機構分享並邀請他們支持,但有些機構聽到完之後卻表示:「這個概念很好,但是我怕就算自己都做不到。」看來「無手機恐懼症」已到了一個很嚴重的地步。

我們也邀請了一些學校試行。初時學校的反應很兩極:有老師認為此活動沒有必要,因為褪網很簡單;但同時亦有老師認為當自己也常常要求同學上網找資料做功課,卻要他們褪網,根本是不切實際。在平衡兩者後,我們決定找放假的日子,那麼同學可以延後做功課的時間。結果大部份同學仍未能完全褪網,原因不外乎一不小心就開啟了即時通訊工具等。

及後至二、三月,知道這個計劃似乎難度甚高,成功率低。我們亦清楚知道原因不是做不到,而是有沒有決心做。最後我們於三月舉行記者會,請同學分享褪網心路歷程。身為家長代表的趙明在記者會中很坦白說:「褪網日,很多人以為是因為小孩子打機太勁,想佢地放下手機,但更重要的是,放下以後,大家如何相處……家長其實都要褪網,所以這是對大家的考驗。」

記者會完了後,社會反應同樣兩極:有報章撰寫社論,認為上網成癮嚴重,社會要正視問題;又有人認為褪網是反科技,沒有必要;更有前寬頻公司大老闆、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等等走出來,為自己界別站台,彷彿褪網一天,世界末日似的。他們又重申互聯網本來是使人生活更多聯繫,而不是失去聯繫。

褪網,重點在於讓生活重聯

其實他們說的也是,全城褪網日本來就不是要打爛任何人的飯碗。我們不是叫人永久褪網,更不是放棄科技,放棄手提電話中的遊戲。我們只是呼籲大家暫時離開網絡世界,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重點不是褪網,而是褪網之後的重聯。

當然,你仍然可以質疑互聯網和現實世界是否會互相影響,沉迷上網是否一定會影響真實溝通?答案是肯定的。問題是:如果你堅持認為上網一定會或者一定不會影響溝通,這其實,也是一種迷信。

褪網,讓生活重聯吧。

 

 ------------------------------------------------------------------------------
 
褪網反思:慾望、需要與意義

不少團體也曾舉辦褪網,那些活動評價正面,也帶來很多反思,唯獨當事情是由明光社舉辦,總會引來很多有趣的討論。

有一位網民在社交網站上揶揄明光社平時常常叫人禁慾,現在連上網也管,他說褪網後會去「打飛機」(即自慰),並希望得到支持,豈料有人回覆並恥笑說,褪網不能去色情網站,要自慰一整天會否太難受。(事實上,明光社從來不是禁慾機構,即使現在鼓勵大家褪網,也是一天而已。)

有社工系老師認為整個活動管教、監控意味極強,根本不是由青少年角度出發,明光社需要在理解他們的需要後才推出活動,而現在引起反彈就更證明這不是受眾所需。不過,亦有網民友善提問,怎樣才可以肯定甚麼是受眾最需要的東西?若你用生活經歷讓別人了解問題所在,這其實也是一種受眾本位。

有人也認為褪網一天,意義根本不大。網友的回應也很直接:褪網日完成那天,剛巧當晚就是另一環保活動「地球一小時」,緊接是「饑饉三十」,這些活動同樣是透過象徵式行動,去讓人重新思想生活的各種可能性。如果說褪網一天沒意義,很多活動可能都沒有意義了。
 

 


[1] 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 http://nationaldayofunplugging.com

 

相關文章

《以私謀權》(The Great Hack)—— 網絡的盡頭是美夢還是噩夢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6/09/2020

2016年,位於美國的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在用戶不知情下,對facebook過千萬用戶的個人資料作出心理分析,為特朗普競選向個別用戶發出針對性廣告,企圖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一美國市民David Carroll在英國以法律挑戰劍橋分析(因為該公司的分析和宣傳對英國脫歐公投亦有影響),要求它交出針對他所採集的所有數據。

我們的網絡足跡每年被以兆美元計算的產業開採了,數據的價值亦一早高於石油。我們的網上行為就是商品,留下的每個選擇、回應、對話……全都被記錄和分析,然而我們不知道科技公司如何把我們分類,數據又如何被利用。

 

隱形數據點

明光社

根據這紀錄片電影《以私謀權》,劍橋分析聲稱自己擁有美國選民每人近5,000個隱形數據點(data point),但如何把這些隱形數據點變為具體?這是我們不知道的,這也解釋了電影其中一位主角David為何要提控,迫劍橋分析提交對他採集的資料。

明光社

在過程中,劍橋分析前業務總監Brittany Kaiser是少數願意站出來把前僱主及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和盤托出的人。在她所提供的資料中,近十多年全球發展中國家的選舉中,劍橋分析都有插手對社交平台用戶作出針對性宣傳,手法是引起用戶恐懼或憤怒等,針對其心理,影響其情緒、政治想法及投票行為,她稱之為「武器級的宣傳策略」。

然而,到最後劍橋分析因清盤而避過了進一步被英美的司法部、美國聯邦調查局及特別顧問調查(專責調查俄國干預美國大選的部門)等部門追查,寧願被控告,亦不肯讓David知道他們如何分析他的個人資料。

 

數據權亦是人權

網絡帶來便利,助我們連結豐富的資訊,但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作為網絡用戶,並沒有多少人覺得需要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及數據,因為太「技術性」了,我們不知道會怎樣被人分析及作出針對我們弱點的宣傳。然而,這顯然是不道德、也是不公平的心理戰。電影提醒我們要覺醒過來,開始為保障個人數據擁有權而戰,因為這是人權。否則,我們可能輕易被人以心理分析來間接操控我們的行為及選擇而懵然不知,到驚覺其破壞力卻為時已晚

視像會議禮儀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3/2020

新冠肺炎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上會議工具突然大行其道,一次開會動輒半小時,近日因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去廁所穿內衣有人曾經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部份人會關閉鏡頭,但沒有想到將沖廁聲也傳到其他開會的朋友;也有人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及正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人言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大家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廁所內。其實除了衞生問題之外,更有考慮觀感的問題,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使人覺得分享者在工作時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不夠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伴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素顏就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原來突然變成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上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不必要的影響。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直接回應,有時必須要照顧不同的網絡速度,減少疊聲或者影像潛水的情況,甚至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因網速限制,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減少數據流量的使用。

5. 忽略保障私隱:雖然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但開揚聲器有時也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背景有時轉換成為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這個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參加者是誰,不應偷偷讓其他人加入的。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參與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映後放在別處。

網上禮儀,不外是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自然地放下了一些戒心,唯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是否親身與你在一起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13日。網站:https://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7%B6%B2%E7%B5%A1%E7%A6%AE%E5%84%80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20年3月6日

一種慢慢被轉變的氣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4/07/2019

昨晚(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後的晚上)看到一位好友在臉書的一篇分享,他說他日間穿了一件自己很喜歡的白色T裇出外用膳,無論他走在街上、餐廳用餐或到店舖中選看白色或黑色上衣,都被人「眼望望」,上下打量。其實他也有分享到自己也有看其他人在穿甚麼顏色的衣服,大家走在街上,「從不同的人眼中感受到很複雜的感覺,好像包含了懷疑、距離感、猜疑、不信任……」

這陣子的社會氣氛令人繃緊,不單是因為市民向政府的訴求沒被聽見,令人對香港未來仍存有巨大的憂慮,此外,筆者還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慢慢地變得猜忌和疏離,朋友所說的感覺也確實與我這陣子的感受相似,這種感覺也著實令人不好受。

記得在參與616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的第二天早上,因為要出外到一間學校分享,筆者穿上了一向鍾情的黑色裝束外出,在經過地鐵站時,被一名站在出口「觀察」四周的「市民」,以不友善的目光打量。筆者雖然一點證據也沒有,內心也不禁在猜想:「他應該是警察,似是在搜捕前晚發生衝突、仍然在逃的黑衣年青人,自己應該不會被搜查吧,又不是這樣年輕,但會不會被屈?會不會被粗暴對待?……」這連串的不安恐懼,不斷在筆者的心中浮現!

但後來回想,為何自己會有這想法?為何香港會變得如此令人不安?以前,大家不會因為衣服顏色而懷疑對方,不會走在街上而對途人產生猜忌和恐懼,不會在討論群組因為意見與大家不同而不敢說話,連感受都不敢說出來。當WhatsApp流傳指屯門、元朗、天水圍區晚上將會發生暴力事件,商舖就早早拉閘,大家放工便立即趕著回家,八時的街上便寂靜無聲,猶如宵禁一般,這一向安全的環境竟然變得這麼令人恐懼!

筆者沒有甚麼解決方案,只是慨嘆為何以往在這地的安全感、對人的信任、熱誠、關心和信任,好像正在失去。而分裂、猜忌、懷疑,甚至自我審查就慢慢在滋長著,自由的空氣也在慢慢變得窒息,這是大家想見的嗎?我們又能否有多點耐性、多點包容、互相體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他們的難處,不隨便割蓆或指責,以保存我們香港人原有被珍視的價值呢?

若有人想令這地變得不安穩、缺乏信任及互相猜忌,令大家由團結變成一盤散沙,較容易被擊敗的話,我們除了Be Water之餘,[1] 也別忘記那種齊上齊落、互相支持、互相了解聆聽,更多包容及不輕易放棄的態度,因為落單就容易被擊垮。


[1] 「Be Water, My Friend」(成為水,我的朋友)是李小龍的名句,喻意像水一般靈活,能進能退。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4-7-2019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直播有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07/2019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6/06/2019

這陣子追著「反送中」的大小新聞、評論,社交媒體的感受分享、對與錯的分析和討論……筆者亦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中。

不少朋友、教會弟兄姊妹、同事都緊張局勢發展,大家在網絡、社交媒體中互傳及發放不同的訊息。感受、新聞、傳聞,要逐一細閱已費時;一遇見懷疑造假或偏頗的內容又要進一步在網上翻查相關的資料;之後又想把有用的訊息在群組及社交網頁發放,群組成員隨後回覆及再互相討論……以上一連串活動,再加上因為害怕錯過了重要訊息或遲了回應,整個人就會常處於緊張狀態,只要一想到會不會又有新的資訊,就會「碌」手機或翻閱電腦,有時甚至未能集中精神工作。

想起來,上一次出現類似的情況,應該是雨傘運動的時候。然而,事件持續了一段時間,筆者漸覺心力交瘁,沒有一刻可以靜下來,即使感到十分疲累仍然在翻閱社交媒體的Newsfeed(動態消息),亦未能專心做事,甚至影響到與家人的日常交流,那時筆者才猛然發覺自己可能已患上了FOMO。

如果驚覺自己患上了FOMO,可以如何處理呢?筆者會在工作時刻意把手機調校至飛行模式,如要使用電腦上網,亦會把社交媒體關掉,只容許自己在小休時看看,盡量不回覆。雖然心繫事件發展,工作時仍會想到外邊的時局,但只要沒有動手按進去看相關資訊,就會比較容易把專注力拉回來,工作效率亦隨之提升。

另外,「斷捨離」的做法亦可以應用在接收資訊方面,為了有效看資訊,可以只閱讀較有公信力的媒體的資訊。網上媒體常常會發放簡短的即時新聞,而我們可以稍作等候,待一些對事件有較深入的報道及評論發放了才閱讀,並作思考分析。

除了像筆者這種,為著緊張時局而掉進FOMO的人外,原來也有些人是怕追不上最流行的資訊,而令他和其他朋友「搭唔到咀」。他們怕被朋友指責所看的資訊不夠新,追朋友的近況不夠貼,因而常常追看網絡上和社交媒體的資訊,而陷入FOMO的狀態。

我們要知道在社交媒體並沒有「主流媒體」的運算法,社交媒體早已按用戶的關注和喜好,將他們分散開來,形成了碎片化、迴聲廊的資訊圈。用戶很容易看來看去都是同聲同氣,重重複複的資訊。大家可以主動跳出社交媒體,到不同的媒體選看最新消息。

如果想了解朋友或任何人的近況,可以主動約對方見面,見面時就算不知道他/她的近況也不要緊,乾脆在見面時請對方即時分享就可以。大家更可以專心享受見面的時間,關上手機,傾聽對方的說話,愉快地享受JOMO(「錯失的快樂」,Joy of Missing Out)吧。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6-6-2019

人工智能換臉 Deepfak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0/05/2019

2018年,網絡開始盛行Deepfake,這個合併詞由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和冒充(Fake)組成,它是指透過人工智能技術造成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以圖像及影片重疊至目標圖片或影片上。起初不少人認為這種電腦深度學習技術應該只存在於人工智能研究的範疇上,但於2017年,一位名為「Deepfakes」的網民將以色列女星姬嘉鐸(G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