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有益

一名36歲無業男子涉自編自導自演援交騙局，先假扮女中介以金錢誘使未成年少女援交，再親自當嫖客。一名15歲女童按照指示，5日內在元朗及天水圍與該男子三度性交，事後未獲報酬，反被騙走1.3萬元。警方拘捕該男子，發現他去年10至11月以相同手法誘使至少3名16至17歲少女，騙財騙色。警方呼籲其他受害者盡快聯絡警方。

保護未成年人士免受性剝削，需要成年人與青少年共同努力。成年人必須主動承擔責任，不應被動地等待孩子求助，而要察覺他們的情緒與行為變化，主動關心，讓孩子知道「不需要獨自面對」。同時，若成年人發現自己對兒童產生性吸引或性幻想，不論源於過往創傷、孤僻性格或當下壓力，都應立即向信任的人、心理輔導機構求助。沉默只會加深痛苦，及早求助才是阻止傷害的第一步。

其次，社會必須加強性教育，教導青少年保護身體及提升風險意識。部分孩子因好奇、朋輩壓力或金錢誘惑而參與援交，卻未理解性行為是會影響一生的重要決定——懷孕、性病、法律責任，後果真實而沉重。更需留意的是，每一次性行為都是獨立而慎重的選擇，絕不能因為「已經發生過」就輕率容許第二次。過去的行為不代表未來的同意，每一次都可能會改變人生。

網絡世界隱藏各種陷阱，青少年應謹記網友的承諾不可輕信，尤其涉及金錢、身體影像或個人資料時，絕對不能分享。任何要求保密、不許與家人討論的「中介」或「朋友」都很有可能是騙徒。遇有懷疑，應立即與信任的師長或家人商量及求助。把心事藏起來，只會讓壞人有機可乘。只有成年人勇於承擔責任、孩子懂得自我保護，才能有效減少此類案件的重演。

參考資料：

〈分身扮援交中介嫖客享性服務 中年漢誘4少女騙財騙色〉。《am730》。2026年4月14日。

你是否覺得生活壓力沉重，或總是悶悶不樂？《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一書，提供簡單轉換心情的方法，引導我們從壓力中調適自我，涵蓋心理、身體與精神各層面的照顧。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假若你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簡單方法，不妨放慢腳步、坐下來閱讀這本書。它像一個溫暖的擁抱，陪伴你在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與力量。

「生日快樂！」這句祝福每年準時出現，然而對許多家長而言，生日所代表的「快樂」究竟是甚麼？香港一項消費調查揭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家長為子女慶祝生日的預算中位數高達3,000港元，這金額不僅遠超過為自己慶祝的1,000港元，亦是用於父母生日的三倍。[1]

這組數據不僅是消費傾向的展現，更精確地反映出現代家庭照顧者的日常——我們願意將資源、心思與儀式感，優先且大量地配置給「為人父母」的角色，而那個純粹的「自我」則被置於末位。生日這個最具個人色彩的紀念日，有時卻化為另一項待辦任務。例如，媽媽可能會壓下自己對某類餐廳的偏好，依照孩子的喜好來選擇。這或許是出於愛，卻也反映出一種無意識的自我淡化：我們太投入於父母的角色，以至逐漸疏於聆聽自己內心的真實聲音。

暫停「家長」角色：「我是今天的主角」

從社會學的角色理論來看，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承擔著一系列角色——「家長」、「配偶」、「職員」等，每種角色都附帶著一套特定的行為規範與社會期待。這些角色共同維持社會秩序與穩定。[2] 但若長期缺乏調節與緩衝，便可能引致「角色超載」，尤其像「家長」這類要求持續付出、高度情感投入的角色，更易帶來身心疲累。

生日這個遍及全球的文化儀式，正能夠為個人提供一個合理且被祝福的「角色暫停」空間。在這一天，生日主角能暫時從日常其他角色的責任中抽身，成為被關注、被照顧的對象。許多文化中皆有相關習俗，例如德國傳統中，孩子在生日當天可以免做家務；[3] 許多文化也普遍存在著「生日主角最大」的寬容心態。這些習俗共同傳遞一個重要訊息：今天，你的個人意願與需求，可以優先於你的社會責任。因此，家長在生日這天安心享受休息、專注照顧自己，並非逃避責任，而是遵循這個儀式本身包含的社會意義。

從禮物清單看見真實需求
上述香港調查亦指出一個有趣的矛盾：港人最想收到的生日禮物是電子產品，而非最常被送的蛋糕。[4] 這個「願望」與「行為」的落差，可能源於送蛋糕是履行「慶祝者」角色時最安全、最典型的選擇；生日主角也未必有意識地清楚表達或堅持自己的願望。

此時，其他文化的慶生習俗或能帶來啟發。例如在丹麥盛行的禮物願望清單文化，其核心精神在於尊重並確認生日主角作為獨立個體的喜好與需求，一方面鼓勵主角具體地真實表達渴望；另一方面也讓慶祝者以更精準、避免浪費的方式來表達關愛。又如瑞典的生日演講傳統，在親友圍聚下真誠地講出心底話，這給予主角被深度「聆聽」與「看見」的儀式感。

這些習俗能夠感動人心，在於它們回應了人類的基本心理需求：能按自身意願作選擇的自主感、被視為獨特的個體的獨特性，以及與他人真誠地溝通的連結關係。每個人，包括身為家長的你我，內心都渴望被如此看見。對家長而言，練習在生日時說出或為自己實現一個真實的願望──哪怕只是無所事事地躺在床上、獨處半天、看一部恐怖電影，都是以具體行動來照顧自己。

關愛自己 關愛家人

調查顯示家長既願為子女的生日慷慨花費，我們也應該將這份寵愛適度地留給自己，並聆聽內心的聲音。為自己認真地慶祝生日，其意義遠超一日的快樂。它是一種心態的年度重整，是對「我的出生及存在即具有價值」的公開宣示與確認。這天被「允許」甚至「鼓勵」暫停「家長」的角式，好好地享受「生日心靈浴」，讓長期處於付出狀態的照顧者重新充電。請家長刻意地允許自己從不同的社會角色中休息，理直氣壯地做主角：「祝我生日快樂！」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近日有報道指北角有寵物店推出「出租貓」服務，每週800元另加保證金，試養一週後可歸還或購入，引發爭議。漁護署接報後已巡查該店，並提醒負責人遵守法例。動保團體指出，貓隻頻繁更換環境易產生壓力，影響健康，此舉變相鼓吹棄養。有議員表示，現行法例對出租動物模式存在灰色地帶；關注動物權益及福祉協會表示對動物的福利有不良的影響。店方已刪除相關宣傳帖文。

這項「出租貓」的商業模式，在提供一種「試養」彈性的同時，也可能無形中淡化了飼養生命所代表的長期承諾。退貓機制的存在，究竟是一個讓準貓主謹慎過渡的緩衝區，還是一個令人輕易放棄責任的出口？這其中的微妙界線，難以輕易斷言。關鍵在於貓無法為自己發聲，也無從選擇。牠們的福祉，完全繫於人類一念之間。飼養的歷程本就甜苦交織——既有被依賴的滿足，也必然包含日常照料的瑣碎、健康支出的負擔，甚至面對牠們獨立性格時的些許失落。這份長期責任需要堅定的意志來維繫，往往是在沒有「退路」的承擔中，人與動物的相伴才得以深刻建立，同時意味著接受當中的不便與經濟成本。若對長達十數年的照顧尚存疑慮，或許暫緩決定才是對彼此負責的態度。真正的愛始於對生命的尊重與承諾，若條件未備，前往貓cafe享受與貓相伴，同樣能紓解對毛孩的喜愛，更能讓貓咪在穩定的環境中安然生活。讓我們在付出愛心之前，先學習承擔責任，這才是對生命真正的善待。

參考資料：

〈貓店推「租貓一周」 漁署巡查後删帖 動保團體斥助長棄養 署方：提醒倘違法會行動〉。《明報》。2026年1月14日。

這本關於斷捨離的書讀起來讓人感到清新平靜，推薦給喜歡靜下來自我對話的人。書中除了分享斷捨離的心路歷程外，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對於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人而言，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

如果你也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方法，或想以新的姿態來迎接新的一年，不妨捨棄多餘的物品，放慢腳步。經過整理後的家能像一個溫暖的擁抱，為我們找回平靜與力量。

近年消費者委員會接獲有關交友配對服務的投訴明顯上升，今年首11個月已錄得88宗，超越過去三年的數字。投訴內容主要涉及配對對象與期望不符，例如年齡、外表等條件存在落差，甚至有配對對象要求額外禮金，若遭拒絕則後續再無跟進。另有投訴人支付高達七萬元購買服務，卻發現合約條款與自身理解不同；亦有案例出現假冒會員企圖欺詐，要求轉至其他通訊軟體並索取費用，令人質疑服務平台的管理與誠信。不少當事人要求退款，惟部分公司否認違約，糾紛難解。

此現象促使我們反思現代交友的本質與途徑。許多人在尋覓伴侶時，容易抱持理想化的期待，盼望對方符合所有條件。然而，即使參加者在配對時填寫的收入、職業等資料屬實，人生狀態本就可能會發生改變。因此，選擇交友服務的成年人，除了需調整心態、合理看待期望之外，更應保持理性，謹慎保護個人財產與情感。新聞中的案例正好提醒我們，即使付費使用服務、懷抱真誠之心，仍可能遭遇意圖不軌之人，或面臨與預期不符的結果。尤其在簽訂合約前，務必細閱條款，將抽象期望轉化為具體條件。例如，若希望認識喜愛跑步者，可明確列明「每週戶外跑步三次、每次至少三十分鐘」，以減少後續爭議。其實交友配對服務僅是與人認識的媒介之一。人們渴望建立的真誠關係——無論是友情或愛情——關鍵仍在於相互理解與真實相處。認識只是起點，關係能否持續，終須回歸日常相處中的感受與磨合，以清醒之心迎接友情或愛情。

參考資料：

〈消委會｜40歲高薪女付7萬元買交友配對服務　18男均未完全符合條件〉。《am730》。2025年12月15日。

一般而言，一個人之所以會說出某些話，必然有其置身的處境（context）、思考模式以及世界觀（world view），然而我們容易抽離這些元素來批評他人說這些話的原意與字面意思，這當中很可能牽涉到對某些人的偏見（bias），所謂斷章取義或者稻草人謬誤就是這樣出現。

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後，一些網上新聞報道貼文指當時火勢已受控，貼文中也有不少的留言表達：「感謝主！」，相信留言的人是因為形勢好轉而發出這句說話。不過，正因這句「感謝主！」，便惹起一些人的憤怒，甚至在社交媒體Threads中發出貼文指責留言者不但未有感謝努力了一整晚的消防員，反而感謝那位「全能」、且有能力阻止災害卻袖手旁觀的「主」，發文者更揚言如果有這樣的「主」，寧願跟隨撒旦下到地獄去。

在香港的文化處境下，基督教容易遭受抗拒，除了主張一神論（被視為不包容），更會因為聯想到「這是神的考驗！」而嘲笑基督徒，當然這是基督徒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如果當下根本沒有人說過這話，卻在想像中加入這句說話，這顯然是一種對香港基督教的偏見。

事實上，這句說話並不是不能對自己說，但如果是公開為自己的行為或世界的災難作解釋，這顯然是錯誤的。不少輔導學告訴我們，「為何這次災難會出現？」等問題，其核心不在於「問」，而是對於無情的災難作出的控訴，不需強行提出解釋，否則不但未能安慰他人，更有機會激發他人的憤怒。

「感謝主」（Thank God）在歐美文化中實在為一句普通不過的感恩句子，卻在偏見之下被曲解為「只感謝神，沒有感謝其他人」的不負責任說話。從這位申訴者貼文中的留言可以看見，其實不少人也認為因火災的情況好轉而發自內心感謝主，並無不妥。

雖然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仍刻意為無傷大雅的小事來挑起其他人的情緒實在不智（為何一些教會迅速的應對和開放場地，卻沒有人提起？），但這樣也讓基督徒反思。如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提醒我們，不要去強迫他人接受他未曾問過的問題的答案。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認為，基督徒的回應應該要如同基督一樣，參與現世的苦難，以「負責任」的行動作出回應，行動勝於任何說話。

每個人都有祕密。在童年時期，孩子之間交換小祕密是友誼的象徵；他們也樂於對父母無話不說，事無大小都分享不停。然而，隨著步入青春期以至成年期，孩子開始會守護自己的祕密。無論是家中突然出現的貴重物品、沉迷於網絡世界、早出晚歸、性感的衣著打扮，還是悶悶不樂的神情，這些變化都令父母憂心忡忡，渴望了解背後的原因。但孩子往往以「私隱」和「祕密」為理由，將父母拒於門外。這份無從分擔的憂慮，便成了壓在家長心頭的重擔。

接納祕密就是接納成長

孩子擁有祕密是成長階段的自然現象。從兒童期過渡至青春期，孩子開始追求獨立自主，人際網絡也變得更廣闊。正如成年人會選擇性地分享資訊，孩子亦開始將個別生活片段分享給好朋友、老師、社工或其他信任的對象。這並非他們不再愛父母，而是親子之間的情感連結模式正在擴展與轉變。父母需要接受這個新的連結方式，就是會有其他人知道、而你不知情的事情，同時要尊重和信任孩子所選擇的傾訴對象。

對任何人而言，分享一個負面祕密，無異於邀請對方走入自己內心的黑暗處。我們渴望得到情感支援與接納，而非批判或指摘，因此我們都會謹慎地選擇情緒穩定、能包容自己的傾訴對象。同樣道理，孩子若向父母坦白，換來的卻是懲罰、責罵或批評，這份壓力自然會令他們選擇繼續守密。此外，許多父母出於關心，以強勢的對話、無限伸延的推測、窮追不捨地查問，甚至偷偷查看孩子的手機訊息或通話記錄，這些行為往往只會將孩子推得更遠。不想如此，從孩子的兒童期開始，父母可透過實際行動來給子女建立一個堅定的印象：「爸媽願意聆聽你的分享，一起分擔困苦、分享快樂，我們接納你的好與壞，很想陪伴你的成長。」當孩子一再確認「爸媽真的樂意聽我說話、期待與我對話」、「爸媽真的是繼續愛著表現不好、做錯事的我」這份穩固的信任連結上，將使你永遠位列在孩子未來大小祕密的分享名單之中。

於日常對話裡分享想法

研究指出，人們常見的祕密可分成38類，其中渴望愛情、懷孕、墮胎、性活動、使用藥物等，都是青少年階段可能面臨的課題[1]。家長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長，自然十分關注他們在道德倫理與法律界線上的判斷。與其等問題出現才追問，不如趁孩子還願意分享日常點滴時，在對話期間自然地表達你的看法。例如，當孩子主動談起異性同學的好感互動：

「最近班上有一件怪事！你不可以和其他人講！」

「好，我不講。快說來聽，是甚麼怪事？」

「我見到阿晴總是黏著阿志，靠在一起說話，大家都說他們在拍拖！」

「真的有點古怪啊！異性之間可以做好朋友、聊天，但確實不應該黏在一起……那你覺得他們是在拍拖嗎？」

「不知道呀！但我們只是小學生……做好朋友就得！」

「你說得對啊！後來又怎樣？」

在這種輕鬆、帶點小八卦的氣氛中，媽媽對孩子提出的話題感到好奇，他會感到被重視，更想分享。另一方面，孩子渴望在對話中，驗證自己的想法與感受是否合理。家長不妨分享對人際關係的看法，例如喜歡、好感與真愛的區別，身體界線的重要性，以及未來擇偶的條件，這正是無比寶貴的親子對話。

當孩子的想法與你不同時，與其直接否定和說教，不如以提問來引導思考：

「阿晴和阿志真的在拍拖了，常常在小息時放閃！講真啊，我有點羨慕。」

「如果我是你，我也羨慕啊！大家都想有人愛錫和關心。」

「這很正常，是不是？其實昨天阿健提議和我拍拖三天，我還未回覆。」

「你處理得很好啊，好好想清楚再回覆。你對阿健是甚麼感情呢？」

祕密：幸福的期待與沉重的負擔擁有祕密，可以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或痛苦的事。守著令人喜悅的祕密，例如學業成就、驚喜派對、戀情萌芽、求婚計畫、懷孕初期等，是為了醞釀幸福，讓事情有平穩發展的時間，讓公開的一刻更顯珍貴；然而，若祕密讓人感到痛苦、孤立、被控制，甚至帶來羞恥與不真誠感，這便是一個清晰的訊號：守密者需要與人談談，同時檢視內心的衝突，回想當初守密的原因[2]。無論面對何種祕密，請讓孩子深深明白：即使孩子有說不出口的祕密，也不會動搖親子之間的愛與接納。因此，讓我們一起學習分享快樂，分擔憂慮——祕密是可以向信任的人說出來的。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古倫神父是一位很有生命力的作家，他的書可讀性高、感染力強。他的著作《領導就是喚醒生命：靈性化的生命力領導》強調管理中要融入信仰與靈命，而每一個人都會同時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角色。作者清楚說明領袖應有的條件，就是要喚醒被領導者的生命，喚醒他們的新能力，新活力和新想像力，並從中教育他們。生命領導者人格十分重要，他們要有豐富的經驗，人格的成熟，簡樸的生活，因為生命最後還是在於上帝，生命不是只有成功，成就，獲利和收入而已。領導者不可讓弟兄難過，不該傷害任何人，甚至包括對他當面提出無理要求的人，因為領導者必須在每個人身上看見耶穌基督，挖掘出每個人良善的本質。那麼領導者其實可以透過他們性格的弱點與黑暗面，看到他們良善的本質。若有人犯錯，也不能傷害當事人，使他氣餒，可把事情在當事人面前，讓他能夠自然地穿進去。領導者亦不可散佈悲傷的情緒，而是要傳遞寧靜與和平，以及生活中的喜悅與樂趣。若公司散佈恐懼的氣氛，或許短期內可以提升工作績效，長期卻會消秏經營的成果，照顧員工的心靈需求是十分重要。

古倫神父在書中提出與人相處的原則是謙卑與分寸。謙卑就是有面對自己人性面的勇氣，這個概念會讓我們以敬畏，和善和態度去面對他人。言語可以傷害人，醫治人，也可以殺人，亦可以使人充滿活力，所以領袖要謹慎使用言語，更要尊重同工，不惹人生氣，要鼓舞人的心靈，從而使人的生命有增長，此外，人永遠比經濟成果更重要。如果領袖是尋求上帝公義的國度，那麼應正確處理經濟事務，上帝必定會將其他一切都加給他。敬畏上帝的人，必會謹慎看重與人的相處，以人為本，願意付出愛，因為愛使人有活力，而恐懼會使人癱瘓。最後，作者總結稱，領袖要經常為心靈補給，才會有生命力。唯一的補給方法是經常在上帝當中，在默觀的時候，在寂靜的空間，上帝會把泉源湧現。有生命力的領導就是要創造一個充滿靈性的企業文化，創造聖地，可以鼓舞人的生命，獲利不是最重要，人才是企業的優先考慮。

受訪者：伍桂麟先生（簡約殯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人生最悲痛的莫過如生離死別。「逝者已矣，來者未已」，逝去的已經逝去，但活著的人還有未來，還有好多事情等待完成，不過當務之急，還是先要處理死者的身後事，以及自己的心情。主力籌備喪禮的人，縱然自己在哀傷期，仍需要主持大局，顧及其他家人的情緒，期間還有可能因為喪禮的儀式而與家人發生磨擦。作為一個喪禮的籌備者（以下簡稱籌備者），想要堅持信仰，又想與非信徒的家人達成共識，到底如何是好？教會可以如何支援籌備者？一個喪禮的核心又是甚麼？今次「我有話說」邀請了「一切從簡」：簡約殯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伍桂麟先生（Pasu）與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喪禮。

最差的喪禮是做給人看，最好的喪禮是做給「人」看

籌備者很多時壓力的源頭都在於把喪禮做給其他人看，當籌備者太在乎「外人」的看法，想要風光大葬，怕「做漏」甚麼而被視為不孝，必然會相當吃力。Pasu表示如果一個喪禮只是做給「外人」看，只會是一個差的喪禮，相反，如果大家明白「死者為大」，把喪禮做給死者及其所愛的人看，這便會是一個好的喪禮。

Pasu提醒大家，籌備者一味遷就外人，即使做足所有人的要求，最終或會讓死者成為受害者。擇日、大場面，籌備的禮儀愈多，喪禮往往需要押後，結果不單是增加花費，也增加了遺體變壞的機會。死者才是喪禮的主角，籌備者可以嘗試帶領家人去思想，死者想要所愛的人做甚麼，而不是外人想他們做甚麼，這樣比較容易安排喪禮，還有，即使喪禮很簡單，甚或簡陋，當大家知道死者的心意，知道死者的接受程度，便不必怕「做漏」甚麼。

如果死者是基督徒，喪禮採用基督教儀式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死者及其他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呢？很多時基督徒會堅持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喪禮，甚至為此而與其他親人發生衝突。Pasu提到籌備者需要放下外人的目光，卻不代表完全不用考慮「其他人」的意見，這裡的「其他人」指的是死者所愛的人。籌備者需要放下自己的執著，因為喪禮的主角固之然是死者，也包括死者所愛的生者。如果每一位家庭成員都要按照自己最愛死者的方式去舉辦喪禮，而大家的立場又不同，便容易起紛爭。籌備者想要堅持信仰，也要考慮到死者及其他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如果決意「堅持」以基督教形式去進行喪禮，這種「堅持」或會破壞家人之間的關係，反讓其他家人對基督教產生不好的印象。

堅持信仰，靈巧像蛇

當然，基督徒即使尊重他人而採取傳統的喪禮儀式，也不能沒有底線的。Pasu相信籌備者答應以傳統儀式舉行喪禮，並不是出於妥協，而是為了家庭和睦，也是代死者去照顧、去愛仍然在世的人，這些人都是死者所重視，所掛心的人，籌備者這樣做，也是為了愛及尊重死者。到了實際操作時，其實籌備者可以選擇只做傳統儀式最基本的部份，讓家人安心，又不至於跌入迷信的網羅之中。

Pasu指出真正相信傳統的人其實不多，非信徒家人想以傳統儀式舉辦喪禮，很多時不是因為相信，而是但求心安，怕做得不足，怕被老人家話，只要能令他們心裡感到安穩，他們才有空間去接收信徒的關心及訊息，否則他們一直心不安，最動聽的大道理也無法聽入耳。

況且喪禮也不是一個「硬銷」基督教信仰的場景，它反而是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家庭聚會，讓平時甚少見面的家庭成員聚首一堂，如果連這時候都爭吵，將來更難有再見的機會，更難向他們傳講基督信仰。籌備者可以在安排儀式的同時，以時移世易為由，反過來教育家人時代在變，有些傳統會因著時代而改變，有些以前應該做，現在已經不需要做，如以前需要為死者守孝三年，現在已經不用。Pasu相信以此方式引導家人，對於原本要守傳統的人來說，讓他們能多用理性的批判去看待喪禮儀式，知道原來有些東西可做可不做。籌備者可以再慢慢加入想要加入的禮儀，例如在傳統儀式中加入分享部份，若然無法分享，也可以嘗試做一本場刊紀念死者，即使沒有唱詩或讀經，也可以嘗試做一些短片，表達對死者的愛，又或者在喪禮中加入基督信仰元素。

互為肢體，彼此支持

喪親之痛本來便是非比尋常，更何況籌備者同時也是喪親者，他們要主持大局的同時，亦有可能收藏了自己的情緒，以幫助他們先去照顧其他人的情緒，以及花心力與非信徒家人商討喪禮儀式，這時，牧者及弟兄姊妹的關愛，對喪親者或籌備者都非常重要。Pasu相信教會各人如能按照自己的恩賜及能力，承托喪親者的心情及需要，這樣做不單支援了喪親者，同時也見證了基督信仰。

牧者除了可以在靈性上支持喪親者，與他們一起禱告，鼓勵他們，也可以如社工一樣多方面關顧他們。Pasu提到一般來說，信徒是十分信靠牧者的，因為牧者經常主持安息禮拜，在舉辦葬禮一事也很有經驗，牧者為信徒提供有關殯儀的資料，又或是其他方面的指導，都非常實用，可以減少喪親者找尋資料的時間、減少無助及不知如何處理事情的憂慮。另外，牧者亦要留心，如喪親者的情緒反應過大或過於長久，已經影響到他各方面的生活，牧者便要分辨喪親者是否需要社工跟進，或是需要哀傷輔導。如果喪親者的家人死於新冠肺炎，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喪親者或會有很多譴責及憤怒、很想追究、很無奈、很無助、很委屈及抑鬱等複雜情緒。這時，陪伴他們的牧者，便需要更有同理心。

喪親者的確需要學習與哀傷共存，自己慢慢去療癒，直到回復正常，重投生活。牧者及弟兄姊妹要給喪親者空間，讓他們可以與哀傷共存，不過，這並不表示讓他們孤獨地與哀傷共存，他們也需要有人在旁邊支持。牧者不是萬能的，除了牧者，教會的弟兄姊妹也可以陪伴及幫忙喪親者。Pasu認為基督教互為肢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可以互相連結。每個人幫忙的部份可能都有限，但可以盡到自己的能力是非常美好的。教會中的弟兄姊妹角色、恩賜及能力不盡相同，有些是聆聽者，有些則可以給喪親者提供指引。疫情期間，籌備者或許未能處理文件、購物等，又或是需要有人代為照顧小朋友才能處理喪事。弟兄姊妹未必能夠背負他們的重擔，但若能分擔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可以幫助他們有多一些空間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懷念死者，抒發情感

教會的牧者及弟兄姊妹固之然可以幫助到喪親者，一場好的喪禮儀式，其實也可以幫助在世的人好好向死者道別，然後慢慢回復正常生活。

上文提到，基督徒與非信徒之間，可能因著儀式而發生衝突，這時，「時移世易」是一個關鍵詞，其實對於全家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來說，也是同樣適用，因為在疫情期間，有很多可能原先想進行的禮儀，其實已經無法進行。Pasu分享到他會提供另外可行的方案給籌備者選擇，也引導他們不要站在覺得應該如何做的角度去思考事情，而是站在死者的立場去思考，化解他們因為與心中預期的不同而感到的遺憾。例如死者是因新冠肺炎確診者，現實是無法被人瞻仰遺容，喪親者必然感到難過及遺憾，Pasu會反問他們，讓他們想想死者會否想要他們冒著確診的風險去瞻仰遺容？他亦會告訴他們，喪禮想去表達對死者的愛，也是讓死者表達他對於生者的愛，死者的愛是不想生者冒著確診的風險瞻仰遺容，也不想他們長期太過傷心而影響生活。

Pasu強調不要覺得要做到滿分，才對得起死者，和計劃不同的行動，仍然可以表達出對死者的愛，Pasu分享他設計葬禮時，會讓整件事變得很人性化。他或會在喪禮現場佈置一個記念角，建議喪親者寫卡、寫信，在選擇相片時選擇一些較為生活化的相片，精心選擇陪葬品，通過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對死者的懷念。疫情期間，有很多儀式都被迫簡化及壓縮，Pasu提到不要完了一個喪禮儀式，便把它視為終結，喪親者仍可以在家中舉行悼念儀式。

華人文化比較難在人面前表達負面情緒，喪禮是難得可以不在乎別人的目光，盡情流淚的場景。Pasu知道喪禮儀式有助於疏導哀傷的情緒，他在禮儀安排上，會製造更多機會讓喪親者表達他們對死者的情感，讓他們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釋放自己的情緒。

一切從簡的喪禮，不是被迫的從簡，而是心態上的從簡，比起形式，以死者及其所愛的人為中心，顧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尊重彼此的想法，牧者及信徒無私地關顧喪親者表現出愛心及好行為，這些更重要。

這幾年香港經歷很多大事，無論是疫症、社會運動、政治更替。人心惶惶，人浮於事，不少人失去生活動力和方向，重重陰霾，各式各樣不同的怪論在網絡出現，一時說病毒其實是假的，叫人戴口罩根本是個陰謀，一時又說病毒和網絡有關，甚至說病毒是生化武器，是從實驗室流出來的。不少人對這些想法深信不疑，令政府部份政策難以推動。如此散播言論，要討論的已經不只是消息是否準確，還要講求當中的評論和想法是否客觀、持平。

三大類別的陰謀論

如此，陰謀論到底是甚麼？陰謀論是一套理論，當中認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很多東西其實並不真確，事情背後有一個幕後的主腦在操控，以達到他想要的利益。根據美國雪城大學Michael Barkun教授認為陰謀論可以分為三大類：[1]

1. 與事件有關的陰謀論（event conspiracy theories）：

例如九一一事件，威爾士王妃戴安娜遇害，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體制性陰謀論（systemic conspiracy theories）：

例如一些事件接連發生並不是出於偶然，而是背後有神秘組織在推動和策劃，例如深層政府（deep state）、光明會，共濟會等等。

3. 超陰謀論（super conspiracy theories）：

由多個體制的陰謀論合成的一個宏大理論，甚至能成為一個世界觀，例如稱地球是平的（地平說），地球從沒有暖化危機等等。

人們為何相信陰謀論

陰謀論流行的原因，從不同的理論出發，我們發現原來他們對人們相信陰謀論的原因都大不同，Karen M. Douglas 和Joseph E. Uscinski等學者就陰謀論做了文獻回顧，結果發現近年不同學科的學者均以陰謀論為題做研究，明顯地這題目已引起學術界的關注。[2] 筆者參考以上的文獻回顧並作出了一些補充，以下是令人相信陰謀論的原因。

1. 心理學：

有研究發現相信陰謀論的人，往往會喜歡亂中尋序，或者在細微處找線索，所以他們會尋找外星人的蹤跡，或者企圖找出事物的線索。他們亦傾向相信在細微事物中找到大事件的線索，不相信官方的回應，甚至會認為社會的答案太沉悶，相信可以找出更多有趣的可能性。

有這種想法的人，他們相信的不一定是錯的，但根據研究顯示，原來會接納這種想法的人，大都只有想法，但卻未有足夠分析能力去處理他們的想法，他們不能準確判斷他們的想法或者說法，而最後這些說法只能淪為陰謀論。

恐懼，亦會令人相信陰謀論。例如面對九一一事件等悲劇，很多人根本不能接受真的有如此的事情發生，最後他們自己編造一些陰謀論出來，例如將它說成是虛假事件，說穿了就是因為他們不能接受真相，所以要努力找出「假的證據」。

研究亦發現，自戀性人格的人原來容易相信陰謀論。因為自戀的人對自己的想法，不論是政見、信仰等等，均特別有信心，亦抱持非常強的信念，他相信自己是對的，所以提出自己未經證實的觀點。當然在過程中，會有人不接受他們的想法，所以這些自以為是的想法會受到衝擊，被人低估，但他們也會遇到一班同路人，於是他們自己繼續研究，結果愈走愈遠，變成一堆陰謀論。此外，研究又指出陰謀論在社會地位低的群體中更容易傳播，而曾遭遇歧視或曾被警察騷擾的人，亦會傾向相信陰謀論。

2. 人口結構分析：

承接上面的說法，社會學學者嘗試找出相信陰謀論的人的特徵，當中大致有以下傾向：男性、少數族裔、低學歷、單身、低收入等等。學者認為這類人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利他們對事物作深入分析，又因為他們有的資源比較少，同樣難以分析比較複雜的事情，有時往往就會用陰謀論以偏概全地為事情蓋棺定論。

3. 政治和意識形態：

政治生態亦容易令陰謀論產生，特別是在政治上或選舉中弱勢或落敗的一方。有研究指美國大選後落敗的一方往往會有較多陰謀出現，當中右派的陰謀論又會比左派多一點，極端政見的群組的陰謀論會比向中間靠攏的多一點。研究亦發現，當一些事情的出現及發展與某一派別的意識形態有衝突時，他們傾向用扭曲的方法去分析，令事情在他們的世界觀中變得合理。例如在美國，共和黨支持者很容易相信傳媒有偏袒的情況，但民主黨支持者則不會相信，而沒有政治傾向的人，就只有平時也相信陰謀論的人，才會傾向接受有「傳媒偏袒」這事情。

陰謀論的傳播條件和方法

如此，陰謀論是怎樣出現和傳播的呢？學者普遍認為陰謀論常常在大是大非的大型事件後出現，例如2004年陳水扁在總統選舉前一天被槍擊，甚至在他勝選之後，出現大量陰謀論，例如說他自己聘請殺手來傷害自己，或者是政敵攻擊等等。這類無法辨明真假的事情，令許多人出來散播不同的陰謀論和流言蜚語。它們一來可以穩住軍心，告訴自己陣營如何面對、消化這類訊息，二來令其他的說法不能獨佔整個討論，彷彿事情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詮釋的可能。

任何陰謀論的出現，都需要有傳媒的工具，以前陰謀論因為沒有人幫忙傳播，相對是較難在社會凝聚一班人出來，但在互聯絡和社交網絡平台的普及下，人們很容易就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意念相近的人更可以在網上自由成立群組，如此圍爐之下相近的意念的人便能走在一起成為群體，又因為他們意見本來就另類和少數，就不容易被演算法帶到眾人眼前，部份群組甚至本來就不是完全開放，令他們更能自由地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發表各種的理論。

有了平台討論，可以傳文字、圖片、聲音甚至影片，這些陰謀論的想法，因此以病態速度傳播，有時令極端的聲音變得更極端，同時令不同意見和聲音對話的機會減少，因著演算法，大家甚至不會聽到另一方的聲音，大家雖然在相同的平台，卻像生活在平行時空之中，最後始終未能開展對話。

陰謀論對社會的影響

本來要陰謀論消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只要社會更透明，大家都拿出更多的證據，這樣就可以更有效討論，不過正如剛才所說，很多時陰謀論的出現，本質就是質疑權威和「官方答案」，所以即使政府提供更多資訊，最後他們仍然可以堅持己見，甚至說政府才是幕後說謊話的人，如此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質疑對手，其實只會令社會更撕裂。

除了令社會撕裂，陰謀論有時更會產生人命傷亡。例如在非洲，不少人相信不同的避孕方法是一種種族滅絕的陰謀，甚至認為這是種族歧視的策略。他們會寧願相信陰謀論而不是專業醫生的意見，這明顯是因為背後的一些價值觀所引致的結果，最後令性病不斷在當地傳開，甚至反而令該地方人口減少，這些數據又倒過頭來成為陰謀論的「論據」，令情況難以收拾。

又例如，關於疫苗的陰謀論，即使在新冠肺炎出現之前，已有一群人認為不應為孩子打任何預防疫苗，甚至連預防季節性流感的疫苗也不應打，他們認為這些都是藥廠的陰謀，打太多針反而會破壞人體的自然免疫系統。這類陰謀論某程度就是質疑科學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即使科學也會有錯誤的時候，所以根本不應盡信，既然科學本質不能盡信，就不應強迫人打疫苗。

可見，陰謀論思想的起點和傳統求真精神的確相似，但最後為何傳統科學求真精神和陰謀論所倡議的，分別會如此大？ The Conspiracy Theory Handbook（陰謀論手冊）一書用了以下附表去分析當中的原因。[3]

如何分辨一個理論是否陰謀論？在The Conspiracy Theory Handbook一書中，作者用了七個向度為讀者分析甚麼是陰謀論中常出現的思考方法。

1. 自相矛盾（ Contradictory）：

部份陰謀論的思考是為求達到結論，有時一些推測只是靠「順手」而非事事分析，例如：戴安娜的死因，有人說她是被謀殺，有人說她的死是裝出來，她根本沒有死，這個兩個說法顯然沒有根據而且自相矛盾，但相信陰謀論的人不會理會這些，只要結論是戴安娜的死有別於官方的說法，他們就「可以收貨」。

2. 疑點壓倒一切（Overriding Suspicion）：

陰謀論的思考往往對官方的答案提出各種質疑，只要官方的答案與他們的想法不同，他們就會提出無止境質疑。

3. 邪惡意圖（Nefarious Intent）：

萬事萬物在陰謀論的思想中，都總有一個邪惡核心在運動，充滿著不可告人的意圖。

4. 一定有問題（Something Must Be Wrong）：

當陰謀論者面對事情完全找不到破綻時，他們往往就會說，這件事太完美，不可能沒有破綻，只是暫時找不到，他們不會相信官方的說法是對的，也不會更改自己的立場。

5. 慘成受害人（Persecuted Victim）：

陰謀論者往往會視自己為受害人，是受大邪惡組織迫害的受害人，例如陰謀論者會將打疫苗形容為收集基因數據，或者打入一些不明的東西入自己身體等等，這些說法都突顯了他們是受害人。

6. 無視證據（ Immune to Evidence）：

陰謀論的思想者往往都會將自己的思想封閉起來，甚至會將一些對己不利的證據，視為對方的故意捏造的假證據，用作攻擊他們的理論。

7. 重新演繹隨機事件（ Re-interpreting Randomness）：

部份陰謀論者會將一些意外，一些沒有關連的事件，企圖按他們的想法將這些事件重新整合，或者盡量在事件中找出一些疑點，然後帶出自己的想法。

陰謀論由誰提出？這些陰謀論背後有何動機？本文暫且按下不表（因為這些東西聽起來也像個陰謀論），但筆者希望大家對陰謀論有多些理解後，可以想想日常生活接觸的資訊，有多少與陰謀論的想法相近，再想想我們應怎樣以同理心回應這些提出陰謀論的人的想法和觀點，最終令這些懷疑、不信任、非理性和不以科學為本的想法，減少在社會中散播。

參考資料：

〈哪些人容易相信陰謀論、假消息？〉。《天下雜誌》。2021年5月26日。網站：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4966。

Anthony。〈陰謀論是甚麼？簡析陰謀論者的心理狀態〉。樹洞香港。2021年5月8日。網站：https://treehole.hk/pseudoscience/陰謀論心理/。

Cult。〈心理學解釋：人們為甚麼相信「陰謀論」？〉。每日頭條。2017年6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psychology/j6b5keq.html。

波留先生 M. Beaulieu。〈為了讓人安心所以存在，陰謀論製造的圓滿真相〉。泛科學。2021年5月12日。網站：https://pansci.asia/archives/320626。

“ThinkBeforeSharing - Stop the spread of conspiracy theories.” UNESCO. Accessed May 13, 2022. https://en.unesco.org/themes/gced/thinkbeforesharing.

Douglas, Karen .M., Joseph E. Uscinski, Robbie M. Sutton, Aleksandra Cichocka, Turkay Nefes, Chee Siang Ang, Farzin Deravi.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40 (March 2019): 3–35. https://doi.org/10.1111/pops.12568.

Lewandowsky, Stephan and John Cook. The Conspiracy Theory Handbook. 2020. http://sks.to/conspiracy.

Lewandowsky, Stephan, John Cook, Ullrich Ecker, Dolores Albarracín, Michelle A. Amazeen, Panayiota Kendeou, Doug Lombardi et al. The Debunking Handbook 2020. https://sks.to/db2020. DOI:10.17910/b7.1182.

1. 疫情焦慮的成因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簡報，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慮和抑鬱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一般來說，對疫情有過度焦慮的人士本身可能對其他事情也有過度焦慮。而焦慮症的成因可以分為生理和環境兩方面：

生理成因

• 遺傳學研究顯示焦慮症和家族遺傳有關
• 某些化學物質在大腦中不平衡
• 身體疾病引致，例如甲狀腺分泌問題可引發焦慮徵狀
• 服用某些藥物的副作用是出現焦慮徵狀
• 濫用咖啡因飲品、酒精、藥物或毒品

環境成因

成長因素、生活和工作壓力、重大人生或社會變化，及以下因素也可形成焦慮：

• 童年時在潛移默化中模仿了父母或家人的焦慮思考模式或行為
• 曾經歷創傷事件，例如受到侵犯、經歷重病或交通意外等
• 思想模式較負面和處理問題技巧較弱的人較易有焦慮
• 兒童和青少年焦慮症的成因包括完美主義傾向、害怕犯錯、對學業或朋輩關係有過高期望等。家長的態度和反應，如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可使問題惡化；而無意間給予過多的安撫與注意也會加重孩子的焦慮或拘謹行為

另外，筆者亦曾從不同渠道聽到一些對疫情或抗疫感到焦慮的想法和感受：

未受感染者的焦慮想法

• 有些人有「疫苗猶豫」——打針擔心副作用，不打又怕染疫
• 害怕自己或家人染病而有死亡風險，特別是擔心家中的長者或小孩
• 有些人會感到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及親人
• 盡量留在家中及避免到人多的地方，怕被感染
• 不能或不會去探望非同住的長者，特別是住在院舍的
• 擔心染病後可能會入住隔離設施，要與親人及照顧自己的人分開，且擔心要與高危人士一起，特別是老弱病患，在這些時刻會感到無助、苦悶、孤單及抑鬱
• 不少商舖因疫情要停業，生意大受影響；打工的則擔心失去工作
• 不少人感到在家工作雖然減省了上下班時間，但在家工作好像不太能專心，而上司亦可能會隨時找自己問及工作方面的事情
• 因子女長期在家上網課，又不能外出，學習進度可能不理想，怕他們失去讀書的動力，在家亦容易過度上網及失去睡眠作息的規律
• 因家長在家工作，兒女在家上課，管理兒女做功課及溫書的壓力好像從學校轉嫁到家長身上，兒女整天困在家感到很不舒服，全家人相處磨擦增多，好像活在一個「壓力煲」裡，隨時會爆
• 有些人對全世界疫情何時完結會較悲觀，不知何時可以回國或到外地去探親及旅遊等

受感染者的焦慮想法

• 擔心自己確診後情況嚴重，得不到適當治療而死去。假如感染者是丈夫，也是家中經濟支柱，會擔心家人日後的生活。如感染者是妻子，則擔心丈夫和兒女在自己死後沒有人照顧。有些人則感到人生實在有太多事情還未完成，要帶著遺憾離開
• 自己或家人確診雖然沒有生命危險，但在患病時或治療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痛苦，之後也擔心會有「長新冠」後遺症
• 自己確診並感染了家人、同事或朋友，當中有些因此死去、病重或有後遺症，感到非常歉疚，連累了別人
• 長者確診會擔心連累家人或院舍，擔心死後遺體亦不能得到恰當的處理，而家人亦擔心不能為逝去的長者安排一個較為合宜的葬禮

2. 焦慮的徵狀

有些人在上述不同處境中感到無出路，因而形成一些身體、思想、行為及情緒方面的焦慮徵狀。

身體方面

• 口乾、吞嚥困難
• 呼吸困難
• 心跳加快、氣喘
• 冒汗、顫抖
• 頭暈、頭痛、周身骨痛、麻痺
• 胸口疼痛或不適
• 腹痛、胃痛、腸胃不適、肚瀉
• 尿頻
• 失眠

思想方面

• 大驚小怪
• 無法停止或控制憂慮，特別是擔心染疫，但又不願意做檢測
• 經常想著工作、學校或疫情的事，不能停下來
• 過份憂慮不同的事情
• 精神難集中
• 記憶衰弱
• 因擔心而怕作決定
• 怕黑、怕死、怕鬼怪（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

行為方面

• 心緒不寧以至坐立不安
• 對噪音或光線特別敏感
• 精神緊張、難以鬆弛
• 不想上班、上學
• 不敢獨自在家或外出
• 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不敢乘搭人多的交通工具
• 增加咖啡、茶、酒精、和藥物等的使用
• 因過度消毒而令雙手破損、甚或潰爛，與清潔標準不同的家人產生磨擦

情緒方面

• 擔心、憂慮
• 害怕、恐懼
• 容易心煩或易怒，甚至有暴力傾向
• 感覺物件不真實，又或自我不真實地存在

3. 處理疫情／抗疫焦慮的方法

要保持身心社靈的健康，包括：

• 恰當地接收疫情資訊，不應整天只集中在這類新聞上
• 保持良好生活習慣，要與人保持良好關係
• 心境上要保持審慎樂觀，雖然會有新常態的出現，但相信生活會回復正軌
• 有宗教信仰人士，或許有些時候不能有現場聚會，但不要停止經歷及實踐信仰

假如出現了焦慮的情況，要找出產生焦慮的根源問題，從而尋找方法去解決。假如自己不懂得怎樣尋找出來，可考慮找身邊認識自己的人幫助，有需要也可尋求專業輔導的幫助。

另外，一些不傷害自己及他人的活動，可幫助我們減低焦慮徵狀，常見的有：找人傾訴、做運動、聽音樂、看電影、合宜地吃東西及購物等等。而以下的鬆弛練習及活在當下的練習尤其重要。

鬆弛練習

當我們經歷壓力事件時，身體會釋放出引發戰鬥（fight）、逃跑（flight）或凍結（freeze）反應的化學物質。受控的呼吸有助於大腦和身體發出安全信號，並終止戰鬥、逃跑或凍結反應。以下有幾種方法可以令我們身心感到鬆弛：

• 腹腔式呼吸練習
• 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特別適合因焦慮形成的身體繃緊或疼痛）
• 意象鬆弛法
• 靜觀練習

這些練習的示範都可以在網上找到。

活在當下的練習

在疫情中，以下的活動可幫助我們專注於此時此刻，細味品嘗生活的美好經驗，保持放鬆及專注：

• 走到郊外或公園，以五官感受大自然的奇妙
• 慢慢享用一頓飯，好好享受食物的細緻樂趣
• 與家人或朋友有交心的傾談
• 以專注的態度做家務，享受過程的樂趣
• 與孩子一起玩耍，全情投入，一同快樂
• 坐下靜思，不為甚麼
• 聽或看一些特別的專題講座或上課，學習不同知識，與社會保持聯繫
• 可聽或唱一些喜歡的音樂或歌曲

4. 尋求協助

在日常生活因壓力引起一些輕微的焦慮，是正常的心理和生理反應，可令人提高警覺，增強動力，甚至可以改善表現，有助解決困難。但如果焦慮好像無故發生、與現實不符、持久不退和情況加劇，甚至影響了社交、工作及日常生活作息等，則可視為病態焦慮，或稱為焦慮症，徵狀可出現在上文提及的身體、思想、行為及情緒等四方面。

雖然焦慮一般不會引致自殺念頭，但假若一個人焦慮去到極點而持續沒有出路，會產生絕望感，便有可能會出現抑鬱情緒，這可導致輕生念頭，在這情況我們必須要多加注意，有需要時則要尋求專業協助。

5. 給疫情／抗疫焦慮者的一些提示

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大部份人抗疫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了，當中有人可能會出現一些「抗疫疲勞」的情況，如能實行以上保持身心社靈健康的活動會較好，可鼓勵別人進行，但切勿勉強。另外，亦可向別人提供一些正確資訊，以減低他們不必要的擔憂，但要小心避免爭拗。

假如情況不是很嚴重，可鼓勵他們：

• 學習把生活的重點放在與疫情無關的事情上
• 學習管理時間及分配工作，減低因工作堆積帶來的壓力和緊張
• 看笑話和笑片，學習以輕鬆幽默的心態面對事情
• 提醒他們「感恩」的重要，學習將思想放在正面的事情上

另外，亦應鼓勵他們：

• 避免長時間想著擔憂的事情，要叫停
• 避免為控制範圍以外的事情負責
• 避免讓一個擔憂的親友介入自己的事情，因為這會令情況變得更差
• 避免使用過多咖啡因飲品、酒精或濫用藥物

但假如他們出現上文提及的嚴重情況，則需要尋求專業協助，一般會考慮專業心理治療及看醫生服藥，以改善情況及避免悲劇的發生。

大家還記得11年前的「盲搶鹽」事件嗎？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了巨大地震，災難不但奪去三萬多人的生命，還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洩漏。事故不獨影響福島居民，也引起東南亞人對核輻射產生恐慌。[1] 恐慌時，往往會伴隨著流言或謠言，[2] 當時中國多個城市、香港及澳門便流傳著鹽中的碘能減低輻射，於是到了3月中旬，上述各地便出現搶購食鹽的情況，鹽的價格更一度急升。[3]

事隔多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同時，也同樣為世界帶來不同形式的流言或謠言。有些是先前已有，再度流傳，例如2003年沙士爆發時，內地及台灣流傳熏白醋、喝板藍根和金銀花能醫治沙士。[4] 2019年新冠肺炎愈演愈烈，白醋和板藍根仍然是不少中國人心目中的治病之選，這令不少專家需要出來闢謠。[5] 白醋與板藍根在內地似乎有特殊的魅力，在「醫治」新冠肺炎方面，印度卻有她的獨特秘方，在農村地區，許多人確信古老的習俗，便是用牛糞和牛尿液作為消毒劑，甚至連來自印度人民黨的議員，亦有在社交媒體中建議：「如果你早上空腹喝50毫升牛尿，然後每天吃五到10次薑黃，冠狀病毒就會消失。」當然，印度醫生也連忙出來闢謠，指出「沒有科學證據證實以任何形式使用這些東西（牛糞和牛尿）的好處。相反，塗抹（牛糞）或食用（牛尿）這些產品存在風險，其他疾病可以從動物傳播給人類。」[6]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的白醋防疫沒有科學根據，而印度的另類療法更是相當荒謬，因而推論只有落後地區才會出現這類難以置信的謠言便大錯特錯，事實上，有不少我們以為非常先進的國家，她們亦流傳著同樣令人側目的謠言。在澳洲，不少人上街遊行反對5G網絡；[7] 在世界各地，如澳洲、北美洲、新西蘭及英國等，手機訊號發射站遭到破壞。[8] 單在英國，有超過70座手機訊號發射站遭人攻擊，有約50個遭到破壞，即使當中大多數都不是5G網絡級別。[9] 這些人針對5G網絡，因為他們相信5G網絡與新冠肺炎相關，有的相信5G網絡產生的輻射會抑制人們的免疫系統，讓人面對冠狀病毒時，變得更加脆弱。[10] 有人甚至深信5G網絡以某種方式傳播冠狀病毒。[11] 有關5G網絡與新冠肺炎病毒相關的言論在互聯網快速地、透過不同語言，散播到世界角落。[12] 相信這些謠言的人包括美國著名歌手及演員，[13] 甚至是一些英國及歐洲的電訊工作者。[14]

除了把新冠肺炎病毒與5G網絡掛鈎，早前一些令人費解卻在美國流行的想法，還有以下幾項：一、新冠肺炎的殺傷力與季節性流感差不多；二、戴口罩是多餘的，喬治亞州州長Brian Kemp甚至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市政府實施戴口罩的規定，有人甚至相信戴口罩會讓人缺氧，引發高碳酸血症，嚴重的會引致死亡；三、富有的精英利用病毒，透過疫苗來賺錢；四、病例的增加是因為更多人接受測試的結果；五、如果病毒在人群中傳播，人們將因著群體免疫得到保護；六、Bill Gates有一個秘密計劃，他想透過疫苗在人體中植入可追蹤的微型晶片。[15]

關於疫情期間的流言或謠言還有不少，不過，與其知道當中的內容，不如略為探究到底是甚麼原因，人們總會相信流言或謠言，好提醒自己不要重蹈別人的覆轍。

避免人云亦云是千年不變的道理，可惜本來便有不少人會人云亦云，[16] 加上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人們更容易陷入人云亦云的陷阱，面對網絡上大量流傳的訊息，實在難以分辨訊息的真假，有研究顯示，當訊息重複出現次數愈多，人們會愈覺得它們比新訊息更真實，這便是所謂的「真相錯覺效應」（the illusory truth effect）。[17] 更何況，有些古怪的說法得到名人、權威人士，甚至宗教人士支持，就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這亦解釋了為何較能看清真相的人，當他們想要推翻他人錯謬的想法或信念時，其任務會是十分困難的。

除了人云亦云之外，恐懼或憂慮也會讓人失去判斷力。2020年初，當時人們對於新冠肺炎還是非常陌生，不太了解它是何物並因而感到害怕，[18] 至於5G網絡，早已有人對它心存恐懼。不過，有些人即使知道病毒是真實存在，但由於擔心工作和要支付賬單，不想停工而寧願「相信」新冠肺炎與流感差不多，又或是「相信」群體免疫是真的可行。[19] 《真確》一書的幾位作者說的好：「『恐懼』和『危險』是兩回事。可怕的事物是令人感覺危險。危險的事物是真正帶來危害。如果我們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可怕而非危險的事物上（也就是太過關注恐懼），等於是往錯誤方向白耗精力。」[20] 不管人們因為害怕5G網絡，推倒多座手機訊號發射站，對於疫情都是無補於事。反而，他們寧願相信毋須配戴口罩才是真正危險之事。

有些人不是真的相信謠言，他們支持謠言，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政府失去信任，又或是對政府感到不滿。有人認為新冠肺炎與流感分別不大，其實他們並不是否定冠狀病毒的殺傷力，只是對國家的回應感到沮喪及憤怒，當美國的從政者懇求市民留在家中，自己卻被揭發參加不同活動，市民自然不願意配合政府的呼籲及政策。[21] 其實不只美國，世界不同角落的人都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歐洲也有大大小小不同規模的示威活動，他們聲稱「病毒根本不存在」，「病毒」只是政府強制他們接種疫苗而衍生出來的東西。[22] Jonathan Kennedy作為一名全球公共衛生專家，他調查有關對政府的信任與對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之間的關聯，他分析了14個歐洲國家有關投票方面的數據及進行公眾對疫苗信心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若通過選舉形式得到人民較高的支持時，該國家的人民就愈多傾向不信任疫苗。[23]

香港在疫情期間，也流傳過不少流言或謠言，如內地廠房因疫情問題無法開工，影響未來供港物資供應。大家有否參與過囤積白米或廁紙等活動？[24] 即使你不相信謠言，只購買自己所需的部份，卻也會受到影響，在惡性循環之下，或許你也會覺得「需要」「買多一點」。在香港，恐怕不會有人相信用牛糞去預防新冠肺炎，但我們的智慧，又是否足以讓我們保持清醒，還是我們會被人云亦云、恐懼或擔憂，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所蒙蔽？是的，大家都知道核查（fact check）的重要，但除了核查事實，更重要的是留意自己的心態及情緒，這樣才不會被謠言欺哄或蒙蔽。

近日不少人在談社會局勢，不時都有很多情緒化的反應，當中尤以恐懼為甚，驚被捉，怕被害，收到恐嚇短訊，人心惶惶。很多人念茲在茲的說不少人叫自己離開，不要留戀；又有些人擔心自己去到外國生活會被歧視和欺凌，不會很快樂，進退之間也充滿著擔憂和恐懼。究竟我們可怎樣自處？牧者可以怎樣與肢體同行？輔導心理學家張燕鈴小姐表示，要了解恐懼，找到來源，辨別它和實際情況的分別，再好好計劃如何面對恐懼來襲，這樣自然能處理恐懼。

恐懼，對一般人來說，是一種感覺，就是驚，不過在心理學中，驚至少分兩種：明確、不明確。張燕鈴表示，所謂明確，就是具體、清楚的，例如驚狗、畏高、怕失去自由，這些事物都是具體的。驚狗這恐懼亦很明確，恐懼的事物是人可以接觸到，驚狗的人甚至驚到一個地步，連可能有狗的地方都不敢去。張燕鈴說：「佢可能就會諗，去元朗可能好多狗喎，咁樣佢會對入元朗卻步，但如果諗到解決方法，例如行開或者用枝嘢對著牠，咁就無影響入元朗的決定，某程度上這恐懼又不是很明顯，唔會因為恐懼而改變決定。」

另一類是不明確的恐懼，例如在一種環境中，覺得無力、無助，因為覺得事件有很多不確定性， 也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令結果存在很多變數。這類恐懼有兩個特點：一、往往會容易令人很單一地看事物，或者只選擇會令人驚的部份來看，從而令自己更驚；二、驚的人會找很多他認為相似的事例去強化自己的驚，令恐懼加深和累積。

遇到這類情況，張燕鈴認為有兩件事可以做。第一件事：要分辨他驚的事是甚麼，以及了解它與個人自身經驗的距離。筆者在此舉個例子，如有人看見新聞報道，近日有曾在遊行示威中出現的人士不斷遭拘捕，於是他很擔心自己也會被捕，他驚的原因是自己也曾出現在現場，此時如果你能與他細心分析被捕人士所做的事和他所做的事在程度方面有何分別，這種分別可以令人將恐懼拉開一個距離，甚至可以令他分辨到不同程度的參與和結果的分別，他的恐懼感就會自然減輕。

當然，即使他的恐懼其實與實際情況有很大落差，甚至可能與他相比，排在前面比他更驚的人應該更多，但他仍然會驚，因為恐懼有另一個特點是問題會不斷重複，當他繼續不斷看有關資訊時，會引發他的情緒。這時張燕鈴認為可以做第二件事：作最壞的打算，在已有資源中好好計劃可以做的事，掌握自己生活的節奏。

她說：「香港社會氣氛或政治氣候咁差，呢樣嘢我可能改變唔到，但有啲嘢可以用我的資源做到，人對自己的sense of control（控制感）大一點時，就唔係被動的回應環境，我會覺得我有得揀，亦唔需要咁驚，因為唔係打到埋嚟就要硬食，其實我有啲嘢可以做。」是故如面對不明確的恐懼，不妨想想最壞的情況是甚麼，再想想在能力範圍內可以做甚麼。例如：若今日不移民，有沒有可能在能力範圍內多用三年時間賺錢去鋪路？

恐懼，說到底就是對未知的事感到擔憂，所以如果先行計劃，對最壞情況作準備，並在能力範圍內做可以做的事，這些正面的計劃和成功實行的經驗累積下來，可以減少恐懼，加強控制感，如此生活下去，會漸漸發現不同可行的出路，漸漸就可以離開恐懼的狀態。她說：「所以個計劃必須根據現有的資源去做，唔係坐喺度諗最理想的生活型態，而係做一個自我評估，將可能發揮的事做到最多，同埋要諗個後備方案。」

如果恐懼已影響到日常生活、重複又重複的傾談也不能處理，或者極度逃避問題，可能就要向恐懼的人指出不如請輔導員向他提供進一步的協助，因為這種恐懼背後可能有更多的東西，例如成長的因素，或者其他深層次的情況需要去處理。張燕鈴表示，如果對方仍然驚，而沒有處理它，純粹是在逃避，她會向對方指出這個抗拒，例如說：「你由當初肯講到現在收起來不肯再講了，它壓倒你或者壓迫你的程度好似更加大，你不如諗吓係咪有需要見唔同的人，將它拿走。」

牧者／導師與恐懼者同行常犯的小問題

這段日子可能有不少主內肢體也會擔心，又會有不同的恐懼情緒，牧者和導師可以怎樣與這些肢體同行？張燕鈴給了我們一些小貼士，避免出現以下的情況。

1. 否定對方的情緒：

很多人看到恐懼的朋友，聽他們的分享，都覺得他們反應過大，會嘗試平衡他們的想法，例如會說「唔使諗得咁嚴重」，「你諗得太誇張啦」，「唔好災難化啦」等等的話，但在恐懼中的朋友，本身就活在這情緒中，這恐懼對他們來說是具體而實在的，以上說法只會令人覺得自己不被接納和了解，甚至會再進一步，真的覺得自己的恐懼是個大問題，一般人也處理不到，從而進一步放大恐懼。

2. 用例子說明他並不值得恐懼：

不少人在安慰恐懼的人時會說：「唔使驚，你睇阿邊個邊個都未驚，幾時到你呢？」但事實上一個人恐懼就是恐懼，當你企圖用另一個他不認同的經歷去游說他時，實際上他會有一種被硬塞大道理和不被接納的感覺。所以我們只能用他所認同的例子去替他做分析，而不應將他不接納的東西硬塞給他，應該要先處理他的情緒，之後才用理性分析，次序不能倒轉。

3. 叫他停止出現某些情緒：

很多人會習慣叫人「唔好驚」、「唔好諗」，但事實上潛意識是無法處理一個存在但又要對方無視的訊息的，此舉只會不斷重複提醒對方恐懼的存在，甚至會將恐懼情緒放大，因為每次想「唔好驚」的時候仍然在驚，反而強化了恐懼感。

「截稿日期還有一段時間，一天前下筆便好了」，「遲到沒有關係，等一下再出門」；「賬單未到期，到期再算。」；「等一下再收拾雜物吧。」這一下，可能已經是半年後的事......

我們對上述的說話一點都不陌生，我們聽過看過身邊的人說過做過上述的事情，甚至自己也曾拖延過。為甚麼拖延？理由似乎很簡單，通常我們會拖延做一些我們不喜歡做的事情，換言之，我們為了做喜歡的事情，耽擱了其他重要的事務。假如我們喜愛上網打機，多於做功課或打掃家居的話，我們或會等到不得不做的時候，才著手處理這些必要的事務。假如我們喜愛家中的寵物，勝過獨居的爸爸，我們假日難得在家休息，可能寧願帶狗狗去公園「放電」，一再拖延與父親相約好的「飲茶」時間。又或是我們想逃避某人或其要求，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絕，很自然會用上拖延一招，拖延回覆對方的訊息或與對方見面。當然，拖延不是一味負面的，有時，拖延是對人有益的，例如，家中已經有大量衣服鞋物，拖延購物的衝動，絕對是明智之舉。

拖延的原因似乎很簡單，要明白自己或他人拖延的行為，似乎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即使有些人的拖延成為了習慣，甚至功力已經到了足以讓人「發火」的地步，我們或會認為總有人做事爽快利落，總有人不懂得管理時間，又或是不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這是他們的個性使然，改不了。

拖延的成因真的如此易懂，容易理解嗎？根據珍˙博克(Jane B. Burka)及萊諾拉˙袁(Lenora M. Yuen)所撰寫的《拖延心理學：為什麼我老是愛拖延？是與生俱來的壞習慣，還是身不由己？》(以下簡稱《拖延心理學》)一書，當中提到直到數十年前，才有人開始著手研究拖延的成因，2007年，有一位來自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的心理學家，皮爾斯˙史迪爾(Pies Steel)發表了報告，他指出拖延的四大主因是對成功的信心不足、任務令人反感、注意力分散和衝動、目標和報酬太過遙遠。我們得感謝心理學家的貢獻，不過這四大成因也似乎不是很難理解，不理會他人拖延的原因，我們值得要花時間去理解自己為何拖延嗎？這對自己有何好處？

回答上述問題之前，可以先來看看以下兩個引述自《拖延心理學》的實際例子：

例子一：有人在一年多前已經加入了健身院，但最後一次都沒有去過。

例子一的人士並非不喜歡健身，《拖延心理學》的作者指出這人把目標訂得太遙遠，太不切實際了，他的目標是「一星期天天上健身房」，有一些適應不良的完美主義者會出現拖延的症狀，這些人「對自我要求很高，但是對自我感到失望。」他們會有「非全有即全無的」人生觀，即是說，他們認為過程的進度不重要，重要的是達到自己所訂立的目標，只要「一有差池」，便會非常沮喪，覺得自己甚麼都沒做，所以還是不開始的好。

對於上述的例子，大家有沒有感到很熟識，是否早早購買了運動器材，收集了不少減肥餐單，已經制定好了一套完美的計劃要進行強身健體又或是瘦身塑體，但一想到下個星期誰生日、再下個月誰結婚、再下一季要去旅行......計劃一拖再拖，因為永遠都找不到適合的時候開始計劃。

如果你的拖延的心態與上述的何其相似，可能你要問問自己，自己有否把自我價值等同能力，也等同表現？簡單來說，即是以能力的高低及成果來決定自己的價值。有一些很優秀人習慣拖延，不到最後一刻不動工，甚至不開始，因為害怕當自己全力以赴，還是達不到自己所訂的目標，之後覺得自己沒用，如果拖延，甚至不開始，即使結果不如理想或沒結果，他們也有藉口安慰自己，不是自己的表現有問題，也不是自己的能力(價值)有問題，只是時間不夠，或是自己沒做，說穿了，他們拖延的理由是害怕失敗。

例子二：
有位女學生終於找到自己喜愛的學科，學科要求每周必須提交三頁的文章，她總是寫得太多而遲交，到了交末期報告的時候，又因為搜集大量資料而沒有準時完成，最後拿不到該門學分。

驟眼看來，這似乎又是一個力求完美者的不同故事，然而女學生選的科目剛好是群體心理學，她的指導老師讓她發現，原來害怕成功也會帶來拖延。當時女學生已經決定要由英文系轉讀心理學系，但又害怕要適應新的老師及同學，另外，她不覺得自己是屬於擅長做某件事的人，因此她拖延自己的「成功」。

根據作者分析，害怕成功的人大多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又擔心成功所帶來的缺點，例如成功需要付出太多時間和心力，遠遠超出他們所能承受的，因此潛意識的焦慮導致他們無法實現夢想。她們提到另外一位有設計天份的建築師，他便是因為害怕別人對他的要求不斷提高，以致以拖延來消滅將來出現的高壓生活。有些害怕成功的人，基於不想自己太完美，招人妒忌，與他人關係出現疏離，因此拖延做一些讓他們會變得更完美的事。

拖延——其實與恐懼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拖延的人都在害怕一些事情。例子一是害怕失敗型、例子二是害怕成功型，除了這兩種類型，作者還列舉了其他拖延類型的人，都是與害怕有關係的，分別是反抗權威型、害怕分離型和害怕親近型。

反抗權威型的拖延在於害怕失去控制權，他們為了權勢、自我價值、自尊、獨立自主而戰。有些人採取拖延戰術，是由於他們感到自己的私人空間被人入侵，感到被人打擾。例如不想答應鄰居的要求，又不知如何回絕的時候，有時會用拖延解決這事。反抗權威型的人把自我的價值建立在自己有能力獨立自主，反對權威，即是說只要自己可以表現出拖延，便是爭取到自主權，也代表自己有價值。

害怕分離型拖延的人害怕離開他人，害怕獨力做決定或面對問題，例如有些孩子，由小到大都被父母照顧得太好，當父母不在身邊，又需要獨自解決問題，他們會感到孤立和疑惑，表現出拖延行為。至於害怕親近型的拖延，顧名思義，便是害怕與他人有太親密的關係而拖延行動。例如有人很想離開現今的工作，轉換到自己所喜愛的工作，但每次一想到要重新訓練自己的同事與自己保持距離，便一再拖延轉工的事。

拖延如何形成其實非常複雜，不是我們所想那麼簡單，上面所提的幾類人，在《拖延心理學》中只佔了部份篇幅，其他篇幅闡述注意力缺陷(ADD)、執行動能失調(ED)、憂慮症、焦慮症、失眠、壓力，以及家庭文化等如何讓人出現拖延行為。

我們到底值不值得花時間去理解自己為何拖延？如果我們認為拖延不是大不了的事，自己沒有受它影響，這的確不值得花時間去理解，但如果我們飽受拖延帶來的苦果，拖延的習慣讓我們非常困擾，又或是很想透過剖析自己的拖延因由，發掘自己更深入的問題，改變自己，這便值得花時間去認識。透過閱讀書籍可以是一個途徑，不過要留意的是，人類是非常複雜的生物，無論書中的個案與自己如何相似，極其量只可作為一個參考，有助於了解自己多一點，若想徹底改變，還是需要找尋專業人士幫助。

參考書籍：珍˙博克(Jane B. Burka)、萊諾拉˙袁(Lenora M. Yuen)：《拖延心理學：為什麼我老是愛拖延？是與生俱來的壞習慣，還是身不由己？》，暢銷35週年增修新版。台北市：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6月電子書。

戲如人生的疫症電影

在近日疫情的影響下，相信大家會減少外出，應很少到戲院看戲吧。除了可在家中收看免費電視頻道節目，網絡發達亦令大家可安坐家中，付費看看電影頻道、串流平台。而這陣子的疫情，令筆者想起許多有關疫症、病毒爆發的電影，它們的內容大多探討想超越極限、恐懼、貪念等人性抉擇帶來的影響。

超越極限

人類有時都想超越極限，發展超越人類及自然的東西，如透過生物科技、超級藥物，希望可以不生病、不死，又或是以超級病毒用作戰爭用途。電影《屍殺列車》（Train to Busan, 2016）、《魔間傳奇》（I am Legend, 2007）就是因為生物科技公司或醫藥公司的研究出錯，引發出大規模的病毒傳染。

面對死亡的恐懼

當病毒大規模傳播，眼見很多人病倒、受苦及死亡……深怕自己或家人會被傳染，相信這種恐懼大多數人都會明白。而死亡的恐懼會影響我們對人的信任與溝通；人們也會因為恐懼或假訊息，而做出很多不道德、不合理行為。《蒙上你的眼》（Bird Box, 2018）及《韓流怪嚇》（The Host, 2006）兩部電影雖與「疫症」無關，卻講及當人類面對不能估計的危難時，會因為想自己生存而出賣別人、忽略別人感受，更會失去理性，亂傳及誤信謠言。

因貪念製造混亂

疫情蔓延使社會人心惶惶，有人更會藉機散播錯誤的訊息斂財，也會有媒體編造陰謀論……電影《世紀戰疫》（Contagion, 2011）以2003年沙士疫情作藍本，亦使人聯想到現時的疫情。劇中的病毒來自蝙蝠及豬，病人呈類似感冒的病癥，病毒一直傳染出去。陰謀論者及造謠者卻指病毒是生化武器、以及不應相信政府與藥廠合作研發的疫苗，目的其實是想售賣藥物、推高價格。而有關藥物雖未經證實有效，但其消息卻在社會流傳，人們便湧去藥店購買，造成混亂，更使感染者與健康者聚在一起，加速了病毒傳播……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在電影中看到現實相近的情況，不是罕見，但我們會否從中可以領略一些教訓，使我們在現實中可以關心別人多些、冷靜理智多一些？當然，作為信徒面對疫情、面對死亡，我們更應尋求從神而來的愛心及平安。

今天的流行電影，是科幻和超級英雄的世界，片中的主角往往有很獨特的性格，面對一些常人不會遇到的情況，也不能帶出一般的人情世故所面對的選擇，嚴格來說是「不近人情」的故事。反而近年荷里活的卡通電影，往往能脫離傳統的「好人、壞人」的陳規，能深刻地道出人情世故的精妙。其中彼思動畫工作室 (Pixar Animation)的卡通片往往叫好也叫座，這次要介紹的是該公司近期的一部佳作－《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國內譯《頭腦特工隊》）。
 
電影講述一個女孩子韋莉(Riley)和她父母的關係。本來是快樂的一家三口，因為爸爸工作的需要，舉家要遷到一個新的城市（三藩市）。由於韋莉不習慣新環境，父母又不了解她，她覺得受盡委屈，一怒之下決定離家出走，在最後關頭回心轉意，歸家後得到父母的諒解和鼓勵，終於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享受她的生活和天倫之樂。
 
故事雖然簡單，但橋段上的突破是用擬人法去描寫韋莉心中的情緒。據說導演和劇作者Pete Docter曾考慮過有二十多種情緒，為了不想內容過分複雜，最後只選了五種情緒－－快樂、憂愁、厭惡、恐懼和憤怒。電影中想像韋莉的心靈有一個中央控制室（控制室的設計讓我想起《星空奇遇記》Star Trek中的控制室），五種情緒一起來決定韋莉的所有決定。快樂、憂愁和厭惡是女孩子，恐懼和憤怒是男孩子，而當中快樂和憂愁是主角。電影開始時韋莉剛出世，快樂首先在她心靈中出場，但隨即見到憂愁在快樂身旁出現，觀眾看到嬰孩韋莉笑，也看到她哭，導演在開場時已告訴我們，喜與愁、笑與哭等，原是人生應有的兩面。
 
電影參考了心理學的研究，描寫韋莉的經驗都會變成一個一個的水晶球，每一個球代表一段記憶，大部分的水晶球在韋莉睡覺時便會被丟掉，代表多數的短期記憶都會被遺忘，有少數的水晶球會存放到長期記憶庫中，有極少數珍貴的記憶會放在核心記憶櫃中，成為韋莉的性格身份一部分。除了記憶，韋莉的心靈中還存在幾個島，這些島代表她個性的重要一面，韋莉有家庭島、冰上曲棍球島、友誼島和坦誠島等，都是給她生命力量的重要支柱。
 
電影中很多的環節都出自快樂和憂愁如何影響和操控韋莉的心靈。電影中快樂是積極和有點跋扈，反映在西方文化中通常強調人要主動去尋找快樂；反而憂愁沒有很主動的去爭取操控韋莉的心靈，只是她對每段記憶都有著好奇，而她所摸過的記憶都會添了一份愁情，彷彿代表我們不會主動去找憂愁，但憂愁卻會常在我們生命中出現。當韋莉去到三藩市，遇到各種不愉快的經驗，快樂努力地要阻止這些記憶成為核心記憶；另一邊廂，憂愁把快樂的記憶「污染」，讓韋莉接連地想起傷心的片段，叫她失去希望和動力。後來快樂和憂愁在爭吵中被意外地吸出控制室（代表從韋莉的意識中消失），快樂差點被掉在「忘記」的廢物堆中，憂愁差點要自我放逐，她倆要經過一番驚險的歷奇才能回到控制室中。
 
在電影中，快樂多次責駡憂愁，把韋莉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憂愁，以為盡量讓韋莉想起開心的事就可以解決問題，當那些開心的記憶變色後，那些個性的支柱島也一個跟著一個的倒塌，韋莉變得愈來愈冷漠不合作(passive aggressive)。快樂以為只要把憂愁隔離，就可解決問題。後來憂愁也覺得自己一無是處，這時快樂卻發覺，原來眾多開心的回憶背後都有一段傷心事，往往是失意後所得到的安慰是最甘甜的，韋莉要得到快樂，也要學習面對失意，不能只要開心的記憶，而是讓過去的傷痛記憶成為她今天的鼓勵。當她坐上長途大巴要離家出走時，已無力承受其他的情緒。幸好此時快樂把憂愁帶回控制室，讓憂愁影響韋莉，於是她開始哭了，也醒覺到自己的錯誤，她願意回家了。
 
電影彷彿告訴我們，作為父母的，重要的不是要操練孩子拿多少個奬項（學業或是課外活動的），更不是要贏在起跑綫，而是與他一起創造美麗的回憶，這些回憶會成為他生命的支持，喜樂和愛心的記憶愈多，他的生命也更精彩和堅強。你明白你的孩子嗎？你知道他心靈有哪些支柱島？
 
另一方面，憂愁也是人在生命中要走過的路，流淚不代表軟弱，生命不但要有堅強的一面，也需要有慢下來哀慟的時間，哀慟是我們對失去的關係的一種尊重，讓我們再次體會這些人、事或是夢想曾對我們作出的祝福，從而學習珍惜我們今天仍有的祝福。現代的文化要我們每天向前衝，連喘息和哀慟空間也要剝奪；為人父母，我們願意花時間和孩子一同耐心走過傷心的片段？也願意尊重自己的感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