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民主近了,教會應當如何抉擇?── 教會被邊緣化的危機

關啟文博士   |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24/03/2010

在時代轉接期,教會在公共事務的取態和抉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會產生一種文化回憶,會長期影響我們的形象,這不是大的助力就是大的包袱。例如法國天主教本來有深厚的文化根源,但在現代化過程中,教會永遠都像站在「保守」一面,阻礙「進步」,這形象久而久之就根深蒂固,難以去除……

時代抉擇 影響深遠

所以在歐洲近代史中,法國的啟蒙運動比德國和英國的都來得激烈,特別在反教會和神職人員方面,到今天法國也是最世俗化的社會之一。歐洲現代社會中,基督教會現今大都蕭條,似乎與世俗化理論吻合,但美國同樣現代化,美國教會也面對諸多問題,然而其蓬勃程度是歐洲教會不能望其項背的。
 
為甚麼?其中一個因素是歐洲教會多和權力架構掛鉤,現代化和民主化逐步使權力下放,結果連教會也被一併放棄了。而美國教會則很早就走不同道路,基督教不是國教,教會之間要自由競爭,沒有特權保護,自然要自力更生了。相反,國教的特權往往產生墮性和腐化。

堅守信仰立場建設民主社會

 香港也正面對時代的轉變,若中國政府的承諾落實,分別在七年和十年之後我們就可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那民主真的近了,教會應當如何抉擇呢?就算在過程中有變數,我相信香港在未來十年方向上始終會迎向更民主化的社會,何況最近八十後的社會運動顯示香港新一代已積極起來爭取自己的民主權利,這股力量是不能忽視的,我最近十年也感到香港社會的變化愈來愈急速。
 
這對教會可以是一個契機(kairos),也可以是危機。我們最少要看清形勢,尋求異象,抓緊方向,在混亂中有智慧地定位。這需要深思,和更多討論。我不是甚麼教會領袖,在這裡提出一己愚見,並不預期所有基督徒同意(我明白教會內部在政見上本就有大分歧),只希望收拋磚引玉之用。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教會最重要的是要與人民站在一起,為美好的未來與他們共同奮鬥(當然這一切要先符合信仰的原則),而不能為了貪圖一時之利,攀附權貴(也不是說要盲目反對他們)。當然,因著一國兩制的屏障,我們暫時不像其他大陸人民那樣直接面對中國政府,在香港我們面對的是柔性的控制,而(還)不是血腥的鎮壓。我們又應如何抉擇呢?在爭取民主權利時,我們又應如何定位?這些都是難題。
 
篇幅所限,我不能詳細交待理據,只簡單地提出自己粗淺的看法,就是要避開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政治冷漠,這是變相支持現狀(status quo),最少別人會這樣看教會。在社會一直民主化的路上,這的確可能使教會漸趨邊緣化,起碼不少新一代會感到與教會精神格格不入。嚴重者他們會衝擊教會(這在2009年2月的反宗教霸權遊行已發生),輕微者則令教會失去新一代。我認為民主制度較能維護每個人平等尊嚴,與信仰精神較吻合(理據在《遙遙民主路》中有交待),所以雖然在細節上基督徒未必能找到共識,但我希望香港教會能在大方向上讓市民看到,他們是支持民主的。
 
另一極端是以激進為時尚,在理念上放棄基督教的道德立場,完全跟隨世俗社會的意識形態,自動閹割教會在公共領域的權利,把民主和人權運動與性解放(妓權、同運等)掛鉤。在手法上崇尚鬥爭,認為只要自己站在「公義」和「濟弱扶傾」那方,就可以不用守那些僵化的規則(如「和平抗爭」),把自己的語言暴力甚或肢體暴力當作「替天行道」、挑戰「制度化暴力」的手段,動不動就認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解散不義的立法會等等。
 
我認為這種進路背後或許有高貴的動機,但也有些流弊:為反現狀而反現狀,雙重標準,妖魔化建制人士而不自我反省,沒加批判就放棄信仰立場等等。在策略上,這些手法未必能被廣大市民接受(特別在基督教群體),其實亦有不少新一代不是那麼激進。若要避開這兩種極端,我們似乎應走溫和路線促進民主穩步發展,但仍堅守基督教的道德立場,這樣其實能使民主社會的發展更平衡。我認為基督徒民主運動應有這「四個堅持」:
 

  1. 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2. 謙卑而不狂妄,正義感重要,但盲目的正義也有大殺傷力。可錯主義 (fallibilism)本就是民主的精髓,不能只應用到曾蔭權身上,卻不用於己身。民主鬥士也會犯錯,也可能有私心。不做保皇黨,也不做教條或霸道的民主派/反地產主義者;
  3. 民主和人權運動應集中爭取一些核心權利,而不應和性解放(妓權、同運)等運動掛鉤;
  4. 盡量求同存異,不妖魔化對手(無論是維園亞伯或反高鐵「憤青」),甚或要維護對手的基本權利,例如陳巧文被《東方新地》侵權的案例,縱使一些人不同意她的言行,但仍要維護她的權利(如明光社就有譴責聲明)。在可能範圍內,促進社會和諧(但不「河蟹」)。

 
1974年的《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曾為福音派的關社工作奠下里程碑,它的第5章論到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分享祂對人類的關懷,就是對社會的公義及和好之關切,使受壓迫的人得到釋放……我們在此表示懺悔,因為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並曾認為佈道和社會關懷二者是互相排斥的……救恩的訊息也包含審判的資訊,就是審判一切方式之排斥,壓迫及歧視。無論何處有罪惡與不公正的事,我們都應斥責,無畏無懼……如果我們所強調的救恩不能使我們在個人與社會的責任上有整體的改變,這就不是上帝的救恩。」

這訊息在今天香港處境還是適切的,但我們實在需要更多關於政改爭議和民主路的討論。至於教會在這契機可以做甚麼呢?筆者和其他基督徒在2010年1月發起一個「基督徒關注普選聲明」的登報聯署(於2月19日刊於《明報》),呼籲在2017年或以前盡早普選行政長官;在2020年或以前盡早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席,並取消功能組別;並取消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這聲明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又應如何前進?是否要成立「基督徒支持終極普選大聯盟」?或草擬面對新時代挑戰的信念書?在教會內部進行民主和公民教育?這些問題則有待更多人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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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積極參與政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過猶不及 人仰馬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3/01/2020

過去半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沒有前車,進退有時難免失據,不過,無論是政府或抗爭者,若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及反思,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掩蓋了其他需要、甚至信念和原則,恐怕只會因失去平衡而人仰馬翻!

要撥亂反正,其實政府責無旁貸,不幸的是政府的回應往往脫離民情,令香港無法重回正軌。不過,部份前線抗爭者的手法,也許動機良好,但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商榷。例如不斷破壞公共設施如紅綠燈、升降機、以及路面,已對不少老弱或傷健人士,造成巨大障礙。而企圖以所謂「攬炒」(兩敗俱傷)逼政府屈服,恐怕最先「被炒」(受害)的卻是競爭能力較低的基層市民!

在社交媒體等平台,如有不合宜的態度和言行,亦容易為他人帶來煩惱。而一些專業人士,例如警方或記者,若被本身的經歷和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了應有的專業態度,亦會削弱市民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會令一些未有充份證據的傳言迅速傳開。此外,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例如為小孩子穿甚麼衣服,才能傳遞正確價值觀及保護自己,對孩童來說亦十分重要的。

至於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過去大半年並未有偷懶,而同性婚姻的訴求透過司法覆核,與我們的距離已愈來愈近,不出兩年便有機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亦不能掉以輕心。世界很大,社會和個人要面對的挑戰亦很多,有些事比較重要,不等如其他事就可以置之不理,無論社會或個人,惟有將所有事看得合乎中道,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失去平衡,甚至跌入深淵。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有話如何說——閉門會議小規則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1/11/2019

在具爭議性的新聞中,常常會出現閉門會議。有時,為求快速和容易理解,我們會期望有參與會議的人士出來整理和說明一下會議的內容,但有時會議性質不同,與會各方可能因著不同情況說不同的話,有些話又不想在公開場合表達,或者因著各種原因,於是不少會議也有不同的對外發佈傳統,這些傳統最重要的目標,是盡量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令外界知道會面的進展,同時又將對參與會議者構成的影響,減至最小。

在各種表述當中,如果雙方能達成共識,最簡單就是出一份聯合聲明,向外發佈會議情況和成果,這種做法就是所謂「夾好晒」(彼此已協定好),出來的東西都是雙方均同意的,而很多時新聞的焦點往往會落在原本有討論但最終不在聯合聲明中的東西,因為這些就是有爭議但沒有共識的東西。不過,若然大部份內容都能寫在聯合聲明中,表示雙方已取得相當共識,仍有爭議的自然會避而不談,以免產生不必要的新矛盾。

如整個會面均沒有甚麼特別的進展,可能就會用「各自表述、互不引述」的方式處理。換言之,與會各方只會說自己的意見,而不會引述其他參與會議人士的意見和回應,若然別人追問,他們的回答必然是:「你要請他回應,我不能代他回答。」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各人只對自己的說話負責,避免錯誤引述或透露了對方不想公開表達的說話,所有的提問對方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回應。不過這種做法的壞處是,對於需要具體知道會面情況的人,往往要四出打聽不同與會者或團體的說法,之後才能砌出一幅比較整全的圖畫。這往往是專業記者的工作,而在大部份情況下,巿民看到的應該是經記者整合了的版本。

可以想像,用各自表述的方法,只要有人選擇不做任何回應,旁觀者也無法整體地了解會面情況,最多只是一面,或多面之詞而已,又因為互不引述,所以有時只能得知各人意見,但會議中是否有「火花」,當中各種觀點如何碰撞,外界不得而知。同時又因為這種做法沒有甚麼結論,旁觀者難以估計事件的走向或者發展,最後淪為各說各話,有關報道讀起來就像八卦新聞一樣。

另有一種稱為Chatham House Rule(漆咸樓原則),這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為提高會議透明度,但又保障各人私隱的一個做法,當中的規則是:「如果一個會議,或會議的一部份,是按照Chatham House Rule進行的話,則與會者可自由使用在會議中獲得的訊息,但不得透露演講者及其他與會者的身份與所屬機構。」

明光社

早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罕有地強調部份閉門會議以此規則進行。這個做法的特點是,政府和與會者均可以引述有關人士的說話。我們不難發現行政長官在不少發言中也表示「近日聽到一些聲音……」之後引述該人士的說法。同時我們亦會在媒體中發現不少用「消息人士」作為新聞來源的稿件。這種做法的好處顯而易見,就是各人均可引述其他人士的意見;不過這種做法的缺點是,這些所謂的消息人士的說法,最後當事人可以不承認說過有關的話,要追尋來源也不容易。

在未有共識之前,不同持份者往往希望透過閉門會議,或收風,或更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些原本在民主社會甚為正常,但當社會失去正常的信任,這些會面之後所吹出來的風,在未得到同意下被具名具姓的公開,除非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只會傷害社會各方的彼此信任。這時每個消息發放者都需要問,就是如何權衡公眾利益、知情權和社會契約中的信任。同時,每個持份者也要想想,在這個愈來愈難保密的世界,若然沒有事無不可對人言的信心,就應細心考慮是否出席會議和是否發言。

在這個世代,每句說話均有影響力、均代表一份責任,慎言是美德。

亂世社關情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11/2019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如何幫助信徒了解不同意見的人……我有話說

受訪者:雷競業教授 | 撰文:吳慧華 | 雷競業教授(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 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9/2019

在紛亂的時代,在政見不一的時代,牧者可以如何向羊群傳講神國的訊息?是否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又或是在講台上完全不談及社會當前的狀況,這才算是良策?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希望他的分享,可以為牧者和信徒帶來一些啟迪。

追求美善 避免審判

明光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雷教授認為教會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讓弟兄姊妹表達自己意見的地方。牧者也不例外,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們不需要在講壇「推銷」自己的政見,也不用去判斷誰對誰錯,反而是要在教會營造友好的氣氛,幫助不同政見的人去了解對方為何有如此的想法或立場。

雷教授試從文化及社會學角度去分析社會上不同的見解,讓大家明白不同年齡層人士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獨特的人生經驗,都影響著他們如何選擇。《聖經》記載很多美善的東西,然而即使大家讀同一本《聖經》,信徒認為當中哪一項美善最重要,其實都視乎他們的成長背景及個人經歷。對於年青一代的信徒,可能他們認為說真話很重要,年長的信徒可能持守的經文是「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羅十二17-18《新譯本》)「說真話」與「與人和睦」這兩種價值其實都是《聖經》的教導,只是在生活當中,這兩者或會產生衝突。

大家的背景不一樣,以致不同的信徒尋求的美善都不同,彼此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因此雷教授希望信徒明白,或許真的有少數人是邪惡的人,但大部份人只是政見不同,並不能說對方的政見與你不同,便是邪惡的人。即使是追求公義,這明顯也是《聖經》的真理,但事實上如何詮釋追求公義,是另外一個問題,牽涉很多方面,聖經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直接的答案。又例如某些人有多邪惡?到底港鐵站裡有沒有死人?自殺者背後有沒有人操控?關閉港鐵站是否很邪惡?打破公共設施是否不應該?不同的人對以上問題都有不同的揣測或詮釋,我們不能引用《聖經》的話語中,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信徒關心公義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好事,但雷教授提醒大家,與你持不同意見的人,其實他們都是真誠地詮釋公義的,只是他人的答案與你不一樣。雷教授鼓勵大家多思想何謂美善,自己盡力做好,但避免審判對方。即使有時免不了評論某些事情,也要知道自己的判斷不一定對,因此不必努力說服他人,也不必要求全世界都認同自己的想法。

學習寬恕 共覓出路
雷教授談到基督信仰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內心的寬恕。內心的寬恕,不是等到對方願意寬恕,自己才寬恕。內心的寬恕,是自己要先學習寬恕,因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基督為你,也為了那個人而死。如果信徒單單提公平,全然訴諸法律去裁定一切,那信徒與世界的人便沒有分別,也與保羅所指責的法利賽人沒有分別。寬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建基於接納。單單依靠法律,沒有寬恕的話,並不能讓社會,又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和解。

只是,雷教授亦強調,內心的寬恕不等同於不必在公共空間的層面作出追究,這是兩回事。在公共層面,法律上的追究是有需要的,不可以說就此寬恕一切,做甚麼也不必受懲罰。但這無阻信徒學習寬恕,寬恕過後,讓人多些明白對方的沮喪或憤怒,而不是把對方視為邪惡的人。這樣教會與社會才有所分別。

現在社會還未有寬恕,因此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拳,互相永無止境地數算對方的不是。縱然寬恕未必能為社會提供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有了寬恕,大家才有自由,不用以計帳的模式數算對方,你欠我多少,我又欠你多少,大家才有空間討論下一步可以如何走下去,你有你的底線,我有我的底線,有沒有一條路大家可以走下去。寬恕過後,大家才有機會向前望。

風平浪靜之後 要多談論政治議題
雷教授建議當香港回復平靜的時候,教會要把握機會多談論政治議題。有很多人爭取民主,但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甚麼是民主社會,又或是民主運動。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一定要營造彼此談判的空間,如果一開始就言明自己開出的條件缺一不可,這無疑封了對方的路,也封死了自己談判的路。很多時候,政治運動講求折衷方案。

雷教授鼓勵大家多了解一下民主社會的運作。民主運作是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其實也是很殘酷的,若然兩班人不服投票結果,不願妥協,也有可能演變出如泰國一樣的結果。當一個黨派得勝,另一黨派便堵塞交通,反之亦然,在大家都不服的情況之下,最後由軍政府出來解決。西方的民主社會其實不可以單單講投票,還要談及共同的興趣及價值,不同意見的人要持續對話,這樣才是有效的民主政制。

至於民主的精神,大家必須承認,即使大家基本政見相同,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如果政見不一樣,便怒罵對方,細想之下,大家可能會發現,兩方只是高呼著不同的口號,但態度上其實與自己所罵的對方沒有分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尊重彼此的話語權,同中有異。雷教授鼓勵大家多聆聽對方、尊重對方、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卻不必只求說服對方。

民主精神包括行為,雷教授鼓勵大家反思,當我們口說爭取民主,但其行為又是否足以示範出一個人在民主社會應該有的表現?用非民主的方法去達到目的,這其實是否違反了民主的精神?當一個人可以活出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道德質素,便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政權可以拿走你的民主精神。這對於信徒更為重要,不要為了追求目標,而失去自己的靈魂。

尋找休息的空間
面對紛亂,雷教授認為大家要留給自己足夠的空間。他自己喜歡以行山、行路的方式去讓自己冷靜。他也很珍惜與家人的關係,他認為與家人一起外出吃飯,是非常好的節目。

很多人對香港很灰心,信仰卻能重燃人的希望。因著信仰,雷教授相信無論香港的前路如何,即使不是條條路他都會喜愛,但人總可以活下去,生活中總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實踐,總會有空間愛鄰舍,對鄰舍有禮貌,關心他們。他認為香港的教會,儘管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走下去是首要的事。

在情緒化社會中的靈命培育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19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1] 清君:〈【情感政治】傘後創傷延續至今 社會未曾正視情緒問題?〉,《香港01》,2019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272412/情感政治-傘後創傷延續至今-社會未曾正視情緒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李立峯:〈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文:李立峯)〉,《明報》,2016年12月29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61229/s00022/1482976279852/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3] 伍潘怡蓉:〈從靈命培育看社會運動〉,《校園》,第58卷2期(2016年3、4月),頁46–50,網站:https://www.cgst.edu/00_publication/professor_publication/2016-0304_p46-50_AnnieNg.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4] 同上。

耶穌究竟有幾暴力?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19

耶穌會怎樣做(What Would Jesus Do,簡寫:WWJD)是基督徒討論如何回應當代問題時,常常喜歡引用的思考方法,究竟耶穌基督面對我現時同樣的處境,祂會怎樣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不過,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不同的教牧、信徒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暴力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吊詭的例子。

其中一個支持耶穌也會使用暴力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一章12至13節所記載的耶穌潔淨聖殿事件:「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櫈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首先這是一件宗教事件而非政治事件,耶穌要針對的是一群祭司利用宗教禮儀來生財,將本來是敬拜神的聖殿變成烏煙瘴氣的市場,而耶穌所用的暴力,不過是推倒枱櫈,趕走那些做買賣的商販,只針對那些有問題的人而沒有涉及其他人。此外,若說以較激烈的方式(暴力)去回應一些做錯事的人和事,四福音中就只有潔淨聖殿事件,是耶穌行事中的罕有事件,絕對不是祂日常的處事方式。

當然,有人亦指出耶穌是被當權者視為危害社會的暴亂份子,而且祂亦宣稱會擾亂天下的秩序。正如馬太福音十章34至36節的記述:「『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不過,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並非指祂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指跟隨祂的人會與不信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親人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對立,更會被視為仇敵,亦會令地上動刀兵(有激烈衝突)。不過,這裡沒有指出是誰先動刀兵,因此,所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鼓勵或肯定信徒動武的行為。相反,耶穌不斷教導我們要愛仇敵,不過,卻沒有說仇敵會愛我們,甚至反而很可能會以暴力對付我們。

那麼,耶穌自己會用暴力回應加於祂身上的不公義嗎?若詳細地閱讀四福音,很明顯,耶穌一生宣揚的就是以愛去改變世界的思想,這思想絕對是非暴力的。而祂的態度和信念並不會因其他人的行為以及環境對他不利而改變。面對羅馬帝國加諸猶太人的制度暴力和不公義、不公平的對待,祂沒有選擇以武力抗爭、沒有經常示威,沒有以猶太人日夜期待,帶領他們脫離羅馬帝國武力統治,重建大衛的國的那位彌賽亞的形象出現,而是選擇做一個四處宣揚上帝的國要來臨的夫子。耶穌待人處事的原則和態度不是由群眾和祂的追隨者來決定的,就算令其他人失望,就算有人離開祂,甚至攻擊祂,也不會改變祂的召命來遷就或討好大家,特別是那些想盡快見到果效、積極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的群眾。

此外,當面對真正迫害的時候,祂不單自己沒有反抗,更拒絕其他見義勇為的人以暴易暴,當身邊的人為祂勇武地挺身而出,亦被祂阻止。在大祭司派人來捉祂的時候,馬太福音二十六章51至54節記載:「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由此可見,耶穌並非不能使用武力反抗,而是不願意使用武力反抗。而且惟有透過祂堅持非暴力的方式,以及透過個人無私的犧牲,才更能彰顯對方的不公義,祂以德而不是以力去服人,以愛而不是以恨去改變世界。

當然,在強調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時,並不代表耶穌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或一味的逆來順受。耶穌之所以為大祭司等人所不容,令他們誓要將祂殺之而後快,正正是因為耶穌每天在會堂、街頭和人群之中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不少都是衝著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等宗教和社會領袖而來,耶穌對他們嚴厲批判以及嘲弄,指出他們不公不義和偏離信仰原有教導的行為。對於社會問題,耶穌並非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祂甚至會感到憤怒的,只是祂關心和回應的方式,未必好像一些人期望的能帶來即時的效果和改變,這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基督徒應該是一群令當權者十分頭痛,敢於鍥而不捨地向不公義說不,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麻煩友」,不過,當努力做了應該做的事之後,便要學習交託,因為結果如何是上帝的事。羅馬書十二章19節及21節提醒著我們:「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19

2019年6月,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引起社會的激烈迴響,接二連三的肢體衝突,持續的抗爭令社會分化加劇。我們同時面對著大量的資訊,網絡上不同的文字宣傳、傳統媒體的報道、網上大量的現場報道、新聞發佈直播和示威現場的主觀鏡頭,資訊爆炸得令人一時間難以疏理和消化。此外,還有來自不同群組的圖片,訊息,影像,而真假難辨的訊息、以偏概全的報道、偏激的評論、假新聞的充斥等,都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明光社於8月8日,舉辦了「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與大家討論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互聯網世界準確接收訊息,和怎樣回應大是大非的爭議。

明光社

本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表示,在社會運動中,消息從網絡等不同渠道四方八面湧過來,她提醒大家切記要盡量查證。她當日列舉大量例子,證明「跟車太貼」(未了解事情狀況便急著回應)必然出事。對於圖片,她認為可以用圖片搜尋器去查一下它的來源,而文字則可以從作者、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消息來源,決定是否可信。她同時又表示,收到訊息後,切勿因為訊息內容令人極度恐慌或震撼便立即轉發,相反要留心發佈時間,盡量先查證,寜願慢一點才轉發。

明光社

筆者於當日簡介是次抗爭的兩大特點:沒有大台和以「不」來為行動定義。所謂沒有大台,就是指活動沒有一個明確搞手、沒有發言人、沒有對口單位。另外,就是所有行動只要不違反那些「不」的原則,例如:不送頭,不指責,不割席等,就應該尊重對方的想法、智慧和決定,各人可以各自努力,自己判斷應該有甚麼行動。運動的這些特質,全靠背後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幫助,例如討論區、即時通訊工具,還有無限無線上網等等,而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令抗爭由下而上出現。

明光社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牧者不是論政和從政的專家,所以最好只以政策的理念去討論和表達意見。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由於教會可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見,大家可能會因而身心靈受損,如果牧者再常常過份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有可能會令部份人更加不敢向牧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就教牧如何處理不同的聯署,蔡志森建議聯署訴求宜單一清晰,方便閱讀和簽署。如果要簽聯署,往往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去處理,除非聯署中有明顯不認同甚至反對的原則,否則教牧可以按感動而簽名。

選舉其實並不神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11/2018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要阻止社會變壞。

為何人權法院稱同婚非人權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04/10/2018

兩個男人登記結婚,政府拒絕,有否侵犯人權?歐洲人權法院八年以來,答覆直接清晰:沒有。

 

歐洲四案:法國、奧地利、芬蘭及意大利

歐洲人權法院隸屬於《歐洲人權公約》之下,對於甚麼情況屬於干犯了人權,有著權威性的解釋。他們在2016年結束了一宗「法國沒有同婚是否違反人權」的案件:Chapin and Charpentier v. France(no. 40183/07),訴訟歷時九年。

2004年5月,賽平先生(Chapin)及夏邦傑先生(Charpentier)要求登記結婚被拒,當時法國仍未通過同婚。國內一輪官司,二人輾轉在2007年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控告法國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如何違反?他們控訴法國政府違反了「禁止歧視(第8條)和結婚權(第12條)」以及「禁止歧視(第8條)和私人及家庭生活權(第14條)」。

縱然法國於2013年通過同婚,某程度上消解了申訴的力度,但是歐洲人權法院仍然維持了多年來的決定,一致裁定法國「沒有同婚也不違反人權」。

關於結婚權的判決,法院提到2010年的奧地利案(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2014年的芬蘭案(Hämäläinen v. Finland)及2015年的意大利案(Oliari and Others v. Italy),不論那些地方有沒有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歐洲人權法院都給予同一結論:

“…there was no European consensus on granting same-sex couples the right to marry…it concluded that Article 12 did not impose an obligation on the respondent Government to grant same-sex couples access to marriage…the Court did not see any reason not to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 in the present case.” [1]──歐洲人權法院Chapin and Charpentier v. France一案英文新聞稿 [2]

若同婚是人權,政府就有義務立法。人權法院認為,政府沒有訂立同婚的義務,則意味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權。

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否定一切與同性伴侶相關的權利。在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一案裡,歐洲人權法院就認為意大利政府應該要給予在國外的同性伴侶居留許可,避免在法律上過份刁難,令二人無法共同生活。此案於2016年審結。

筆者亦倡議香港政府考慮「緊密關係政策」,在避免修改男女婚制的前提下,促進包括同性伴侶等緊密關係者的生活便利。同性伴侶遇到的一些生活困難,往往不用透過婚制解決。詳情請參〈緊密關係授權 讓婚姻成為婚姻〉一文。

 

關於婚姻人權的條文

香港不受《歐洲人權公約》所約束,乃屬於《世界人權宣言》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成員,其監管組織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同婚非人權」的看法與歐洲人權法院一致。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出版的《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小冊子,說明何謂干犯了同性戀者的平權。小冊子第51頁明言,讓同性伴侶結婚並非政府的義務:

「國際人權法不要求各國允許同性伴侶結婚。即便如此,保護個人免遭基於性取向的歧視卻延伸到確保未婚同性伴侶得到與未婚異性伴侶同等的待遇,並有權享有同樣的福利。」──《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3]

哪一種婚姻是基本人權?參照《世界人權宣言》,男女雙方、成年、自願共識,以及此等組成的天然家庭為基本人權所保障:

「(一)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他們在婚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

(二)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 [4]

 

結婚的人權實質賦予的內容是「性別組合、年齡、自主」;「種族、國籍、宗教」卻不應受限。換言之,《世界人權宣言》應支持黑人和白人的「跨種族」結婚人權,而不會支持「跨性別組合」的同婚人權。相比「種族」因素,人權條文初步顯示「性別組合」是更貼近婚制的核心內容。

此外我們還得留意翻譯。中文版《宣言》屬於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之一(其餘為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羅斯文、西班牙文,1948年時《世界人權宣言》版本只沒有阿拉伯文的官方翻譯),因此毋須訴諸其他語言版本來支撐中文版的解釋。筆者曾聽聞支持同性戀人士嘗試將中文版《宣言》翻譯為英文來解釋「男女雙方(men and women)」是包括「男和男」「女和女」的同性雙方,此說法是強詞奪理,亦漠視了文本於上世紀50年代未有同婚概念的處境,強加同婚意識於《宣言》之上。

 

裁量餘地原則

對於歐洲人權法院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來說,婚制是否限於「男女組合」,屬於每個地方自己的事。政府可以按著自身人民的風俗、社會氛圍和實際情況,彈性地決定當地婚制的涵蓋範圍,到底要延伸至多少種人際關係。

舉例說:對愛沙尼亞的風土人情而言,15歲可結婚;但在法國年滿18歲才可以結婚。哥倫比亞容許三人共同締結一段婚姻;鄰國委內瑞拉卻只准二人締婚。

各地婚制迥異。國際組織多數傾向留有餘地,不會劃一婚制規定,讓各國不會陷於「剷平主義」的霸權下。這做法尊重別國的傳統、民族間的多元性和獨特性。這種彈性稱為「裁量餘地原則(margin of appreciation, or room for manoeuvre)」,婚制的「性別組合」經常獲接納於此原則之下,因此,國際組織暫時也沒有要求國家必須訂立同性婚制。

 

婚姻規限了「性別組合」

香港人註冊結婚時填表,不用申報性傾向。婚姻法沒有提及限制性傾向,真正規定的是性別組合。同性婚制的真身是「不分性別組合」的婚制,偏偏人權法卻訂明了男女雙方的組合。

香港婚制除了限制性別組合,還有申請人數、年齡、血緣等等限制。應用歐洲人權法院或聯合國的標準,婚姻權是指「根據政府所制定的婚制」而結婚的自由。

人有基本人權按當地婚制申請結婚,這就是平等的結婚權。在香港婚姻法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分膚色、國籍、宗教、性傾向,都有基本權利,與一個非已婚、非親屬、成年、沒被迫婚、異性的人結婚。

有同性吸引的人可以有結婚的平等機會嗎?可以,其對象必須是「非已婚、非親屬、成年、沒被迫婚、異性」。同性吸引是個人的事,法例不理會,而性別組合才是制度所管。

政府是有修改婚姻制度的權力,包括性別組合、人數、年齡等限制。縱然如此,但修改的理由卻不是所謂平等(現已有充足的平等機會),而是參照現今社會對婚姻意義的理解、婚姻制度的政策目標、社會各成員的想法等。關於修改婚制的自由,讀者可參閱〈婚姻自由不是戀愛自由〉一文。

 

為何聽聞「同性婚姻是人權」

許多支持同運者正用諸般方法,要將同性婚制詮釋於人權法之內。「同婚是人權」充其量是一個政治口號,卻不是描述事實的句子。倘若有人要求政府就同婚立法的理由是同婚「已經」是人權,那明顯是謊言。

支同者的政治宣傳機器(propaganda)向來強勢,在遊行和新聞報道中不停對外宣稱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使不少人誤以為同性婚姻「已經」是基本人權。明光社就此辯論多時,陳明對結婚人權的適切理解,歡迎參閱本社過往曾撰寫的文章:

〈尊重國家自主權及立法原意〉

〈同性婚姻非人權(一)〉

〈同性婚姻非人權(二)〉

〈莫忘初衷──男女結婚才是人權〉

〈歐洲人權法庭關於同性伴侶關係的裁決〉

〈同性婚姻是人權?〉

〈支持婚姻平權就無法反對的兩個結論〉

〈回應支同者的常見駁論〉

 

就人權法的條文而言,同婚非人權是顯而易見的。但為何男女婚制卻能寫入人權法之中?那就要須要討論設立男女婚制的實質意義,請讀〈緊密關係授權 讓婚姻成為婚姻〉一文。

若政府非必要制訂同婚,通過民事結合又是否可取?筆者認為民事結合與同婚無異,因此並不贊成,請參閱另一文章〈分析民事結合〉

 


[1] 有關內容為:「在歐洲沒有一致的共識給予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它斷定第12條款並沒有將給予同性伴侶可結婚的義務強加於答辯政府身上……法院就現時的案件,看不到任何理由不作出相同的結論。」

[2] “Prohibition in France of marriage between same-sex couples prior to the law of 17 May 2013 was not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 Press release issued by the Registrar of the Court, ECHR 199(2016),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last modified June 9, 2016, http://www.humanrightscommission.ky/upimages/publicationdoc/12321127_146....

[3]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國際人權法中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2013年,網站: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BornFreeAndEqualLowRes_CH.pdf(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4]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全文,1948年,網站: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4/10/2018

內地教會被打壓, 香港可有對策......胡牧有話說

受訪者:胡志偉牧師 | 撰文:歐陽家和 | 胡志偉牧師(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 歐陽家和(明光社項目主任 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2/10/2018

有內地教會的牧者冒險來港表達意見,令人既憂慮也心寒。香港教會,望著內地教會的十字架一個個被拆下來,信徒被迫分散。香港的信徒既擔心現時的宗教狀況,但亦感到無助,一方面擔心內地教會肢體的存亡,另一方面又擔心香港政府會否用類似方式打壓教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直指,香港教會被打壓的日子正在倒數:「5至10年(打壓)就會來,樂觀就10年,悲觀就5年。」

現時香港人接收內地政府打壓教會的訊息,其實非常有限。胡牧師表示,雖然不少教會在明在暗有不同的內地事工,但消息封鎖得利害,不容易知道整個圖畫。他說:「現在主要渠道是由邢福增院長等發放消息,因為他們有不少內地生回內地工場工作,所以消息比較全面、準確,當然仍然可以依靠其他機構的消息,但不容易查證,有時如果要核實一個訊息,可能要從幾個渠道覆核,要花功夫。」

然而,根據現時消息來看,內地情況是明顯地收緊了。以前不論三自、家庭教會均可以在城巿中搞不同的活動,聚會,成行成巿;現在不少活動要取消,部份要改用不同的名義進行。香港與內地教會的訪問、交流也要取消,自由度不斷減少。內地政府更特別打擊教會,不容許她們接觸青少年。根據教新的調查,在高峰期,有七成的香港教會與內地有所交流,2014年的調查數據是六成,今年則比以往更少了。

胡牧師認為現在香港教會的主要工作有二:1、培育進入內地的使命門徒;2、裝備教會迎接極權的來臨。

胡牧師認為香港教會要打正旗號進入內地傳福音,將愈來愈難。教牧需要智慧,改變形式去做福音事工。他說:「現在很多人講中港交流,要在大灣區發展。我們要靈活地做,透過不同人脈關係、地緣關係、血緣關係等等去做。」當堂會在內地不斷被打壓、取締,教會可能要考慮裝備信徒進入大灣區工作,時時發揮使命門徒的身份,在工作場所,居住社區建立關係,強化見證,甚至當有信徒出現時,便與他們做門徒訓練,建立生命。

他坦言香港教會的教牧現在未夠危機感。他說:「香港的教牧未有接受極權管治的心理準備,部份牧者以為要向美國、新加坡取經,但實際上他們更要開始學習了解內地牧者的處事方法。」

胡牧師稱要打壓香港教會,不一定要直接施壓,只要用行政手段即可。他解釋,根據2014年的教新調查,香港有300間教會是在學校裡的,只要法團校董會以行政手段整治學校,以平等原則要求學校在週日開放校園給不同機構使用,這樣教會便不能長期佔用學校,並為教會帶來麻煩。同時,現時亦有不少教會是在住宅或商廈,不論是租還是買,一樣有機會因為不同理由被處理。例如用消防條例,稱教會人數太多,樓宇不足以負荷等等。他說:「香港其實得161間座堂,大家而家只係因為政府對法例執行寬鬆暫時相安無事,但要居安思危。」

胡牧師認為現在才打算擴堂、購堂,可能已經不合時宜,教會要有準備化整為零。他說:「現在要為信徒建立自立心態,即不能再倚賴教會、聚會為中心。要裝備信徒在政治打壓下仍然能敬拜崇拜,即使任何情況信徒聚集,就可以自行進行崇拜,大廈會所也好,家庭崇拜也好。教會要分散,要重整教會的思考模式,教會不再是建築物,也不是一堆聚會。」

教育的倫理與倫理的教育——淺談教育哲學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0/04/2018

相對於語言哲學和政治哲學等當代哲學研究的顯學,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顯然鮮有人提及,也鮮有人廣泛討論和深入思考。

筆者當年在大學打滾時,突然頓悟這類討論的重要性,但是找遍了本校和其他大學的哲學系課程,卻找不到相關的課程修讀。相反,筆者在文化研究一類的課程中卻聽到很多對教育制度和對教育本身的批判,例如說教育是維護權力結構的工具、學校是知識工業的重要一環、教育裡充滿父權等。然而,文化理論的批判往往是地圖炮,它告訴我「教育真的可以很可怕,可以很多陰謀」,但卻沒告訴我應該怎樣做才好。

然而,我們卻極度需要教育哲學的思想資源。遠的不說,單是近日,港台兩地都爆發了有關教育的大辯論。

對香港而言,有線新聞報道教育局審核中史教科書的「不當內容」,引起全民嘩然。諸如「中國『收回』香港」、「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等句子竟然不獲通過。究竟學校「應該」教導那種史觀,歷史教育的目的又是甚麼?我們在詰問「教育的倫理」。

對台灣而言,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法」(後稱「性平教育」)的爭議蘊釀多時,終於連同當地的婚姻制度,一同提升到全民公投的層次。究竟「性教育」應是品德教育還是生命技巧訓練?在教育中加入價值觀是否正當?這次我們在詰問「倫理的教育」。

 

教育的道德

很多人將歷史教育想得很簡單,以為教導「歷史事實」就行了。例如上述的「收回香港」等問題,按當時的用語寫就對了。

誠然,我們有很多「歷史事實」(史料),但歷史從不是這些史料的總和。而是將這些史料有機地統一的敘事(narrative)。採用和建構何種敘事,就是歷史學家論戰的場域。不同的敘事本身就是對歷史的詮釋,反映了史家對事件因果關係和重要性的判斷。正是這些判斷,令不同的歷史作品可以一較高低。

同時,這也是充滿意識形態的選擇,因為敘事必然要設定某些視角和主體。正是歷史這方面的特性使它常常成為「公民」或「國民教育」的一部份。以近代的「鴉片戰爭」為例。我們的中學教科書必定以清朝為本位,敘述一種「西方列強瓜分神州大地」的史觀。

個別史觀其實是一方之見,但往往對讀者的人格塑造有很大影響。筆者直至在預科時讀徐中約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才明白這段歷史可從國際關係和外交風波角度來理解,知道清廷對西方諸國何其惡劣,不論我們使用的是「鴉片戰爭」還是「商貿戰爭」,背後的問題不只是「鴉片是不是商品」那麼簡單。

上述經歷對筆者的人格有不少影響,相信不少讀過歷史的人也有類似經歷。另外,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如納粹大屠殺等亦然,正如保羅利科所說,我們有銘記這些事件的義務。

既然諸如歷史科的知識對人格塑造有這麼大的影響,而這類知識又不像數學般,難言哪一方的意見是絕對正確,那麼我們必須反思教育的道德問題:老師、校方、政府等在甚麼程度和甚麼意義上可以塑造學生的人格?它們又有甚麼義務和責任?

讓我們先看看倫理的教育,再回來討論這問題。

 

道德的教育

性教育向來是社會熱門討論的話題。比如說,性教育應該教甚麼,不同年齡的人應該學甚麼等,其中一項常見的爭議就是:性教育應該牽涉道德嗎?

傳統的「貞潔教育」(Abstinence Sex Education,ASE)一直以促進公共衛生,及處理青少年未婚懷孕問題為目的。不同的壓力團體對此並不認同,並大力推動另一個名為「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CSE)的方針。有別於前者,CSE的支持者批評ASE將性渲染為恐怖和代價極度沉重的事,以及將某種價值觀,例如支持婚內性行為及不濫交的價值觀,加諸在學童身上。因此,CSE不強調價值面向,高舉價值中立和享受性愛,並教授實用的避孕技巧和介紹不同的性行為。一些CSE課程更包含了「性別身份」和「性傾向」的探索。

CSE的做法惹來非議,不少人批評此舉無疑是鼓勵青少年發生性行為。而所謂的「價值中立」,其實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取向,因為當某課程視單一性伴侶和多個性伴侶同樣都是「好」的時候,它實際上就是在宣揚一種價值觀。在台灣引發全民公投的「性平教育」,就是採用了CSE的哲學。事實上,CSE已引發跨國界的抵制運動,有組織將這運動拍成紀錄片。[1]

圍繞CSE和ASE的爭議往往不只是兩者的成效差異,[2]更是涉及很多倫理問題。例如CSE的支持者就批評ASE剝奪學生的知情權(rights to know)和壓制了學生的性權。相反,ASE的支持者也批評CSE過早「性化」(sexualize)幼童;更批評CSE不是「教育」,因為真正的教育理應教導學生控制自我,並鼓勵他們追求教育。

由此可見,這種「倫理的教育」的爭議最終會走回「教育的倫理」問題上。我們最終要問:教育的理想是甚麼?

 

自主

筆者認為,上述問題背後牽涉的,是自主(autonomy)的問題。

「自主」是啟蒙時期以降所強調的價值。通俗點說,就是「自己的事自己決定」,「自主」的相反就是他律。我們相信一個理想的人應是「自主」的個體,他的身份、決定以及人生取向應是「自己決定」,而不是由他人決定。

正因為自主如此重要,歷史科那塑造人格的強大力量才既危險,又重要。有關各類性行為的倫理問題,也有人主張理應由學生「自己決定」,而不是由老師這些他者或權威來告訴他們。

吊詭的是,教育往往在很多方面都與自主衝突。就最基本的形式而言,在學校中有一個代表著「權威」的老師,在學術或在道德上不斷「告訴」學生甚麼是對、甚麼是錯,又命令學生要做這做那,這件事本身就很不自主。因此,在教育哲學中有一種「建構主義」,主張讓學生自己推斷、發現和建構知識,老師只是從旁輔助。與「建構主義」相對的,則是傳統的「指導主義」。

有人認為徹底的「建構主義」教育顯然是反教育的,因為教育的一大價值就是將人類累積的知識傳授給下一代:要學童自主地發現和推斷出牛頓三大定律,究竟要多少時間?(我們又走回「教育是甚麼」的問題,是傳授?抑或啟發?)

術科知識的傳遞會出現以上的情況,到底這種「建構主義」教育在價值領域中又是否可行呢?例如在性教育課堂裡,老師不告訴學生甚麼是對甚麼是錯,只告訴他們各項選擇的後果。又例如在歷史教育中,老師只告訴學生不同的史觀,讓他們自行判斷。這種教學方式強調充分的了解(well informed)後才決定,它背後的哲學是將人視為理性的主體,強調理性的選擇。它似乎最為符合一般啟蒙式的自主理念,但如果將它實踐在教育方面,就會令教育時間過長。

然而,正如啟蒙時期的各種理念被批評,上述的教學方式也受到類似的批評:包括它傾向將教育倫理視為教育理論方面的知識(theoretical),但是倫理是應該具備實踐的(practical)元素;它又過於將倫理化約為後果計算和理性選擇,而倫理更多時是各種與人相處的體驗和道德經驗;最重要是,這種教育無法培養學生的德性和道德意志。事實上,很多犯罪者並非不知道犯罪的後果,他們只是沒有意志去制止自己犯罪。

當中的討論背後也涉及對「自主」這理想的不同詮釋。啟蒙時期的理念認為,「自主」就是「理性為自我立法」,強調理性,而「自我」是一個理性主體。而批評啟蒙思想的人則認為「自主」是「掌控自我的能力」,強調意志,他們所指的「自我」是各種經驗的集合體。

批評啟蒙思想者的教育觀,主張我們不用將道德抽空實際經驗來教育學生。他們教授性教育時,也許會把一個仿真的初生嬰兒機器給他們照顧,讓他們體驗生命的重量,其後只需要說明一些基本資料就足夠了。在歷史與自我身份的建構中往往也強調實際的體驗,如去考察古蹟等。

我們剛才淺談了不同形式的教育哲學。顯然,我們的社會尚欠缺這方面的知識和深入的討論;而這些哲學在我們討論教育時,理應被思考更多。

 

[1] The War on Children: The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Agenda, Family Watch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omprehensivesexualityeducation.org/film/(cited 25 Apr 2018).

[2] 就成效差異可看以下文章,它闡釋了在不同條件下,不同方式的性教育的成效差異。Stan. E. Weed and Thomas Lickona, "Abstinence Education in Context: History, Evidence, Premises and Comparison to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in Sex education : attitude of adolescent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chools' challenges, ed. Maureen C. Kenny (New York :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14), 27-70.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30-4-2018

回應支同者的常見駁論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03/2018

此文為《反對強加者,卻喜強加人》的附錄。為防引起閱讀該文時的誤解,以下事先解答一些常見反駁:

 

婚姻是基本人權,同性戀者不能結婚,違反平等原則

 

支同者常將「同婚是人權」掛在口邊,但卻沒有提供任何證明,也無說明為何同性間的親密關係等同婚姻關係,也無視眾多對這觀點的反駁;但我們姑且將這命題當為真來處理。

首先,我們要區分婚姻制度和婚姻關係。前者是價值中立的公共制度,後者是一種特殊的人際關係。正如「交友是人權」,不必然推出「交友制度」;「同婚是人權」也不必然推出「同婚制度」。假設「同婚關係」的內涵等於「排他性的親密關係」,「同婚制度」既不是「同婚關係」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沒有「同婚制度」同性伴侶同樣可以過「排他性的親密生活」,甚至舉行各式私人婚禮、著婚紗和影結婚相。假如支同者主張的是「同婚制度」可以促進「同婚關係」,例如令他們更親密、更長久,那麼論者就必須在不訴諸整全教條下證明促進「同婚關係」具公共利益,更要說明為何政府不促進其他人際關係,而要促進「同婚關係」。

事實上,不少自由平等主義者都支持同婚,他們的理據簡單來說就是「同性戀者要和異性戀者平等」,「政府要開放盡量多的生活形式」,例如台灣的朱家安。他們的基本錯誤就在於,「婚姻制度」遠不是一項權利,而是一項「有補償的限制」,它限制自由卻沒有增加自由;同時「同婚制度」也不構成一種「新的生活形式」。同性戀者的「排他性的親密關係」在同性戀者有戀愛自由時,已能達到了。他們以為設立同婚制度是由A選項外加一個B選項;但其實多了同婚制度並不構成一個生活形式的新選擇。反而是政府多了一項介入自由的工具。

錯誤的源頭在於他們忘記了在自由平等主義的框架下,要證成的是整個婚姻制度,而不單單是同婚。當他們極言生育的可能性不構成同性關係和異性關係的關鍵差別時,他們只嘗試證明了「要廢除婚姻制度」,卻沒有證明「要設同性婚制」。

 

「同婚制度」具公共利益

承上所言,有些論者可能會提出「同婚制度」具公共利益,例如可以減少性病傳播,因為一個對多個的同性關係會大大提高性病、以及愛滋病的感染率。雖然有些研究指出「同婚制度」無助同性戀者(特別是男同性戀者)發展一對一的性關係,但讓我們先接受「同婚制度減少性病傳播」為真。

誠然,這理由是合理的,因為公共衛生改善有助大眾健康,健康又是任何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益品。然而,這理由不足以支持「同婚制度」,更確切地說是不足以支持將同性親密關係與異性親密關係放在一起處理。理性的人大可以接受在衛生署轄下開設一個叫「婚姻」的制度,然後將入境事務處轄下的「婚姻登記處」改名為「男女關係登記處」;只要不引起混亂就好了。但兩者不能當成同一項政策,因為不當的政策劃分會帶來大量的行政不便和無謂的司法訴訟。

但退一步來說,為了衛生原因加設一項限制分合自由的制度,難道不會造成標籤效應嗎?

 

不育夫婦

不育夫婦是討論同婚時必問的問題。然而,若讀者掌握本文的進路不難明白,不育夫婦與能否證立同婚完全沒有相干性。不育夫婦真正挑戰的是婚姻制度的對象設定為「一男一女」會否過闊而不是會否過窄,因為它似乎將不符制度目的的人收納在婚姻制度內了。筆者的回應是現行「一男一女」的設定是最佳的。政府要求婚前驗身或要求提供醫生證明絕對弊大於利,不要忘記婚姻制度應盡量吸納有生育可能的人,才能達到上述預防的效果,過多的限制並不實際。試想,證明生育能力的最佳方法就是實際成孕了,或實際生了孩子,但若每個人都生育了才進入婚姻制度,那麼上述婚制預防單親和孤兒的功能將徹底失效。

再次提醒一下支持同婚制度的朋友。如要回應這篇文章,你們要證明「不育」足以否定「小孩由男女關係產生」這項事實,而不是證明「生育不是進入婚姻制度的必要條件」。「生育不是進入婚姻制度的必要條件」是肯定的。婚姻制度的主要對象正是那些未生育,但又有潛在生育可能的組合。

 

生殖科技

支持同婚制度唯一足以挑戰「小孩由男女關係產生」這項事實,從而挑戰婚姻制度中「一男一女」限制的理由是同性間使用生殖科技。然而,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必然令小孩和生父或生母失去結連,與刻意製造單親和孤兒相去不遠,徹底違背了上述婚姻制度的預防功能。

讓我們再仔細考察一下以同性使用生殖科技來支持同性婚姻是怎樣一回事。婚制的對象劃為「一男一女」,是因為嬰兒只會從一男一女的性關係中產生出來,而萬一嬰兒出生了,有被棄養或成為單親的風險,而婚制就以限制一男一女的分合自由來預防和減少這情況。現在,生殖科技不過是略去「性關係」,直接使要一精一卵和一個孕母產生嬰兒,然後將這嬰兒交到同性伴侶用家手上。在這情況下,嬰兒首先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單親或孤兒,即養育者不是生育者(包括生父、生母以及懷孕者)。

現在,筆者將證明以生殖科技支持同婚制度為邏輯上不可能。在上述前題下,論證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的正當性至少要證明:

 

  1. 小孩的生育者和養育者不同並非社會要減少的情況
  2. 小孩由同性伴侶撫養或由異性伴侶撫養均對小孩的基本益品以及將來成長為理性公民無任何影響。簡言之,要證明異性撫養之於同性撫養無任何優越性

 

現在,假如I和II皆為真,則當初設立男女婚姻制度的前題已不成立。婚姻制度的正當性預設了「單親」和「孤兒」要避免,而「單親」和「孤兒」的意思就是「養育者不是(或並非全部皆是)生育者」。假如「單親」和「孤兒」的意思只是「沒有養育者」,則按自由主義邏輯,社會毋須設立限制分合自由的婚姻制度,只需要各項稅務優惠鼓勵足夠多的企業、伴侶以及慈善機構成為「養育者」就夠了。

同婚支持者可能反駁:社會要避免的不是「養育者不是(或並非全部皆是)生育者」,而是「養育者不是親密的二人」。這說法試圖指出小孩只要由任何一對親密的二人養育就滿足社會對小孩應有的保障了。即使上述說法為真,這論斷依然會抽空婚姻制度的正當性,社會只要將「養育者」限制為「親密的二人」就行了,毋須設立婚姻設度。另一方面,大量有關領養的研究已證明「親密的二人」作為養育者比不上「親密的父母」;而父親和母親的角色亦難以被對方取代,父和母在子女的成長中各有獨特的角色。

故此,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要麼不具正當性,要麼同時證明婚姻制度不具正當性應被廢除,同為邏輯上不可能。

性別承認的幾個主要爭議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0/01/2018

性別承認諮詢經歷一次延期後在12月30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在第一階段諮詢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

 

(明光社此前工作提要:因應《諮詢文件》本身的不足,我們著力探討了兩性制度在社會的功能,可參閱《燭光網路》116期,2017年9月出版。)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明光社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主張,如有人因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而精神極度困擾;合理的做法是治療他們的精神問題,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性別不安症的人亦然,切除他們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由此,他們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舒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亦有人抱以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有時他們會同時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絕育。(見問題三)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什麼、參考甚麼地方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方式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保險公司應當女跨男為男性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視乎最終立法內容,條例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手段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定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手段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的大部份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具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會開了極壞的先例;而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立法有凌駕性,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變性手術者更改身份證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至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分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判定依據。

 

與上述相反,有部分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部分人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了變性手術,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身體性徵和外觀。故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部分地承認這些接受了手術者的新性別,提供生活上的便利,是可理解的;要全面承認則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則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生理事實不能改變。故反對任何形式的承認。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明光社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權;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方式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唯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分承認已完成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早前,我們已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在這段期間,明光社則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第三性」建議以及德國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我們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其與政策和公共制度的關係,可參閱文章:

 

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

 

因應同運團體主張以承認為變性手術為前設違反「人權」,我們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系譜根源,並指出這是訴諸了不當權威,可參閱文章:

 

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

 

就變性本身的倫理和信仰問題,教會仍待更具深度的反思。我們認為討論的正途是從反思身體開始,可參閱文章:

 

對於變性的倫理思考

 

另外,我們留意到部份女權主義者批評變性主義,已成為一不小的氣候;故開始閱讀及研究她們的思想和論述,稍後亦會放上網頁。

 

 

到底道德放在哪裡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7/01/2018

「到底道德放在哪裡?」這是王力宏一首名為《A.I. 愛》的歌中不斷重複了多次的一句歌詞。歌曲在YouTube上載首四個月,已經有二千六百多萬的點擊率。這首歌的歌名與G.E.M的《A.I.N.Y. 愛你》有點相似,都是把歌名的國語音譯和中文放在一起,而題材方面,大家都是談到愛。但不同的是《A.I.愛》所描述的愛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而是人與機械人之間的愛情,MV中,王力宏更與目前當紅的類人型機械人Sophia舉行婚禮。A.I.一詞兩意,是愛的國語音譯,也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意思。

隨著Sophia及Erica這一類觸感與真人愈來愈相似,甚至可以與人類溝通無阻的類人型機械人出現,人們對超智慧的人工智能愈來愈存有幻想。之前台灣歌手林俊傑JJ的《編號89757》把人類對人工智能的美好期望發揮得淋漓盡致:

妳把我turn on的那一天
我睜開眼        見了妳第一面
認主程序自動run一遍
我屬於妳 沒有期限
所有妳說的一切命令
絕對執行        忠心程度第一名
我的功能就是保護妳
上天入地        如影隨行不離…….
十秒鐘內房間打掃完畢
三分鐘樓下開車等妳
男朋友不乖我攆他出去
妳寂寞我陪妳談心
可是電腦病毒讓我生病
不知不覺中我愛上妳
我行為變的不由自己
主人我绝對不背叛妳……
這世界    沒有妳    我是誰

歌中的「會流淚,會喝醉,會傷悲」的89757,可能是每位女士都想擁有的類人型機械人。至於《A.I.愛》中的Sophia這樣的類人型機械人,則有可能成為不少男士的夢中情人,正如歌詞所言:「誰都想擁有最完美的情人,隨時幫你捏捏肩。」

無論男或女,在愛中總希望對方可以順著自己的心意而行,現在情侶分手,不一定出於父母反對,身份不對等。第三者的介入,個性不合固然可以是分手的理由,彼此無法放下自己的理想、想法,習慣等更是情侶分手常見的原因。當現今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變得愈來愈脆弱的時候,《A.I.愛》似乎想要回應人世間千瘡百孔的愛情:

呵呵 愛
只是一個字而已
但人類千秋和萬代
不明白一直到現在
但 A.I. 能克服所有問題……
人工智能終於完善了愛情……

為甚麼A.I.可以完善愛情?無非是因為人類是A.I.主人,人類可以把A.I.設定為自己想要的模式,你可以要求他千衣百順,忠心至死,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要求他有時稍為向你發一頓脾氣,既然現今日本已經有一款機械狗可以通過深度學習了解主人的習性,把這種程式套用在類人型機械人身上也沒有太高的難度。

如果將來有一天,生產商可以大量生產類人型機械人,價錢因而變得相宜,購買類人型機械人回家是否真的可以完善人的愛情?《小王子》一書的作者Antoine De Saint-Exupery曾說過:「真正愛情始於你不求回報的時候」以及「真愛永不竭止,多給與便多擁有」。A.I.式的愛情大多停留於單方面的索求,以及滿足於自己的要求,這並不能完善愛情,也不能讓人從戀愛經驗中得以成長。

A.I.式的愛情不能達至真愛的境界。不過,現實中可能仍難免有人會因為不甘寂寞而尋求A.I.慰藉。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 University in London)以「人與機械人之間的愛與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為主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中,倫敦大學城市學院普及運算學系的首席教授阿德里安·切克(Adrian Cheok)指出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結婚對象,而人類之間出現問題的婚姻也不少,與人類支離破碎的婚姻相比,或許人類與機械人結合比較好。

切克的言論是可以被理解的,只是,人們對於一些所謂的解決方案,是否還要加上道德考量?正如《A.I.愛》中提到A.I.的出現似乎「完善」了愛情,但歌中仍反覆提問:「到底道德放在哪裡?」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7/1/2018

平等原則的「創意」應用——討論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案件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9/12/2017

歐洲人權法庭(ECtHR)在2016年6月30日 有一宗關於同事伴侶的判案,由於法庭在本案中對平等原則有極為創新的應用,值得與大眾分享,好讓大家反思何為平等。[1]

 

案件背景

 

訴訟案件申請人Taddeucci和McCall為男同性伴侶。前者是意大利人,後者則為新西蘭國民。據稱,他們在1999年開始以伴侶身份一起生活,但並未結婚。2003年,他們決定移居意大利。McCall遂以家庭成員身份,申請居留許可證,但遭意大利當局拒絕。因為意大利其時只承認異性婚姻,相關的許可證中的「家庭成員」並不適用於McCall。Taddeucci和McCall遂開始與意大利政府長達數年的訴訟。最終,意大利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在2009年裁定意大利政府的決定合法。

 

其後二人在荷蘭生活,在2010年正式結婚。經過多年的訴訟,二人仍然不服,故在意大利最高法院裁定二人敗訴後,提訴歐洲人權法庭,指意大利當局的決定歧視他們的性傾向。

 

平等原則與法庭一貫的取態

 

所謂平等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對狀況相似的人,要相似地對待;對狀況不同的人則要不同地對待。因此,邏輯上違反平等原則可以有兩種形式:「等者不等之」和「不等者等之」。舉例說,男和女雖然有很多不同,但工作得到的薪金不應和性別有關,而應只與職位和工作範圍有關,故給予男女同工不同酬就是「等者不等之」。相反,男和女在體格和體力上明顯不同,若強迫女子運動員與男子選手一同作賽,則是「不等者等之」。

 

歐洲人權法庭過往面對已婚者和未婚者的差別對待時,在不同範疇均會肯定婚姻為已婚者帶來的特殊地位,從而肯定已婚者和未婚者(包括同性伴侶)不能等量齊觀,不等者不等之,正是合情合理。例如,Courten v the United Kingdom 涉及稅務優惠 X and Others v. Austria 則涉及領養。進一步說,一些如民事結合般的關係,法院同樣認為和法律認可的婚姻關係不能等同,如Manenc v FranceGas and Dubois v. France

 

一般而言,法庭在處理歧視訴訟時,會採用一套思考工具用來判定原告人是否被歧視:

 

  1. 判斷原告是否與其他人獲較優待遇的人處於相似的地位 (如已婚和未婚)
  2. 如地位相似,則作出差別待遇的一方要提出合理理由和目的
  3. 法庭再判斷目的與手段是否合乎比例

 

在本案中,法庭採用了類似的取路,但卻「創意」十足。

 

法庭的判決

 

法庭最終以6比1大比數裁定Taddeucci和McCall勝訴。與之前法庭的取態類似,法官們肯定已婚姻人士和未婚姻人士處於不同的法律地位,也肯定意大利政府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然而,法庭沒有如之前的法官般在這麼止步,反而主張Taddeucci和McCall實際上和其他未婚人士不同,因為其他未婚的異性戀伴侶可選擇結婚,而他們則不可。繼而,他們質疑意大利政府為何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認為意大利政府是「不等者等之」,必須要證明相關政策有合理和正當的目的,且是合乎比例的手段才能接納當局沒有歧視原告的性傾向。

 

其後,法庭不接納意大利當局提出的理據。當局的提出的理據,包括要保護和維持傳統家庭;但法庭認為有關性傾向的差別對待需要特別地具份量和具說服力的理由來支持,而多數法官認為維持傳統家庭並不具有如此份量。因此,意大利當局被判敗訴。

 

Sicilianos的異議判詞

 

在七位法官中,只有Sicilianos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多數法官的論點違反邏輯和常識,完全是自相矛盾。他指出原告人的提出的論點本來就是要和意大利的已婚人士作比較。而且,「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與未婚人士可相比」根本是是同一個命題的正面和反面陳述,因為在意大利根本只有一種結合形式(civil status)。所以,多數法官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同時贊成「Taddeucci和McCall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Taddeucci和McCall與未婚人士不可相比」兩個命題。

 

Sicilianos更引用多數法官所寫的判詞支持自己的論點。多數法官說:「法庭需決定……原告沒有獲得與未規範的異性伴侶不同的對待,是否有合法的目的。」Sicilianos指出,所謂「未規範」(not regularized)的相反在意大利的語境下就是已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說Taddeucci和McCall和這些人不能相比,就是說他們與已婚人士可相比。然而,正如上文指出,這種觀點並不符過往判例。

 

判決的影響

 

是次判例,除了令Taddeucci和McCall二人終於得償所願外,對將來有關人權的判案都會有極大影響。由於各地都法院都會引用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作為參考,本案所採用的進路很有可能直接被應用到各地有關LGBT權益的訴訟。但正如異議法官指出,這種進路不無問題,甚至在邏輯上有極大問題。

 

取態傾向支同運的Dr. Nelleke Koffeman在評論本案時亦欣喜地指出本案例「容許法庭繞過有關婚姻的規範性要求;案件可以不用再理會已婚人士和未婚人士是否可比較。」[2]言下之意,就是法庭可以更有「彈性」、更「容易地」處理類似的訴訟。說穿了,就是法官從條文和案例中獲得更大的自由。

 

本案在香港的QT案中,由於所爭議的內容非常相似都是有關入境居留安排,亦有被QT一方引用。QT一方代表律師要求上訴庭法官採納本案判決,而代表入境處的律師則主張本案的多數法官錯判,Sicilianos才是正確。上訴庭法官們面對歐洲人權法庭的判例,亦不敢妄下判斷。他們選擇懸置對本案的看法,主張其他案例已足夠他們才出判決。雖然上訴庭法官最終裁定QT勝訴,但他們沒有因為本案是「歐洲」的就立即採納,能夠小心謹慎,值得一讚。

 

短評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作為衡量平等的指導性原則,筆者認為依然適用。然而,一切比較都先找出一個比較項或比較點。我們可以比較兩名員工十指的長短,然後說十指更長的人沒有獲「不等者不等之」,得到更高的人工,是被歧視。由此可見,我們以比較作為方法,去衡量兩者是否獲平等對待時,我們先要證明當中的比較項是具意義(significant)和與事件相關的。以本案為例,多數法官提出同性伴侶不能選擇結婚而異性伴侶可以選擇作為兩者的「不等」之處。這故然是一種「不等」,但這種不等與法官們要決定的事有多相關和有多大意義呢?其相關性和意義是否大於「未婚同性伴侶」與「已婚人士」的不同。這是每個支持平等權利的人,都要思考的。

 


[1] CASE OF 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30 June 2016. Website: https://hudoc.echr.coe.int/eng#{"languageisocode":["ENG"],"appno":["51362/09"],"documentcollectionid2":["CHAMBER"],"itemid":["001-164715"]}

[2] Dr. Nelleke Koffeman, 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 welcome novelty in the ECtHR’s case-law on equal treatment of same-sex couples, Strasbourg Observers, 27 July, 2016. Website: https://strasbourgobservers.com/2016/07/27/taddeucci-and-mccall-v-italy-...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9/12/2017

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2/12/2017

變性手術酷刑論

 

在討論性別承認政策時,不少人高呼政府必須讓無完成變性手術的人獲得異性身份和權利,甚至大聲疾呼讓人憑自我聲明就可以獲得異性身份。他們號稱這大膽和明顯地與兒童和女性權利相沖的主張,乃為獲聯合國背書的「人權」。而羅列了正反雙方論點的《諮詢文件》如此寫道:

 

有人認為,規定以性別重置手術為法律性別承認的先決條件,構成了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對待。[1]

 

本文會針對這說法作系譜學分析,追蹤這論述的源頭和生產方式,以及其成為經典說法的過程。從而讓大眾掌握這說法究竟有多大權威性,以及當中涉及何種意識形態。

 

《日惹原則》

 

變性手術酷刑論主張,政府若只容許完成變性手術者更改性別資料是違反人權,因為這等同強迫一些不想做手術或不能做手術的人絕育和切割身體。這說法明顯似是而非,情況就如警隊因職務需要而要求投考者身高達163cm,卻有人說警隊「強迫人做增高手術」才獲得認可,因而是「施行酷刑」。究竟這古怪的說法如何成為「人權」的呢?這說法在有關「人權」的文件中出現,可追蹤至2007年出版的《日惹原則》(下稱《日》)。

 

這文件日後成為LGBT團體常常奉為權威的人權標準,,當中的第三條原則(principle 3),寫道:

 

…No one shall be forced to undergo medical procedures, including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terilisation or hormonal therapy, as a requirement for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gender identity…[2]

 

可見《日》中的說法與上述的酷刑論如出一轍。這《日》究竟是甚麼文件呢?又有何權威性呢?

 

在2006年數十個人在印尼加查馬尼大學舉行了一個會議。在會議中,這數十個人對LBGT群體的權利事宜達成共識,並在事後起草了《日》。其後,在2007年3月提交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成為每年提交給該會的數百份文件之一。同年,《日》的起草人之一 ,Michael O’Flaherty在目前規模最龐大的同志組織「國際LGBTI聯合會(ILGA)」介紹《日》。此後《日》逐漸被支持LGBTI權益的人引用。筆者翻查維基百科,「日惹原則」一條上如此寫:

 

2007年3月26日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最終確定的「日惹原則」作為全球同性戀權利憲章而發起。[3]

 

乍見之下,人們會以為《日》在起草後幾個月內就得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決」,成為普世都應遵守的「公約」。事實上,《日》不過是被「提交」到理事會,理事會對此沒有任何決議。任何人都可以提交文件到聯合國理事會,正如我們可以交文件到立法會一樣。然而,《日》其後不斷被LGBT團體引用,引用時總不忙加一句「聯合國……」,例如《日》在本次政府《諮詢文件》中出現不下十次,有一處如此寫到:

 

《日惹原則》……由來自25個國家不同專業和背景的人權法專家……所組成的小組通過……被聯合國組織、國際和區域人權組織、不同國家的法庭和很多政府引用為指引性工具(P.121)

 

《諮詢文件》有列明《日》並不具「法律約束力」,但不知就裏的人確實會很容易以為這文件具約束力。現在讓我們看看所謂「來自25個國家不同專業和背景的人權法專家」,究竟是甚麼人。

 

《日》的起草人總共29人,當中有10名大學教授,大部份為法律和社會學範疇,數名LBGT壓力團體成員,以及一些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和報告員。在文件中,他們沒有為自己的提倡信念提供論證和理由,只是如頒佈的形式般,斷言他們所認同的東西就是具普世性的人權觀。權威要給予好的理由和論據才是權威,否則就與常人無疑。故此,實在難以看出這29個人的個人信念如何能成為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則。退一萬步而言,若我們承認凡大學教授和所有壓力團體的成員提出的觀點都自然具權威性,憑數十人的話就可以釐定何謂普世人權便未免太兒戲。

人權的邏輯是,因為某原則和價值獲普遍認同,故落實為有約束力的人權憲章,如《人權宣言》;卻不是因為某原則是人權,故要落實為有約束力的東西,去令某些原則獲普遍認同。這些「專家」也許一開始就混淆了這點。

 

綜合上述所言,《日》本身並無權威性;但卻在同運史中具特殊地位。其特殊性不在於《日》作出了甚麼突破性的發現或論證,而在於同運團體以此為他們的政治議程。下文將檢閱另一些與變性手術酷刑論有關的重要文件。

 

門德與他的報告

 

2016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所聘請的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門德斯(Juan E. Méndez)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報告(A/HRC/31/57),提到「更改性別前要求強迫或不自願的變性手術、絕育等是酷刑」(下稱「酷刑文件」)。[4][5]酷刑文件的結論是如何作出的呢?門德斯引用了不少文件支持他的建議。

 

第一份是門德斯的僱主OHCHR向UNHRC提交的另一報告(A/HRC/31/57),裏面沒有直接談及變性手術與性別承認的關係,只一般性地提到要「譴責強迫和非自願的絕育」。在這文件中,它實際所舉的例子為HIV患者以及吉普賽女人,說聯合國有收到這些人被逼絕育的報告。然而,這份文件在作出上述的一般性結論時,有引用另一份報告,2013年的OHCHR的A/HRC/22/53(下稱「案例文件」)

 

「案例文件」之所以稱為「案例文件」,原因是它引用了三個國家法院的判案 歸納出手術前設是酷刑的結論。三宗案例如下:

 

A瑞典2012年的Mål nr 1968-12, kammarrätten i stockholm, Avdelning 03提到強

  迫絕育不能算作自主

 

B 德國2011年的案例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1 BvR 3295/07提到手術前設

  違反身體完整和自主

 

C奧地利2009年的Administrative High Court, No. 2008/12/0054案例提到改變法

 律性別的手術前設違法

 

然而,相對於上述三宗案例,「案例文件」同時提到以下資訊:

 

A 2011年的「Discrimination on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in

 Europe」,歐洲理事會人權委員會報告提到29個歐洲國家保留變性手術要求。
 

B歐洲人權法院至今仍未有一宗關於手術前設違法的判案。

 

C 2008年的學者文獻「Documenting gender」提到「美國20個州份保留變性手

 術的要求」

 

在上述資訊和背景下,「案例文件」的撰寫人在沒有給予任何理由和釐清不同群體和概念的情況下,選擇跟隨前者而忽略後者,在報告中肯定了變性手術酷刑論;而這報告的撰寫人正是我們熟悉的門德斯!

 

「案例文件」及上述三宗案例同時被聯合國以外的世界性組織所引用,例如2014年,由OHCHR、世衛和其他國際組織發出的《消除強迫、脅迫和其他非自願絕育:機構間聲明》[6]。有趣的是,之前提及的15年OHCHR的A/HRC/31/57,又引用了《消》。

 

回到16年的酷刑文件。門德斯在引用A/HRC/31/57外,又引用了2015年「強迫文件」——A/HRC/29/23, 2015——作為變性手術強迫人絕育的實際案例。「強迫文件」又是OHCHR交給UNHRC的報告,入面有提到「性別再造治療在某些情況下是強迫的」。[7]然而,「強迫文件」所提到的案件實際源自另一份文件——14年的「A/HRC/25/61, Annex II」,其中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伊朗情況,提到庫爾德族人和伊朗同志分別匯報,變性手術在當地被用作治療同性戀者。可見被引用的強迫文件,在很大程度上與跨性別人士無關。

 

在上述的系譜追蹤後,我們可見OHCHR(和門德斯)的文件不停自我互相引用。撇除門德斯自己的主觀選擇後,「變性手術酷刑論」的權威就剩下來自門德斯對於三個歐洲國家法院的裁決的詮釋,而其裁決則訴諸了《歐洲人權公約》中的「身體完整權」和一種由從事性別研究和後現代主義者提倡的新穎的性別(Gender)觀念。

例如,在德國的判案中的第一段就表明「科學已證實了性別不只關乎生理」。顯然,該案的主審法官並無掌握Sex和Gender的區分。更無深思這兩種觀念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我們大可在更堅實和更理性的基礎上討論性別承認一事,而不必理會這種連基礎概念都未掌握的「權威」。

 

OHCHR與香港

 

上述多次提及的OHCHR遠在西方,卻與本地同運的倡議密切相關。例如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就曾多次引用上述提到的文件來支持變性手術酷刑論。[8]

 

另外,聯合國的禁止酷刑委員會(CAT)為OHCHR轄下的一個委員會。[9]CAT每年要求香港政府提交報告,以檢視本地禁止酷刑的情況。在政府15和16年提交的報告中,CAT均要求本地政府廢除性別承認的手術前設。[10]CAT在報告中並無提供這要求的理性又或法律基礎,但從上面的研究可知,變性手術酷刑論在OHCHR內部不斷自我引用後,已成為其內部的共識和經典說法。

 

令人遺憾的是,這缺乏理性基礎的要求又例必被同運人士大書特書,吹噓為由聯合國下令,仿如具約束力的要求。事實上,這要求不單不具約束力,更是盲目地訴諸不當權威。在今次的《諮詢文件》,上述CAT的要求又被引用多次。筆者希望本文能讓大家清楚了解這種變性手術酷刑論是如何泡製出來的,讓它脫離訴訟權威和自我引用的惡性循環,重回理性正軌。

 

相關文章:明光社對「性別承認」諮詢的回應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P.172,http://www.iwggr.gov.hk/chi/pdf/consultation01.pdf

[5] Report Symbol: A/HRC/31/5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f punishment, “In States that permit the modification of gender markers on identity documents abusive requirements can be imposed, such as forced or otherwise involuntary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 sterilization or other coercive medical procedures...These practices are rooted in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violate the rights to physical integr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amount to ill-treatment of torture”, P.14.

[6] OHCHR, UN Women, UNAIDS, UNDP, UNFPA, UNICEF, WHO. (2014). Eliminating forced, coercive and otherwise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n interagency statement. , endnote no.15,16, 140-146,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12848/1/9789241507325_eng.pdf?ua=1.

[7] Report Symbol: A/HRC/29/23, Update of report A/HRC/19/41 (on discriminatory laws and practices and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The medical practices condemned by United Nations mechanisms in this context include so-called “conversion” therapy, forced genital and anal examinations, forced and otherwise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nd medically unnecessary surgery and treatment performed on intersex children.”, para 14.

兄弟情

張志儉博士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19/09/2017

筆者曾是中學教師,主要教授經濟,而經濟一大定律是「人是理性的」,以最好的決定來達到選擇最大的效益。

然而理論歸理論,現實是真的每個人之選擇都是理性的麼?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不一定的。在許多時候,我們會按著不同的環境情況及心情,作出各種決定。當然大部份是理性的,但卻非每次都如此。

因此,最近幾十年來,有人開始用心理學的理論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及其作不同決定的原因,其中表表者是Daniel Kahneman,他在心理學上的研究,套在經濟的理論中,探索人們作決定的背後原因,令他在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年來,他的著作不斷,其中一本著作《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更加成為暢銷書。

他的理論有趣而實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用關鍵字「Prospect Theory」在網上搜尋,讀後必定大有得著。

然而,這篇文章想介紹的不是他的理論,而是一本記敍了他和好友Amos Tversky的友誼。書名是「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作者是Michael Lewis。

Michael Lewis的作品,筆者讀過不少,他素常喜歡發掘一些有趣的真人真事來寫成書本。正因題材吸引,他的作品會有一些拍成電影。例如講述MIT的學生,如何用數學推算贏取賭場的著作《老千騙局》(Liar’s Poker),被改編為電影,其主角乃Kevin Spacey。他所演的電視劇《纸牌屋》(House of Cards,2013 - ),亦成為探討政治人物的首選。另外,又有美國職業棒球隊如何運用大數據去選擇球員的《魔球》(Moneyball,2003),電影主角是Brad Pitt。而較近期的是探討美國因房地產爆破引致金融風暴的《沽注一擲》(The Big Short,2011),主角是Christian Bale。可見Michael Lewis的書本及有關的電影,都是炙手可熱。

「The Undoing Project」這本書記述了Daniel 和Amos二人的情誼,他們背景相似,惺惺相惜,合作無間,心靈互通。更難能可貴的是沒分彼此,在研究的領域上大步邁進。今天的研究論文是Daniel的名字排頭,下一篇則由Amos領銜。如此雙劍合璧,闖下了一番事業。可憾是到了後期,因一點誤會,二人接觸少了,但心底裡還是互相欣賞,直至Amos英年早逝。這段兄弟情就此完結。

中國人喜歡講義氣,手足情。多年前一本《同行四份一世紀》(丘世文著),記敍了香港大學聖約翰堂兩位宿生陳修治及丘世文的多年情,值得向大家推薦。

而「The Undoing Project」這書,既有細緻描寫兩位心理學大師的心路歷程,亦介紹了他們一些影響後世的理論。若然讀者們今年只讀一本書,我全力推介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