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為何要報死人新聞?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流行文化)
21/03/2013

一個人的離開,為何會成為新聞?近日,社會接二連三發生謀殺、兇殺及自殺事件,牽動社會情緒。可是,某大傳媒的報章,居然連續幾天以頭版頭條,將這些新聞以「揭秘」方式報道。當中,沒有一篇談及案件所帶出的社會問題,也沒有一篇提供處理家暴、青少年與家長代溝問題的方法,更沒有一篇講及私影時慘遭性侵的處理方法,更遑論提供一些輔導情緒困擾的服務資料。這些故事,彷彿在為愁雲慘霧的春天,添些眼淚。
 
傳媒報道謀殺及兇殺新聞,從來都是有社會責任的。在個人層面上,要讓人知道殺人者的動機與犯罪心態,以及如何預防並建立和諧關係。在社會層面上,傳媒亦要使人知道殺人事件是否與社會政策、文化等有關。如果是社會問題而導致有人自殺/謀殺,社會應該正視及面對;政府甚至要有政策及法例配合。
 
回歸後,我們曾經歷過學童自殺潮、中年人士長洲燒炭潮,以及家庭暴力潮等等。初時我們質疑這種突發新聞是否太多,做得「太好」,是否太血腥,但當時不少傳媒仍然堅持這些事件背後會給社會帶來意義——反省,並會令政府制定新的政策,例如:學校內部改革;增加對中年人士的支援,以及修改家暴條例等,都是社會為回應這些問題而出台的政策。
 
可惜,今日傳媒連本身應盡的社會責任都棄守了。近幾年多宗謀殺/自殺事件,最後變成揭秘式的故事。傳媒以為死者是名人,就可以不斷翻陰私;以為殺人者是青少年,就將社會一切「宅男」、「社運男」等標籤加上去。要不然就是整個社會的人彷彿都有情緒病,都病了。
 
傳媒本來要做的,就是為社會去神話化,將知識及真相帶到巿民手中。現在卻倒轉,倒將更多神話、迷思、社會標籤及定型帶到社會中,為本已病了的社會注入更多細菌。
 
傳媒的社會責任究竟在哪裏?在報道青少年和父母問題時,有多少報館有處理現時兩代人的溝通方式?又有誰會照顧青少年實際需要?當傳媒指出問題,目的是為了簡單的將責任推到(finger-point)青少年身上,還是要具體討論社會如何為青少年提供更多支援?
 
當說到家庭關係的破落,究竟當香港的家庭遇上危機時,社會有沒有提供任何情緒支援?面對重婚、再婚、開放的性關係與傳統價值有衝突時,傳媒的角色究竟應該是火上加油,還是疏理問題,為社會把脈?
 
現在,不少傳媒在報道中連社工的意見及問題支援的渠道這些基本資訊都欠奉了。突發新聞八卦化,只會令人變得八卦與神化,原本應該揭櫫的社會問題,沒有因為人命而被揭出來。愁雲之後,該由誰來教我們看身邊的木棉花和宮粉羊蹄甲,其實開得正盛;又有誰教我們改變這個社會,令她變得更加美麗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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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再思同性撫養

呂慧明 | 明光社實習神學生、香港神學院道學碩士神學生
20/09/2021
  1. 引言

今時今日,相對文明的國家都會關注兒童的福祉,為保護兒童人權或利益而訂立相關的政策。現實中卻存有一些直接影響兒童的政策,未有嚴謹地查考或驗明對兒童的影響,卻為了順從或取悅主流就輕率通過,讓兒童承受後果,你對此有何想法?

隨著同性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被承認,爭取同性伴侶領養權的呼聲可謂大勢所趨。在不少國家,同性伴侶是因其民事結合或婚姻的關係合法化,於是在法律上被默許取得兒童的領養權。不過,認同同性伴侶的婚姻,是否真的就順理成章認同他們擁有領養權?

  1. 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

支持同性婚姻的理據,主要認為同性戀關係中的成年人士,應該享有與異性關係中的成人相同的權利,而不應在婚姻法例中被歧視,這亦是某些國家給予同性伴侶領養權利的理由(例如奧地利、克羅地亞)。但是,有時我們可能會忘記,在領養法例中被牽涉的不單是成人,還包括兒童。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1] 在第21條,更明言「凡承認和(或)許可收養制度的國家應確保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如果立法機關只考慮到成年的同志群體在法律上應該取得平等地位,就默許給予領養兒童的權利,是否有以兒童的利益為優先考慮呢?[2]

當然,在同性領養合法化的國家中,亦不乏以兒童的利益作為理由(例如英國、希臘等等)。但值得留意的是,一些禁止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