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說到尾,還是霸權?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20/11/2014

佔中已經發生了。在旺角及銅鑼灣等「佔領」區,衝突不斷發生。其中除了五毛或愛字頭等可能是幕後的黑手,反對佔領的也包括該區不少的商販,他們直指佔中影響生意,甚或可能弄到結業云云,因而與示威人士發生爭執與衝突。後來有報章分析,在這些黃金地段的大型商舖,租金動輒過百萬,那佔他們營運成本的最大部份。

又是地產霸權作祟,抬高租金?提起地產霸權,大家難免心中有氣。不過其中的領匯房地產基金就特別影響民生。領匯特別的地方,不在於其產業的規模,而在於其影響的層面:它「雄霸」全港大部份公共屋邨商場,其以商業營利作前提的營運手法,看來是提升營利,實質上卻大大影響香港絕大部份基層市民生的活。一個霸權,就是這樣在勞苦大眾的肩膊上站起來!

多年以來,這些霸權只在人前秀出亮麗的業績,然而我們好應為其算算賬,看看它如何由消費、生活習慣,以至整個鄰里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影響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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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是為了服務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7/05/2015

香港的司法制度假定被告無罪,在整個檢控及審訊過程中,對被告有著重重保障,為的是不要錯告好人。我們認同這制度,並且相信即使有人在過程中失職,只要程序正當,規則做好,社會自然有規則。

近日看警方處理雨傘運動的各種案件,有時也不禁令人扼腕,擔心自己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動搖,因而再不相信規則與程序。有傳媒質疑警方選擇性查案,快快調查支持佔中者的案件,但對反佔中者的案件則放軟手腳;又有人質疑,警方在認人過程中「做手腳」,容讓各人戴帽、戴口罩,增加受害人認人難度。

讓我們在此看看一些數字。截至本年4月10日,網媒《立場新聞》統計出有52宗關於佔領運動檢控及上庭個案有被傳媒報道;當中七人罪名不成立、18人被撤銷控罪、二人警方申請保護接管兒童被拒、九人(當中一人為反佔領者)不提證供起訴自簽守行為、11人(當中六人為反佔領者)認罪、五人(當中一人為反佔領者)罪名成立,另外最少25人獲撤回部份控罪。

大家看見數字,不難發現很多案件即使交由法庭處理,如果在調查過程中找不出證據,或者警方程序出錯,最終都會無功而還;這「無功而還」則歸咎於整個司法程序。如果整個制度不告錯示威者,理論上同樣應該不告錯警察。

可惜的是,現在不少人企圖在整個司法程序中,未審先批評整個司法程序,企圖達至傳媒公審的效果。以往這情況比較多出現在巿民身上,但現在居然連高官及警察也出言說,警察成為被告也有權做甚麼甚麼……事實上警察本來就是熟悉制度,知道在制度上如何鑽空子,因而在理論上更應故意避免使用這些空子,做到「比潔白更白」的效果,好去維護制度的中立,但現在彷彿在打了制度一巴掌。

制度,本來是為人而設的,現在政府親手將之破壞。如此,難道管治會變得容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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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7/5/2015

大時代

30/03/2015

回顧香港的歷史,過去她曾經歷不同的大時代,現在就讓我們刻劃其中數個,並認識其來龍去脈。

六七暴動

在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本港的左派在1967年5月發動工人運動,由最初的罷工、示威,後演變至一場暴動,市面出現不少真真假假的土製炸彈,甚至暗殺,歷時七個多月。六七暴動是戰後香港發展的分水嶺,間接令殖民政府引入各種社會福利政策,包括房屋、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以及適合青少年的活動,以提升生活素質平息社會怨氣。

八九六四

1989年4月,北京的大學生悼念主張改革開放但鬱鬱而終的總書記胡耀邦,悼念活動後來演變成反貪腐、反官倒等示威。學生於天安門廣場聚集,並一度發起絕食。其後,北京實施戒嚴,封鎖媒體消息,並於6月4日凌晨以軍事武力鎮壓清場。八十年代正值中英談判,香港人的心被事件撼動,有很多人害怕中共管治,更誘發了更大的移民潮。

九七回歸

香港於1997年從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成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區。身處於 文化大革命和八九六四的陰霾中,香港瀰漫一片不安。不少外資撤資,一些有財富或專業的香港人,紛紛計劃移民,造成九七前後的移民潮,以及中產和管理斷層的狀況。不少當時青壯年的一群,在人心惶惶的氛圍中,肩擔起回歸前後香港社會的管治。

零三七一.廿三條

2003年SARS肆虐,市民卻不甘示弱。於7月1日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和平地遊行,反對政府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擔心制定叛國、分裂國家行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條文,尤其針對泛民主派等與中共異見的聲音,會造成以言入罪,寒蟬效應。

一四年雨傘運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為2017年的特首選舉方式落下三道大閘,議決令大部份香港人不滿和失望。學生發起罷課集會,及後啟動佔領行動。示威者一直使用雨傘抵抗警察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而被稱為雨傘運動。佔領歷時79日,主要訴求是要「真普選」、撤回人大決定、重啟政改諮詢。

 

何謂四代香港人呢?

四代香港人的論述是受香港的社會學家呂大樂於2007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一書所影響。

呂大樂從戰後開始計算,描述了香港四代人的分野:一、二次大戰或之前已經出生;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三、面對社會機會收窄的一代;和四、今天所謂的八十後。呂大樂分析不同時間的社經環境,以解釋它們怎樣塑造某代人的特定想法和價值觀,然後再帶出代際之間的接合與矛盾。

四代香港人

出生年份

第一代

1945年或之前

第二代

1946年至1965年

第三代

1966年至1975年

第四代

1976年至1990年

 
通識 LITE

90後的第五代香港人

呂大樂2014年底接受《信報月刊》訪問時分析,九十後出生於一個物質富裕的時代,當物質帶來的邊際回報下降,年青人隨即改而追求民主、自由、環保等共善(public good)。該文的作者則將之歸類為「後物質主義」。

不過,所謂後物質主義的定義空泛,只能泛指新一代不一定會再淪為只著眼於賺錢和消費的機器,因為只要有工作,九十後就可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於是可以比上一代提早追求那種「人到無求品自高」的狀況,也可以在比較少經濟壓力下,尋找更快樂的生命。

而快樂可以是基於純享樂主義的物質或官能刺激的狂喜,也可以是自我實現的滿足;甚至是因為達至共善。快樂在此只是一個虛詞。所以大家不難發現,當有人質疑第五代香港人不像以往的人般勤力及刻苦時,新一代香港人卻會告訴你,你的勤力和刻苦,其實是遭資本家無理的對待,是剝削而已。

於是上一代的人說這一代失卻了獅子山精神;但新一代的青年則說,我們這一代應該作息平衡(work-life balance),應該有生涯規劃,不應只顧工作,放棄朋友、家庭及健康等等。

一個社會的生活質素,不是只看經濟實力,當經濟實力達到不錯的水平時,人自然就會走向更高質素的生活。其實,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就是社會在向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敲問:「你一生到底追求哪種快樂呢?」

這才是影響下一代的關鍵問題。

 

通識小秘訣

若考試以「新世代香港人」為考題,同學們可以先做好歸納的功夫,接著是為關鍵字定義,並列舉社會素質的元素,然後再列舉例子,解釋一下甚麼是共善,甚麼是個人主義的享樂,再用以下參考文章中的例子分析、拆解一下,再寫好駁論。這種題目,理應不難。只要對題,理應寫得很爽快。

 

 

參考文章:

「第五代香港人 後物質主義世代」,《信報月刊》,2014年12月。

「第五代香港人」,《明報》,2014年12月11日。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100期

 

 

傳統記者與公民記者的互補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22/01/2015

不知道在佔領運動完畢後,大家看新聞的習慣有否改變。在運動期間,大家不難發現縱然報道同一件事,媒體報道內容亦會大不同,有人因此毅然轉台,或罷買某份報章,有人亦因希望更快更廣地得到最新消息,從而瀏覽網絡媒體的報道。

然而就算網上媒體與傳統媒體不同,隨著愈來愈多市民注視往後政局發展,所以仍有很多人瀏覽網媒的專頁。網絡媒體很多時也是由公民記者提供消息,由於公民記者往往身在前線,並且數目眾多,故此能補充傳統媒體忽略的另一面。而這種透過公民自發參與的新聞報道,被稱為參與式新聞。參與式新聞重視由下而上的發佈,發佈者亦同時為接收者,角色平等,故此與一些爭取民主的運動相襯。

雖然不少人也開始看公民記者的報道,但也出現不少質疑的聲音,特別對於他們的報道中立性及公信力。早前亦有報道指不少公民記者在報道時,亦會走到前線成為抗爭者,致他們公信力成疑。這就好像出現一種對立:傳統記者還是公民記者可信,或者比較專業。但話說回頭,正正是因為傳統媒體的立場偏頗,其公信力亦屢受質疑。有說記者曾接受大學新聞系的訓練,但現在不少非新聞系畢業生會選擇成為記者;有說記者可加入記協,遵守記者守則,但有報道卻指只有兩成記者是記協會員,比例不高,亦有不少記者因各種理由不能入會;有說報道新聞是建基於客觀求真的態度,但這看來也未必讓市民信服。那麼,當我們要求公民記者報道要專業的時候,傳統新聞工作者其實也要作好榜樣,不受政治、市場影響而盡力揭示真相。

在這個大是大非的環境,記者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也希望揭示真相,伸張正義。在現場看到種種不公的情況,自然希望報道出來,讓社會得知。有指為著公眾利益,報道縱有明顯個人立場也是無可奈何。但實情是如何能夠基於客觀事實作陳述,才是最能讓不分左中右信服的報道。對於公民記者何時工作、何時抗爭的情況,這是公民記者希望作更具說服力的報道時,應該反思的一環。而傳統及公民記者的互補,才能讓市民能夠更易從眾多資訊中,看到事實的更多面向。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2/1/2015

雨傘運動與六七暴動相似嗎?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15

陸漢思牧師認為雨傘運動和六七暴動相似的地方就只是兩件事都與內地有關,而且兩件都是政治運動,但整體來說,兩件事就再沒有相似的地方。他說如果要用香港的例子,雨傘運動與八九六四比較相似;但如果用國際事件來比較,他就認為比較似1968年的法國學生運動,該運動又名五月風暴。

他分析指兩件事都是學生或學界主導,討論的都是社會制度整體的改革,同時兩件事都是愈演愈烈。至於結果,他說:「這其實是我最擔心的,因為法國當年的結局是失敗。現在看起來香港情況也類似,建制派開始得到更多巿民支持,但我深信人的思想會隨著這些事情而改變的。」

至於教會的工作,他認為現時教會的立場雖然不一致,但可以一同尋求上主的心意,有創意地去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和思考問題,找出上主讓我們在這大時代中可以發揮怎樣的功效。

留下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19/01/2015

自從五十年代起,一直有不少人用盡一切方法來香港,但八十年代期間,卻有一批人使勁地離開。在這個中英談判及八九六四的大時代下,信徒亦有徬徨及憂心的時候,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余達心牧師及香港西區浸信教會林海盛牧師選擇留下來,緊守崗位,去牧養並安撫他們的羊。

畢竟,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八十年代初的中英談判令香港人擔憂不已。余牧師認為是因為大家對五、六十年代的經歷仍揮不去的恐懼:「不少市民仍記得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傷痛,他們甚至在其中親身經歷過飢荒與批鬥。」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起飛,市民生活開始改善,對前景充滿憧憬,卻忽然間要面對回歸,有可能返回以往經歷過的景況,所以無法不焦慮。1983年開始就香港前途有不同方案提出,包括主權換治權、繼續租借香港等方案,最後才達成一國兩制、日後有普選的共識。隨著中英雙方進行討論,林牧師看到當時的民生已受影響,「由於局勢不明,市民曾爭相搶物資,港元匯率亦由6、7 元跌至9元多兌一美元,全因市民擔心會變成由共產黨統治。」

 

離開是出於無奈 留下是為了牧養群羊

對當時信徒而言,中共政權的高壓也令他們擔心受到逼迫,教會也會被取締。那時社會動盪不安,開始出現移民潮。余牧師指基督徒移民比例頗高,「因為怕回歸後受到逼迫。」他更記得在同一天之內,竟有九個牧師不約而同地前往機場,準備移民到不同地方。

1984年基督教界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 (即《信念書》),讓教會信徒在惶恐中確定教會所持守的信念及方向,與信徒的角色及使命。余牧師是其中一位發起人,亦是「寫手」,「當年是趙天恩牧師主導,再加上錢北斗、蔡元雲、劉少康及梁永泰一同發起。」他認為教會對於九七要有清晰立場,就是要從上帝國度的視野看這事,為的是要得中國未得之民。他更相信《信念書》在當時起了相當作用,令對前路猶豫的人感到鼓舞,信徒亦認清自己的社會及國家責任。「基督徒對教會有責任,同樣對香港社會、對中國亦有責任。」

然而當時不少教牧信徒也選擇離開,余牧師認為其實是一種無奈,「但大家也充份諒解,因為無人知道將來如何,要把自己家庭安危作賭注。」

在簽訂決定香港前途《中英聯合聲明》的幾年後,一件令香港市民感到震驚的事出現了。「在1989年出現的六四民運,香港市民驚覺中央竟會以武力鎮壓異己,於是90年代初,不少信徒選擇移民,一些中型教會甚至流失十分一信徒。」讀社會學出身的林牧師,一直關心社會問題,當年6月1日他與朱耀明牧師及兩位牧者帶同捐款給在北京靜坐的學生表示支持。「那時候教會上下是一致支持,並無紛爭。」即使北京已實施戒嚴令,他也感到心中平安。余牧師也認同當時信徒十分同情學生,「即使不會高調回應,但於七十年代於香港生活的人一定會明白貪腐的壞影響。」

那時有更多關於選擇去留的討論,林牧師坦言也曾出現掙扎,最後決定委身牧養在香港經歷動盪的一群信徒。他看到當時信徒們正經歷一種不穩定的情況,但並沒有撕裂,無論留港還是移民,也會比較理解。」

 

追求民主之餘 莫忘其他議題

2014年因政改而產生爭議,並出現雨傘運動,不少信徒也積極投入其中,更有人以一句流行歌的歌詞「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來形容抗爭者。林牧師相信社會會繼續躁動,「未選已知結果的選舉,香港人不想要,這亦有很多弊端。」

余牧師也欣賞年青一代就民主訴求的勇氣,但至於稱現在香港是「亂世」,就覺得有點誇大。「對於現時擁有的自由、平等、開放,是香港人努力的成果,不應用強烈的描述來否定。」他指香港仍有很多人活在貧窮中,但在社會福祉(well-being)上,政府仍有投放不少資源。「扶貧不理想,仍有社會保障的安全網,未至於不堪。」林牧師認為大家仍有批評政府、中央的權利,故提醒「不要扭曲成現在政府踐踏人權,成為激烈行動合理化的理由。

 

信仰具顛覆性與轉化性

在大時代下,不少信徒願意走到社會運動的前線。林牧師認為信徒一向關心社會,「八十年代的信徒也同樣關心社會,現在信徒的公民社會意識更強,更知道自己權利及表達自由。」

余牧師則提醒信徒看社運時,同時亦要看罪惡,「撒旦詭詐,可附在制度上。被鬼附的人被耶穌釋放,被鬼附的制度也可被釋放。」他認為從實際看,社會需要足夠的民眾把持相同的價值,才能成為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從而成為改革的力量。「傳福音本不是要召集人去改革社會,但若果更多人抱持基督教的價值觀時,就能成為一股轉化社會的力量。」

 

時代變遷 關社不變

對於有人認為現時教會較八十年代少回應社會議題,余牧師認為與教會內部的關係不再像以往那麽緊密有關。「那時因九七問題,基督教界為香港前途而合一,亦匯聚了決心、信念。但現時教內卻不像以往密切,亦少了意見領袖去討論香港時局,故此在社會議題並無共識,亦較少回應社會議題。」

林牧師於八十年代曾走上最前線,他其實於近年亦非常活躍,例如發起「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之言論不代表我們」聯署,亦提出放棄基督教選委議席。但他認為現在專心牧養工作,亦是走在前線,「牧養總不能抽離於社會關懷」。

林牧師認為以往牧養的是焦慮的一群,現在則是「撕裂中的牧養」。他認為現時愛與和平理念是重要,即使信徒間政見不同,也不能影響基督的愛,並能夠互相尊重。他希望信徒間縱使不同意對方但仍能彼此相愛,「不需要unfriend,這並不是愛的表達。」

另外,余牧師亦感到以前教內有不同意見,仍能夠走在一起討論,「甚少站在道德高地彼此指責」他相信這才是民主應有的文化,能夠互相包容,「因為無人有絕對正確的立場,反而能夠彼此提醒,互補。」他期望教會領袖能夠再次一起對話、了解,「意見有不同,但不影響合一的心」。

 

「我們認定神是創造、救贖、審判並掌管歷史發展的主宰,所以我們相信香港前途的任何轉變,都在祂照管之下。我們既有這信念就堅定不移,以平安的心努力完成祂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同時,身為香港市民,我們有責任用神所賜的智慧去客觀地分析歷史的變遷,面對現實,積極負起在歷史轉變中基督徒應有的責任。」

《信念書》[1]
 
 

 


[1] 《信念書 》網上版,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址:http://www.hkchurch.org/mission/sub/a.htm

 

雨傘下的呼聲 大時代的見證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01/2015

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

9月28日,那87發催淚彈震撼了整個社會,以至全世界;外國媒體更將之冠以「雨傘革命」的名號。一夜間震醒了香港老中青各世代,一夜間也令社會出現紛紜的意見。在這紛亂的大時代,基督徒以及教會也難以逃避。然而,你的立場如何,並不是重點,重點是有否看見神在這大時代給信徒群體的呼召,以及在其中活出信仰。

你的信仰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阿飯|因公義而發聲 

一個參與佔領又寂寂無名的平信徒

 

佔領第64夜,阿飯手裡拿著周保松撰寫的《政治的道德》,與筆者步往添美道公廁對出名為「添美公民」的帳幕,他鄰居是「外國勢力總部9-28」,營名都記在『金鐘上河圖』中。

對於30出頭的阿飯來說,這次佔領絕對稱得上是大時代。

 
參與運動 為不公義發聲

阿飯任職中層管理,不憂食,所以說不上是廢青(指不上進、沒有社會責任的頹廢青年);他曾多次置身於清場行動,不時勸止示威者和警察雙方的挑釁,他並沒半點憤世嫉俗。眼前是個樸實的年青基督徒,「我出來,是因為基督徒要就不公義發聲,拒絕『普選』謊言。」

他贊同非暴力,「佔中理念就是不衝撃;就算現在衝了,亦不應該撞人,衝去佔據沒有人的地方……我認同非暴力才能帶來道德感召。」他說警察的武力很大,理性上知道市民是「冇得鬥」,「警察非真正的抗爭對象,為了達到訴求而傷害他人身體是不對的。」

 

保守教會中的異類

佔領情況告急時,非基督徒朋友間在WhatsApp群組不停交流佔領的資訊,但教友群組則商量BBQ吃甚麼,相映成趣。「分享唔到,我係有點距離感……」

自小在一間反對涉足政治的教會長大,阿飯對一些說法倒背如流,「耶穌有沒有公民抗命?基督有沒有有推翻羅馬?你有沒有為政權禁食祈禱?要順服掌權……」他多數選擇避開正面討論,免得發生衝突。

教會氛圍培養出一種觀念──信仰是很個人的,是自己與神的關係。直到國教事件阿飯才開始受啟蒙,「我在教會是青年導師,國教事件令我覺醒,原來共產黨正滲入年青人中。」

教會裡沒討論,但網上卻有,「網媒很方便,我看了很多關於社會公義和民主的文章,然後再對照信仰,發現原來基督教是support我為著一些社會公義的問題去發聲和爭取。」普選、提委會制度,都涉及權力傾側於權貴的問題。

阿飯不會離開教會,反而覺得教會會慢慢改變。「要慢慢感染弟兄姊妹,他們只是未曾留意,總有一日自己會被影響到,然後就會留意。」

 

Mary|始於理解 始於溝通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梁林天慧

 

「長達幾十日,佔領運動是個奇蹟。但和SARS年代不同,年輕人用了超多方式爭取,但都得不到回應。」這是Mary在佔領第五十天的觀察。

他眼中的八十後兒子「平時不熱衷政治」,但今次竟在金鐘瞓上一、兩晚,又批評父母「剩係在家剝花生」,母子關係有撕裂嗎?「某些人覺得(佔領)不可能,但現在的青年人覺得可能,為甚麼就不讓他們按所相信的去行動呢?」Mary向兒子解釋這抗爭模式非她能力所能參與,但她表示理解支持兒子。

 

政治立場迥異 溝通才是出路

運動帶來撕裂,同時也帶來對政治立場的覺醒。Mary在加拿大成長,政治立場是生活一部份,「加拿大有政黨,人人在大選時都有不同政見,也有不同參與度 (當然有部份人對政治冷感,對政黨和参選者不聞不問)……有不同政見沒大不了,不值得爭執。但英國冇比香港人有政見、董生又曾天真地說自己唔係搞政治……」到今時今日立場浮面,令到一家大細都無法避免,重新思想作為市民的政治身分。

Mary深深體會迥異的世界觀,「有些人經歷過文革、有些人認識英國政權……」,但最後溝通才是出路。「平日一家人靈修分享,藉此作為接納不同看法的平台。」

「要學習承認自己要摸索一件新的事」不論是哪一代,面對大時代都有新的震撼,要給他人空間去處理自己的感受,「有些人試過走難、有些人見過共產黨,容許別人面對自己的過去有真實的感受,尊重他人經總結後的人生態度/政治取向、唔好一句批評捅落去」,盡力謙遜地跟別人交流,或能理解上一輩的憂慮和謹慎,和年輕一輩至情至性的民主渴求。

任誰都可想像:「五年後看,朋友家人為佔領運動撕裂,你覺得值得嗎?」

 

袁牧|洞察服侍的時機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及香港堂主任牧師袁天佑

 

「長達2個多月,(民主)訴求單一,還舉世觸目。」訪問當天正踏入佔領運動的第60日,按袁牧觀察,這運動十分重要,「自英國殖民地轉到中國管治,幾十年間香港人都沒經歷過。」

八九六四,袁牧在倫敦聲援,「當時學生身亡很震撼,好難過;同時期望中國在民主上有像蘇俄和東西德的轉變,可惜25年過去都沒有改變。」袁牧祈求佔領運動不是六四重演。「我做很多斡旋,又簽不同立場的聲明,甚至計劃與其他牧者築成人鏈隔開示威者和警察,減低傷亡。」

 

開放教會 危急關頭的服侍時機

袁牧禁不住形容831人大落閘是「強差人意、保守中的保守」。內心期望一個更民主的政制,但對於佔領,他沒有既定立場。

開放地方給928示威者暫避是否支持佔領?「那晚教會有崇拜,開放教會是即時反應。任何人都需要一個喘息的空間,不分立場,雖然有些教友覺得那些人犯法……」袁牧強調「支援」不等於「支持」,在事態緊急中仍有很多同工教友落力幫助扶持,他覺得「好欣慰」。袁牧坦言曾收過一些匿名信反對教會開放地方給佔領者,「我在講壇上呼籲他直接找牧者傾」。

 

反省自身角色 大時代給教會的功課

在這時刻,教會可以重新省察自身角色──尤其是教會與政治關係的神學,停止再借「政教分離」作藉口逃避社會事件,因為任何事都是政治。「好似明光社會關心婚姻。有教會很關注這方面的議題,但談到政制就沉默。其實兩樣都要討論!教會要落功夫,幫助教友探索事件的不同意見,學習互相明白對方的立場。」袁牧語重心長地解釋。

聆聽,就是「自己不一定正確,並接納別人的觀點,承認自己未必有絕對真理知道個世界應該怎樣。」活在大時代中,這位牧師有容得下迥異立場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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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雞蛋撞石牆 
不免碎裂斷腸,怎麼較量
一堆雞蛋望石牆
可以變做力場,繼續擴張

-- 謝安琪 〈雞蛋與高牆〉

 

合成的真相 拼貼的信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15

照片及短片,有時是一種可愛的工具,因為它為你保留一點事實,但同時卻又是一種很誤導人的工具,因為它只能保留那麼一點的事實。在這個圖像化的世界,我們怎樣可以將照片及短片看得合乎中道呢?

近年,不少人喜愛利用手機自拍,甚至購買「自拍神器」,方便外出使用。在有需要時,自拍神器就出動伸高手機,「高炒」自己的外貌,拍下一個瘦面而又高挑的自己。不過拍完後,給認識的人一看後往往會被恥笑,因為真人和相片相差甚遠。

近月在雨傘運動期間,不少人談論記者的拍攝角度,質疑他們選擇性拍攝。支持雨傘運動的人稱相片聚焦在警察執法上,但就不拍攝抗爭巿民的紀律、具藝術創意及有彈性等等的優點。相反,反對雨傘運動的人卻質疑記者的拍攝角度長時間聚焦雨傘運動,變相給他們免費宣傳;而且又用一兩張示威者受傷的圖片,製造悲情影像,蠱惑人心。

 

隨意剪裁複製 抽空藝術品原意

視覺文化大師約翰貝加(John Berger)於1972年為BBC拍攝的藝術史電視教育系列節目Way of Seeing[1]中,透過古典藝術作品,說明攝影和大量複製的文化扭曲了藝術品。貝加分析稱,以前在教會中的宗教壁畫,讓人即使不懂得閱讀聖經,仍能透過圖畫默想上帝的故事和話語。

不過,隨著攝影科技的發展,攝影師可隨意剪裁壁畫影像,如壁畫上的馬利亞本原是一幅全身像,剪裁後就變成一張大頭相;原本只佔油畫中很少部分的路人甲乙丙,就被攝影師放大。這種對藝術品放大、縮小和剪裁的過程完全沒有理會原作的構圖,原作者甚至也沒有這個意圖。而當中的馬利亞就變成完全沒有意義的女性頭像,甚至會拿來作洗衣粉等商品的配圖。

又因為相片可以大量複製,於是原本教會的神聖氣氛消失,大家對整張圖的理解和感覺頓時改變,因為將圖像貼在家中牆上,甚至出現在商品中,又可能與其他作品拼貼在一起,所產生的化學效果就超越了原作者的創作意念。

 

真相能夠再現嗎?

貝加這個分析,不難令人將之與現時一些攝影文化聯想。自拍,其實就是將個人化作物件,然後進行裁切,之後企圖將自己認為最好的一面展示在人前,所以在自拍的過程中,主體自願將自己切割成物件,給別人消費,但整件事卻假得不可思議。所以當別人看見「真身」時,會有受騙的感覺。

在雨傘運動中,這種對「真相」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複製就更加廣泛和深入了。在佔領區內的藝術品,先是在製造空間與環境的氛圍,之後各人從不同的角度拍下照片與影片,然後再為作品配上背景音樂,甚至是歌詞。基本上整件事的發展,就要與原本那個藝術品幾乎完全無關了。我們不難看見,到最後雖然雙方都在質疑對方的真確性,但大家幾乎都用相同的圖畫,卻在形容兩個不同的故事。場地的空間和氛圍在拍攝的過程中被抽走,與其他的東西拼貼在一起,變成了第三件事。

貝加這個分析向度,開拓了往後幾代人對圖象和視覺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當我們今日再審視貝加的觀點時,不少人甚至會再退一步認為,古代的藝術家的選材本身也是一種對歷史的判斷,創作過程的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所以人們現在會努力尋找繪畫過程的故事,以更了解整個藝術的背景,找出他們繪圖的初衷。

就現代的攝影而言,我們可以調度的空間就更強大了。除了角度的長濶高深,更可以在後期製作時對作品作即時加工,將圖象重組。就警察在「暗角」打人一事為例,有傳媒就推光那個暗角;有前記者甚至坦言可以將短片部份放大,再透過科技圈出涉嫌拳打腳踢的動作和片段,讓觀眾可以自行判別。

於是,我們在問這些加工後的圖像是否能呈現真相?但退一步來想,拍攝者又是否真的找到真相?再退多一步,真相真的可以藉著媒體再現嗎?如不能,為何我們仍堅持要在其中找出真相?

所以,有時我們的確不能完全虛擬地透過符號來生活。就正如我們說要活出信仰,要立體地呈現生命,但在當中人仍然不能離開空間、場景及氛圍。科技給予我們方便,以為可以透過圖片或影像認識一個抗爭運動,然而,我們只是在看一些由零碎片段加工處理而成的合成畫面,我們都不能從中感受到即時的氣氛。

 

零碎中的合成信仰

然而以上所說的「零碎」狀況亦可應用至現今的信仰情況。當很多人以為信仰在心中就可以的時候,他們的確忘記了信仰所包涵與承載的不僅是個人及個人信念,而且更是教會、不同的信仰群體、歷史與禮儀等。正如中古世紀的信仰,除了群體,還有一個氛圍,當時的教會刻意透過教會建築、禮儀、氣味(如乳香)及壁畫等營造出來。

今日,我們的教會,有沒有著意營造信仰氛圍,讓人立體地感受及體會信仰,還是只是透過不同的再現,片面地,甚至是支離破碎地拼湊著信仰體驗?

 

 


[1] 這是一套探討美學的記錄片,詳情可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EoRdSL1jo

在時代的洪流滑浪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15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簡單兩句說話在雨傘運動引起不少共鳴。香港雖然不是處於甚麼亂世,不過,人心的亂,比治安的亂更令人躁動不安。每當處於一些歷史轉折的關口,面對一些未知的變化,人心總會不安,為政者若未能妥善處理群眾的不安,很容易便會演化成大型的社會運動,甚至騷亂。若個人未能妥善處理自身的不安,便可能感到迷惘,甚至抑鬱。

香港雖然只是中國南方一個小漁港,但在歷史上卻有絕不平凡的地位和經歷。而過去半個世紀,不少香港人都一同經歷著很多不平凡的時代風浪,可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屈指一算,由上世紀60年代因國內文革而起的暴動;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草擬;97回歸;2003年的沙士及七一遊行;以至2014年底的雨傘運動,幾乎每十年我們都會遇上一些席捲全港,無人能置身事外的大時代。

對於喜歡刺激的人,一浪接一浪當然令人興奮,就像高潮迭起的電影一樣引人入勝。但對於心臟虛弱的人來說,經常擔驚受怕實在會吃不消。不過,無論大家是否喜歡,對於無法逃避的事,既來之則安之,應該是最明智的選擇。此外,如何在這些大家都已付出不少心血代價的大時代中不至交白卷,空手而回,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只會不斷重蹈覆轍,成為歷史的笑柄。

本期《燭光網絡》希望透過訪問一些時代的觀察者,由他們在不同時代的觀察,協助我們一起剖析上述不同時代值得總結的經驗,作為個人以至整個社會一起的反思。面對大時代,個人其實十分渺小,能夠成為時勢英雄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不過,大家想深一層,其實當時代的巨浪打過來,每個人最後都是要自救,其他人是難以相助的,因此,學會觀察及捕捉巨浪的來勢,才不至被浪舌噬。面對大時代的洪流,一起學習如何滑浪吧!

教會與政治的再思

── 生命倫理錦囊 第20期

17/12/2014

由「佔中」直到「雨傘運動」,這一切打開了香港社運和政治的新一頁。或許,在贊成或反對佔中之前,教會與信徒更應先上一次「政治課」。[1]

政治一詞,源自希臘文πολις,[2] 至於在中文裡,「政治」一詞早見於孔子,他認為「政者,正也。」[3] 在《尚書‧畢命篇》中亦提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簡言之,政治是指符合正氣、天道和自然原則,和利及人民的管理行爲及社會運作形式。[4] 正如國父所言:「政治乃是眾人之事。」其廣義即是:政治屬於群體生活的一部份,是公民參與塑造的。狹義來說,就是參與制定政府的制度和決策了。[5]

作為基督徒,我們或許會問:耶穌參與政治嗎?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認真檢視耶穌的生命故事及了解其背景。耶穌生於羅馬時代的政治和法律體制之下:耶穌是拿撒勒(在以色列北部)人,卻出生於伯利恆(在中部的耶路撒冷附近),因為羅馬政府需要統計人口,要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而猶太地既是希律王分封之地,也是直屬羅馬管轄,情況有點像1997年前(甚或日治淪陷時期)的香港殖民地。[6]

若以這角度看耶穌故事,我們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如耶穌十二門徒中,除了彼得與約翰,同時也有稅吏馬太(當時的稅吏是貪婪之徒,他替誰抽稅?他是「猶奸」嗎?)和奮銳黨西門(奮銳的原文解作「匕首」,有「革命」的意思),的確十分震撼:原來耶穌也接納持不同政見的門徒。而彼拉多聲稱耶穌是猶太人的王」,最後耶穌被群眾釘於十字架上,也算死於政治底下。

你可以說耶穌一心在於神國,但若你以為祂與政治沒有關係,就一定攪錯了。耶穌碰上政治,也超越政治:門徒中甚麼政見都有,但祂不是靠在某一邊,而是永遠在這些之上 (Above all)。政治進入耶穌的生活中,但耶穌超然地看待它。

而從信仰出發,教會應如何處理「政治」?我們時常聽到的「政教分離」又是如何?其實在基督教歷史中,政教關係的發展是多變的。就以初期教會為例,當時的羅馬政府將教會定性為非法組織有數百年之久,在「政教對立」下,造就了很多殉道者。[7] 與此同時,教會發展與教父制度的成立(如著名的奧古斯丁)確立了教權的地位;直到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基督教立為國教,再到後來羅馬帝國覆亡,在中世紀時代,教廷凌駕政權,是為「政教合一」。

在改教時代,除了馬丁路德在教義上的倡議,其實不少的新教宗派是帶有「政教聯盟」的特性:如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的政權。

今日基督新教中的路德宗、改革宗、聖公會等,其實都是帶有「國家教會」的模式。相對而言,近代的「政教分離」雖有聖經依據(如路二十20-26: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但更源於歐美教會的傳統,尤以美國影響為甚:該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就是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訂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其旨在將宗教權力和國家、政府統治權力分割。[8]

不過,我們也要知道基督教同時也有著「抗議宗」(Protestant)這屬靈傳統:參與社會事務並作出抗爭,因這本是基督教的立教基礎。當然這不等於胡亂示威抗議,但我們的信仰應時常有一種「神性的不滿足」,對自己及社會有更高的期望。[9]

在二次大戰中,曾公開反對納粹德國的神學家潘霍華說:「在邪惡面前的緘默便是邪惡。不呐喊恰恰是一種呐喊。不作為恰恰是一種作為。」而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埃利·維瑟(Elie Wiesel)曾這樣說:「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10] 這些提醒都值得教會一再反思。

 

反思有關「公與義」的聖經基礎

約書亞走近耶利哥的時候,抬頭觀看,看見一個人站在他對面,手裡拿著拔出來的刀。約書亞走到他那裡,對他說:“你是我們的人,還是我們的仇敵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現在來是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臉伏在地,向他下拜,對他說:“我主有甚麼事要吩咐僕人呢?”
~約書亞記五13-14《新譯本》

沒有信徒會否認耶穌是行公義的,而作為信徒群體,對於「行公義、好憐憫」(彌六8)更應該責無旁貸。只是,當信徒一談到如何「行公義」,又或是切入最近的社會議題——信徒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來對抗「不公義」的政權算不算「行公義」的時候,信徒群體便會意見紛紜,甚至出現「撕裂」的情況。

當信徒討論當代社會某些議題,並試圖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時,總能找到「合乎己用」的經文。支持社會行動或公民抗命的人士,可能會從舊約的經文入手,引用先知的說話,認為「學習行善,尋求公平,指責殘暴的人,替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 (賽一17《新譯本》)。而反對社會行動的人則較喜愛引用新約。他們會指出耶穌教人「愛人如己」,而面對迫害時,又如等待宰的羔羊,沉默不語,為信徒闡揚甚麼是「寬恕與和平的生命」。[11] 也有一些人會引用保羅順服掌權的言論(羅十三1-4),堅持信徒要無條件地順服在上位的政治領袖。

誠然,《聖經》並不是一本百科全書,面對世界日新月異的嶄新發明,有很多題目是在聖經世界中沒有提及的,再加上經文詮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信徒確實難以直接引用經文來支持自己的政治觀點。罔顧聖經的上下文,又或是經文本身所牽涉的文化或歷史等背景,而硬要從《聖經》中抽取一些「合用」的經文來回應不曾發生於聖經世界的事情,這樣或會帶來斷章取義的結果。

這並不是說信徒因此便不能引用經文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只是在引用之前,可能要多花些功夫了解經文的上下文,以及經文的寫作背景,而不是按字面解釋而把經文搬字過紙。例如不少人喜愛引用保羅的經文:「政府的權柄,人人都當服從,因為沒有一樣權柄不是從神來的;掌權的都是神設立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反對神所設立的;反對的人必自招刑罰。」(羅十三1-2《新譯本》)。大家會簡單地按字面解釋,還是會想到保羅並非要宣稱一個普世性原則,而是要邀請當時的信徒在傳揚福音時,應如何面對政府。[12]

當時有不少猶太人忠於申命記十七章15節的吩咐:「你總要立耶和華你的神揀選的人作君王管理你;你要從你的兄弟中立一位作你的君王;不可立你的兄弟以外的人作王管理你。」(《新譯本》),他們某程度上抗拒外邦人的統治,甚至會採取一些與政府對抗的行動,例如他們拒絕交稅給羅馬政府,或在羅馬及亞歷山大發起暴動。與耶穌一樣,保羅希望調解當時的信徒與羅馬政府間的衝突,並有智慧地面對政府。他亦希望信徒要向他人顯出愛心,盡公民的責任,好好交稅(羅十三7)。當然,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展示的是一個理想的政府,是要叫作惡的懼怕,因她會向作惡的人施行刑罰,人只要行善,便能得到稱讚(羅十三3-4)。因此,政府的政權並不是一個最高的政權,神勝過任何政治體制(羅十三4),[13] 而信徒則要盡公民的責任。

讀者可以不同意上述對羅馬書有關「順服政府」的詮釋,畢竟面對同一段經文,釋經學者的看法都不盡相同。然而,很多釋經學者都不會否認,保羅不是為了神學本身而著書立說,他的書信都是出於關心當時教會,為要教導信徒如何面對實際問題而寫的。因此,信徒引用經文之前,對經文的寫作背景有初步的了解是必須的。

不過,《聖經》中的確又有一些指向大原則的經文,例如「愛神愛人」、「做鹽做光」、「行公義好憐憫」等。信徒可以明白這些經文的背景當然是好事,但即使我們不明白這些經文的寫作背景,也不妨礙我們去實踐這些大原則。

這樣說來,「行公義、好憐憫」便足以成為支持公民抗命的理由嗎?不錯,在經文的應用上,為孤兒及寡婦伸冤(申十18)可延伸至「為到其他受壓迫的人伸冤」。只是,先不談不守法律是否合乎聖經原則,單單討論公民抗命衍生出來的行動會否在無意中對他人造成傷害,便是一個值得大眾思考的問題。即使公民抗命被界定為非暴力行動,但事實上,「暴力」可以有不同的定義。楊梓燁便曾對此作出不少提問:「心理傷害算不算暴力?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他人財產損失算不算暴力?言語上的辱罵算不算暴力?激烈的肢體反抗算不算暴力?強制性的壓力施加算不算暴力?破壞公物算不算暴力?」[14] 這些都不是經文背景的問題,但卻是實際上需要考慮的問題。

簡單來說,面對現今社會錯綜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可能罔顧《聖經》上下文及其寫作背景,從而擷取某一段經文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另外,即使應用歷久不衰的聖經原則時,也要認識所探討的課題當中的複雜性及其牽涉的不同範疇。當然,身為信徒,我們可以就不同議題,嘗試以《聖經》作討論及信仰反思。但說到底,我們都不完全,除了神,沒有人可以正確無誤地詮釋及應用經文。面對不同的意見或立場,不同意之餘,也不忘尊重他人,以事論事,不作人身攻擊。任何時候,只高舉單一的原則而無視其他原則,都是十分危險的。幾時我們完全不願意了解不同的意見,其實就是我們最需要聽不同意見的時候。

 


[1] 其實,香港教會從來在政治舞台上有著其獨特角色。有關香港教會與政治的討論,請參考《生命倫理錦囊》2012年3月,第9期。

[2] 這字最早記載於荷馬《史詩》中,最初的含義是城堡或衛城。古希臘的雅典人將修建在山頂的衛城稱為阿克羅波里(Acropolis),簡稱為“Poli”; 在城邦制形成後,“Poli”就成為了具有政治意義的城邦的代名詞。參Henry George Liddell, Robert Scott. Πόλις: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4.0057%3Aentry%3Dpo%2Flis

[3]《論語》顏淵、第十七篇。原意指:君王治理國政者,需要正道。

[4] 中文百科在線。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05294

[5] 孫文《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原文是:「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6] N. T. Wright (1994) Jerusalem in the New Testament.  http://ntwrightpage.com/Wright_Jerusalem_New_Testament.pdf

[7] 事實上,直到羅馬政府發出「米蘭諭令」後,教會才有合法身份。與之比較,教會過去與現在也參與很多「非法活動」:如馬禮遜牧師當年來中國傳教就是非法的,今天我們往大陸宣教,聯絡家庭教會,也是不合法。參胡志偉:〈佔領與違法的思考〉,《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年11月7日。

[8]參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書樓,1997;及趙崇明著,《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香港神學院,基道出版社,2005 年。

[9] 抗議宗一詞,源於十六世紀在神聖羅馬帝國議會中,反對鎮壓新教人士的少數反對派,後來引伸為新教徒的統稱。參程翔:〈基督教與佔中〉,《明報》,2013年9月18日。

[10] Elie Wiesel Quotes http://www.brainyquote.com/quotes/authors/e/elie_wiesel.html

[11] 侯活士著˙紀榮智譯:《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敵議》(香港:基道,2010年),頁130。

[12] 參曾思瀚著˙曾景恒譯:《壞鬼釋經》(香港:基道,2011),頁121。

[13] 參曾思瀚著:《壞鬼釋經》,頁121-122;James R. Edwards, Romans.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Massachusetts: Paternoster Press, 1992), 199-201.

[14] 詳見楊梓燁:〈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四):公民抗命必須非暴力?〉。網誌:捷學的哲學。http://chit-philosophy.blogspot.hk/2014/07/blog-post_17.html

購物盲衝 ‧ 勿忘初衷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4/12/2014

旺角清場後,有爭取民主的巿民到不同的購物區,聲稱響應特首梁振英的呼籲,到當地購物,以振興經濟,同時製造所謂「流動佔中」的狀況,達至不同程度的干擾。另一方面,金鐘的佔領者在學民思潮和學聯的鼓動下,深夜衝擊政府總部,迫使其員工翌日上午不能上班,至下午始能回復正常。

雨傘運動現在到了一個階段,政府的「拖字訣」產生微妙的變化,令巿民產生抗爭疲勞。很多人以為會出現的民意逆轉,最終沒有出現,但卻出現已經適應並對運動產生抗體的效應——即佔領者和警察的行動即使雙雙升級,已再沒有九二八那對社會的效果,取而代之是巿民更加麻木,更加「塘邊鶴」,更加「食花生」。

警察把巿民打至流血,巿民衝擊警察防線,已不再是新聞。新聞報道的部署和定調隱隱改為撰寫雙方如何調兵,武器陣容,對陣又怎樣。不過,若讀者細心留意,此舉變相將原本應該討論的普選及民主議題放到次要的位置,甚至近日連「我要真普選」這句口號都消失於整體新聞中,「警民攻防戰」已成為報道重點。

更可悲的是,不少巿民往往選擇訴諸情緒作抗爭方式,認為因為政府不仁不義,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佔領就是為了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改變政策。不過,在旺角街頭購物,當中的理念是甚麼?用甚麼行動達至甚麼目的?結果,到最後只是網民發施號令,行動只淪為情緒式及民粹式的抗爭;金鐘的情況亦同樣,本來圍堵政府總部就是為了向政府施壓,但最後卻失敗收場。我們不禁要問:這些抗爭能達至甚麼目的?

據報道,當初提出佔領中環的戴耀廷四出找人協助,當他游說朱耀明牧師時,朱牧覺得戴耀廷眼裏沒有怨恨,只有希望。在基督教的年曆中,十二月的四周為將臨期,即等待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對基督徒而言,也是在黑暗、罪惡中等候希望的節期。雖然現在未見曙光,但我們仍然深切盼望及等候,並堅信真正能改變世界的力量是愛與希望。

勿忘初衷。

 

曾經刊載於:

《成報》 4/12/2014

各人偏行己路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5/11/2014

當人人隨己意而行,這個世界沒有客觀的準則時,人與人之間的張力便會愈來愈大,當提醒別人不要任性卻會被形容為打壓的時候,整個社會的撕裂只會愈來愈大。

當我們對某些事情有強烈意見的時候,我們可任意選擇表達的方式和場合嗎?有些人認為只要有關訴求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或是自己願意承擔責任便可以無視任何規矩,請問誰去決定那些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其他受影響的人有權反對嗎?舉例來說,當大家認為傳福音十分重要,可否在一場佛教音樂會中高舉基督是主的橫額?當大家認為保育十分重要,應否在一個餐單中有魚翅的朋友婚宴中,高舉停止殺戮鯊魚的標語?當大家不滿法官有關道路禁制令的裁決,應否在法庭內打起黃傘抗議?是否我們想展示任何崇高的信念或抗議,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想抗議的對象是否在場,都可以任意而行?

有畢業生在大學畢業禮上張開黃傘,校長有沒有權表示異議?其他想擁有一個美好莊嚴畢業回憶的同學和家長有沒有權反對?特別是大家想抗議的對象──作為校監的行政長官根本沒有到場?既然大家可以利用有關聚會去表達個人政治理念,那麼其他宗教人士、環保人士、反對地產霸權或恐怖主義的畢業生又可否隨意站立唱歌和拉橫額?對他們來說,他們也應該有權在自己的畢業禮表達自己最重視的信念和價值。其實任何人要在自己的婚禮打黃傘,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涉及其他參與者的重要慶典,真的是自己說了算嗎?

很多積極參與近期雨傘運動的學生,在佔領的範圍內無疑有不少令人動容、自律自發的表現,而學生對民主和公義的熱切追求亦令人鼓舞,很多人都十分愛護學生,但不代表我們不能對學生一些行為提出異議,而有異議亦不等於全盤否定學生所作出的努力和犧牲,我們必須留意自己的反應會否間接助長一些學生愈來愈任性。

更令人憂慮的是愈來愈任性的不只是一些學生,整個社會亦愈來愈失去客觀的規則,禮崩樂壞,並且不准他人置喙,例如上級法院的法官竟然在公開場合而非透過判辭批評下級法院法官的裁決;有警務人員公然作政治表態,展示黃色或藍色絲帶;有報章不理會可能干預司法公正,搶先刊登七名涉嫌打人警察的照片。彷彿只要打著正義的旗號,各人便可任意而行,這是香港之福嗎?
 

 

曾經刊載於:

《基督教週報》 23/11/2014 

雨傘運動張開抗爭新一頁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20/11/2014

商討經年的佔領中環行動終於在9月28日零晨打響了抗命時代的第一炮,在警方87枚「催淚彈」和大量近距離胡椒噴霧的鎮壓下,這場民主運動被西方媒體冠上「雨傘革命」的名號。這場持續多日的抗爭行動和過往有著顯著分別,例如沒有明顯及全面的領導者、新媒體的充份配合、新式的文宣攻防戰、游擊戰略運用等等,堪稱揭開香港社會運動新的一頁。

 

雨傘運動非革命

西方媒體將這場抗爭運動命名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甚至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亦稱之為「顏色革命」。不過,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卻在10月3日連同一批學者聯署指出稱這場運動為「雨傘革命」並不準確,應改為「雨傘運動」,以避免刺激中共神經。[1]

誠然,「革命」和「運動」在本質上並不相同,前者通常是帶有武力成份,旨在推翻現有政權的統治,帶來政權和社會的變革;後者則是由一群有共同意識的人透過群眾運動在建制外改變社會。事實上,發起運動的組織者,即學聯、學民思潮,以至佔中三子一直不斷強調,這只是一場公民不合作運動,而不是革命,並非要推翻任何政權或搞港獨。

 

新的運動模式──人人都是領導人

筆者在第96期《燭光網絡》中曾撰文探討新和舊兩種社會行動手法,事隔半年後的今日,我們可以從今次的雨傘運動更深刻地體會到抗爭模式的轉變。舊社會行動的手法重視事前的策劃,有明確的目標及組織者,假如在意見上有分歧的話都會盡量在事前解決。[2] 這種傳統的方法可見於佔中的預備過程上:設下多次的商討日、有主要組織者,以及大家要同意目標然後才簽字參與。

不過,當928警方暴力鎮壓後,形勢逼使佔中運動提前啟動,筆者卻見到新的社會行動手法已應用在這場運動上。新社會運動重視參與者的「主體性」,每個人在行動中有自已的角色,自己作決定,而非純粹的「被領導」。[3] 在這場運動上,學聯、學民思潮及佔中三子本來是運動發起人,號召群眾到金鐘集會,並負責與當權者談判。不過,事態發展下去卻是每一個參與運動的人都變成運動的主體,並不會服從單一的領導。例如,10月12日當學聯代表到旺角佔領區希望與參與者商討未來方向時,卻受到參與者冷待,並指旺角不需要大會。[4]

在不少個別的佔領行動上亦反映出那是由下而上,沒有領導的運動。社運老手梁國雄議員在整個運動上多次向參與者作出呼籲,例如勸喻參與者不要堵塞特首辦外的道路;勸喻參與者不要作快閃式的堵路行動。可是,大多數的呼籲都不得要領,一些群眾的創意自發行動已超越從上而下領導模式的傳統手法。

 

新的運動模式—新媒體的運用

這種新抗爭模式同時亦顯示了新媒體的充份運用,減少對傳統媒體的依賴。過往有關社會的消息一向是經主流傳媒獲取。不過,不少人因為對主流傳媒已失去信心,轉而將吸取資訊的重心放在新媒體上,例如facebook、網上報章等等。在人人都是記者的情況下,參與運動的人直接將當時的影像在互聯網上發放,讓公眾對運動的認知不再局限於主流媒體。

同時間,新媒體亦被應用在動員方面。除了幾個重要佔領區,市區不斷發生佔領行動,例如一度佔領尖沙咀廣東道的行動就是在網上作宣傳,然後群眾自發參與。而且新媒體亦已不再局限於電腦前,隨著智能手機和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和整合,社運人士興起以Telegram和FireChat作動員及調配物資的工具,使游擊戰術得以成功。

基於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或質疑,新媒體亦應用在反宣傳的「消毒」上,例如當有人指控運動對經濟及社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又或是參與者的違法行動等報道推出,網上就有人追查消息的真偽與詳情等等,然後再整理,並以較簡單易明的圖片及精簡的描述,讓公眾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事件。

不過,這種新媒體的操作就如錢幣的兩面,有利有弊。好處是消息確實比以往較易掌握,但同時卻導致謠言滿天飛。928當日的資訊經即時通訊的語音訊息發放,廣傳四方,但同時卻真偽難分,例如當日有訊息指警方將會開槍、發放音波炮等鎮壓,又有訊息指會出動解放軍,最誇張的一個訊息甚至說出動高達和死光等等。稍一不慎,可能就會受謠言誤導。

 

社會的撕裂

這場運動曠日持久,不少家庭、朋友、以至信徒群體都因對事件有不同的意見和評價而出現撕裂的情況,輕則Unfriend、離開群組,重則互相對罵反目。盼望在這場運動中,我們都能得到復和的機會,讓社會上不同持分者都能明白對方的想法和自己的限制,讓民主政制在香港得到落實,社會回復和諧。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傳道書3:7

 


[1] 〈學者籲改稱「雨傘革命」為「雨傘運動〉,BBC中文網,2014年10月3日,網址: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10/141003_hongkong_umbrella-revolution

[2] 藍俊文,〈新舊社會行動 冷靜與熱情之間〉,《燭光網絡》第96期。

[3] 同上

[4] 〈學聯到旺角舉行座談會被喝倒采〉,now新聞,2014年10月12日,網址: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14785
 

 

人到無求品自高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0/11/2014

一個人或一個機構究竟敢不敢憑良心說話,很多時視乎他/她心中是否有所求。追求權位的人不敢得罪權貴;追求升職加薪的打工仔不敢得罪上司;求偶的人不敢得罪所傾慕的對象;想做人大政協的切勿得罪中央;想參與選舉的不要得罪人多勢眾的選民界別;有些牧者不敢得罪有財有勢的會友。為甚麼不敢?因為心中有所求,怕失去一些自己本來已有或將來想有的事物。當田北俊因為建議特首考慮落台而失去不少人趨之若鶩的全國政協職位,正好提醒每一個信徒、每一間機構或教會反躬自省,當憑良心說誠實話有很大風險的時候,我們仍然有堅持的勇氣嗎?

教會作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時代的守望者,其中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宣講天國的信息,讓人明白神的心意,特別是一些做人的基本原則和倫理價值觀念。面對近年許多影響深遠的社會議題,無論是同性戀運動、地產霸權、議會暴力,以至過去一個多月的佔領事件,有些機構、教會和聯會組織往往視若無睹。面對充斥於政圈和社會的謊言、暴力、欺壓、自私和偏見,大家卻噤若寒蟬!

當信眾十分關注這些事項,一些教會領袖卻以事情具爭議性而採取鴕鳥政策,只是因為怕得失某些人而選擇沉默,實在令人遺憾。很明顯在他們心目中,順從人比順從神更重要,聖經提醒我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若果教會或教牧先求的是地上的名和利,先要討好的是地上的政權、富豪、議員、傳媒,甚或刁民,我們實在難以向上帝交賬。

教會不是令會友開心快樂的俱樂部,機構或聯會組織不是安排蛇齋餅糉的聯誼會,很多時教會和教牧雖然未能先知先覺,但最少也應該後知後覺,不幸的在今時今日仍然有些教會及教牧希望不知不覺地淡化問題。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無求品自高,作為教會領導的我們必須常常問自己,我們在求甚麼?

以西結書 336節  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他雖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喪命的罪

 

(文章刊載於《基督教週報》第2620期,此文與該報刊登版本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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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週報》 9/11/2014

重新上路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11/2014

香港已經不同了,無論大家是否支持佔領行動,經過這一個多月,香港社會和教會的文化都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轉變,衝擊着我們對何謂公義、法治、權威以至尊重的看法。雖然事態瞬息萬變,但執筆之時一切仍在膠着狀態,無論政府和運動的催生者都無法提出現實可行的方案,何時及如何結束難以估計。

由運動正式開始,身邊不少的親友和同事都有不同程度的關注,甚至全港市民都直接或間接捲入了漩渦之中,無法抽身。和很多人一樣,筆者亦經常拿着手機、對着電視,希望了解最新的發展,一有風吹草動,在facebook和WhatsApp羣組中便有看不完的消息和短片,亦有一些同事經常問我究竟會否就這件事、那件事作回應。起初的時候,的確草擬和參與了好幾份聲明及聯署,亦有多次專程往銅鑼灣和金鐘了解及關心留守者的情況,至於旺角更是乘港鐵經過時必定專程出站看一看的地方。

對於如何撤離,筆者當然毫無良策,不過,個人認為公民抗命誰是誰非,最後必須有人仲裁,總不能永遠各說各話,而和平的公民抗命的原意就是願意接受法律制裁,甘願自我犧牲以彰顯一些法律或制度的不公義。所以,法庭是雙方應該尊重的仲裁者(除非大家認為香港的法院是不公義或受政府操控的)。法院的裁決我們不一定認同,正如在變性人婚姻之中筆者不認同幾名法官代全體市民作了一些倫理決定,但不認同歸不認同,社會仍要尊重終審法院在體制上的角色,若在追求民主時卻損害了法治的根本,得不償失。

面對整個運動成了一個看不到出路的漩渦,筆者的個人選擇是自行撤退,重新上路,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放在其他更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這不是逃避,而是要知道事有先後、緩急、輕重和優次,這不是對時局冷漠,而是重新擺放焦點。個人難以影響大局,但個人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知道自己為甚麼和怎樣過每一天。社會不是只得一個議題,整個社會及我們每個人總不能長期跟着別人的拍子和節奏過活,不要忘記身邊仍有很多需要我們關心的人和事,是其他人不能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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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週報》 2/11/2014

這是個令人傷感的年代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10/2014

這是個失去互信的年代,甚至令人不想說話,因為任何一句有關時局的說話若有人覺得不中聽,便可能損害家人、朋友、同事和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輕則在FB和Whatsapp的群組unfriend或退出,重則惡言相向、面左左。就算一些過往互相信任的人,也會突然對不同意見的親友冷嘲熱諷。

這是個鼓勵謠言的年代,只要是大家認同的說話,不少人不用求證便會傳開,當看到一些不認同的說話,大家不用深入了解便可斷言是謠言。這是個任何人都可以說自己是警察、消防員、救護員、在政總上班的人或受影響的小市民而總會有人相信的年代,網上流傳令人動容的片段多而又多,但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當時的一個小片段,前因後果全都不用理會,大家繼續口耳相傳自己相信的「真相」。

這是個各走極端的年代,中間派根本沒有生存空間,只會兩面不討好,雖然大家都期望政府和公民抗命的群眾對話,但雙方都早已定下一些對方難以接受的條件,而在傳媒面前大家都沒有退讓的空間,然後大家都想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並且等待對方按捺不住犯錯時大造文章。最諷刺的是那些本來應該全職從政的議員卻全部只能靠邊站。

這是個沒有領袖的年代,在群眾運動之中,佔中三子、學聯、學民思潮、以至泛民都不能完全控制局面,雖然群眾的自律性極高,但不同的群眾之間的不同取態卻無法協調,於是那條路要封、那條路要開卻只能由不同的群體自行決定。而當一些市民自行執法,決定是否讓甚麼人、甚麼車通過,警察和其他市民不容置喙的時候,萬一有人有意無意地擦槍走火,能不令人憂慮嗎?

這是個需要謙卑的年代,沒有人敢說自己的判斷一定正確,其實無論支持或反對佔中,相信當中都有不少是真誠地為香港、愛香港的人士,只是大家對形勢的判斷不同,可惜我們都缺乏了願意聆聽的耳朵,大家在自己的群體之中都只聽到自己喜歡聽的說話,卻不願意走進其他群體,聆聽對方的心聲,卻繼續自我肯定(甚至陶醉)。真正的對話是要謙卑地承認對方也有不少理性的支持者,也有不少合情合理的判斷,並尊重對方的分析,承認自己的限制,才能開始溝通而不是各說各話。

這是個令人傷感的年代,連想寫一篇文章表達自己的感受都有不少顧慮,不想引起親友之間的爭執;不想因個人的立場影響其他人對機構的觀感;不想被一些非理性的人執著片言隻語攻擊;不想被人有意無意地曲解。當一個素來以言論自由見稱的地方,卻因為爭取民主而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非理性的損害實在令人傷感。

上星期我簽名支持我的兒子罷課,但與天下父母一樣,我不想任何一個年輕人因為衝突而受傷,人微言輕,但我衷心希望大家要為學生和群眾知所進退而努力,切勿讓本自愛與和平的運動以衝突作結。

 

 

網絡世界洪流 推動社運發展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2/10/2014

有行政會議成員近日在公開場合先後多次說,近日爭取民主活動的人士佔據道路及天橋等做法是早有預謀的。警方甚至說參加活動的人是有備而來,準備抗爭;但當記者再追問細節,卻發現原來警方所說的攻擊武器是指保鮮紙和眼罩。我們不難發現不少這一代的成年人,仍然不明白網絡對新一代的影響,更不明白世界各地早就有由網絡發起的全球化抗爭運動。

近年在香港成功的社會運動,都有一貫的特色。首先,沒有主事人,所有討論均散落在社交網絡這類半公開的地方;而且相關資訊同樣在社交網絡流通。所謂佔領銅鑼灣和旺角,其實始於巿民不能進入金鐘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不能聲援學生下的行動,其討論過程可說公開透明得可怕。事後各區所需的物資,市民休息的地方,甚至商廈洗手間的密碼,都在這些群組分享出來。

警方若要預先處理及監察這些公開的群組,可謂易如反掌,但他們卻選擇全不理會。他們見「沒有人」領導運動,就以為群眾的組織鬆散,於是用自己原定及已演習了多時的「佔領中環」行動在街頭實踐一次。結果政府被國際社會恥笑,為區區幾柄雨傘出動催淚彈,並引發更多人出來支持有關運動。政府一直相信「示威者要有人帶領」的原則,現在已正式被網絡世界衝擊,甚至連泛民及社運中人也坦白承認現在整個運動不是由他們帶領。

自十多年前已開始了由網絡動員的社運模式,這早就令人知道運動中沒有單一的領導,及在網上討論所有行動等特點。可是,政府卻一直沒有理會,還在用舊思維去思考對策,以為行動後面一定還有幕後主腦在操控。現在很明顯,這真是香港人透過網絡動員、自發的運動。大家看到的井然秩序,並在出亂子時的危機應變處理,都是香港這幾十年的公民教育下,成功教育的新一代。國際社會也稱香港人是做社會運動中,最有禮貌的人;即使警察也是有禮有節,巿民跌了水樽在警界線會幫對方拾起,在沒有行動時大家會聊天。有暴戾傾向的,只是少數。

這幾天或者謠言滿天飛,但在網絡世界,不少人仍堅持理性討論,深信群眾的聲音和行動,可以帶來社會實際改變,理想的民主社會可早一點臨到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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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2/10/2014

我真的能只代表自己嗎?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0/09/2014

近月不論社會議題,又或是基督教教內議題,眾人都紛紛表達不同的意見。當有人發表了一些具爭議的意見後,會有另一些人走出來說:「某某某不代表我。」又有人因著某些身份,而獲得機會在一些場合表達自己的意見,但為怕得失人,便說了句:「我所說的,只能代表自己的想法。」甚至,早前有高官參加反佔中的簽名運動時,居然向記者說一句:「我在私人時間以私人名義支持一個運動。」這不禁令人問:「身份和人,真的能分開嗎?」

在社會中,每個人也會有不同的身份。當你是家長時,站出公眾場合表達意見,彷彿就是替家長說話;你是牧者,站出來就是代表牧者群體,甚至整個基督教界說話。不過,一個群體總有意見不同的人,總有些人站在較觸目的位置,有些人的意見則因為各種原因被忽視。

有人或許會質疑,這種代為發聲的說話方式,如果以此稱為代表整個界別,並稱只有他一把聲音,這無疑是扭曲事實。女性主義學者Linda Martín Alcoff在其一篇於九十年代初寫成的經典短文「為他者發聲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peaking for Others)時就指出,為弱勢發聲時,可能會出現以下問題:最後所表達的意見未必真正是弱勢的聲音。

及後,不少人就改用另一個方法,說:「我只能代表自己。」但Linda Martín Alcoff強烈批評此舉實為政治上不負責任。因為將意見個人化後,他們不僅放下自己的身份包袱,同時亦放下了他們本來的弱勢身份,所以說的話基本上失去本來的意義和責任。再者,因為整個表達屬於主觀經驗,令人難以繼續再作理性討論。這種「我只能代表自己」的言論,無助事件討論,而且只會令整個論述更難服眾。

基督徒作為信徒群體,其所有言行均是「見證」。在面對分歧時,我們追求的理應是合一,或者是負責任地以勇毅的心表達意見,並在真理和聖靈的光照下繼續討論。若用「我只能代表自己」一說來企圖逃避責任,最後根本不能逃避責任,反而只會令人更覺無私顯見私。個人和身份很多時都是不能輕易分割的。

 

延伸閱讀:Linda Martín Alcoff. “The Problem of Speaking for Others.” Cultural Critique 20 (Winter 1991-92): 5-32. 網上全文:http://www.alcoff.com/content/speaothers.html

 

家長要「解放」?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8/09/2014

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已於六月順利舉行。今年,研究中心邀請了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家長參加「家長對性解放及性教育的意見調查」,當中有些發現值得大家深思:例如逾六成家長想儘量延遲子女學習談戀愛(有意見甚至希望是大學入學後才教!),但同時卻認為應要讓子女儘早學習避孕的方法。這種「驚青」的心態雖然可以理解,但卻是對「情性教育」本末倒置的做法。其實,不少家長真的要「解放」一下對性教育的錯誤觀念:這不應只是「性交教育」,而應教導當中的倫理;兩性相處,也不應只局限於「戀愛拍拖」和「防止出事」。我們相信情、婚、性的先後次序應在情性教育中確立,否則既不能使同學知道如何與異性好好相處,也容易出現青少年情不自禁的婚前性行為,甚或濫交等問題。

另外,調查又發現逾九成家長在價值觀上傾向支持社會現行的婚姻觀念。但在意見調查中卻有三至四成受訪家長同意同性戀運動的政治訴求(如同性婚姻及領養),並且愈年青的家長愈傾向同意。由此可預期年長與年輕一代對同性戀政治的意見差距愈來愈大。

除了關注性教育,我們也繼續「城市倫理」系列的對談。人人都說地產商是個「霸權」,但你又知道他們為何霸?又如何霸?社會文化與政府政策又如何影響香港的發展?又或者換個角度看,當我們的社會視「上車」為成功目標,地產物業不止是「安居樂業」這樣簡單,也變成了保值及投資,甚至是投機的手段。那麼,我們也是地產霸權的推手嗎?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都應要有個想法!

地產如何霸你權?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08/09/2014

在香港,能否上車買樓不僅是人生大事,更成為了不少人的人生憾事!當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地少人多」、「樓價過高」,繼而就是發出對「地產霸權」的不滿和指責。可是,地產霸權究竟所謂何事呢?誰都知道香港大地產商當道,但香港經濟和城市發展,從何時起以及為何會變成由大地產商主導呢?他們是如何壟斷樓市、街市,甚至超市?政府真的與地產商勾結嗎?當我們今日一面痛罵著地產商,但同一時間卻成為了樓奴,或將上車置業變成了成功目標的時候,我們也有份促成地產霸權嗎?今回對談,我們將談談以上問題。

 

地產霸權的由來

地產霸權是甚麼?其實,地產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重點由來已久,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隨著香港地產市場開始有「分層出售、分期付款」的銷售模式,以至樓宇按揭和樓花買賣等安排逐步成形,結果使有能力置業的人口大增,鼓勵了地產業的發展。而在港督麥理浩年代推動十年建屋計劃和「高地價政策」,再加上回歸前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限制每年土地供應不得多於50公頃,種種原因導致回歸前樓價不斷攀升,而興建私人樓宇的發展商規模也隨之發展得愈來愈大。

 除了買地,發展商也在新界大量收地,以及在市區收購舊樓重建。2002年樓市下滑,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停售居屋,令供應大量減少,因而令樓價大幅急升,也幫助了發展商日益坐大。

另一方面,地產商利用自身優勢造成不公平情況,如售樓時提供建築面積而非實用面積;示範單位資料不準確,使消費者難於了解細節詳情,剝削消費者的知情權;此外,又主力促銷高價的豪宅,使低價的中小形單位的選擇愈來愈少,造成市場「擠出效應」 (Crowding-out Effect) 等。地產商同時也在其他市場中進行跨行業經營,壟斷多個行業經濟。這些大多為人所垢病,也形成了今日大家討論的「地產霸權」問題。

 

我們也可能是地產霸權的推手

不過,同時我們也要反省:當我們也投入於炒樓活動當中,又或是寧願到超市、連鎖店享受一站式的大型商場購物樂趣時,也不願在街市和路邊的士多買東西,我們其實也間接成為了地產霸權的推手。

另外,我們也要多看看政府的角色:究竟現在的房屋政策,是為了使經濟增長、城市發展,還是去照顧市民,使之能夠「安居」?環顧香港鄰近國家的房屋政策,我們看到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它能使大部份國民居有定所。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整套制度其實是源自香港的公屋、居屋政策的。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的意義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多次出現。產業除了作為營生,其實也帶有安居、樂業的意思,甚或有將家族繼承和存留的意義。無怪乎以色列民到達應許地後詳細記錄「分地」事宜(參民數記與約書亞記)。而貪圖、霸佔別人的產業,是會被耶和華責罰的(彌二2-3)。

 

資本主義源於基督教的人文關懷

或許有人會說,香港是個資本主義城市,我們奉行自由經濟,地產商也只是「做生意」,想賺錢並沒有錯。況且他們所作的,頂多只是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也不是犯法行為云云。是的,香港的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商業掛帥無可厚非。不過,很少人知道「資本主義」當初被提出時,其實是帶有不少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如現代社會學鼻祖之一韋伯(Max Weber)就以資本主義與聖經中「工人作工得工價」為理論基礎。不過當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向「賺到盡」(Profit Maximization)的方向走時,大家卻忘記了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聖經,同時講及「種田收成不要割盡,要將剩下的留給貧苦人」這種不要「賺到盡」,容讓其他人有合理生存空間的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教導。

賺錢企業,也可有良心,不是嗎?

或許,這就是今日我們對地產霸權的一個忠告。

政改開天索價 談判落地還錢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5/08/2014

常常有在內地購物經驗的朋友,叮囑筆者在內地購物務必要講價,若標價十元的貨物,最後能以大約四、五元的價錢買下來就算不錯;有運氣時更可以兩、三元購買。不過,朋友也強調,如果對方堅持將售價維持在八、九元的,則先要扮作愛理不理,最後寧願不買,也不要令人以為香港人是易騙的。

據筆者後來了解,那些標價十元的東西,有時來價只是幾毫至一元,標價十元是預計了買家講價的,好使他們覺得自己很精明地省了錢。但選舉畢竟不同購物,你想買,不等於對方一定想賣。

普選特首的爭議現在恍如進入談判的階段,不少政黨與內地官員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會面。不同的傳媒因着接近不同的消息人士,各自放風,雖然未見政改大方向,但從不同的「風」不難看出,這次談判未必只是官式活動,或者可以認真影響最終決定。

可是,現在整個討論的風氣似乎沒有妥協的餘地,亦沒有底線。沒有妥協的餘地指的是無論任何情況,也必須要這樣那樣,例如不少泛民主派成員堅持公民提名,或者所謂國際標準;另一邊廂即強調必須根據基本法、愛國愛港等等。

這些彷彿都是他們不能超過的底線,但當細看不同的中間派方案,不難發現那些大聲說出「一定要點點點」的堅持,不是開天索價,就是一些可以隨意搬龍門的理念,也是變相開天索價。假若政改真的因為這些所謂的不能超越的底線,最終原地踏步,就只能說明他們從沒有想過要妥協。

既然雙方開天索價,理應有很大的議價空間。進入討論階段後,他們就要有心理準備,預備以後未必每次都可以成功索價,甚至賺得比所想的多,結果只能堅持不隨便妥協。但更重要的是:有沒有人問過香港人,究竟大家的底線是甚麼?假如沒有所謂國際標準的真普選,是否就等於要佔中,之後原地踏步?還是大家真的應該要「落地還錢」?真正的談判高手不是要一拍兩散,而是要尋求雙贏。香港缺乏的正是不僅會叫口號,更是懂得及敢於談判的政治人才。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5/8/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