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愛轉化貧窮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一文提到，藥廠Novartis、Roche及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為求更高的利潤，在研究報告上作弊，故意貶低用作治療老年黃斑病變藥物Avastin的效用，藉此推銷另一款藥物Lucentis，其價格比Avastin高30倍。藥廠有時喜歡引用所謂的「研究報告」，又或是出版自己資助的研究報告，因為研究報告的數據和分析往往具備一種「專業」的魅力，容易成為一種說服人的利器。有時，藥廠甚至不必用上真正的研究，只需在看似學術的期刊上賣廣告或提供資訊，便足以誤導他人。這些推銷手法，可以說是由Arthur Sackler引入藥業界的。

Arthur Sackler是一名醫生，亦擁有生意人的頭腦，他改革了舊有的藥品營銷策略：以華麗的廣告格調代替以往樸素的風格；聘請藥物代表設法推銷；引用可疑的科學研究誇大問題；為醫生提供免費旅行等。Sackler身為醫生，他知道最好的策略便是直接向醫生推銷藥物，再加上在醫學報紙上宣傳，效果必然相得益彰。[1] 1960年，Arthur創辦了《醫學論壇報》（Medical Tribune），出版了第一份直接發送給醫生的醫學報紙，當時便接觸了超過100萬位來自20個國家的讀者。[2] 除了醫學報紙，Arthur和另外兩位弟弟，Mortimer及Raymond擁有一間醫療廣告公司和資料庫公司，他們利用這種強大的營銷組合為藥廠Roche推銷Librium。[3] Librium及Valium本為性質相近的藥物，卻在《醫學論壇報》中被打造成兩種不會互相競爭的藥物，他們在營銷期間更隱瞞了這兩種藥物均會讓人上癮，這項重要的訊息，之後又積極地將它們推銷給女性使用。[4] 「有效的宣傳」讓Valium成為第一款銷售額突破1億美元的藥物，而Librium在60、70年代的美國，銷售量一直保持在前五名。[5] 接下來，Sackler兄弟購買了一間小規模的藥廠Purdue Frederick，Raymond的兒子Richard Sackler日後成為了藥廠的董事長兼總裁，他在1993年把藥廠的名稱縮短為Purdue，而藥廠亦同時嘗試推廣一款新的鴉片類藥物——OxyContin。[6] OxyContin被宣傳為能以「最簡單的方法」緩解痛楚，因為痛症病人只需每天兩次服用一粒藥丸，便能在24小時內有效地緩解痛楚。不單如此，為了把OxyContin打造成不會上癮的「神奇藥物」，他們再次作弊，「資助」適合的專家學者為產品發言。

身為康乃爾大學神經學教授，Russell Portenoy是其中一位最早關注「痛楚」的醫生。三十出頭的他已經被美國的商業雜誌冠上了「痛楚之王」的名號，他稱鴉片類藥物為管理痛楚的奇蹟，並提出：「鴉片類藥物背負了不公平的污名，因為人們總是擔心它們的副作用——令人上癮的特性，這阻礙了一代又一代的醫生使用可能是治療痛楚最佳和最有效的療法。」這樣的言論自然得到Purdue藥廠的青睞，Purdue向Portenoy的診所捐贈了數百萬美元，Portenoy在很多由Purdue贊助的晚會上發表演說，甚至創造了「鴉片恐懼症」（opiophobia）一詞，以此說服醫學同儕，害怕開出鴉片類藥物是不合理的。[7]

Portenoy加入Purdue後，為了加強「鴉片恐懼症」的說法，他們不斷引用一項研究，有關研究由J. Porter及H. Jick撰寫，研究記述在一封給編輯的信中，並於1980年在醫學期刊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發表。Porter及Jick在信中提到：「最近，我們檢視了當前的檔案，以確定接受連續監測的39,946名住院內科病人的麻醉藥成癮情況。儘管有11,882名病人至少曾接受一劑麻醉藥，在沒有成癮史的病人中，只有四宗可被視作成癮病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儘管醫院廣泛使用麻醉藥品，無成癮史的病人很少發展為成癮狀況。」[8] 這項研究與Portenoy的「痛楚說」又或Purdue生產的OxyContin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卻輾轉被扭曲成：「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並遭Purdue用作宣傳口號。[9]

毫無疑問，這是謊言，因為該項研究的病人是在醫院接受麻醉藥，他們在醫院的監督之下，只是在短時間內使用少量的鴉片類藥物。這11,882名病人中只有450名病人服用含有羥考酮（Oxycodone）成份的藥物，[10] 其中一名病人因服用Percodan而出現嚴重濫藥的情況，Percodan含有阿士匹靈（Aspirin）及羥考酮成份，與OxyContin相比，Percodan是最多僅含有1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而OxyContin則是含有8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11] 對於Purdue「借用」自己所負責兼認受性不高的研究作為宣傳的重點，以合理化使用強效鴉片類藥物的說法，其中一名作者Jick為此感到驚訝。[12]

事實證明OxyContin是會讓人上癮，並會令成癮者不斷把服用的劑量提高，但當有醫生問及OxyContin會否令人上癮時，Purdue的營業代表不斷提到「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又或是以一些根本沒有研究數據支持的理據試圖瞞騙提問者：「成癮基於亢奮時的高低潮，服食OxyContin，會延遲血液吸收羥考酮，這阻止了亢奮的波動。」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亢奮時高低潮的研究。[13]

Purdue收買名醫，由他們教導其他醫生，扭曲研究的說法或無中生有，再加上收買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重要人物Curtis Wright，令OxyContin最終成為不只是臨終病人可使用的藥物，連普通痛症病人都可以服用，Sackler家族亦因而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14] 但OxyContin廣泛使用，同時令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鴉片危機，導致無數人深深被毒癮折磨，甚至死亡。Purdue不得不面對無數的訴訟，2019年，Purdue申請破產，並提出向受害者支付60億美元賠償金的和解協議，但支付的條件是Sackler家族的成員可獲免除後續的申索責任，原本事件幾近塵埃落定，但在2023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凍結了Purdue藥廠提出的和解協議，法官們在12月開始重新審視案件，最後判決有待法庭宣佈。[15]

誠實是一種美德，但當人不可以控制自己的野心或貪婪，誠實甚至良心，都會被犧牲，在貪財者眼中除了財富和利潤以外，便甚麼都看不見，就連其他人的生命，亦會被視為草芥。藥廠雖則是一門生意，生產商可以把藥物視為商品，但藥物本身的功能應是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摧毀人生命的商品。對於病入膏肓的人，OxyContin的確有助紓緩無止境的痛楚，只要監管得力，用得其所，它不失為有助臨終病人免受痛楚折磨的藥物，但因為Sackler家族、Wright、Portenoy貪婪，為OxyContin注入太多虛假資訊及謊言，OxyContin亦變成了無數人痛苦的根源。

醫生亦如是，醫生的本質是拯救生命，但當醫生面對各方的引誘而無力招架時，便有可能成為失德的醫生。Portenoy不但從Purdue那裡收取好處，他還收取過其他知名藥廠如Mallinckrodt，Wyeth，Baxter及Pfizer等的贊助，他以為自己仍能保持中立，獲取的資金只會助他完成研究使命，但事實上，他已經鑄成大錯，當他回望過往時，亦自知有錯。

其實，任何一個人，如果只為了打造自己的「王國」，滿足自己的野心，用謊言或不盡不實的言詞包裝「自己」或自己的「商品」，總有一天，掩蓋的事是會被顯露出來的，那時固然會失去金錢或自由，但更可悲的是失去名譽及別人的信任。就如Sackler家族，即使過去他們曾做過許多的善事，大額捐款予巴黎羅浮宮、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等，但如今他們在美國的名聲已經蕩然無存。[1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又是不同地方，不同用語的問題。香港所稱的「聖誕節」，來到台灣就成了「耶誕節」。「聖」與「耶」之別，究竟哪個比較好一點？

說真的，中國人過節日，尤其是居於城市的人，已對節日的來源不求甚解。我們只知中秋要吃月餅，但相傳「月餅」抗暴政的故事也不太清楚。當然，對嫦娥、后羿、玉兔、吳剛我們也沒有多大認識。端午節我們吃粽子，卻不知曉其可能與古人屈原、伍子胥等義士有關。清明節竟然可能跟「割股奉君」這流亡故事有著點點的關聯。

中國節日我們也不求甚解，更何況是外來的節日？

「聖」者是誰？「耶」指甚麼？大抵我們也不太多問。「聖誕」中的「聖」，有著「聖人」的意思，在中國文化的理解下，大概可能跟聖賢孔子、孟子或一些神明拉上關係。「聖誕」就是有一位聖者降生的意思。那麼「聖者」是誰？可能就是來自外國的一名「聖人」吧！至於「耶誕」的譯名竟然跟台灣蔣介石執政時期有關。當時的官方說法是：「中華文化中聖人是至聖先師孔子、亞聖孟子，耶穌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因此不能稱為『聖誕節』。」[1]

「耶誕節」叫人不能迴避，所指的就是「耶穌」的降生。

「耶穌」當然不是姓「耶」，只是音譯的中文名稱。來自希臘文Ίησους（可轉拼為Iēsous），本身是希伯來名字「約書亞 ישוע」，意思就是「上帝（是）拯救」。

二千多年前，耶穌降生在羅馬極權統治之下，向世人展示神國的管治臨到。祂生在馬槽，體現人間的貧寒、淒冷；被牧羊人尋著，與社會上的邊緣、被排拒的人作首次的邂逅；逃避希律王的追殺，整家夜間起行，急走至埃及，不僅成為流散、寄居的一員，更能體恤身處異鄉、寄人籬下的艱難。

歌曲〈今天應該很高興〉以聖誕節作背景，唱出90年代香港人移民的心聲：……偉業獨自在美洲，很多新打算；瑪莉現活在澳洲，天天溫暖。望望照片，追憶寸寸，某一個熱鬧聖誕夜，重現目前。永達共大傑唱詩，歌聲多醉甜；秀麗伴在樂敏肩，溫馨的臉……今天應該很高興，今天應該很溫暖，只要願幻想彼此仍在面前。」[2] 當年，槍炮聲在遠遠的北方響起，透過電視的畫面，已震撼人心，讓人萌生去意；今天，烽火近在咫尺，催淚的不僅是氣體，更是聽得到的吶喊、哀號，觸摸得到的那些，仍未結疤的創傷、仍在淌血的傷痕……。

在台灣度過首個耶誕節的香港人能得享平安嗎？今天應該很高興嗎？是否仍在思念遠方的家人、朋友？擔心817台灣移民修例後，[3] 能否獲批准留台定居的結果？還是默默地承受著別人的批評、冷嘲、埋怨、指責？

今天應該很高興，平安夜的平安，不一定是天下太平，國泰民安，而是造物主甘願進入祂的創造當中，與祂所愛的我們，同悲共喜，憂患與共……我們的愁與哀、苦與痛、悲與恨……有祂懂，便足夠。

耶誕節的平安，因著耶穌願意走近我們。祂同樣居於黑暗的年代，祂曾經歷流散，祂亦曾遭受別人批評、冷嘲、埋怨、指責……祂明白、祂理解，祂更給予我們承諾及安慰：「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福音十四27-28）

願您得享平安。

還記得在香港生活時，每逢平安夜、聖誕節和除夕等節日，各餐廳、商舖，甚或至整個旺角、尖沙嘴和銅鑼灣地區都擠滿人，彷彿熱鬧是慶祝的必要元素。有時，我和家人會在外地渡過聖誕或新年假期，即使在亞洲其他國家，情況也跟香港差不多，因此一直有種感覺這是世界上非基督徒慶祝聖誕節的主要方式。

對於基督徒群體而言，聖誕節是教會的主要節期之一，教會大多會舉辦特別活動凝聚信徒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的意義。就以自己在香港的教會為例，我們以前慣常在平安夜晚於酒樓舉行全堂聚餐，之後跟其他教友一起返回教會參與燭光晚會，而聖誕節早上亦會有特別崇拜和洗禮。

直至三年前移居奧克蘭後，我才知道原來新西蘭民眾和教會慶祝聖誕的方式並非如香港般的「清一色」。對新西蘭民眾而言，聖誕節標誌著暑假的開始，學生在聖誕前開始七至八星期的長假期，而絕大多數非從事餐飲和零售業務的公司亦會趁聖誕新年期間休業兩至三個星期。

由於奧克蘭是新西蘭最大城市，工作機會多，所以吸引很多本地人離開自己所屬的城市到這裡工作。每逢這三星期假期，他們大多會離開奧克蘭，返回自己所屬的城市跟家人和朋友見面。此外，奧克蘭亦是海外移民聚居的地方，在疫症在全世界大爆發前，大部份海外移民（包括我自己）都會趁長假期回鄉跟家人見面。而在聖誕和新年前夕及當日，絕大部份餐飲和零售行業都會休市，讓員工可以回家跟親友歡聚。可見，奧克蘭作為新西蘭最大城市在聖誕新年期間反而比平日冷清，相反其他城市人流反而比平日熱鬧，而慶祝活動亦比較多樣化。

至於我在奧克蘭所屬的教會，由於服侍對象以香港移民和留學生為主，因此大部份團契和小組都會在12月到1月期間暫停，而聖誕期間亦不會舉行特別聚會，安排上跟其他本地教會非常不同。去年，因著女兒剛出生不久，我家選擇留在奧克蘭過暑假。平安夜前夕，我家參與附近一家教會的Christmas Drive-thru活動。活動有點類似大型戶外聖景，教會在室外不同的地方設定不同的場景，參加者可駕車逐一停在各個場景前，並在車內重溫耶穌降生的事蹟，而最後一個場景放了一個大型十字架為背景，在主軸講述耶穌基督降生同時，亦不忘讓參加者明白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義。平安夜當晚，我們又參加了附近另一間教會在戲院內舉行的聖誕音樂福音聚會。參加者大多是本區居民，但亦有為數不少是前來看電影，散場時見到另一影院有聖誕音樂聚會，順道參與。原來福音聚會對未信的群體可以很有吸引力。

新西蘭雖然跟英美等地一樣，基督教曾經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時移世易，有不少教會均正面對老齡化的問題，更有些因此而倒閉。但另一方面，我又見到有不少教會努力與社區連結，主動接觸區內街坊，積極在區內建構社會資本，從而把福音帶入人群中（如前述的福音活動、社區建設和新移民適應聚會等等）。這些教會的聚會人數反而不跌反升。

記得有一次牧師跟我分享他和另一位牧師的對話，這位牧師當時正準備關閉自己所屬的教會。他表示，他可以做的已經做過，但聚會人數不斷減少，多年來亦沒有新會眾加入教會。有時不得不叫作為信徒領袖的自己反思，究竟教會老化問題的根源真的是世界已被罪勝過，以至傳福音的工作愈來愈難做？還是教會的福音工作太過一成不變，至今仍採用20世紀的思維和方式傳講福音和牧養信徒，令教會未能跟新一代信徒連結？究竟我有時會否不自覺把種字撒在路旁或淺土上而不自知？又或者，當發現有種子在荊棘裡被擠住了，我究竟知不知道纏住他們的荊棘是甚麼？信徒領袖太過入世當然不好，但太過出世又會否令自己脫節？將來我可有信心跟主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聚有時，散有時；有教會成功凝聚更多信徒，亦有教會因老化問題嚴重而解散。趁有三星期假期，讓我在這裡過一個不一樣的節日時，也讓我好好藉其他教會的經驗，思想有否需要調校自己的牧養方式。畢竟打仗需要落力，但亦要用腦。

「誰控制種子，誰就控制國家和人民。」

Vandana Shiva

第71期《生命倫理》提到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今期《生命倫理》會接續上次的討論，為大家闡述基改種子對農民的影響。對不少農民，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來說，當他們決定種植基改種子那一刻，大概都以為會提高農作物的生產量，但卻萬萬想不到此舉其實是把他們的生計命脈都交在基改種子公司手中。

以購買孟山都（Monsanto）／拜耳（Bayer）公司的基改種子為例，農民必須簽定一份合約，當中提到他們種植該公司的基改種子的同時，只可以使用該公司生產，或它授權的化學肥料或農藥等產品。販賣基改種子的公司聲稱，使用基改種子能減少農藥使用量；但結果是種子的抗藥性被強化後，農民被迫購買更多抗蟲農藥，反而提高了成本。[1] 這裡提高的成本還未包括種子本身的費用。

至於傳統種子，在農業社會，農民一般都會自行篩選優秀品種，為其留種，並將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為的是要保證適合當地環境又符合自用或市場需要的植物可以持續繁殖。[2] 基因改造技術出現後，這些公司用專利的方式壟斷了基改種子，例如農民購買孟山都的基改種子時，要保證他們不會留下種子自己播種，又或是把基改種子給予他人播種，這意味著基改種子只可作一次使用，農民亦不可保留有關農作物的種子，違反合約者便得面對訴訟。有一位名為Vernon Hugh Bowman的農夫，在未得孟山都同意之下，擅自留下一定數量的基改種子，以減少向孟山都購買基改種子的數量，孟山都得知此事後向Bowman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2013年最終裁定孟山都勝訴。[3]

孟山都除了以專利權保護自己的基改種子，亦會採用「終結者無籽技術」（Terminator Technology）去除種子的繁衍能力，杜絕農民私下留種，這讓身處基改技術商品最底層的農民，不得不依賴基改公司。[4]

農民發現基改種子不對勁，不可以重投傳統種子的懷抱嗎？這要視乎農民或其國家政府當初會否因為過度相信及依賴基改種子而不再保存傳統種子。另外，孟山都為了達到它的「宏願」——未來是「商業種子百分之百都是基因改造且擁有專利權的世界」，[5] 美國的跨國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在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於2018年收購之前，已經瘋狂地收購市場上的種子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種子公司。[6] 與拜耳合併之後，意味著農民或農場組織在市場上選擇產品的權利會受到限制。[7] 所以，當國家及農民放棄自己的傳統種子，孟山都便可以向農民「開天殺價」，農民卻失去「落地還錢」的能力。[8] 如果農民所種植的基改種子的質量並不如想像中完美，他們的慘況便會加劇。例如很多印度農民誤信了基改種子的宣傳，辛勤工作種植棉花，殊不知基改棉花種子除了在頭幾年表現不俗外，之後都收成欠奉，於是乎昂貴的基改種子、化肥及殺蟲劑讓農民非但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甚至令他們債台高築，最後只有走上自殺一途。[9]

為了阻止農民的悲劇繼續發生，一位印度女性，Vandana Shiva這位物理學博士決定挺身而出，對抗基改種子。Shiva不但抨擊基改公司不斷對農民洗腦，讓他們失去判斷能力，她更譴責「基改棉花是個製造毒藥的植物，去製造更多害蟲，把毒放到農作物，有些被人們吃掉（棉子油），有些種子被用來種植。」她建立種子銀行，保留了種子，並要農民別再花錢買基改種子。她跟印度政府說明情況，並且舉辦抗基改活動，邀請國際有機專家，喚醒人們有機農耕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印度售賣基改種子及殺蟲劑的商人，不斷地推廣基改種子的好處，於是仍有知識水平不高的農民繼續被這些宣傳洗腦及控制，借錢購買基改種子。[10]

印度農民誤信基改種子可以增加產量，世界亦被孟山都當年的宣傳洗腦，以為基改種子可以解決全球饑荒問題。[11] 全球飢餓問題成因複雜，即使早在10年前，人類擁有的食物是全世界需求的一倍半，世上仍然有人捱餓。[12] 基改種子的誕生，事實上並不能解決問題，例如即使主力於耕種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依然吃不飽，因為他們要出售一切換取金錢，來支付昂貴的種子及昂貴的化學品。[13] 另外，阿根廷在大豆革命之前，是糧食百分之百自給的國家，但她為了擴大基改黃豆面積，北部的查科省面對砍樹、焚林，原住民反而吃不起這些外銷的大豆，不得不依賴進口食物。[14] 其實，當一個地方的本土農作物，特別是主要糧食成為了國際貿易商品，供給本地人民產量便一定不足夠。[15] 雖然基改種子不是製造飢餓的元兇，因為飢餓問題在基改種子出現前已經存在，但卻不得不說，基改種子不見得可以消滅饑荒問題，相反，它有加劇饑荒問題之嫌。

印度有Vandana Shiva為傳統種子而戰，一直以來，歐洲有不少國家如法國、德國、奧地利、希臘、荷蘭等阻止部份或完全禁止基改食物入口。[16] 不過，隨著愈來愈多歐洲公民已不如以往般反對基改食物，歐盟對基改食物的法例亦會改變，日後或會有更多基改食物在歐洲種植，[17] 以及未來或會不再監管那些使用了新一代基改技術（CRISPR-Cas等）的基改食物，這即是表示新一代的基改食物不用再經過食物安全或環境評估，也不用再貼上標籤便能在市場上發售，這必然是基改種子公司樂見的事。[18] 假若歐盟日後真的對基改農作物愈來愈友善，相信基改農作物在世界市場上的佔有率將會大大提高。

世上有不少人費盡心力建立種子銀行，努力保護種子的多樣性及原有基因，便是害怕有一天自然災害、疫病、戰爭，甚至「世界末日」會破壞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種，到時，種子銀行中的傳統種子可以讓人類有重啟人類歷史的機會。昔日努力建造種子銀行的人可會想到，他們悉心保護傳統種子，世上卻有人無情地破壞傳統種子的生存空間。

我們沒有辦法自建一座種子銀行，但若想保護傳統種子，仍然可以從購買食物的行動中讓生產者知道，傳統種子生產出來的食物是有市場的。當愈來愈多人支持傳統種子所栽種的農作物，傳統種子才更有機會在世上「留低」。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2021年7月，本地男團MIRROR和ERROR一行16人到屯門一個商場，出席本地電視台ViuTV宣傳夏季與奧運相關的一系列節目。他們的支持者（fans）Nicole一家三口，天還未亮就在商場門外與數百名支持者一起排隊等候。[1]

對於Nicole一家來說，能近距離接觸支持的男團，可以給孩子很好的體驗。她說：「孩子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如果在學業和生活上都能兼顧的情況下，給他們機會去經驗一下也是好的。」他們早在排隊之前就花了好大段時間，準備「應援」（表達支持）的大紙牌，將男團不同成員的相片貼在一塊大紙牌上，帶到現場高舉給自己的偶像看。要呆站在商場等候，對於才十二、三歲的女兒來說，當然是種鍛煉。Nicole作為她的母親笑言：就讓她知道要見到偶像，做自己想做的事，過程不一定舒服，也不一定能成功的。同行的還有Nicole的小兒子。

有別於昔日的偶像文化

根據不同報章和網媒報道，那天約有五千人參與活動，「企滿」商場三層樓。不少觀察本地文化的學者，早就將MIRROR和ERROR走紅描述為「現象級」事件。不過今日的紅和80、90年代流行文化的紅，有著不一樣的展示方法。[2] 以往的偶像文化，不論是80年代譚詠麟、梅艷芳的輝煌時代，還是90年代的四大天王，往往都是買歌星的錄音帶、CD、去戲院看他們的電影、入場看他們的演唱會，但今時今日，網絡效應下早就沒有人買錄音帶和CD，電影院的螢幕也變小了，更多人回家看串流平台的電影，演唱會又受制於場地或當時的防疫政策，偶像走紅，只要看他們所到之處都人頭湧湧，就可知道其浩大之聲勢。

除此之外，新時代的偶像，其支持者幾乎會包起明星廣告，2021年7月初MIRROR其中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生日，其支持者就在尖沙咀黃金地段租下巨型廣告牌為偶像賀生日，該處一整週吸引很多人到場打卡拍照，過程中更吸引Anson Lo本人親自到場自拍打卡。事實上MIRROR的支持者在其偶像生日、出新歌時，均會在巴士車身和車站賣燈箱廣告，有些廣告每個以十萬元計，曾經有人更砌了一條應援街出來，早在2021年就有傳媒形容，姜濤於4月生日時，整個銅鑼灣變成了「姜濤灣」。[3]

粉絲能看著偶像成長

如果你問這些男團的支持者，例如Nicole一家為甚麼會支持這些男團，他們會很直接回答，支持男團是因為這些新生代的男團成員不只是「靚仔」，還有很多優點：有刻苦的，有善良的，有溫柔的，有孝順的，又因著整個男團都是來自一個真人show《全民造星》，過程中清楚看到這些男孩子的成長，當中遇到的失敗，挫折，以及他們如何面對一些困難，這對於支持者來說，就彷彿看到自己心儀的孩子長大、成功一樣的快樂。

同時，電視台亦因著明星由真人show節目出來，在安排他們參與不同的綜藝節目時，也同樣有考量過當中真人show的成份，又或者直接將團隊協作的活動拍成綜藝節目，整個造星的過程，就不是強調能歌善舞，相反在強調他們在學習，在成長，邀請他們的支持者來看他們學習的過程，接納他們盡力但不一定完美的演出，甚至透過節目，彷彿在邀請支持者一起見證，分享他們成長點滴。

偶像變成用者自付的產品

如此，偶像明星就被形容為「平民化」，當中消費的產品就不再是唱碟，而是更多周邊的東西，例如明星出歌根本不用買巴士廣告位，自然有支持者買位為他們宣傳，甚至連MV也可以用眾籌方式去靠支持者支持來拍攝。明星偶像變成一個用者自付的產品，當中有的互動比以前單向的文化工業式的生產更切合支持者的需要。

難怪，整個社會都在問，究竟為何他們會受這麼多人的歡迎，答案顯然是：他們受支持者歡迎，而支持者有很多資源去捧紅他們。所以我們更加要問的是：我們喜歡的東西，我們又曾幾何時付出過甚麼？如果偶像有價，信念要課金支持，你會願意付嗎？又或者倒轉問一句：我喜歡或相信的一件事，我要用錢來支持嗎？[4]

路加福音十二章34節：「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實在很值得大家細細閱讀。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2021年5月26日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沙文跪頸致死的一週年紀念，全國各地都有紀念活動，佛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師在白宮與拜登總統會面，商討以佛洛伊德命名的改革警隊法案。

在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不少文章，慨嘆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原地踏步，例如槍枝泛濫而導致頻頻發生槍殺案、教育水準低落、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驟眼看來，似乎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亦是50年不變。

1960年代美國社會爆發了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牧師採取了非暴力革命的策略，而黑豹黨則採取比較激進的方法，1966年黑豹黨提出了十大訴求，其中之一是：「我們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對美國境內所有被壓迫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殘酷行徑和殺戮。」令人嘆息的是，五十幾年之後，仍然有白人警察對少數民族草菅人命。美國並不是沒有進步，但其步伐是否過於緩慢呢？

現在讓我們檢視黑豹黨的其他訴求，那些訴求在今天有多少能夠實現呢？

「我們要自由，我們希望擁有權力來決定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命運。」1965年只有五個眾議院議員是黑人，截至2021年，已經有57位眾議員是黑人，其比例是全體眾議員的13%，而非洲裔美國人也是佔了全國人口的13%，這巨大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為我們的人民提供全民就業機會（full employment）。」坦白說，我恐怕這是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1966年美國的失業率是3.8%，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是3.5%，但中間失業率隨著經濟環境而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我們要求停止資本家對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掠奪，我們要有體面、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有74%的美國白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只有41%黑人有自己的房子。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為了幫助少數族裔能夠買屋，政府促請銀行放寬對他們的貸款條件，由2004至2007年期間，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機會申請到購買高價房子的貸款，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際，大批少數族裔便失去物業。

「我們希望教育暴露出這個腐敗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教導我們真實歷史和我們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歷史觀和學習批判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黑豹黨深受馬列毛思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影響，培養多元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教育可能矯枉過正，變成了仇恨教育。

「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被壓迫者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直到今天，不論是任何族裔的美國人都沒有得到免費的全民保健。

「我們要求立即結束一切侵略戰爭。」在1960年代，侵略戰爭是指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當時黑豹黨和其他許多和平運動份子為受到戰爭荼害的越南人請命，但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美軍撤出越南之後，北越撕毀巴黎和約，併吞南越，迫使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但和平運動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發動大規模抗議。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仍然軍事介入許多場國際衝突，但是非黑白並不是簡單地可以用意識形態去判斷。

「我們要求給自由予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州、縣、市、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被壓迫的窮人，我們要求由不同族裔組成的陪審團，根據我國法律，去裁決被指控所謂犯罪的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至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陪審團並不是以白人為主，在1994年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殺妻案中，陪審團由九名黑人、一名西裔人士、兩名白人組成；今年美國法院審訊殺死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沙文，在陪審團的成員中有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兩位是混血兒。

「我們希望得到土地、麵包、房子、教育、衣服、正義、和平，與及掌控現代科技。」換句話說，這項訴求主要是關於掌控資源和經濟工具，黑人佔美國總體勞動力的11%，但只是佔科技工人的9%，而西班牙裔佔美國勞動力的16%，但僅佔所有科技工人的7%。儘管如此，在過去60年中，大學畢業的黑人比例翻了幾番，從1960年的5%增至2015年的22%。

綜合來說，有些範疇中美國是原地踏步，例如沒有全民保健；有些範疇則有顯著的進步，例如黑人從政和讀大學的比例大大提高，陪審團由不同族裔組成；有些則是進一步，退兩步，例如放鬆貸款條件令少數族裔擁有房子的比率提高，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有些進步可能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風險，例如強調政治正確性，甚至是仇恨教育；有些訴求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例如全民就業和美國退出所謂「侵略戰爭」。世事本來就是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從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蒙　神賜予財富與資產的人，　神都使他能夠享用，並取自己的分，在勞碌中自得其樂，這是　神的恩賜。」《聖經新譯本》〈傳道書5﹕19〉

從香港統計處公布的數字得知，15歲及以上人士於統計前12個月內曾使用網上購物服務的百分比，由2016年的27.8%上升至2018年的35.8%。 網上購物日漸普遍，相信百分比將會不斷增加。

現時網上購物的兩個方式

現時網上購物主要可分為兩個方式，第一是電子商貿平台，香港人常用的有淘寶、京東、Amazon、日本的樂天市場、韓國的Gmarket，當然還有本地的HKTVmall等。這類電子商貿公司架設一個平台讓各商戶銷售自己的貨品，所以我們可以在一個電商平台上，找到各式各樣的貨品，食品、衣物、書籍、美容產品、家居用品、電子產品、傢私電器，色色俱全。而這些平台同時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介入消費者與商戶之間的糾紛，如貨不對辦的情況。

第二個方式是在個別商戶的網站購物，不少本地及國際的知名商店都紛紛設立自己的網上銷售平台，如香港市民常光顧的超市、服裝店、珠寶店、航空公司、酒店等、連傳統的海味店也加入網上銷售的行列。香港也有不少只經營網上銷售，沒有實體店的網店，規模較大的網店會有自己的網站及完善的信用卡付款系統，規模較小的則在社交平台上張貼自己的貨品，客戶透過社交應用程式與商戶聯絡及落單，並以銀行轉帳、轉數快或其他儲值支付工具付款。

今天在疫情的陰霾下，市民外出購物消費的意欲大減，往日熙來攘往的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但這不代表市民不再消費，只要換了模式，不少人改為網上購物，但我們雖然注意以下幾個網上購物的陷阱：

網購騙案

香港去年首十一個月共錄得5937宗網上購物騙案，較19年同期升超過兩倍，損失高達六千萬元。這些商戶通常是在社交平台開設專頁，聘用打手給予好評或留言聲稱購買或已收貨，受害者誤信是信譽良好的商戶，付款後卻遲遲收不到貨品，在社交平台聯絡商戶又得不到回應，甚至被商戶列入黑名單。

大家在社交平台專頁購物時，可留意這些專頁的開設日期，因為那些騙人的專頁通常都只開設了數天或數星期，也沒有實體店。大家也不要輕信其他網民的留言，可以進入那些留言點讚的網民的個人社交戶口，看看是否經營多年的正常活躍用戶，還是新開和只得幾個朋友的假戶口。我們也可搜尋一下那個專頁名稱，看看有沒有甚麼「黑店」、「苦主區」的搜尋結果。為避免遇上購物騙案，大家還是選擇有良好商譽的網店為妙。

信用卡資料外洩

不少人都喜歡網上購物時以信用卡來付款，一來方便，二來又可以儲分，而且如果是在外國的網站購物，也只能以信用卡付款這方法。但網上付款是「認卡不認人」，只要有人得到你的信用卡號碼、主卡姓名、有效日期、以及卡背的安全碼，就能成功付款。當大家向一些陌生的網上商戶提供信用卡資料時，難保對方會盜用我們的信用卡。

市民可以向信用卡發卡銀行登記SMS短訊通知，當有交易簽帳時就會收到短訊通知，同時也要養成主動及定期檢查月結單的習慣，遇上不明交易就立即聯絡相關銀行。另一方面，大家可以善用網上支付工具，如Paypal、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我們只需在這些網上支付工具登記個人信用卡資料，再藉他們付款給不同商戶，這可大大減低信用卡資料外洩的風險。

衝動購物

社交平台有不少網購分享的專頁，分享網購到的「神器」。例如早前有網民分享在淘寶購入一部洗碗碟機，形容其為「家庭和諧機」，笑指夫妻不會再因洗碗問題再爭吵，之後不少網民都購入洗碗碟機，但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這些「神器」嗎？網上購買的流程十分簡單，大家只需安坐家中按兩三下就能購得心頭好，因衝動而購物的情況大大增加。

每件貨品都有其作用，但我們並不一定需要，我們要分辨「想買」與「需要」，「想買」的東西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並不是我們真正的需要，不少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慾望，買了不少用不著的東西回家。筆者有一個習慣，就是在網上遇到心水貨品時會先放入購物車，待一日後才購買。當一天過後再檢視該貨品時，往往不再覺得吸引而放棄購買，年中節省不少金錢。

網上購物真的方便，但必須小心謹慎，才能領略網購的樂趣呢！

受社會運動、疫症的雙重打擊，政府公佈今年3至5月的失業率為5.9%，較去年同期的2.8%大幅的攀升。[1]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與我們共處同一天空下的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筆者早前訪問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2] （下稱：榕光）的陳碧霞牧師及兩個基層家庭，希望能帶出時下的基層家庭的一些生活寫照。

服侍基層家庭的牧者——陳牧師

陳碧霞牧師可說是榕光的開荒牧師。1988年1月，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六位神學生開始了在油麻地榕樹頭的福音工作，陳牧師是當中的一位。他們的工作由最初的街頭佈道、探訪到開設查經班、團契，再一路發展到建立教會。經過32個寒暑，現在位於長沙灣區的榕光，已發展為一個身兼教會佈道、牧養與提供社會服務及關懷鄰舍的協會。榕光服侍的基層家庭，主要來自深水埗區，也有的來自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講到基層群體的現況時，陳牧師先介紹了基層家庭的住屋類別。相比條件最差的「棺材房」[3] 與板間房，套房與劏房的條件已算較好了，因為後者有多些私人空間，例如獨立的洗手間或廚房（儘管是非常微型的），所以大多數有孩子的基層家長會選擇這類居所。而「棺材房」、板間房，無論在衛生、居住環境都十分惡劣，多數為基層單身男士所住，他們當中不乏有各種不良癖好者。此外，還有露宿者之家，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居所。

在服侍經驗方面，陳牧師有著過去32年的豐富閱歷。聽她提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她試過獨自一人去探訪住了許多基層單身男士的單位，當她拍門時，裡面傳出「陳姑娘嚟咗，大家著褲！」也試過在探訪過程中，遇到有男士因為毒品、醉酒或精神問題突然情緒激動，扔東西。還試過在未受過任何婚姻輔導訓練的情況下，幫助一位初來香港就被出軌丈夫拋棄的妻子，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還要在雙方之間斡旋，處理離婚、撫養孩子及經濟援助等問題。

講到街坊的需要，陳牧師表示，除了經濟上的難處，許多人的心靈都充滿破碎與傷痛。當中不乏被丈夫拋棄或面對家暴的新來港妻子，她們有的還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4] 男士方面，有吸毒、酗酒、被各種不良癖好捆綁或有精神問題的男士。而榕光便試過在聚會中，有人情緒激動而打起上來。此外，榕光也有為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例如食物或物資方面的援助。這些年來，榕光做了許多不同的社關工作：食物糧倉、臨時宿舍、兒童補習、心理輔導、派發物資、居家探訪、院舍探訪、協助戒毒……同時，再透過社關工作把福音帶給所接觸的人，繼而展開查經班、團契等事工。在財政方面，陳牧師表示，榕光雖為一間基層教會，無法靠自身奉獻維持運作，但這麼多年來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卻從未間斷。

走訪基層家庭

面對住屋問題，基層家庭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樣的？榕光的福音幹事陳珊珊姑娘帶筆者走訪了兩個基層家庭。

故事一：在困難中堅持的媽媽

受訪的媽媽跟兒子，住在一間套房裡，面積約150呎左右，裡面有一張碌架床，迷你的洗手間及開放式的廚房。房間的打掃比較整潔。從開門招呼我們，到整個訪問過程，戶主媽媽一直都努力保持著微笑。她由內地來港，有一對孿生的兒子，訪問時，只有大兒子和她在一起。她說，兩個兒子早產，直到三、四歲才發現他們異於常人。大兒子今年11歲，卻只有三歲的智商，而且還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返半日制特殊學校，需要每天由媽媽接送。小兒子則因諸多病痛，需按時吃很多藥，住在特殊寄宿學校。由於不適應那裡的飲食，這位媽媽便不時煮飯並送過去給兒子。當被問及「孩子的爸爸呢？」這位微笑的媽媽面色一沉，只回答「不要提了！」

她的日子真的不易！在經濟上，這間150呎的套房，每月租金為5,000多元，這靠兩兄弟的傷殘津貼僅僅湊夠。其餘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業雜費都要靠向鄉里借貸來解決。在整個的訪問過程中，身邊的大兒子不斷地將一塊塊小塑膠玩具塞入正在轉動的風扇，使扇葉因打到塑膠塊而發出「喀啦喀啦」聲，孩子見狀則興奮的大笑。媽媽一面要應付採訪，一面要試圖阻止兒子的危險遊戲——她試過勸喻、用手阻擋、將風扇挪走、關風扇電掣、拔起插蘇……但兒子就不停地將風扇拿回身邊、插電掣、開風扇、再塞入塑膠塊……直到媽媽大聲責備「夠啦！太過份！」孩子才收手一會兒，然後再開展新一輪「攻勢」。後來兒子間中因被媽媽責備而暫時收手，只見他不忿地拿起床上的雜物，然後將手伸出窗外。媽媽又要制止，怕他將東西扔出窗外。除此之外，孩子還會因興奮或生氣而不時大叫，媽媽又要軟硬兼施去規勸，說怕住在旁邊的姨姨投訴。

11歲的孩子需要多些走動，筆者問這位媽媽，有沒有嘗試帶兒子出外遊玩，但答案是否定的。媽媽說，外面的孩子和家長都會怕他，例如排隊時間長了些，兒子就會推其他孩子，結果會換來各種異樣的眼光。又或者去到街上時，兒子可能因見到想要的東西而做出衝動的行為。就連每天乘車返學，媽媽都要時刻拉著孩子，以防他作出不當的行為。訪問期間，孩子去了家中的迷你洗手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在那裡興奮地潑起水來，媽媽見狀再度上前勸喻。由於孩子不懂事，做事不知輕重，媽媽表示要不停地看著他，生怕他做出危險的行為。眼見兒子日漸長大，無論在力氣、速度都在增長，而時刻繃緊的媽媽只能告訴自己要堅強，並堅持下去！只因，她怕自己若倒下了，便沒有人照顧、疼錫兒子。

故事二：天台的世界

筆者訪問了另一個居住在鐵皮屋的家庭。在陳姑娘帶領下，筆者來到一棟唐樓門口，抱著探訪物資一路上樓，沿途只見狹窄而有異味的梯間，戶戶都是劏房的格局。不知何時，渾身是汗與氣喘的我已上到天台。前方眼見一位女士坐在鐵皮屋外狹窄的通道上，她就是鐵皮屋的女戶主。由於天熱，她說家人平日一般都在屋外。而要開風扇時，他們就會將牆上風扇的電插蘇插在自家的電源處，因為要與鄰居分開計算用電量。這時，讀一年級的大兒子走過來再三請求媽媽准他往樓下另一個男孩的家裡玩。媽媽有些疑慮，除了因為疫情，也怕孩子會打擾人家。受訪家庭有爸媽及三個孩子，爸爸是內地人，之前在內地打散工，月入2,000多元，但因疫症現在留在家裡，無法回內地開工。除了老大外，一歲多的老二現由內地的爺嫲照顧，還有一個最小、手抱的孩子與父母同住。

他們住在一個100呎左右的鐵皮屋裡，打開家門先見到一個微型洗手間，與其一板之隔放了一張碌架床，床的對出是一個人僅能側著身子通過的通道與桌子，還有牆上的置物架，以及許多雜物。屋裡還有一部冷氣機，不過他們很少開，除非酷熱難耐。如此節儉，因為太太要照顧孩子沒有工作，一家的開支靠綜援可算勉強夠用。住在這裡有何體驗？女戶主說，除了狹窄和侷促，附近還有很多老鼠，晚上還會在房頂走來走去、在四周排泄、繁殖、死了更留下屍體等人善後。在他們一家遷入前，屋內還留下許多垃圾，帶來的惡臭與許多蚊子，不過自他們搬過來以後，已經清理乾淨。

他們的屋子雖然很小，但他們的廚房——應該說是屋外與鄰居共用的廚房，以及客廳——即屋外擺滿雜物的天台（雖不大，但總比屋裡大）總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相對寬廣的延伸空間。當被問及疫症期間的生活時，女戶主表示，除了丈夫偶然外出買菜外，他們都留在家裡。筆者問女戶主，有沒有帶大兒子外出玩耍，這位媽媽表示，因為乘搭交通工具的車資貴，吃飯更貴，所以沒有帶他外出。而且她還擔心兒子看見甚麼就想買，所以不敢讓他外出。這個狹小空間，就是他們是世界，一個每天吃飯、睡覺、玩耍，伴隨著老鼠、蚊子，還有被高樓大廈分割開的天空……在這裡，孩子至少還有樓下的玩伴、延伸的「客廳」和天空。

訪問的後半段，爸爸也出來和筆者聊天，他一見到筆者和陳姑娘就表示感謝，從他的談吐我能感受到一份純樸與厚道。雖然他們每天都住在狹小的空間，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他們平和的臉上看不見過份的負面與悲觀。也許，這種心境與家庭氛圍，很值得今天許多的香港人學習。

呼籲

對於基層家庭的需要，陳碧霞牧師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教會、機構對基層群體的服侍，另一方面，她也呼籲香港一些儲備豐厚的教會，在緊急時期可以捐出金錢來幫助貧窮者應急。陳牧師稱，自今年2月以來，因社會運動與疫症，令社會的貧窮問題浮現。她說，現在多了很多人來教會尋求協助，差不多是之前的兩倍。此外，陳牧師亦希望有更多教會可以關顧自己區內的基層群體，並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委身、投入探訪與關顧的服侍。

經上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上），亦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希望在這艱難時刻，有更多的教會與肢體能夠做一個好管家，為有需要的人，擺上金錢、時間、愛心與禱告，亦願更多基層的市民透過我們的服侍遇見主。

本文若帶給您甚麼異象或感動，請立即行動。大家可瀏覽榕光的網頁：http://www.lightyst.com/。此外，為了幫助基層家庭，明光社參與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由7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歡迎轉介。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明光社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的認可執行單位之一，計劃的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內有需要的劏房住戶，盼望透過簡單的家居改善或維修、購買傢俬、家用物品及滅蟲滅蝨服務，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而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有限公司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協作機構。

疫症橫行，世界經濟正處於難以想像的衝擊之中，許多公司面臨倒閉或裁員的壓力。在如此艱難的大環境下，作為基層家庭的父母，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失業、財務壓力，還要肩負照顧家人、養育子女的重負，他們當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筆者先後訪問了服侍基層市民的城市睦福團契（下稱：睦福）[1] 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在困境中的基層媽媽，盼望能幫助大家了解一下基層家庭的生活狀況。

失業與開工不足

睦福的副總幹事姚小鳳女士和事工主任鍾凱盈姑娘提到：在面臨裁員潮時，最先被炒的都是基層的員工，因此許多基層父母都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困境。此外還有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家長，由於來港後需要14天的隔離期，這亦代表他們在這14天裡不能工作，手停口停，因而要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在面對疫症方面，許多家長因教育水平所限，不曉得從哪裡獲得有用的抗疫資源，以致他們在疫症中變得十分被動。她們表示，上述種種的壓力再加上要應付子女的問題或需要，有許多睦福接觸過的家長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睦福的事工幹事陳永泰先生（阿泰）是負責屯門區的兒童發展基金項目，該項目現服務約110位10至17歲的青少年，雖然服務的對象是青少年，但他亦有機會接觸到青少年的家長。此外，阿泰亦經常透過派發物資接觸和關懷區內街坊。據他說，許多家長之前都開工不足，但到了4月底，卻要面對無工可開的問題，尤其是做廚房工作的，其情況比之前更為嚴重。當中有些家長亦不知道政府推出了防疫抗疫基金，也不知道有關社會福利方面的資訊，因而感到彷徨無助。

教養子女的難題

阿泰表示，在教養子女方面，基層家長面對不懂與子女溝通及孩子的學業難題。與孩子溝通方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狀況，有的家長比較強勢，主導一切，令孩子變得被動、逃避；有的是孩子處於叛逆期，家長想了解孩子的功課情況，但卻遭到孩子以怒氣來抵抗；還有的是子女不想表達自己，令家長很擔心，但又不知道可以怎樣跟孩子溝通。有關孩子學業方面的難題：有的孩子本來已經無心向學，再加上面對學校停課，因為不適應網上學習模式，他們當中有的甚至表示已經放棄了學業；有的家長則表示他們無法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以前至少還知道孩子有上學，但在停課期間孩子整天在家，家長也無法分辨孩子有沒有學習。阿泰表示，其實溝通與學業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在疫症之下問題更會被放大——當一些原本就經常打機而不學習的孩子遇上無學可返、奉旨在家的日子，加上一些原本就不懂與子女溝通的家長遇上經濟壓力而屈在家中，家長看著這些孩子，會覺得不順眼，更多的問題便會隨之而出現。

基層媽媽的故事

透過睦福同工的介紹，筆者訪問了一位基層媽媽。由於任職地盤工人的丈夫失業，這位媽媽不單要肩負起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還要應對丈夫因失業而引發的情緒問題。她稱：失業使丈夫終日留在家裡，以致其原有的情緒問題惡化。丈夫更曾試過無故打罵身邊的孩子。由於害怕，這位媽媽每日都要帶著孩子一起到倉庫上班，可幸的是她得到老闆的體諒，容許她帶孩子上班。她表示，為了孩子自己只能不停地工作，多賺些錢，而她感到自己的壓力早已「爆錶」了。

不懂與子女溝通，確實是基層家長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而當失業、財困、教養子女、病毒威脅等難題同時出現，基層家長們很需要情緒上的關懷與支援，但許多基層家庭不知可從何處獲得支援而感到彷徨無助。

當前的需要

如果想回應基層家庭的需要，大家可以透過捐贈、成為義工、奉獻這三方面來回應。據阿泰表示，基層家庭現在仍需要口罩、消毒用品、飯券、超市禮券等。而睦福亦會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亦接受一些食物的捐贈。大家亦可以成為服侍基層家庭的義工，參與睦福的和平之子社區關懷訓練計劃，透過訓練、實習、探訪，把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此外，除了基層家庭面對財困的難題，許多服侍他們的教會和機構也面對財政壓力，需要額外的奉獻與支持。

主曾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也告訴我們施比受更為有福。當逆境的巨浪澎湃翻騰，給原本就居於狹縫，生活捉襟見肘的家庭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之時，正是我們效法基督，踐行信仰的時刻！求主給我們感動與帶領，讓我們能以愛心與行動來支持這班基層父母！

基層兒童的點點需要

香港一直給人富庶、繁華的印象，但近年來，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卻在日益惡化。而對於香港的下一代，貧窮兒童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問題。根據扶貧委員會所定的貧窮線及政府公佈有關2018年反映香港貧窮情況的數字，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香港的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數字仍超過17萬人，貧窮率為16.8%，而在政策介入前，貧窮兒童數字更高達23.5萬人，貧窮率達23.3%，[1] 即大約每四個兒童就有一個是貧窮兒童。[2] 但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以及今天還在肆虐的疫症，相信有關數據遠遠未能反映基層兒童的真實現況，令人不禁想到：原本就節衣縮食、蝸居籠屋劏房的孩子們現在會變成怎樣？對此筆者早前分別訪問了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總幹事馬秀娟女士及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就香港的基層兒童的需要和機構的應變措施，探討教會應如何回應。

基層兒童的固有問題

資訊不足：服侍新移民的梁友東牧師提到，受教育水平所限，對於如何應對疫情、如何與長期在家的孩子相處、如何幫孩子進行在家教育等問題，可能都成為許多基層家長的難題。

局限的視野：許多基層家庭成員有成癮問題，如爸爸喜歡賭錢，而孩子也有思想僵化的情況。馬女士舉例說明，有些基層孩子的眼界被擴闊後，會發出「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賭錢的爸爸！」的感嘆。也有些青年人離校後打算回家「隱居」，為何如此？原來他們覺得好像自己的爸媽一樣，一世領取綜援是很正常的事。

媽媽的難處：馬秀娟女士指，由於基層婦女的丈夫收入不高，她們要面對兩難——留在家裡照顧孩子？但生活會捉襟見肘，那麼放下孩子出去打工？這會使孩子缺乏照顧，而且收入也不算高。

補習的需要：馬女士指，由於負擔不起補習費用，有些孩子會四處尋找提供免費補習的地方。但由於沒有固定的補習老師，學生所獲的知識缺乏整體性與連貫性。

敏感的自尊：馬女士指，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基層人士對他人的施予一般都十分敏感，如果感受到被「施捨」時，他們通常都會拒絕接受幫助。

疫情下的問題

面對當前的疫症，馬女士和梁牧師都提到基層家庭面對以下的問題。

親子關係張力：由於居住環境狹窄，孩子又因疫症而未能上學，遇上因失業或開工不足而留在家中的家長，再加上財困問題，這些因素都會令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大大增加衝突的機會。

疫症下的艱難：由於口罩、消毒用品和許多生活必需品被炒高售價，基層家庭因負擔不起而無口罩可戴，生活亦同時陷入困境。

教關的服侍

作為一個民間聯盟和非前線組織，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一直致力為社區夥伴建立網絡平台，從扶貧、滅貧、防貧三方面轉化社區，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紓緩全港18區的結構性貧窮問題。教關強調充權過程和師友同行模式，幫助夥伴教會、機構、學校和企業等建立服務社區的能力，以達到消減貧富懸殊和增強社會穩定的目標。對於有需要的孩子，教關主要推動的事工有以下三大板塊：

「兒童發展基金」（Child Development Fund, CDF）成長嚮導計劃：政府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為期三年的支援。教關主要透過協助招募擔任兒童成長嚮導的友師（mentor），推動夥伴單位參與CDF，而友師會與受助兒童同行，用生命影響生命。教關和夥伴教會、機構亦有提供CDF延續計劃，為完成「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由友師引導學員進入大專或職場，直至受助者中學畢業。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outh Upward Mobility Mentorship Program, YUM）：教關聯同眾夥伴企業向18至25歲的基層青年提供基督徒師友同行、持續進修、發展專業的支援，幫助基層青年增強自信、就業技能。馬女士表示，好多夥伴企業願意付出加倍的耐心，盡力為需要關懷和支持的學員提供在職培訓與工作機會，期望他們能夠向上流動，擺脫貧窮。

愛心行動：教關透過愛心行動連結夥伴機構和個人團體，提供免費食物、物資、服務等資源，藉著這些資源成為媒介和起始點，支援夥伴教會於地區向基層人士作長線服侍，分享基督的關愛和福音，轉化生命。

新福的服侍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以新來港人士、基層家庭等為服侍對象，其主要工作：匯聚教會及社區資源，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紓困食物、物資；提供就業培訓；社企就業；生命教育；工作坊等。新福重視身、心、社、靈上的整全服侍，努力協助新來港人士適應、融入和回饋社會。此外，讓新移民認識基督，活出豐盛生命也是新福的重要工作。

疫情下的工作

作為倡導型平台，教關正竭力聯絡夥伴教會，並呼籲捐獻、協調分派口罩及其他衛生用品予有需要人士，讓教會在疫情中繼續關心他們，並建立關係作長遠服侍。

而新福除了分派口罩、應急物品外，還提供以下服務：

1. 於網上提供相關的資訊，[3] 包括：抗疫資訊、學生／家長停學期學習資源、政府資訊等。
2. 派送食品或物資予有需要者。
3. 與突破機構、夥伴教會合作，為情緒受困者提供一對一電話關懷服務。

呼籲

如果去年的社會動盪使基層兒童的生活雪上加霜，那麼，今天的疫症恐怕會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難以負荷！因此，我們呼籲香港的教會與基督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具體行動，將愛分享給我們患難中的鄰舍。歡迎瀏覽教關、新福與其他前線服務機構的網頁，[4] 了解可以怎樣用行動支援有需要的人。

訪後感

筆者很榮幸可以訪問兩位機構負責人，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得到的不單是資料與數據，更體會到兩位負責人的愛與熱誠。就如梁友東牧師接受訪問的當日，由於他事務繁忙，採訪只能在中午進行，當時還未吃飯的他堅持要先完成訪問。而對馬秀娟女士在回答提問的同時，她充滿熱忱地講述了自己服侍的種種經歷：從上帝如何奇妙的帶領教關的服侍，讓他們經歷從無到有，到師友計劃如何改變了基層兒童的感人故事。期間，她還不時流露出對教關的夥伴機構的感謝與尊重，甚至在結束訪問前，她還關心筆者的需要，為這個素未謀面的採訪者禱告。從兩位受訪者身上，筆者感受到他們的服侍既有主的愛，亦有主的同在，深願主更多使用他們，讓更多人得著主的大愛！

特別呼籲

教關自2016年開始推行「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UM），藉全職工作和師友同行計劃建立基層青年的生命，務求令他們能靠自己向上流動。計劃不單使受助青年獲益，許多參與的友師更感慨自己才是最大的獲益者。如果你也想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基層青年的祝福，可以加入成為計劃友師，並參與3月26日舉辦的YUM友師簡介日，友師登記請瀏覽：http://bit.ly/2lVB7dr。

公廁，一個平日經過不會察覺，一旦「人有三急」就拼命趕往的「救贖之地」，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公廁的衛生、氣味、視覺等，往往牽動著出入者的神經。大多數時候，人們總是急急進入，然後又匆匆離開，生怕沾染到裡面的污物與濁氣。然而，在這背後，卻有一班人在公廁裡日夜守候、默默耕耘，為了我們的舒適時刻與污物、濁氣奮戰！是的，他們就是廁所清潔工人，也是最被忽略、被剝削的一群。

前不久，財爺陳茂波在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未來五年將撥款6億元翻新240個公廁，改善清潔水平。然而，這些清潔工人們的待遇卻未見改善。由於食環署將公廁清潔的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採用「價低者得」的方式來招標，在成本限制下，工人的工資也給壓下去。再加上許多不人道的待遇，如：工人沒有地方用餐（只能在廁所內吃飯），或不合理規定，如有工友反映，早更一連六小時沒有用餐時間，若工人吃飯則會被扣錢等。除了不人道的待遇外，還有工友認為新撥款的安排華而不實。原因是公廁內的設施及工具有時無法正常運作，有的還殘缺不全，甚至工人要自己出錢購買有用的工具以維持日常的清潔工作。

上面提到的公廁、清潔工人、6億元、高官思維、外判制度，它們可以組成一幅極不和諧的圖畫。公廁是污穢之地，也是香港的面子，因為它會影響遊客對香港的觀感。在公廁裡面有默默耕耘的清潔工人，他們既弱勢，常被忽略和剝削。6億元的撥款重點在改善公廁裝潢的情況，反映了高官思維。現時外判制度追求的是盡量降低成本、以及將公司的利潤最大化，卻變相成為壓榨工人的工具，令他們受到不人道對待。

也許最好的做法就是請高官扮成工友先去外判公司求職、再到公廁工作幾天，等他們具備了前線的真實經驗與體驗，再決定6億元怎樣花也為時不晚。

參考資料：
朱雅霜、黃廸雯。〈【公廁・外判】夜更無飯鐘 爭取11年無果 女工餓了：偷偷食碗飯〉。《香港01》。2019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1157/%E5%85%...

麥凱茵。〈七成受訪清潔工指無位食飯 ：隔離收集大小便缸啲屎水會飛出嚟〉。《香港01》。2019年4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17801/%E4%B8%83%E6%88%90%E5%8F%97%E8%A8%AA%E6%B8%85%E6%BD%94%E5%B7%A5%E6%8C%87%E7%84%A1%E4%BD%8D%E9%A3%9F%E9%A3%AF-%E9%9A%94%E9%9B%A2%E6%94%B6%E9%9B%86%E5%A4%A7%E5%B0%8F%E4%BE%BF%E7%BC%B8%E5%95%B2%E5%B1%8E%E6%B0%B4%E6%9C%83%E9%A3%9B%E5%87%BA%E5%9A%9F

張美華。〈【財政預算案2019】6億翻新公廁 清潔工盼實而不華 改善通風〉。《香港01》。2019年2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00299/%E8%B2%A1%E6%94%BF%E9%A0%90%E7%AE%97%E6%A1%882019-6%E5%84%84%E7%BF%BB%E6%96%B0%E5%85%AC%E5%BB%81-%E6%B8%85%E6%BD%94%E5%B7%A5%E7%9B%BC%E5%AF%A6%E8%80%8C%E4%B8%8D%E8%8F%AF-%E6%94%B9%E5%96%84%E9%80%9A%E9%A2%A8

勞敏儀。〈【申訴專員公署】公廁衞生欠佳、外判掃街價低者得 署方主動調查〉。《香港01》。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29054/%E7%94%B3%E8%A8%B4%E5%B0%88%E5%93%A1%E5%85%AC%E7%BD%B2-%E5%85%AC%E5%BB%81%E8%A1%9E%E7%94%9F%E6%AC%A0%E4%BD%B3-%E5%A4%96%E5%88%A4%E6%8E%83%E8%A1%97%E5%83%B9%E4%BD%8E%E8%80%85%E5%BE%97-%E7%BD%B2%E6%96%B9%E4%B8%BB%E5%8B%95%E8%AA%BF%E6%9F%A5

60？65？120？

踏入2019年，社會福利署公佈提高長者綜援的申請門檻，將合資格申請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1] 在一片反對聲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更火上加油，聲稱這個決定是各位議員批准的，[2]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電台節目中更說：「何謂長者這個定義，遲早都要改的了，當大家都120歲的時候，60歲的人只是中年。」引起社會各界非議。[3] 林鄭月娥後來又公佈將為60歲至64歲申領綜援的健全人士提供「就業支援補助金」，補回先前削減的金額，但又附設了額外條件，如要求受助者積極搵工，否則又會扣減200元綜援金額。[4]

究竟這是否反映一眾政府高官太「涼薄」，或是「堅離地」不知民間疾苦？相信自有公論。但我們要理解，一個叫人費解的決定，往往是政府在不同的政策上，層層相連的結果。要理解為何這個看似「數字上的簡單修改」可以變成連串的社會問題，甚至施政失誤，我們或許可從相關施政理念，和倫理思考上下功夫（或許政府在這方面從無認真下過功夫）。

何謂長者？

首先，何謂「長者」？是60歲還是65歲？從今次事件上，我們看到政府想將之定義為65歲或以上的人士。但這個改變卻衍生兩個問題：首先，政府其實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長者」定義，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其實並沒有健全的「長者／退休／安老等政策」。

當勞福局局長認為在香港已沒甚麼人講「人生七十古來稀」時，長者年齡是否應定為70歲？諷刺地，在香港的答案是：都可以——因為香港從來都沒有對「何謂長者」作出定義。我們可以從表一看到，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有不同的定義。

表一：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的定義

對長者年齡有不同的定義，與歷史有關，如香港綜援的前身，公共援助計劃（Public Assistance，俗稱救濟金）於70年代設立，當時大部份港人的退休年齡是55至60歲，但到了2009年政府實施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時，只有年滿70歲的長者受惠（到2017年政府將符合資格年齡下調至65歲）。不過很多時，「長者」年齡是與「退休」年齡掛鉤，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安排。事實上，對比其他國家的退休年齡，[5] 香港的情況並不特別，但當結合了香港獨特的經濟，就業和退休保障的狀況，這樣的安排就會衍生出很大問題。首先，香港目前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雖然現時新入職的文職公務員，可在65歲退休，但很多基層工人，尤其是從事勞力工作的，年紀大的工友往往被嫌棄「手腳慢」，要繼續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即使是大學教授之類的專業工作，60歲之後申請續約，很多時也會遭到留難，能工作至65歲的教職員只佔少數。[6] 對於那些在65歲前被迫退休的人來說，收緊長者綜援就是一大打擊了。

而一個人在退休後，需要完善的退休計劃和社會保障，但偏偏香港又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7] 在這個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城市，很多人只要沒工作就難以應付生活，就算政府在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充其量只能為退休人士儲一筆錢，但卻不足以應付他們退休後的生活開支。幾年前社會討論的「全民退保」諮詢，[8] 由學者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又被政府「打回頭」，[9] 全民退休保障頓成空談，市民退休前必須及早為自己籌算了。

當「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變成了
「贏在起跑線」與「成功靠父幹」

未雨綢繆的想法本來就存在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裡，畢竟中國家庭倫理中的確有「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的概念，年長一輩由年幼一代來照顧是自然的事。但香港偏偏又沒有所謂的「家庭友善政策」，今天的香港社會甚至會對家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以往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內」，但新一代的家庭大多是雙職家庭，父母得同時工作才能維持生活；以往家庭不乏「三代同堂」的狀況，但今天的家庭卻以由父母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這種轉變亦令家庭無法發揮昔日的護老功能。[10] 另外，香港最熱門的「土地問題」，亦進一步削弱了家庭的護老功能，當樓價如火箭般上升，一般年輕人，除非「贏在起跑線、成功靠父幹」，由長輩代為支付買樓首期（甚或購買整個單位），否則根本難以上車，更遑論有何能力供養年長的父母了。這樣倒過來的家庭供養模式（由年長的照顧年幼的），又怎能發揮護老功能？由此可見，沒有能力的長者就只好仰賴政府的津貼，惡性循環由此而生。

由一個政策，到整體的倫理考量

香港人可否不要老？說起來十分諷刺！香港人明明位列世界最長壽人口首位，[11] 政府從來也不缺錢，不是沒有資源解決問題，但是完善的退休保障和安老政策，卻樣樣欠奉。當然我們不敢因而斷言政府沒有把市民福祉放在眼內，但明顯地，就這次收緊長者綜援申請資格的決定，暴露了政府對整體政策缺乏考量，和忽略了傳統家庭對安老事務發揮的社會功能。當務之急，政府應認真思考，如何落實「家庭友善政策」，這樣有助市民減少對退休保障安排的需求，進而減輕政府在有關方面的承擔。倫理考量，很多時都具有社會價值。

說到底，香港人都會有老去的一天，何去何從？希望不用望天打卦！

近來看到本港有一間共享單車公司只經營了一年多便宣佈結業，現今的香港市場有約五間共享單車公司，我們開始見到有公司損手退場。在街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堆堆顏色奪目的單車，有橙有綠有藍……亦曾見到它們被扭曲損毀的、不堪的「陳屍街頭」，亦見過不少是因為用家隨意停泊，致令單車遭貼上告票，放了幾天亦無人理會。據報道，結業的公司是因為未能獲得盈利，同時需要負擔龐大的單車維修開支。

分享經濟

「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發展了一段時日，不少創新的科技公司以網絡去連繫世界，人們可以把物品的擁有權共享（Sharing）外，更可以把過多的資源或想分享的物資放上網上分享（Gifting）及租借（Renting／Lending），即可使資源、物件充份被使用，不用閒置、浪費，而物主更可以收取租金、以物易物（Batering）或以互換（Swapping）的方式增加自己可用的資源。

打著Sharing Economy旗號的成功例子有Airbnb、優步（Uber）等，就是「吉屋」屋主、閒置車的車主連結網絡公司，當有人需要短期租用或找車代步，有關物資就會被搜尋得到。而在物品方面，網上有不少分享谷或二手谷（Sharing group），人們可以post（張貼）照片上去，別人有需要就可以借用或以低價購買。

不少人很認同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消費，因為能使自己擁有的物資與人分享，不用閒置物品，或以低價買入二手物品，希望能減少重複、過量製造物品，減少浪費地球資源。

共享單車

以企業的角度來看，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可以有很多種，有直接捐款給慈善機構，支持他們的工作，亦有是自己成立CSR部門（社會企業責任部門）去推動教育、公益、環保，使自己的產品、服務能夠對社會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並且能令品牌形象更為正面。

而更有一類企業，本身就帶有共享價值（Shared Value）思維而創立的，為改善社會的問題或推動一些理念而成立的，而共享單車的公司，亦可說是這類以提供平價單車租借服務，讓市民使用單車，更有減低噪音、空氣污染、交通擁擠情況的好處，而且還具有休閒、健身的功能。服務使用者如認同這些理念，認為有其價值的話，就會使用其租借系統及服務。

筆者欣賞其好意，但這系統所租用的單車，不是人們家中閒置的單車，而是開設智能單車共享服務的公司所自製的單車。為方便人們以GPS（全球定位系統）找尋附近單車，以QR code解鎖及使用，它們都具有上鎖、解鎖、二維碼（QR code）等設置。但「空降」這成千上萬部單車前，這些公司在事前有沒有計劃好每區的用量是多少？有沒有預先安排擺放、停泊的地方？或者，根本這些公司就在銷售這種不需要負責任，隨意停泊的理念？他們可會估計到市民是否懂得善待這些「別人的資產」？現時，它們佔用了許多公共空間，一些使用者就隨意把車扔在街上鎖上就算了。這實在也對實體租單車給市民的小店不公平，筆者也難以理解為何政府對智能單車共享服務公司所佔用的公共空間及造成的混亂視而不見。

虛擬平台交易引起現實的問題

雖不是全部，但有不少分享資源都以網絡連結。旅遊借房、外出坐車、買賣物品，市民可以於網上所屬該企業的租借系統直接連繫物主，其交易的金額、過程是否獲得保障卻不得而知。如人們旅遊以系統租借了民宿，其安全、清潔等問題亦是缺乏監管，需要借用者自己去冒風險。用家當然可以參考系統評分，但產品、服務提供者會否請打手於系統造假評分讚好，亦難預料。

外出租用車輛、買賣物品，亦有可能遇到問題。假若不幸遇到意外、損失，會有甚麼法律保障？保障多少？一切要看不同的公司如何處理有關情況。如交易是私下進行就更難獲得保障。另外，因為服務提供者容易透過系統接生意，這亦會大大影響了當地的酒店、旅館、計程車、小店等的生意，這些企業、公司可是付出了資金打開門營業，但因為人們對它們的需求降低了，其生意亦備受打擊。

而對於一些打著「共享資源」旗號成立的公司，但其實只是利用點對點的平台，免費佔用公共空間，為公司省去租金或管理費用卻想不負責任。我們應細思這是否只是一個華麗騙局。

美好原意與人們品格

上文說過美好的原意是「共享」，在享有權利與人共享資源、物件之前，人們是需要懂得珍惜。無論是自己或別人的物品，了解到地球資源有限，要保護環境，所有東西都是得來不易或耗用了地球資源才能生產出來的。但無奈看見人們本著已付出租金，或因為物件不屬於自己，就隨意破壞、不負責任等缺德心態來對待這些共享資源，筆者惟有說句：「你未夠資格與人共享物品。」

當共享者的品格未能準備好，地球的資源便惟有繼續過多地被耗用下去。

上網看短片、漫畫、微電影，已成為了大家的生活日常。或許大家會留意到，不少內容是廣告商贊助網紅或所謂KOL而生產出來的，他們會按著自己網站或者內容的主題，度身訂造廣告。部份廣告會在最後「有品地」貼出商品，讓你知道哪個是特別計設出來的廣告帖，哪些是產品測試，或者旅行勝地等等的宣傳，也有可能是賣了廣告你還以為是分享資訊。

我們明白，網上賣廣告是難以監管的，因為網上作為輿論平台，本身就沒有任何機構負責做把關的角色，任何網上留言也不能、亦不宜預先有任何的審查。一直以來就依賴內容提供者自律自制。部份有社會良心的公司，在活用社交網絡等不同平台時，也會清楚標明自己在賣廣告，並不是真內容。

另外，有些網絡廣告以故事、評論的方式來寫，看起來很真實，亦未必寫明是廣告。這些看起來很真實的廣告，叫人難分真假，有網絡巿場公司會專請「打手」寫這些稿。要分辨往往很費神。

更有一些廣告，美其名是介紹景點，實用生活資訊等等，例如皮膚乾裂的原因，或者夏日炎炎消暑方法，之後提供幾個解決方法，表面上所有資訊是免費，但其實那些免費資訊背後，是指向某一個牌子的產品，這種比較迂迴的進路，最後其實也是指向消費。

近日，社交網絡平台Instagram就規定所有網紅發放的廣告必須列明是廣告。這種方法就是嘗試杜絕這種缺乏廣告標示的宣傳，甚至網紅有收費的廣告。作為網絡使用者，或網紅的閱讀者，我們應了解網絡要生存，是依靠很多商業支持的，而這些商業支持，又直接影響他們的內容的取向。網紅的內容沒有向網民收費，我們就應有心理準備，他們所說的話、所講的笑話、所展示的產品，是有可能由廣告商贊助的。最後即使我們不懂分辨哪個是廣告，至少我們也可觀察他們的收入來源，以了解這些內容的可信度和廣告的數量。

在以往的世界，「行」很多時主宰了人的生活：一個人「不良於行」，不僅反映身體的狀況，更影響日常生活。而「遠親不如近鄰」同樣也反映出距離與人們生活相處中的微妙關係。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要「行出來由得我」，從來都是個大挑戰。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世界各個文明大國，無不以發展交通為其重要的基礎建設：不論是古羅馬的大道（因此出現『條條大道通羅馬』的諺語），[1]還是埃及的運河與道路建設，就是在古代中國，既有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近年中國政府正正將此「復活」為『一帶一路』計劃），南北通航的大運河，驛站建設等，無不旨在令人民聯絡暢通，使政令傳達，也促進了貨流經濟的交通。[2]

踏入現代社會歷史，交通發展更是改變這世界的關鍵。蒸氣火車和鐵路的發明，促成了人流與物流，帶動了世界經濟發展。如世界上首條營運成功鐵路——英國利物蒲至曼切斯特鐵路，就是連繫由當時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兩個城鎮。[3] 加上建設了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為以往不可能跨越的航運帶來突破，整個世界就此互聯起來——除了正面的使世界經濟蓬勃發展，也帶來可悲的故事：就如近代中國，因著世界航運發達，連帶衍生出「賣豬仔」海外勞工的風潮，多少那年代的華民勞工，就此「行」到舊金山（今日的美國三藩市）和新金山（即今日的南洋地區）打工賣身，有的落地生根，甚至客死異鄉，有些則可以衣錦還鄉，建成了今日如開平碉樓等世界文化遺跡。[4]

「行出來」的大希律王

在聖誕節時，很多人都會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當中少不了的情節，就是當時在位的希律王，也得悉在伯利恆出生的耶穌基督，於是便向東方博士打聽，聲稱要去朝拜耶穌。不過希律王卻被博士們「出賣」，在怒火中下令盡殺城中嬰孩。當時瑪利亞和約瑟一家，因著天使的提醒，帶著耶穌逃到埃及而避過一劫。這除了是從神而來的保守，也實在有賴當時已經連通埃及和中東等地，相當發達的道路網絡。[5]

事實上，這位只在新約聖經中曇花一現的大希律王，可是一位厲精圖治，努力大興土木的皇帝：撇除他殘暴的管治外，他的確是一位甚有成就和優秀的君王和建築師。他在位時為猶太人建造了許多建築和設施，如重建了耶路撒冷聖殿，甚至比所羅門王的第一聖殿更加輝煌。

他甚至「無中生有」的建成了該撒利亞海港(Caesarea Maritima)：猶太地沿岸本來地勢平坦，並不適合建設海港，但希律王特地以大石，混凝土塊等，建造出當時最大的人工海堤，使之成為區內最大的海港，將猶太全地與當時的先進世界（如希臘，羅馬，埃及等地）連結起來。大希律王更完善了該撒利亞的海港建設，為了向海港提供食水，就建設深入內陸的雙層引水道，該撒利亞更設有劇場、跑馬場和亞古士督神廟，成為當時地中海繁榮的城市，也是當年羅馬政府統治巴勒斯坦的政治中心。[6]

在新約經文中，門徒腓利及彼得，都曾到此傳福音（徒八40；十1， 24），而使徒保羅的佈道旅程也曾以此為進出巴勒斯坦地區的口岸（徒十八22；二十一8）。[7] 由此可見，因為「行」的方便，這裡就成了傳福音的前哨基地了。

時至今日，世界看來已經是「無遠弗屆」了：但其實，全球仍然有21億人口、6,659個族群為福音未得之民：「未得」的原因中，除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外，交通難以到達也是主要的原因。[8] 由此可見，「行出來，由不得我」仍是今日社會的大問題。

「行」的信仰反思

每一天，甚至每一個小時你都要作出選擇，你如何選擇讓你繼續行在光明之中，還是行在黑暗之中。

You make choices every day and almost every hour that keep you walking in the light or moving away toward darkness.                  

H

對現代人來說，衣食住行中的「行」指到行走又或是交通的配套。衣食住行，又或加上娛樂是一個人的基本需要，行在香港是方便的，但卻不舒適。大家都不難發現香港人多車多、繁忙時段港鐵車廂超級人擠人、坐巴士容易遇上塞車、駕私家車難以找到位置泊車、在某些地區，行人寸步難行的情況亦相當嚴重，假日更是人山人海。對於工作地點與居住環境相距甚遠的人來說，更體驗到在行這方面消耗了不少精力。

「行」基本上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經歷的事情，大家如何選擇交通工具，或打發交通途中的時間卻各有不同，同樣，如何面對在行程中所衍生出來的無奈、掙扎、磨擦，甚至衝突，也有不同的做法。行程中容易遇上的掙扎有可能是當你疲憊的時候，剛巧遇上比你更有需要的人上車並站在你的旁邊，然而，你的疲累卻是非常真實的，這種情況之下，讓座還是不讓座，真的教人煩惱？因為空間過於擠迫，人與人發生肢體碰撞有時在所難免，如何處理那種不自在或厭惡的情緒，是一門功課。遇上車廂內乘客因爭位，初則口角繼而動武的情況，又如何自處？以私家車代步的人遇到有人超速，差點釀成交通意外，當事人會開口大罵司機；一整天心情不佳，怒氣沖沖；還是很快便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冷靜下來繼續快樂地度過一天？

人生的修練場所，其實不一定是職場或家中，這些看似比較重要的地方。人也不必只是透過與上司、下屬、同事、鄰居、朋友或家人之間的相處才需要順著聖靈而行，從而結出仁愛、喜樂、和平及忍耐等聖靈的果子(加五16-22)。每一天在路上遇到甚麼人，發生甚麼事情，都給予我們機會去反思自己處於甚麼樣的狀態。

耶穌的比喻中曾提到一位撒瑪利亞人在路途中所發生的故事(路十33-35)。這位撒瑪利亞人可能是一位商人，所以即使撒瑪利人與猶太人向來不和，他也必須到猶太人的地區去。[9] 這次路途對這位撒瑪利亞來說是很特別的，因為他遇到一個被人打得半死的人(路十30)。

從外貌上，在路上躺著的受傷者既沒有衣服又滿身傷痕，很難讓人分辨他到底是甚麼種族(路十30、34)，按常理來推測，這位傷者躺在猶太人的地方，只可以說他是猶太人的機會率比較高。是否因為他來歷不明，以致換來兩位猶太人對他視而不見？是否因為從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這條路本身便是危險四伏，所以他們不敢停留？[10] 這兩位猶太人是宗教領袖，一位是祭司，一位是利未人，他們有可能以為這位傷者已經死亡，如果他們在執行重要職務之前接觸了死屍，便不能馬上「開工」，需要先用紅母牛的血潔淨自己一番(民十九1-13)，這可是把重要的事情耽擱了。祭司和利未人是從耶路撒冷出發，下到耶利哥(路十31-32)，很自然排除他去耶路撒冷「開工」的可能性，那麼他們是害怕危險，還是如大多數正常人一樣……嫌麻煩？

祭司及利未人看見了傷者，從旁邊走過(路十31-32)。難道撒瑪利亞人便不害怕危險嗎？他可是被猶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瑪利亞人，而如果他真的是一名商人，因為身懷巨款，甚至可以為傷者付上居住費用 (路十35)，不是更容易成為強盜偷襲的對象嗎？他不是在生意結束時才遇到傷者，他把傷者送到旅店，自己再去處理事情 (路十35)，為甚麼這位撒瑪利亞人願意救助這位半死的人，為他付出時間及慷慨解囊？耶穌告訴我們，因為他對傷者充滿了極大的憐憫 (路十33)。

一位律法師試探耶穌要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路十25)。這位律法師一直都知道愛神愛鄰舍如同愛自己是律法最大的誡命 (路十27)。他為了証明自己有理，希望耶穌為他清楚界定「鄰舍」的定義，這樣，好顯出他自己已經達到愛鄰舍的要求，因為古代猶太教典籍可是吩咐人不要幫助罪人的(便西拉智訓十二1-4)，可見根據律法的要求，他並不需要對每一個人都伸出援手。[11] 先不提這位律法師試探耶穌這行為是不對的，這位律法師咬文嚼字，希望正確地行出律法，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事，只是耶穌被他詢問之下，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盤。神所設的律法，並不是徒有形式，而是有更深刻的意義，愛本身並不能出於計算，而愛的對象也不該一開始便被劃分清楚，所以人不能自製框架，用律法去規定自己所願意表達的愛。或許，祭司及利未人也有這種框架，所以沒有對傷者施加援手，反觀撒瑪利亞人，他單純地出於憐憫，所以救了傷者一命。

今天我們不必受舊約的律法限制，但我們卻受其他東西限制。在繁忙的香港生活，時間對我們來說變得寶貴，冗長工時的壓力讓我們的身體變得軟弱；經常聽到騙子騙財的新聞，讓我們不得不武裝自己，讓我們不容易相信他人。面對要愛人如己的挑戰，我們有時是無力的，或許，我們需要承認自己的不足，需要依靠聖靈，願意行在聖靈中，讓聖靈結出屬靈的果子，也讓聖靈幫助我們分辨不同的處境，不必陷入危險或試探中，可以好好地學習愛自己及愛他人。

虛

近年「虛疑真實」（VR）技術發展越來越成熟，當有一天，虛疑世界比真實世界更真實，這會是甚麼一回事？對我們的社會和信仰會帶來甚麼影響？

有電視台曾在其台慶節目中插入一個嘉賓食炸雞環節，女主持人突然在節目中稱要請一眾藝員「食好嘢」，該台的一眾藝人於是就在盛裝之下表現出十分街坊地享受吃炸雞。這個令人覺得牽強，干擾觀賞趣味的環節，讓通訊局收到多宗投訴，局方經考慮後，認為該台做法嚴重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廣告守則》，並須罰款15萬元。該電視台不服並以裁決無理及違反《人權法案》提出司法覆核，事件仍在審理中。

當那邊廂仍是「懸案」一宗時，這邊廂的通訊局在今年2至6月進行了意見調查。發現有四成多受訪觀眾接受或非常接受免費電視的植入式廣告；五成多觀眾接受免費電視台增加植入式廣告，為數不少。當局正考慮放寬規管間接宣傳和植入式廣告的條文，順應民意與業界需求。

我們明白電視台現時經營不易，面對直接與間接的競爭對手，為生存要把握機會。但我們相信其手法可以多用點心思，硬生生把吃炸雞環節放到台慶節目，還是可以將之融入台慶的短劇或每天播放的劇集中，讓人輕輕鬆鬆地去接收呢？ 不少韓劇都曾加入一些商業產品的劇情，仍能讓人看得舒服之餘，亦可以幫助電視製作有收入，可以健康的發展下去。

當然，作為觀眾，在觀看精彩的植入式廣告劇情時，要小心勿掉進消費陷阱中！　

關注焦點：性文化

師生關係要清晰

香港近年出現多宗男老師對女學生作出不軌行為的事件，如事件是在師生雙方同意下發生，並且女學生已滿十六歲，老師雖在法律上並沒有違法，但卻有違老師的專業操守。而當事件是在學生不情願的情況下發生，又或學生是未滿16歲，老師就明顯是觸犯法例。

關心學生是老師的職份，但師生之間在身體及情感上都要保持恰當的界線，如師生之間性別不同就更要加倍注意，保持適當的身體距離及避免不必要的身體接觸，以及將情感關係清清楚楚保持於師生層面上。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老師也需要與其他人建立連繫，分享生活上的各種感受，但一些太私人的事宜，又與學生的個人成長無關的話，就不宜向學生多說，避免無意間與學生產生出情感上的結連，做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自從香港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香港仍有不少人指出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例如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機制，因為最低工資在某些行業過高了，在某些行業卻是過低，這種做法只會讓社會資源出現錯配。最低工資另一負面影響便是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香港僱主的競爭能力，特別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性行業，為了降低成本，最有可能便是向「人」下手。而當僱主面對最低工資，他們比較願意以最低工資去聘請有經驗的工人，令年輕工人完全失去就業機會。

事實上，最低工資真的會增加失業率？引致社會資源錯配？甚至成為年輕人失去就業機會的罪魁禍首嗎？香港的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推行，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便在同年8月出了一份《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當中訪問了14間中小企，報告的結論是：「在深入了解十四間中小企的營運後，我們得出最低工資其實對大部份中小企影響不大，絕非外界般估計，最低工資會引起許多負面影響如失業率上升、中小企倒閉，這些統統都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出現，所以，之前許多商會或僱主對最低工資存有恐懼，其實是過分憂慮了。其次，在我們調查所得裡面，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各種原因中，僱主都認同是受匯率或通脹影響的來貨價，以及經常增加的租金，才是他們中小企的最大營運困難，而絕非最低工資的實施。故此，我們重申最低工資並非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源頭，外間妖魔化最低工資會帶來中小企倒閉、失業率上升，絕對是誇大其影響，令最低工資成為代罪羔羊。」

開源節流一直是老闆需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大企業的老闆，因為他們必須向股東交代。2017年3月，滙豐銀行為了削減成本，香港IT部門有120人收到大信封。為甚麼是IT部門，因為編寫程式、網絡支援、網絡保安、維修自動櫃員機等工作都可以外判，而隨着互聯網日漸普及，愈來愈多工種可以減少。除了滙豐銀行大規模裁員，國泰航空於本年5月亦有行動，兩次一共裁減600名後勤人員。理由是因管理不善導致2016年的業績虧蝕近6億港元。雖然上述大規模裁員原因各異，但都與最低工資無關，而兩個大企業加起來的裁員人數，相信其他中小企如何努力裁員，都不知何年才可以追上。

至於資源錯配，坊間曾有謠言指出自從有了最低工資後，便請不到洗碗工人，有人以為洗碗的工作相當辛苦，因此認為在相同的薪酬之下，洗碗的工作便被人嫌棄。問題是，僱主只會付出最低工資給洗碗工嗎？有新聞報道指出，有一間位於中環的食肆，不惜包飲包食，以時薪約66元聘請洗碗工，這種薪酬比最低工資高逾倍，卻仍然招攬不到洗碗工。店主表示洗碗一職「較侍應難請，工作辛苦、長期要困在一個地方、工作環境濕熱、碗碟又重；而侍應人工與洗碗接近，工作時又可與客人聊天，相對更吃香。」洗碗工的工種的薪金一般比較高，是工作性質讓不少人卻步。

至於最低工資讓年青人失去就業機會？青少年失業的原因很複雜，沒有嚴謹的研究，而單憑揣測，難以證明最低工資是禍首。反而，根據上述食肆老闆的說法，青年人離職，不是因為有最低工資而令老闆不給他們機會，而是他們的父母捨不得他們辛苦力勸他們辭職。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2013 年 8 月所發佈的一項「高不成、低不就」調查，當中發現年輕人不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能力，出現了職位錯配。另外，也有不少年青人因為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在最低工資還未實施之前，絕大部分人一樣因著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另外，香港的工種選擇不多，讓不少年青人找不到有興趣的工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底，從2011年的28元到2017年的34.5元。香港工人的最低工資沒有高了很多，卻一直被不少人質疑，彷彿這條例有多邪惡，讓香港失去競爭力。其實，《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中提到「受訪中小企僱主們都認為，相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租金上升和來貨價上升才是其經營困難的原因。在租金方面，受訪僱主都認為租金的升幅已達不合理的水平，每次續約的租金升幅均會對他們構成沉重壓力，甚至可直接令他們結業。」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可悲的是香港沒有一個公義的環境讓努力的人得著當得的工價。商人賺取利潤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當企業獲得暴利而工人又無法合理地分享成果時，市民大眾對這種不公義情況的不滿便會愈來愈大。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