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摧毀了創作?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在英國，3月2日是「世界圖書日」（World Book Day），學校會舉行一系列的活動，例如圖書角色扮演，同學會穿著不同的角色的衣服回校，然後一起閱讀圖書，主辦機構更會與不同書商合作舉辦不同活動，例如一鎊一本圖書，以及免費圖書活動，鼓勵兒童閱讀。

不過在活動前半個月，《每日電訊報》調查報道發現，英國兒童文學作家達爾（Roald Dahl）的童話書在改版時，出版商與倡議兒童文學應具備包容、多元、平等元素的組織Inclusive Mind合作，修改了作品的一些內容，當中《朱古力獎門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一書中極肥胖男孩格盧普（Augustus Gloop），由極肥胖（enormously fat）改為龐大（enormous）。除了刪去「肥」（fat）一字，記者發現不少作品亦被刪去「醜」（ugly）一字。

同時，記者也發現有新版的童書改了一些對性別的刻板形容，例如在《怪誕黑巫后》（The Witches）一書中有一句「即使她是在超巿做收銀員或者為公司打文件」就改為「即使她是做頂級科學家或者從商」。同一本書有另一段講女巫戴假髮有可能是因為秃頭的段落，更直接加一句：「女性戴假髮有很多原因，這絕對沒有問題。」

持有以上作品版權的達爾故事公司發言人曾回應，有關的修改由2020年開始，當年將工作外判給Inclusive Mind處理，有傳媒再揭發，內容修改的方法是邀請關注不同小眾、對文字比較敏感的人來閱讀達爾的故事，並將令他們感到被冒犯的文字挑出來，然後進行修改。Inclusive Mind曾回應稱，他們只是將他們認為不好的部份指出，但最後怎樣修改，還是書商自行決定的。

這種解釋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著名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認為書商做法是「荒謬的審查制度」，英首相辛偉誠亦批評修改書中用語的做法，他的發言人引述了達爾的童書《吹夢巨人》（The BFG）的觀點，指出「不要顛三倒四地改變詞義」（Don’t Gobblefunk around with words），及後連卡米拉皇后也曾不開名批評，認為書商應該要確保作家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不受侵害。

書商在備受各方批評的一週裡，很快從善如流表示，會在年底推出沒有修改的「原著版」（classic collection），保留所有原來文字，變相同一本書會有兩個平衡的版本推出巿面，做法就如「打和」一樣，彷彿甚麼也沒有改變。事件仍然引起討論的同時，《每日郵報》發現另一個兒童文學作家Enid Blyton的作品有類似的修改，但該書商並未有任何回應。

類似的事件被形容為woke，這字於60年代源於非裔美國人的方言，用於爭取黑人的平等和社會公義運動中，但近年這詞語被廣泛地用作描述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爭取權益是應有之義，當中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和Me too運動也是其中代表。文章的字詞被修改，本來為避免傷害敏感人士的心靈，做法是為了關心和給予不同小眾更多的同理心，但後來卻發展成唯我獨尊的一種態度，動輒批評別人不夠woke，最後更形成輿論審判，於是對運動開始有反彈。

同樣，對於一些歷史的文學和文字，不少人認同應該尊重該時空的限制，即是作者的寫作時空，若當時某些寫法和文字並未有構成冒犯，作者明顯也是無心去傷害任何人，這些文字理應被保留。若果要配合新時代，可以做改寫，甚至重寫，但不宜改動他們的文字，但仍在修改了的作品中冠上他們姓名，這是明明的審查。

有專欄作家指出，達爾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不願意改動原著的人，如果有人提出他的某種寫法可能會冒犯人，他會願意修改，甚至刪去一整段，但修改都是經他同意的。達爾生前在一個與插畫師的對談中曾表示：「當我離開時，如果那發生了，那麼我希望強大的雷神之錘猛烈地敲打他們的頭部。或者我會派遣『巨大的鱷魚』將他們吞噬。」巨大的鱷魚是他同名書籍的主角。

可見，當政治正確要求社會對世界上所有文字記錄，甚至歷史都要作出政治正確的修改時，大家會反問為何我們不能保留一下舊世界的一些想法？但這些提倡政治正確的人的答案是因為這種傷害人的說法如果一直出現，就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下一代，令一些人的意識形態永遠不被改變，所以惟有改變這些舊文字，才能令下一代有實質的改變。

文無定法，流行文化和文字與經典有不同。流行文化的產品理論上可以因著每個年代有自己流行的讀物或文本，舊的文本若不合時宜自然會被淘汰成為歷史的見證，並不需要強行改變歷史的文本，否則和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別人身上並無分別，也是一種活脫脫的審查。可見社會即使講求政治正確，也應該對文本的修改有基本底線。

至於歷久常新，甚至難以改變的東西，例如宗教典籍又如何呢？今年2月英國有報章報道，英國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計劃修改一些禱文，令主禱文中「我們在天上的『父』」，不一定要用「父」這個詞，可以改用「無性別（non-gendered）」字詞，以方便大家使用。

《聖經》，不似流行文化或者文學，會隨時代流轉而消逝，是否應該「與時並進」，更改內容，以更符合現代的想法呢？所謂釋經，除了學習如何了解原文在原本處境的意思之外，同時讀經的人亦會問這些經文給今時今日的社會的意思，與其改掉原本的寫法，倒不如問一下，如果今日仍然用這些字詞，給我們的意思是甚麼？若今天的文化不喜歡這東西，就刪一些，幾十年後喜歡另一些東西，又加一段，那麼經典還會剩下甚麼呢？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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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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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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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大學工作，大數據、人工智慧是筆者研究的項目之一， 在回顧人工智慧發展史的時候，我發現到其中一位先驅者的故事，跟經典電影《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的情節有點相似。

《驕陽似我》是一齣1997年的舊片，可能有些讀者還未有機會觀賞過它，在這裡我會簡單介紹一下這套電影的內容，這故事發生在美國麻省波士頓市，主角是一位名叫韋根廷（Will Hunting）的年輕人，這角色由麥迪文（Matt Damon）扮演。話說某天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向學生公佈了一條十分富挑戰性的題目，但沒有學生能夠解答。韋根廷是該大學的清潔工，他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於黑板上解開了這個難題，教授繼續拋出更加艱深的數學難題，韋根廷都能夠迎刃而解，於是教授四出偵查，希望找到這位天才「學生」。但韋根廷並不是麻省理工的學生，他沒有受過正式的學術訓練，而且他生性放蕩不羈，經常四處撩是鬥非。數學教授最終知道了韋根廷的身份，並且要求一位心理學教授去幫助韋根廷，期望他能夠轉入「正軌」。數學教授並且為韋根廷安排了許多工作機會，其中一份是國家安全局的職務，然而，最後韋根廷拒絕了所有得到高薪厚職的機會，從而去投入一段感情。 我不禁想起陶淵明的幾句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

現在言歸正傳，人工智慧先驅者之一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 1923-1969）的生平，與韋根廷十分接近，我不知道《驕陽似我》 的編劇是否以皮茨作為主角的原型，還是兩者之相似純屬巧合。皮茨自幼性格叛逆，經常惹上麻煩，12歲的時候他被警察追捕，於是躲藏在一間圖書館裡面，在長達三天的避難中，他閱讀了許多書籍，包括了英國數學家、哲學家羅素的《數學原理》， 他發現到在這本書裡面的論證有些問題，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羅素，指出問題所在。收到信之後，羅素對皮茨的觀感是「驚為天人」，他不知道皮茨的背景，以為他是大學生，於是邀請皮茨到劍橋大學讀書，皮茨當然無法接納。

15歲的時候皮茨離家出走，從此拒絕與家人聯絡。他來到芝加哥大學旁聽，他所旁聽的科目包括了由哲學大師卡納（Rudolf Carnap）任教的課，卡納以研究歸納法邏輯而名滿天下，其著名作品之一是《語言的邏輯句法》。有一天，皮茨走入卡納的辦公室， 他指出《語言的邏輯句法》 裡面論證的不一致性，並且提供了解決方案。卡納大吃一驚，他很想栽培這位「學生」，結果花了幾個星期時間才找到皮茨，隨後卡納為皮茨安排了一份初級工作，並且指導他學習邏輯。

1943 年，皮茨與神經生理學家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 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這篇論文的主旨是：大腦中的每個神經元都是一個基本的數字處理器，而整個大腦就是一台電腦。這是後來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的基礎理論之一。

同年皮茨認識了數學家、哲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維納說皮茨「毫無疑問是我見過最厲害的年輕科學家……如果他沒有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兩三位科學家之一，我會感到非常驚訝。」 後來維納帶領皮茨到普林斯頓的學術會議，讓皮茨參與跟學術大師的研討。

經過五年的非正式學習，芝加哥大學授予皮茨文科副學士學位，以表彰他在那篇論文上的貢獻，這是皮茨一生中唯一獲得的學位。在之前和之後他有許多次機會可以正式讀書， 可以走上傳統典型的學者之路，但他斷然拒絕。他的下半生十分坎坷潦倒，他選擇息交絕遊，陷入了極深的情緒困擾和酗酒，某天他大發脾氣，竟然燒毀了自己未發表的研究論文。皮茨的心理和身體每況愈下，最後出現了肝硬化和酒精中毒，他於1969年死於靜脈曲張出血，離開世界的時候只有46歲。

古今中外都有許多眼光超前、被世界遺棄的時代先知，到最後要走上「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的道路。但皮茨並不算是這類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鬱鬱不得志是自己造成的，他先後受到羅素、卡納、麥卡洛克、維納…… 等學術大師賞識和提攜，他比絕大多數人更有機會在學術界中名成利就，然而，憤世嫉俗的他卻不屑服從世俗的制度和追逐虛名，真人版的《驕陽似我》比電影更富悲劇性！

筆者有些朋友的做法有點類似皮茨，但沒有那麼極端。我有一位朋友是文學家、中文系教授，在退休時他的職級仍然是助理教授，他創作了無數詩歌和散文，我認為他的文學修養和對文壇上的貢獻遠超過許多正教授、副教授，然而，學院派的「江湖地位」是取決於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但我的朋友並沒有跟隨這種遊戲規則。

坦白說，筆者在追求創新之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制度辦事，即使我知道有些遊戲規則大有問題，甚至是荒謬。例如有些傳統數據分析的已經被有識之士批判到體無完膚，但許多學術期刊仍然仍然蕭規曹隨。起初自己以為在制度中建立了「成就」，那麼提出的創新意念會得到聆聽，但到頭來知道並不是這一回事。說到底，我並沒有韋根廷、皮茨的天份！我只能夠在滔滔俗世、滾滾紅塵中打轉。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社會的爭議，有時小事很容易化大，中學生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自己不能像女同學一樣留長頭髮，認為這是對男性的歧視。在英國，猴痘在同性戀群族中傳播，但當地的新聞從業員和發言的醫生，總會煞有介事的強調，這說法並不是一種歧視。我們為一件事定性、命名，為一些類近的東西分類，有時是歧視，有時卻不是。這是因為龍門任人搬，還是其他原因？我們可以避免命名和分類嗎？

聲稱自己有性別焦慮的中五男同學，較早前向平機會投訴男生在學校不能留長頭髮，至截稿前事件仍在調停中，尚未有結果，但事件在教育界引起了頗大關注，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說制定校規時未必與性別定型有關，[1] 一時又說學校是照顧未成年人的地方，不用事事緊貼社會潮流，應當審慎地保守少少，但又強調，假如平機會要求學校「與時並進」，校方也會跟從。[2]

鄧飛的答案顯然是「此地無銀」，學校服飾審慎保守，男女顯然有本質上的分別，所以服飾上要求也有不同，這也很合理，但鄧飛一時說不是性別定型，但又同時說萬一法庭和平機會說要放寬相關規則，學校也會跟隨，這就說明他未必會捍衛一些基本價值，其回應令人失望。

參考平機會在2014年推出一份名為《種族平等與校服》的指引，當中就指出穿著校服的好處，可以推動學生的紀律和正面行為，文件又提出規則在個別情況下可以作出彈性安排。[3] 而在有關規則的考慮因素中，包括了保持衛生和安全，所以可以規定留長頭髮的同學必須紮頭髮等等。可見如果同學有特殊需要，只要符合學校整體對校服等方面的要求，根本不用出動「性別歧視」這樣的字眼，也可以好好處理問題。

性別歧視、男女、性別焦慮，這些字詞在事件中出現，近年在一些社會運動中，透過字詞定義的改動，或者創造新詞，改變人對事物的想法，甚至成為抗爭的工具，同時，又有人因此為到這些字詞的使用爭持，企圖「正名」，以捍衛一些想法。原本所謂的咬文嚼字，只是文學上追求完美的表演，到今日已經成為抗爭和表達政見的工具，一不留神用了不同的詞語，原來它隱含了一些你未必願意接受的意思。

舉個例子，疫情初期，我們會叫新冠肺炎做武漢肺炎，之後又有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非洲變種等等，其實命名的原則本來是那個病的發源地在哪，就將之命名，本意是為了方便大眾記憶和了解事件，以前也有很多疾病以地方命名，例如香港腳，那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平常是沒有人深究的。

不過在凡事正名的世界，有地方認為這種說法有歧視疾病的發源國家之嫌，再加上病毒的源頭本來就充滿爭議，一個簡單的命名最後變成政治事件，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宣佈將有關傳染病命名為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而變種病毒株則以希臘文字母排序來命名，所以這幾年的病毒就是Alpha，Beta等變種，沒有了原本的地域作為變種命名之說，到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不同變種的來源，只知道變種有一個沒有意思的名字。

有時，命名之爭是因為大家對名字背後的意思有極大爭議，例如我們今日用「大陸」還是「內地」來形容中國，往往代表一些政治立場，我們用「抗爭者」還是「暴徒」，「性工作者」還是「妓女／男妓」，「變性人」還是「人妖」等等。有時我們會對一些已知有問題的東西正常化，例如若將「賭博（gambling）」改稱為「博彩（gaming）」，就將事情的負面觀感降低。這些詞語未必同時成雙成對的出現，但有時我們會發現因著某些詞語令某一群族的人有不好的感受，所以有些人就用了一個中性，甚至正面的詞語，取代一個相對負面的詞語來形容某一群人。

這種命名之爭，時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某些字詞的改變，若不細心留意，一旦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某些意思就植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為難以改變的價值觀。有些人為了對這些存在已久的價值觀提出抗議，往往會創造新詞，表達不滿，例如以前的「人妖」，今日會稱為「跨性別者」，男扮女裝的以前是「易服癖」，今日是「變裝女皇」，凡此種種將舊意思洗刷的新詞，改了一個名字，但內容往往依舊，人卻會因為該名字改得好，對它所指的人或事物減少了抗拒感，問題彷彿就不存在似的，到後來如果有人用回以往有負面意思的字眼，就會被批評為不包容，甚至是對小眾的欺凌。

有人甚至質疑，這類將不同群族分類的字眼，一出現就產生歧視。早前猴痘的傳播，有外地傳媒發現不少受感染的人同時參加了同性戀者主持的派對，[4]而猴痘是透過面對面、皮膚對皮膚等接觸傳播，當中包括了性接觸，不少人自然會聯想到就是在這些同性戀派對往往也會涉及濫交等問題，但當傳媒的報道有「同性戀」社群三個字，就得非常小心，強調並不是歧視同性戀者，但事實卻是如此如此。

這情況跟處理愛滋病感染的情況相當類似，明明我們發現香港感染愛滋病人數的比例上，透過同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數字比異性性接觸高，但我們也不大可以說同性戀者是高危群族，改為要說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最危險，但有趣的是，當局並沒有提供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的感染數字。

大家當然相信愛滋病是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傳播，但大家會不禁問，為何我們平日已有的分類，到了某些時候，我們卻二話不說，將這些分類「放埋一邊」，原因就是這些分類會傷害某些人。以前社會性別分男女，但自從跨性別成為新詞語，社會又要打破二元定律，所以愈來愈多情況在索取個人資料，問及性別時，會改為以下的形式提問：「如果你願意，你會怎樣形容自己？A.男性（或跨性別男性）、B.女性（或跨性別女性）、C.性別非二元（non-binary）、D.不便透露。」

分類，初時往往是因著方便，例如以性別分類，就將人類簡單分類。以膚色、年齡、高度，體重分類，當然也可以，若不用身體特徵，有時也會用個人收入、宗教信仰、興趣甚至政治傾向等分類……分類有時是為了更快認識一個人，有時為了要方便討論和管理，例如某個議題，是與某一類人有關。我們使用正確的分類，就能更有效的討論。分類本是合理地將東西分開，以方便處理，但不會因此而破壞人的獨特性。

不過，若有人將分類變成標籤，甚至將人污名，這當然是錯誤的行為。一些男女過份概括的描述，例如女性開車一定差，或者男性不善於理解和表達，即使此現象在統計學上過關，我們也不應該但凡見到一個女生，就假設她開車一定差，同理也不應該用統計學上過關的東西，就假定某一個人若屬於某一個群族，就一定有某個特性。分類是一回事，標籤是另一回事。

更嚴重的是，若果因著對個別人士的標籤，就對他們有差別對待，這當然就是明顯的歧視。換句話說，若不明就裡，但凡看見男性，就指責他們是濫交，或者但凡看見某種政見的人，就直接指責他們不理性，其實這件事本身也是頗非理性的。所謂歧視既然是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這種情況本來就不應出現在社會中。

可惜的是，要人將分類和標籤這兩種狀況分拆開，並不容易，再加上我們的分類和命名，可能一早就有意無意的滲入了一些想法在當中，這些潛移默化的東西，就更難消除。有時我們會斬腳趾避沙蟲，寧願對一些人少說一些話，怕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反而產生一些更不健康的情況，最後那個被標籤的人，表面可能沒有受到歧視，甚至被過份禮遇，但他們內心知道，這種「禮遇」其實只是為了避免麻煩，到最後有關人士根本不會獲真誠相待。

可見分類和命名一樣，當中並非如想像中客觀和全面。分類的方法即使有多科學，始終還是只能展示事物的某一個部份而已，例如你企圖將人的收入多少分類，也只能知道他們每月有多錢，以至大約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實際上他們生活的具體情況，你不能太具體地掌握。命名也有其局限性，字詞的意思始終有限，當我們用了一個很概括的方式去描述一個抽象的東西時，總是有所取捨，而且過程亦有主觀見解在其中，如果我們不加留意就會被牽著鼻子走，隨時令我們對某一事物喪失了客觀的看法。

說到底，這些都是一些我們使用的語言和思考方式的限制，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人類的智慧有限，始終只能用語言去描述、命名或為不同的人和事物分類，以方便討論。我們可以做的，最終還是學習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相信上帝創造每個人均有所不同，每個人獨特之處是人類語言不能言說得清楚的。

當我們去描述人、事、物時，嘗試在概括的過程中，考慮一下字詞引申的意思會否對人造成冒犯。同時，我們或者要有更大的包容，理解到別人其實和自己一樣，也只能用有限的詞語去表達他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請他澄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一開始就指責對方是標籤，或者是歧視。

當然，我們明白，有時有些人企圖用語言藝術去「漂白」一些不對的事，這時我們只需溫柔的指出問題就好了，也不用句句標籤某一類人，減少不必要的抗拒感。畢竟，語言是工具，我們想對方聽得進去，而不是產生不必要的抗拒感；但願在這個充滿矛盾紛爭的世代，我們能互相尊重，慢慢聆聽和溝通。

《時間的初衷》在上個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獲得了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這首歌來自電影《一秒拳王》，歌曲名稱裡的「時間」，明顯地呼應著電影中的主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故事講述主角周天仁擁有預知未來一秒的能力，故此在拳擊比賽中能夠靠著這一秒取得節節勝利。然而，當主角最後失去這個能力後，亦需要勇敢面對作為一個平凡人，而不得不加倍努力的事實——「我想證明畀人睇，我唔係淨係得一秒」。

故事情節非常吸引，亦能帶出許多正面的訊息，甚至能夠回應香港目前的處境，就如其中一句金句：「避唔到，一齊捱」。當電影故事結合了「時間」，而主題曲更名為《時間的初衷》，這讓筆者不禁聯想到有關「時間」這個課題。

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只要電影、動畫或小說中出現有關「時間」的故事情節，當中的內容便會複雜起來，甚至令觀眾和讀者開始感到迷失、摸不著頭腦。這當然不是指《一秒拳王》——這類只有很少時間差異的電影。比較近期有關時間的電影，就如2016年上映的《你的名字》，以及2020年上映的《天能》，當中更大談「時間哲學」，似乎並不是一般觀眾看一次就能完全理解整個電影劇情。

莫怪乎早期教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11卷這樣說道：「時間究竟是甚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了解。」[1] 我們確確實實能感受到時間的流逝，卻難以全然述說「時間」。

時間的初衷

如果回歸到信仰當中，那麼上帝創造時間的初衷又是甚麼呢？筆者不打算嚴謹地處理錯綜複雜的時間哲學或神學，而是要透過《一秒拳王》來作少許的信仰反省。

我們對時間的理解通常是指：過去 > 現在 > 未來，而當下、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正在被過去不斷吞噬，「現在」不斷地成為過去，若有甚麼重要的工作要做，我們便需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去做，如果能夠預知多一秒的時間，肯定是事半功倍的。主題曲中「扭轉分秒際遇我掌握去前進」、「這秒針 尚存在無限年後 其實早緊握於我手」等等的歌詞，都帶出一種正面的訊息，也就是我們需要掌握我們自己的時間，不輕言說放棄，因為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

不錯，我們的確需要把握時間，努力活在當下，也需要規劃未來，然後努力前進。但，對於盼望神學來說，預知一秒，或規劃未來，然後讓所規劃的未來如你所願地成為現實卻未必是一件好事。從莫特曼的著作《來臨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終末論》中可以了解到有關上帝的時間性，上帝之所以能夠帶給我們盼望，是因為上帝在時間性上的多變的，是來臨中的。也就是說，在上帝「來臨中」的時間，「過去」不再是時間的源頭，然後流到未來，而未來才是時間真正的源頭，上帝在未來不斷臨在我們的「現在」，[2] 而時間是屬於上帝的，這使未來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而這種多變的未來，便成為我們的盼望。

盼望從何談起？

我們再回看電影情節，周天仁能預知一秒，能夠清晰地知道對手下一秒的動作。但就上帝的時間而言，被預知的一秒雖然有可預見的畫面，但真實的下一秒卻是多變的，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也就是下一秒所到達的真實並不必然就如預見到的情節如此發生。雖然預知未來的能力的確是天馬行空，現實生活是不可能存在這種所謂的超能力，但我們可以從這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帶給我們對盼望有更多的理解。

人很喜歡抓緊一些東西，例如感情、事業、金錢以及時間等等，但往往都未必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人們或多或少都想像過自己可以擁有跟「時間」相關的能力，諸如預知未來、時光倒流、時間暫停等等。事實上，不少情歌都是和「時間」有關的，過去有小肥的《時光機》，近來的便是林家謙的《時光倒流一句話》和《邊一個發明了ENCORE》，這些都是想抓緊「時間」的嘗試。人們看似明白時間、看似擁有時間、看似可以掌握時間，但其實不然。因為就算對時間的規劃多麼細緻，多麼準確，但都不見得每一次的規劃都會成功或全然地按照我們的意思而行。例如巴士的應用程式，我們清楚看見下一班車的時間，但就結果而言，該巴士有時候會不知所終一樣。

筆者之所以認為預知未來，或規劃未來並將其實現，並不是完全的好事，是因為如果未來的結果完完全全取決於我們現在所作的因，其實人生並沒有盼望。[3]例如我有一個夢想，經過不斷的努力，將其實現，這當然是一件勵志的事。但如果將情景套入一個悲劇當中，例如親人遭到嚴重交通意外，就結果而言會是死亡，那麼我們會期望結果不一樣嗎，所謂的「盼望」又從何談起呢？回歸到預知未來的能力，如果預知到的是悲劇，例如男／女朋友向自己提出分手，你會期望下一秒的實現嗎？只有因果關係的未來，還能夠談論「盼望」嗎？

筆者並不是反對規劃，我們當然需要規劃，規劃能夠使我們變得有系統。但規劃並不是全部，當中的結果，亦即是我們的明天，其實是需要交給那位「來臨中」的上帝。有我們所預期的結果當然是好事，但亦都不需要因為結果不一樣而感到失望，因為這正正是盼望的開始。一位讀工程系的學生，未來不一定可以成為工程師，最後可能成為一位傳道人或使其生命更加豐盛的職業。以筆者為例，筆者中學的成績並不理想，老師經常用的一句金句指出：「細時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因」是「唔讀書」，「果」是會「做運輸」，但到目前為止，筆者連駕駛執照也沒有，似乎想做運輸也做不了。

當身處在一個看不到美好結果的時代和社會，不需要失去盼望，因為盼望來自掌管時間和歷史的上帝；當種下了不理想的因，都不要停止盼望，因為盼望來自超越因果的上帝。故此，不需要期望有超能力去改寫自己的人生，就算有超能力，也不能像電影中的主角周天仁靠著能力來滿足到自己，因為上帝的時間在預知未來之上——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便是我們的盼望來源。

電影，可以按很多不同方法分類，而根據荷里活知名編劇Blake Snyder在解構電影劇本的書籍《先讓英雄救貓咪》系列中，以故事類型作為分類方式，他將電影分為十大類：屋裡有怪物、英雄的旅程、阿拉丁神燈、小人物遇上大麻煩、成長儀式、夥伴情、犯罪動機、傻人有傻福、精神病院及超級英雄。而電影小組邀請了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我們逐一講解。而於6月講座中打響頭炮的，是近期的科幻動作爽片[1]《超時空亞當計劃》（The Adam Project），再加上曾獲多個獎項的文藝片《浪跡天地》（Nomadland），它們都屬於「英雄的旅程」這一類別。

礽福認為「英雄的旅程」也可稱為「尋羊的冒險」，以下為其特色要素及解說：

而電影故事也有其「基本法」，按Snyder的分類，可分為三幕十五段。以下架構表，以《超時空亞當計劃》試作分析：

電影《超時空亞當計劃》表面是以時空穿梭為題材的特技電影，但實際上其主題卻是主角跟父母和自己復和。中年亞當與少年時的自己傾談，面對及細心去了解自己、最後欣賞自己；他更鼓勵年少時的母親，對自己多說出心事、亦了解到自己對父親的憤怒，其實是對他的思念，打破了大家之間的隔閡。

由於文章篇幅有限，鼓勵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當晚講座，更清楚地了解兩套電影的分析。8月會再繼續與大家分享另一個電影故事類型！約定你！

收看講座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後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Jonathan還有一個星期就到30歲生辰，眼見身邊好友在事業上都有點成就，而他卻仍在音樂劇創作及事業的路途上掙扎，所以，他以30歲生日作為自己夢想的一個期限。他盼望作品能獲人賞識，就在生日前夕，他的音樂劇作品Superbia獲得了一次展示作品的機會，但他還有一首歌曲未完成，他因缺乏靈感而遲遲未能動筆。而在巨大壓力之下，更使他的友情與愛情，產生了裂痕和矛盾。

這套音樂劇是音樂劇作家Jonathan Larson的半自傳，改篇自同名的百老匯音樂劇。它被美國電影學會評為2021年最佳電影之一，亦獲得多項提名，包括第79屆金球獎音樂劇或喜劇類最佳電影的提名。另外，演男主角的Andrew Garfield亦憑此片榮獲金球獎音樂劇及喜劇類最佳男主角。

美國百老匯音樂劇與香港的音樂劇創作模式不同，製作過程相當漫長，就如故事中的Superbia音樂劇一樣，就算編劇、音樂的曲詞編都由一人包辦，當中都要經過無數次的修改，也未必一定能於「外百老匯（Off-Broadway）」上演，這個劇場恍如香港的小劇場。由於競爭十分激烈，劇作家、作曲家需要先請樂手和演員於一小型場地展示作品，並邀請投資者及行內評論家出席欣賞，如作品能獲得好評及投資者的青睞，才能有資金正式製作。在百老匯，藝術家隨處可見，若要成功被人賞識，就必需要行動，不斷嘗試、失敗再嘗試，作品經過千錘百鍊，才能有機會被人發掘出來。

Jonathan為自己的夢想設下期限，令自己每一步都向夢想邁進，他在其中感覺到自己生命的短暫。Jonathan作品數量不算多，但意念創新。他最後一部音樂劇《吉屋出租》（Rent）於90年代率先探討多元文化、愛滋病、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濫藥等議題。但他在《吉》劇首次預演前一天，因遺傳病馬凡氏症候群而病逝，終年35歲。及後，《吉》劇被追頒東尼獎的最佳音樂劇、最佳音樂劇編劇及最佳原創音樂等獎項，並於同年贏得普立茲戲劇獎。

在生命旅途上，人們總不免會和身邊的人比較。當看到身邊好友都出人頭地、置業升職，而自己卻仍在原地踏步，甚至還面對經濟拮据、要和所愛的人分開……有多少人能如Jonathan般堅持下去呢？每人都有自己的選擇，為信仰、為家庭或為自己的夢想也好，能為自己真正想追求的努力過，哪怕最後成績未必達標，但都總算不枉此生吧！

由於疫情，我們暫沒有機會到戲院看電影，相信喜歡電影的朋友們都會忍不住透過OTT服務系統（即透過網際網路直接向觀眾提供的串流媒體服務），如Netflix、Disney+或Apple TV+ 等串流平台觀看電影。電影小組剛回歸，我們大多會挑選可於Netflix觀看得到的電影，與大家透過Zoom來討論電影。 但當然，我們更期盼疫情快點退去，能與大家面對面分享及討論電影。

背景資料
是次與大家討論的電影《千萬別抬頭》， 不只於Netflix播放，Netflix更獲得了該片的發行權。而由於新冠肺炎的出現，令影片於美國的拍攝被推遲，亦令影片在電影院上映的情況受到局限，票房並不理想。但電影在戲院上映短短不足一個月，隨即被放上Netflix播放，因著網絡的便利，電影於去年聖誕檔期於平台播放，首兩週已有超過一億小時的收視率，也創下了Netflix 有史以來所有電影的每週最高收視率的新紀錄，放映後的 28 天，它成為了Netflix 上觀看次數第二多的電影。

我們先說說電影的編劇、導演及製片人Adam McKay。他是美國出色的電影製作人，於2015及2018年編劇及執導的《沽注一擲》（The Big Short）及《為副不仁》（Vice）兩電影，分別都獲得奧斯卡金像獎五項及八項提名，當中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的提名，而《沽注一擲》更獲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而《千萬別抬頭》亦於奧斯卡金像獎中獲得四項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它還獲得了四項金球獎提名，包括音樂／喜劇類的最佳影片的提名，以及六項影評人選擇大獎（Critics' Choice Movie Awards）的提名，當中亦包括了最佳影片。

McKay 是一位非常幽默和說故事的能手，能善用戲劇節奏、配樂來豐富電影的一位導演。他近年對氣候問題日益嚴重感到恐懼，並觀察到媒體對此沒有相應的重視，在某些情況下更是否認它的發生。 McKay認為情況非常可怕，但同時又荒謬及可笑。在 M他的電影《為副不仁》上映後，有美國傳媒人David J. Sirota找他創作一部末日電影探討氣候變化。而兩人在交流的過程中，都發現沒有媒體去報道氣候危機的事情，而Sirota隨口說：「情況就像一顆彗星正朝著地球飛來，但卻沒人在乎它將會殲滅我們所有人。」而McKay 就將「彗星撞地球」這比喻成為《千萬別抬頭》的故事核心，將電影以喜劇的調子，混合災難和恐怖片的元素來呈現。

以彗星來比喻氣候危機
電影的內容，大家於網上就可以輕易看到，本文就不必多說。但在看電影的同時，我們自己又有沒有覺得也被罵了一頓？在笑電影荒謬之同時，又有沒有覺得我們全都十分荒謬地做著相同的事情？同樣對環境污染所引起的氣候危機作出不聞不問，持「聽到都當聽唔到」、「都未殺到埋身」的取態？

筆者理解，的確我們對很多比較「埋身」的事，會採取比較緊張的態度，但面對會令全人類都一同走向絕境的氣候危機，如果仍採取「唔關我事」的態度，企業仍然只顧著賺錢，完全沒有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而地球公民又只貪圖便利而絲毫沒有實踐環保的責任，那實在和電影中那群以為不抬頭向上看就不會見到彗星正向我們撞來的人們一樣。雖然我們不像電影人物一樣，能計算到地球甚麼時候會被摧毀，人類會被滅絕，但我們實在也不能排除現時的極端天氣、疫症大爆發，也是地球生態正向我們「回應」、甚至「報復」的方式。

另外幾個令人深思的地方
故事兩主角Kate Dibiasky （Jennifer Lawrence飾）及Dr. Randall Mindy  （Leonardo DiCaprio飾）在面對這災難有著共同的方向，但面對媒體、網絡，一人以強硬的方式去表達，一人就學會了看人眉頭眼額；兩人要走的路，有著不同的發展。兩人在面對總統、官僚後，年青的準博士生Dibiasky ，在電視媒體面前率直地大罵主持人不當彗星撞地球是一回事，而Dr. Mindy 就比較能按捺得住地應對傳媒。Kate之後就被網民塑造成火爆分子，而忘卻她對著鏡頭吶喊的重要事情。而Dr. Mindy 能迎合著媒體所需要的輕鬆、娛樂性，但奈何會認真對待的人，又有多少？

對於個人利益方面，女總統Janie Orlean （Meryl Streep飾）及科技公司BASH 的執行長Peter Isherwell （Mark Rylance飾）兩人的自私實在也代表著不少真實的境况。作為總統、公僕，應是以大眾利益作為依歸，但卻以總統選舉的勝利作為最大利益；另一邊廂的Isherwell，叫停了最初炸毀彗星的行動，為的就是要取得彗星內價值以數萬億計的稀土元素。如將之連繫到現時的大企業，真的不知有多少公司明知末日將至，仍大肆破壞環境，為的就是價值不菲的能源、礦物，繼續為自己的利益而破壞大家的將來，繼續今朝有酒今朝醉。

而Dr. Mindy 在宣告彗星威脅的過程中，曾一度迷失。他陷入於成為公眾關注人物的虛榮當中，甚至與清談節目The Daily Rip 的主持發生婚外情。但到最後，他在迷失中回頭，因為他終於醒覺到繼續讓大家「娛樂人生」下去，大家都不會正視彗星即將撞毁地球的事實。而在死前的一刻，他回到太太身邊，與家人及有共同理念的朋友、家人，一起吃著飯去面對世界的終結。

這不禁令筆者去細思……如到了死前的一刻，自己會想和誰一起面對？

雖然電影的調子是喜劇，但裡面的內容是極為真實及沉重的，它以荒謬的方式去令我們面對人類即將來臨的終局，而大家卻仍然未醒……仍然在追尋一些不打緊的事，不抬頭面對「氣候彗星」的來臨。嗯，這電影真有意思！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編輯﹕謝芳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聖經新譯本》〈腓立比書2：4〉

電影、電視製作是一門藝術，透過鏡頭、剪接、聲音等元素，以不同的結構、風格來說故事。除了帶給我們樂趣以外，還可以有很多訊息，叫我們細思。每當我們說喜歡某電影、很不喜歡某劇集……我們能夠說出原因嗎？

培養欣賞眼光

筆者於明光社帶電影小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細味了一些電影，發現電影言之有物，除了有好的演員擔任角色外，劇本對白、主題結構、鏡頭剪接、符號運用、音效應用等不同技巧的配合，才能成就一部好電影。這些不同的部分都是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

明白有時因為信仰的原因，會令信徒覺得某些類型的電影，如恐怖、血腥等電影就一定是不好的，要完全拒絶接觸。筆者自己也是膽小一族，很少會看鬼怪、恐怖電影，因為怕晚上自己一人在辦公室工作時會害怕，內心會有不平安。但近來，由於在學習藝術的課程中上了一科電影研究，除了研究低成本製作電影外，還欣賞了一些經典的鬼怪、恐怖電影。

除了要分析這些電影使用的技巧外，課堂也會發掘它們的主題與社會的關係。筆者發現很多被視為經典的電影，不單是因為拍攝技巧難度高、具創意之外，還會道出一些社會問題，反映被壓迫的一群的某些狀況，部分片中的怨魂或是以血腥殘暴手法殺害別人的角色，影片會漸漸揭示他們其實在社會中曾被歧視、被剝削工作機會或被破壞家庭，因而枉死、產生出殘暴的癖好或情緒問題，如電影《貞子》、《德州電鋸殺人狂》及《奪命狂呼》等。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詩學》中有提及悲劇（現我們解作「戲劇」）的「移情」、「淨化」和「教化」的作用。當觀看影片時，我們投入到角色處境中，感受到他的喜悅或恐懼，就是一種「移情」，可以說是一種換位思考；觀眾在觀看影片時，我們隨著劇情而與角色一同經歷，被喚起我們的憐憫與恐懼。而在觀看完結時，情感得到淨化（catharsis），或可說是種釋放，把緊張過後的情緒放鬆，歸回日常的生活。

而「教化」方面，好的影片也會有其倫理道德，如好人得到好報，惡人最終奸計未能得逞，令觀眾心中得到安慰；又或當惡人得不到懲罰，觀眾為被害者著緊或感到遺憾，也可能正顯出我們對社會某些狀況顯得無奈。

我們在觀賞後，會不會繼續細思影片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它的內容象徵甚麼？喻意甚麼？如可以在觀賞後繼續閱讀一些資深影評人的文章，也可以是一份增進電影分析力的功課。

影視「守門人」及「導賞員」

然而，對於在家中有小孩子的家長來說，就實在不應該把家中訂閱的「網上影院」（即網路隨選串流影片服務）的使用「中門大開」，任由未成年的子女選取網上的影視作品來看，因為不是全部有「意義」的影片，都可以給心智未成熟的觀眾看。他們可能未想到其深層意義時，就已經因為模仿其行為而受到身體及心靈的傷害。

當家中有未成年的孩子，家長就應該要當個影視「守門人」，在帳戶中管理個別使用者的年齡分級設定，以防止子女在帳戶中搜尋不合他們年齡觀看的影片。亦有服務供應商細心到可以讓家長輸入個別的內容、不當的電影或節目，就算他們合年齡看，也不能自己隨意點選就看到。

不過，就算你盡力的去阻擋網絡上的訊息，也未必能完全阻隔。孩子可以從朋友、同學中知道一些很流行的節目或電影，如韓國劇集《魷魚遊戲》，就算家長在帳戶做了年齡限制，但也難提防孩子們會有其他渠道看到片段，或者在同學之間有他們的方法去分享。

要成為孩子們影視的「導賞員」，或許家長真的要抽空去看看現時電視或網上的節目，多角度去思想為何它們會如此流行，以免和孩子們「冇偈傾」。影片的製作方式、反映的社會文化和問題、人性光輝和黑暗、角色面對的困境、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道德、人物關係與劇情是否真實或過於誇張等，都是很好的傾談材料。若孩子真的看了他們不該看的影片，也不必過分責備，畢竟好奇心是人性，倒不如趁機和他們開展對話，談談人生百態，並了解彼此的內心世界。

《梅艷芳》一片亦有在多倫多數間戲院上映，其中一間就在小弟住所不遠處，故二話不說便問家中兩老有無興趣一齊去睇。起初以為不難買飛，誰料雖然已經上映了10天，再加上該院每天都有三、四場次，但網上購票都要在四、五天後才有較佳座位。

開場時接近全院滿座（賣剩最前兩排），觀眾大多數是50歳以上的港人移民。起初心中還是有些不安，畢竟加拿大／多倫多的防疫成效不及香港——多倫多市近日新冠活躍個案／人口比例約為0.022%（截至11月29日），而香港只是0.001%，當中主要為入港人士隔離期間或剛隔離完結時發現，更重要是沒有社區傳播，相反多倫多差不多每天都錄得數宗新社區爆發（outbreaks），加上兩老年紀不輕，室內活動感染風險不低，故雖所有觀眾均已戴上口罩，看見人山人海的情景其實是帶些憂慮（但同時亦為一齣港產片在海外有這現象感欣慰），不過隨著電影播放，投入故事後心中忐忑亦漸漸紓緩（心諗擔心都無計㗎啦）。

香港的朋友可能想像不到在海外戲院看港產片的感覺，但對近兩年因疫情而不能隨心隨意回港的移民來說，[1] 在外國戲院和大群港人一起看港產片，而此片由1967講到2003，甚具香港情懷，這兩個多小時便像帶領觀眾回港感受老家睇戲的氣氛，亦像坐了時光機一樣重溫香港往日時光。

此外，在加拿大看電影的感覺及模式確和香港不太一樣。一、多倫多現已沒有專播港產片的戲院，故《梅艷芳》在加拿大一些主流院線戲院上映，對在加港人來說，是在不常有港產片的戲院看港產片的機會。二、在這邊看主流電影，即所謂「西片」，如果電影以英語為主，是不會配有字幕。對看外語片追慣字幕的港人，起初未必習慣，感覺就像考英語聽力測試。反過來，在北美土生土長的人士，小弟亦問過他們有關電影字幕這事，原來他們和港人相反，他們是看不慣畫面有字幕，原因是邊看戲邊追字幕會分神，對電影較講究的更認為字幕破壞了畫面構圖美感。但《梅艷芳》一片在加拿大是「外語片」，在當地上映前會預計到觀眾不懂粵語，所以必然會配上字幕。三、加拿大的戲院是直到近數年才設「劃位」，以前買了戲票，如果是剛上映、人氣高的電影，便需盡早入場霸位，亦有逼觀眾睇廣告片頭之效。

不設劃位的另一好處是觀眾不會因為靚位無晒而放棄購票，但反過來如前所述，無得揀位令觀眾需要早數10分鐘入場，時間寶貴的人士則寧可等齣電影上映耐一點才去睇（屆時觀眾會較少），這政策反而令戲院收益更不穩定，更有機會出現爭位嘈交的情況，例如數人分散坐霸全行座位的手法，故數年前加拿大的戲院亦開始設劃位服務（亦趁機加價）。對港人來說這些都是熟悉的程序，但當時對本地人卻是新事物。筆者還記得2019年在多倫多看《復仇者聯盟4》時，已經一早在網上購票兼揀好座位，但和朋友入場後卻發現位置被數名年輕人佔據了，理論一回後得知對方買的是「自由位」戲票，便宜些但只可坐無人揀無人坐的位置，是劃位制初期的過渡策略，不過他們仍不願離座，強調他們一早入場，有權選位（逆權侵佔？），我亦懶得和他們繼續理論，出去找戲院職員解決。

在小弟移民加國的90年代初，睇戲、租帶租碟和卡拉OK是華人移民三大主要娛樂。那時如果想睇港產片，便要往那些華人經營、專播華語片（主要為港產片）的影院。當時多倫多只有兩三間這類戲院，初期全數位於市中心的唐人街（亦稱之為「中區華埠」，原本正式被稱為「西區唐人街」，因當時市中心東面另有一華人聚居地「東區唐人街」，但後來東區華人比例日漸減少）。1989年末，《賭神》於唐人街戲院上映，為了先睹為快，仍是小學生的筆者和親朋戚友十多人從士嘉堡乘公車約一個半小時南下，故此印象特別深刻。

那時唐人街戲院賣票不設劃位和時段時限，播片形式是一新一舊兩片輪流播放。如果觀眾有的是時間，可以待在那裡耗上數小時。後來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開多了一間港產片戲院和不少華人商場，搶走了唐人街那邊不少客源，再加上新一代華人移民大多數在以北的士嘉堡、列治文山和萬錦等市鎮落腳，唐人街的人氣下滑了不少。儘管如此，市中心畢竟是商業重鎮，而多倫多亦有兩所大學位於唐人街附近，故此現在華人新移民雖然不需再往「華埠」尋求娛樂，但於附近上班上學的人士則仍然閒時會過唐人街買杯珍珠奶茶或來個燒味三拼飯。

梅艷芳離世的2003年是「非典年」，香港人經歷了非典型肺炎，而本文撰寫之時，新冠肺炎已肆虐兩年、新變種Omicron亦來勢洶洶，雖然香港疫情算是受控，但這數年政經不穩、風雨飄搖，但電影《梅艷芳》透過主角的抉擇向觀眾傳遞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便是在有限（最後）的時間內，了解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並付諸實行，不要在人生留下遺憾，期望能為逆境中的觀眾帶來正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