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癮到穩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投身機構的事奉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由於之前在學校和電視台工作過，又做過公務員，對不同的工作文化都有涉獵，因此，在機構的管治文化方面，一直希望做到既有基督教機構的事奉精神，亦有私人機構的工作效率，以及公務員的操守和紀律，個人深信這是基督教機構應有的見證，以及向神向人問責，以下幾項是多年以來個人的實踐和反思。

首先，我相信機構就是教會，就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因此，機構同工之間也是一種團契的關係，我們不只是同事，也是團友，可以彼此分享、分擔、代禱、守望和牧養，我們不是各自為政，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就可以，而是要視其他同工為肢體，有需要的時候願意為其他同工多走一步。因此，同工會、早會、退修等等對建立同工之間的團契關係都是必須的，以為只要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便等如稱職的同工的話，其實是未明白自己作為機構同工與其他私人機構僱員的分別，若果抗拒與同工建立弟兄姊妹的關係，不願並肩為機構的異象努力的話，何必加入機構事奉？感恩的是，多年以來，不少同工雖然已經離職，但仍然可以保持聯繫，因為我們不只是同事，也是團友。

此外，在機構內沒有所謂屬靈或屬世事工的區別，所有機構作為免稅慈善團體應遵守的公司和稅務條例、建築物和勞工法例，機構都需要嚴格遵守，機構並不是甚麼都只講愛心、講關係的地方，機構同工必須有向神、向機構、向服侍對象和奉獻者問責的精神，努力做得更好以討神的喜悅，以得過且過的心態去事奉，只會羞辱主名，若果機構因為想慳錢、貪方便、或者辦事馬虎而違反了一般公司皆應遵守的法例，如何能在社會上作鹽作光呢？有些同工的表現未能符合其工作職位的要求，經過多次勸喻和給予機會仍未能有效改善，離職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機構並非只講愛心而不理會表現的地方，其實，一個不適合的人在不適合的崗位，對雙方皆沒有好處，一個同工與其在一個不適合的崗位蹉跎歲月，倒不如及早認真再思及探索自己的恩賜和召命，感恩的是過去一些同工雖然被勸退，但大家仍然能夠維持良好的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的信仰重視家庭，因此，在機構實行家庭友善政策是理所當然的，若有同工因為需要照顧家人，例如接送子女上學、陪同家人覆診等等，只要不影響已應承或必須的工作，皆可以安排彈性上班、調動返工時間或請假。而同事在返放工或午膳的安排，為了避開人流最多的時段，亦可以彈性地改動，只要同事在工作時間盡心盡力，亦沒有必須趕死線的工作在手，準時放工是合情合理的事，一直以來我都不鼓勵同事超時工作，大家早點回家陪伴家人更好，當與家人的關係和諧，心情愉快，事奉亦會事半功倍。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不少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都不會（亦不敢）反對，但大家心目中的工價可能有很大的差別，一直以來，不少教會傳道和機構同工的薪酬都是偏低的，似乎參與全職事奉就理所當然地應有此心理準備。若果教會或機構沒有足夠的能力，未能付出較高的薪酬，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和接受，因為參與機構的同工理應異象先行，亦憑信心踏上事奉的道路，問題是有些機構明明有能力，卻沒有適當地增加同工的薪酬福利便說不過去。其實不少同工都要養家，有些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在香港要供樓或應付租金絕不容易，醫療和教育的支出可以十分驚人，基本的娛樂和消費等開支小數亦怕長計，機構同工的薪酬不應與實際的生活指數和外間類似的工作有太大的差異。

一些年青同工剛畢業時仍然有空間可以一無掛慮，但當成家立室，甚至要養兒育女時就會吃不消。對於有心志全職事奉的人來說，自己要作出犧牲早已有心理準備，但要令家人（特別是子女）犧牲卻容易會有歉意。一直以來，我都願意努力為同工爭取一個較合理的薪酬，讓他們毋須為基本的生活煩惱。此外，購買醫療保險和提供較高的僱主強積金供款比率亦可以協助同工應付不時之需，以及在退休後有多一點積蓄。在平均壽命愈來愈高，醫療及住屋開支愈來愈昂貴的年代，為員工退休後的基本保障多行一步，是所有聲稱重視人的價值、講求愛心的機構應有的表現，但願所有機構都成為有責任感和遠見，以人為本的群體。

最後，作為信仰的群體，機構應該有更廣闊的國度觀，不要只將眼光放在自己的機構，和將自己的機構看得太重要，我們與眾堂會和機構其實都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更多的合作和分享，其實是善用神供給我們資源的好方法，機構要發展事工有許多方法，不一定每次都要聘請新的同工，建立新的部門，而是可以更多與其他有相同異象和負擔的個人、機構和堂會合作，靈活使用資源，這並不會加重機構的負擔，也是機構負責人作為一個好管家應有的胸襟和態度。我們雖然人在機構，各方面的資源可能都很有限，但我們絕對不是身不由己的。

移居外地，或許不少人也有著筆者類似的經歷。當友人關心問候一句：「你平時做D乜？」頓時，感到語塞，不知如何回答。「平時做D乜」就是日常做甚麼事的意思。這問候會對以辛勞、勤快見稱的香港人帶來一定的困惑。香港人一般會把「做D乜」聯想到與職業工作或其他跟謀生相關的事情。只是，初到英國的異鄉客，大部份也未能這麼快找到工作。若有幸找到工作的，也不一定是過往高薪厚職的專業，故回答友人善意的關心時，難免有一點猶疑或迴避，總不能隨便地回答說：「我平時要為家人料理早午晚三餐」「要掃地、吸塵、洗衫」「要接送孩子上學」「要修剪雜草」「要學車、學英文」……雖說工作無分貴賤，但亦難說：「我正在當速遞送貨員、清潔工人」「我在超市、貨倉、食店、工廠上班」……

當然，一句「你平時做D乜？」的問候，是講者無心，聽者在意，但亦予人一些反省。

無可置疑，身在外國，整個生活節奏變得截然不同。過去，香港人一天完成十件事也覺得自己欠缺效率，現在，十天才能處理一件事，反成為生活的常態。筆者曾有這樣的經歷：與某連鎖傢俱店約定了回收退還的貨品。在預約的當天，由早上7點在家守候到晚上7點（因店家只提供收貨的時段，並沒有準確時間）。而當天店家可在毫無通知下失約。翌日再聯絡，其解釋是「因天氣太差，收貨人員未能到達」。再安排，卻要在一個星期之後。而更令人沮喪的是，在下一個星期的約定日，情況竟再重複一次！在這樣的生活日常，既是累人的等候，亦是學習「忍耐」絕佳良機。「平時做D乜」的「平時」，可能有不少是花在重複處理一些簡單的事情上。「不動怒的忍耐（或等待）」或許是來英港人最先所學習到的「新技能」。

「做D乜」往往意味著所做的是一些「有價值」的事情，而香港人的生活價值總是離不開「工作」。讀書取得好成績就可以選讀較有前途的學科，能覓得較佳的工作；努力在工作上有所表現，或工餘持續進修，為的是爭取升職的機會。如果回答「做D乜」是：看小說、聽音樂、喝著咖啡看天上的白雲或到外邊跑跑步、拍攝路旁的小花、靜觀湖上的野鴨天鵝、沿著河邊踏單車，這似乎容易被介定為「不務正業」或「荒廢時間」。

只是，若有一天，要你挑選幾個人與你住在一個不愁衣食，但沒有互聯網的孤島生活時，你會否選擇企業家、銀行家、大老闆、工程師、醫生、律師、股神……這些有「成就、成功」的人為伴？

而我，大抵會選一個文學家或詩人，一個音樂家或歌者，一個話劇演員或小丑，更重要的是一個能與我喝著咖啡，荒廢時間地呆坐半天細察白雲夕陽、聽聞花香鳥語……不務正業的伴侶。

移民英國的香港家庭，有不少匆忙而至，只能見步行步；也有不少準備充足，出發前已選定宜居城市，甚至隔山買牛，預先買（租）下房子，務求一蹴而就，盡快安頓。

筆者一家到埗後，曾到幾個港人聚居的熱門地區走走，看看是否方便接觸香港人？感受一下該區氣氛，了解一下華人教會的情況？觀察一下「織帳棚」（工作）的可能？ 

我們落腳雷丁（Reading）之先，已聽聞這城有不少香港人，朋友也因此鼓勵我們來看看。第一次到雷丁，朋友領我們在市中心遊覽，街上確實有不少華人面孔迎面而來，很自然會展現一個微笑。若主動打個招呼，大家相認是「自己友」，很快就放下戒心，攀談起來，甚至加個WhatsApp，以便日後聯絡。那天，友人請我們到一食肆午餐，但因客滿而沒有光顧。愛妻當時留意窗戶張貼了招聘告示，心想在這地方「織帳棚」大概是有可能的。 

2022年10月初，我們搬到雷丁，友人再帶我們去光顧那食肆。餐後愛妻到櫃台結賬，趁機與經理閒聊，對話是這樣的： 

「我們剛到雷丁一個月。之前來探朋友，已想來幫襯一下。但當天客滿，所以今天特意再來光顧，記得那天店外還張貼了招聘告示㖭。你是香港人？到英國很久了嗎？」 
「……我們仍請人，你有興趣嗎？」 
「……都有想過！」 
「你想做樓面？還是廚房？」 
「……都可以試試。」 
「你，做樓面啦。咁你下星期一嚟試吓。」 
「星期一唔得，星期二可以嗎？」 
「好呀！」 

簡單的對話，愛妻就開始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 

店內的經理、樓面、廚房員工都是華人，能說廣東話。他們分別來自國內、馬來西亞、香港。而香港人分別有來了半年的年青人、兩年多的大哥、十幾年的大嬸。
 
第一天上班，經理交代了工作，但沒有談及薪金。第二天愛妻主動提問，經理這樣回應：「樓面是8鎊一個鐘，廚房就8鎊半。」愛妻聽後不以為意，畢竟她自覺是個「學徒」，而且有機會接觸這群離鄉背井的華人才是她所在意。那天下班回家，與友人傾談，才得知英國的最低工資為9鎊半。因此，經理所說的薪金明顯低於法定工資，乍看有點欺騙及壓榨員工的味道。隨後，太太跟一位移居英國超過半世紀的朋友分享（她家人亦曾經營中式餐館）。友人表示，由於英國的稅收重，一般華人小店難以負擔，因此，為了營運、生計，不少小店經營者，不會把薪資及收入全數上報政府，以避繳交高昂稅款。顯然這是不誠實的做法，但當中也有可理解的辛酸。然而，太太工作的食店是集團式連鎖店，不是經營艱難的小店。他們竟然以「慣常」做法，每週以現金出糧，實質是剋扣工資，實在令人不爽。員工薪金是受法例保障的，為何他們甘願接受這種不合法的待遇呢？

流離在外，總希望走近熟悉的環境和人，「同聲同氣」成為凝聚同胞的重要元素。能夠以母語去說話，即使是表面的溝通，已見親切溫暖。華人在外，語言限制著他們的社交圈子，亦阻礙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接受較低的工資，能夠在「自己人」圈子中工作，可能亦是他們作取捨的因素。為了「生活」而接受不公平的對待，成為「不守法」的一員，這也是一份淒涼及悲哀。 
 
愛妻是重視「公平」的人，亦堅持「守法」的原則。她星期二上班，經了解後，她決定星期五離職。僅僅數天與同事的相處，氣氛由冷漠到有問有答，愈見融洽，她也有不捨。就在星期五完成工作，準備收工的時候，其中的同事問道：「下星期能見到你嗎？」一句簡單的說話，讓愛妻有一份觸動，希望多一點與他們接觸，多了解他們的需要，多一點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 

短短一星期，略略體會異鄉客的工作，愛妻再一次成為「無業」，但肯定不會是「遊民」。她的「工作」往往是在無業而正式展開！「意義」不一定由薪金、地位、前途所界定。關心身邊的人，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在冷漠、孤獨的城市裡，叫人感受到人間有情、世上有愛，這豈不是更有「意義」！？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機器人即將搶走你的工作：影響全球數十億人的7大自動化技術發展，現在開始重新定義工作目的，幸福慢活》
（Robots Will Steal Your Job, But That's OK: How to Survive the Economic Collapse and Be Happy）

作者：費德里科．皮斯托諾（Federico Pistono）
譯者：李芳齡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6年

作者曾考慮把這本書命名為《機器智能與電腦演算法已經在搶走你的工作，在未來還會搶得更兇》，但他怕這樣的書名並不吸引，最終起用了現在的書名：Robots Will Steal Your Job, But That's OK: How to Survive the Economic Collapse and Be Happy。坦白說，中文書名翻譯得不夠傳神。作者提到機器人將「偷走」人類的工作，而不是「搶走」，兩者分別在於：當一個人搶走你的東西，你會即時知道，甚至可以馬上反抗，即使無力反抗，被搶以後還是可以即時採取相應行動，如報警。但當東西被偷走便不一樣，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陡然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一些寶貴的東西。機器智能與電腦演算法偷走人的工作也是這樣，當大家在享受自動化的同時，背後已經有一批人因為自動化而失業。或許大家以為自動櫃員機、自動飲品販賣機的出現是小兒科，但隨著機械智能快速進化、學習演算法的準確度和性能天天都在進步，往後，即使是需要接受長時間訓練的專業人士，但只要其「工作內容具有高度重複性」，例如醫療方面的放射師，他也可能被輕易取代。

工作被機器智能與電腦演算法偷走，這當然不是大家樂見的事，但如果大家都有基本的補助金，不需要為生計工作，這又能否解決失業人士的問題？作者在書中的第二部份，闡述了工作對人的意義，工作不獨讓人有收入，可以維持生計，工作也給予人們對某個身份的認同感，或是會計師，或是電機工程師等。作者認為人們需要工作，失業會大大影響人的幸福感。對作者來說，工作本身也是有意義的，當然，如果這份工作有助改善社會的文化、健康、效率、同理心、同情心、創造力和宜居性等，這些有關工作的效用對人也是重要的。現今有很多人不想工作，只因社會不太能創造出有意義的工作。

工作慢慢地被偷走，這是不爭的事實，作者在這方面為大家提供了不少資料，但他對前景仍是樂觀的，在書中第三部份，作者嘗試為大家提供一些實用建議。這些建議並不一定完全適合在香港生活的讀者，畢竟作者是意大利人，書中的研究多以美國為例子，但他建議過更簡單的生活，擺脫無止境的過度物質生活、善用網上資源以開闊自己視野、為自己增值，這些善意的提醒都是好的。

有別於一般的科技書籍，作者不是純粹與讀者談科技，他似乎想與讀者談更多的是——如何幸福地工作及生活。

引言

藉著耶穌基督，神寬恕人一切的罪，無論我們干犯了甚麼罪，只要打從心底「承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定赦免我們的罪，潔淨我們脫離一切不義。」（約壹一9《新譯本》）[1] 基本上的確如此，這是神給我們的應許，只是，我們若研究一下，耶穌及新約作者對寬恕這課題的相關教導，便會發現要完全得著神的寬恕，除了在神面前坦承自己的罪之外，自己也要學習寬恕他人。換句話說，我們如何對人，神也會如何對我們，是否得到神的寬恕，也取決於我們對待他人的態度。神藉著耶穌基督赦免人的過犯，是出於憐憫及恩典，這救恩是人白白得來的，但人仍需要作出回應，採取行動，好讓自己配得上作為神後嗣的身份。新約作者要人口裡宣告（約壹一9），也多次教導人非但不要犯罪，還要遵行神的旨意（約壹二1-6；弗四1-3、17-32，五1-21）。

耶穌既然多番教導我們寬恕，這表示寬恕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寬恕究竟如何重要？對信徒的身心靈又有何意義？寬恕的能力從何而來？寬恕作惡的是否表示任由作惡的人逍遙法外，這是否不公義的行為？寬恕他人是否表示無止境地接受惡人傷害或欺負？寬恕他人是否表示自己要抑壓自己真實的感受？本文嘗試探討一下上述的問題。

本文討論的焦點，只限於身為一個信徒，亦即是說在個人層面上，一個信徒要如何回應得罪自己的人。至於在公共空間，《聖經》沒有一味要求有位份的人只要寬恕，神賜給先知、士師、君王，以及長老等有審判的權柄。對於神的子民及列國的罪行，神也多次藉著先知宣告要出手擊打他們（耶二十六1-6；賽二十六20-21；摩一1-三2），信徒領袖亦有一些指引是關於如何處理弟兄姊妹的過錯（太十八15-20；林前五1-13），這都是不爭的事實，但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不作討論。

寬恕——我們先經歷了神的寬恕

「主人動了慈心，把那僕人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太十八27《新譯本》）根據亞蘭文（猶太人的日常用語），「債」與「罪」是同一個字。[2] 按照《聖經》的上下文，亦不難發現在耶穌的教導中，所提到的債（太六12、十八23-34；路七41-42），其實都是指到人的罪。[3]

神是恩慈及良善的，祂願意赦免我們的債，每一次當我們請求神寬恕的時候，祂都如馬太福音十八章23至34節的比喻中那位主人一樣，動了慈心，不再追討我們，豁免我們一切罪債。試想像我們本來必須要不吃不喝二十多年，才能擁有一間房屋，突然間銀行決定一筆勾銷，免除我們的借款，這感覺是否太美好，也太讓人感動？我們的罪得寬恕，這美好的體驗，神不獨讓我們經驗到，也希望通過我們，讓其他人有所經歷，特別是那些願意回轉的人。因此，當彼得問耶穌，有得罪他的弟兄請求他寬恕時，他需要寬恕對方多少次時（太十八21），耶穌直接否定彼得所提出的次數，雖然彼得提出七次，其實七次已經很多，因為按照拉比的教導，三次已經足夠，但對耶穌來說，七次還是不夠，而是要七十個七次（太十八22），即是要無限次地寬恕。[4]

拉比為甚麼提出三次，彼得為甚麼提出七次，我們不得而知，有可能他們是從人性出發，覺得人不可能無限次地寬恕他人，也有可能認為當別人不斷冒犯自己，他們再多的道歉也是枉然，根本不值得再獲原諒。這些即使不是當時的拉比或彼得的想法，也有可能是我們看到上述經文時，心裡出現的想法。

當我們看見彼得回答要寬恕他人七次時，心中已經沉一沉，再看耶穌的回答，內心可能接近崩潰狀態，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任務。耶穌為甚麼要挑戰我們的人性，要求我們無止境地寬恕得罪我們的人？祂又如何說服我們去無限次地寬恕他人？

耶穌提醒我們，我們是罪人，我們欠了神的債，最終當神的審判來到，我們可以得自由，免去罪債，完全是出自父神的恩慈（太十八23-27）。我們必須無止境地寬恕他人，理由很簡單，首先，父神也是如此無限次地寬恕我們。其二，我們需要以神的眼光審視自己。當人只專注於別人如何傷害自己，只會覺得他人需要賠償自己的損失，無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的，都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原來當人這樣行的時候，在父神的眼中，這個人如同一個惡人（太十八32）。因為父神既然寬恕了他，他便要謹記自己也是一個蒙恩的罪人，不要效法比喻中第一位僕人的行為，主人明明免了他的債，他卻惡待欠他錢債的僕人，專注於對方欠自己的債，甚至親自施行報復（太十八28-30）。其三，神是滿有憐憫的，祂亦希望祂所憐憫的人，如祂一樣憐憫他人（太十八32-33）。其四，這是天國的法則。對於那些不從心裡寬恕他弟兄的人，耶穌嚴厲地說「我的天父也必這樣待你們。」（太十八35）就如比喻中，不肯原諒他人的惡僕，主人也從他身上收回恩慈，兇惡的僕人抓著欠他債的人，將他關在監裡，主人也照樣行，抓著惡僕令他入獄（太十八34）。

為了增強這項天國法則的可行性，我們可能還是要先了解一下，經文中所指的弟兄（太十八21、35）是誰？經文中的弟兄，是否單單指到教內的弟兄姊妹？又或是單單指到真心悔改的人？接下來再想想，一個能饒恕他人的人，是否真心體會到神的寬恕，因此有能力無限次地寬恕他人？

當我們向耶穌問及上述問題時，不知道耶穌會否回答我們，就如他昔日回答律法師一樣？當有一位律法師問耶穌誰是他的鄰舍（路十29），耶穌的答覆出乎這位律法師的意料之外，耶穌提到猶太人的好鄰舍，竟然是猶太民族中的死對頭——撒馬利亞人（路十30-36）。耶穌沒有直接回答這位律法師，誰才是他應該愛的鄰舍，當耶穌講述完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只問那位律法師，對於那位受傷者來說，誰是他的鄰舍，律法師回答是那位「憐憫他的」，耶穌簡單地說：「你去，照樣作吧。」（路十36-37《新譯本》）。簡單來說，便是不需要問你的鄰舍是誰，你只要懷著憐憫，幫助有需要的人便是；另外，不再從自己的角度去界定誰是你的鄰舍，而是從別人的角度，問你是否他們的鄰舍。耶穌要處理的，不是經文上的爭論，而是人對他人的態度及角度。同理，耶穌以兩個負債者的比喻來校正我們的眼光及焦點，我們必須寬恕他人，因為我們先經歷了神的寬恕。我們先被憐憫，然後生出憐憫。

即使在兩個負債者的比喻中，耶穌真的只教導我們無限次地寬恕真心悔改的弟兄姊妹嗎？根據耶穌其他的教導，寬恕的對象並不限於教內的弟兄姊妹（可十一25；太六12）。耶穌提到，當我們祈禱，若想到有誰得罪自己，必須寬恕他們（可十一25上）。當門徒要求耶穌教他們祈禱，耶穌所教授的短短幾句主禱文，精簡之餘，也盛載了對信徒來說很重要的教導：包括祈求神國的彰顯、基本的飲食，不要遇見試探，還包括「赦免我們的罪債，好像我們饒恕了得罪我們的人」（太六12《新譯本》）。可見寬恕他人實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導，因為人若不寬恕，也無法實踐神寬恕的教導，這教導可是在耶穌的教導中，三番四次出現的（可十一25下-26；太六12下、14-15；路六37）。

我們都需要得到神寬恕，這樣的教導既然如此重要，新約的作者自然要把它傳遞下去：「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心，彼此饒恕，就像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弗四32《新譯本》）；「如果有人對別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寬容，互相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照樣饒恕人。」（西三13《新譯本》）

寬恕——把報復的主權交給神

問題來了，事實上，我們也想跟從主的教導，無奈現實中，總有機會遇見一些讓人氣憤難平及難以原諒的人，眼看不義的事情在自己的眼前出現，自己還會想起兩個負債者的比喻，又或是主禱文嗎？還是只想拿起詩篇一三七篇高聲朗讀？

不少信徒一想到他人如何可惡可恨，便愛用詩篇一三七篇來發洩一下怒氣，特別是看到詩人咒罵「敵人」（詩一三七7-9），心裡感到非常痛快。這一篇看似咒罵「敵人」的詩篇，是否與寬恕的主題相違背呢？舊約的神是否特別惡，因此容許祂的子民咒罵敵人，而新約的神又特別仁慈，因此，新約信徒只可以啞忍，面對得罪自己的人只能一味寬恕？

詩篇一三七講述到神的子民被擄到巴比倫，遭受敵人冷嘲熱諷。敵人明明滅了他們的國家，還要求亡國之人娛樂自己，唱錫安之歌（詩一三七1-3），錫安之歌如詩篇第四十六、四十八、七十六、及八十四篇，[5] 歌詞不乏讚揚錫安是神的居所，何等美麗，勝過列邦（詩四十六4-5；四十八8；七十六1-2；八十四1-4）。簡單來說，此舉等同要求戰俘高唱他們的軍歌，軍歌含有他們是全世界最厲害的軍隊一樣。毫無權勢的他們只可以把自己的苦楚及真實的感情坦誠地向神傾吐；當他們在絕境的時候，他們相信唯一值得信靠，可以替他們出頭的，只有耶和華神（詩一三七4-9）。[6]

至於詩中有相當殘忍的部份：「抓住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詩一三七9《新譯本》），讓不少人非常費解，甚至用這節經文來「抒發情緒」。《聖經》上的詩篇都是可以拿來誦讀的，不過，最好還是先明白它背後的意思及意義。

首先，詩人對敵人的詛咒，是對應著敵人的所作所為。詩人說「將要被毀滅的巴比倫城啊！照著你待我們的行為報復你的，那人有福了。」（詩一三七8《新譯本》），這裡表示詩人如此詛咒巴比倫，是基於巴比倫先這樣殘害神子民的兒女。在古代近東，兩方爭戰，摔嬰兒、對婦女剖腹是會出現的慘況（參王下八12；何十三16；摩一13），詩人的詛咒沒有離開舊約中「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律例（出二十一24-25）。[7]

另外，以上的詛咒內容並不是詩篇作者獨有的，神早已通過先知以賽亞預言巴比倫的結局：「他們的嬰孩必在他們眼前被摔死；他們的房屋必被搶掠，他們的妻子必被污辱。」（賽十三16《新譯本》）[8] 詩中提到的以東也是一樣，因為他們不但沒有幫助她的兄弟，反而惡待神的子民，神藉先知俄巴底亞的口發出審判的說話：「因你對兄弟雅各行強暴，你必受羞辱，永被剪除……耶和華的日子臨近萬國了，人必照你所行的向你施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的頭上。」（俄10-15）。詩人在這裡只是提醒神要記得自己所說過的話，與神藉著先知所發出來的審判言詞相比，詩人已經相當溫和。[9]

這兩節是詛咒，其實也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向神請求及宣告，提醒神不要忘記祂的承諾（耶五十一25），也宣告耶和華公義的審判。[10] 首先，當人遭到傷害，沒有能力反抗時，只有靠口出詛咒來洩憤，但詩人所發出的詛咒，其內容沒有超過對方所行的惡行；其二，其內容是按照神的心意而發；其三，詩人沒有私下採取報復，反而把報仇的主權交在神的手中。[11]

很多人難以寬恕他人，因為在感受上不好受，寬恕意味著既往不咎，要把他人對自己所造成的傷害一筆勾銷，這豈不是便宜了對方？自己所受的傷害誰來補償呢？詩篇一三七篇讓人知道，人遭受欺壓，受了傷，是毋須啞忍的，他可以去到神面前，把自己所受的傷害，如實地告訴神。神會記念祂子民所受到的傷害。神在舊約及新約都是同一位神，由始至終，神都是慈愛及滿有恩典，但祂不會對惡人的行為視而不見，時候到了，祂自會為無辜的受害者伸冤（詩一零三6；啟六10-11）。是的，神會為無辜的人伸冤，因此，無論人如何生氣，都不可以犯罪（弗四26）。

誠如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評論詩篇一三七時指出只有當人沒有對他的敵人行惡，他才能讓神替他出頭。[12] 從詩篇一三七篇，潘霍華思想到當他祈求神作出神性的報復，對人類的罪行作出審判時，他自己也在審判之下，只不過神藉著基督平息了自己的憤怒。通過基督的十字架、神的報復得到滿足，他可以信任神的愛，以及寬恕敵人。[13]

寬恕——為我們帶來益處

神寬恕我們，要求我們也寬恕，不只是因為神希望我們活出祂的憐憫，又或是這是天國的法則。寬恕本身是一股力量，為我們的身心靈帶來很多實際的好處。 William Fergus Martin在其著作Forgiveness is Power: A User’s Guide to why and how to Forgive指出寬恕讓我們從仇恨、怒氣或痛苦中釋放出來，人得著自由，整個人便變得輕省，可以享受心靈的平靜及快樂。他解釋我們為何要寬恕，因為當我們寬恕，我們便得到勝利及成功，不再需要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也可以走出困境。有些人寧願自己不好過，也不願意寬恕他人，執著於有錯的是他人，不想便宜他人。Martin進一步闡釋，當你選擇寬恕傷害你的人，你走出困境，並不等於傷害你的人也走出困境，他們仍然需要為自己所作的負上責任，並且承擔後果，受害者只需要讓自己的心靈得到自由。另外，選擇寬恕還可以讓人變得更有智慧，更有愛，不但增強健康，也改善人際關係等。[14]

選擇寬恕讓人活得更快樂。當人心思意念停止懲罰他人，不再想著他們將會如何遭殃，這也意味著停止懲罰自己，因為人的情緒不必再圍繞在傷害自己的人身上，受到他們影響。Martin借用了經濟學術語——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來闡明，想著他人如何受到懲罰的機會成本其實非常大，當人想著他人如何受到懲罰，便需要用快樂、創意、享受生命，以及與身邊的人結連來換取。當人走向極端，變得悲慘、抱怨、憤怒、說話帶刺、憂鬱及難以溝通。即使沒有在談話內容中表現出來，講出怨恨的話，但從語調、面部表情、身體語言都會不自覺流露，讓人無法得到心靈的平靜，也無法快樂起來。[15]

選擇寬恕並不等於我們不追求公義，只是追求公義也不代表要報復，尋求公義通常都會盡力阻止他人對其他人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對方若是一名重犯，人仍然可以選擇寬恕他，令個人在情感上得著釋放，但這不代表重犯不用受到法律的制裁。對於公義觀念，Martin認為很多人都受到吹捧英雄主義的電影影響，當中的劇情過度渲染壞人的惡行，以至人在現實中，也如此看待傷害自己的人。他建議人在行公義時，要反思自己的動機：是出於恩慈、憐憫，還是恐懼或憤怒？目的是幫助，還是傷害？若然帶來傷害，自己還把它合理化，便得小心。[16]

寬恕對人有益處，也是可行的。Martin在書中用四個易明的步驟教人學習寬恕：

第一步：說出你需要寬恕的人和事；

第二步：說出面對這些人和事時，當下真實的感受。記住這是你真實的感受，而不是應該有的感受；

第三步：說出你會從寬恕中得到的益處，最好與當前的感受是相反的，例如你生氣時便想到平和，悲傷時便想到快樂。如果你不太肯定，可以選擇你現在想要的心情；

第四步：承諾自己會寬恕誰，並且得到寬恕之後的好處。

Martin並不是一個只會教人而自己不實踐的人，他在書中分享到他如何原諒他人的實際經驗，從他有一次選擇如何寬恕一位犯錯的售貨員，我們學習到選擇寬恕並不等於任人欺負，Martin持寬恕的態度與售貨員交涉，當交涉不遂，他最後決定不再光顧那商店，而他也決定不把這人的惡放在心上，折磨自己。[17]

對於信徒來說，從第一步開始便可以邀請神參與其中，就如詩篇的作者一樣，把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告訴神。有時，自己的生氣對象可能是神，也可能是自己，有些信徒甚至乎也會為到不能原諒他人而深感內疚，這時候，我們要先原諒自己及神，當我們先與神及自己和好，更容易寬恕其他人。

選擇寬恕之路不容易實踐，但我們可以從生活中，與人發生的小衝突中慢慢學習及慢慢成長。Martin認為，當人嘗試過寬恕帶來的平安及喜樂，他自然會選擇寬恕。

結語

本文的焦點只在於個人的寬恕，而不是和好（即如何修補破裂的關係）。寬恕是釋放自己，和好是重建彼此的關係，可以選擇寬恕並且與人和好當然是最好，但有時，環境條件不一定讓我們可以與對方和解，例如自己未預備好，對方未預備好，又或者對方是危險人物，這時候，受害者反而要小心，好好保護自己，不要讓他人一再令自己的身心靈受傷。寬恕不是必須與對方重建關係，寬恕是我們選擇放過那些傷害我們的人，不採取報復，不讓仇恨或憎恨佔據自己的內心。

我們學習寬恕他人，可以從小衝突開始，例如售貨員寫錯了貨品型號，以至送來的商品與本來想訂的型號不相符，若通過正式程序，我們還是沒法換回原來想要的型號，這個時候，我們會如何做呢？再次盡力與售貨員或公司交涉，真的沒有結果時便可以試著學習Martin，絕不浪費自己的時間，寬恕售貨員及其公司，以後，應該說再沒有以後了，不必強迫自己再光顧這一間店舖。若然還是想投訴售貨員及公司，直到他們換回貨品為止。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仍然需要檢視自己的情緒及心態，留意自己不要說出或做出一些過火的言論或行為。

我們何以有能力寬恕他人？「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19）；同樣，我們可以有能力寬恕他人，在於我們真實地認識自己有得罪神的地方，當我們真正體會過神的憐憫，並且有所感動，這樣，我們是比較容易真心寬恕他人。另外，即使我們當下沒有能力寬恕他人，只要我們願意用意志選擇寬恕，要相信神樂意幫助我們跟從祂對我們的指示。

參考資料：

Bailey, Kenneth E. Through Peasant Eyes.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80.

France, R. T. The Gospel of Matthew.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7.

Goldingay, John. Psalms, vol 3: Psalms 90–150.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8.

Johnson, Thomas F. 1, 2 & 3 John.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Commentary Series. Grand Rapids: BakerBooks, 1993.

Martin, William Fergus. Forgiveness is Power: A User’s Guide to why and how to Forgive. Forres: Findhorn Press, 2013.

高銘謙。〈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高銘謙Lawrence Ko facebook」。2016年9月13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KoMingHim/photos/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作者高銘謙很多人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來描述報復亦即是當有人對自己不仁自己便對他不義到底經文的意思是甚麼呢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句來自律法書利未記這樣說/1103194493091505/。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討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香港的離婚率與再婚率非常接近，都是三、四成左右，2016年兩者更是幾乎一樣，離婚率是34.3%，再婚率則是34.6%，成年人在感情世界兜兜轉轉，結婚、離婚、再婚、再離婚……尚且會感到身心俱疲，假如每一段婚姻都有一個子女，那麼，這些小朋友的需要實在不容忽視。過去兩年，本社都能獲政府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就有關需要提供輔導服務、教師/家長訓練、學生成長小組、製作短片、舉辦徵文比賽、以及出版4本支援手冊等等。這兩年的經驗，使我們感覺到家長工作的重要性，父母選擇離婚或再婚，孩子很多時都只能被動地接受，因此，我們希望為人父母的，面對網上情緣或其他感情試探引誘時，真要停一停，諗一諗，因為您們每一個決定將影響整個家庭的未來。

有見需要龐大，但香港有關離婚再婚家庭的研究卻是寥寥可數，報章偶爾會提及離婚再婚家庭，但以負面的報導居多，令社會大眾對於離婚再婚家庭容易抱有負面觀感，到底離婚再婚是否必然導致家庭關係出現嚴重問題？父母離婚後再婚，對子女而言是壓力還是補足？為了尋找答案，我們去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琼博士及她的團隊，就著「離婚後再婚家庭的子女——生活經驗和支援服務需要」作出研究，進一步了解影響他/她們適應和成長的因素，希望能有助政府及關注團體發展適切的服務，研究報告於3月25日發佈，如有興趣，可向我們索取。

我們喜見特區政府亦已意識到家庭轉變對孩子的影響，【財政預算案2019】落實中學「一校兩社工」，加強對離異家庭子女的支援，未來亦會逐步於小學內推行一校一社工，相信能及早辨識及介入危機中的兒童，減少悲劇發生。

未來，明光社將繼續為面對離婚再婚的家庭成員提供輔導服務，但由於政府的資助於3月底完結，在未有新的基金資助前，我們只能量入為出，靠奉獻及收費維持較小規模的服務，盼望你可以繼續支持我們支援家庭的工作，同心守護家庭及兒童，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幫助。

我們今年在收到的紅封包奉獻中撥出一萬元，給予視障人士福音中心，支援他們服侍視障人士的工作，希望他們可以一如耶穌在約翰福音八章12節所說的：「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願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為主發光！

您的弟兄(志森)

相關網頁：「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離婚再婚家庭支援計劃

香港近年發生多宗與離婚或再婚家庭有關的暴力及倫常慘劇，更有兒童因此喪生，情況令人心痛。我們感受到不少離婚和再婚家庭皆需要社會的支援，我們一直祈禱希望可以延續2017年開始的支援離婚家庭項目。感謝上帝聽禱告，我們今年再次獲得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支援家庭計劃。這個計劃不僅可以延續之前的工作，為離婚人士服務，亦將服務推展至再婚人士及其子女。香港的再婚比例從1991年的11.5%，上升至2014年的34%，即每三對結婚人士當中，其中一對屬再婚。在再婚家庭中，親子關係成為新家庭的極大挑戰。再婚家庭遇上的問題，往往比第一次結婚的家庭更複雜，尤其是有孩子的再婚家庭。夫妻一開始就同時要做父母，當中完全沒有適應期，加上部份子女仍沒法接受父母的離異，當然很難接受一個新爸爸或新媽媽。加上社會對後父或後母的標籤一向不好，童話故事對後母、繼姊妹的描繪多是負面形象，令兒童對新家庭的關係更焦慮。有研究發現，再婚家庭兒童的快樂指數較一般家庭為低，而焦慮及抑鬱指數亦較高。

本計劃的主要內容:

1. 研究調查：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整合，分析離婚再婚家庭子女的困難及需要。我們會舉行發佈會，推動社會各持分者如何跨界別合作幫助這些兒童。

2. 「離婚再婚」諮詢熱線：提供諮詢服務予離婚、分居或考慮再婚的成年人，以及兒童或青少年，提供初步情緒支援及諮詢。

3. 「做個好『繼』爸媽」家長教育：提供講座，教導離婚、分居或考慮再婚的成年人如何做個好「繼」爸媽，以及相處和管教技巧。

4. 社工及教師訓練：培訓學校德輔組或社工如何辨識及處理離異家庭學生潛在的危機。

5. 徵文比賽：舉辦公開徵文比賽，重構童話故事，如以「如果白雪公主或灰姑娘的後母不惡毒……」為題目，讓中小學生可透過不同向度思考繼父母形象和角色。

6. 製作《仍是愛家人》支援手冊系列（一套兩本），撰寫再婚家長及子女的故事。

7. 個人輔導（包括離婚及再婚）：為離婚再婚人士提供婚前輔導，調校他們對婚後生活的期望管理及對子女的管教。

8. 兒童／青少年個人輔導：為父母離婚或再婚的兒童或青少年人士提供輔導，或會以繪畫治療及遊戲治療等方法處理其情緒問題。

9. 「友伴同行」生命成長小組：與學校及家教會合作，到校訓練及建立友伴同行小組。由於離異家庭學生往往呈現負面情緒、行為等問題，特别是社交退縮的情況，小組可幫助學校處理有關問題。

由於計劃是以配對形式資助，政府資助約86萬元，明光社需自籌30多萬元，假如您認同上述支援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工作，盼望您能捐款支持。我們又歡迎與學校及機構合辦活動或轉介個案。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簡稱NC)於2004年開始投入服務，對象主要是受「同性吸引」困擾或希望離開同性戀生活模式的人士及其親友。除此之外，NC也希望協助有心關顧同性戀者的人士，以及幫助社會大眾更正確及全面了解同性戀。

NC的教育經理及創辦同工之一Tammy憶述她以往也曾對「同性戀」一無所知，就如眾多櫃父母[1]一樣，在1994年，因著一位親友向她出櫃[2]，自那時就開始關心同性戀這課題，也結連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關愛同性戀者。十三年前多謝不少有心人，協助開設不同的支援小組，提供個別服務，並在眾多義工和機構、教會合作之下，展開教育工作，正式成立「新造的人協會」。

由於NC服務對象比較隱藏，只能低調地服侍，基於保密原則，即使受助者來自不同教會，也不能在教會中高調地宣傳，只能夠透過受助者或有心的義工主動與教會結連。另外，感恩的是透過其他機構和人脈網絡，讓教會開放講壇、主日學及團契聚會時段等，讓會眾認識NC。十三年後的今天，NC在眾教會和神學院都獲得不少肯定。當我們籌辦聚會，有些大學老師，牧師傳道人或神學院講師及院長等，都紛紛響應支持NC的工作，連續五年也有神學院委派一些神學生在NC實習。去年NC曾舉辦《相約星期二》的內部聚會，當中邀請了神學院院長及多位知名的老師，藉著他們的鼓勵與交流，教學相長，讓受助者感到在這一條路上，他們並不是孤單的。

Tammy笑言，他們的工作其實與宣教士很相似，以生命為本，投放的資源與成果效益不成正比，難與商業世界並論，付出與成果要脫勾，更何況NC服侍的對象是小眾中的小眾，他們在任何公開的場合或致謝時，也會絕口不提NC。讓Tammy感動的是：雖然背負著不少人的誤解，以為NC把人「拗直」為異性戀者，但她還是慶幸遇到不少知音同道，他們接納後同們一生仍有可能懷著「同性傾向」這根剌，茁壯成長，走成聖之道。

在服侍同性戀者和櫃父母的過程中，Tammy反省自己的生命深處，向來訪者學習如何做一個「逆向而行」[3]的門徒。她更向一班因為神的緣故而願意過聖潔生活的同性戀者致敬，縱然他們間或有失腳的時候，但他們仍願意在跌倒後重新起來，繼續追求過聖潔生活，值得他人的尊重。當Tammy愈服侍同性戀者，她愈體會同行的重要。同行表示不要把重點放在分析成因，而在尋找出路；同行表示不要花時間去推算逆轉性傾向的可能性，而是謹守同行的崗位，不要只著眼於知識和理論，而是去聆聽他們的掙扎、與他們建立健康友誼，同尋各人整全的使命。

觸動輔導中心

從青少年愛滋教育協會到觸動輔導中心，又從觸動輔導中心到基躍生命教會，對該中心的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Atty)來說，一切都是出於別人的需要、自己的責任及召命。Atty提到當年在一間教會回應一個宣教的呼召時，腦海中不斷出現「青少年愛滋」這詞彙。於是，Atty在1994年開始服侍有需要的青少年。

而在這期間，又有其他有別於青少年愛滋病人的人士尋求Atty的協助。於是，輔導中心就在2002年成立。過程中，眼見有不少受助者決志信主，Atty就十分努力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教會。然而，當中仍有信徒未能找到，Atty就用祈禱會的形式來把他們聯繫在一起。

直到同工不斷催迫，基躍生命教會終於在2014年正式成立，讓無法適應其他教會的信徒，都可以在這一間教會成長。Atty坦言他們若然日後返回主流教會，她會替他們高興。

一路走來，Atty都非常關心受助者的生命，她希望他們不要隨著輔導時間結束而停止成長。於是她舉辦帶有治療性質的課程，如《戀愛秘笈》，讓受助者可以更了解自己。除此之外，Atty認為個人輔導很重要，但小組輔導亦同樣重要，透過小組輔導，當事人的復原能力更快，因為他們有更多機會去聆聽別人的故事，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孤單的。

上述兩個團體衍生了多個義工團隊：觸動舞台（劇團）、Touch Music （Band群）、觸動合唱團、觸動一人一故事劇團、觸動夏威夷小結他樂團。曾被輔導的受助者、LGBT及異性戀者，都可以在以上的義工團體中相遇，Atty認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們融合在一個群體，可以學習與他人相處，彼此接納，了解大家，並一同去傳福音及服務社區。」

剛開始青少年愛滋病事工，Atty也曾懷疑自己的能力，感到自己既不是醫生，又不是護士，恐怕專業知識不足。但她後來發現，神會呼召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她做不了醫生做的事情，但醫生也做不了她的事情。今天非常沉重的工作都不在她的計劃之內，她只是看到需要，順服於神的帶領，一步一步盡力地走下去。Atty體會到栽培他人生命的事工，是必須分秒必爭。

Atty的工作團隊人數不多，可以開展這麼多事工，全靠龐大的義工團隊。另外，Atty特別感謝在沿途上一直幫助機構或教會成長的敬拜隊、神學院導師和教牧同工，讓神的計劃一個又一個的實現。

各地的性別認同法例

1. 完全由申請人自決，毋須任何條件；
2. 申請人出現後天採納的性別 (心理性別) 與原生性別不一致的情況，如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並已經及決意在將來以心理性別生活；及
3. 申請人已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下稱 「手術」)。

1. 2004年前，英國的法律並不承認跨性別人士的心理性別。2002年歐洲人權法庭在Goodwin v UK案中裁決，英國不容許變性人以變性後的性別與異性結婚，是侵害了他在歐洲人權公約受保障的尊重私人生活及結婚的權利。英國遂於2004年訂立《性別認同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訂明更改性別的條件：申請人須(1)有或曾經有性別焦躁症；(2)在過去兩年完全以其心理性別生活；及(3)決意永久地以其心理性別生活。
2. 在澳洲，申請人須為未婚。[1] 在八個省份及領地中，有五個要求須已進行手術，其餘三個的條件較為寬鬆。在南澳及西澳，申請人須已進行手術或其他更改性別的醫療程序 (medical or surgical procedure)，並已按其心理性別生活及已接受關於性別身份適應的輔導。澳洲首都領地在2014年放寬了條件，由必須已進行手術改為已接受臨床治療 (clinical treatment)。
3. 在德國，最初申請人須為未婚，並已進行手術；其後，條件變得愈來愈寬鬆。及至2008年，德國憲法法庭基於性別自決的自由而裁定「未婚」這項條件違憲；在2011年，該法庭又基於身體完整性的權利而裁定進行手術的條件違憲。目前，申請人只須符合以下條件便可更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1)不認同其原生性別，並認同其他性別；(2)在過去三年不能自控地以其心理性別生活；及(3)證明其性別認同很大機會不會改變。
4. 在加拿大，以往所有州份的申請人均須已進行手術，但自2012年起，部份州份放寬了要求，申請人只須認同及維持其更改的性別，並由醫生證明其心理性別與原生性別不一致便可。
5. 2012年，阿根廷成為第一個容許申請人毋須符合任何條件的國家；並且，在法院授權下，申請人可再次轉回原先的性別。

​立法過度寬鬆的後果及影響

從以上可見，西方社會對變性的條件愈趨寬鬆，由原初必須已完成手術，放寬至只須：患有性別焦躁症及曾以心理性別生活。然而，以上條件有需要留意之處是：若要證明有性別焦躁症，將視乎醫生的判斷。性別焦躁症是一種精神上及心理上的問題，不能如生理上的病症般，實實在在檢查了一個人的身體後再作出診斷。此外，若要證明以心理性別生活，申請人一般只需宣誓便可，毋須拿出實際證據。

可是，一個決定愈重要，支持該決定的理據便要愈堅實及可靠。若更改性別是一個重要 (無論對當事人或對社會) 的決定，那麼以上兩個條件的客觀性及可驗證性，是否能與該決定的重要性相匹配呢？

以下再從三方面評估立法的寬鬆程度的影響。

手術的完整性

接受手術是一個客觀及實在的事實，以證明申請人變性的決心，並且不能逆轉；故此，它作為更改性別這重要決定的理據較為充分，以及較易為大眾所接受。基於手術的複雜性，有人提出進行部份手術 (例如：由女變男時不建造陰莖) 已足夠。

必須指出的是，性別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身份的認可，也是人際互動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礎，故更改性別必然對社會帶來影響。個人的權利與公眾利益須取得平衡，不能讓個人權利無止境地膨脹。事實上，終審法院在W案中亦指出性別有社會性的一面，[2] 而社會性必然是與其他人有關係的。

若進行部份手術已足夠，我們仍要追問：手術要達到甚麼程度才算合格呢？另外，或許有人會提出，進行部份手術與完全不做手術，兩者均否定了完整手術這個作為更改性別的要求，兩者只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在本質上沒有分別。故此，一旦接受部份手術，完全不做手術的訴求便指日可待。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以上提及的國家沒有一個接受部分手術。

年齡

除了成年人，以上大部份國家亦容許兒童在家長同意下變更性別。考慮到有關決定的重要性及兒童的心智尚未成熟，我們認為有關做法是不可取的。

婚姻狀況

在不准許同性婚姻的國家，已婚人士一般要解除婚約才可更改性別。因應有些已婚申請人想維持與配偶的關係，部份這些國家容許已婚申請人的婚姻轉為民事結合。但申請人仍有可能不滿意民事結合的安排而爭取維持與配偶的婚姻關係 (變相爭取同性婚姻)。[3] 香港若容許已婚人士更改性別，亦很有可能會面對民事結合，甚至同性婚姻的訴求。

在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貼上價錢牌，為每一件東西賦予「價值」。為了吸引人消費，這個制度還為這些價值訂下不同的「標準」，對美醜有一個標準、對好壞有一個標準、對成敗有一個標準。

人的價值亦被貼上高低的標貼，假如沒有達到這些被定義的標準，這便成為你的「罪狀」。諷刺的是，活在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卻往往順從這個社會加諸自己身上的價值，甚至將自己人生的意義交由這個制度決定。

近期在電視節目裡，我們就看到一群女士為了自己如何未能達到這些社會加諸她們身上的標貼而大聲疾呼：「樣子不夠漂亮」、「身材不夠好」、「性格不夠溫 純」等等。然後，節目的「導師」就如同救世主一樣為這些陷入低谷的女士提供「出路」，恍如接受了這些美容服務、所謂的「心靈訓練」和「歷奇訓練」等等就能 成功「翻身」。

在輔導的專業裡，輔導員會以基本的技巧—優點模式（Strength-based approach），去協助處於低谷的朋友發掘自己的潛能、價值、希望和轉變的可能。同行者並不會將一個人所呈現的問題歸咎為個人的問題，而是從家庭、社 會、文化、工作等作宏觀的評估，然後協助這些人士轉變。

可惜的是，我們在電視節目裡看不到上述的優點模式，卻只看到「教練們」以「問題模式」（Problem-based）的取向，不斷強化當時人的弱點和身處的困難。又或是他們會為參加者加上無理的負面標籤，以悲觀、懷疑和譏諷的語言去批判她們的弱點；並將個人所呈現的問題簡單地歸咎是個人的問題。經過一輪體無完膚的批評蹂躪後，「教練」就將自己應對問 題的一套方法（coping skills），又或是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加諸在這些女士身上。

這些女士 要在眾目睽睽下披露自己的弱點，換來的不是勇氣的肯定，而是強化了無能無力感。也許，到了節目尾聲，這些女士看上去確實是有點轉變：變得更符合這個社會加 諸在她們身上的標準，以證明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服務如何有效。不過她們的內在需要是否真的得到滿足？她們的根本問題是否得到處理？當節目過後，她們在 沒有這些「服務」的「協助」下又怎樣面對生活呢？挑起了問題而又沒有妥善處理，就像揭起瘡疤而沒有妥善包裹一樣，只會引發更多的後遺症。

在村上春樹《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一書中有一句話—「要追究自己的價值，就像要衡量一個沒有單位的物質那樣。」人，沒錯是需要得到別人認同。不過，盲目跟從這個社會定下的標準，或許真的如衡量一個沒有單位的物質一樣，根本沒有意義。

­­­­一齣《半澤直樹》，成了人人追看的電視劇。當中主角一句「以牙還牙，加倍奉還」（やられたらやり返す、倍返しだ！），成為了全城打工仔的金句！劇中主角半澤直樹，家族工廠因銀行拒絕貸款週轉險些倒閉，老父也因此自盡。他繼而加入原來拒絕放款的銀行，面對上司打壓，追查不良貸款下落，與銀行內外的「敵人」周旋到底。故事到了最後階段，半澤甚至要面對昔日拒絕給家族公司貸款，害死老爸的頂頭大上司。此劇劇力迫人，創造了日本收視紀錄，也風靡了中、港，台等地的觀眾。[1] 連早前「香港電視網絡」不被政府發牌，在職工反對集會上，也以此作劇諷刺政府，大獲好評。[2]
 
其實，日本的職場文化和香港有頗大的分別：在劇中，銀行的「左遷」文化[3]與終身聘用制，[4] 或是下屬向上司叩頭認錯[5]等情況在香港職場文化都不常見。然而，劇中描述在職場中的爾虞我詐，「晴天借傘，雨天收傘」，上司對下屬壓迫的種種情節，的確說出了不少打工一族的心聲，叫人感同身受。而半澤面對敵人時，大快人心叫喊其招牌口號「百倍奉還」，更是說出了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的心底話。
 
除了主要的銀行內幕故事，劇中一些情節，實在叫我們對職場文化有多一重省思。當我們以為半澤最後將敵人打敗，拯救銀行後，理應「好人有好報」時，劇集的結局卻是出人意表：半澤的頭號敵人與上司大和田常務並未因自己的過失而被左遷，結果只被降職處分；而半澤卻是被左遷。當大家都替半澤不值，雖然他擊敗了大和田，但是始終也敵不過背後奸詐的銀行文化，以及老謀深算的大奸雄中野行長。其實從職場文化來看，半澤表面看似立了豐功偉績，但其實這些揭露公司瘡疤、自以為正義的同事，往往又會被公司視為麻煩製造者，成為「犯眾憎」的對象（劇中半澤雖極受同袍愛戴，但的確成為上頭們的眼中釘）。[6]
 
如果半澤的故事是在香港發生，相信他已不由分說，自己出去闖一番事業了！可是，在日本職場文化中，上司卻可以動輒用「左遷」來威脅下屬；而半澤為了保住在銀行的職位，就算是拿了上司犯錯的有力證據，也只為自己和同袍左遷去討價還價，絲毫沒有「劈炮唔撈」，或繼承父親留下的螺絲廠之想法。或許這就是日本職場文化特有的「身不由己」的特點，又或是對要養家活兒的打工仔的共鳴吧。[7]
 
有人以「貓型員工」來形容新一代：做事較為自我中心，討厭營營役役和唯唯諾諾的「上一代」做事手法。若他們碰上喜歡而又上心的事情，他們往往比其他人更努力。企業若看懂「貓員工」的特性則事半功倍；但若是不了解的話，他們隨時「走路」，正如貓不能逆掃毛一樣。畢竟「企業忠誠」對他們來說已是白堊紀年代的事了。[8]
 
香港新一代同樣被認為對工作不賣命，而且斤斤計較，但卻敢於挑戰權威（從另方面看就是「唔聽話」）。然而，情況是否果真如此？事實上，這可是對錯參半。一個對香港職青的調查發現，香港在職年輕人最難忍受的是：「同事不負責任及推卸責任」與「上司言行不一」。
以為新生代「不能受氣」的人，很有可能是誤解了他們。[9]
 
不過，若是由半澤的背景去看，相信最影響他的未必是「百倍奉還」的理念，而是來自他父親的兩句話：「樹脂螺絲雖然很輕，但卻非常堅韌……正是這種螺絲支撐起我們的國家。」父親這兩句話使他做事認真，觀察細微，也因此可以看到關鍵之處。當然這裡也講求了對工作的熟練和一絲不苟。
 
另一句則是：「做甚麼工作都好，一定要珍惜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千萬不要做一個機器人。」正是因為半澤有這一種人倫關係的覺悟，他自重又重人，對朋友永遠幫忙，這在奸人當道的職場中，尤為可貴。「人與人之間關係」成為了半澤成功之道：由他與太太待人接物的真；對同事負責任；對客戶的看重等，一切都重新使人見到，人在職場，「我要做好呢份工」，原來也可以是很高尚的。[10]

人在職場的信仰反思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好處呢？人還能用甚麼換回自己的生命呢？」~《聖經》
 
有人說：「職場如戰場」，又說：「人在職場，身不由己。」可見職場實在是非常複雜的場景。而當信徒經常身處在「身不由己」的場合，會否在不知不覺間，漸漸成為「失了味的鹽」(太五13)，又或是「放在量器底下的燈」(太五15)？結果只成為某些人口中的「星期日信徒」。
 
「身不由己」的原因有很多，最大的原因莫過於經濟壓力，又或是利益的誘惑。早年一套非常流行的電視劇〈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其主題曲〈無心害你〉當中便有一句歌詞，足以道出現代人的無奈：「誰想講骨氣，最先必須有一些儲備」。面對高昂的租金或供樓款項，以及活在百物騰貴的生活環境裡，信徒也有可能不得不唱一句：「誰想講真理，最先必須有一些儲備。」為了生活所需，很多香港人都不敢輕易辭退與自己信念、道德倫理價值觀相違背的工作。信徒也不例外，當上司強迫自己說謊，甚至以不義的手法騙取客人的金錢時，一些即使較為認真的信徒也可能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一邊求神寬恕，一邊順服自己銀行戶口的掌權者。
稍為對信仰認真的人都不希望自己只作「星期日信徒」，也希望在職場上可以「作鹽作光」。只是，他們實在放不下對生活的憂慮。耶穌曾說：「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們；難道你們不比牠們更寶貴嗎？」(太六25-26)祂又教導人如此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每天[11] 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賜給我們……」(太六9，11)。當信徒眼中只看見地上的「老闆」掌管我們的飲食時，是時候學習看得見照顧他們，為他們提供即時所需的是父神。
 
耶穌多次提到關心我們需要的是天父。這意味著，這位供應者不是只「視萬物如芻狗」[12]，即是一位對萬物的運作沒有分別的創造者，而是一位有感情，對人非常「肉緊」的天父。即使在人世間有不合格的父親，但耶穌口中的天父絕不會無視孩子的貧困。因著父與孩子的關係，已註定了天父必保守，這成為孩子不憂慮的基礎。但這還不足夠，孩子要真正放下憂慮，除了要確信及認定父神的供應，也要做到「不能服事神，又服事金錢」(太六24)。這不是一條律法的要求，而是對人性的剖析。人類的確容易「恨這個愛那個」、「忠於這個輕視那個」(太六24) 。當人選擇金錢，自不然選擇聽從「老闆」，視「老闆」的旨意為最高的旨意。
 
現實中，僱員和「老闆」不一定有血緣關係。但世事難料，面對經濟衰退，又或面對股東的壓力，誰又敢保證「老闆」不會「在最壞時候必須卑鄙」、「在抉擇時候只好勢利」，這些都是職場上的人生道理，最終「無心害你」。反過來，一個身為信徒的老闆，若有一個用不誠實手法賺大錢的下屬，不過為了金錢緣故而對他的手法視若無睹，這位老闆同樣要好好思想誰才是真正幫他賺大錢的那一位，而自己真正依靠的又是誰。
 
有時候，人對上司不正當的手法輕易作出妥協、打同事小報告、又或是作出欺上瞞下等種種不義的行為，並不一定基於生活的基本需要，有可能是出於保護自己的行為，又或是敵擋不住名成利就的吸引力。無論如何，以《聖經》的教導來說，企圖以這些手段來達到名成利就，極其量只可以改善人眼前的生活質素，但卻不是真正的成功，更絕對不能提升人的生命質素。
 
《聖經》的福音書特別闡揚「大逆轉」這一神國的道理。孫寶玲博士說得對，有關「福音的宣講，無疑是要挑戰世界的安全感和滿足，甚至顛覆世界自以為是的政治文化。富足、有權勢、自以為是的人將會發現他們所自恃的，其實不能為他們帶來甚麼。如果他們不能回轉和悔改，將自己的信心和安全感完全置放在神及祂的福音之上，他們的結局將會是一個徹底的逆轉。」[13] 福音書要顛覆的，往往與世人的認知有所出入。原來，只把焦點放在金錢名利，不能體察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最終可能失去更重要的東西。
 
職場是其中一個讓信徒面臨考驗的場地。不同人有不同興趣及才幹：有人精於賺取金錢；有人熱心服務社群。不同人為到自己活在地上的人生目標努力奮鬥，都是實踐人在社會的責任，這實在是一件美事。只是人在職場，以甚麼手法來達致目標，這有待商榷。是否一句身不由己，便輕易放棄信仰原則？為了自己升職加薪、得到上司賞識，便極力排除異己？信徒還是不時提醒自己，神才是真正的「老闆」，學習活出祂喜愛的信仰精神，即使換來不太理想的待遇也不計較。
 
「行公義、好憐憫」從來都是《聖經》其中一個重要的教導。「行公義」不一定指到嚴肅的社會行動，在職場上也有很多「行公義、好憐憫」的機會。例如看見同事受到無理的對待，即使未有勇氣為到同事站出來指出「老闆」的不是，至少也不要為了「歸邊」，而成為落井下石的一員。
 
職場——可以成為一個讓人爭權奪利、只見敵人、喪失「生命」的戰場；但也可以成為一個讓人實踐理想、贏取友誼，以及磨練生命的場地。兩者分別在於：人信靠的是甚麼，他又以甚麼態度在職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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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工作坊詳細內容，請見於研究中心網頁。

在過往數千年的人類歷史中，主導世界、國家、族群及家庭的都一直是男性。過去女性的社經地位比男性低，女性需要依賴男性才能生存。直到近代婦女運動的興起，男女平等的概念才逐步為世人所接受，更將三月八日定為國際婦女節。
 
現在，本港女性在社會上已撐起半天邊，不少女性在各行業中更打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作出重要的貢獻。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2011年全港370萬勞動人口中，女性約有170萬，佔47.5%；此外，本港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達46.8%。因根深蒂固的性別定型思想，不少人仍存有不同程度「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照顧家庭的責任亦常落在女性的身上。雙職婦女既要照顧家庭，又要兼顧工作。雖然不少家庭有聘用外籍傭工，但雙職婦女的壓力亦不見得能大大減少。
 
三八國際婦女節的日子又到了，但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這個饒富意義的節日又淪為一個消費享樂的日子。不少專攻女性市場的商品推出三八婦女節優惠，以向女性作出敬意為賣點，大賺消費者的金錢。消費享樂和美食佳餚或許能為一部分有經濟能力的婦女提供片刻的安慰，但卻無助解決香港婦女面對的困難。
 
要肯定婦女為社會和家庭的付出與貢獻，不是靠每年一次慶祝三八婦女節，並在當中消費享樂便足夠。政府應該帶頭在政策層面上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如：實施健康工時、落實男士侍產假、增加託兒服務等政策，
 
讓不同的家庭成員都能投放更多時間在家庭，減輕雙職婦女的壓力，增加家庭間的溝通。在個人層面上，丈夫應該體恤同樣經過一天辛勤工作的太太，主動協助處理家務，照顧子女，以行動來表明對太太的支持和肯定。
 

在色情資訊氾濫、性觀念愈見開放下，近年青少年干犯非禮案件的數字持續增加，情況令人關注。有專責輔導性侵犯者的機構社工透露，在接觸的求助者之中，18歲以下的年青人約佔五分之一，年紀最小的，僅為11歲。雖然近年干犯風化案者愈趨年輕，不過，對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倡議修改法例，令10歲至14歲男童也可被控強姦，一些機構社工卻有所保留，認為無助解決問題。
 
內文︰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在2008年10月推出「朗天計劃」，主要是幫助曾干犯性罪行的人士及早糾正問題，重新開展健康的生活。負責該計劃的項目主任江寶祥表示，
計劃展開至今兩年多，共服務過約150人，當中有五分之一，即約30人為18歲以下的年青人，並以初中生為主；而年紀最小的求助者，為年僅11歲的男童。
 
江寶祥指出，機構所接觸到的年青人個案，大多數由家人、老師或學校社工轉介而來，當中有一半是涉及「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而侵犯者與被侵犯者之間，多屬情侶關係；另一半個案主要是干犯非禮、偷窺、偷拍等罪行，他們侵犯的對象有部份是同學，亦有些是完全不認識的，至於犯案地點，有在校園，亦有在商場、公園等公眾地方。

侵犯者處境各異

就近年風化案有上升及年輕化的趨勢，江寶祥認為成因很多，社會色情文化氾濫或許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其實每個個案都有不同的處境、經歷，所以實在不應該把性侵犯問題與色情資訊簡單地作線性關連，這對侵犯者來說也並非好事，只會減低了他們對生活細節的敏感度。

「很多性侵犯者自己也有先入為主的假設︰『因為我睇得四仔（色情電影）多，所以便這樣！』他們認為只要自己看少些，問題便能解決，但實情是這樣嗎？反過來說，一個不看色情電影的人，就與性侵犯問題扯不上關係嗎？」

該計劃另一位負責社工關秉業則引述例子說，有一名中學生因為非禮女同學被捕，在接受警方盤問時，他承認平日有觀看色情網頁，於是男同學便被警方、校方標籤了他的性侵犯行為是與經常接觸色情資訊有關。惟在輔導過程中，社工卻有其他發現。

「原來這位男同學一直很少機會和異性相處和真正溝通，所以當他遇到心儀的女孩子時，由於不懂得怎樣用說話去打開話匣子，於是錯用了肢體接觸去表達好感和愛意。但他不知道這在女孩子的角度，是很冒犯的行為，也是犯法的。」從這個例子，讓關秉業更加肯定，他們是需要以整全的方向跟年青性罪犯一起面對性侵犯的問題。

輔導強調以人為本

 有見及此，「朗天計劃」強調以人為本的介入手法，協助性侵犯者尋求改變及出路，包括幫助他們發現及直接回應自己的需要（而非透過性侵犯他人去發洩）、發揮正面潛能、尋找及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重建與家人的關係、追尋生命的意義、貢獻社會等。

他續謂，色情文化、暴露衣著文化滲透每個角落，如果在線性的思維上，只能夠教導性侵犯者遠離色情網站，萬一有性衝動，便去跑步、喝冰水等，但其實這是一個去權的過程；「朗天計劃」期望的，卻是進入充權的過程，即引導求助者思考在被捕後得著甚麼體會、有著怎麼樣的經歷，例如是否看到哪些是真正關心他們的人？是否認知到甚麼才是最重要？對「尊重別人感受」有沒有新的理解？

江寶祥又補充，年青人也有很多面向，社會看到的，往往是他們無知、游手好閒的一面，但其實他們都關心父母的感受，有不少性侵犯者會為到自己令父母傷心、失望而感到內疚，他們會讓求助者盡量展現這些感受。

「年青人在朋輩之間，未必有空間讓他們表達真正的內心感受，例如關心父母等。我們會製造空間，讓這些東西走出來，當他對生活細節有敏感度時，他可以看到如何為自己的生命負責，這對於他日後面對那些處境（性侵犯），有更大的自制能力。」

修例無助解決問題

談及最近法律改革委員會倡議修改法例，廢除普通法有關14歲以下男童無性交能力的推定，以便能夠以強姦罪名懲處一些10歲以上的強姦犯，江寶祥和關秉業皆對此建議有所保留，認為無助解決問題。

江寶祥說︰「法律只可以反映某部份事情，因為法庭往往只是搜集相關的證據去合乎這些條文，然後便作出起訴。不是說法律沒有用，但卻有局限，有很多東西，是法律反映不到的。例如之前說那個被控非禮的男同學，他行為背後的意義，是無法從法律中看得見的。」

關秉業也認為，有關建議純粹是技術性的修例，政府只是希望透過技術性的改動去維繫社會秩序，平衡公眾的疑慮，但其實把性罪行刑責的年齡降低到多少歲，也無助解決風化案的問題。

他解釋︰「司法過程只會集中在所犯罪行和刑罰上，刑罰是有阻嚇性的，但對於性侵犯者是否能看到自己所做的事，對別人所帶來的傷害、對家人所帶來的影響，則相信很難經驗到。所以我們的重點，是要去幫助他們重尋良知，我們相信，每個人內心都有良知價值，是從生活累積下來的，可以用來處理誘惑和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