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瀑布》(The Falls)

電影類型十講來到最終回，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挑選了2023年於網上串流平台推出的電影《真愛玩失蹤》（Ghosted）來為大家講解「伙伴情」[1] 類型電影的特點和結構。雖然電影在上架的首兩天，吸引了超過328,000名觀眾收看，是有關串流平台有記錄以來觀看次數最多的新上架電影，但它所得的評論卻未如理想，有不少人認為該電影內容拼湊，男女主角合作亦被指未有化學作用，更被提名最糟男、女主角及螢幕情侶。

礽福介紹到「伙伴情」類型電影有三大要素：一、由於主角的生理、心理或是道德上有所缺欠，所以需要伙伴相助；二、與主角互補的伙伴出現，可以讓他／她的生命變得完整，或是對方有主角所需的特質；及三、在電影中有各式各樣的阻礙出現，包括誤解、觀念差異、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壓力等等。而礽福亦稱，如電影是「雙主角制」的話，電影中主角及伙伴在經歷事件後都會有所成長。在「伙伴情」類型的電影中，很著重講述一對搭檔如何發現「沒有彼此就無法過得那麼好」這回事。

雖然網絡上有人稱這電影為爛片，但礽福認為這部電影仍然是看得下去的。雖然電影有叫人費解的地方，如男主角由最初有哮喘到中途變成如「美國隊長」般好打，而尾段旋轉餐廳的旋轉速度亦非常不合理，根本不要求觀眾運用智力分析結尾的情節，但起碼電影男女主角都是靚仔靚女，片中的一些設定對推動劇情有所幫助，如男主角的農業知識能幫助洞悉女特工家中植物的DNA，推斷出生化武器的密碼。而女主角一切以任務為先的取向，在最後卻因為男主角在危難中的保護和照顧，讓她慢慢改變，開始懂得為愛、為別人而犠牲任務。

自2022年6月開始「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為大家細心拆解過十多部電影的結構。雖然觀眾一般很少會這樣精細地看電影，但礽福認為電影投資很大，是一門很精緻的藝術，好的電影是值得觀眾一看再看，細心地去閱讀它精彩的地方，並學習如何在電影中找出證據去解讀它所表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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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電影分類，如：動作、冒險、喜劇、悲劇、恐怖、奇幻、歌舞劇等，都不能告訴你那電影究竟在說甚麼故事，所以我們應該用史奈德的電影類型來把電影分類，讓大家知道在看的電影究竟在「講甚麼」。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這次介紹了「阿拉丁神燈」類型電影。大家可能都認識《衰鬼上帝》（Bruce Almighty）或《大話王》（Liar Liar），它們均屬於這類型電影，主角得到了上帝賜予的權力與神力，或願望蒙應允後，對主角的人生及家庭造成了重大影響，甚至需要收拾殘局。

2023年上映的電影《閃電俠》（The Flash）也屬於這類型電影，其橋段與《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相似，主角因為獲得力量可以回到以前，他改變了一丁點的事情而演化成未來難以預料的改變，甚或災難。為正義聯盟一員的「閃電俠」在一次高速前進時，發現自己可以回到過去，於是他萌生一意念，想回到兒時去改變一點，讓母親記得買茄汁，以改變母親隔天被殺的命運。雖然只是一丁點的改變，但行動卻不單改變了他自己的歷史，也變成「蝴蝶效應」改變了世界，該發生的事沒有發生，時空亂作一團。在過去的時空裡，他與年輕的自己相遇，差點沒被閃電電倒，不然成不了閃電俠，及後他也意外地失去了超能力；那個世界只有超少女，卻沒有超人。由於世界沒有甚麼壞事發生，所以蝙蝠俠也因此退休，過著潦倒的生活。

我們的過去，無論是好是壞，點點滴滴都影響著我們。失去的，不一定是壞，可能叫我們學懂珍惜；生活不太充裕，卻可以煉成一身好本領。電影對比了失去母親的閃電俠和沒有失去母親的Barry Allen（閃電俠的本名），前者會很珍惜母親送給他的小公仔，後者卻隨意地用它作飛鏢靶，而Barry Allen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成不了閃電俠。

當逃不出遺憾的年輕閃電俠，不斷回到過去想去拯救超少女及蝙蝠俠，結果異化成了怪物，造成多元宇宙的混亂及碰撞……那我們又有沒有同樣逃不出的陰霾，一直想回到過去想改變歷史的事？還是學習接受事實，昂然繼續走自己的人生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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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精神病，一般人都會有所排斥，對於精神病患者或多或少帶點歧視、避之則吉；加上，早前社會發生過精神病患者斬人事件及一些倫常慘劇，令人們對精神病的誤解愈來愈深。有見及此，明光社在2023年7月20日以「精神病解密」為題舉辦了一場網上講座，希望透過訪問東區醫院精神科鍾沛然醫生及香港心理衞生會首席企業培訓顧問黃廷儼先生向大眾講解精神病，為精神病解密。

可治癒的精神病
《聖經》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只要心存喜樂確實可以醫治很多疾病。鍾醫生在講座中明言精神病其實並不可怕，只要透過藥物及親友的支持，常存喜樂的心，便可以痊癒。他引述資料稱：「全球有三分一人會在有生之年患上精神病、有1億2千萬人患上抑鬱症、有2,400萬人患上思覺失調。單是在香港，估計便有60萬人患上抑鬱症，而每年有700個患上思覺失調的新病人及每10萬人便會有14人自殺，可見精神病在香港十分普遍。」他續稱，精神病可以是先天，也可以是後天形成，人的情緒是受到超過十種遺傳基因影響，某種血清素遺傳（如血清張力素轉運子基因，簡稱5-HTT）會影響人患上精神病的風險。遺傳的因素會影響血清素、多巴胺、皮質醇的分泌，令部份人有較高風險患上精神病，而外在的壓力、身體的疾病如中風影響了腦部、濫用藥物等都是後天因素引發精神病的主要原因。

要以同理心了解病患者
精神病泛指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腦退化症、自閉症、過度活躍症、讀寫障礙症、智力缺陷等。若發現身邊的人，持續兩星期以上經常性的情緒低落，過份悲觀及自責，並對自己失去信心，有自殺及失眠的傾向，他有可能患上抑鬱症。要察覺家人有沒有精神病，可以留意他們生活的改變、情緒改變、怪異及危險行為等，如自言自語、經常去海邊。此外，他們亦有可能顯出長期表現疲累、拒絕社交、封閉自己及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家人應鼓勵及勸導他們看醫生。當然，在中國人的傳統上，對「精神病」這個名稱並不太接納，令人聯想到傻、黐線等負面的字眼，引致病患者諱疾忌醫。面對精神病患者，我們應以中國文化的思維去了解他們，動之以情，從關心入手，避免責備，以致他們會更遠離我們。我們要有同理心，嘗試從病患者的感受及恐懼入手，去了解、明白他們，同時家人亦可以主動尋找專業人士的幫助。

精神病患者很少有暴力傾向
大多數人都關心精神病患者是否都有暴力傾向。鍾醫生稱，妄想症與思覺失調都跟暴力沒有關聯。根據2021年在醫學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精神病學》（JAMA Psychiatry）發佈的研究顯示，患上妄想症或思覺失調，確實會增加暴力的風險，但總括來說，風險只比一般人有輕微增加。根據臨床經驗，患上妄想症或思覺失調的病人，大部份都是沒有暴力傾向的，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標籤這些人，影響他們求醫的動力。若他們有濫藥、酗酒、反社會人格、曾有暴力行為、嚴重幻聽和幻覺病徵，例如堅信被人迫害，這時我們便要十分警覺，家人要立即帶他去治療，嚴重的患者更需要強迫治療，但這些只是佔精神病患者中很少的數目。

嚴重者可去急症室
鍾醫生強調，很多精神病患者，只要及早求醫，定時服藥，病情是會很快康復的。如果有初期的病徵，應該盡快找精神科專科醫生評估，以免延誤治療。其實，社會上都有很多途徑讓患者獲取支援，例如一些社福機構、輔導中心等都有提供協助。此外，病人可以到醫管局屬下的醫院，非緊急的病人可能要等超過一年的時間，在等待的日子，若他們有需要，他們可以到私家精神科醫生、家庭醫生、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或者約見輔導員求助，而非常緊急者則可即時到急症室求診。

身為基督徒的鍾醫生總結稱，無論藥物、心理治療，信仰等都可以幫助病情，而外國有數據指祈禱、讀《聖經》有助紓緩精神病的徵狀及困擾。人生會面對不同的事，面對苦難時要有盼望，就如《聖經》約翰福音十六章33節所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和修版）

正面的說話技巧
黃廷儼先生講解到精神健康急救的重要性。他稱，當家人遇到精神問題，但又未能找到專業人士，我們便要進行首要介入的工作。他舉例稱，若家人出現幻覺，不要質疑他們，由於他們的腦中傳遞物質出現問題，而影響了感覺，並產生幻覺、幻聽。在他們來說，它們是真實的，故此，不需要與病患者爭論，他建議學習回應的技巧，例如說：「我聽不到，但我信你聽到。」我們要給他們正面的回應，不要嘲笑，不尊重他們。此外，在介入時也要理解對方的心情，並認同對方的感受，如對方不願意看醫生，可以用其他原因來勸導，如「你常睡不到，總會有些原因，不如先去看醫生檢查一下。」、「你這陣子瘦了，胃口不好，先看醫生處理這些問題。」從他的經驗，精神病患者不比其他人暴力，故此我們要向他們顯示出接納與關懷的態度，若問他們：「食了藥未？看了醫生未？」這些都顯示出不友善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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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資料：

市民如受情緒困擾，可透過由香港心理衞生會推出的「輔負得正2.0」手機應用程式接受專業社工的線上輔導，如使用Android系統的手機，請到Google Play，如使用iOS系統的手機，請到App Store，搜尋「輔負得正2.0」就可以下載。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讓市民查詢精神病及相關治療的支援，電話：2466 7350

鍾沛然醫生的facebook及Instagram，內含豐富的精神健康資料，歡迎瀏覽：

https://www.facebook.com/DrJosephChung

https://www.instagram.com/ipt_psychiatrist_hk

電影類型十講這個系列走到第七講「屋裡有怪物」這個主題，我們參考了史奈德的《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的電影分類去分析電影，因為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電影的結構。結構是一個框架，但每部電影所探討的重點，仍然可以很不一樣，就像這次介紹的電影《人工殺姬》（M3GAN），它屬於恐怖片種，但卻不是家裡有鬼怪，而是關於一玩具設計師Gemma為了不想花時間照顧母親剛去世的外甥女Cady，於是設計了一部能自我學習，但卻沒有界線，且起了惡念的人工智能機械人M3GAN，她更觸發了社區、校園命案。

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指出，這類電影要有三大要素：一、「怪物」：要有超自然力量，而且恐怖、邪惡；二、「屋子」：狹小、封閉的空間，或讓主角孤立無援的地方（家庭、城鎮亦可）；三、「罪惡」：某角色因心術不正而把怪物引進屋子裡，而這個要素亦決定了一部怪物電影是否好看。於這部電影中，Gemma不想負上家長責任而令AI機械人M3GAN進入「屋子」，而M3GAN因有自我學習能力，有自我意識、不想死亡，亦為了想保護小女主人Cady而犯上種種罪行。

礽福指出，電影似乎一開始就點出了人們未能駕馭AI這主題。Cady父母所駕駛的車子似是四驅車，但卻不能在大雪中行駛，最後車停在路中就被大貨車撞倒了，這安排似是帶有寓意，雖然AI能陪伴孩子，亦是未來趨勢，但這種科技玩意卻是大家未能駕馭，它會否對人類造成傷害？大家未能料到，卻已開始使用它。

對於照顧孩子，家長會否假手於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家長會如何取捨、平衡？當家長把照顧孩子、教導孩子，甚至聆聽孩子聲音，與孩子互動的責任都推卻「他人」來處理（可以是網絡、娛樂玩意），孩子就難免會把情感投放到電子產品、網絡遊戲、社交網絡之中，當他們發生重要事情，或許都不再想和父母說了。

對於不死的AI（電影尾聲也有說M3GAN最後將自己備份到她們家中的電腦系統中！），它的發展和自我學習、成長，也是一日千里，或會失控……人類會如何面對和應用它呢？不同的公司、政府也應該及早思考AI發展的倫理和應對的措施，我們亦要積極學習，並抱持適應其急速發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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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在4月份的電影小組網上講座中再次帶來一部好戲——《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他透過電影為大家講解第六種電影類型：犯罪動機。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講，這類電影為的不只是揭發內幕和挖掘真相，當中亦會揭示罪犯的犯罪動機，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透過劇中的偵探查案過程，帶我們去看人性，也會把「一面鏡子轉向觀眾，並問：『你們也是如此邪惡嗎？』」

此齣電影是很穩打穩扎的，故事講述在一豪門大宅中，老小說家剛度過了他的生日派對，翌日被人發現他在房間「自殺」，電影以舊式的探案方式，來揭示家庭成員的內鬥、謊話及錯綜複雜的案情。

礽福認為電影中的老小說家是自殺還是他殺既有懸念，而透過一名說謊便會嘔吐的女看護來協助偵探查案，找出說謊的兇手，也有反諷的效果。而其英文片名是Knives Out，有各人拔出武器「亮劍」的喻意，這句英文也用來形容人們在爭吵及爭鬥中使用武器的狀態，可以想像到家庭各人為了爭奪老小說家死後的遺產而「利刃出鞘」的情況。

偵探電影總會發放四個元素讓觀眾與偵探一起查案，首先一定會「放水」給觀眾，即是一些明顯的事實，但亦會展露一些「疑點」，而當觀眾即將找到線索時，又會有些「干擾」，也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使觀眾感到迷惘。

礽福認為導演兼編劇Rian Johnson，能把故事說好，也把故事的節奏捉得很好，即使在劇情鋪排上有支持新移民意念，但仍強調新移民女看護是因她自己的善良和專業而自救成功，不會令人感到反感。

這電影特別的地方，是作為觀眾起初以為知道兇手是誰，卻仍然會想保護這「善良」、似乎錯手殺了人的女看護。後來劇情慢慢地發展，觀眾既會很爽地發現誰是真兇，並知道女看護成功脫身，能在最後得到老小說家的遺產，是因為她的善良與專業。就如礽福最後所指，成功的大眾電影，既要推陳出新，又要夠俗套，而不是一味顛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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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關「沉浸式」的遊戲、活動、服務，無論是網上形式或親身體驗，都在逐漸興起。根據牛津英語網上詞典的解說，immersive（沉浸式）是一個形容詞，指「（沉浸式的遊戲、表演、藝術作品等）圍繞著玩家或觀眾，使他們感覺完全融入體驗，通常會使用三維電腦圖像」，[1] 而按Google翻譯所講，immersive就是「身臨其境」。

我們可以理解，如果是在網上經歷沉浸式體驗，使用者可以戴上3D眼罩，觀看數碼技術所製作出來的環境，有全虛擬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亦可以是在現實的空間增加虛擬物件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或將現實與虛擬世界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新環境，而這兩個世界的物件是能共存並同時進行互動的「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不同的模式，都讓使用者完全沉浸其中，投入遊戲或故事，產生共鳴。由於減少了干擾，容易使人完全集中注意力在所看見的事物或經歷中。

而在現實中，亦可以製作沉浸式的環境，如日本東京豐洲新型態美術館teamLab Planets TOKYO，參觀者可以隨著360度的裝置和投影，使人沉浸於超現實的世界中，參觀者的身體反應，亦在同時間回應當時所見之景象，如置身花叢或河流之中。香港早前也有「尋找足印．莫內」沉浸體驗展，將印象派大師莫內（Claude Monet）的畫作投影於360度的空間，讓參觀者仿似走進了他的畫作之中。[2]

教學上的沉浸式活動

由於「沉浸式」活動可以使人們更為投入，並且體驗和理解到活動要表達的內容，吸引參與者的注意力，通過多感官的體驗來提高人們對事物的理解。為此，它可以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工具。

當學生沉浸在環境當中，少了其他的干擾，他們會更集中、更有興趣和更投入地學習，而如果設計的美術效果理想，也可以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而當他們專注地學習，就可以更容易記住所學習及所經歷過的內容，留有更深印象，加深記憶。而且使用沉浸式的學習，更可能透過科技帶領學生經歷以往的歷史，比起單憑想像，更為實在和準確。就如香港的古蹟及藝術館「大館」，就使用AR科技讓人回到過去，重看昔日監獄的內部結構和了解獄中生活。[3] 另外，在沉浸式體驗的幫助下，參與者看到一些已經立體化和實在化的處境，就更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人的境況，加強參與者的同理心。[4]

然而在教學當中，沉浸式的活動亦有其缺點。除了製作的成本高和時間長以外，對於一些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需要與人交談和合作，透過溝通學習互相協調和適應多變的處境，而早已設計好的沉浸式環境，對他們來說，可能不是最佳的學習場景。另外，亦有不少的學習是需要親身去實踐，真正「落手落腳」去體驗和建立使用真實工具的經驗。在虛擬的世界中，未必能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給這類科目。

關注「沉浸式」科技的使用

既然「沉浸式」方法能讓使用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恍如親身體驗，如果將它應用在產品營銷上，與消費者建立了個人更緊密的關係，就更能針對消費者的喜好建立更立體的品牌形象，以及作出銷售策略上的調整。[5] 此外，「沉浸式」方法如被使用在色情網絡遊戲與互動體驗當中，可以想像到其影響力著實不少，甚至可能會令用家上癮。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是中性的，科技發展者大多想用它來便利用家、幫助用家，但亦有機會被立心不良的人用於不當之處上。我們應當細心留意科技的發展，並小心應用。

資料庫

沉浸式體驗的潛藏風險

多年前的一套荷里活電影，講述男主角頸背的插口一旦與電腦系統接駁，便能在虛擬世界習武、學打功夫及克服對高度的恐懼，這些情節在未來似乎都有可能實現。除了電玩、教學、培訓及展覽外，沉浸式體驗還能在醫療方面提供輔助，[6] 甚至對克服恐懼帶來正面成效。[7] 科技發展迅速，但人們是否已預備好迎接虛實並存的世界？有大型數碼代理公司的前創作主管就分享到當中的潛在風險：當人們在虛擬世界分享有關自己行為方面的數據，這些數據一旦被竊取，會令他們的虛擬身份遭盜用，甚至在現實世界蒙受金錢損失。她提出當科技發展令人們的虛擬化身與現實世界的身份結連在一起時，例如容許人支付一些款項，更會令別有用心者帶來更多作惡的「機會」。如果VR和AR更多的應用在工作場所，例如僱員接受沉浸式培訓，或僱主透過有關技術監察下屬的工作表現，虛擬與現實的界線就會更模糊。她指出如長時間使用VR、AR等延伸實境技術，或會對人的精神健康帶來損害，雖然有關方面的研究不多，但眼前的網絡沉溺問題，以至社交媒體對年輕人的負面影響，都足以提醒人們有關風險的存在。[8]

「超級英雄」電影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超級英雄」類電影是指：「一個有超能力的人發現自己身處在平凡人的世界；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格列佛（Gulliver）發現自己被綁在小人國的沙灘上。」[1] 即是主角有特別的能力，卻因為現有的處境而未能發揮。

是次分享嘉賓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把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蘭》與1998年的動畫版作比對，既介紹了超級英雄電影的要素，亦探討兩者中哪一部比較能說好女性故事，帶出男女平等，兩性各有獨特之處等訊息。

礽福指出，超級英雄類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因為「非我族類」的原因，而不受尊重、不被理解，故事常強調他們的犧牲與成就。花木蘭代父從軍時，就是要應付她身邊的士兵，不可讓他們知道她女兒家的身份。而主角亦是「凡人英雄」：一、必須有她要完成的「特殊任務」，如成就豐功偉業或做好事；二、有「死對頭」要對付，雖有強大力量，但敵人的強大只是假象；三、主角要克服或接受「詛咒」，為獲得特別能力而要付出代價。

新版電影由動畫變為真人版，不但刪去了音樂劇元素，不少花木蘭與伙伴一起鍛鍊和成長的有趣經歷也被刪去了。原版花木蘭以其智慧、靈活和與伙伴一起合作以致最終能取勝的橋段，在新版本變為以「原力」（氣）取勝，其武功、力氣原來比男性更大，獨力就可以救到皇帝了。礽福認為在「超級英雄」故事中，如此安排不是不可以，但就只是「花木蘭」這個獨特的角色才能做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學習得到，劇情安排只證明了她的氣力可以比男性大。故事最後更改變了原本李翔與花木蘭的一段姻緣，說明了女人不一定要結婚，因著皇上欣賞她的能力，她最後來到皇宮裡保護皇上。

最後礽福也質疑，新版電影所強調的「真」，即對自己真誠，這雖然沒有錯，但「真」之後是否就能原力覺醒，擁有超凡的能力？反觀舊版電影除了發揮了女性特質的價值，更有助於男女平等，能鼓勵女性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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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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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社於2022年11月24日舉辦「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藝術與信徒對話」網上講座，當晚我們邀請在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修畢基督教與藝術碩士課程的羅遠婷小姐（Monica）與大家分享。

基督教藝術可以包含很多層面，而Monica當天分享的是「畫」，她介紹了一個信徒都熟悉的方法來欣賞畫作，就是查經時大家都用過的OIA。

首先我們可先仔細觀察（Observation）畫作中的細節，留意當中的人物、地點、情景、用色等等。當有充份的觀察後，我們腦海自然會浮現一些問題，如作品中的人物是誰？他們的關係怎樣？他們又有沒有一些交流？畫家為何會將那人畫在那情景中？我們可嘗試就這些問題作出解釋（Interpretation）。最後就是應用（Application），但就像查經時可能會遇到的情況，我們不一定可以找出應用的地方，但可以思想作品中呈現出來的東西對你有甚麼意義？有沒有觸動到你的地方？是否與你現在面對的處境有所呼應呢？

Monica為我們提供了欣賞藝術作品的小貼士，我們可思考一下作品中人物與觀賞者之間的關係，兩者是否有交流的地方？作品中的空間又是否與現實世界有所連繫呢？不過她強調欣賞藝術作品時不需強迫自己一定要有所得著和應用，好好享受欣賞的過程，投入畫作之中與它互動其實已足夠。

Monica以15世紀的《博納祭壇畫》（Beaune Altarpiece）作為例子，該畫放置在法國博納一所專門接收重症病人的醫院，而醫院也會每日兩次進行天主教傳統下的亡靈禱告，而博納祭壇畫的主題就是最後審判。如我們仔細觀察，可看到上方的耶穌基督降臨，而天使長米迦勒則在下方用天秤量度從地裡爬出來亡者的重量，有些人走向右方黑暗有火焰的地獄，又有些人走向左方光明的天堂。當我們回想當時作品放在醫院的情景，彷彿就在向病人作出宣告，如何在有限的日子作出生死的抉擇。

現在福音派教會往往對圖像有些抗拒，但Monica卻指出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卻認為圖像可作為教育的輔助工具，有教育及佈道的作用。Monica在會上也介紹了藝術家老盧卡斯16世紀時的畫作《律法與福音》（Law and Gospel），並與參加者一起討論作品如何闡釋「得救本乎恩」的訊息，參加者不斷從作品發現新的「亮點」，討論過程也十分有趣，有興趣的朋友可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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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大家學會了甚麼？疫情初期學會了如何在各大網站搶購口罩、如何正確戴口罩；第五波疫情下學會了如何打包必需品入竹篙灣、如何在家中囤積足夠的食物以備「封城」之需；那麼，到了後疫情時代？是否學懂了如何與病毒共存？如何「安心出遊」呢？

新冠肺炎從2019年底爆發至今，疫情橫跨數年，情況亦超乎人們的想像。受影響的行業多而又多，重災區莫過於旅遊業及主要收入來自遊客的航空與零售服務業，經濟重創是必然的事實，只是隨著疫情正常化，各地的防疫政策愈發放寬，相信某程度上人們的生活作息基本上都回復以往一樣。不過，人們心境或人生態度上，是否可以回復正常呢？疫情給我們上的課堂，是否只有「求口罩」或「求安心」的實際操作？還是可以有更多？

WFH真實場景試驗

鑑於疫情初期，疫苗還未問世，為了阻止病毒散播，減低死亡率，各地都先後出現封城的情況，不少僱主及員工，都需要接受及學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疫情前，不少持份者相繼討論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work-life balance），然而，討論歸討論，當人習慣舊有的工作形式時，一般來說都難以接受新的工作形式，即使新的工作形式可以讓人經驗到既能努力工作，亦能享受生活。疫情的來臨改變了一切，大部份政府部門及企業，不得不走上WFH的模式。在美國，2020年2月時只有8.2%的勞動人口WFH，到了5月已增至35.2%。香港亦不例外，2018年，有調查顯示85%的員工必須在辦公室工作，隨著第一波疫情到訪香港，除了一些特定工作崗位，基於工作性質不能WFH，政府部門、大學、銀行及其他公司，都容許員工WFH。[1]

之前各界對於WFH可行性存著疑慮，卻不得不在疫情突襲之下進行試驗，有一些企業包括Microsoft，衡量過WFH的利與弊之後，[2] 決定容許員工可以少於一半時間在家辦公，或申請永久WFH，當然，後者視乎員工本身的工作崗位而定，Microsoft甚至願意為員工在家設置辦公設備「埋單」。[3] facebook在2021年6月宣佈即使疫情過去，也允許可以WFH的員工申請永久WFH，不過，facebook歡迎員工偶爾回到辦公室建立團隊關係。[4]

或許有人以為，如Microsoft或facebook這類著重科技創新的行業才能實施永久WFH，事實上，不是所有科技企業都會容許員工永久WFH，而容許員工繼續WFH的公司也不限於科技公司。在香港有開設分公司的英國羅夏信律師事務所（Stephenson Harwood），容許員工及律師在家永久工作，只是永久WFH的員工需要減薪20%，不過，員工亦可以依照公司所採取的混合模式，每週選取兩天WFH。[5]

企業若非發現WFH的好處，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容許員工WFH。facebook的創始人Mark Elliot Zuckerberg與員工分享WFH讓他「更快樂和更有生產力」、也「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6]「更有生產力」是企業容許員工WFH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更有生產力」，只要「生產力」沒有改變，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不少企業願意提供WFH選項，因為員工的心態改變了，企業再不改變的話，恐怕人才流失，甚至招攬不到人才。

難以逆轉的新形態

雖然不是所有僱主及僱員都喜歡或習慣WFH，但實際上，不是只有facebook的Zuckerberg因為WFH感到更快樂，不少僱員也喜歡這一種工作模式，根據美國麥肯錫公司在2022年進行的美國人機會調查（American Opportunity Survey）發現，在11,958位正在尋找新工作的受訪人士中，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工時成為推動他們找新工的首要動力（47%），第二位是更好的發展機會（27%），第三位則是彈性上班安排如WFH（21%）。[7] 不少美國員工愛上WFH，難怪當蘋果公司決定自2022年9月5日起，員工必須每週至少三天在辦公室工作時，某些員工因而不滿而發起了內部請願。[8]

員工喜歡WFH，更多的是愛上工作中的彈性。[9] 彈性工作意味著工作更自由及自主，省下上下班的交通時間，與家人有更多優質相處的時間，[10] 在外國，員工一旦加入容許永久WFH的公司，甚至可以考慮搬離大城市，搬到租金更便宜及空間更寬敞的郊區居住，這樣他們的工作跟生活品質可以同時得到改善。[11] 當然，企業如Microsoft也發揮其精打細算的精神，若員工搬往一些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薪金等亦會作出相對調整。[12] 總的來說，這對於僱主及員工都有好處。

不少香港人也愛彈性工作，一間香港人力資源公司在2020年6月提及一項調查，受訪的810名在辦公室工作的在職人士，他們大部份認為疫情完結後應繼續實行彈性工作安排，包括WFH恆常化（73%），除了工作地點有彈性，也有受訪者希望有每日彈性上班時間（83%），及每週彈性上班工時（77%）。[13] 2022年，一間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顯示，受訪的1,000名在香港就業的人士中，有55%希望公司實行彈性上班地點，有32%受訪者表示不會接受不能提供彈性上班地點的工作機會，整體曾因為工作欠靈活性而辭職的受訪者有29%，當中Z世代（18至24歲）佔41%、千禧世代（25至34歲）佔35%。[14] 對於彈性上班的要求，香港的員工其實已經不算進取了，一項針對全球16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在一萬六千多名受訪員工之中，有54%表示，如在工時與地點兩方面沒有彈性，他們將考慮離職，當中又以27至40歲的受訪員工離職意願最強。[15]

有人力資源公司建議：「估計指到2025年，亞洲人口中每四人有一人是Z世代，每四人有一人是千禧世代。這兩代人非常適應數碼化，其日常生活已與科技融合。要吸納及挽留這批勞動人口的中堅，企業利用科技的力量實行靈活的工作安排絕對是值得考慮的方案。」[16]

已有不少地方的政府考慮到彈性工作是吸引人才的關鍵要素，愛沙尼亞在2020年中甚至推出「數位遊牧簽證計劃」，即使不受當地公司聘請的外國IT專才，只要月薪不少於3,504歐元（約29,000港元）及住在當地，也能拿一年的工作簽證入境。[17] 香港絕大多數的企業，未必能大刀闊斧推行永久WFH，但一些企業過往只容許在辦公室上班的模式，在疫情期間測試過WFH模式後，也響應疫情後的工作新常態，制定合適且可行的方案，試行混合辦公模式，即每週一天至兩天可以WFH，或容許隔週四天工作，有的更縮短工時，以此讓員工可以工作及生活得到平衡，增加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感，順帶提高工作效率，達至雙贏，也好藉此挽留及吸引人才。[18]

後疫情時代，人們經歷了不一樣的工作模式，讓人有了新的嘗試，也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究竟想要的是哪一種工作模式，更正確的應該說，是哪一種生活，是一如既往的朝九晚五，每天花時間在交通工具上，然後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吃飯梳洗休息，還是WFH，每天多睡一點，與家人有多些相聚的時間。坦白說，即使工作性質適合WFH，也不代表適合每一個人，WFH看似自由，其實要求員工高度自律，那些自律不來的員工，看著工作死線會感到焦慮不安，而那些居住空間過於狹窄，容易被家人打擾的員工，WFH不單不能令他們與家人建立關係，反而有機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過，一般而言，在工作繁忙、工時長的大都會，疫情促使更多僱主及僱員有機會嘗試WFH，學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健康之餘，也學會珍惜與家人的關係、重視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有更好的平衡，讓身心靈的狀態更好，未嘗不是好事。

「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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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社關服侍　關懷基層家庭

疫情急湧而至，自疫症爆發後，明光社體會到基層家庭的辛酸，為遵行《聖經》愛鄰舍的教導及實踐社會關懷，明光社願意多走一步，在2020年5月開始走進社區，服侍基層家庭。本著「fill in the gap」的理念，我們填補現時社會一些服務的夾縫，在不同基金及有心人士的贊助下，為有需要家庭提供援助，包括幫助劏房戶支付租金、提供非現金津貼以改善家居等。

教育幫助脫貧

我們認同教育對基層學童的重要性，知識可幫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在不同基金的贊助下，我們為基層學童及家長提供了一些免費課程、訓練，以增強他們的英語能力及社交技巧。此外，我們又帶他們參與不同的活動，如暢遊大澳、參觀浩海立方．探游館等，以豐富他們的閱歷與體驗。

聘請失業婦女

支援失業或開工不足人士，讓他們能自力更新，擺脫依賴與扶助，增加社會工作的經驗，也是本社關注的項目。本社在一個計劃資助下，聘請了數位因疫情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婦女，讓她們投身短期服侍社區的工作，尋回成功感及愉快感。

提供物資援助

在疫情最嚴峻時，一些基層家庭根本無法承擔額外的抗疫物資；在居家隔離期間，有些劏房戶家中只剩餘一包即食麵，需要緊急求助。本社遂與地區福音伙伴合作，以幫助他們解困。其實自2020年4月至今，本社一直都收到來自四方八面的捐獻，由不同公司、機構、弟兄姊妹捐出防疫物品、藥物、食物、金錢等，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同工努力與地區伙伴緊密合作，將物資送到基層家庭。

關懷靈性需要

面對基層人士，派發物資能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然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福音。若要更全面關心他們的需要，身心靈的支援攸關重要，故此本社緊密與伙伴教會合作，多次探訪及關心他們。一些來自職場的弟兄姊妹成為本社的義工，參與服侍，並多次探訪劏房家庭。在疫情較嚴峻的日子，數位來自深水埗、旺角區的牧者和機構同工以無接觸交收方式，送遞物資予街坊。他們亦透過電話與劏房戶聯繫，以關心他們。由2020年5月至今，本社透過不同的服侍和活動，有超過八十人決志信主。及後本社更為他們與伙伴教會配對，令們能投入教會生活，落地生根，使他們的屬靈生命繼續成長。

個案一

林太（化名）與兒子住在大約二百呎的劏房單位，由於林先生曾中風，故需要在院舍生活，兩母子只能相依為命。林太來自國內，丈夫一向有家暴，加上在香港沒有親人、朋友，最終因要承受多方面的壓力而患上抑鬱，要長期服藥，才可穩定情緒。

由於她不想麻煩別人，有事總希望自行解決。有一次兒子因發燒要送院診治，她在醫院中哭哭啼啼，她形容自己像是一個傻婆一樣，但沒有人明白她的憂慮，她一方面生怕孩子會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她不理解醫生的診斷模式。一個來自國內的婦女在香港獨力帶著小孩，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儘管明光社已轉介她聯繫教會，但她亦很少求助，因為她抱著不想麻煩別人的心態。在香港，有多少像林太一樣的個案，他們不敢尋求別人的幫助呢？明光社一直希望找到社會上被遺棄的人，施予援助，以解燃眉之急。

劏房的生活，誰會想像得到？有沙的水、壞的門鎖、滿佈木蝨的床、與鼠共存的房間。面對著惡劣的生活環境，林太只感到無奈。由於大廈周圍積水過多，導致有蚊患的情況，林太每天都不能開窗，惟有長期開啟冷氣。明光社雖然能夠透過基金撥款，給她重新購置家具，然而，這只能解決基本的問題，劏房戶最需要的是有人照顧他們情緒及心靈的需要。疫情期間，我們不怕受到感染，在許可的情況下仍繼續探訪劏房戶，送上防疫用品，噓寒問暖。我們期望做到的，不只是基本的物質供應，更想他們能得到心靈上的盼望，甚至接受福音，我們希望能像耶穌基督一樣，與人同行。

自從本社轉介林太到教會後，林太的兒子也開始參加教會的補習班，成績有所進步。根據在2021年公佈，由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全港共有22.6萬人居住在劏房中，劏房數字則約有十萬間，《聖經》教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些劏房戶正正就是我們的鄰舍。

個案二

「我們從未去過大澳、浩海立方．探游館……但明光社都為我們達成心願。」單親媽媽周太（化名）很滿足的說。周太來香港已經14年，但從未踏足過太空館、大澳等香港名勝。她說：「我一直對人說，我很想去尖沙咀那圓形的地方。」以前，周太連太空館的名字也不知道，儘管經過也不敢內進，因為她怕入場費很貴，超過她能承擔的，可見她的生活十分困難。

周太談起在劏房如何與老鼠決戰，如何與木蝨共存也猶有餘悸，可以想像其居住地方的衛生情況十分惡劣。由於香港物價高昂，要更換屋內殘破的家具、設施對他們來說是雪上加霜，好不容易讓她得知明光社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於是她四處尋找本社的地址，終於讓她尋找到。「叮噹」門鈴響起，同工出來迎接她時，她面上的喜悅，同工至今未忘。周太對於本社給她的物資十分滿足，而我們也感恩能把資源及時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及後，本社與一班職場弟兄姊妹到周太家探訪，並派發物資，在聖靈的感動下，她最終決志信主。我們亦為她轉介了一間在住所附近的教會，她現在在教會聚會，生命從此不再一樣。周太的主動，令我們非常深刻，她尋找，就給她尋見。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於不少人來說，疫情就好像一個竊賊，偷走了我們不少珍貴的事物：包括一些摯愛親朋的寶貴生命；本來以為可以終老的穩健事業；可以四出享受人生、放眼世界的樂趣；以及與大群新知舊雨一起吃喝玩樂的時光。但對於這幾年唸幼稚園、升初小的學生來說，他們失去的可能更大更多！由於經常停課、上網課，許多課外活動、旅行、參觀、比賽、運動會、慶祝會、甚至遊學都被取消，就算可以上學，也沒有機會與同學一起午膳、開開心心地玩耍，對他們的社交技巧帶來很大的影響。

當疫情開始穩定，是時候為這些學童的社交技巧補補課，本書的出版，正是為了回應這方面的需要，雖然歲月偷走了他們的一些寶貴經驗和美好回憶，但作為父母、師長仍然可以力挽狂瀾，讓他們重新學習與異性、陌生人、和身邊經常接觸的人相處時應有的態度，並且為自己的身體訂立適當的界線，我們亦邀請了不同的專家，協助大家為子女和學生，尋回被疫情偷走的幾堂課，為我們所愛的人多走一步。

疫情近三年，不少家長和孩子一起經歷難捱的日子。由恐慌地買口罩度日，到長時間的停課、在家工作和學習，昔日家長要搶購平板電腦和鏡頭，到今日可以嫻熟地使用各種即時開會的軟件工具，甚至已懂得用綠幕做背景，這些日子大家都經歷了許多。不少家長被疫情所迫變成了科技達人，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孩子在疫情下錯過了甚麼，失去了甚麼？

疫情開始時，家中小兒子剛剛在幼稚園讀了一個學期就停課，之後便一直上網課，學校原本最喜歡讓孩子自己製作一些簡單的小食，一起學習和遊戲，但因為停課便取消了這類活動。最後小兒子即使回復日常課堂，在三小時課堂裡，沒有外出、製作小食和茶點，這原本是意料中事，但學校還要求孩子不能喝水和進食，全程要戴口罩上課，這是一件叫人非常無奈的事。他的三年幼稚園生活，理應是人生最快樂的讀書生涯吧，但也在疫情下被斷送，作為家長也甚是無奈。

孩子上網課也要留堂

大兒子讀小學，疫情之下，雖說功課減少了，但仍然要追趕課程，學校要停課不停學，上網課也有測驗考試。記得疫情初期，學校也會照顧個別有需要的同學，容許他們在合理比例下回校上課，但實際上大部份時間均在網課，網課也難以處理他們的學習差異，最後大兒子的成績當然很一般。他同時因著不能追上進度，居然也有網課留堂的做法，不過即使留堂，孩子一樣可以不專心，眼睛望著電腦後面的電視機，其實能接收多少訊息，基本上是一個謎。

課餘生活也同樣深受影響，特別是疫情初期，政府連公園也關閉起來，孩子在家無事可做，很快就「培養出」打電玩和看手機的「習慣」，很多家長朋友也感慨本來努力為孩子建立的電腦和手機使用習慣，一個疫情就失守了，現在復課即使功課再多，他們也不能像以往般專心溫習。同樣因為沒有機會外出活動，就連很多增強體能的活動，也因著疫情被取消，孩子雖然沒有患傷風感冒，但卻變肥變慢，長此下去也不會變成一個很健康的人，難道真的要終此生戴著口罩度日？還是要每年定時定候打預防針，才能生存？沒有人知道。

孩子外出回家務必立刻洗澡

疫情也讓孩子有很多心理陰影，例如大兒子現在但凡回家，務必立刻洗澡。有次他不知道原來晚上還有活動，就大叫不要再外出，因為他早就洗澡了，一天洗幾次澡覺得很麻煩，但又擔心外出回來若不洗澡就無法清除病菌，所以感到十分矛盾。他有時又會每天問我們確診數字是多少，希望疫情放緩便可以和朋友見面，但到了見面的日子，卻又因為害怕疫情，而不能像以往般有很多親密的接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只能透過網上連繫，生活似乎很不開心。

幸好，小弟家住村屋，部份政策很少在家中實施，例如很多朋友經歷過的圍封、強檢，小弟就未試過，又因為開車接送家人上班上學，與家人一起的時候也不用戴口罩。但可以想像得到，在公眾地方，大家的壓力可以有多大，小孩未來成長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以有多遠。我們也不難想像，到了一天可以除口罩相見時，大家可能還會害怕，覺得這個世界仍然有病菌，但想深一層，只要你病過一次，也會知道，人總會病的，與其害怕，不如勇敢面對。

最後，小弟一家也曾中了新冠肺炎，幸好只須居家隔離，避過到「竹篙灣」一劫，但患病的經歷很真實，也有發燒咳嗽等病徵。孩子們雖然辛苦，也笑言好像有好幾年沒有病過了，但回頭再想想，如果可以選擇，我們會寧願這樣病，還是選擇努力去預防這個病？孩子們笑說，沒有甚麼比週末去公園玩；平日可以返學和同學一起，放假可以返課外活動，之後和朋友一起食沙嗲牛肉麵；週日又可以返教會上主日學，之後一起去意大利式餐廳食肉醬多利亞焗飯重要。

原來，孩子們的選擇很簡單，只是一個開心快樂的童年。

又原來，今時今日，開心快樂，卻很難。

資料庫

疫情下的家長心聲

疫情連綿，今日孩子即使恢復面授課堂，也要戴著口罩上課，有家長在社交媒體的群組中感慨的說：「阿仔已經返學兩個學期了，但從沒見過其他同學的樣子，讀幼稚園時這樣，現在讀小學也是這樣。」幼稚園生的家長，看著孩子幼稚園畢業，有的家長表示：「在班級畢業照中，所有小朋友都戴著口罩，誰也認不出對方。」也有家長慨嘆：「我覺得小朋友錯失了許多寶貴的學習經歷，他們需要學習群體生活，但因疫情卻要保持社交距離。」疫情下孩子或許都習慣了做快速抗原測試，有家長就形容女兒打開快速測試包，就像打開餅乾包裝袋一樣嫻熟。盼望疫情過去，回復昔日的生活，是不少家長的心願，有家長就分享到：「希望小朋友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鮮的空氣，不用擔驚受怕。」「很想小朋友能夠和其他小朋友一起開生日會，吃蛋榚、喝果汁，一起開心笑。」

在疫情持續近三年的時間，學校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網課成為學習的新模式，而這不只發生在中小學，連幼稚園也需以網上教學來取代面授課，這對幼童的成長帶來深遠的影響。

不少人都認為幼稚園教授的東西十分簡單，小朋友回校只是學習簡單的語文、數字，其餘時間都是玩耍、唱歌和食茶點，但其實小朋友在這些活動中學習到的東西比我們想像的多。

袁老師是一位有十多年經驗的幼稚園老師，她指出疫情下小朋友「聽說讀寫」的能力固然減弱了，但她認為疫情更大的影響是打亂了小朋友日常生活的作息時間。以往學生在每個上學天，都需要在固定時間起床、出門搭校巴回校、上課、放學回家，每天重複這些流程對小朋友來說，其實已經是一個有關時間和環境轉換概念的練習。

建立社交技巧的重要訓練

在幼稚園上課時，小朋友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外，每天都會有排隊、玩遊戲、玩玩具的時間，過程中或會出現一些情況，老師可以適時介入，幫助小朋友建構學習經驗，以建立他們解決困難、互相分享和「輪流替換」等能力。

「輪流替換」是指輪流進行活動，如排隊、音樂傳球遊戲、輪流玩玩具等。這看似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活動，但原來對小朋友卻十分重要。袁老師解釋小朋友透過「輪流替換」可以學習正面的社交技巧，利用友善的語言提出自己的需要，建立與他人的聯繫，同時也學習分享、學習等待。如小朋友未能發展出「輪流替換」概念，將會容易出現肢體衝撞，也影響人際溝通能力，未能與他人連結。

但在疫情嚴重期間，學校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以一問一答形式來教導小朋友，小朋友未能真實地與老師和同學相處。缺少了與同儕相處的時間，也會阻礙小朋友建立不同的能力。由於小朋友尚在發展階段，成長過程中每一環都會影響日後其他技能的發展，如果父母沒有幼兒教育理論的知識作為基礎，往往會忽略一些簡單活動背後的意義。袁老師再以疫情前幼稚園的茶點時間作例子，小朋友在聽到老師的指令後，自行打開書包的拉鏈，取出茶點袋，打開茶點袋，取了水杯碟子放在桌面，之後安坐在座位上等候老師指令，聽到指令後才進食茶點及飲水。對成年人來說，這是簡單不過的事，但對小朋友來說，卻是一個手眼協調和小肌肉活動的訓練，以及學習聆聽、理解、秩序和紀律的課堂。但如果小朋友一直留在家中，父母往往會準備好一切，小朋友甚至連餐具也不需使用，只需張開口就可以，但卻錯失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別讓孩子養成飯來張口的習慣

袁老師的學生主要來自中產家庭，小朋友在父母和工人姐姐的悉心照料下，真的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如果他們是家中的獨生子女的話，就更不懂得分享。當幼稚園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時，小朋友就連在學校學習一些基本能力的時間也沒有了，她坦言在這一兩年，學生的自理和語言能力都偏弱，甚至學生「未戒尿片」的情況也增加了。

袁老師建議各位父母要學習放手，讓子女學習自理，自行食飯、自行換衫，工餘時可以多與子女到戶外玩耍，訓練小朋友的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而當小朋友在遊戲時，不要為小朋友定下各種玩法，讓小朋友發揮創意，享受「自由遊戲」的樂趣。

最後，袁老師認為小朋友在幼稚園最重要是學習與人相處，因此在不違反政府防疫措施的情況下，父母不妨安排小朋友間的聚會，增加小朋友「輪流替換」的經驗，提供真實場景讓子女學習分享、解難、與人相處，以增強他們的社交能力。

第五波疫情至今已近一年，許多學校因學生打疫苖的數字未達政府要求，仍未能回復全日面授課堂。這種情況，對學童成長及學習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曾任小學校長、有16年管理學校經驗的鍾頴欣校長，憑著她的觀察、與老師、家長教師會一起制定的方向及設計的活動，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同學未能與同齡書友相處

鍾校長認為學生在疫情下，失去了很多學習機會。對於幼稚園、小學生來說，用Zoom這類軟件在網上進行學習，如沒有家長的協助，可以學到的東西真的不多。她坦言，部份學生隔了兩年，從幼稚園升到小學上課，好像完全沒有學習過，很多東西都未學懂。她指出有些學校可能會為學生學習知識而著急，在面授時單單著重教學。但她認為除了學校課程內容以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在成長中與同學一起才能獲得的經驗。「學生不能一起在操場聚集、不能一起排隊、不能一起坐旅遊巴外出參觀，就會失去一些一起經歷整體氣氛的體驗，這實在十分可惜。」她認為學生與同齡的同學相處，一起成長十分重要。疫情中，學生在家最多還是和兄弟姊妹相處，現在學生回校，不少學生的社交能力都差了，因為在家被關注及被照顧得太多，可能被寵壞了，回到學校，他們缺少了一些有商有量、接納、分享及互相合作等能力。

除了社交，鍾校長還指出學生的脾氣、耐性也差了不少，她認為可能是家長在疫情中失去了工作，或要在家工作，他們居住的空間不多，但要與孩子們在家日對夜對。家長由於面對不少壓力，其情緒有機會影響到孩子。當孩子回到學校，也同樣地會帶著一些情緒及缺乏耐性等習慣回來，這狀況明顯也是受家長影響的。

雖然疫情使學生的學業、成長、情緒等，都出了一些狀況，但鍾校長說有方法可以改善。每間學校的取捨可能有所不同，她就認為學校除了教學外，亦需要每日騰出時間舉辦活動，訂立目標、主題，讓學生可以一起參與，讓他們可以學習與同學相處。

鍾校長又指在疫情下，老師有多點空間做網上教材，學生可以看短片，看一些需要跟著步驟逐步逐步做的課程內容，這令學生在家仍可以學習，效果可能比面授更好，因為未能看一次就學會的學生，可以重複觀看片段，慢慢學習。

關心家長同樣重要

另外，鍾校長也覺得關心家長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老師會抽時間每星期致電給家長，除了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其實也可以透過傾談，了解家長的情緒和現況。收集好家長普遍的狀況後，學校社工會為家長的需要，設計相關的講座，如教導如何疏導情緒的講座等。」

而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亦曾舉辦親子KOL短片拍攝比賽，讓家長與孩子一起拍短片記錄一起做的一件事，如一起烹調食物或唱一首歌等，讓家長與孩子在家可以有機會共同合作完成一些事情，建立美好的回憶。

問及家長們會否對講座不感興趣，鍾校長認為可以先試試以學童需要作為講座的主題，讓家長親臨參與，然後再加入一些針對家長的內容，如情緒管理、教養子女、相處技巧或與上網有關的資訊，這樣便能吸引家長參與講座。

最後，鍾校長鼓勵家長們，在疫情中就算有很多時間在家，家庭成員也不要各自對著電視、平板電腦，反而可以在家進行親子活動，如一家人一起玩board game（桌上遊戲）或烹調食物等。但她更建議大家多點一起外出抖抖氣，爭取多點活動空間。

編輯﹕謝芳

「你們既是順服的兒女，就不要再效法從前無知的時候放縱私慾的生活。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聖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聖經新譯本》〈彼得前書 1：14-16〉

現今世代的年輕人，不是徘徊在動漫世界，就是沉迷於遊戲世界，甚或愈來愈少閱讀，就算偶而閱讀的，許多只會看漫畫。說到漫畫書，或許大家腦海聯想到的，是一本本的漫畫書，但事實上，漫畫書電子版已成潮流，就像其他電子書一樣，就算有紙媒印刷版，大概亦是為收藏所用。漫畫的電子化，加上盜版翻譯漫畫層出不窮，各類的漫畫令青少年更容易觸及，特別在不同的漫畫網站及應用程式內，無論收費或免費都是「海量」般供應。

現實上，大部分坊間的漫畫都暗藏一定程度的不良意識或性意識，例如看過《多啦A夢》的讀者，都會意識到內裡有不少欺凌事件，甚至大雄亦有多次進入靜香正在洗澡的浴室。在《蠟筆小新》的動畫和漫畫中，小新也多次露出臀部，甚至利用股間摩擦物件。故此，在漫畫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些意識不良的情節。不過，是否因此就禁止青少年閱讀？筆者認為有討論的空間。或許我們不宜亦不可能完全禁止青少年看動漫，但我們卻可以教導他們如何選擇合適的讀物。本文嘗試帶出在不同種類漫畫中的文化是如何影響青少年，並推薦一些較為健康的漫畫給青少年選擇，家長亦可多加留意子女閱讀漫畫的習慣。

漫畫中的正面意識

在坊間，縱然會出現帶有不良意識的漫畫，但當中亦有一些能夠帶給青少年正面信息的作品。觀其一些比較流行的漫畫，諸如《海賊王》、《火影忍者》、《鬼滅之刃》等等，它們都是連載於日本《少年JUMP》漫畫週刊。而《少年JUMP》的漫畫通常都會有一項貫穿整個劇情的黃金法則：「友情、努力、勝利！」這個法則主導著故事的走向，內容不會脫離：擁護友情，甚或友情至上和追求不斷變強的主角，最後邁向皆大歡喜的結局。

我們會認同，如果青少年可以學習到友情和努力是一件正面的事，這也正正符合青少年需要改善的特徵，包括自我中心、個人主義、部分缺乏上進心等等。現時青少年大多為「網絡原住民」，加上疫情的影響，或許已經不懂得如何面對面社交了，而這類型漫畫非常強調友情或友誼，當中的角色可以為朋友而犧牲自己的，許多角色都是為了朋友而努力的，這帶出了一種「為他者」的倫理教導，換句話說，就是擺脫自我中心的教導。

漫畫中性與暴力

但不容忽視的是，無論漫畫內容帶出的信息多麼正面，它們表達的手法就必須細心留意，正如之前所說，不少漫畫當中都暗藏著許多不良意識或性意識。無可否認地，性意識已經融入了不同的媒體和創作，根本就令人防不勝防，何況是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在網絡發展迅速的今天，漫畫也不能夠倖免於色情資訊氾濫，最著名的種類大概就是戀愛後宮漫畫了（即1男多女的感情生活），當然也有所謂的逆後宮漫畫（1女多男的感情生活），只是比例較少而已。顧名思義，即是愛慕主角的角色會不斷地陸續出現，而主角會與不同的異性發生曖昧的關係，甚至出現涉及色情成分的內容，如《約會大作戰》、《五等分的花嫁》等等都是感情混亂的漫畫，可能會讓人憧憬著這些關係，令到一對一的戀愛關係不再被重視。當《出租女友》這種美化援交的漫畫或動畫都受到不少的好評時，不少的錯誤的價值觀或正嚴重影響青少年的成長，特別是未來對愛、婚姻和家庭的價值和期望。

除了主要談及感情、兩性關係的漫畫，也有一些主打暴力、血腥、展露人性陰暗面等等的漫畫（部分含有性暴力），類似《魷魚遊戲》的題材，或者可以說是《魷魚遊戲》的參考資源。舉例而言，《彌留之國的愛麗絲》、《朋友遊戲》、《殺戮都市》、《進擊的巨人》，還有「海量」的恐怖漫畫，如集結恐懼、暴力、死亡、黑暗於一身等等的作品，都將暴力與人性的醜陋推至高峰，雖說當中的主角都會有拼命幫助朋友的特色，但似乎劇情中的暴力和黑暗(人性的黑暗)才是焦點。這類作品的確會影響社會上的暴力行為，葛洛斯曼的《暴力電玩如何影響殺戮行為》內亦有提及媒體及電玩傳播的暴力如何從心理學上對人造成影響，有興趣可以看一看。如套用在青少年，或許心智並未成熟、未懂得批判當中的內容便有可能受到影響。綜觀現時的教育，除了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很少有中學聚焦於性/倫理觀念的教導。

部分漫畫的推薦

既然漫畫作為一個主流文化，又無法避免地會夾雜著不良意識，筆者選擇一種名為Lesser evil的做法：即是從眾多不良意識的漫畫中，選擇一些較少不良意識，同時內容的焦點是主要放在正面訊息身上。以下可推薦：

1. 《火影忍者》：故事內容為一位失去雙親的小朋友如何透過努力，對友情的執著，最後邁向夢想，也是一個頗勵志的故事。
2. 《灌籃高手》、《排球少年》：它們都是以運動項目為主軸，主角和其他角色為邁向目標而努力，內容大致是正面的。
3. 《名偵探柯南》：是一套懸疑偵探並帶有少許恐怖情節的漫畫。主要講述犯人無論犯罪的手法多麼精密，主角作為偵探，都會竭盡全力找到犯人，而犯罪者也要承擔相應的後果。
4. 《我的英雄學院》：故事講述一位少年面對別人的嘲笑仍努力不懈的故事，為典型的「友情、努力、勝利」漫畫。

篇幅所限，欲推薦的漫畫未能盡錄。不過，需要留意的是，縱使一些看上去只是普通題材的漫畫，例如運動、烹飪等等，都有機會充滿不良/色情資訊，如漫畫《食戟之靈》雖然是一套廚藝比拼的漫畫，但內裡的色情訊息卻佔據了大部分。故此，如何選擇合適的漫畫伴隨青少年成長，是一門艱深的學問。

是次分享的電影類型是「成長的儀式」。根據電影編劇指南《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成長儀式」的故事都是關於痛苦和折磨，通常是指「人生」的外力，是「看不見的、模糊的，或是因為無以名狀而無從掌控的」，但衝擊著我們的「怪物」（困境）。[1] 而主角們都有逃避問題的傾向，但到後來他們總得接受真正的解決方法，在痛苦中成長，而往往，他們需要改變的不是世界，而是他們自己。8月電影小組講座中，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以兩部精彩的獲獎電影《小丑》（Joker）及《瀑布》作為例子，為我們解釋這種電影類型。

兩部電影的主角在故事中一開始已患上精神病，但因著他們面對不同遭遇，他們成長後的結局亦大為不同！《小丑》的主角Arthur自小患上罕見的精神病，在壓力下會不能自控地大笑，但他一直都很努力，想生活重回正軌，並透過扮演小丑的工作將快樂帶給人們。但他的社區、工作、家庭不單未能支援他康復，反而令他面對更多壓迫：被欺凌及出賣，並因而失去工作。他還被三個「父親」傷害：在精神上被偶像傷害——當紅清談節目主持人Murray在節目中公然嘲諷他；親生父親遺棄他；在收養家庭中，他被養父毒打虐待，造成他的精神問題。面對著比自己更瘋狂的社會，Arthur最後發現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去對待他不認同的人，是最令他舒暢，能使他跳起「小丑」舞來。

而《瀑布》中的媽媽羅品文，因丈夫有外遇而離婚，使她獨力支撐家庭，過大壓力令她失去了高薪厚職及患上了精神病，但電影中品文所處的家庭、社會都對她很友善：她的女兒小靜會與媽媽共渡康復時光；家庭傭工、病友、新工作的工友與上司等都對她很好，給予她一家支援與接納，以致品文能放下過去並漸漸康復。小靜也能從中成長，變得成熟。

兩個角色似乎最終都「成長」了，接納了自己所處的困境，但小丑卻因著缺乏愛、關懷和理解而使他走進最後的瘋狂，而品文卻因為有家人的陪伴和社會的接納，讓她慢慢好起來。筆者和礽福都認為這兩個故事都是各走極端，我們所身處的社會沒有那麼極端的壞，亦沒有那麼理想的好，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如何可以使這世界向好的方向走，就像那塊蓋著品文家外牆的藍色帆布，只要能被拉下來，外間溫暖的光就能透進心窗。

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當晚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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