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預防虐兒到全城監察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哄哄，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在疫情持續近三年的時間，學校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網課成為學習的新模式，而這不只發生在中小學，連幼稚園也需以網上教學來取代面授課，這對幼童的成長帶來深遠的影響。

不少人都認為幼稚園教授的東西十分簡單，小朋友回校只是學習簡單的語文、數字，其餘時間都是玩耍、唱歌和食茶點，但其實小朋友在這些活動中學習到的東西比我們想像的多。

袁老師是一位有十多年經驗的幼稚園老師，她指出疫情下小朋友「聽說讀寫」的能力固然減弱了，但她認為疫情更大的影響是打亂了小朋友日常生活的作息時間。以往學生在每個上學天，都需要在固定時間起床、出門搭校巴回校、上課、放學回家，每天重複這些流程對小朋友來說，其實已經是一個有關時間和環境轉換概念的練習。

建立社交技巧的重要訓練

在幼稚園上課時，小朋友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外，每天都會有排隊、玩遊戲、玩玩具的時間，過程中或會出現一些情況，老師可以適時介入，幫助小朋友建構學習經驗，以建立他們解決困難、互相分享和「輪流替換」等能力。

「輪流替換」是指輪流進行活動，如排隊、音樂傳球遊戲、輪流玩玩具等。這看似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活動，但原來對小朋友卻十分重要。袁老師解釋小朋友透過「輪流替換」可以學習正面的社交技巧，利用友善的語言提出自己的需要，建立與他人的聯繫，同時也學習分享、學習等待。如小朋友未能發展出「輪流替換」概念，將會容易出現肢體衝撞，也影響人際溝通能力，未能與他人連結。

但在疫情嚴重期間，學校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以一問一答形式來教導小朋友，小朋友未能真實地與老師和同學相處。缺少了與同儕相處的時間，也會阻礙小朋友建立不同的能力。由於小朋友尚在發展階段，成長過程中每一環都會影響日後其他技能的發展，如果父母沒有幼兒教育理論的知識作為基礎，往往會忽略一些簡單活動背後的意義。袁老師再以疫情前幼稚園的茶點時間作例子，小朋友在聽到老師的指令後，自行打開書包的拉鏈，取出茶點袋，打開茶點袋，取了水杯碟子放在桌面，之後安坐在座位上等候老師指令，聽到指令後才進食茶點及飲水。對成年人來說，這是簡單不過的事，但對小朋友來說，卻是一個手眼協調和小肌肉活動的訓練，以及學習聆聽、理解、秩序和紀律的課堂。但如果小朋友一直留在家中，父母往往會準備好一切，小朋友甚至連餐具也不需使用，只需張開口就可以，但卻錯失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別讓孩子養成飯來張口的習慣

袁老師的學生主要來自中產家庭，小朋友在父母和工人姐姐的悉心照料下，真的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如果他們是家中的獨生子女的話，就更不懂得分享。當幼稚園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時，小朋友就連在學校學習一些基本能力的時間也沒有了，她坦言在這一兩年，學生的自理和語言能力都偏弱，甚至學生「未戒尿片」的情況也增加了。

袁老師建議各位父母要學習放手，讓子女學習自理，自行食飯、自行換衫，工餘時可以多與子女到戶外玩耍，訓練小朋友的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而當小朋友在遊戲時，不要為小朋友定下各種玩法，讓小朋友發揮創意，享受「自由遊戲」的樂趣。

最後，袁老師認為小朋友在幼稚園最重要是學習與人相處，因此在不違反政府防疫措施的情況下，父母不妨安排小朋友間的聚會，增加小朋友「輪流替換」的經驗，提供真實場景讓子女學習分享、解難、與人相處，以增強他們的社交能力。

詐騙大學：有錢便來者不拒

最近北美基督教會爆發了不少性醜聞，例如加拿大超級教會The Meeting House有四名牧師因為涉及38宗性侵案而被捕；在美國方面，有充分證據顯示基督教音樂家克里斯．賴斯（Chris Rice）曾經性虐待男童，但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是今年5月美南浸信會聘請的獨立調查公司發佈了一份長達20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20年美南浸信會高層掩藏了許多神職人員性侵的罪行。

不過，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樁程度比較輕微的教會醜聞：今年6月23日，拜登政府宣告取消向就讀「詐騙大學」（Predatory for profit universities ）學生提供的60億美元助學貸款，預估約20萬債台高築的學生不需要還款，教育部長卡多納表示，這是對各方都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所謂「詐騙大學」，是指以牟利為目的之學校和職業訓練機構，這類大學的收生門檻很低，他們的招生部門使用誤導性訊息來促使人註冊入學，例如承諾學生在畢業後將會前途光明，於是很多人向政府借出龐大的學生貸款，但結果很多學生不是沒有畢業，就是在畢業後並沒有得到期望的高薪厚職。一群受害的學生在集體訴訟案 Sweet v. Cardona 中投訴：他們付出高昂的學費，換來的只是劣質的教育，在這訴訟案中150間美國學府榜上有名，這包括了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德福瑞大學（DeVry University）、大峽谷大學（Grand Canyon University ）。上述最後一間是基督教大學，以學生人數而言，大峽谷大學是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

有別於性醜聞，筆者對基督教大學抱著比較諒解的態度，說實話，世界上有很多種比辦學店更加有效的詐騙手段或者賺快錢方法，我相信起初辦學者可能懷有崇高的理想，但為甚麼後來卻會淪落到如此田地呢？讓我們回顧這類大學的歷史。

大峽谷大學：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大學

大峽谷學院於1949年在亞利桑那州成立，起初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當時亞利桑那州美南浸信會認為有必要建立一所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大學，讓當地浸信會信徒有機會在就近讀書，而毋須前往遙遠的德克薩斯州或奧克拉荷馬州去入讀浸信會大學。然而，大約20年前大峽谷大學面對嚴峻的財務困難，於是董事會於2004年將大學出售，使其成為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學院。為了生存和擴展，大學當局支付予招生員工的獎金和他們招攬的新生人數掛鉤，這違反了教育部的禁令，因此，在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起訴大峽谷大學，最終大峽谷大學就此案達成和解，支付了520萬美元罰款。

事實上，大峽谷大學的招生方法值得商榷，根據College Board 2021年的資料顯示，只有37%大峽谷大學本科生可以在八年內畢業，而全國的平均數是57%；這並不是一年半載的現象，根據 IPEDS 的數據，由2013年至2019年，大峽谷大學的學生畢業率遠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數和其他院校，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2019年76%的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學生可以在四年內畢業，在大峽谷大學只有22%！大峽谷大學是來者不拒，只需要有錢交學費便可以註冊入學，絕大部份學生得根本沒有足夠程度去讀大學，他們無法畢業是已經預知道的。同樣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不齒大峽谷大學的做法，所以拒絕在任何運動中與這大學比賽。

自由大學：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

其實，有不少美國基督教大學亦經歷過類似的財務困難或者醜聞，例如位於維珍尼亞州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和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歐路．羅伯茨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自由大學是保守派牧師科威爾（Jerry Falwell ）於1971年創立的福音派學院，他的目標是為學生提供維護傳統信仰價值的高等教育。但是，1990年代自由大學開始陷入財務危機，科威爾牧師聘請他的兒子小科威爾去力挽狂瀾，小科威爾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例如在廣告中列出每學分的學費，而不是每門課程的學費，這樣看起來學費不算昂貴，在小科威爾苦心耕耘之下，從2012年起，自由大學成為全美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基督教大學，直到2018年才被大峽谷大學超越。

然而，2018年《紐約時報》報道，自由大學的招生部門有 300 人，他們要每天招收至少八名新生入學，其中60名工作人員專門針對軍人，因為軍人更容易獲得聯邦政府資助，自由大學的學生在聯邦政府學生貸款排行榜中排第六。

歐路．羅伯茨大學：以死要脅的屬靈勒索

1962年，歐路．羅伯茨牧師於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Tulsa）南部創立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1978年他又在大學興辦醫學院，並於1981年成立了醫學信仰之城和醫學研究中心。但是，過度擴張令大學賬簿被紅墨水掩蓋，1987年，羅伯茨牧師宣佈，除非他在 3 月之前籌集到800萬美元，否則他會蒙主寵召。最後期限來到的時候，他表示這筆錢已經籌集到了，一位善長仁翁捐贈了所需金額的最後150萬美元，不過，最終其醫學院和研究中心在1989年仍然因為敵不過財政挑戰而關閉。

在本世紀初，該大學再度陷入財務困境，負債超過五千萬美元，但這一次繼任的校長再沒有說籌不到錢便會被神召回天家，也許這是因為「招式用老」，幸好信奉基督教的Hobby Lobby家族先後向該大學捐贈了幾筆巨款，它才渡過難關（如果你的教會或者機構需要資金，請你聯絡Hobby Lobby）。

結語

性醜聞完全沒有任何可以開脫的藉口，不過，很多基督教大學原先都有崇高的理想，無奈，現實的挑戰會令人變質。若果只是經營一盤生意而捱不起虧蝕，那麼大可以關門大吉。然而，基督教事工都是打著信心的旗號去創建和向前邁進，如果打退堂鼓的話，這好像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假如硬著頭皮再衝向前，便可能會出現所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例如大峽谷大學和自由大學濫收學生，歐路．羅伯茨牧師以死要脅，無可置疑，這是一種道德勒索或者屬靈勒索（「若果你不向我捐錢而任由我英年早逝，那麼你就是不重視神的事工」）。

負責任的研究人員常常說：一分證據講一分說話。同樣道理，何不一分信心做一分事工？

在日常生活裡，大多數成年人都懂得與其他人保持恰當的身體距離，例如會因應場合、與對方的關係等因素作出調整，讓大家都感到舒服自在。相反，小朋友對於身體距離往往未能好好掌握，家長有需要花多點時間去教導小朋友明白身體界線和情感之間的關係。

日常生活例子：觀察在排隊的人

家長如運用日常生活的例子來教導，和孩子抱著輕鬆好玩、競猜遊戲的心情去觀察身邊不同人的社交距離，會是非常好的開始。家長可以透過問題，引導孩子去觀察，令孩子對身體界線和情感之間的關係產生興趣，並學習多留意周圍的人和事，例如在超級市場，正在排隊等候付款的人有男有女，也有不同年齡的人在當中，這會是個不錯的場景。家長可問孩子以下問題：一、排隊的人會「掂到」排在前面和後面的人的身體嗎？二、家長可以請孩子觀察特定的兩位人物，讓孩子猜一猜，他們是甚麼關係？是媽媽和女兒、朋友、還是陌生人呢？有甚麼線索透露了他們的關係呢？三、他們有交談過嗎？還是各自做自己的事，如低頭看手機？四、猜猜他們當時的心情怎樣，是開心、沉悶、疲累等等。五、如果有人覺得排隊時和其他人站得太近，他們會有甚麼反應呢？

當孩子在觀察後說出答案，家長可以讚賞子女的細心觀察，然後為這次競猜遊戲作簡單的總結，引導孩子明白幾個重點，讓他們了解成年人如何與其他人合宜地相處：一、一般來說，家庭成員之間的身體距離是最親近的，例如父母和子女之間會擁抱、拖手、依靠在一起，也會傾談；二、朋友之間偶然或會拍一拍膊頭，或有少量的身體接觸，但都是點到即止，相處時以傾談為主；三、陌生人之間不需要也不適宜有任何身體接觸，一般情況下不會閒聊，以免產生誤會；四、任何人遇到不舒服的接觸，應該即時拒絕、走開、找人幫忙。以上四項身體界線原則普遍為社會所接受，然而每個家庭對身體界線的看法，或許會有一些微調。若孩子對身體界線感到困擾，家長可以和孩子逐一詳談，幫助孩子釐清界線。

小朋友之間的互動：彼此尊重、愛護

小朋友之間的互動，都是很單純很直接的，他們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就和對方攬頭攬頸，表現得相親相愛，相反，當生氣時他們或會互相推撞，造成損傷。其實小朋友之間的玩耍，很多時只在意玩得是否開心，有時真的沒注意彼此間的身體界線。家長要教導的重點是，告訴孩子：「我們漸漸成長，就需要用大個仔、大個女的方式去溝通，這是一種禮儀。」我們要給孩子心理準備去改變其行為舉止，由身體界線的「嬰幼模式」，慢慢過渡成「長大模式」，意思即是有合宜的身體界線，能和其他人用言語、文字、表情或身體動作來溝通，彼此的距離能令雙方感到自在和舒服、被尊重和愛護。這種改變，有些小朋友只需要短時間就能做得好，有些小朋友則需要多些時間去適應，其實這也是正常的事，毋須比較，父母可以告訴孩子：「爸媽會陪著你過渡。」

家長的教導：讚賞、提醒與責罰並重

當小朋友做得對時，例如在公園玩耍時懂得排隊、學會等待，在排隊時留空間給其他小朋友，讓大家都感到舒服，請家長多多讚賞孩子，告訴孩子這樣做能令彼此都感到被尊重，這也是愛護身體的表達，家長還可以跟孩子說，這些正確的行為，會令大家都會喜歡和你相處。

或許有部份家長會對孩子過份溺愛、不捨得責罵，合理化他們的錯誤行為，孩子犯錯，家長就會想：「小朋友就是這樣啊，遲些他就會變好」，姑息犯錯的孩子最終反而會令他們受傷害，因為大家都會討厭他的無禮和暴力行為，沒有人喜歡和「小霸王」做朋友。錯誤行為並不會因著小朋友漸漸成長而自動變好，時間愈久只會令這些壞習慣變成常態，令孩子積習難改。因此，當小朋友做出傷害別人身體的事，如推跌別人、打人、扯頭髮，或做出讓人蒙羞的事，如掀扯衣物、為了作弄別人而觸摸別人的身體等等，家長必須給孩子清晰的提醒和合理的責罰。家長可以請孩子回想一下，別人對自己錯誤的行為有甚麼反應和感覺，例如驚慌、討厭、生氣等等，並讓孩子明白合宜的身體界線和建立友誼是有直接的關係。最後，家長務必給予孩子改正的機會，鼓勵孩子向受害者道歉，家長亦可以教導孩子，如果再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孩子應該怎樣做。

其實無論大人和小朋友也在學習不同的人生課題，做錯了就要有勇氣道歉、知錯能改，避免再犯類似錯誤，願意承認過犯當然難能可貴，其實這也是成熟的表現。祝願大家能以溫柔的言語、堅定的心、再多一點耐性去教導活潑好動的孩子，相信教導成果是指日可待的。

（本文原載於第144期〔2022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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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每每教人措手不及，特別是對基層人士來說，原來的生活已經十分艱難，疫情下的種種政策無疑是讓他們生活的擔子百上加斤。當政策愈來愈嚴緊，教會及機構是否只能按兵不動，停止服侍鄰舍？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在2022年2月22日，明光社舉辦的一次網上講座中告訴大家，只要有心，疫情阻止不了人們繼續服侍鄰舍。

心靈的支援

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除了需要食物之餘，也需要iPad及網卡，以便學童可以上網課，疫情嚴峻時，他們更需要快速檢測包、暖包、退燒藥、感冒藥等。不過，除了物資，還有甚麼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機構及教會可以盡力提供給他們呢？歐偉民博士就提到街坊的心靈及情緒需要，這些需要都是真實的，他們需要有人支援他們，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生命才得以建立。當鄰舍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幫助他們，他們需要有人陪伴，需要與人傾談，幫助他們渡過孤單的時刻，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很難面對困難。歐博士表示，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期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大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淑娟牧師看到雖然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通過網絡與小朋友溝通，令他們不必困在60呎的空間裡，整天黏著母親，與母親困獸鬥；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與歐博士一樣，陳牧師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教會也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

奇妙的供應

甘晨智牧師表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疫情只是令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以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不能進食，大家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不過甘牧師和義工對街坊還是念念不忘，很怕彼此的關係因此轉淡，而奇妙地有食品公司主動聯絡，表示可提供餸菜餐盒予教會，於是教會又有新的計劃派發速凍餸給街坊了。後來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這令義工跟街坊相處的時間少了，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想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他們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即使只有五分鐘、10分鐘也好。於是乎義工慢慢由陪行，發展出可以用電話關心街坊，到疫情受控時，這些鄰舍也願意走入教會，參加教會活動，又或者會成為教會的義工。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仍然能夠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如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會安排他們打電話關心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與人傾談。歐博士希望透過關懷服侍，可以把人帶回神面前，他知道疫情期間有諸多限制，人的需要卻是很真實的，惟有神才是可以真正幫助他們的，他希望在不同時候，他們都不要失去召命，繼續將人帶到神面前，所做的事都是指向信心和盼望的源頭——主耶穌基督。

無接觸配送

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須接受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同工可以選擇是否參與派發物資，如果他們願意又有信心便可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方法，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以外出，或會約他們在公園某張長椅，同工放下物資便會離開。陳牧師指，在派發物資時，教會會做足一切防疫措施，例如同工需要每天做快速測試檢測，送物資時會戴兩個口罩。同工上班會分成兩隊，一批人返週一、三，另一批人返週二、四，這樣安排下，即使有人確診，也能避免感染另一組同工。陳牧師表示，教會盡己力做足保護，至於其他的，他們會交託給神。

對於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事奉團隊本身便恍如一個團契，彼此在當中分享自己的經驗，若有人有疑問，有人可以澄清他們的看法，與他們分享經驗，幫助他們明白甚麼是Omicron等，他們便不用那麼驚慌，亦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另外，若大家可以從社關方面的角度看事情，例如討論是否接種疫苗，以服侍鄰舍的角度作為討論基礎，團隊成員就會較容易接受，有助他們溝通。

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耶穌提到撒馬利亞人「看見了，就動了憐憫的心」（路十33《新譯本》）。機構或教會在疫情下仍能回應鄰舍的需要，在於他們除了疫情，還能更多的看見神及鄰舍的需要。如果大家眼中只有疫情，可能只會看見疫情或疫情之下種種措施如何可怕，教人厭煩，讓人不安甚至恐慌，但如果看見鄰舍的需要，或有可能看到像「五餅二魚」的神蹟，就如甘牧師一樣，他的教會原本只打算派發一次禮物包給鄰舍，誰知派完一次之後，發現還有物資剩下來，足以派發第二次。

筆者在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工作，大學有一個部門名為「信仰整合」（Faith integration），目的是鼓勵教授將基督教信仰與教學、研究融合在一起，教授能否升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通過信仰整合的考核，而這些考核包含了對信仰整合論文的評分。一位同事提出這個挑戰：「這些考核本身有沒有通過考核？」他的意思是：我們怎可以知道這些分數可以真正反映出教授的信仰歷程和表現，坦白說，「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的情況不時出現。我更加進一步說：「雖然我以數據分析謀生，但是我並不認為任何東西都可以用數字去衡量與充份表達，我並不反對評分，但這只能作為參考，不可以絕對化。除了量化（quantitative）的證據之外，我們還需要其他質化（qualitative）的指標，例如對教授行為的觀察。」

筆者沒有通過第一次信仰整合考核，當時系主任給我一個十分簡單的建議：「他們要求甚麼，你就寫甚麼。」於是後來我加入一些官樣文章，將自己的屬靈境界說得天花龍鳳，結果取得合格的成績。這種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在研究方法中被稱之為坎貝爾定律 （Campbell’s Law）或古德哈特定律 （Goodhart’s Law）。 簡單地說，坎貝爾和古德哈特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旦某些東西被確定為主要指標，為了達標，人們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操控分數。

這種現象亦出現在大學爭取排名榜上的位置，不同的排名榜有不同的準則，若果準則之一是大學投放了幾多資源在研究上，那麼大學當局便盡量將開支寫入研究的賬簿上。例如教授需要坐得舒服才可以寫論文，那麼買傢俬便可以撥入研究經費；如果同行徵引教授文章的次數被納入指標，那麼論文作者便會定下協議，互相引用對方的作品，甚至是自己大量徵引自己。例如，科爾查多（ Juan Manuel Corchado ）是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的電腦科學家，因為他的論文被引用了 39,000 次，所以他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的排名是全西班牙第一百四十五，但其中許多是自引。

在這種氛圍下，有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堆砌數字是不足為奇的。歷年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都公佈大學排名榜，但今年3月美國南加州大學卻要求這份雜誌將自己的教育學院從名單上剔除，原因是校方發現，過去五年呈報的資料都有錯誤，南加州大學的內部數據在過去20年都是由一位主管負責，憑著亮麗的數字，去年南加大教育學院在全美排名第十一。可是，在兩年前換了主管之後，南加大卻發現以往提交的數據資料很有問題。

這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在今年3月，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商學院前院長摩西．波拉特（Moshe Porat）被發現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供不實資料，從而提高其商學院的排名，結果他被校方解僱，並且被法庭判監14個月。

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分數能否充份反映質素亦受到爭議。ACT和SAT是美國大學入學資格考試，今年3月底美國喬治亞州大學系統宣佈，從下個學年開始，喬大系統旗下的26所學院不會要求學生申請入學時提交ACT或者SAT分數。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間，加州州立大學理事會教育政策委員會投票通過，今後加州大學招生不再採用ACT或者SAT成績作為錄取標準之一，未來加州系統的大學收生將會採用多元的綜合標準，來取代標準化考試成績，這些綜合指標包括了校內成績和學生的志願書。

年少時，筆者在香港曾經受過填鴨式教育和高壓力考試的荼害，我完全理解委員會不再採用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原因。然而，我恐怕這些改革到最後仍然會落入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陷阱。當校內成績比較重要的時候，中學老師可能會「放水」；而學生的志願書更可能出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教育委員會這個決定，是希望能夠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族裔的學生提供均等機會，但這種取向會形成了「標準化」的志願書：「我是來自一個貧苦的移民家庭，我父母是勞工階層，從未受過高深教育。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飽受歧視，經過了艱辛的掙扎，才可以爭取到今天的成績，我希望可以進入大學修讀政治學、社會學，將來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實現美國夢……。」

這並不是新鮮的現象，《紐約時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曾經說過這個有趣的故事：很多印度年青學子都希望可以來到美國留學，但能夠成功申請到學生簽證的機會並不高，其中一關是到美國領事館面試。在某次面試中，領事館工作人員詢問申請者為甚麼想到美國讀書，那名申請人回答：「我的父親是傷殘人士，行動十分不方便，我希望在美國大學研究怎樣製造更加優良的人工義肢。」領事館工作人員深為感動，於是批准了他的簽證申請。隨後，大量申請人說自己想到美國的理由，是為了幫助親人製造假肢。

量化分析、分數至上主義固然有問題，但換了質化分析（例如自願書、面試），亦不能保證考核結果會更加公平，因為兩者都可能會受到操控，而且後者更牽涉到評審人的主觀判斷。如果讀者期望我會提出甚麼新標準、新評核方法或者解決之道，你會很失望。在英語中，萬試萬靈的良方被比喻為能夠殺死人狼的銀子彈 （Silver bullets that can kill werewolves），但我並沒有對付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銀子彈，我只能夠說，千萬不要執著於任何分數或者考核結果，也許這就是銀子彈！

編輯﹕謝芳

「我們雖然四面受壓，卻沒有壓碎；心裡作難，卻不至絕望，受到迫害，卻沒有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我們身上常常帶著耶穌的死，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的身上顯明出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為耶穌的緣故常常被人置於死地，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4﹕8-11〉‬

疫情持續兩年，不少基層孤立無援，需要日增。有基督徒見到鄰舍徬徨無助，主動勇於出手相助。筆者訪問了一對約30歲的情侶Kevin & Elaine（K&E），分享他們在去年聖誕節期間參與基層家庭關顧活動的感想，是兩個平凡但勇於服侍的生命見證。

K&E對於神透過這些受助人使他們得到滿足，心裡十分感恩，故渴想成為滿足其他人的流通管子。身為社工和老師，他們明白社會上也有很多服務幫助基層，肯定當中也有付出愛與關懷，如果只著眼一時服務，其實也可以很「表面」的。他們相信耶穌的工作很貼地，任何形式也可以。「今天是我，明天可以使用其他人。讓人認識神，不怕再被標籤、被拋棄、被欺凌，實在很想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他們、愛他們，這便是生命的見證。」他們分享道。

疫情下堅持事奉的突破

教會每年聖誕節都會祝福社區，並且祝福身邊人，K&E的牧者一直教導信徒走出社區的重要性，因為教會是讓人認識耶穌、聽福音，這個角色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取代。服侍，也使他倆相信基督的愛心可以突破疫情和界限，疫情下堅持靈活事奉，更可以打破教會之間的牆，無論是宗派原因，抑或教會行政考慮，以往未必能合作的，在疫情下卻能彼此配合關心困苦人，這是何等的美事！他們並非想被人讚賞為「好人」、「有善心」，是因為看見有人困乏而去回應需要。在他們曾參與的活動中，為了嚴守防疫措施，小兩口在同一天的義工活動中，卻選擇「兩不相見」﹕Kevin帶著這個4歲小男孩和他的年輕媽媽，穿梭於錦上路的跳蚤市場、紅磚屋和錦田市中心；而Elaine就陪伴著婆孫一家三口轉乘小巴入圍村，並去了採摘士多啤梨。他倆雖不見，心卻在一起。

Elaine從簡單的開篷巴士市區遊，到錦田鄉郊遊，在同行中看到基層婦女和兒童的「釋放」，她們一直被困在環境和無助中，這次一起玩遊戲時，便將喜樂和愛带給她們。的確，生命除基本需要，經濟、情緒、困難例如家暴，實在需要主的介入，唯有祂才能幫助她們走出黑暗，在絕望中看到光。自己的参與可成為橋樑，讓人與主相遇。

疫下新定義

隨著疫情和防疫措施，關顧的機動性提升了，疫情下香港所有人都被震動。K&E相信，如果能在當區伙拍一些機構，一同將服侍擴展，正如以往派飯券行動中，有未信主的朋友参與，亦都因著關心有需要的人士而經歷和感受到主耶穌的愛。因此，他們認為傳福音因著疫情重新被定義，看見貧窮困苦孤兒寡婦，若然沒有鼓起勇氣突破，不踏出社區做關懷工作，就無法成就活的信心。

他倆以往的價值觀隨著疫情調整打破，人們常常說教會是大家庭，讓貧苦大眾有回家被愛的感覺好困難，服務和活動會完結，要走出安舒區好大挑戰。現時的服務是落地的，人是關鍵，居安思危，不應安逸，用行動活出信仰的真實性，而不是只催促她們「返教會」。Kevin回想自己未信主的時候，其實也是困苦流離，正如眼前的這班朋友，全靠基督的愛去激動和挽回，得著了主愛，人心才能獲得真自由。

害怕染疫嗎？

他們坦言不擔心，因為深信平安從神而來。他們遵從防疫措施，保持足夠社區距離，嚴守幾多人一圍枱食飯，搓手清潔，恪守一切公民責任。他們認為，服侍不只憑信心，亦要合法合情合理，以自己的資源、能力、心態去打破疫情帶來的隔膜，並在服侍中見到主的能力。他們會盡力保護自己，保護被服侍家庭，當日多人會散開，不斷消毒，願意付上「不方便」的代價；不只是送出禮物，讓主耶穌在他們身上顯大，活出祂捨身的心。

心動小片段/小故事：

有錢買不到的和好﹕

這位早出晚歸作工的單親媽媽，曾因太著緊女兒功課，導致關係出現張力，間中代為照顧孩子的婆婆表示，有時看到外孫女起床時找不到媽媽的驚惶樣子很心痛。而今次錦田郊遊當中，看到婆孫三人的背影好感動，作媽媽的單純地說，寧願少賺一天工資享受家庭樂，是很值得！ 

基層家庭不需要同情﹕

那位單親媽媽陪同的4歲孩子，很開心，每個表情、每個肢體動作，彷彿知道那天的一切得來不易，短短的半天遊更是額外的禮物。對他來說，那天確有許多新奇有趣的事物，要他在預算中選一份禮物實在十分困難。作媽媽的，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年輕女士，疼愛兒子，温婉、謙讓、良好的家教，建立小朋友也很用心。看見在缺乏中，這位媽媽客氣而不貪心，只將自己最好的全給兒子，她是值得被愛，並在當中更加自愛。目睹的一切，都令Kevin反思到基層家庭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被尊重；他們需要朋友，但要平等而不是從上而下，不是施捨。

當日，小男孩願意拖著Kevin的手去看「恐龍蛋」——一個浸水24小時會發芽生長的蛋狀盆栽，這次真誠的陪伴讓人打開心扉，真的希望這位媽媽能將心開放給耶穌，認識那24小時安慰保護人的主。「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天倫樂，在基層家庭裡面原來是一種奢侈品；這次短時間的郊遊，已是小朋友期待已久的盼望。單純的小孩喜歡玩耍，他們需要和滿足於別人陪伴一下和一起遊戲，而非一大堆物質上的禮物。」

認識一個13歲中一男生，他來自單親家庭，他說夢想有一天可以遇到村上春樹筆下的品川猴，好讓品川猴偷走他的名字和一些不開心的記憶，這樣，他就可以有一個全新的自己，生活在一個新的家庭裏。他現在夾在父母的爭拗中很痛苦，媽媽不斷說爸爸的壞話，又埋怨爸爸給的贍養費不夠用，而事實上，是媽媽把贍養費用於賭博上。他經常因媽媽輸錢而沒錢買飯吃，卻不敢告訴爸爸，擔心爸爸會控告媽媽虐兒，令媽媽坐牢，雖然他覺得媽媽不好，但也不想失去她。

離婚鬧不和 孩子遭精神虐待

很多個案顯示，父母在處理離婚的前後，都會持續為了財產分配、撫養權、探視安排及贍養費等問題爭吵，甚至將問題指向孩子或將憤怒發泄在子女身上。很多跟子女同住的父或母透過控制、恐嚇、抹黑等方式，令子女不能與另一方父親或母親聯絡。其實，用這些親子離間的方式，讓子女對自己的親生父母產生敵對關係，是對子女精神虐待，子女因為害怕而不敢求助，會影響他們的身心靈各方面的發展。

今年首三季虐兒案件已有871宗，較去年同期增近66%，雖然我們不知道當中有多少宗是發生在離婚家庭中，但警方留意到虐兒案宗數上升，很多時是因為父母之間起衝突，繼而發泄在小朋友身上。在處理離婚輔導的經驗中，我發現，兩夫婦由相愛到相爭，到最後相分收場，究其原因，很多時都因為彼此也習慣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總覺得一切都是對方的錯，卻未能看到自己在這段關係變質的過程中，亦要負部分的責任。

然而，當夫婦能承認自己的不足或做得不好的地方，憤怒的情緒便有所緩和，事情也較易有轉機，再加上輔導員會鼓勵大家易地而處，代入對方的角度看問題，雙方便較能冷靜及客觀地看同一件事，也願意待對方寬容一點，不會事事跟對方計較，肯放下固執，並以孩子的利益為依歸。

以孩子最佳利益做決定

我接觸過一個個案，太太原先為着前夫遲來一小時接兒子外出玩耍而憤怒，並打算扣減他的探視時間，但後來看見兩父子玩得很開心，亦不忍心令兒子傷心，最終讓二人有足4小時的會面，沒有扣減時間。男方見前妻寬鬆對待他的遲到，對她的觀感也改善不少。所以，後來前妻要求增加贍養費給兒子補習時，男方也爽快答應。由於二人都能以孩子的最佳利益作考慮，小朋友也變得開朗了。

為人父母的你，與其要孩子癡癡地等待品川猴的出現，倒不如由今天起，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停止傷害子女，讓孩子可重回生活的正軌。我相信，隨時間過去，小朋友會慢慢淡忘那些不愉快的經歷，或不再受那些經歷所影響，能夠健康地成長。

第四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2021年10月29至30日假恩福中心舉行，除了現場出席聚會，亦可透過網上形式參與，今年共有超過450位朋友參與峰會。

身體神學與男女兩性

在主題演講「身體神學——重塑性別的尊貴」中，講員墨爾本若望保祿二世婚姻與家庭學院哲學博士何文康博士用了短短40分鐘簡述身體神學的淵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他的牧養經驗，與青年及婚姻牧養工作所整合出來的神學反省，他認為教會面對性革命思潮、文化挑戰及國家的唯物無神主義，要有效牧養，需要與青年同行建立友誼，進行有血有肉的生命交流。

聖父、聖子、聖靈三為一體的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吹了一口靈氣，使他成為有靈的活人，人既有身體亦有靈魂，神的靈使人可以分享神的理性及意志，具有思考及分辨的能力及選擇的自由。人有神的形象，指向人有位格（person），有理性和意志去做決定，與其他受造物不同，不能被物件化。人性來自神，有身體的位格（body-person），身體與位格分不開，人的身體以男性或女性的身體表達出性別特徵，這反映了身體的性別意義。人的位格來自神，人有理性可以認識、分辨和選擇，與其他動物只按本能來行事不同。

人的受造是因著神的愛，這個創造是美善的，但人在一切其他動物中找不到能相稱的配合者而產生孤獨，因此，神為他造了另一有位格、完整獨立的人。人在見到神所造的女人時說，她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三一神透過「身體 — 性別 — 男女共融」展現人有三一神位際共融的內在生命特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交付，聖父將自己完全交付予子，子知道自己的一切來自父，完全順服父的計劃。婚姻中的男和女之愛就是在人性經驗中完全交付自己，互相補充的範例。此外，神既是三位一體，衪的形象也是三一的，亦刻銘在每人身上；故此人亦被召走出自己，與人及神建立愛的共融關係，在接受神／他人及交付自己中成全其人性。父愛子，子愛父，聖靈自衪倆的相愛中發出；作為神的形象，在婚姻中的男女相親相愛，亦能產生後代，參與神的創造！

以同理心回應跨性別

另一位講員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博士認為，跨性別是扭曲神創造男女兩性的本意，人的生理性別透過性染色體XX（女）及XY（男）表現出來，外貌改變或增加減少身體的器官並不會改變一個人的性別，性別轉變或跨性別的出現是受心理及家庭動力（family dynamics）影響的結果，在科學上並不成立，不論是男跨女，抑或女跨男，都不是真實的性別轉變，就如一個人渴望自己是有錢人，因不能成為有錢人而產生苦澀，我們可以體諒他，但不能因此而認同他。面對跨性別人士，基督徒需要更多同理心，願意與他們同行，才能幫助他們重拾原生性別的尊貴。李博士認為身體是支持一個人的整體而非攪擾，身體在聖約婚盟的兩性關係中展現，而人之為人，除了身體還有自由及關連（relatedness）。他駁斥笛卡兒對人性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ichotomy）的理解，亦不同意西蒙波娃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李博士又指，如因自由，便強調人不要預設，就連性的身份、生理性別也不作預設，只著重人有互為的關係，這種講法便忽略了人必然受身體限制的事實，也忽略了這種限制對互為關係的影響。他指有神學家提出，人的存在藉情誼交往展現，可以與神關連亦與人結連，透過結連，人性得以展現。就好比一盞燈獨自發光，這光很有限，但如果很多光聚在一起，光變得很明亮，能照亮黑暗。

李博士總結人是按神的形象受造，更是從神親自吹一口氣而生，三一神同榮同尊，人被造是先男後女並不代表尊男卑女，兩性乃是平等的，人貴乎人在於互為交往的關係。

為教會紀律平反

教會若有肢體在性誘惑上跌倒，往往是一件不容易處理的事。教會很多時因著要在教會中做紀律處分，而被人批評不體諒軟弱的肢體，或者在過程中傷害了肢體的感受。在峰會的牧養座談會「性．誘惑．同行——重塑身體的尊貴」中，阿棍姊妹分享自己在教會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被愛包圍，當時牧養她的葉文偉傳道坦言，執行教會紀律時需要有更多牧養上的體諒、接納和支持。而曾在同性戀經歷掙扎的姜雁慈姊妹也表示，得到身邊弟兄姊妹的接納，是很大的支持。

80後姊妹阿棍分享，說15歲時已開始接觸男男同性戀（Boys’ Love，簡稱BL）漫畫，到讀大學時她不能自拔，除了家中有數十本漫畫外，更自己創作了三本同人作品。她說：「教會聚會完結或放學後，就心急回家看BL，沒有興趣與朋友出街，腦內充斥著BL畫面，不在自己控制之內。」同時她在教會生活，及後受浸，又在初中團契承擔一些事奉。那時她經歷到掙扎，覺得自己閱讀BL的狀態不好，最後向牧者坦白。當時牧養她的葉傳道當晚透過視像方式越洋分享，他指當時其實聽了大半天也不知道BL是甚麼，但欣賞姊妹願意認罪，遂依教會程序，為她準備祈禱小組，邀請她暫時停止事奉和領聖餐。

不少離開教會的朋友也說，曾遭教會紀律傷了他們的心，但阿棍卻表示，教會不只有紀律，還有很多愛，她在接受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有姊妹的陪伴，甚至連去燒自己的BL漫畫也有人陪伴在旁，令她覺得過程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很大的接納，她說：「紀律處分讓我有空間處理我的罪，那半年對我的信仰扎根很重要。」及後她在服侍性小眾群體的機構新造的人協會，做文字事工，造就了更多生命。

自小有同性戀傾向，一面參與教會事奉，一面維持同性戀關係的姜雁慈表示，與同性有親密關係時可能會感到很開心，但及後內心的空虛和不滿足令她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好，但她內心有很多框框，以為教會不可能接納自己。當時身為執事的她，選擇了向執事會坦白，她指教會的執事是終身制的，她沒有想過執事會非但沒有責備她，反而是接納她，並為教會在她艱難的日子裡未有與她同行而道歉，這令姜雁慈特別感動，同時為自己多年沒有坦白而道歉。

葉傳道承認，在不同的性議題中，傳道人不可能甚麼都接觸過，更有可能的是教會面對很多新的情況，是第一次處理眼前的情況，所以今日的教會面對肢體不同的關於性方面的狀況，可能要學習更多，但他認為團契作為支援的群體，大家互相支持，陪伴，同行仍然是最重要的資源。

讓孩子喜歡自己的性別

在峰會的成長講座「教育孩子——重塑男女的尊貴」中，講員救恩學校助理校長姚黎丹雯女士分享到，盼望父母能讓孩子喜歡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覺得自己是尊貴的，在成長路上更加幸福和愉快。

姚女士邀請參加者做熱身活動，請參加者用紙寫下喜歡做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及其原因，又邀請大家想想，喜歡生男孩子還是生女孩子。姚女士認為無論生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甚美好，包括性情、體質、興趣和社會角色等，兩者各有其獨特之處。她認為父母普遍對兒子和女兒的要求不同，例如男孩子要堅強、不輕易流淚，女孩子要細心、儀態萬千等，這類想法或會限制子女的成長。假若子女無法做到這些要求，或會對自己是否能成為男孩子或女孩子產生自我懷疑。

姚女士指出因現代社會提倡個人主義及高舉自由，或會令某些人覺得自己能決定本身的性別，以心理性別認同代替生理性別，容易造成性別混亂。因此她認為父母應從小引導子女喜歡自己的性別：做一個快樂的男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男人；做一個快樂的女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女人。她分享了以下八個教養重點：

一：切忌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讓子女感受到自己是被無條件接納和欣賞自己的性別。

二：肯定子女性別及注意其心性發展，多稱讚和肯定子女出生被賦予的性別。

三：父母兩性角色彼此相愛和尊重，讓子女明白兩性都是美好的、平等的、有強弱的，彼此輔助成長。

四：要接納子女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每人的性別氣質比例各有不同，但並不會影響到其生理性別。

五：不要讓子女擔當／代替配偶的角色，讓父母都親近子女，也要維持良好的夫婦關係。

六：幫助孩子建立同性友誼。

七：父母要同心協力教養子女。

八：努力建立父子情、母女情。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阡陌社區浸信會、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

話說數月前的一個晚上，我收到一個由舊同事發過來的訊息。她表示當日一位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到訪我當年曾工作的中心，並分享了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和希望獲得我的聯絡方法。

大學畢業初期（約16、17年前），我有近兩年時間在澳門一間為問題賭徒及其家屬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的基督教機構工作。由於我當年仍是獨身，反正宿舍沒有互聯網，因此放工後我通常會留在中心至晚上10時左右才離開。

諷刺的是中心對出空地有幾間士多，每逢晚上均會變身成為麻雀檔，吸引數十位街坊在內打麻雀。有些更會帶著自己的小朋友，自己入內打麻雀，小朋友則在中心對出的空地玩耍。每晚大約有十多位小朋友在門外流連，年紀最大的也只不過是11、12歲左右。

一個晚上，我在附近的餐廳用膳後返回中心，見到其中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小朋友高聲大哭，於是上前了解一下。原來他玩耍時不慎跌倒受傷，於是我帶他入中心清洗傷口，開了電視給他看。此時，其他小朋友也一同進來看電視。就這樣，我和這班小朋友結了緣。有時和他們玩集體遊戲、有時和他們打乒乓球，有時更會跟他們分享《聖經》故事。慢慢地，小朋友的數目由最初的十多人增長至高峰時的四十多人，而這位二十多歲到訪的年青人正是其中一位。

勿以善小而不為

其實當年並不是每一位同事都支持我開放中心予小朋友，有同事認為他們是一班街童，讓他們入內有機會構成安全和衛生問題。更何況，他們的父母寧願天天在外打麻雀也不花時間陪伴他們，我這樣做又可以影響這班小朋友幾多。慶幸當時的中心總監支持我的做法，可惜我離職後中心沒有同事承接這項工作。

當晚著舊同事將我的聯絡方法交給那位現已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後，我們之後透過WhatsApp傾談了一會兒。原來這個當年的「街童」，今日已經是一名剛為人父的老師。他跟我分享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對他成長有很大的影響。他表示我離開中心後，他加入了學校的乒乓球隊，然後一直接受訓練。他有了寄託和專注的事情後就沒有在街遊離浪蕩，及後在大學時更決志信主，現已成家立室。最後，他拋下一句：「蘇哥哥，加油！」

或許我當年只是機緣巧合下開放中心予一班流連街頭的小朋友，讓大家互相陪伴渡過孤獨的晚上。那時，沒有目標、沒有方向，沒有計劃，有的只是一股傻勁，不計較、不多想，不望報。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個見證，這句加油，對我這位依然在教會服侍年青人的大叔有著很大的鼓舞呢！

給自己的提醒

年輕時，一身衝勁，認為有需要就要即時行動，從不計較結果。年紀漸大，慚愧地自覺變得愈來愈多顧慮，即使明知有時自己需要做得更多，但礙於不想破壞關係，又或者害怕承擔更多責任和更多風險，因此，失卻了昔日那份傻勁。

筆者的教會座落於奧克蘭市中心，白天是白領上班的集中地，但晚上和假日卻是無家者的棲息處。話說有一個星期日的早上，有一位無家者睡在教會門口，剛巧當日太太負責主領兒童崇拜，因此我們一家最早到達。眼見無家者在寒冷天氣下睡在教會門口，於是我著女兒入內拿出茶點和沖一杯熱飲，而我和太太則坐下跟這位無家者閒談。

結果這一舉動反而引來其他教友不安，表示擔心此舉會吸引更多無家者睡在教會外，引起其他保安和衛生問題。最後教會事工委員會決定教友可按自己感動關心教會外的無家者，但前提是不能帶他們進入教會。

其實，我也是事工委員會的其中一員，每月一次的會議，無家者這個議題總不時放進衛生與保安相關的議程內。坦白講，每次討論有關議程時，我都感到十分疑惑。何解無家者出現就一定會構成保安和衛生風險問題？何解需要顧慮他們的存在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聚會的意欲？

作為事工委員會成員，我當然明白何謂潛在風險，如無家者在教會範圍內發生意外，究竟責任誰屬？如他們的家當在教會範圍內違失，那教會又是否需要負責？正因為自己都有所顧慮，亦明白大多數教友心理上未必預備好接納無家者進入教會內，因此每次討論有關議題時，縱使認為教會有道德責任用實際行動回應社區的需要，我都只會簡單表示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低潮，只是我們幸運地熬過來了。當遇到身邊有人經歷低潮時，如情況許可，請為他們遞上一杯涼水，讓其感受人間有愛，助他們走出谷底。如沒有即時風險，最起碼不要在極端天氣時趕走睡在教會門外的無家者。

一直以來，我始終堅信教會理應是開放予所有人的，不是身光頸靚的人才有資格領受福音，街童可以、無家者可以，你和我都可以。寫到這裡，腦海浮現雅各書二章1至5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麼？」

每一次想起當時開會決定不能帶無家者進入教會這個決議，我總有一些愧疚。當年我只是中心一個初出茅廬的小職員，我反而有勇氣不顧身邊資深同事的反對據理力爭。何解今時今日，我失卻了年輕時那份傻勁，內心有這麼多顧慮？

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對教會構成一定程度的潛在責任風險；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教會聚會的意欲；或許，自己在商業社會打滾得太耐，人變得愈來愈世故，明知自己意見與大多數相悖，因而恐懼堅持己見會影響跟其他弟兄姊姊之間的關係，畢竟他們都是有心人。但這麼多恐懼，又會否窒礙我們做應該做的事？或許，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2018年五歲女童被虐殺事件轟動全港，引發社會對保護兒童的關注。明光社於今年6月25日舉辦了「保護兒童　加強各界的意識」的網上講座，邀請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律師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主任蘇艷芳姑娘任分享嘉賓，探討相關法例及了解前線社工所面對的挑戰。

強制舉報機制需要配套資源

張達明律師指現行法例因技術原因，有些虐兒案件只能以刑罰較輕的《侵害人身罪條例》來控告施虐者，如施虐者可能多於一位，當中還有旁觀者，他們可能是與受虐者同住的父母，在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誰是真正的施虐者及他們是否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即使受虐者死亡，亦只能以《侵害人身罪條例》提控。張律師指他基本上支持引入「沒有保護兒童罪」以堵塞法律漏洞，因為它只針對施虐者及袖手旁觀的家庭成員。惟他認為加重刑罰對虐兒父母的阻嚇性不大，反而家庭教育才可改善虐兒情況。

對於強制舉報機制，要求從事與兒童相關工作人士如發現懷疑虐兒事件就必須舉報，張律師認為在實際執行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前設，就是需要足夠資源配套去跟進，包括有足夠的專業人士去分辨是否需要介入個案，如沒有足夠資源作跟進，恐怕只會弄巧反拙，亦有可能會出現大家為求自保而大量舉報的情況。此外，張律師認為政府可考慮成立兒童事務專員，設立有關的法定架構，就兒童權益，作統籌的工作。

社工的難處

蘇艷芳姑娘分享到，學校社工透過觀察，如學生身體上有傷痕、情緒低落、與人相處的表現，發現虐兒個案，並指很多時是老師發現學生有異樣然後告訴社工。一旦有個案要跟進，學校社工需要按指引去處理，並與不同部門或人士合作。

蘇姑娘表示與學校合作時會遇到一些困難，如學校擔心家長的負面反應並投訴，或校方有時只希望作簡單處理。她指有時老師致電家長查詢，只要求家長不要再虐打兒童，但忽略了事件的經過，這會令他們錯失了機會去了解事件，有時甚至可能因老師通知了施虐者，令他或會遷怒於兒童；蘇姑娘指聯絡家長的策略是需要多作部署的。另外，當事件涉及同校學生之間的欺凌，校方都會擔心影響校譽。蘇姑娘也分享到與父母協作時的情況，如果子女被其他人虐待，有的父母想低調處理，有的則不然，彼此看法都不同。如父母其中一方是施虐者，社工跟非施虐者討論事件時，有的家長會不想張揚，社工便要花時間去作解釋。

蘇姑娘認為在職培訓對前線社工來說是很重要的，包括經驗分享、分辨個案等，這些都需要很多資源配合。她認為家長及公眾教育是很重要的，例如同學之間見到對方身體上有傷痕，懂得尋求社工及老師的幫忙。

收看足本講座

編輯：謝芳

「你們也是這樣，如果用舌頭發出人聽不懂的話來，人怎會知道你所講的是甚麼呢？這樣，你們就是向空氣說話了。」《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前書14:9）

學生剛回復半日課不久，考完試後，很快又到暑假！相信不少家長又開始苦惱孩子於暑假可做甚麼事？是否要繼續努力買補充練習，讓孩子補回疫情在家追不上的課程進度？明白家長的憂心，或許這些都可以做，不過，學生除了讀書以外，應該都有他們休息、娛樂的時間。在當中，他們仍然可以放鬆地去感受和思考。誰說一定「勤有功，戲無益」呢?

遊戲是……

說到遊戲（Game），一開始就是讓人放鬆的娛樂活動之一，也可以是競技、分輸贏，體育活動也是由遊戲演變出來。而遊戲當然也可以有教育意義，但請不要過於功利主義，不是所有遊戲都一定要有「教育」目的。也許，大家會立即將「遊戲」聯想到「打機」。但除了網絡遊戲，其實還有數不盡不用看螢光幕玩的遊戲……。讓我們先略講遊戲的基本性質吧。

遊戲概括來說，包括了遊戲規則、目標導向、娛樂性、交互性及二象性等性質：每個遊戲都有其「規則」，不同的規則對遊戲活動的限制不同，其學習難度、運行難度、再創空間（即自由度）也會不同；而「有明確的目標」是遊戲的核心元素之一，因為這樣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力，提高參與度。「娛樂」是遊戲最為重要的屬性，是低功利，甚至是無功利的人類活動。「交互性」就是指遊戲的樣態，會因我們的介入而產生著各樣的變化，如魔方（扭計骰）會因玩家扭動它而改變它的形態。而遊戲本身是一件「作品」，或有其虛擬的規則的創造物，是靜態的，但當人們在玩它時，它就變成動態的活動，當靜與動的特性在互相轉換交替時，就有著其「二象性」。

從實體面對面玩的遊戲，到網上虛擬遊戲，我們都會看到上述的性質，對於認知能力有一定程度的人（7-11歲或以上），遊戲的規則及目的已經是必需有的，否則就失去其意義，遊戲也會變得沒趣。

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設定及目標，有些可能比較寬鬆，有些可能較為嚴謹，但都是很「神聖」的！玩家都會產生一種暫時脫離「現實」世界的散亂及自由，投入到當中的設定、時空，並領會、相信、想像及專注於遊戲當中，正因為認真對待規則及設定，在對壘、比拼或越過難關時就會產生緊張和刺激之感，及後就會覺得充滿樂趣，回味時更會領略其價值及意義。

不同的遊戲種類

如上文所提到，遊戲有很多種分類，如把它們分為線上線下遊戲，線上有手機遊戲、網絡遊戲；線下有桌遊或沒有道具也可玩的遊戲。另外，可分個人或團隊遊戲；也可概括分類為動作、冒險、角色扮演、模擬、策略、運動、益智及空間等不同種類遊戲。

有些遊戲時限比較短，一局即完，但可以重複玩，如桌遊，簡單考玩家反應及組合能力的益智遊戲，如UNO、魔力橋、快手鬼鬼；到要多點幻想、觀察、推理的妙語說書人、阿瓦隆、狼人殺等，時間雖短，但卻能使玩家極為投入，產生無窮樂趣。

而線上的遊戲，個人遊戲如數獨、解謎、密室逃脫遊戲，至多人線上遊戲如英雄聯盟、王者榮耀等都有不同的難度關卡，一級一級的上升。不少網上遊戲會使用PBL遊戲化思維模型（即Points 點數、Badge徽章及Ladder排行榜）來設計，玩家除了有分數外，還有被賜下徽章及可爬升級數，讓玩家廢寢忘餐地去追逐，吸引力極高。其設計者是有心放入使人成癮及容易「貼著」的元素，以便賺取廣告或課金，所以玩家在自控力及時間管理上面要特別注意。

然而，線上遊戲是否絶不可取? 非也。根據《遊戲學》一書有關遊戲的教育功能有提及：「不少遊戲本身是對音樂、建築、繪畫、攝影、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的綜合與創造，能夠給人以美的熏陶，許多遊戲中還融合了大量歷史、文化、科技知識，可以激發玩家進一步了解的興趣，激發玩家的參與動機，促進自主學習的開展。」書中還提到如《文明》系列及《大航海時代》系列等遊戲，更像是一本人類歷史百科，使人邊玩邊能吸收豐富的歷史地理文化知識。

如學習能像玩遊戲一樣

說到這裡，筆者不禁細想，學校的教育是否同樣能激發學生的「參與動機」，並能「促進自主學習的開展」呢? 如未能的話，問題在哪裡?在於教導方式抑或是學習氣氛未能使學生投入，以致未能使學生寓學習於娛樂？如何能使學習增添樂趣?

教導子女有獨到方式的陳美齡女士曾於《讓孩子面向未來--30堂家長必修課》一書中提及，除了家長自己應作榜樣，喜歡學習、閱讀，並應了解子女擅長學習的方式（如多靠看、聽或觸感來學習？）外；也可讓子女有機會從體驗中學習，令他們感到學習是玩耍、玩耍是學習。又或是，起碼能讓孩子擁有他們自己的遊戲時間，享受遊戲世界，亦讓他們學習管理時間，遊戲時遊戲、學習時學習吧。

參考書籍：

1. 《遊戲學》（第一版）。 (201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 Huizinga, J.及傅存良。 (2014)。《遊戲的人 文化的遊戲要素研究》（Homo ludens :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第一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3. 何聖君。（2020）。《行為上癮——從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行銷學的角度，完全解析智能社會下讓你入坑、欲罷不能、難以自拔的決策陷阱》（第一版）。堡壘文化。
4. 陳美齡。（2019）。《讓孩子面向未來--30堂家長必修課》。三聯。

原訂於8月2日舉行的親子性教育工作坊，雖然因疫情關係而取消，但父母愛護和疼惜子女，他們仍然可以透過不同形式讓子女上性教育課。其實進行親子性教育的時機常常出現，在日常生活教性教育，通常比較零碎和突發，只要我們多加留意，就能把握時機。現在我們一起看看以下熟悉的情境：

幼兒欣欣早上起床後，媽媽請她上洗手間，然後刷牙洗臉，坐下來吃早餐。之後媽媽和欣欣換好衣服，一起手拖手到超市購物。在以上幾個場景中，幼兒先後到了洗手間、房間，又跟媽媽到了街上，家長可以怎樣在以上場景進行親子性教育？在此筆者先說說幼兒性教育的三大方向：一、認識身體；二、認識好接觸和壞接觸；三、遇上壞接觸的應對方法。現在讓我們按著情境的細節，思考一下能作甚麼教導。

家長可以透過以下的問題，引發孩子思考：

問題一：上洗手間時，要注意甚麼呢？
問題二：換衣服時，要注意甚麼呢？
問題三：為甚麼外出時，媽媽要拖著欣欣呢？

保護、愛惜和尊重整個身體

在洗手間的場景中，能教導孩子「認識身體」，包括認識身體不同的部位，例如用「眼睛」看見洗手間的位置、用「手」來開門、用「臀部」坐在廁板上、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私人部位的名稱和位置等。請家長務必要教導孩子認識整個身體，因為我們是要保護、愛惜和尊重整個身體，並不只是某些部位。這對孩子日後能否與其他小朋友融洽相處是非常重要的，以防小朋友誤以為「我只是拍他的大腿，又沒有拍他的私人部位」就沒有問題。

按著這個情境再作延伸，就可以談談保護身體的具體做法，例如打開廁所門前先要敲門、上洗手間時要關門等等。除了教導幼兒哪些事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筆者鼓勵家長向孩子分享對上述做法的感受，例如「你想打開廁所門便要先敲門，因為假如裡面有人，廁所門突然被打開，對方就會被嚇壞了」，我們常常這樣教導，孩子的好品格和同理心就能建立起來，學懂禮貌和尊重他人了。

肯定孩子的能力

在房間的場景中，爸爸媽媽詢問幼兒：「換衣服時，要注意甚麼呢？」這可以教導孩子換衣服時要關門和關窗簾等，不要讓其他人看到裸露的身體。筆者認為家長可以肯定孩子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保護自己身體的事，例如運用身體語言「遇到危險會走開」、有言語能力「把心事告訴爸媽」、有分辨能力「明白好接觸和壞接觸」，這些對孩子的成長是很好的。在父母的陪伴和鼓勵下，幼兒對人和事物有正面的看法，有助培養他們成為積極樂觀和自信的人。媽媽可以對欣欣說：「你大個女了，變叻叻了，媽媽鼓勵你嘗試自己換衣服，不用媽媽幫手啦！如果你想的話，媽媽在這裡陪伴你嘗試啊！」

至於在街上的場景中，媽媽和欣欣手拖著手，媽媽除了問：「為甚麼外出時，媽媽要拖著欣欣呢？」，還可以提出其他的問題或分享自己的感受，鼓勵孩子思考和分享，例如說：「你喜歡拖著媽媽嗎？有甚麼感覺呢？」、「媽媽很喜歡拖著欣欣啊！媽媽覺得很溫馨呢！」、「如果街上有個叔叔想要拖著欣欣的手，你會答應嗎？為甚麼呢？」，這樣簡單的親子對話，就很自然地伸延到好接觸和壞接觸，以及應對的方法了。

愛應包含教導和管教

筆者認為讓幼兒在愛裡成長極其重要，正確的愛應包含教導和管教，當幼兒做出一些不適當的行為時，他們非常需要家長正確的教導，並盡量即時給幼兒重新做好的機會。例如媽媽和欣欣坐在梳化上，欣欣顧著看電視，所以錯手拍了媽媽的胸部。媽媽可以告訴欣欣：「你拍到了我的私人部位，這是錯的。我知道你只是不小心，但是媽媽覺得不舒服。你想讓媽媽注意你，你可以輕力拍我的膊頭。現在我們再做一次啊。」當然家長們在適當的時候，也要多給予幼兒鼓勵和肯定，例如「今次你做得很好啊！媽媽很開心啊！」、「欣欣很留心聽啊！」

溫柔就是秘訣

在日常生活裡，進行親子性教育的機會實在很多，所以我們一點也不用心急。當幼兒做不到或答錯時，幼兒是需要很多提醒的，家長慢慢再教就可以了。無論是相同或是相似的情境，家長把教導過的性知識再輕輕一提，那些訊息就會再次輕輕地進入幼兒的心裡。至於成功教導的秘訣就是溫柔！令家長焦急的事情已經有很多，筆者鼓勵大家對自己要溫柔一點、輕鬆一點，請慢慢來，享受與子女一起探索生活的美好時光。

幼兒性教育好幫手

日常生活中，除了透過提問和分享可以教導幼兒性教育外，家長更可以與孩子一同看合適的幼兒性教育短片，教導他們相關知識。「熊仔姐姐講故事」這個系列的短片，便可以成為爸爸媽媽的好幫手，讓幼兒認識身體、好接觸壞接觸和應對壞接觸的方法了。這個系列的短片包括：〈好接觸和壞接觸〉、〈我從哪裡來〉、〈爸媽愛你〉、〈奇怪的手〉、〈電視情侶〉等等。請掃描QR Code收看這些有趣、精彩的短片。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