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下的選擇與被選擇

以「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為主題的第六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10月1日在聖方濟各大學圓滿舉行。一如上屆，今屆峰會繼續以體驗方式進行，與大家一同探索在這個充斥著「粉紅泡泡」的時代，如何拆解那些看似美麗卻一觸即破的泡沫幻象。是次峰會全日參加者接近二百人，超過一半是35歲或以下的職青、年輕情侶，亦吸引不少父母和堂會導師等參加。明光社作為合辦機構之一，製作了「虛擬泡泡　—　在像素洪流中打撈真愛」活動，讓參與者化身成為男性網友，透過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來體驗網上真偽，全日六場體驗有超過一百人參與，反應不俗。

「虛擬泡泡」賽事為見女神一面

「虛擬泡泡」用比賽方式，讓參與者分組飾演五位男子，透過進入網絡系統，模擬登入交友App去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以達成各人背後的「目的」。賽事共分三局，分別為網上「文字交流」、「交換相片」，以及「聲音對話」，以淘汰賽進行，勝出隊可以親身見到Jessica。事實上，即使中途被淘汰的隊伍也絕對不會覺得沉悶，單單看著其他隊伍如何出盡法寶、「吹水唔抹嘴」去追求女神，娛樂性、「花生指數」已甚高！

當日明光社共辦六場體驗活動，由於每場的參加者、隊伍組合也不同，因此，彼此間所產生的「化學作用」、體驗亦各有不同。每場最後的分享環節，大家的反思及感受，也反映了網絡「虛擬泡泡」的實況，值得我們關注。

展示美好或偽裝的一面

筆者為當天的主持人之一，觀察到參與者大都願意接受挑戰、投入角色，以及努力執行其結識女神的背後目的（交朋友、找對象、騙財／騙色），而「他們」與女神交流時所營造的人設與對話，都是為了投Jessica所好，很多都不盡不實。

不少參與者分享道，他們為求達到背後目的，在與Jessica交流的訊息中，往往只會展示美好的一面，甚至偽裝成對方喜歡的男士類型，如：有車、有健身、單身、有自己店舖、懂結他、喜歡茶道等文青「假象」來吸引對方。亦有參與者選擇掩蓋自覺「不太好」的背景，如：已婚或離婚的婚姻狀態、住公屋、做保安、有孩子、有女朋友等情況。就算有參與者抽到的目的只是「交朋友」，他們都覺得要先建構吸引對方的人設，不能告訴對方自己是「住公屋」、「做保安」，或是明明有女友，都說自己單身。或許這種網絡上的交友，都不會想得太長遠，覺得若想騙得對方見面，便要先收起自己價值觀上認為「不光彩」、對方可能會介意的事，因此，「真實」與「真我」都不能坦然示人。當然，這與保護自己的私隱、不成為網絡透明人，當中如何平衡，亦值得探討。

交友為尋求關心或開心

另一邊廂，操作Jesssica的幕後團隊則表示，當想被關心及獲得網友回應時，有時會有一種任性，刻意說些自己不開心的事，或誇大自己的需要，以奪得大家的關注和關心，也那管回應者所說的是真是假；而且女神亦想在網上締造「娘娘與兵」的關係，所以同時答應與不同男士會面，以獲得多人的「關愛」。這和其中一位作為教會導師的參與者回應相符，她說現在人們太過孤單寂寞，通過螢光幕發出文字、相片，只要獲得回應，能夠互動，縱使不知對方是誰，都能獲得一種快感。她又謂，雖然頭腦上早已認知有關說法，但透過是次體驗，她能夠親身經歷，有助建立更多同理的感覺。

我們的團隊，很高興能透過這種體驗式的遊戲，讓參與者了解更多青少年於網上交友時的心態，亦讓青少年察覺到在網絡交友時，自己與別人的各樣心理和行為，反思網絡交流的危、機與意義。

性倫理峰會與明光社的參與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自2015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明光社一直參與其中。最初幾屆，峰會都是以專題講座形式，跟公眾分享當時最受關注的性倫理議題，包括性解放對教育與牧養的挑戰、傳媒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和戀愛觀、理解兩性關係和守護婚姻的重要、以身體神學探討和重塑性別的尊貴等。及至第五屆，峰會改以「體驗」方式，帶領參與者一起走進及探索不同協辦、合辦機構所關注的議題。在去屆，明光社就以「論壇劇場」的互動手法，讓參與者可走上舞台介入劇情，合力緩解影響婚姻關係的壓力及拉扯，亦探討離婚對兒女的影響。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

	AI年代：生成式影片潮爆發 真假之爭後患無窮 專家警告假影片氾濫 恐令人不再信真片
	(明報. 10-11-2025)

人工智能的威力之所以如此強大，因著背後被灌入龐大數據作為訓練，及不斷作出深度學習及改進，製作出的相片或短片也愈來愈逼真。Open AI 的ChatGPT 一鳴驚人，該公司的Sora 於2024年2月發佈，用家只需要用文字輸入，就可以生成仿真度極高的影片。當筆者於學校講及AI倫理相關的講座裡向學生播放真片及AI生成片時，很多學生都已經無法分辨。

今年10月，最新推出的Sora 2 更加強了短影音媒體功能，能同步與影片生成對話與音效、動作連貫度提升，並有全新社交App用於分享及二次創作，比起上一版本，無論在品質、一致性和多媒體能力上更勝一籌。果然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社交平台的生成式影片爆炸性增長，導致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充斥著虛假內容，儘管生成式影片原本有浮水印等防護措施，但亦輕易就能被其他軟件移除。

正因為製作虛假內容的便利性提高，沒有標記，平台亦難以偵測，有專家亦因此警告，數位媒體信任會崩潰。生成的虛假影片如能引起網民產生情緒，就可引起社交媒體快速傳播。當人們愈花時間尋找短片破綻，社交平台的演算法亦愈會以為用戶喜歡看這些片，而推送更多這類影片，其長期後果可能是網民會對媒體發放的所有影片，更可能如「狼來了」故事一樣，無論真假都會普遍不相信，不單形成「真假之爭」，更損害媒體的信任度，後患無窮。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警務處於去年2月至11月訪問了約2000名12至16歲的中學生，共獲得1950份有效答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學童曾遭遇網絡性誘騙，有8.7%受訪學生曾收到成年人向其發出有關性的照片或影片，3.3%曾發送自己涉及性內容的照片或影片；3.7%曾在與網友見面時發生了性接觸。警方呼籲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培養孩子勇於拒絕危險，為下一代締造安全成長環境。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愛和重視，但真正的關懷不應伴隨著傷害與計算。在網絡時代，「即時關注」雖然能暫時緩解孤獨感，但那些急於索取私密照片、財物的行為，又或者邀約見面的「善意」，往往暗藏危機。我們極需建立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教導他們識別「過度熱情」背後的危險信號，比如引導孩子思考：「如果對方真的在乎你，為何要急於突破正常交往的界限？」、「對方取得你的私密照片後，他會說甚麼？」

家長和學校必須給予明確指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當有人提出涉及身體、個人隱私或金錢的要求時，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拒絕。同時，要讓孩子清楚地知道「遇到困難時可以信任誰」，為他們列出包括家長、老師和社工在內的可信賴求助對象，讓他們明白尋求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保護自己的勇敢行為。

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感受到父母和師長的真誠接納，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結時，就不容易因為情感空虛而輕信網絡上的甜言蜜語。這種安全感能讓孩子在遇到困惑時主動尋求幫助，而不是獨自陷入危險境地。現代社會的教育應該讓孩子深刻理解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陌生網友的讚美，而在於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互相珍惜。

參考資料：

〈六成學童曾遭遇網上性誘識 3.7%見面時有性接觸 警方︰不容忽視〉。《am730》。2025年3月26日。

此書的作者是日本社會學家松田美佐，她指出「謠言是最古老的傳媒」，能輕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作者在書中以日本的謠言作為例子，它們也令筆者想起以前聽過的「辮子姑娘」和「九鐵廣告」鬼故、貨櫃碼頭風暴消息、盲搶鹽搶廁紙等事件。

現在回看這些謠言只覺得它們是笑話，但謠言其實可以是殺人的工具。書中引述了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期，曾傳出「朝鮮人來襲」的謠言，連報紙也刊登這些消息，最後竟有數千名朝鮮人和被誤認是朝鮮人的民眾被殺害。回想香港在社會運動期間也不時傳出了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這些謠言也激發了市民和警方的不信任，加劇雙方的衝突。

謠言在網絡年代更廣泛地被傳播，普羅大眾收到的消息有時雖然未能肯定是真確的，但總是有人抱著「以防萬一」的心態將訊息轉發了出去，甚至自行加鹽加醋，令消息愈傳愈離譜。書中指出謠言其中一個特徵是證據的模糊性，當收到訊息時，在不清楚事件來龍去脈的情況下，我們應該要接受自己所知的有限，而不要輕易妄下結論，同時要自行Fact Check，以免自己成為傳播謠言的幫凶。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過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這個強大的數據庫，總能提供豐富資訊，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慣以及常輸入的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用戶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了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用戶看哪些資訊、聽哪類人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用戶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在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人們的印證，而是代表人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放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將人類排除在外。[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令人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事物。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事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的結果亦常見於交友軟件的個人介紹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群體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性格；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相關的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勝出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類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人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人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本文原載於第159期〔2024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在美國心理學家Robert J. Sternberg教授所發表的「愛情三角理論」，提到愛情包含了三個元素，分別是「親密」、「激情」及「承諾」。一段關係如能擁有這三個元素，而三個元素能「強而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人們便可擁有穩定而長久的愛情關係，如果當中的比重不平衡，單單某一元素的比重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到關係，這是青少年於初中時期就應該了解的事情。[1] 然而，現在人們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於網上靠著手機應用程式（apps）便可以結識朋友，甚至挑選戀愛對象，單單透過網絡上的溝通便能發展出戀情；這種交朋結友的模式，能否培養出穩健的戀愛關係？我們試著在本文探討一下。

網絡上的新式戀愛關係

有不少人急於想「脫單」，結束單身生活，就於網上透過交友apps來認識戀愛對象及與人約會。然而，如果透過這種模式來結交對象，許多時只能以外表作為依據。一些交友apps是以手指向左滑、向右滑來操作：喜歡的向右滑，不喜歡的就向左。這種交友模式有三點值得留意：第一，程式的大數據會記著用戶喜歡的類型，往後向他／她推薦的對象就可能會與用戶最初選擇的類型差不多，而其朋友圈子可能會被收窄，因為系統會幫他／她選取「對象」；第二，用戶會習慣了以貌取人，在了解對方之先，就憑對方的外表「定其生死（機會）」；第三，「照騙」事件會更常出現，因為使用交友apps的人都會習慣先美化自己的照片來爭取機會，於是「貨不對辦」的情況便會更常見，一旦約會時才會發現對方的樣子與照片有很大落差，只會讓人失望，更易改變目標。用戶變得聰明，於是會帶著戒心與人相處，更易放手，另選對象。因為交友apps的「森林」很大，用戶會認為還有大把樹可以挑選，何必冒險與可疑的人繼續發展？

在網絡與人交往要「提子」（提防騙子）是對的，只是如果大家於網海帶著戒心與人相處，要達到「愛情三角理論」中的「親密」及「承諾」又談何容易？又或者網戀難以培養出十分穩固的「親密」及「承諾」，側重「激情」的結果便會引申到只是「迷戀」對方，互相未有深入了解、信任，要建立長遠的戀愛關係，似乎比較困難。

近來，網絡上還有一種新興的情愛關係：Dexting，這個詞由dating及texting二字組成，它所展示的正是一種只在網絡上聯絡，但從不實體見面的戀愛方式，是一種透過傳送訊息來營造戀愛感覺，但不會見面的情愛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想像，二人毋須見面，也就是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啱傾嘅」就繼續往來，相戀一下，但萬一「唔啱傾」的話，也可以輕易於網上說分手，甚至甚麼也不說，直接block了他／她，不讓對方發訊息給自己，又或者隱藏自己的行蹤，便可以結束這種關係。當然這種ghosting（突然失去聯繫）是讓人感到痛苦的，但網絡就是這樣，關係容易「消失」，容易「被失戀」。或者之後有人會再動動手指，便可以另覓新戀人。

有研究人員指出，選擇用Dexting方式交往，可以讓人感到安全，即使被拒絕，當事人也能告訴自己，被拒絕的只是塑造出來的形象，而非真實的自己，這樣便可以抱著一種「不上心，就不傷心」的自我保護心態，覺得自己只是在玩玩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不能或不敢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很難去建立「愛情三角理論」中所講的穩固關係。

戀愛市場令人變成商品

不同品牌的交友apps用不同的方式為用戶挑選對象，用戶只要輸入一些要求，如身高、學歷、收入、興趣等，交友apps就會按用戶所參與的付費計劃，顯示一些符合其要求的「對象」給用戶挑選……美國行為經濟學研究員Logan Ury就形容，這其實與人們平常買藍牙耳機的做法沒有分別。她又指，有時候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會互相吸引，反而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卻可以毫無火花。另一方面，當一個人於網上試過很多次戀愛後，太多失敗的經驗會影響這個人如何再去面對未來的機會及對象。《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作者Ashley Fetters與Kaitlyn Tiffany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約會市場」正在變得更糟〉（“The ‘Dating Market’ Is Getting Worse”）的文章，她們在當中指出，當網絡與交友apps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有無數的機會去挑選對象，人就會變得很像商品，可以被替代與交易。[3]

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不是說現實世界不看外表，在生活中人難免會看外表來結交朋友，但透過真實的相處時間，會有更多機會發掘身邊人的優點或值得欣賞之處。這種結識朋友的方法，始於友誼，慢慢可能會發展成戀愛。這種關係也較穩固，不會因為手指輕易滑向左而令關係一下子「消失」。就算在網上找對象，也請約出來見見面，透過真實的相處、一起的感覺，再決定這人是否真的適合與自己發展長遠的關係，建立堅固的「愛情鐵三角」元素，而非停留在網上的虛擬幻象。

（本文原載於第157期〔2024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早前一位籃球教練與中學女生的親密照片在網上瘋傳，其後警方介入事件，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進行調查。雖然討論區的相關帖子很快就下架，但相關相片仍在不同社交應用程式中私下流傳。政府在2021年訂立「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來打擊相關罪行，可是阻嚇性不大，一來市民對此法例欠缺認識，二來也未見有網民因分享一些涉案影像而被捕，警方也難以追查市民私下分享的情況。

有自稱為該校學生的網民表示那位女生需要見社工接受輔導，也有人指她想自殺。此等消息是否真確難以查證，但相信相關人士都會承受巨大壓力。始作俑者當然是讓這些影像外洩的人，但分享及熱烈討論的網民同樣也在二次傷害著當事人。

在網絡世界中人們接觸到的往往只是一堆資訊，卻接觸不到真實的個體，當事人的苦況看似與其他人無關，要帶著網絡同理心看別人的問題有一定困難，加上網絡的匿名性特質，促成了幸災樂禍的文化。但如果當事人是我們的親朋好友，我們還會興高采烈地「食花生」嗎？

建立網絡同理心，嘗試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設身處地去感受他們面對的困境，不觀看也不轉發那些影像，這是一般網民起碼可以做到的事情，儘管改變不了整個網絡的生態，但最少不讓自己成為傷害他人的一份子。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普及，人們不單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資訊，也有愈來愈多的父母會在網絡上分享子女的資訊，這種被稱為「sharenting」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可能會導致嚴重網絡風險。本文將探討「sharenting」的原因和影響，並提供一些建議，幫助父母在社交媒體世代裡，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私隱。

「Sharenting」是sharing（分享）與parenting（為人父母）兩個詞彙的結合，內地和台灣等華文地區則稱之為「曬娃」，通常是指父母在社交媒體上過度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和個人資訊的行為。內容通常是分享者的子女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生日、學校、家庭活動照片等。

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資訊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會通過分享子女的生活片段，記錄他們與子女之間的親密時刻和珍貴回憶，也可藉此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子女的成長故事，增進彼此之間的聯繫和親近感。

而在當今社會，過度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資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放閃」，向其他用戶展現自己的美好生活已成為生活常態。如果子女考取優秀的成績、獲得某些獎牌或獎狀，或成功考入某所名校，這都是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不少父母會放上網「呃like」，一來為了與人分享他們的喜悅，二來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讚美，更能展示家庭的幸福和成功。

在美國有機構在2021年訪問了622位家長，77%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的相片或影片等資訊，當中81%家長在分享資訊時有提及子女的真實名字，而只有24%的家長會在每次分享資訊前先取得子女的同意。而在私隱設定方面，24%家長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其賬戶為公開賬戶，即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資訊。即使社交媒體賬戶只有朋友可看到其中的資訊，78%家長的「朋友」名單中總有一些人，是他們未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換言之這些「朋友」很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是素未謀面的網友。[1]

因此，sharenting可能導致私隱外洩和引發安全風險。在網上分享的任何資訊都可能被不法份子利用，作出盜竊身份、網絡騷擾或其他惡意行為。孩子的個人資訊可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進一步公開，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父母上載一張子女身穿校服的普通相片，其實已對外透露了子女的外貌、就讀甚麼學校和子女的行蹤，令不懷好意的人能輕易地掌握子女的個人資料並接近他們，危害子女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如父母在未得到子女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資訊，分享的內容有可能是子女不願意公開的，這會令子女感到羞恥和尷尬，如有關資訊傳至子女的朋輩中，更有可能引起校園欺凌事件，子女因而遭受嘲笑和排斥，影響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父母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幼兒時期的出浴照或裸照，更有機會觸犯本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亦會為不法份子提供機會，下載相片後用作其他用途。

而在網絡上分享的資訊是具有持久性的，會一直留存下去，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的點滴會累積下去，這些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不容易抹走，有關資訊包括瀏覽記錄、登入資料、留言、相片、影片等等。過度分享可能導致子女許多的個人資訊長期存留在互聯網上，並對子女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產生影響。

因此，父母在分享子女的個人資訊前，要謹慎考慮其目的和後果，以下幾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1. 慎重選擇分享內容
   父母應該謹慎選擇在網上分享的內容，不要分享十分個人、敏感、帶私隱性，或可能引起子女尷尬的內容。
    
2. 留意私隱選項設定
   留意賬戶的私隱設定，是公開、只給朋友看，還是可以讓朋友的朋友收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父母需確保只有信任的人才可以查看子女的相關資訊。
    
3. 尊重孩子私隱
   不要在未經子女同意下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及其他個人資訊，父母需與孩子建立互信和開放的對話，讓孩子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任何有關私隱和安全方面的問題或疑慮。
    
4. 以身作則
   除了保障子女的私隱，父母自己也要謹慎管理自己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資訊，確保自己也遵守相同的私隱和安全準則。

此外，即使父母不會在網絡上「放閃」，也要教導子女關於網絡私隱和安全的重要性，幫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自己的數碼足跡，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網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使用網絡，避免分享過多的個人資訊，讓子女既能享受網絡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亦能健康和安全的成長。

分享私隱引發親子信任危機？

家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點滴，可能是因為孩子出眾，以自己的孩子為榮，這本來是好事，但孩子自己又怎麼想？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提醒家長，如果未問過孩子就將他們的事情在網絡上公開，孩子或會疑慮父母是否可以信任，日後是否可以幫他們保守秘密。該臨床心理學家又提出，對於年幼的孩子，即使父母在事前徵詢他們的意見，嘗試了解其意願，但孩子也未必有能力明白甚麼是數碼足跡，[2] 這意味著他們不明白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自己的事情，會帶來甚麼影響。即使孩子的事情多有趣，家長上載前也得細心思量，免令孩子的內心蒙上陰影。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回顧一下近五年明光社雙月刊《燭光》的內容，網絡與媒體、新媒體的議題突然增加了，由電競、假新聞、直播，到元宇宙、AR（擴增實境）、虛擬偶像，我們好像在網上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我們多了很多新的日常，不但工作、課程、活動在網上舉行，甚至對社會的意見也是在網上發聲。媒體亦十分重視網上的討論和故事，很容易就將不同的內容推上報章，如轉載網上討論區的內容，商家由以往拍15秒的廣告，改為花時間拍網上短片、甚至長片，介紹概念而非產品。如此種種的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分析和想像未來的發展呢？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21年開始做一個「非科學調查」，找了一批人去想像數碼科技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受訪者分享到他們所想像的2035年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好數碼新世界。[1] 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行業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回答指定的問題，在合共過百頁的「回應」中，他們表達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有趣的是，他們提出幾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時，同一種科技，既可帶來便利，也會帶來隱憂。我們先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有關的問題，科技能否解決。

1. 建立更好的網絡空間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透過新的工具，可以令大家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將有問題甚至有害的留言刪除。不過我們一聽也知道魔鬼在細節，誰管理留言區的內容，也容易被形容為操控，我們怎樣可以令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實甚難，部份留言如果內容非常尖銳，影響到現實政府的權力運作，該如何處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有社交網站主動禁止發佈一些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又或者有部份政府會就禁止仇恨言論立法等等，可見不同地方有自己的規矩，我們要討論的除了是介面是否容許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還要討論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應否有一條全面又有共識的底線。

2. 建立有效率的社群

近年不少人發現社交網絡平台可以結連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收集、整合資料，甚至互相交換意見，成為有益的群體；不過我們也發現使用同樣的工具，可以集合一些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群體。不少受訪的科技專家建議應該使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一些能產生正能量的社群，同時提前發現有問題的社群並將之消滅，令社會可以成為更美好的世界。現時社交網站也會刪除某些特定主題的分享，例如分享自殺方法，減少網民因為互相學習自殺方法而帶來悲劇。不過，我們也同樣要問，如果進一步實施類似的措施，社會如何決定甚麼是好的群體，甚麼是壞的群體？

3. 為每一個人充權

不少受訪者認為未來的世界，每個人應該可以在網上有足夠的主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投資，有自己的網上身份、私隱，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語言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政治決策活動，表達意見。

近年互聯網不同的新發展，例如加密貨幣，區塊鏈等技術，令人產生很多新想法，當中除了可以解決一些舊有技術的問題外，同時亦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可以有實名和匿名等不同的身份，網上的資料可以安全地存放在不同地方，新科技可以令數據得到更好的保護。[2] 我們或許會問這些科技會否持續發展，而同時我們亦會問：不懂得新技術的人會否被淘汰？

4. 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很多人認為疫情無疑為社會帶出了有關工作和生活的新想像，例如人是否一定要在一個指定的地點工作？工作時間又是否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網絡可以怎樣為人的生活提供協助？網課、網上會議，甚至網上崇拜能否取代面對面的活動？當中如何混合（例如同時有面授課堂和網課）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一切已經成為很多人對未來的新想像。另外，會否有些新的工作模式因此而出現，改變舊有的模式？當然這又同樣涉及很多人在工作上轉型，當在網上有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很多工作，例如銷售，原來可以透過人工智能來完成，那麼人類還可以做甚麼呢？

5. 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有了不同的虛擬視點、人工智能等技術，很多以前只能用人腦做的「沙盤推演」活動，[3] 可以紛紛改為用人工智能模擬出來。我們未來更可以透過科技做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例如有效使用能源，當所有家具都與互聯網接駁，便能在最省電的情況下，使用空調、電燈等電器。人類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更有效地研發和生產疫苗。當然不少人也會擔心到時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到底是我們控制機器，還是由機器控制人類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到，在新的網絡世界下，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人與機器如何調和，這將會成為未來世界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總結

回到今日，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在網絡騙案、交友色情陷阱、網絡安全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知道今日的孩子其實已經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社會口口聲聲說重視科技發展，但對於科技的基建，以及社會各界對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認知仍然不高，導致很多人進入科技世界，卻不知道科技世界的危險，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問題，也不懂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明光社在2020年底至2021年推出「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倡議良好網絡公民的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及良好品格和態度，我們製作了教育單張，[4] 還有多條品格教育動畫短片，[5] 有關資源以小學生及家長作為對象，當中提供了使用互聯網的幾個重要原則。「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是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有些互聯網的使用原則，例如在網絡上要有同理心，學習建立良好的數碼公民身份，有批判思維分辨不同資訊等等，其實今日對所有網民也同樣重要。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必須先多些學習和理解，之後才可以更有效提出好的政策，或者相關的倫理討論。若沿用以往的思維去想像未來的問題，只能解決表面的問題，未必能處理當中更多複雜的情況。

教育單張

品格教育動畫

（本文原載於第147期〔2022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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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Visions of the Internet in 2035,”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2/02/07/visions-of-the-internet-in-2035/.

[2] Ryan：〈【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區塊鏈（Blockchain）？〉，INSIDE，2016年7月6日，網站：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699-what-is-blockchai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3] 沙盤推演，原指軍事行動前在沙盤上模擬作戰策略，以分析戰略利弊，後來多用於對事情的發展、結果進行的模擬評估，以掌握事情的演變及達成預期目標。參〈沙盤推演〉，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8994&la=0&powerMode=0（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4] 〈有品上網我至叻　做個負責任的網上使用者〉，明光社網站，2021年10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files/misc_activity/20210126_project_wisewebusers/n11842_webwiseusers_leaflet.pdf（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5] 〈品格教育動畫〉，明光社網站，2021年，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project/2021/wisewebusers/section/video（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政府去年就《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諮詢社會意見，才大半年就火速立法，當年的理由不外就是政治起底嚴重，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表示自己是起底風氣的受害者，也有議員提出治亂世用重典是最好的處理方法。到今日，法例已立一年，私隱專員早前接受個別傳媒訪問時，提出截至今年9月多個網上平台發出1,252份停止披露通知，九成訊息已被平台移除。現時因政見分歧而起底的網上訊息，已較2019年大為減少，條例至今大部份投訴涉及生意、感情糾紛，約佔七至八成。

筆者去年11月就已撰寫文章，強調很多網絡中的「生活日常」例如感情糾紛互相在網上對質、商業上公開某公司做事的問題以表達不滿等等，容易中招，觸犯法例。[1] 果然一年下來，私隱專員公署拘捕的案件，大都就是類似的情景，有因為金錢糾紛的、[2] 也有租務糾紛的。[3] 上月首次成功定罪的案件，就是感情出現糾紛後，其中一人將對方的個人資料刊登在不同的社交平台。[4]

根據報章報道，截至9月底，私隱專員公署共就91宗案件展開刑事調查，當中七宗有拘捕行動，起訴兩名被捕人。政治上的起底犯卻無法打撃，因為在有關方面拘捕他們之前，他們早就消失了，現在這條法例拘捕的人，多是因為一時情緒不穩，或者因為受到莫大委屈希望在網上得到伸冤而犯案。他們知道做這些事會有機會犯刑事罪嗎？未必，因為條例太新，而且網上「唱衰」一個人，當事人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原來也會「犯法」，所以有人誤墮法網，實在是情有可原的。

正如我們在諮詢文件所述，在法例制定時應該考慮各方的因素，應該要以私隱被侵犯而造成的傷害程度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並應該給予對方刪除訊息的機會，現在的法例並未有提升門檻。如此情況下，政府卻未有進一步的進行針對性宣傳，宣傳品集中在政治內容上，反而未就社會和坊間一般出現的網絡侵犯別人私隱的情況去宣傳和討論，最後觸犯此法例的當然就是一般巿民而不是在立法時所強調有政治意圖的人士。

起底，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一個好的網絡使用習慣，我們不鼓勵大家去起底，但另一方面，有些市民自行透過網絡來表達不滿、或以某些行為來報復，可能由於他們不了解法律、或者受了委屈但有冤無路訴有關、以及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出此下策，若果相關的法例太嚴苛，會造成不必要的反效果，可能教育還是較好的方法。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英國牛油貴？」「林鄭也移英？」網絡討論區，不記名秘密留言區常常有未經證實的故事，以前這些留言討論區的內容，不會隨便被放在報章上，但今時今日大家習慣在網上看新聞，不少新聞網站也會將這些「討論區故事」一字不漏的用寫新聞方式放在網站上，供網民轉發、留言。這些用新聞寫作手法寫的文章表面上「似層層」，但其實不知真偽，這類「新聞」是如何扮出來的？我們可以怎樣用幾招簡單的方法拆解？

新聞材料來自討論區

大家讀中學時，也學過寫實用文，老師會教大家怎樣寫「新聞稿」吧，就是將一件事用「新聞稿」的方式寫出來，這類文章不外乎有幾個特點：

1. 倒金字塔式

先將最爆炸的內容寫出來，例如：英國機場疑似出現前特首林鄭的蹤跡；英國牛油價格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歷60年來最大熱浪等等。

2. 引述各方消息

新聞不是一篇記敘文，作者甚少以第一身寫作，通常會引述不同的消息，例如：「某某網站有人發帖」，又或者「根據某某留言區的討論」等等，然後開始引述對方言論，甚至加插短片。

3. 加入不同意見

新聞有時為求多角度，會加入不同的人對事件的「回應」，寫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找相關人士「似層層」地就上面引述的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意見，有時可能因為截稿時間太短，部份文章直接找幾個比較出位的留言放在文中，就扮有各方回應。

如此說來，如果討論區有一個精彩的主題，用這些方法撰寫一篇幾百字的短文，要爆點有爆點，要故事有故事，要回應也有回應，這種稿件寫來毫不費力，而且本小利大，一旦內容爆起來，會帶動大量流量，幾乎無本生利。不少傳統媒體也大量生產類似的網站和社交網絡平台專頁，有時傳統新聞和網絡新聞同時在相同的平台出現，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由網絡討論區的討論改篇成的新聞所影響，以為這些也是有確鑿事實的新聞。

查證工作不可少

討論區的內容可以變成新聞嗎？當然可以。不過，我們會問其內容是否真確，所以記者理論上有責任做大量的查證，包括：

 1. 故事有找回當事人做訪問嗎？

 2. 作者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嗎？有沒有查證？

 3. 如故事涉及第三方，被指責的人有回應嗎？

 4. 故事提及的事件，還有其他目擊者，或者具名的消息來源證實嗎？

 5. 如果新聞是引述自另一個傳媒，該傳媒原本的報道是怎樣？該傳媒本身具公信力嗎？

如果不時閱讀網絡新聞兼細心的人，應該很容易就能分辨到，某些網媒根本不求甚解，不會做任何查證，有一些網媒是認真做查證的，也有一些網媒，常常寫「本網曾經找有關人士但未果」等等，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查證，多少是走過場寫幾句說法增加說服力，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避免跟車太貼

新聞公信力，往往需要時間建立的，閱讀傳媒的能力也如是。面對真假難分的新聞，網絡有句話叫「切勿跟車太貼」，意思是事情往往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不要太快跳到結論。記得之前曾經有本地傳媒轉載外國傳媒的報道稱，英國某個牌子的牛油以一公斤近十英鎊（約九十港元）的價錢發售，以證明當地通脹嚴重。事件曝光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也問同一個問題：真的嗎？但後來大家卻發現，事情的確是真的，但同樣也有三英鎊一公斤、六英鎊一公斤的牛油在同一間超巿販賣，而且該牌子的牛油價格，很快就回落了。

可見閱讀傳媒的報道，除了留心事情有沒有核實外，最好還要看看該傳媒有沒有跟進報道，如果事情有改變他們還會報道嗎？如果發現他們只是作譁眾取寵的報道，大家看多了，也只是被這些事情的表象吸引，難以對議題有深入的理解。要學習做理性分析，有時學會辨認哪個傳媒的資訊比較可靠、可信和深入，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庫

新聞來源變得模糊

英國牛油價格上漲的新聞，除了有外國傳媒報道，也有網民在facebook發帖文和應，令事件進一步廣傳。社交網絡平台的出現的確便利了網民彼此之間的聯繫，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不少用戶更會在平台中分享新聞或對時事的看法。在美國，2021年就有調查發現48%的受訪美國成年人，他們是經常或有時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1] 有學者就指出，社交媒體令資訊來源變得模糊，新聞機構可以在自己的網站、社交網絡平台發佈新聞，但有關報道也可能純粹以一則帖子的形式，經轉發送達到社交網絡平台的用戶面前。用戶如果想弄清楚資訊來源，需要一層一層追蹤、翻查訊息的來源；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在分享訊息前，都很少會核查資訊的來源。[2]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