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母親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5年9月20日，來自18個國家與地區（包括澳洲、保加利亞、美國和台灣等地）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組織決定脫離傳統的LGBT運動，宣佈成立「LGB國際」（LGB International）——一個專注於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新平台。該組織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這是一份獨立宣言。今天，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者擁有了全新的全球組織。」LGB國際指出，LGBTQ+組織已背離初衷，不再關注64個國家將同性戀定為刑事罪行、同性伴侶缺乏法律認可，以及對男女同性戀者持續存在的歧視等問題，反而優先推進性別意識形態相關行動。

LGB國際組織主席Frederick Schminke表示，曾經代表同性戀者團體的組織如今「完全致力於性別認同意識形態」，導致同性戀者權利日益被邊緣化。加拿大LGB聯盟（LGB Alliance Canada）則批評「加拿大LGBT聯盟」（Egale Canada）等組織，指摘其將政治和財政資源過度集中於性別認同主題的激進主義，而非優先捍衛男女同性戀者的權利。其聯盟代表認為，重新定義「男性」和「女性」的概念不僅會削弱基於生理性別的法律保護，更會引發對堅持維持自身專屬空間的同性戀者的敵意。英國LGB聯盟聯合創始人Bev Jackson表示，現今同性戀青少年面臨被要求認同為「跨性別者」並接受不可逆轉的醫療或手術壓力，而LGB可以為他們提供另一種選擇。

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ILGA）前領導人對LGB國際組織的成立表示歡迎，稱這是回歸基於生理性別權利保障的必要修正。[1]

2025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活動組織「轉折點」聯合創始人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活動中遭槍擊身亡。事發時他正在戶外舉行一場名為「請證明我是錯的」辯論會，邀請學生就其政治與文化觀點進行挑戰，現場聚集了大量聽眾。Kirk生前曾多次公開反對跨性別權利，其組織也曾發起反對跨性別相關醫療服務的集會活動。9月12日，執法官員宣佈，槍殺Kirk的22歲疑犯Tyler Robinson已被逮捕。Kirk的遺孀Erika Kirk於同日公開發聲，鄭重承諾「轉折點」組織將繼續在校園舉辦活動。[2]

目前全美已有超過二十多個州頒佈禁令，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護理，而美國德克薩斯州則是首個對相關醫生提出起訴的州。2024年，德州總檢查長帕克斯頓辦公室對埃爾帕索的兒科內分泌學家Hector Granados醫生，以及另外兩名醫療提供者提出法律訴訟，Granados更在訴訟書中被稱為「屢犯者」，指控其偽造醫療記錄並違反德州於2023年生效的跨性別醫療禁令。然而在2025年9月，帕克斯頓辦公室卻悄然撤銷了對Granados的起訴，並在聲明中表示，經「審查證據及Granados的完整病歷後，未發現其存在違法行為」，至於另外兩名醫生的訴訟，目前仍在審理中。[3]

早前，美國紐約州拿騷縣頒佈禁令，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德比運動隊，滑輪障礙賽聯盟就此起訴當地政府，2025年10月6日，下級法院的R. Bruce Cozzens法官裁定該聯盟敗訴，指出拿騷縣的禁令旨在保護婦女和女童權益，並強調跨性別運動員仍可參與該縣設立的混合性別體育聯盟。Cozzens法官同時駁回了聯盟提出在訴訟審理期間暫緩執行該項禁令的請求。

代表該聯盟提出起訟的紐約公民自由聯盟申請上訴。10月8日，紐約州上訴法院裁定，在相關法律訴訟程完成之前，拿騷縣不得強制執行該項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運動隊的規定。[4]

2023年，美國佛蒙特州一間基督教中學拒絕與另一所學校的高中女子籃球隊進行比賽，理由是對手球隊的跨性別運動員「影響比賽公平性和危及球員安全」。其後，負責管理學校體育和活動的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執行委員會裁定該校違反了委員會關於種族、性別及殘疾意識的政策，因此取消其參加所有州政府資助的體育賽事及其他活動（包括辯論賽和科學展覽）的資格。2025年9月9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之一的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允許佛蒙特州這間基督教中學參加該州的體育聯賽，推翻了先前維持禁令的裁決。[5]

美國聯邦教育部在2025年9月致函紐約市的公立學校，要求在最後期限前修改政策，否則將取消目前和未來對19間「專業磁石學校」的資助。相關爭議政策涉及「自認女性的男學生或跨性別學生可不受限制進入女性的私密空間」的規定。10月16日，紐約市向聯邦教育部官員提出訴訟，指聯邦教育部因為紐約市教育部支持跨性別學生的立場，便決定取消已承諾的4700萬美元撥款，是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篇》。[6]

早前，數名非二元性別與跨性別人士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護照政策提起訴訟，該政策規定護照性別必須依據出生證明上登記的性別進行標註。2025年6月17日，美國地區法官Julia Kobick作出裁決，允許需要申請或更新護照的跨性別者及非二元性別者，在性別標註中自主選擇「男性」、「女性」或「X」，而不再受限於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2025年9月19日，特朗普政府向要求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允許實施原定的護照性別標註政策。[7]

201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頒佈了《未成年人轉化治療禁令》，禁止精神健康專家使用試圖改變個人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更正治療」（包括談話療法），具體涵蓋旨在「改變行為或性別表達、消除或減少對同性戀者性吸引或愛慕感受」的各項措施。違例者將面臨最高5000美元罰款，並可能被暫停執業資格或吊銷執照。

2022年，基督徒輔導員的Kaley Chiles，因希望與年輕患者就性別焦慮和性取向議題進行對話，於是對州政府提起訴訟。她指控該禁令基於觀點立場和談話內容審查其與患者的交流，侵犯了自身的言論自由權利。Chiles請求法院頒佈命令，禁止科羅拉多州對其執行該禁令。

科羅拉多州在法庭文件中回應，該州尚未對Chiles或任何其他持牌治療師採取違反禁令的紀律處分，並聲稱Chiles擬提供的談話療法並不違法——因她已明確表示不會尋求改變患者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聯邦地區法院允許Chiles繼續推進訴訟，但最終判其敗訴，認為科羅拉多州的法例是要規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執業行為」，而非限制言論自由；法院同時裁定，該州有合法理據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且無效」的治療。Chiles隨後提出上訴，2025年10月，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裁定科羅拉多州的法例僅禁止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實施「更正治療」，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屬於附帶性質，且該附帶限制並不違反言論自由原則。[8]

2025年10月1日，全球首富Elon Musk在其旗下社交平台X發文表示，「為了孩子們的健康，取消Netflix 訂閱吧」，原因是Netflix推行「跨性別覺醒議程」，播映了一部包含跨性別角色的動畫 ——《靈異遊樂園：無路可逃》（Dead End: Paranormal Park）。[9]

加拿大在10月初更新了針對美國的旅行建議，提醒護照上標有「X」性別標記的旅行者可能被拒絕入境。新警告聲明：「雖然包含『X』性別標識的護照由加拿大政府簽發，但無法保證您順利入境，或通過其他國家過境時順利通關。」[10]

本地

一名身份證登記性別為女性的女跨男K，於2017年確診性別認同障礙，其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RLE）。為方便治療，醫生向K發出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書（簡稱 GID 信），指其正處於 RLE 階段，在社會中應被認定為男性，且使用對應性別的公共設施，是其治療及真實生活體驗（RLE）的重要環節。

K在進行RLE期間，因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無法使用男性公廁，因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擴大《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中對「男性」及「女性」的定義範圍。2025年7月23日，法官高浩文裁定K勝訴，裁定規例中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且無效，但頒令暫緩執行裁決12個月，供政府制訂處理方案。政府於9月22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據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目前尚未排期聆訊。[11]

參考德國真人秀Deutschlands Superhirn而製作的內地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主打腦力競賽，參加者都以爭奪「腦王」美譽為目標。自2014年播放至今，能進入12強的參賽選手，已是千挑萬選的聰敏人士，而歷年誕生的「腦王」，更是在不同的範疇，例如心算力、記憶力、推理力、觀察力、空間感……或是綜合能力，皆有十分超卓的表現。我們作為觀眾，有時連遊戲規則都聽不明白，但看見參賽者很多時只靠腦袋去定位及繪圖來完成賽事，也不禁讚嘆人類的大腦竟然可以如此神奇，潛能無限。

人腦確實非常神奇，結構異常複雜。雖然人的大腦平均重量只有一公斤多，當中六成為脂肪，但卻擁有近千億個神經元、與超過100萬億條神經有所連結，[1] 控制著我們的思維、記憶、情感、觸覺、視覺、呼吸、體溫、飢餓感，以及一切調節身體的生理進程。大腦與其延伸而出的脊髓共同構成了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2] 至於人類的小腦，主要是調節運動功能與控制平衡，包括協調步態、維持姿勢、調節肌張力，[3]並控制自主肌肉活動。腦幹則在小腦下方，協助身體的非自主動作。[4]

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跑不過獵豹、牙齒不及獅子銳利、沒有如鷹般的銳目、入水雖然能游，卻只是習泳的成果，即使是獲得28枚奧運獎牌的「飛魚」Michael Phelps，若要他與旗魚來一場比賽，相信也無法取勝。不過，人類卻能征服地上的生物，因為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東西——超強大腦。人類天生的技能敵不過其他生物，但只要腦袋比牠們優勝，便能操縱牠們。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地球的王者，運用其智慧發掘及使用地上的資源。然而，人類的腦袋當前正受到挑戰。

工業革命之前，動物是人類最佳的助手，狗能守門、貓能捉鼠、雞能準時啼叫，但後來，人類需要更多助手幫助發展經濟，於是，人類發明了機械，也漸漸遠離大自然，並投入城市建設及工廠生產。不過，聰明的人類又豈會只停留於「只按本子辦事」的機械發明，人類需要更多可以靈活變通的工具協助完成工作，因此，便研究出電腦來，它大大提升了人類的工作量及管理能力。然而，人類還是希望有更聰明、最好有像人類一樣可以思考的工具出現。最終，在大量科研人才嘔心瀝血研發之下，人類迎來了工業革命4.0。在〈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及〈誰搶走我們的天賦？〉這兩篇文章中，筆者先後從不同的面向提到AI及機械人搶去人類的天賦及工作，[5] 筆者想在本文強調的是，協助人類工作的AI工具，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ChatGPT、Claude、Gemini、Grok、DeepSeek，及Perplexity等，正在慢慢改變下一代人的大腦、學習態度，並衍生出其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提前發佈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將54名來自波士頓地區的18至39歲受試者分為三組，要求他們分別使用ChatGPT、Google，以及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撰寫多篇SAT應試作文。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儀記錄他們32個腦區的活動情況，發現在三組受試者中，ChatGPT使用者的大腦活躍度最低，且在「神經認知、語言表達和行為表現三個層面持續表現不佳」。在持續數月的實驗期間，ChatGPT使用者隨著寫作次數增加變得愈發懈怠，到研究後期，甚至經常直接複製貼上生成內容，該組受試者的執行控制能力與注意力投入水準普遍較低。另外，使用ChatGPT的小組提交的作文高度雷同，充斥著重複的表達方式和觀點，嚴重缺乏獨立思考，他們的作品被審閱的老師評為「缺乏靈魂」。[6]

研究的主要作者Nataliya Kosmyna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實際損害學習效果，對年輕用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她認為，亟需發佈這些發現以引起社會警惕，就是當人們為追求高效便捷而日益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時，可能會付上犧牲大腦長期發展的代價。由於Kosmyna為到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因此她在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且樣本規模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仍然選擇提前發佈研究結果。她擔心在等待研究評核的6至8個月期間，有政策制定者突然決定在幼稚園推廣GPT教學，那就絕對危險且有害，她強調「發育中的大腦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7]

事實上，也難怪Kosmyna擔心大型語言模型會阻礙大腦的成長，因為與使用大型語言模型的組別相比，使用Google搜尋的受試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和活躍的腦功能；至於僅靠大腦思考的小組，更顯示出最高的神經連接度，特別是與創意構思、記憶負荷及語義處理密切相關的alpha、theta和delta腦波波段。研究人員發現該組受試者專注度更高、求知慾更強，他們對自身作品表現出更強的主控意識與滿意度。[8]

雖然Kosmyna的研究還未通過正式的審核，但精神科醫生Zishan Khan博士從診斷兒童與青少年患者的臨床經驗證明了Kosmyna的研究。他指出，從精神病學角度觀察，過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心理和認知後果，這對大腦仍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尤為明顯，當孩子過度依賴人工智慧完成課業，那些幫助人獲取資訊和記憶事實，以及保持思維韌性的神經連接都會逐漸弱化。這正正應對了研究所提及：「你愈多使用人工智能，你實際的智力會愈差」。[9] 不單智力下降，亦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使用增加，認知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可能被削弱 。[10]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類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確可以提升人們的工作及生產效率，但卻削弱了其內在驅動力。[11] 不單如此，它還會奪去人們的工作成就感。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研究，在美國一家大型研發實驗室內引用AI工具，科學家在新產品創造上提升了17%，但卻有82%的使用者表達失去工作成就感，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已經無用。研究亦揭示，AI的「創意自動化」讓科學家花更多時間評估AI所提供的想法，而非去思考原創性的作品。[12]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的葦草」——這一句名言出自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原句的上下文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13] 他的意思顯然易見，如筆者上文提到，人與其他生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有一顆會思考的腦袋，如果人們習慣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所提供的便利及好處，不想運用自己的腦袋，那麼，如Pascal所言，人類的尊嚴何在？

這裡並非反對使用AI等工具，只是作為人類，尤其是新一代，在使用AI的時候，要留心AI對我們的決斷力、分析力、批判力或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人類若不想被AI操控，便得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當人願意用腦，學習新的東西，便能改變神經的連結，並且藉由生成新的神經元來重塑大腦，改善認知能力。[14]

神創造人有神的形象，昔日亞當在地上的生物中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幫手；今天人類也不要輕易把決策權交在AI手中，以免它們完成你的工作，代你思考、剝奪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你腦袋能力的機會。腦袋用得多，才會愈用愈有腦。

《大腦逆齡指南：頂尖神經科學家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長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

(Biohack Your Brain: How to Boost Cognitive Health, Performance & Power)

作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

譯者︰陳錦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腦部也需要保養，就如房屋一樣。同樣是30年樓齡的房屋，有保養和沒有保養，質素可以相差很遠，腦部亦如是。很多人都以為，人年老之後，記憶力衰退、認知力下降是常態，畢竟，每天都有腦細胞死去，再優秀的腦袋也難免出現問題，但本身是神經科學家的作者卻為我們帶來好消息。是的，人平均每天會喪失幾千個腦細胞，但原來，腦細胞也可隨著年齡持續增長，即使人到了八十多歲，只要透過運動、飲食、壓力調節、睡眠、營養補充，以及學習新事物，亦可刺激腦細胞新生。

再好的房屋，也不可能入住30年後才開始保養，腦部亦一樣。很多人自恃年輕，沒有看重自己的生活習慣，作者指出，有神經科學者認為，人的腦部是由出生一直發展到三十多歲才成熟，這意味著，期間的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都會影響腦部發展。簡言之，三十多歲前固然要通過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為腦部打好根基，但三十多歲後，也要持之以恆，藉著上述活動保養腦袋。

房屋出現問題可以維修，腦部出現問題，又是否有修復的餘地？作者以她的臨床經驗告訴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有些職業欖球員，在比賽時因為腦震盪而導致腦部受損，作者喜見當中有球員願意配合她的醫療方案，一段時間後腦部有所改善。即使是作者患有柏金遜症的父親，在其悉心治療下，在臨終前，仍可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些經驗，使作者更有信心，有些腦部問題是可以藉著生活習慣得以修復。

如何「保養」或「維修」腦部健康？作者提出有效方案，成本也不高，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願意，都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可以嘗試走不同的路回家、用非慣性的手寫字、以原型食物代替超加工食品、適當地飲水、學習新的生字，即使是每天一個也可以。作者開出的「藥方」，除關乎腦部需要的營養要素，也與增生神經元相關，她提醒大家，人類的腦袋需要新鮮的刺激才能愈發增生更多神經元。因此，向來拉小提琴的人，若想提升腦部能力，轉學相類近的中提琴，作用或不大，可能需要學習長笛才有效；至於運動，也不是所有運動都對腦部有益的，文中提及的欖球，便是其中一個有損的例子，所以在選擇運動時，要考慮其對腦部會否造成衝擊。

適當的運動，有助腦部維持健康，這是由於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供應大腦所需；不過，不愛運動或不適合運動的人士也不用擔心，作者提到有研究顯示，年長婦女每星期走路幾次，每次30至50分鐘，三個月內腦部的血流量也能增加15%。如果在大自然走路更好，這會有助減輕腦部的壓力。除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壓力也會損害腦部健康，故為了我們的腦袋，學習減輕壓力是需要的。

很喜歡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的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或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段說話，實在適用於任何一個大時代，尤其在今年9月之後。

今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美國猶他谷大學出席校園活動時，被一位不滿其言論的青年人槍殺。筆者不是要大家表態支持或反對柯克的立場。事實上，有人欣賞柯克帶領新一代美國人回歸基督教精神，他在大學校園設置其標誌性的「請證明我是錯的」（Prove Me Wrong）攤位，與同學進行辯論，其辯才出眾，知識淵博，尤其是敢說真話，獲得不少人支持；但反對他的人，則認為柯克帶有鮮明的政治、宗教、倫理立場，更幫助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是不可原諒，而且他到左派思想當道的大學辦活動，是「挑機」在先……

筆者在大學教書，每年為一年級生教的第一門「大學入門」課，就是討論「何謂大學」和「為何要有大學」。大學本來就是給不同學問、甚或對立的學者哲人，互相切磋、辯論砥礪、彼此激發、完善知識，甚至創新啟發的地方，這個由雅典學院起始的「相聚」，就是拉丁文大學Universitas一字的意思。[1]

柯克正正就在大學裡，實行求真辯論時被殺，叫人唏噓。道理本來就很簡單：請用真理與辯論說服我，或就由我說服你。若是大家仍有爭議，那就讓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今日世界竟退步至當人們無法用思想和語言戰勝別人時，就用子彈幹掉他，當中還竟然有人幸災樂禍！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社會，會變成這樣？

以惡小而為之？

為什麼以暴力對待言論，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認為，是當今意識形態當道（不論激進左派或右派都是帶有暴力主義的），也有指出，是近代社會踏入後現代主義，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促使我們的生活、文化、思想產生極大轉變所致。

誠然，今日社會，要說服人、感動人心，要的不是一個大道理，而是說好一個「故事」，敍述和分享成為了最有力和最感染人的溝通方式，亦由於感人的故事只著重個人感受、見解，不需要理性和客觀的討論，最終招致這個世代「真正的客觀」欠奉。法國社會學家福柯（Foucault） 甚至提出了「權力」、「真理」的概念：即你有權力，你就有真理。[2]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文化下，以往不容於主流思想的人和事，現在都可以在不同的群落或媒體中聚集，造成「團爐取暖」的效果。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又加劇這種現象的傳播。久而久之，很多原本在主流社會中「見不得人」的鬼主意或惡搞意念，很快就會因其「另類」而火紅起來，人人模仿。與此同時，互聯網又很喜歡將大家的意念「標籤化」，人們的意識和思想，好像要被強加分類歸邊，如是者，大家都在不停標籤人與被標籤之中無限流轉。

與標籤化同樣具威力的，就是把不喜歡的人和事「非人化」（Dehumanization）[3] 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 [4]：將一個人的人性去除，標籤為叫人討厭的物種，然後取花名、污名化，這樣，對之一切的攻擊，甚至惡行就會變得合理化很多。這些標籤、污名、煽情故事，看似隨機，其實很多都是KOL、FB、YT大神和 Influencer的精心傑作，是刻意對正演算法的 貼文。發生槍殺柯克事件的猶他州州長就曾表示，在過去五、六年，社交媒體在每一宗暗殺事件或企圖暗殺事件中都扮演着直接參與的角色。[5]

我們從小就學習「勿以惡小而為之」。邪惡的事，最初可能只是星星之火，大家不參與，就無法助燃，很快會冷卻熄滅。偏偏這個世代喜歡推崇「另類」，更在網上「圍爐」壯膽，鼓吹「做咗先講」，以為「以惡小而為之」，殊不知最終卻演變成「大惡」。

勿以善小而不為

想起了另一位剛離世、被視為靈長類動物行為學先驅的珍古德博士（Dame Jane Goodall），她以長期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社會與家庭行為而聞名。珍古德原先是一位秘書，沒有大學文憑，但自小已熱愛野生動物，這是由於童年時，父親給她送贈一隻名叫「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亦有家犬伴隨成長，因而啟發出研究動物的興趣。後來，在因緣際會下，珍古德到了非洲坦桑尼亞研究黑猩猩，且取得驚人突破，繼而讓劍橋大學直接收錄她攻讀博士，並畢生致力保育和研究工作。

珍古德不單透過用心觀察，理解到黑猩猩是一種有社會行為的動物，還近距離接近牠們，以致能辨認出每張臉，並為每隻黑猩猩取名字（以往科研者通常只用編號稱呼）。她的發現，更顛覆了人類對黑猩猩的認知：原來黑猩猩的智力很高，懂得製造工具來獵食；母子間有很親密的溝通；群落中會進行原始戰爭、獵殺同伴等。

這位「黑猩猩」之母，把童年已有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化成一生的目標——勿以善小而不為。正如珍古德數年前在香港大學分享時（其實她每次講座都會提及）所言，她和她的 Mr. H（她的猩猩吉祥物公仔）是「為大自然保育永不言倦的倡導者」（Tireless Advocate for Nature）。[6]

今天你又在堅持甚麼呢？勿以善小而不為，願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興旺！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

美國

為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命令，禁止男跨女運動員按自己認同的性別參加運動會，2025年7月21日，美國奧運和殘奧委員會更新了網頁，通知大家有新的安全政策，並與政府及其他體育比賽的團體的做法一致，禁止男跨女參加女子組別。[1]

2025年7月9日，特朗普政府起訴加州，因為根據加州政策，跨性別學生可以根據自己認同的性別選擇運動隊伍。[2]

美國空軍在2025年8月7日表示，將拒絕所有已經服役 15 至 18 年的變性軍人選擇提前退休，他們將在不提供退休福利的情況下被遣散。此舉意味著跨性別軍人將面臨兩個選擇：接受提供給初級軍人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或是被開除軍籍。[3]

2025年7月17日，全美988自殺與危機生命線終止了為LGBTQ+青少年提供的專業心理健康支援服務。[4]

2025年8月1日，民主黨州檢察長聯手起訴特朗普政府，指控特朗普試圖利用司法部追捕那些為19 歲以下的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認同護理的醫療專業人員。[5]

美國人權醫生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在五月對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及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提出起訴，指控NIH僅針對某些主要與LGBTQ+相關的研究項目削減資金，構成非法歧視。2025年8月1日，由前總統美國拜登任命的地區法官Lydia Griggsby在法庭裁決中表示，她將對NIH終止LGBTQ+健康研究撥款的指令發布初步禁令，並稱此類指令旨在「關注和針對LGBTQ+成員」。[6]

美國共和黨人在今年和明年的選舉中再次使用去年總統競選中的關鍵攻擊口號，他們相信押注反跨性別信息將有助於對抗民主黨。 [7]

波蘭

在波蘭候任總理Donald Tusk舉行就職典禮幾天前的一項民調顯示，48.6%的波蘭受訪者認為Tusk應當辭職。儘管支持Tusk的選民依然穩固，仍有許多人批評其政府未能兌現2023年大選前承諾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墮胎權自由化和LGBTQ+伴侶民事結合等議題。事實上，聯合政府內部各黨派在這些問題上存著分歧。[8]

匈牙利

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於 3 月通過了反 LGBTQ+ 法，該法禁止舉辦驕傲遊行活動，並允許當局使用面部識別工具來識別參加慶祝活動的人士。2025年8月1日，匈牙利首都的市長Gergely Karácsony接受警方訊問，被指控協助同志組織舉行今年的 LGBTQ+ 驕傲遊行。[9]

本地：

女跨男K，早前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讓處於性別過渡階段的跨性別者，使用其認同性別的公廁。高院法官高浩文在7月23日裁定，指出規定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第7及第10條違憲，宣告條文無效，暫緩執行12個月，「以容許政府有時間考慮是否有意採取措施處理該牴觸」。

環境及生態局發言人在7月24日表示，政府正仔細研究判辭和徵詢法律意見，考慮提出上訴。發言人重申，《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設立遵行男女分隔原則的公廁，其目的在於保障市民的私隱和使用公廁時的安全，同時符合社會的規範和期望，提到「此安排一直獲社會廣泛接受」。發言人指出目前約一半的男女分隔公廁附近設有無分性別公廁，包括「暢通易達洗手間」或「通用洗手間」，可供各界人士，以及跨性別人士使用。[10]

2023年，岑子杰就香港法律不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提出終極上訴。香港終審法院法官於2023年9月一致裁定婚姻僅限於異性伴侶，但同時要求政府在「2年內」建立一個承認同性伴侶合法權利的「替代框架」。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7月2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政府建議透過立法方式，設立同性伴侶登記機制。該局向香港立法會提交《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7月11日就條例草案刊憲，並於16日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動議二讀時表示，懇請議員支持法案，政府亦會全力配合審議工作，爭取完成立法。不過，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在7月初討論設立相關「替代框架」時，多個黨派均不支持。

立法會各大政黨中，表示支持立法的只有新民黨。身兼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曾表示，賦權同性伴侶參與對方醫療及處理身後事，相當於「最低消費」。周浩鼎提到反對登記機制並非歧視同性伴侶，只是指出登記制度將直接動搖家庭核心價值以及社會制度，他認為可以「透過個別政策措施靈活、彈性處理」。[11]

7月23日，立法會《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透過立法制定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個別政黨表態反對，結果在9月10日的立法會會議被否決，成為近年罕有地不夠票通過的草案。《am730》社論認為「無論為同性伴侶訂立替代框架，或涉及跨性別人士的社會制度，都應先要得到公眾充分的辯論，周全考慮對於香港公共政策的影響，同時要關顧社會上不同價值取向的持份者。涉及倫理道德事務的觀點，絕不適宜交由法庭，用一次的判決取代社會的深度討論。世界各地會就不同問題訂立不同法律框架，背後反映法律只是一個工具，去呈現當時當刻當地的社會狀況，對於道德倫理的接受程度，世上根本不可能定出一套完美的標準。正如美國法理學家德沃金所講，法律的變遷有如小說的角色性格一樣，不應隨時劇變。法律的發展需要得到社會大眾的認許，在同性伴侶登記及跨性別人士的問題上，香港仍然需要更多的討論空間，立法會議員或會有明智投票結果。」[12]

明光社認為任何新法例應先廣泛諮詢，確保大多數市民認同，以免引發爭議，加深社會對立。至於《條例草案》雖然不直接改變婚姻定義，但設立類似婚姻的登記制度，等同間接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享有猶如婚姻的法律地位，令人擔心現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獨特性受影響。我們應謹慎行事，避免改變社會的基礎價值。另外，與其為同性伴侶設立專門登記制度，不如制定簡單的授權系統（建議設立緊密關係授權書），讓市民（包括同性伴侶）透過法律文件授權可信任的人，享有醫療決定、醫院探視、財產運用及生活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等權利。此方法靈活且公平，毋須海外註冊，成本低，能惠及更多不同關係的市民，避免為特定群體立法。[13]

2025年8月15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最終共接獲10775份意見書，當中有2081份（19.3%）支持草案，包括705份標準格式化而沒進一步提出具體意見的署名電子表格；有8694份（80.7%）表示反對草案，相比早前的統計，反對草案的比率大大增加。[14]

(資料截至2025年9月10日)

2009年5月，研究中心首屆研討會的主題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社會政策。時隔十多年，研究中心再度探討家庭友善政策，而今次的焦點是教會。2025年6月27日，我們與約100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執事、機構主管及信徒領袖等進行了美好的交流，共同探索教會及機構中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課題。

首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為大家發佈「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是次研究於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共收回有效問卷403份。是次研究目的旨在：1. 探討香港教會家庭友善措施現況； 2. 分析其措施在教會推行的可行性；以及3. 探討家庭友善教會的元素。受訪者中，教牧同工佔三成，長執不足一成，近兩成半為導師/組長，其餘為信徒。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信徒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但未達「非常友善」的程度。整體而言，來自大型教會的受訪者較滿意其家庭友善狀況，對實施相關措施持更開放樂觀的態度（相信是由於資源和人數充足）。教牧與導師組長普遍對家庭責任議題認同更高，一般會友對「實際支援」(如照顧與指引支持)的滿意度，比起長執、教牧同工、導師組長的滿意度高，其中長執給予的評分最低，這可能與前線群體在觀感上存在落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提到，勞工處在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上頗有創意，他引用《好僱主約章》中的例子，提到「讓員工在其父母的生日放取敬孝假與家人慶祝，以表孝心」，認為這都值得教會參考，或許教會界也可考慮推行《好教會約章》。他指出，教會容許教牧同工彈性上班、斜槓或半職，可能對教會及同工來說都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教會若能實踐家庭友善，可以成為教牧同工熱心事奉的一大誘因。原因很簡單：當同工發現教會能妥善照顧孩子時，便能更安心、無後顧之憂地為教會擺上。同工的家庭被照顧好，他們也會心存感激，不會斤斤計較補假。說到底，家庭友善措施政策對雙方均有益處。

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實踐科）陳傳華博士，在〈聖經角度看家庭友善：從召命說起〉的主題演講中提到，探討「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具有深遠意義。陳博士首先強調呼召是事奉的基礎，繼而闡釋呼召的本質與深度。他指出呼召不限於聖工，也包括職業或家庭角色，更涵蓋整個生命的召命——它是人生目的與使命。唯有出於使命作出行動，人生才有意義。正因呼召不限於聖工，信徒便需細察神的計劃及旨意，不一定要做牧師才是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為人父母，也是一份艱辛的天職。因此，教牧同工面對持續的疲憊，也需謹記呼召不限於聖工，需要平衡事工和照顧家人的時間，除非特殊情況，學習設下界線，明確規劃出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好好與神與人建立關係。至於教會制定政策，亦要將成就教牧同工的召命視為己任，協助同工委身事工的同時，亦能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節奏；教牧同工若有需要，教會應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今年週年研討會破天荒開放論壇時段，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雷競業教授主持，誠邀與會者發言交流。在〈一人一句論壇：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再思〉環節中，大家暢所欲言，坦誠分享，有參加者表示，教會若能解決托兒問題，相信對同工及會友的家庭是好事，甚至有助於鼓勵會友生養下一代；教會或許缺乏資金，但只要有地方，其實可以申請基金解決問題。另有參加者指出，當會友感受到教會原來是歡迎及愛惜特殊孩子，而非僅以律法規管會友不可墮胎時，母親即使懷上特殊孩子，也不會輕易終止懷孕。談到孩子，教會一般會安排婚前輔導，也可以考慮提供產前及產後輔導，幫助父母育養下一代。

除了孩子，工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有參加者反映教牧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一來牧者帶著使命，也不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教會應多信任教牧同工，避免以商界的規矩框限他們，有需要時容許彈性上班，甚至可以在家工作撰寫講章。另有參加者建議，若牧者有足夠的成熟度及有責任感，自然能贏得信任；但剛入職的傳道同工，或需向教會多加交代，待雙方建立互信後才享有較大的彈性。也有參加者提到，教會常常佔用信徒領袖的公眾假期，雙方可以加強溝通，免得原來雙方都不想在假期推行活動。雷教授指出，家庭友善政策本質涉及價值取向，例如給予母親產假，其意義在於養育下一代是具有價值。雷教授亦提到，當我們談論整全家庭時，亦需顧念世上有不同形式的家庭，我們慶祝整全家庭，同時要擁抱多元的家庭模式。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司徒永富博士，在〈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展示了一個基督徒管理者如何將基督信仰的信念融入職場友善，實踐信仰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讓員工在職場中既能發揮獨特的才能，亦能在當中找到幸福感及安全感。司徒博士分享，在眾多的因素中，薪金並非留住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僱主不必太在意短期成效，當僱主真心關心員工，看見他們的付出及努力時，員工也會關心公司所重視的。司徒博士強調自己僱用的是有神形象的整個人，而非一件工具。既然基督信仰以人為重，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基督徒主管的責任便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 而不是改造人。」看似日常的管理工作，其實可以很神聖，只要企業真心關懷人、尊重及成全員工、配合友善的家庭制度，以及公平薪資與獎金制度，員工感受到公司的用心，結果便是公司「留得住人心，也留住人才」。員工需要愛與尊重，這是任何期望建立友善文化的機構不可忽略的要素。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家庭友善文化實踐之路〉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同樣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同工個人和其家庭的需要。他指出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成文的規定，而在於信念；只要有堅定信念，即使很困難也能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談的也不一定是金錢，而是看有沒有「心」。蔡總幹事接著談到，雖然聖經教導信徒要愛神勝於一切，上一代的華人牧者亦因而毫不計較地投身事奉，但他提醒不要把優先次序誤認作為只能二選一的是非題。忽略家庭的教牧，或會面臨婚姻問題，又或子女對教會反感等狀況。教牧同工可以好好休息、享受神所賜的美物，因為神創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人快樂並且有果效地影響世界。至於作為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他認為機構若有能力，應為同工爭取合理的福利和權益。除了薪酬，若同工需要照顧家人，只要不影響事先安排的必要工作，應容許彈性上班，調動工作時間或請假。蔡總幹事總結，家庭友善文化能在機構實踐，主要在於：「作為領袖應主動考慮同工的需要；工人應得工價，領袖應主動為同工爭取；作為同工不需為自己而斤斤計較；同工的犧牲是因為需要而不是制度……。」

最後，特別向各位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研討會及撰寫文章的講員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其同工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以及為研討會致開場辭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洪子雲博士。

剛過去的暑假，不知大家有沒有趁著假期出行？是「返鄉下」還是到了甚麼地方？現在大家都要「超前部署」，筆者也嘗試避開一些熱門旅遊國家，到了有「歐洲度假天堂」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一遊。原以為一個簡簡單單的小假期旅程，結果遊走每個小城中，都發現一點大道理……

對於巴爾幹半島，我們最熟悉的，或許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發生的「南斯拉夫內戰」：曾經的「最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政治強人鐵托離世後，慢慢走向分裂，當中的「大阿哥」，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為了維持其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鄰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以及現在為有爭議的科索沃地區）發起長達多年的戰爭。[1]

但其實只要翻開中學的歷史課本，就會知道這個被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歷史從來不平凡。在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於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擊斃了當時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為了報復，而向塞爾維亞宣戰，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要再追尋上去，就要說到希羅文化了。早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已經延伸到位於意大利對岸的亞德里亞海沿岸。而後來的羅馬帝國更將這地區加以佔領管治，將東部多瑙河沿岸設立帕諾尼亞行省，沿岸則設立了達爾馬齊亞行省，建立城池和商港，實行羅馬殖民統治。在這裡找到最早具規模的古建設，如道路、廣場、競技場、凱旋門、神殿、劇場等，其中最「超前部署」的，可算是劃時代水道工程傑作：儘管看來未必像鬥獸場，神殿那些建築宏偉，但羅馬人工程師設計出巧妙的水道系統，將水源源不絕的引入城市。[2]  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引入水源確保飲用安全和環境衛生，周到的羅馬人還同時建設了下水道，用作疏導城市去水。幾千年前，已想到解決水浸問題，不是亡羊補牢地出動「龍吸水」，而是建立下水道，確保渠道暢通，長遠解決問題。

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為這地帶來發展的高峰：他為實行羅馬帝國四帝共治的制度，將亞德里亞海沿岸城市施普利特作為他退位後定居的地方，建有羅馬宮殿。而沿著達爾馬齊亞行省發展，札達爾、普拉、斯本尼克、到最南端的杜布羅夫尼克等相繼設立，成為了繁盛的海港城邦地方。羅馬帝國之後，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拜占庭等帝國統治，也備受東方的蒙古人與鄂圖曼帝國入侵，經歷動盪與繁盛的交錯發展。

時間一轉到了十五世紀，這裡迎來另一位統治者與高峰：崛起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得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控制權，建立了空前龐大的貿易帝國，當地出產的木材、橄欖油、松露、海鹽成為威尼斯與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源。另一邊廂，由杜布羅夫尼克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拉古薩共和國，成為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雙方的競爭持續多個世紀，直到橫掃歐洲的拿破崙將它們一一佔領（而拿破崙帝國也很快崩潰），結果巴爾幹地區輾轉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才獲得了獨立的機會，之後就是二戰和南斯拉夫的歲月了。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歷史，其實就是體現在那裡的生活日常。走進那裡的城市海港，隨時在一條街道上，看見由希羅時期的建築、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奧匈帝國時期的新藝術建築，最後就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類似蘇聯『克魯曉夫樓』風格的簡約公共建築。這樣不同時期的建築看似「共冶一爐」，卻又錯落有致地並存，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混成一體，變成了亞德里亞海地區的獨特特色。

而這可不說笑：這裡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了不同時代的霸權統治，同時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戰亂、天災人禍（大家最熟悉的南斯拉夫戰爭，是由1990年代開打，斷斷續續到2001年左右才落實停戰），但其實除了幾處刻意留下的戰爭遺蹟之外（如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年被誤炸的中國大使館），基本上已找不到當年的戰爭痕跡。相反地，在亞德里亞海沿岸，原來的達爾馬齊亞行省所屬的各個城市，自希羅文化以來，歷代的古舊建築，都是好好的保存著——由前述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皇宮，到古城牆、下水道、競技場、神殿、教堂的，當中不下過千年的歷史建築，到今日仍在使用——皇宮變成了民居，古城依舊，城牆健在，教堂如常有信徒禮拜，競技場不再成為鬥獸場，搖身一變成為演唱會主場。當地人笑說：「你們到羅馬看到的大多是遺跡，我們這裡卻是日常生活；在羅馬你聽到的是『我們曾經…（We were）』，在這裡卻是『我們現在…（We are），其實，我們要比羅馬更羅馬…」

好好地活下來，努力活著，原來就是在亂世之下的超前部署。曾經嘗試去問問當地人對戰爭的看法和影響，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嗯，大家或許都上了一課，人們愈去高舉的（如當年塞爾維亞高舉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結果消亡得最快；人們以為會帶來很大影響的（如戰爭的破壞），你看？其實戰爭都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好好活著，記著自己的歷史故事，知道彼此，和而不同，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其實這就足夠了。」

想起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中的一個戰爭遺跡「希望隧道」。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曾經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包圍了足足三年七個月。整個城市被塞軍隔絕，狙擊手在山上瞄準城內居民，只要一有活動就被狙殺（是的，當年鄭秀文的首本名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正是出自這場戰爭），沒有物資可以供應，也沒有一人可以平安地逃出。後來幾經努力，波斯尼亞人花上四個月時間，在機場地底修建了一條800米長的隧道，將城市與聯合國控制的機場外的波斯尼亞自由領土連接起來，這條「希望隧道」，名副其實成了人民賴以維生和逃生的唯一希望。[3]

而這希望隧道，其實是建基於一所尋常平民家庭的房子裡。這家人秘密地、勇敢地承擔了開通秘密通道，由始至終，包圍塞軍雖然知道薩拉熱窩明明不斷得著支援，但直到他們被打敗撤退的一刻，他們仍找不上這條希望隧道。房子今天已改建成隧道博物館，外牆保留著當日炮火的痕跡。活到最後，不只超前，而是超越了。

本書收錄了18位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訪問，他們在當中分享到在面對ChatGPT的出現所帶來的震撼，重新思考在人工智能（AI）時代，對鼓勵下一代閱讀的看法。資深家庭教育工作者羅乃萱希望各位家長知道，「孩子好奇心的培養、對知識的渴求、提問的能力，都是從閱讀開始。」「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呢？其實就是給他們創造一個閱讀氛圍。例如家裡滿滿都是書、帶孩子去圖書館、給他們講故事等。」

著名歌手及教育家陳美齡認為，孩子具備質疑和辨別的能力十分重要，要培養孩子的判斷力，包括懂得質疑AI提供的訊息，例如當要求AI提供一張醫生照片的時候，它可能只提供一張白人男性的照片，為何醫生不可以是女的、不可以是不同種族的人呢？而閱讀能夠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因為無論是看短片還是漫畫，其實都是在接收創作者的想像力，而閱讀文字則能讓孩子自行建構故事畫面，這種現象稱為自我世界，反映了每個人獨特的想像力和內心世界。」

資訊科技界人士、科技大學副教授黃岳永回顧他在大學上的第一堂課，教授帶他們去圖書館，介紹找書的兩種方法，一種是瀏覽，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哪一類書於是到書架前看，另一種是搜尋，就是知道自己想要哪一類書並到目錄櫃查看。他認為「知識需要時間浸淫。智慧需要時間歷練。瀏覽和搜尋都是好方法。」「書本就像一條條鑰匙，你拿著鑰匙逐個解鎖，慢慢就會更理解這個世界。」他又強調「要指示AI按你所想的辦事，表達能力尤其重要」，透過閱讀可以令學生學會用準確的文字去表達意思。

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表示「應該努力培養孩子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包括足夠的運動、足夠的社交生活、多元化的興趣、充足的睡眠和規律的作息，這樣孩子就更容易保持快樂，減輕壓力，享受生活，並養成開朗的性格。」而「經常玩電子遊戲的人，可能在決策、衝動控制等方面表現得不夠成熟，甚至影響大腦健康。」因此，他十分鼓勵孩子閱讀，他自己亦身體力行，常常與兒子一起去書局，一起閱讀和討論。

當然，個人認為親子閱讀還有一個重要的大前提：「各位家長，你們今日睇咗書未？」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道出了幸福及不幸家庭的狀況。家庭治療師李維榕博士在其著作《家庭生病了》及《故事從家開始》中提及的有病兒童，其實不是兒童的問題，而是家庭出了問題。另一位家庭治療師王愛玲也在其著作《夾縫中的孩子》中提到，要幫助孩子從夾縫中釋放出來，必須先了解家庭出了甚麼問題，而父母很多時並不察覺孩子的問題可能是基於父母的管教模式出了問題。

家庭是孕育兒童的搖籃，父母的管教會影響孩子的一生，良好的家庭管教有助孩子健康地成長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孩子成為問題兒童的機會也大大減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實是一個謊言，世上有很多有問題的父母，他們可能是患有某些精神科的疾病，有些可能是帶著錯誤的價值觀，更有些是欠缺責任感。在這些被稱為功能失調／失效的家庭下成長的孩子，長大後有些會重複不幸，有些卻能遠離原生家庭的錯誤，為自己及孩子開創一片新的天地。

在功能失調的家庭成長的人，當他們長大及成為父母後，於管教子女方面，通常會出現兩種情況，強迫性重複或反向行為。

強迫性重複

某些家庭下成長的兒童，長大後較容易會不自覺地重複父母的管教模式，例如操控性家庭及苛責型家庭。

一、操控性家庭

操控性家庭的家長自小缺乏父母的愛和照顧，傾向早熟及獨立，因缺乏愛和安全感令他們不信任配偶，容易發脾氣，且不會示弱，他們因為自己童年得不到愛和關注，於是會加倍照顧及保護孩子，為孩子包辦一切，只要是他們認為對孩子好的，都會為孩子做，但他們會完全操控孩子的人生，令孩子失去自我，不懂得照顧自己及做決定。孩子亦會養成依賴型性格，如父母經常向孩子說：「你要聽話否則我們便不要你」，這種說話對孩子的傷害很大，他們會變得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擔心犯錯，惹怒父母，而被拋棄。他們亦會欠缺冒險精神，非常循規蹈矩，即使受到欺凌，也不敢反抗。孩子因為害怕做錯決定而不敢做決定，凡事依賴父母幫他們做決定，與父母形成共依存關係（co-dependency）。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成為父母，會複製這種管教模式，因為他們已經習慣，覺得這樣孩子會好像他們一樣被父母「寵愛」及「保護」是幸福的。在輔導的經驗中，曾遇見這樣一個個案，一位男士的父親對媽媽不忠，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媽媽因為不想孩子在單親家庭中長大，選擇犧牲自己，繼續忍受沒有愛的婚姻，卻經常對兒子說：「我犧牲一切都是為了你，你長大後要孝順我，不要像你爸爸般遺棄我」，男孩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對媽媽言聽計從，從不敢忤逆媽媽，這位媽媽屬於操控性家長，而她的兒子在管教子女時也要求子女完全服從父母。

二、苛責型家庭

苛責型家庭的父母無法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緒及行為，說話總是苛刻及具羞辱性地不斷貶低、負面批評子女，令子女有羞恥感，導致子女不論多優秀，都覺得自己仍然不夠好，父母的行為其實是反映他們不能接受不夠好的自己。這類指責型的家長習慣將一切問題的責任都推向孩子，這樣自己便不用承擔後果，孩子成為父母衝突的代罪羔羊。這些孩子會非常自卑，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不斷努力，希望獲得父母的認可及讚賞，可是，無論他們怎麼努力，仍會受到父母的責備，覺得他們做得不夠。來自苛責型家庭的琪琪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兄姊下有弟妹，她出生時剛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爸爸的生意一落千丈，爸爸媽媽便將一切歸咎於琪琪，認為是她「腳頭唔好」。很多文獻顯示，原生家庭父母帶給子女依附關係創傷，其中最大的影響，是令他們難以建立對人的安全信任感；因為連有血緣關係的父母都有可能只考慮自身而疏忽或傷害孩子，所以更難相信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會保護及照顧脆弱的自己。

指責型家長會說一些很傷害孩子自尊的說話，如「你無鬼用，生嚿叉燒好過生你，起碼叉燒都仲食得」。家長說這些話很多時是不自覺地複製了上一代父母對他們的管教模式，以為用反面的說話，可以激發孩子的鬥心，卻不知道，他們的管教導致孩子自卑及欠缺自信，甚至討厭自己。

反向行為

原生家庭的成長經歷，會逐漸形成某種信念、規條，或座右銘（motto），有些父母為了不想子女遭受與自己童年相同的不幸或遺憾，家長在教育子女時會作出與自己父母剛剛相反的舉動，這被稱為反向行為。

反向行為信念例子：

1. 永不打子女，因為自己受的體罰太多

2. 永不賭錢，因為看見母親賭輸錢導致情緒暴躁及父母經常為錢爭吵

3. 永不飲酒，因為看見父親醉酒導致的情緒失控及行為失態，為此覺得羞恥

4. 堅拒搬家，因兒時搬遷太頻密，經常轉校導致沒有朋友

5. 要滿足孩子物質欲望，因為兒時家貧，父母無法買玩具，為此感到很自卑

6. 要求子女學多種樂器或運動，因為兒時家貧沒有機會學，不想子女有同樣的遺憾

雖然有些反向行為信念是有益的，但由於反向行為通常都是較為極端的，欠缺彈性，有時甚至會令自己及家人受害，例如：為了方便工作、讀書、照顧家人或其他原因而搬家，可以接受的，毋須因著信念拒絕搬家。至於無限滿足孩子物質欲望則可能對孩子造成傷害，令孩子變得物質主義；而強迫子女學習多種樂器或運動，如非子女自己的意願或興趣，不但浪費金錢及時間，甚至會忽略了子女真正有才華的項目，白白埋沒了子女的才華，造成另一種遺憾。

跳出原生家庭的影響

聖經中也有關於原生家庭對孩子影響的記載，創世記二十五章27至28節提到：「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棚裡。以撒愛以掃，因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卻愛雅各。」作為父母的以撒及利百加各自偏心一個兒子，他們的偏愛令兩個兒子產生妒忌，甚至是嚴重的衝突，令雅各最終被迫逃離家園。雅各也重複了父母的偏心，特別寵愛兒子約瑟，為他做了一件彩衣，招致兄長們的妒忌，繼而陷害將他賣去埃及地，他被迫離開自己的原生家庭，只能單單依靠神過活。約瑟在神的手裡，他成為新造的人，按神的心意去原諒兄長及教養子女，沒有重複祖父母及父親偏心的行為，使原生家庭的傷痛不代傳，他的兩個兒子瑪拿西及以法蓮能和平共處。

我們無法選擇原生家庭，亦無法改變在原生家庭的不幸遭遇，但成年後的我們卻可以選擇如何面對，是複製不幸抑或停止將不幸延續。我們要真誠地檢視原生家庭父母對自己的影響，希望可以將一些可能遺留的傷痕和偏差的不良管教模式，去蕪存菁及修正，以致不會將這些傷人的管教模式延續，傷害我們的子女，而家庭中的美好管教模式及傳統則會得以保留及傳承。我們可以仿效約瑟的做法放下仇恨，饒恕家人對他的傷害，不重複父親的偏心，以神的價值觀教導孩子。

原生家庭並不是只會傷人，亦可以是一個傳承美好價值觀及傳統的搖籃，如父母是守時、負責任及願意幫助貧苦的人，這些都值得傳承給子女，又如父母每年中秋節都會相約全部家人相聚賞月，凝聚家人的關係，這些都值得代代相傳。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上月公佈的2025-2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指出，考慮以籃球博彩合法化來打擊外圍賭博，賽馬會和不少立法會議員對此亦齊聲予以支持。籃球博彩合法化或許可增加庫房收入，但這些收益是用甚麼代價來換取的呢？未來香港社會是否要為此賠上一眾賭徒的悲慘遭遇？

阿華（化名）自小已有賭博的習慣，當他還未成年時，已經常進出投注站買馬。當2003年賭波合化法時，已出來社會工作的他更是馬會常客，他亦有參與賭波活動。正所謂「輸錢皆因贏錢起」，他曾試過賭波贏上幾萬元，之後他便更瘋狂地投注各項足球賽事。在輸掉贏來的金錢後，他便透支信用卡的信用額來繼續賭波，前前後後欠了10多萬元卡數。他曾向銀行申請貸款來償還部份卡數，再用餘下的貸款來繼續賭。還完再借，借完再還，不知不覺欠下多間銀行的貸款，其中最大的一筆欠款高達20多萬元。

為償還銀行貸款，阿華不理家人反對，賣出名下物業，結果因此與父親關係決裂。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停止賭博，他見還清所有貸款後仍有200多萬元現金在手，於是忍不住繼續賭錢，一有時間就帶幾萬元去澳門賭場，輸清光就用櫃員機提款再賭。他記得最瘋狂的一次在澳門賭場賭足兩日兩夜，結果賣樓所得的200多萬元通通輸清光。而他的太太亦知道他沉迷賭博，為此與他終日吵架。

那時，他的女兒剛剛出世，他自覺要戒掉賭博的壞習慣，但因缺乏定力，經常心思思打開手機看足球賽事的賠率，短短幾個月後他便再次瞞著家人繼續賭波，更向內地的大耳窿和身邊的朋友借錢，由起初的幾萬元，愈滾愈大到最後欠下40多萬元，昔日的朋友也開始疏遠他。他在家人的鼓勵下向戒賭機構求助，但他的心癮太大，當時戒賭機構幫不了他，他反倒想向機構的負責人借錢。

雖然阿華有一份零售業的正職，但卻入不敷支，因為除了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開支外，他每個月還要向財務公司還款2萬多元。為了還債，他鋌而走險挪用了公司夾萬中的現金，前前後後取了10萬元。直至有一日，他自覺自己人生很失敗，決定放棄自己，斷絕與人接觸。他關上電話，不上班，不回家，開始過流浪漢的生活。日間在圖書館流連，晚上到麥當勞過夜，肚餓就吃他人剩下的飯菜。期間家人曾轉錢到他戶口，但他還是繼續賭。他曾服食安眠藥自殺，但不成功。

在他人生感到最灰暗的時候，他收到家姐發來的電郵，說只有戒賭機構的負責人才能幫助他。他有感走投無路，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並且立定決心要重新做人，他主動向戒賭機構尋求幫助，在戒賭機構的幫忙下，他一步一步地成功戒除賭博的陋習。

他在街上流浪的日子，由家姐協助他照顧女兒，也替他還了挪用公司的款項，上司也決定不作追究。現在他在媽媽家中居住，與家人關係已有改善，也有一份正當的工作。雖然太太最終決定與他離婚，女兒的撫養權亦歸太太，但現在他和前妻、女兒都有定期的接觸，關係亦良好。

最後，平日喜愛籃球運動並曾親身經歷過賭波禍害的阿華，強烈反對政府將籃球賭博合法化，他直指籃球賭博合法化是害人不淺的政策，將一項年青人喜愛的健康運動，變成為賭博的工具，這會讓不少人喪失理智，走上他的舊路。

如果只著眼於增加政府庫房的收入，開徵籃球博彩稅似乎有利可圖，但這政策的背後會引起無數家庭的問題，觸發的禍害是難以評估。22年前足球博彩合法化，阿華便參與賭波活動，對他和他的家庭帶來極大的傷害；今天政府打算將籃球博彩合法化，這只會造成更多的家庭悲劇。阿華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他最終亦能回頭，雖則家破，但未人亡，他仍有機會補救，不過，沒有多少個曾身陷賭海的人能像阿華一樣重新做人，只要每天讀讀報章，不難發現不少人因賭博而走上自殺的不歸路。政府為增加庫房而推出為害市民的政策，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該作的事嗎？

教會要拒絕罪，但要接納罪人，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是罪人。但當論到同性戀時，教會往往高舉真理，忘卻上帝的恩典，令教會和同志朋友的關係會落入對立的局面。其實教會中不乏尋求信仰的同志朋友，因此，牧養同志是今天教會不能迴避的課題。

羅文麒牧師是香港心性教育協會的團牧，有豐富與同志朋友同行的經驗。他回想自己在1980年代神學畢業後便開始牧會，當時社會對同志群體缺乏包容，亦不友善。他那時不認識同志的課題，在參與訂立教會章則的工作時，會將同性戀視為姦淫罪來處理，有關信徒要接受紀律處分，需要回到異性戀中，否則會被逐出教會。及後他轉職到一間機構事奉，在輔導有性沉溺問題的男士時，他才第一次遇到同志信徒，他向那位同志信徒坦白表示，自己不認識同志課題，但願意與他同行，為他的成長掙扎禱告。之後，羅牧師在不同機構服侍性小眾，幫助在性傾向面對掙扎的男性求助者。

羅牧師以一句話來歸納他多年服侍性小眾群體的經驗：「我只是作祭司的身份，將人帶到上帝面前。」他表示同志信徒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很多憤怒、傷痛和羞愧，他分享到曾有一位信徒向教牧分享自己在性傾向方面的掙扎，教牧卻翻開聖經論到同性戀是罪的經文，令那位信徒深深地感到自己被拒絕。此外，同志信徒也會埋怨上帝，覺得上帝為難自己。所以羅牧師會先梳理他們的憤怒情緒，對上帝的憤怒，和因著被教會傷害而產生的憤怒，他亦會持續關心他們的生命，聆聽他們的心聲，擦去他們的眼淚，甚至會擁抱他們，用從上帝而來的愛心和耐心，越過他們的罪愛他們，令他們感受到上帝的愛與接納。這樣他們才有力量走出生命的低谷。

羅牧師指出，牧養同志信徒，與他們同行，其實不是要處理他們性傾向的問題，而是要處理他們人生的問題，持續關心他們整個生命。除了信仰和教會生活外，他認為也要關心他們在家庭、工作、學業、人際關係上的問題，他甚至會關心他們與同性伴侶之間的相處情況。

作為牧師，他很清楚聖經對同性戀的教導，但他不會作審判官，定同志信徒的罪。當同志信徒面對信仰掙扎，主動尋求幫助，即代表他們知罪，所以他不會拒絕他們，不會拿起石頭擲向他們，指責、審判他們。羅牧師關心同志信徒，與他們同行的目的只有一個，他要作祭司，將同志信徒帶到上帝的跟前，讓上帝的赦免和祝福臨到他們身上。

而有關牧養同志信徒，羅牧師提出了三個重點。

1. 不要拒絕同性戀者

教會的門應該是向所有人開放的，正如耶穌在馬太福音九章12至13節所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他指出，教會不要作審判官，同志信徒與其他信徒一樣，在成聖路上會有起有跌，但按著上帝的恩典，信徒能因信稱義。如有信徒向教牧同工透露自己在性傾向上的掙扎，正正反映出他們對同工的信任，教會應珍惜這些同志信徒，因為他們需要很大的勇氣才能走到這一步，羅牧師鼓勵教會欣賞他們對信仰的熱誠，也要保護他們，替他們保守秘密。

2.  讓教會成為同志信徒追求信仰的地方

教會弟兄姊妹如在日常言談間取笑同性戀者，講出貶低他們的話，當中一個眼神或一個動作，都會對隱藏在教會中的同志信徒，或家中有同性戀者的信徒造成極大傷害。羅牧師想起過去牧會時的一個片段，一位易服男士身穿女裝參加教會的聚會，坐在他身旁的姊妹看一看他，禮貌地笑一笑，然後走到另一個位置坐，之後那位男士就沒有在教會出現了。那位姊妹的反應其實是人之常情，而平信徒需要進一步了解同志信徒的狀況才有能力服侍他們。所以教會整體要接受裝備，先由教牧同工和信徒領袖開始，認識同志課題，為教會訂立清晰的牧養方向，接著教導平信徒，讓教會成為一所能接納同性戀者的教會，並讓他們與其他信徒一同在教會中敬拜、認識上帝。

3. 破除對同性戀的迷思

信徒和大多數市民一樣對同志議題感到陌生，也對同性戀有不少迷思，如認為同性戀傾向純粹是他們的個人選擇，同志朋友的行為大都不檢點，又或者將同性戀與愛滋病劃上等號等。在信仰層面，信徒或會誤以為同性戀比其他罪更嚴重，同志信徒要進入異性戀才算是悔罪的表現等；這些誤解和偏見阻礙了一般信徒理解同志信徒的處境，也會窒礙了同志信徒的成長。

最後，羅牧師表示同志信徒的性傾向掙扎是他們一生都要面對的課題，而牧養同志信徒的工作同樣是一生都需要學習的功課。上帝不會放棄每一個生命，只要他們願意，總能在信仰上經歷到更多，並且有所成長。

資料庫

認識同性戀與跨性別

由本社出版的《認．同　關心同性戀》（第四版）當中講解到何謂性傾向、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別、與同性戀者同行的信仰及牧養原則，並節錄了一些同性戀者的心聲，如想進一步了解同性戀者、跨性別者的需要，歡迎點按以下連結，閱讀本書。

閱讀《認．同　關心同性戀》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