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摧毀了創作?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在英國，3月2日是「世界圖書日」（World Book Day），學校會舉行一系列的活動，例如圖書角色扮演，同學會穿著不同的角色的衣服回校，然後一起閱讀圖書，主辦機構更會與不同書商合作舉辦不同活動，例如一鎊一本圖書，以及免費圖書活動，鼓勵兒童閱讀。

不過在活動前半個月，《每日電訊報》調查報道發現，英國兒童文學作家達爾（Roald Dahl）的童話書在改版時，出版商與倡議兒童文學應具備包容、多元、平等元素的組織Inclusive Mind合作，修改了作品的一些內容，當中《朱古力獎門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一書中極肥胖男孩格盧普（Augustus Gloop），由極肥胖（enormously fat）改為龐大（enormous）。除了刪去「肥」（fat）一字，記者發現不少作品亦被刪去「醜」（ugly）一字。

同時，記者也發現有新版的童書改了一些對性別的刻板形容，例如在《怪誕黑巫后》（The Witches）一書中有一句「即使她是在超巿做收銀員或者為公司打文件」就改為「即使她是做頂級科學家或者從商」。同一本書有另一段講女巫戴假髮有可能是因為秃頭的段落，更直接加一句：「女性戴假髮有很多原因，這絕對沒有問題。」

持有以上作品版權的達爾故事公司發言人曾回應，有關的修改由2020年開始，當年將工作外判給Inclusive Mind處理，有傳媒再揭發，內容修改的方法是邀請關注不同小眾、對文字比較敏感的人來閱讀達爾的故事，並將令他們感到被冒犯的文字挑出來，然後進行修改。Inclusive Mind曾回應稱，他們只是將他們認為不好的部份指出，但最後怎樣修改，還是書商自行決定的。

這種解釋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著名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認為書商做法是「荒謬的審查制度」，英首相辛偉誠亦批評修改書中用語的做法，他的發言人引述了達爾的童書《吹夢巨人》（The BFG）的觀點，指出「不要顛三倒四地改變詞義」（Don’t Gobblefunk around with words），及後連卡米拉皇后也曾不開名批評，認為書商應該要確保作家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不受侵害。

書商在備受各方批評的一週裡，很快從善如流表示，會在年底推出沒有修改的「原著版」（classic collection），保留所有原來文字，變相同一本書會有兩個平衡的版本推出巿面，做法就如「打和」一樣，彷彿甚麼也沒有改變。事件仍然引起討論的同時，《每日郵報》發現另一個兒童文學作家Enid Blyton的作品有類似的修改，但該書商並未有任何回應。

類似的事件被形容為woke，這字於60年代源於非裔美國人的方言，用於爭取黑人的平等和社會公義運動中，但近年這詞語被廣泛地用作描述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爭取權益是應有之義，當中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和Me too運動也是其中代表。文章的字詞被修改，本來為避免傷害敏感人士的心靈，做法是為了關心和給予不同小眾更多的同理心，但後來卻發展成唯我獨尊的一種態度，動輒批評別人不夠woke，最後更形成輿論審判，於是對運動開始有反彈。

同樣，對於一些歷史的文學和文字，不少人認同應該尊重該時空的限制，即是作者的寫作時空，若當時某些寫法和文字並未有構成冒犯，作者明顯也是無心去傷害任何人，這些文字理應被保留。若果要配合新時代，可以做改寫，甚至重寫，但不宜改動他們的文字，但仍在修改了的作品中冠上他們姓名，這是明明的審查。

有專欄作家指出，達爾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不願意改動原著的人，如果有人提出他的某種寫法可能會冒犯人，他會願意修改，甚至刪去一整段，但修改都是經他同意的。達爾生前在一個與插畫師的對談中曾表示：「當我離開時，如果那發生了，那麼我希望強大的雷神之錘猛烈地敲打他們的頭部。或者我會派遣『巨大的鱷魚』將他們吞噬。」巨大的鱷魚是他同名書籍的主角。

可見，當政治正確要求社會對世界上所有文字記錄，甚至歷史都要作出政治正確的修改時，大家會反問為何我們不能保留一下舊世界的一些想法？但這些提倡政治正確的人的答案是因為這種傷害人的說法如果一直出現，就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下一代，令一些人的意識形態永遠不被改變，所以惟有改變這些舊文字，才能令下一代有實質的改變。

文無定法，流行文化和文字與經典有不同。流行文化的產品理論上可以因著每個年代有自己流行的讀物或文本，舊的文本若不合時宜自然會被淘汰成為歷史的見證，並不需要強行改變歷史的文本，否則和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別人身上並無分別，也是一種活脫脫的審查。可見社會即使講求政治正確，也應該對文本的修改有基本底線。

至於歷久常新，甚至難以改變的東西，例如宗教典籍又如何呢？今年2月英國有報章報道，英國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計劃修改一些禱文，令主禱文中「我們在天上的『父』」，不一定要用「父」這個詞，可以改用「無性別（non-gendered）」字詞，以方便大家使用。

《聖經》，不似流行文化或者文學，會隨時代流轉而消逝，是否應該「與時並進」，更改內容，以更符合現代的想法呢？所謂釋經，除了學習如何了解原文在原本處境的意思之外，同時讀經的人亦會問這些經文給今時今日的社會的意思，與其改掉原本的寫法，倒不如問一下，如果今日仍然用這些字詞，給我們的意思是甚麼？若今天的文化不喜歡這東西，就刪一些，幾十年後喜歡另一些東西，又加一段，那麼經典還會剩下甚麼呢？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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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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