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總是記者?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說的不是香港。繼1990年代執政後，2021年回朝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最初聲稱會有新的「開明政治」，不會重用以往的高壓手段。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據新一輪國際新聞報道指出，塔利班認為現代流行音樂會導致「道德敗壞」，「讓年輕人誤入歧途」，所以開始在各大城鄉舉辦「禁歌」集會，並焚燒樂器。網絡新聞的圖片顯示，在一場於赫拉特省發動的群眾集會活動中，塔利班官員將吉他、風琴和手鼓，以及音箱和揚聲器等價值數千美元的樂器付之一炬，其中許多樂器物品其實就是在該省的婚禮場所沒收的。現在，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公共場合播放音樂，甚至只是在自己的汽車行駛時播放音樂，都有可能會被道德警察截停並處罰。

其實這只是塔利班回歸後帶來眾多禁制的其中之一：19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掌權期間，所有形式的音樂就曾經被禁止在社交聚會、電視和廣播中播放。自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權以來，他們對民眾實施了許多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女性獨自長途旅行，禁止10歲以上女生上學，又禁止女性進入健身房和公園。7月，塔利班還關閉了該國所有的美髮和美容院。

但塔利班政權是如何定出「誰善誰惡」，可以批准甚麼？要禁甚麼？原來在他們的政權架構中有一個特別的部門，叫「勸善懲惡部」，專門掌管民眾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敬虔和忠誠。這個特別部門，源於他們的信仰背景（塔利班一詞，原是指回教中的「神學士」，他們有點像新約聖經中的「文士」與「拉比」），崇尚實行真正，純淨的信仰，在他們掌權之前的八、九十年代，一直與塔利班組織有著密切關係的沙特阿拉伯，也有成立類似的「勸善懲惡協會」。

或許這樣的「勸善懲惡協會」，原意真的是為「勸善」，但可悲的是，實行下來，往往只為「懲惡」：而他們所認定的惡，已經是到了無奇不有的地步，最初還是關於宗教和「大是大非」行為的，例如禁止巫術和美式髮型，或是強制民眾參加祈禱等。但久而久之，當去到「無事可管」之後，「勸善懲惡」就會去到無奇不有的地步：例如要求男性不得修剪鬍鬚，或是在街頭公開鞭打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獨自行走的婦女等，情況和某些地方沒有犯法亦一樣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是否驚人地相似呢？

說到禁止音樂，在新香港管治之下，《願榮光歸香港》一曲，也被認定為「禁歌」。政府聲稱因為這歌曲被多次誤播，令人誤以為是「國歌」，於是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當然，除了在法律層面，還要有國安元素，筆者都不適宜在此討論事件。反而我感興趣的是，要完全禁制一首歌，香港試過嗎？真的可行嗎？

還記得2021年有學校曾在學生音樂比賽中禁止參賽者唱《銀河修理員》嗎？結果反而令這首歌曲引來更大關注，大家紛紛下載，比以前更加細味歌詞，禁歌變成了大熱歌曲！而其實自香港開埠以來，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絕少審查歌曲內容，就是最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就算日軍對表演的歌曲不滿，日本酒店也只是貼上「唱抗日歌，少芳坐牢，印者派者亦然」單張警告，草草了事。

環看世界，禁歌的事的確曾發生過。例如在英國也曾有禁歌風波：因為怕人人學樂隊結他手唱唱吓歌擲爛結他，而被禁播、樂隊The Who的歌曲My Generation；又或是怕被人說成歧視他人（但到頭來是杞人憂天）而被禁播、Bobby ‘Boris’ Pickett的歌曲Monster Mash，以至不少香港人都熟識的David Bowie，他的Space Oddity及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曾有被禁的遭遇。不過，這些所謂「禁歌」，都只是BBC管理層的決定，而從沒鬧上法庭，而且每首禁歌，被禁之後的情況都是一樣：正因為遭禁播，反而引起公眾更大興趣，「你唔俾，我偏要聽」，結果禁歌都變成了大熱歌，首首都變成經典。明明是想將一首歌曲禁播，卻將歌曲變成了各大音樂平台下載榜首，阻止不成，反而變成推手！

對於《願榮光歸香港》一曲，律政司於6月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公眾在網上和其他平台傳播《願榮光歸香港》。在其入稟狀中，律政司要求法庭頒令，禁制任何人發佈歌曲、歌詞等，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將其混淆成特區國歌，或指向香港為一個擁有自身國歌的獨立國家（入稟狀中更附上32條YouTube影片，要求相關人士停止傳播）。法庭結果拒絕了政府的申請，而律政司隨即申請上訴，就大部份理據法院批出上訴許可。預料相關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按現在的形勢，大家不難預計最終禁制令也有很大機會會通過實行。

禁制令（Injunction）主要是法庭判令要求當事人或不特定人，停止去開始或禁止某種行為，從而防止特定損害發生。大家常見到禁制令的實施，如在離婚訴訟中法庭對雙方財產、行為的判令，另外還有人身保護令，或是一些現存法律還未完善情況下的臨時指令與措施等。

可是，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就漸漸多了由親政府組織，甚或由政府本身申請的禁制令，範圍廣泛，時效更會不著邊際（舉例來說，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政府於高院申請了針對地鐵車站，以至整個機場的「臨時」禁制令，直到2023年的今天，這些禁制令應該仍然有效），效果成疑（理論上，機場的禁制令列明，禁止任何人士在機場出席或參與機管局指定地方以外舉行的任何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如此說法，到機場迎接明星已經觸犯了禁制令，但有誰會理會呢？）。

而今次政府要求法庭頒令禁播《願榮光》，主要是因在海外舉行的體育賽事中誤將此歌當作「香港國歌」，但諷刺的是，自政府申請禁制令後，不同版本的《願榮光》歌曲「重登」iTunes歌曲流行榜的前列位置，反令歌曲被更多人收聽下載，反宣傳效果實在強大。

當一個地方，這樣又罰，那樣又不對，還會有生活，有創意可言嗎？無創意，哪會有生意？一潭死水，結果如何，實在可以想像。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香港的言論自由面對愈來愈大的威脅，而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最簡單的方法是要看看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很不幸，香港已進入了捕風捉影的獵巫年代，只要一首歌曲、一支蠟燭、一組數字、一件衣服、一句口號，隨時都有機會惹來官司訴訟。在公開場合、社交平台、甚至私人聚會提起某個日子、某些人名，就算從來沒有法例和案例指出有甚麼問題，卻只因為某個官員疾言厲色提示大家小心不要觸及國安法，市民大眾便要立即「斬腳趾避沙蟲」！情況和中國封建年代殘酷的文字獄，以及中世紀歐洲大張旗鼓處決所謂女巫如出一轍。

文字獄和獵巫行動最可怕的地方，在於有一大批為了逢迎上意、打擊異己、找機會上位的庸官酷吏，飽讀詩書深明法典的斯文敗類，為求自保先下手為強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喜歡吃人血饅頭、容易受人煽動的無知百姓，在喜歡捕風捉影、抗拒異見聲音、缺乏幽默感、容不下批評諷刺的社會氣氛之下愈來愈神經過敏，起初只是殺雞警猴，或者公報私仇，久而久之習慣了以殺人來向在上位的表示忠誠，最後便大開殺戒。

而更可怕的是這一切都是以崇高的理念，高呼忠君愛國、甚至以神之名而將一些殘害他人、濫殺無辜的事合理化，目標就是要將一切批評和反對聲音消滅於萌芽階段，要所有臣民人人自危，絕對不敢對當權者稍有異心，連稍為不合作的軟對抗也不敢，乖乖的成為奴才，並且互相監控和舉報，成為幫凶。

近來，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不斷主動將一些知名的異見人士的著作或涉及敏感話題的書籍下架，就是惡劣的揣摩上意，矯枉過正的行為，許多書籍及其作者根本從未觸犯任何法例，不少書籍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可以公開發售，以及放在公共圖書館的架上，現在卻在無任何理據的情況下「被消失」，是將香港倒退至一些民智未開的極權專制國家的水平。政府有責任向市民清楚交代，圖書館職員憑甚麼理據剝奪市民大眾閱讀這些書籍的權利？有關書籍違反了甚麼法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版權條例》？還是莫須有的罪名？究竟他們是高高在上要決定市民可以看甚麼書的「人民准許閱讀名單審查委員會」？還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究竟市民可以看甚麼書是由政府還是人民自己決定？   

一直以來香港崇尚法治精神，在普通法的精神下，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事，市民大眾都可以放心去講去做，只要不涉及誹謗，批評官員權貴的言行和施政是毋須擔驚受怕的。但過去幾年已出現嚴重的人治傾向，例如官員可以毋須透過法官的裁決，直接DQ一些候選人；一些口號、歌曲、新聞報道，可以透過主控的想像和所謂專家證人，將本來有很多可能性的明喻暗喻、弦外之音的解讀方式歸納為只有一個，疑點利益歸於控方，然後一槌定音，日後所有人都只能以這方式去解讀，以法律之名扼殺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

此外，圖書館的職員可以任意將一些被認為敏感的書籍下架；表演場地可以毋須解釋便取消一些異見人士的訂場申請；執法人員隨意拆除一些店舖的裝飾、截查及扣留打算採訪的記者；更嚴重的是一些酒樓會所戲院亦在有形無形壓力之下，以「有殺錯、無放過」的心態，對待所有可能有爭議的團體、個人、歌曲和電影等等，都反映著社會的變化。最令人心痛的是一些本來不合理的情況，當大家習慣了之後，漸漸卻變成了「正常」的情況，甚至愈來愈多人願意為這些情況塗脂抹粉，大家可能忘記了，當獵巫之風合理化的時候，所有不聽話、不受歡迎的人也有可能被扣上女巫的大帽子，當主要矛盾被清除之後，次要矛盾就會變成主要矛盾。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下架之害，猶如焚書；寒蟬效應，等同自閹。但要維護新聞及言論自由，維護市民大眾的基本權利，伸張正義，不能寄望遇到青天大老爺，更不要妄想聖君的出現，而是要每個人都願意站出來捍衛本身的基本權利，市民可以看甚麼書、說甚麼話、悼念甚麼人，應該自己當家作主，當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時候，不要自己嚇自己，亦不要恐嚇敢於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表達意見的人。作為基督徒，我們的卑微願望，只是希望所有教牧和領袖能夠成為榜樣，「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跨性別議題以往一直被認為是性小眾社會運動繼同性婚姻後下一個要進入的里程，蘇格蘭自去年開始，大力推展性別承認法，到2022年12月終於在蘇格蘭當地議會通過立法，但英國政府近日卻表示，考慮擋下這法案，理由是法案會令英國本土法例產生矛盾，說到底英國本地就有很多人不認同法案，認為內容備受爭議。近日更因為有男跨女強姦犯最後入了女子監獄，被社會各界質疑，這類法例是否可行和合理。

蘇格蘭政府通過的性別承認法，將更改性別的方法大為放寬。以往一個人如果想改變性別，必須年滿18歲，有醫生證明患有性別焦躁症，雖不用接受手術，但要經過兩年性別改變後的實際生活體驗，才能更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法例通過後，合法更改性別年齡由18歲降低至16歲，取消必須提供性別焦躁症醫學診斷證明，仍舊不用接受手術，而生活體驗時間就縮短到三至六個月，就直接可以申請變性。。

贊成立法的人自然認為這是保障跨性別人士的人權和尊嚴，不過反對立法的人就有很多擔心，當中包括男跨女人士進入女廁和更衣室，或者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的比賽會產生不公平等等。有電視台在當地曾做調查，發現雖然大部份被訪者認為跨性別人士的情況非常值得同情，但進入具體政策，例如降低合法變性年齡，其實有51%被訪者也反對有關政策，只有31%被訪者支持。[1]

雖然新法例未實施，但近日一則法庭新聞，令更多人關注有關法例對社會的具體影響。近日一名疑犯涉嫌強姦兩名年輕女子，在上庭時他聲稱自己由男性變為女性，更索性改名，由Adam Graham變成Isla Bryson，他的打扮也變得女性化。被判罪成後，法庭在判監時表示「他」應該進入男子監獄，但因為當地監獄原來已經有守則，接受犯人以自己承認的性別去相關的監獄，最後他居然去了當地的女子監獄。

事件曝光後，連原本提出法案的蘇格蘭首席大臣Nicola Sturgeon也認為這為強姦犯應該入男子監獄。[2] 她認為任何性罪犯也不應以「變性」為理由去進入女子監獄。根據蘇格蘭的監獄服務署，當地原來每個跨性別的案件均會獨立處理，現時男跨女的罪犯中，有六人在男子監獄，五人在女子監獄。[3] 他們也向傳媒透露，如果男跨女的罪犯，沒有明顯暴力傾向的，理論上可以在女子監獄服刑，不過經此一役後，當地司法部門也承認要為此進行緊急的檢討，而Isla Bryson現階段暫時在男性監獄服刑。[4]

雖然事情暫告一段落，但不少人發現，即使性別承認條例今日仍然未完成立法程序，原來在不少政府機構，已經對跨性別人士的處理，採取十分寬鬆的態度，有報章的報道就提到，曾侵犯女性的男跨女人士，本質上就不應在女子監獄服刑。[5]  當然，有關的言論可能被指為「恐跨」，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以往恐同，說到底或許只是覺得同性戀人士的某些行為不符合社會一些人的道德規範，但今日在我們眼前的是強姦犯，如果說沒有恐懼和擔憂，又是否合理？同樣是恐，但恐懼是不是等同非理性？當中的程度是否有差別？這自可討論。

除了法庭案件之外，不少法律界人士也指出，性別承認法一旦在蘇格蘭通過，那麼英國本土在沒有相關的法例下，是否也要一併承認蘇格蘭已承認的性別，還是只承認有關人士原本的生理性別？有法律界士指這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再加上當地的平等法（Equality Act）其實未有清楚指明性（sex）是否只包括生理性別，還是包括性別承認下的法律性別（legal sex）。如果接受了蘇格蘭的法例，整個法律系統就性別的定義可能要重新修訂，否則很多地方會變得模糊，容易引發很多司法覆核的案件。[6]

最後，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也留意到，不少當地評論員認為蘇格蘭政府似乎利用性別議題作為爭取獨立和更多主權的政治籌碼，而英國政府決定用法令擋下這法例，也是非常罕見的舉動，可見當中的動機並不單純。故此，在討論議題的同時，不能排除一切也可能只是政治在作怪。

較早前，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的《通靈之王》節目引起了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注，因為該節目將通靈交鬼當作比賽，除了主持人之外，還邀請嘉賓以專家的身份評論參賽者通靈能力的真偽，直接向觀眾肯定及宣揚有關通靈能力和行為的真確性及可信性，間接就是向觀眾推介通靈交鬼的神秘力量，本社就此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投訴，並且要求無線停播相關內容。  

有人問我們：電視節目從來都有涉及靈異和鬼神的內容，今次大家為何「另眼相看」，特別投訴這個節目，是否有雙重標準？站在宗教自由的立場，為何大家要干預其他人的信仰呢？而在今時今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正收窄的時候，投訴及向電視台施壓又會否令傳媒在創作自由上有更多掣肘呢？對於以上的提問，我們十分理解，而在投訴的時候已考慮了如何作出平衡。    

首先，包容不等於縱容，自由社會亦有底線，大家可以討論底線在哪裡，但不能見到明明對年青人和社會風氣有害的事情卻視若無睹，噤若寒蟬，連批評和投訴也不敢提出。  當批評和投訴時，最重要的是提出相關的理據和法例，而不是只表達一些情緒性的言論。今次我們作出投訴主要不是有關節目內容涉及靈異和鬼神，因為這類內容在電影、電視和不同的藝術創作中常有出現，作為信徒我們雖然不認同，但在自由社會，只要有關內容沒有違反法例，我們亦只能教導子女不要仿傚，呼籲市民大眾慎思明辨，或者不要收看，正如很多電視節目對婚姻家庭、性關係、賭博、投機、物慾、暴力和仇恨等等的看法我們都未必認同，但不等如便要投訴、甚至要求禁播。不過，通靈交鬼卻是非常危險，家長們不能掉以輕心，雖然該節目開始時有警告字眼指出有關行為並非精密科學，但不過是例行公事，因為主持和嘉賓不斷以權威的姿態告訴觀眾真有其事，明顯是掛羊頭賣狗肉。 

正如有節目就算在開始前有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字眼，但在節目內卻不斷分享吸烟的樂趣和心得可以嗎？若所有年齡人士都可以買到的報刊，內容含有嫖妓指南，分享嫖妓心得應該禁止嗎？一方面提醒大家吸食大麻的害處，另一方面又詳細分享如何向海外郵購大麻產品合宜嗎？若果在電視教導觀眾如何玩碟仙、筆仙、神打，然後叫青少年不要模仿是否已經足夠呢？ 今次投訴，我們是根據通訊局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第3章「一般節目標準」中第11點「迷信」一項，當中提到節目「不得鼓吹對觀眾有不良影響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以算命、風水、神秘學、占星術、骨相學、掌相學、占卦學、測心術、測字、招靈術等為主或與此有關的節目，不應鼓勵別人把該等活動視為一種普遍被接受用以闡釋生命的方法，也不應使人覺得該等活動為精密科學 。」  此外亦提到「持牌人亦應小心謹慎，以免節目引起觀眾不必要的情緒困擾，例如令觀眾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觀眾過度恐懼及憂慮。」  

一直以來，我們也強調當對傳媒的報道或節目作出批評時，必須提出相關的公共理據，因為傳媒是公器，涉及的不是教會內部的爭議，因此，必須提出公眾人士關心和認同的理據，而不是單從信仰的角度出發，若純粹關於信仰的看法主要應向信徒表達，難以要求政府部門和傳媒機構跟隨。   當作為公共事務去討論的時候，大家應先了解相關的法例、守則和操守指引等等，因為單純批評的話當然可以只講述個人意見，但若要求刪除某些內容、甚至禁播就必須提出公共理據。

對於今次無線推出的節目，我們之所以表達強烈關注，是因為該台是所有年齡人士都可輕易接觸，以及仍有一定影響力的主要免費電視台，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在法例的要求會比其他傳媒更嚴格。雖然根據過往的經驗，通訊局的效率很慢，不過，投訴雖然未必能即時阻止節目出街，但投訴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電視台在日後製作同類型節目時知所警惕，畢竟電視台對觀眾意見和公眾輿論亦不能完全視若無睹。在重視消費者權利的年代，我們完全有權以消費者的角度表達意見；而作為家長，大家由於關心青少年及兒童的福祉而積極表達意見，更是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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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電視節目守則》會遭判罰

《電視節目守則》是通訊局根據本港法例第562章《廣播條例》第3條而發出。凡持牌的電視節目服務所包含的材料，都必須遵守有關規定。通訊局有權對違反守則規定的持牌人作出適當的處分。過去，曾有電視台，安排藝人在一個節目中食某連鎖快餐店的食物，期間因明顯地展示了快餐店的品牌標誌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電視台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的相關條文，並判罰款15萬元。[1] 另外，曾有供成人觀看的收費電視頻道播放一節目，內容涉及強姦情節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節目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因當中的暴力行為屬過長及過份詳細，節目也違反了守則中對描繪強姦及極度色情材料的規定，通訊局向有關公司發出嚴重警告。[2]

所謂以不變應萬變，有時不過是我們因為前景令人迷惘或煩惱時，拒絕去思考的一個藉口。因為變或不變其實都是一種選擇，無論最後作出何種選擇，我們還是要承擔相關結果的。香港教會正面臨政治和社會環境急速轉變的年代，將面對不少新的挑戰。

殖民地政府優待基督宗教的年代其實早已過去，大家若果仍然停留在「想當年」的話，恐怕只會坐以待斃。現時教會團體雖然在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等領域仍然有不少的參與，但其影響力和自主權正日漸萎縮。醫療方面不用多說了，由於涉及的資源非常龐大，要提供一般市民可負擔的診治費用，主要的資源必然靠賴政府的補貼，既涉及大量公帑，政府關注、甚至干預其日常運作是十分自然的。教會藉醫療救急扶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在疫情之下連關顧心靈亦面對不少限制，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定位。

而教育方面由於涉及意識形態，更是政府逐步收緊管理的對象，大學不用說了，教會的影響力早已式微，而教育局對中小學的監管，由課程內容、教職員聘用、以至圖書館的藏書已逐步收緊。教會作為辦學團體，在法團校董會成立以後其影響力已被削弱，在未來的日子，教會使用學校的地方辦公、聚會和舉辦活動的權利都未必是理所當然的，目前駐校的堂會有需要及早為未來的辦公和聚會地點作準備，否則日後一旦教育局收緊有關安排或要求堂會交付市值租金，而堂會又未能應付的話，恐日常運作亦會大受影響。

同樣，現時不少堂會都附屬於受政府資助的幼稚園和社區服務中心之內，不少機構亦十分依賴政府的資助，若教育局和社署收緊有關地方使用的要求，或嚴格限制於服務內不能加入任何宗教的元素，其影響便會立竿見影。而且現時不少新市鎮的建築物都以公屋和私人屋苑為主，只有商場而很少商業樓宇，教會要尋找地點和租金合適的辦公室已不容易，要找可供一百人以上聚會的地方更困難，必須未雨綢繆，否則一旦被迫與服務的單位清楚分割的時候，就算有錢亦未必能找到可以落腳的地點。

此外，由於愈依賴政府的資源，將來受政府政策的影響和限制的機會和範圍便會愈大，因此，堂會及機構應及早思想如何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不要將過往那種作為政府各項服務的承辦商，以獲取可供聚會地點和服務機會視為理所當然及最「慳水慳力」的模式，「今時唔同往日」，教會愈靠賴會友本身提供的資源，自由度便會愈大，亦愈能承受因為轉變帶來的衝擊，若等轉變真的出現的時候才作打算，恐怕教會及機構的事工只會因為措手不及而一蹶不振。

另一個必須留心的是有關教會和機構作為免稅團體的資格問題，現時的認可慈善捐款可扣稅的上限去到35%，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對弟兄姊妹來說有關的免稅額亦十分重要，可以減輕繳交的不少稅款。不過，近年政府對免稅慈善團體的監管亦愈來愈嚴格，大家必須在行政上做得更好，避免出現任何不符合公司法和稅務條例的情況。有些教會和機構常常強調以屬靈的態度去事奉，這本來並沒有問題，但若因此而忽略了在行政上和法律上的要求便很容易會出事，特別當社會人士近年對慈善團體的期望愈來愈高；政府對免稅資格的審核亦愈來愈嚴謹，有時會出信查問機構某些事工是否符合成立時的章程和宗旨；銀行亦更著重監察所謂洗黑錢的問題，若教會和機構在行政上有疏忽，甚至會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而現時要申請成立新的免稅團體，所需時間、手續和過程比以往繁複得多，不能不察。

雖然目前香港政府的宗教政策未有即時要收緊的跡象，但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大家亦不能掉以輕心。基於歷史和事奉本質，一些教會和機構與海外的教會、機構和宗派等等都有密切的聯繫、甚至財務上的互相支持，在《國安法》下必須加倍留意。長遠來說，我們亦必須有心理準備，萬一將來政府提出一些對免稅團體的額外要求，而有關要求與信仰有抵觸時，我們有沒有放棄免稅團體資格的勇氣？教會亦需不斷提醒會友，奉獻是信徒的本份，免稅是額外的祝福而不是必然和優先的考慮，有需要的時候是可以放棄的。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急速的轉變，危機處處，而最大的危機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正處於危機。

資料庫

「但莫特曼發現古代以色列人的信仰力量卻不是期盼神聖的顯現……反之，他們是藉著上帝的話語獲得神聖應許的力量來過活，並期盼在終末可以進入應許之地。故此，以色列人不是追求經歷一個神聖平穩的世界，而是在歷史裏前行，既要放下包袱，又要奮力前進朝向新的可能性。信仰的力量或田立克所說的『生之勇氣』（courage to be），並不是要求上帝賜下一個當下穩定和可預算的生活或世界結構，而是回歸到上帝的應許裏，從不確定的歷史進程中，早知道上帝的國必然在終末的日子來臨……」[1]

蘇遠泰：〈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神學反思〉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每每教人措手不及，特別是對基層人士來說，原來的生活已經十分艱難，疫情下的種種政策無疑是讓他們生活的擔子百上加斤。當政策愈來愈嚴緊，教會及機構是否只能按兵不動，停止服侍鄰舍？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在2022年2月22日，明光社舉辦的一次網上講座中告訴大家，只要有心，疫情阻止不了人們繼續服侍鄰舍。

心靈的支援

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除了需要食物之餘，也需要iPad及網卡，以便學童可以上網課，疫情嚴峻時，他們更需要快速檢測包、暖包、退燒藥、感冒藥等。不過，除了物資，還有甚麼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機構及教會可以盡力提供給他們呢？歐偉民博士就提到街坊的心靈及情緒需要，這些需要都是真實的，他們需要有人支援他們，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生命才得以建立。當鄰舍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幫助他們，他們需要有人陪伴，需要與人傾談，幫助他們渡過孤單的時刻，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很難面對困難。歐博士表示，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期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大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淑娟牧師看到雖然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通過網絡與小朋友溝通，令他們不必困在60呎的空間裡，整天黏著母親，與母親困獸鬥；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與歐博士一樣，陳牧師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教會也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

奇妙的供應

甘晨智牧師表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疫情只是令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以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不能進食，大家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不過甘牧師和義工對街坊還是念念不忘，很怕彼此的關係因此轉淡，而奇妙地有食品公司主動聯絡，表示可提供餸菜餐盒予教會，於是教會又有新的計劃派發速凍餸給街坊了。後來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這令義工跟街坊相處的時間少了，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想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他們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即使只有五分鐘、10分鐘也好。於是乎義工慢慢由陪行，發展出可以用電話關心街坊，到疫情受控時，這些鄰舍也願意走入教會，參加教會活動，又或者會成為教會的義工。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仍然能夠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如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會安排他們打電話關心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與人傾談。歐博士希望透過關懷服侍，可以把人帶回神面前，他知道疫情期間有諸多限制，人的需要卻是很真實的，惟有神才是可以真正幫助他們的，他希望在不同時候，他們都不要失去召命，繼續將人帶到神面前，所做的事都是指向信心和盼望的源頭——主耶穌基督。

無接觸配送

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須接受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同工可以選擇是否參與派發物資，如果他們願意又有信心便可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方法，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以外出，或會約他們在公園某張長椅，同工放下物資便會離開。陳牧師指，在派發物資時，教會會做足一切防疫措施，例如同工需要每天做快速測試檢測，送物資時會戴兩個口罩。同工上班會分成兩隊，一批人返週一、三，另一批人返週二、四，這樣安排下，即使有人確診，也能避免感染另一組同工。陳牧師表示，教會盡己力做足保護，至於其他的，他們會交託給神。

對於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事奉團隊本身便恍如一個團契，彼此在當中分享自己的經驗，若有人有疑問，有人可以澄清他們的看法，與他們分享經驗，幫助他們明白甚麼是Omicron等，他們便不用那麼驚慌，亦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另外，若大家可以從社關方面的角度看事情，例如討論是否接種疫苗，以服侍鄰舍的角度作為討論基礎，團隊成員就會較容易接受，有助他們溝通。

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耶穌提到撒馬利亞人「看見了，就動了憐憫的心」（路十33《新譯本》）。機構或教會在疫情下仍能回應鄰舍的需要，在於他們除了疫情，還能更多的看見神及鄰舍的需要。如果大家眼中只有疫情，可能只會看見疫情或疫情之下種種措施如何可怕，教人厭煩，讓人不安甚至恐慌，但如果看見鄰舍的需要，或有可能看到像「五餅二魚」的神蹟，就如甘牧師一樣，他的教會原本只打算派發一次禮物包給鄰舍，誰知派完一次之後，發現還有物資剩下來，足以派發第二次。

1. 疫情焦慮的成因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簡報，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慮和抑鬱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一般來說，對疫情有過度焦慮的人士本身可能對其他事情也有過度焦慮。而焦慮症的成因可以分為生理和環境兩方面：

生理成因

• 遺傳學研究顯示焦慮症和家族遺傳有關
• 某些化學物質在大腦中不平衡
• 身體疾病引致，例如甲狀腺分泌問題可引發焦慮徵狀
• 服用某些藥物的副作用是出現焦慮徵狀
• 濫用咖啡因飲品、酒精、藥物或毒品

環境成因

成長因素、生活和工作壓力、重大人生或社會變化，及以下因素也可形成焦慮：

• 童年時在潛移默化中模仿了父母或家人的焦慮思考模式或行為
• 曾經歷創傷事件，例如受到侵犯、經歷重病或交通意外等
• 思想模式較負面和處理問題技巧較弱的人較易有焦慮
• 兒童和青少年焦慮症的成因包括完美主義傾向、害怕犯錯、對學業或朋輩關係有過高期望等。家長的態度和反應，如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可使問題惡化；而無意間給予過多的安撫與注意也會加重孩子的焦慮或拘謹行為

另外，筆者亦曾從不同渠道聽到一些對疫情或抗疫感到焦慮的想法和感受：

未受感染者的焦慮想法

• 有些人有「疫苗猶豫」——打針擔心副作用，不打又怕染疫
• 害怕自己或家人染病而有死亡風險，特別是擔心家中的長者或小孩
• 有些人會感到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及親人
• 盡量留在家中及避免到人多的地方，怕被感染
• 不能或不會去探望非同住的長者，特別是住在院舍的
• 擔心染病後可能會入住隔離設施，要與親人及照顧自己的人分開，且擔心要與高危人士一起，特別是老弱病患，在這些時刻會感到無助、苦悶、孤單及抑鬱
• 不少商舖因疫情要停業，生意大受影響；打工的則擔心失去工作
• 不少人感到在家工作雖然減省了上下班時間，但在家工作好像不太能專心，而上司亦可能會隨時找自己問及工作方面的事情
• 因子女長期在家上網課，又不能外出，學習進度可能不理想，怕他們失去讀書的動力，在家亦容易過度上網及失去睡眠作息的規律
• 因家長在家工作，兒女在家上課，管理兒女做功課及溫書的壓力好像從學校轉嫁到家長身上，兒女整天困在家感到很不舒服，全家人相處磨擦增多，好像活在一個「壓力煲」裡，隨時會爆
• 有些人對全世界疫情何時完結會較悲觀，不知何時可以回國或到外地去探親及旅遊等

受感染者的焦慮想法

• 擔心自己確診後情況嚴重，得不到適當治療而死去。假如感染者是丈夫，也是家中經濟支柱，會擔心家人日後的生活。如感染者是妻子，則擔心丈夫和兒女在自己死後沒有人照顧。有些人則感到人生實在有太多事情還未完成，要帶著遺憾離開
• 自己或家人確診雖然沒有生命危險，但在患病時或治療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痛苦，之後也擔心會有「長新冠」後遺症
• 自己確診並感染了家人、同事或朋友，當中有些因此死去、病重或有後遺症，感到非常歉疚，連累了別人
• 長者確診會擔心連累家人或院舍，擔心死後遺體亦不能得到恰當的處理，而家人亦擔心不能為逝去的長者安排一個較為合宜的葬禮

 

2. 焦慮的徵狀

有些人在上述不同處境中感到無出路，因而形成一些身體、思想、行為及情緒方面的焦慮徵狀。

身體方面

• 口乾、吞嚥困難
• 呼吸困難
• 心跳加快、氣喘
• 冒汗、顫抖
• 頭暈、頭痛、周身骨痛、麻痺
• 胸口疼痛或不適
• 腹痛、胃痛、腸胃不適、肚瀉
• 尿頻
• 失眠

思想方面

• 大驚小怪
• 無法停止或控制憂慮，特別是擔心染疫，但又不願意做檢測
• 經常想著工作、學校或疫情的事，不能停下來
• 過份憂慮不同的事情
• 精神難集中
• 記憶衰弱
• 因擔心而怕作決定
• 怕黑、怕死、怕鬼怪（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

行為方面

• 心緒不寧以至坐立不安
• 對噪音或光線特別敏感
• 精神緊張、難以鬆弛
• 不想上班、上學
• 不敢獨自在家或外出
• 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不敢乘搭人多的交通工具
• 增加咖啡、茶、酒精、和藥物等的使用
• 因過度消毒而令雙手破損、甚或潰爛，與清潔標準不同的家人產生磨擦

情緒方面

• 擔心、憂慮
• 害怕、恐懼
• 容易心煩或易怒，甚至有暴力傾向
• 感覺物件不真實，又或自我不真實地存在

 

3. 處理疫情／抗疫焦慮的方法

要保持身心社靈的健康，包括：

• 恰當地接收疫情資訊，不應整天只集中在這類新聞上
• 保持良好生活習慣，要與人保持良好關係
• 心境上要保持審慎樂觀，雖然會有新常態的出現，但相信生活會回復正軌
• 有宗教信仰人士，或許有些時候不能有現場聚會，但不要停止經歷及實踐信仰

假如出現了焦慮的情況，要找出產生焦慮的根源問題，從而尋找方法去解決。假如自己不懂得怎樣尋找出來，可考慮找身邊認識自己的人幫助，有需要也可尋求專業輔導的幫助。

另外，一些不傷害自己及他人的活動，可幫助我們減低焦慮徵狀，常見的有：找人傾訴、做運動、聽音樂、看電影、合宜地吃東西及購物等等。而以下的鬆弛練習及活在當下的練習尤其重要。

鬆弛練習

當我們經歷壓力事件時，身體會釋放出引發戰鬥（fight）、逃跑（flight）或凍結（freeze）反應的化學物質。受控的呼吸有助於大腦和身體發出安全信號，並終止戰鬥、逃跑或凍結反應。以下有幾種方法可以令我們身心感到鬆弛：

• 腹腔式呼吸練習
• 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特別適合因焦慮形成的身體繃緊或疼痛）
• 意象鬆弛法
• 靜觀練習

這些練習的示範都可以在網上找到。

活在當下的練習

在疫情中，以下的活動可幫助我們專注於此時此刻，細味品嘗生活的美好經驗，保持放鬆及專注：

• 走到郊外或公園，以五官感受大自然的奇妙
• 慢慢享用一頓飯，好好享受食物的細緻樂趣
• 與家人或朋友有交心的傾談
• 以專注的態度做家務，享受過程的樂趣
• 與孩子一起玩耍，全情投入，一同快樂
• 坐下靜思，不為甚麼
• 聽或看一些特別的專題講座或上課，學習不同知識，與社會保持聯繫
• 可聽或唱一些喜歡的音樂或歌曲

 

4. 尋求協助

在日常生活因壓力引起一些輕微的焦慮，是正常的心理和生理反應，可令人提高警覺，增強動力，甚至可以改善表現，有助解決困難。但如果焦慮好像無故發生、與現實不符、持久不退和情況加劇，甚至影響了社交、工作及日常生活作息等，則可視為病態焦慮，或稱為焦慮症，徵狀可出現在上文提及的身體、思想、行為及情緒等四方面。

雖然焦慮一般不會引致自殺念頭，但假若一個人焦慮去到極點而持續沒有出路，會產生絕望感，便有可能會出現抑鬱情緒，這可導致輕生念頭，在這情況我們必須要多加注意，有需要時則要尋求專業協助。

 

5. 給疫情／抗疫焦慮者的一些提示

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大部份人抗疫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了，當中有人可能會出現一些「抗疫疲勞」的情況，如能實行以上保持身心社靈健康的活動會較好，可鼓勵別人進行，但切勿勉強。另外，亦可向別人提供一些正確資訊，以減低他們不必要的擔憂，但要小心避免爭拗。

假如情況不是很嚴重，可鼓勵他們：

• 學習把生活的重點放在與疫情無關的事情上
• 學習管理時間及分配工作，減低因工作堆積帶來的壓力和緊張
• 看笑話和笑片，學習以輕鬆幽默的心態面對事情
• 提醒他們「感恩」的重要，學習將思想放在正面的事情上

另外，亦應鼓勵他們：

• 避免長時間想著擔憂的事情，要叫停
• 避免為控制範圍以外的事情負責
• 避免讓一個擔憂的親友介入自己的事情，因為這會令情況變得更差
• 避免使用過多咖啡因飲品、酒精或濫用藥物

但假如他們出現上文提及的嚴重情況，則需要尋求專業協助，一般會考慮專業心理治療及看醫生服藥，以改善情況及避免悲劇的發生。

羅馬書八章35節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在今時今日的處境，更貼切的應說難道是新冠病毒嗎？是防疫措施嗎？是恐懼嗎？是執事同工嗎？

經過了兩年的疫情，教會的「正常」運作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教會領袖在面對種種新的形勢和挑戰的時候，實在必須不斷反思如何繼續履行教會應有的使命，而不是只著眼於如何遵從政府的防疫措施，避免觸犯法例以及避免同工受感染。除了繼續視像崇拜、提醒弟兄姊妹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奉獻之外，在疫情之下，我們必須認清甚麼是教會必須做、甚麼是權宜之計、甚麼是與時並進、未雨綢繆。

教會的使命最主要就是敬拜上帝、牧養和裝備弟兄姊妹、傳福音、服侍鄰舍和關心社會，理論上不應有太大的爭議，問題是如何平衡和取捨。在過去兩年，一些教會由起初十分抗拒停止現場聚會，到後來不敢在教會內有任何聚會；由不情願地暫停某些教會活動以減低風險，變成不情願舉辦任何具有風險的活動；由教會自決變成事事以政府的指示為依歸，當中的轉變令人憂慮。

當然，教會作為負責任的公民社會一份子，盡量做好防疫的措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活動是應有之義，教會亦不是特權機構，不用理會市民大眾都要共同遵守的規定，問題是教會有其獨特的使命和信仰生活方式，當政府推出一些不符合信仰原則、以及不明白教會日常運作的政策的時候，教會領袖必須據理力爭而不是盲從附和。

以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場所未來要安裝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以及必須接種疫苗才能進入為例，教會的門應該是向所有人敞開的，耶穌願意尋找被世人忽略、被罪綑綁的迷羊，因此，要教會因為非宗教的理由，拒絕任何真誠地想參與聚會的人入內是不合理的，政府若規定不接種疫苗就不能進入教會是嚴重干犯了宗教自由，是越俎代庖為教會定立了有違信仰原則的規定。

事實上香港大部份教會跟黃大仙及車公廟等接待大量公眾人士的宗教場所截然不同，大部份教會主要只是中小型堂會，出席者經常都是同一批人，聚會人數都不過幾十至二、三百人，弟兄姊妹之間都十分熟識，任何陌生人一進內便會被發現，萬一有人染疫要追蹤同場出席的人並不太難。加上教會的辦公室和聚會的地方很多都是混合使用，若連個別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求助者在平日亦禁止進入教會辦公室，尋求信仰和心靈上的幫助是不合情理的。

香港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宗教場所和不同的信仰生活模式，若果只用同一條例一刀切地處理，根本就是不切實際，削足就履。退一步說， 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和接種疫苗，在疫情十分嚴峻時為加快追蹤而短期強制實施尚可以理解，絕不應長期執行，但 問題是很多時政府的防疫政策都是易緊難鬆，由臨時變成長期執行，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就像四人限聚令一樣，就算疫情曾經幾度放緩，政府亦絕不放寬，教會不應對這些不合理的措施照單全收，噤若寒蟬。

此外，過去兩年，最受教會和弟兄姊妹關注的，當然是甚麼情況下須停止現場的崇拜聚會，只能提供網上直播。但在第四波疫情的後期，連幼稚園也可以回校上課，許多公眾場所都可以恢復活動，就是教會遲遲未可以現場聚會，從抗疫角度來說是毫不科學的。其後，就算可以現場聚會，但在人數限制方面比戲院和其他表演場地仍然更嚴格，亦是毫不合理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宗教集會和一般同鄉會、聯誼會和朋友之間的社交活動可能差不多，都是非必要和可以隨時暫停的。但對信徒來說，集體敬拜有其難以取代的重要性，網上直播只是權宜的方法，並非可以長期取代弟兄姊妹之間一起向神獻上讚美的祭的，在家中對崇拜的專注和投入程度是沒法和在教會內相比的。

教會生活除了聽道之外，還有肢體之間的彼此守望、關心和支持，並且一起去服侍有需要的鄰舍和傳福音。有些教牧同工和長執很擔心萬一教會出現感染群組會影響教會的名聲，若果在所有學校都只上網課、食肆只有外賣、大部份市民在家工作的嚴峻情況當然可以理解。若果我們可以繼續返工返學，為甚麼不可以返教會？只要做好防疫措施，聚會中不安排飲食、不會除口罩和保持適當距離，實在看不到一起崇拜為何比起返工返學、看電影、上餐廳和逼巴士更危險？我們又不是為了吃喝玩樂，為了持守信仰而受感染亦無愧於心。網上崇拜好像解決了不可停止聚會的內疚感覺，卻會令人誤以為這就等如滿足了最重要的教會生活。

其實，疫情下教會的同工和領袖應該比平時更忙。例如為了保持社交距離，可能要多開幾場崇拜，或者將崇拜分散在平日晚上，或者星期六、日多開幾場；以前的團契可能變成小組，小組有需要的時候更可能要化為兩三個人的小小組；同工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弟兄姊妹工作地方附近和他們吃午餐；透過視像電話彼此問候和祝福；上長者家裡為他們祈禱、甚至施聖餐；約大家去行山、逛公園、行海濱長廊，順便分享和祈禱；為失業的會友提供緊急的援助；安排弟兄姊妹為獨居、行動不便的肢體或街坊大掃除；派送防疫物資和食物給附近有困難的基層家庭等等。現場聚會可以暫停，教會的使命卻絕對不能暫停。

大家還記得11年前的「盲搶鹽」事件嗎？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了巨大地震，災難不但奪去三萬多人的生命，還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洩漏。事故不獨影響福島居民，也引起東南亞人對核輻射產生恐慌。[1] 恐慌時，往往會伴隨著流言或謠言，[2] 當時中國多個城市、香港及澳門便流傳著鹽中的碘能減低輻射，於是到了3月中旬，上述各地便出現搶購食鹽的情況，鹽的價格更一度急升。[3]

事隔多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同時，也同樣為世界帶來不同形式的流言或謠言。有些是先前已有，再度流傳，例如2003年沙士爆發時，內地及台灣流傳熏白醋、喝板藍根和金銀花能醫治沙士。[4] 2019年新冠肺炎愈演愈烈，白醋和板藍根仍然是不少中國人心目中的治病之選，這令不少專家需要出來闢謠。[5] 白醋與板藍根在內地似乎有特殊的魅力，在「醫治」新冠肺炎方面，印度卻有她的獨特秘方，在農村地區，許多人確信古老的習俗，便是用牛糞和牛尿液作為消毒劑，甚至連來自印度人民黨的議員，亦有在社交媒體中建議：「如果你早上空腹喝50毫升牛尿，然後每天吃五到10次薑黃，冠狀病毒就會消失。」當然，印度醫生也連忙出來闢謠，指出「沒有科學證據證實以任何形式使用這些東西（牛糞和牛尿）的好處。相反，塗抹（牛糞）或食用（牛尿）這些產品存在風險，其他疾病可以從動物傳播給人類。」[6]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的白醋防疫沒有科學根據，而印度的另類療法更是相當荒謬，因而推論只有落後地區才會出現這類難以置信的謠言便大錯特錯，事實上，有不少我們以為非常先進的國家，她們亦流傳著同樣令人側目的謠言。在澳洲，不少人上街遊行反對5G網絡；[7] 在世界各地，如澳洲、北美洲、新西蘭及英國等，手機訊號發射站遭到破壞。[8] 單在英國，有超過70座手機訊號發射站遭人攻擊，有約50個遭到破壞，即使當中大多數都不是5G網絡級別。[9] 這些人針對5G網絡，因為他們相信5G網絡與新冠肺炎相關，有的相信5G網絡產生的輻射會抑制人們的免疫系統，讓人面對冠狀病毒時，變得更加脆弱。[10] 有人甚至深信5G網絡以某種方式傳播冠狀病毒。[11] 有關5G網絡與新冠肺炎病毒相關的言論在互聯網快速地、透過不同語言，散播到世界角落。[12] 相信這些謠言的人包括美國著名歌手及演員，[13] 甚至是一些英國及歐洲的電訊工作者。[14]

除了把新冠肺炎病毒與5G網絡掛鈎，早前一些令人費解卻在美國流行的想法，還有以下幾項：一、新冠肺炎的殺傷力與季節性流感差不多；二、戴口罩是多餘的，喬治亞州州長Brian Kemp甚至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市政府實施戴口罩的規定，有人甚至相信戴口罩會讓人缺氧，引發高碳酸血症，嚴重的會引致死亡；三、富有的精英利用病毒，透過疫苗來賺錢；四、病例的增加是因為更多人接受測試的結果；五、如果病毒在人群中傳播，人們將因著群體免疫得到保護；六、Bill Gates有一個秘密計劃，他想透過疫苗在人體中植入可追蹤的微型晶片。[15]

關於疫情期間的流言或謠言還有不少，不過，與其知道當中的內容，不如略為探究到底是甚麼原因，人們總會相信流言或謠言，好提醒自己不要重蹈別人的覆轍。

避免人云亦云是千年不變的道理，可惜本來便有不少人會人云亦云，[16] 加上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人們更容易陷入人云亦云的陷阱，面對網絡上大量流傳的訊息，實在難以分辨訊息的真假，有研究顯示，當訊息重複出現次數愈多，人們會愈覺得它們比新訊息更真實，這便是所謂的「真相錯覺效應」（the illusory truth effect）。[17] 更何況，有些古怪的說法得到名人、權威人士，甚至宗教人士支持，就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這亦解釋了為何較能看清真相的人，當他們想要推翻他人錯謬的想法或信念時，其任務會是十分困難的。

除了人云亦云之外，恐懼或憂慮也會讓人失去判斷力。2020年初，當時人們對於新冠肺炎還是非常陌生，不太了解它是何物並因而感到害怕，[18] 至於5G網絡，早已有人對它心存恐懼。不過，有些人即使知道病毒是真實存在，但由於擔心工作和要支付賬單，不想停工而寧願「相信」新冠肺炎與流感差不多，又或是「相信」群體免疫是真的可行。[19] 《真確》一書的幾位作者說的好：「『恐懼』和『危險』是兩回事。可怕的事物是令人感覺危險。危險的事物是真正帶來危害。如果我們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可怕而非危險的事物上（也就是太過關注恐懼），等於是往錯誤方向白耗精力。」[20] 不管人們因為害怕5G網絡，推倒多座手機訊號發射站，對於疫情都是無補於事。反而，他們寧願相信毋須配戴口罩才是真正危險之事。

有些人不是真的相信謠言，他們支持謠言，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政府失去信任，又或是對政府感到不滿。有人認為新冠肺炎與流感分別不大，其實他們並不是否定冠狀病毒的殺傷力，只是對國家的回應感到沮喪及憤怒，當美國的從政者懇求市民留在家中，自己卻被揭發參加不同活動，市民自然不願意配合政府的呼籲及政策。[21] 其實不只美國，世界不同角落的人都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歐洲也有大大小小不同規模的示威活動，他們聲稱「病毒根本不存在」，「病毒」只是政府強制他們接種疫苗而衍生出來的東西。[22] Jonathan Kennedy作為一名全球公共衛生專家，他調查有關對政府的信任與對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之間的關聯，他分析了14個歐洲國家有關投票方面的數據及進行公眾對疫苗信心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若通過選舉形式得到人民較高的支持時，該國家的人民就愈多傾向不信任疫苗。[23]

香港在疫情期間，也流傳過不少流言或謠言，如內地廠房因疫情問題無法開工，影響未來供港物資供應。大家有否參與過囤積白米或廁紙等活動？[24] 即使你不相信謠言，只購買自己所需的部份，卻也會受到影響，在惡性循環之下，或許你也會覺得「需要」「買多一點」。在香港，恐怕不會有人相信用牛糞去預防新冠肺炎，但我們的智慧，又是否足以讓我們保持清醒，還是我們會被人云亦云、恐懼或擔憂，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所蒙蔽？是的，大家都知道核查（fact check）的重要，但除了核查事實，更重要的是留意自己的心態及情緒，這樣才不會被謠言欺哄或蒙蔽。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日期	事件
2019年6月	反修例集會中出現大量警察對記者不合理的對待，香港記者協會（記協）蒐集有關個案，單是6月10日及12日兩天就錄得17宗他們認為警員濫權的個案。
2019年7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幾位高官在一次於凌晨時份舉行的記者會中，遭記者提問「會否落地獄」，行政長官沒有回應問題，同日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稿亦沒有顯示相關問題。
2019年8月	傳媒傳出政府擬用1922年訂立的殖民地法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處理反修例運動出現激烈警民衝突，當中可以管制刊物及通訊。
2019年9月	警方在旺角清場行動時，多次阻撓傳媒拍攝，有攝影師被防暴警員推撞，又有受聘於傳媒機構的司機，在協助採訪期間遭催淚彈射中頭部，身體受傷。
2019年10月	政府緊急訂立《禁止蒙面規例》，要求遊行人士禁止蒙面，有官員曾表示記者將獲豁免，但有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員命令除去面罩。警方稱在遊行中難以分辨誰是記者。當日有傳政府想統一發放記者證，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度澄清政府無這個意圖，但此舉已引起社會擔心政府欲打壓傳媒。   警方在鎮壓示威期間因為多次誤襲記者，又用電筒強光照射鏡頭，有記者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中突然宣讀聲明，警方同時即時撤離、中止記者會。
2019年11月	不少記者批評警方當時的例行記者會未有回應傳媒行家的提問，反而只是提出單方面的訊息，當中部份訊息與現場採訪的內容差距甚大。警方與傳媒關係因反修例運動的連串事件而惡化，11月初有記者在警方記者會上以「查警暴　止警謊」的標語戴在頭盔上作無聲抗議，雙方關係持續惡化。兩個記者組織及三個傳媒機構在6月至11月曾發出多篇聲明，指前線記者被警方阻礙採訪，過程中更曾被粗暴對待；有電視台新聞部負責人在11月下旬向警方遞交投訴信，指記者遭強行扯下面罩，被投擲催淚彈等。
2019年12月	政府留意到不少示威者透過網絡眾籌到世界各地賣廣告，宣傳其政治立場，甚至有組織邀請外地政要聲援他們，政府遂針對這些廣告，以及外地傳媒報道，作出澄清。另外，政府又批評黑衣暴徒罔顧巿民外出用膳的權利，闖入商場食肆破壞，行為令人憤慨，並指出干犯刑事毀壞罪行。 警方針對反修例風波中的傳媒報道，時事評論等發出多次澄清及表達意見，又指有傳媒使用的詞語，加深大眾對警隊誤解。此外，政府開始自己製作2019年大事回顧。
2020年2月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的「驚方訊息」環節，有嘲諷警方的內容，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收到二百多宗相關投訴，警方對此表示極度遺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發言人表示，港台編輯方針必須準確持平。   壹傳媒主席兼大股東黎智英於2月底被捕。
2020年3月	無綫電視成功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申請，免去播放港台節目的要求，無綫電視隨即停播港台節目《議事論事》。
2020年4月	港台英語節目《脈搏》（The Pulse）在3月底播放的一集，在討論疫情時訪問了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談及有關台灣可否入世衛，4月初商經局局長邱騰華質疑節目中的表達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及《香港電台約章》。   港台另一節目《左右紅藍綠》2019年11月的其中一集，突然被算賬，通訊局收到三百多名巿民投訴，稱主持言論偏頗，煽動對政府或警方的仇恨。
2020年5月	通訊局在5月裁定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一段「驚方訊息」污衊和侮辱警方，向港台發警告。港台隨即檢討有關節目，在播放該季餘下五集的《頭條新聞》後，就暫停製作。
2020年6月	人大通過為香港制訂《國安法》，有關法例在6月30日晚上11時實施。
2020年7月	警方在7月中宣佈，《警訊》改由警隊自行製作，結束過往47年與港台合作拍攝該節目。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兼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7月底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稱，會參考外國對媒體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不排除立法監管傳媒。
2020年8月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於8月上旬舉行工作小組會議，檢視港台投訴機制及程序。 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表明不續約，商經局就廣播處長一職刊登職位招聘廣告。
2020年9月	9月下旬，警方宣佈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只包括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GNMIS）的傳媒，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傳媒，不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2020年11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11月被重案組高調上門拘捕，指她在查冊車牌時作虛假陳述，用查冊資料做新聞報道，被控兩項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三間主要電台在11月接到通知，因《國歌法》自6月生效後，被要求每天播放一次國歌。   油麻地發生大火後造成八人死亡，有線記者於屋宇署資訊中心查閱涉事大廈圖則，調查是否涉及僭建，有關申請最初遭署方拒絕。其後，署方指基於公眾利益願意提供有關資料，又指處理查閱樓宇圖則申請時，須根據《版權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保密責任的規定考慮。
2021年1月	運輸署推出新措施，如任何人想對車輛進行查冊，車主會收到電郵通知，載列申請車牌查冊者的名稱，申請目的等資料，如有車主懷疑個人資料可能被濫用的話，可以聯絡私隱專員公署或報警。記協批評新政策等於通風報信，打壓調查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有很多個人資料被「武器化」，導致有人受傷害，認為傳媒不應在查冊一事上獲得豁免，並與其他部門正檢視不同的查冊安排，減少不當情況出現。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中「驚方訊息」環節再有三集被評為污衊和侮辱警務人員，通訊局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   港台就政府圍封佐敦四街時，報道政府派發的物資只有罐頭但未有罐頭刀和煮食工具等，被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評為蓄意誤導，因為部份罐頭本身有自帶拉環。不過港台同時發聲明，當日亦有訪問部份受限區內居民，的確有居民因為沒有罐頭刀，開不到罐頭，打算退還有關物資。
2021年2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月初在立法會答問會中表示，「覺得香港電台極有需要改善」，並認為港台作為公營電台和政府部門，兩年內被通訊局裁定七宗投訴成立是難以接受。政府在2月下旬即公佈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稱總編輯及高層管理人員角色被動，建議加強編輯管治。政府同時宣佈跟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解約，委派資深政務官李百全空降港台擔任廣播處長一職。
2021年3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限制公眾查閱公司註冊資料，包括董事及公司秘書的身份證號碼和通常住址。   李百全於3月1日起出任廣播處長，他稱要盡快投入作為總編輯的角色，叫停播放《鏗鏘集》、《香港故事》、《議事論事》等他認為不持平和不客觀的節目。部份節目則更換主持人，又要求訪問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直言，管理層批評節目有問題，但未有拿出具體內容，前線同事需要有實例才可作跟進。
2021年4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因為車牌查冊被控兩項「明知而在要項作出虛假陳述罪」被判罪成，遭罰款6,000元，是首次有記者因查冊而罪成的個案。   拍攝、後期剪接由政府新聞處領導，並由特首辦邀約各界人士接受行政長官訪問的節目《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自4月底開始，在港台電視31台，晚上6時30分播放，節目共40集。
2021年5月	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主動提出社會有「假新聞」，並稱如有媒體違反《港區國安法》，警方有證據會拘捕或檢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要研究怎樣立法規管假新聞，未有具體時間表。有傳媒收到政府中人放風稱，政府內涉及新聞或資訊傳播政策的部門有四個： 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管新聞自由中涉及《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部份； 2. 創新及科技局規管互聯網供應商及媒體發佈平台； 3. 民政事務局和屬下的政府新聞處是新聞業界的對口部門； 4. 保安局則負責涉及刑事的工作。
2021年6月	6月17日，500名警員持法庭手令搜查壹傳媒大樓，保安局根據《港區國安法》凍結了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資產。   6月18日國安處起訴《蘋果日報》兩名高層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蘋果日報》於6月23日結束營運，6月24日出最後一份印刷版報紙，網站於同日零時關閉。   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下《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要求電影檢查員在審查及評級時，要留意影片有沒有「描繪、刻劃或表現」危害國家安全，或「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這些行為的內容。   《大公報》一名男記者涉車牌查冊而被控虛假陳述罪，獲控方提出以簽保守行為了事。
2021年7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電台節目中稱，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充斥大量假訊息，例如8.31事件中太子站有人死亡，誤導社會。他認為要就虛假訊息規管作進一步研究，並應該就假新聞立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隨後在一個節目中，主持人重提傳媒報道她在一閉門會議的講話內容，林鄭月娥稱傳媒不應報道有關內容，又指事件反映傳媒誠信及道德問題，主持人追問內容涉及公眾利益為何不可報道，又指公開錄音內容並不違法，林鄭月娥回應指：「或許有需要就相關情況立法」。   政府提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修訂，加強打擊違法「起底」行為。亞洲互聯網聯盟對此表示關注，早前有傳媒指幾間全球大型互聯網企業，包括facebook、Google和Twitter稱如政府繼續修例或考慮撤出香港，亞洲互聯網聯盟澄清無科企成員準備撤離香港。   首名《港區國安法》被告唐英傑因為駕駛背後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衝向警員，被判煽動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成，入獄九年。
2021年8月	8月中親建制社交群組瘋傳一幅截圖，稱特區政府不再承認記協發出的記者證，政府澄清時表示，現時沒有設立記者註冊制度，惟記者出席活動時須出示合資格記者證。   政府進一步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建議包括明文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若認為上映某些影片會不利國家安全，可指示電影檢查監督撤銷就該影片已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
2021年9月	立法會在9月底通過《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任何人未經當事人同意在網絡上披露個人資料，將被起訴。此舉除了打擊「起底」活動外，同時亦可能會對新聞採訪自由造成打擊。
2021年10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0月初發表《施政報告》時指，特區政府「要做到全面保障國家安全」，政府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統籌「檢視或激活現有法例」以「打擊假新聞」、保障網絡安全等。
2021年11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11月中表示，政府正就處理假新聞問題進行法律研究，主要可透過「管理」或立法「刑事化」處理。他個人認為可優先考慮採用規管手段，由業界主導，自行設立專業化守則。
2021年12月	警方國安處於12月29日手持法庭手令，以涉嫌「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為由，搜查網媒「立場新聞」的辦公室等地點，拘捕七名與立場新聞有關的人士，並引據《港區國安法》，凍結立場新聞6,100萬元資產。立場新聞在同日宣佈即時停止運作，包括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立即停止更新及於日內移除，並遣散所有員工。記協發表聲明，表示深切關注警方以國家安全為名，在一年內多次拘捕傳媒高層及搜查儲有大量新聞材料的新聞機構。事件引發連串骨牌效應，至少六間網媒停止運作或終止新聞相關工作。
2022年1月	網媒「眾新聞」在社交媒體宣佈於1月4日起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該聲明又提到「過去兩年社會的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該機構的團隊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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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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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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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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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新聞之名．1】前言：「香港假新聞問題嚴重」— 誰在強調？何時開始？〉。立場新聞。2021年8月18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以假新聞之名1-前言-香港假新聞問題嚴重-誰在強調-何時開始。（立場新聞於2021年12月29日宣佈停止運作，並於日內移除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

〈【以假新聞之名．2】誰為真假定分界：香港如何應對資訊漩渦？〉。《立場新聞》。2021年8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以假新聞之名2-誰為真假定分界-香港如何應對資訊漩渦。

〈【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立場新聞》。2021年8月21日。網站：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

〈【以假新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　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立場新聞》。2021年8月2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

〈拖欠逾千萬印刷費　《都市日報》相關公司被頒清盤令〉。東網。2021年3月10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310/bkn-20210310102656538-0310_00822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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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選舉人團投票結果確認拜登獲勝，司法部長巴爾即將離任〉。BBC News 中文。2020年12月15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3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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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近來行街好去處，中環街市應是熱點了。

作為香港其中一座歷史最悠久的街市，現今的中環街市其實已是第四代建築，早於二戰前的1939年5月落成，街市樓高四層，共有鷄鴨枱、肉枱、鮮魚枱、果菜枱等255個不同檔位營業，集當時所有商販在其中。街市於日治時期曾改稱中央市場，大樓最主要特色是以簡單實用與設計兼備，於窗口之上以流線形懸臂，橫向線條造成長條形的「窗牆」遮陽簷篷，配以對稱的「摩登流線型建築」（Streamline Moderne）室內格局，設計也帶有包浩斯（Bauhaus）的特色，即具備簡潔、理性與功能性的風格。建築內部建有大而帶圓角的寬闊樓梯（多得當年攝影大師何藩的傑作，今日它成為大家爭相「打卡」的位置），以及作通風之用的大天井，其傑出的建築設計於1990年獲古物諮詢委員會列為三級歷史建築。[1]

然而，今日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中環街市的保育計劃，可謂經歷了「一波N折」。因著營運情況的改變，中環街市自2003年街市停止運作後便一直丟空，除了行人天橋通道部份外，建築物逐漸破落失修；而政府亦沒有刻意保育，反而因中環缺乏可發展土地而將街市所在的地皮放進「勾地表」，意圖推出拍賣後重建。面對歷史建築即將被清拆，引起一些民間團體的反對，結果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保育中環」計劃，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並委託市區重建局進行活化、保育。[2]

可是保育方案上馬，不等於過程一帆風順。市建局最初希望將中環街市變成「漂浮綠洲」，除加固原有結構之外，更想在原建築物上加建一層漂浮空間建築，以提供更多綠化空間。這個方案雖受最多市民歡迎，卻會對原有建築帶來破壞，因此備受爭議。[3] 最終在2015年9月22日，這個活化方案被推倒重來，市建局另外通過了今日所見的簡約方案，放棄了「漂浮綠洲」及空中花園。經過多輪研究和諮詢後，在2017年3月，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以私人協約方式將中環街市用地批予市建局，到了10月，政府正式將中環街市大樓交予市建局進行活化工程，而街市中部份攤檔也獲得保留。[4]

以保育包裝重新營運的中環街市，原來的街市濕貨檔位，變成了一百多間不同類型的商戶承租，商舖類型由街頭小吃至特色食肆、本地品牌至文青小店、以及生活品味雜貨等，大都為高檔零售和食肆營運；大樓內設有面積達1,000平方米的綠化休憩空間、社區表演和活動空間，以舉辦藝術展覽、表演和其他文化活動，中庭加設座位，期望成為區內的社區活動熱點。[5]

如此，中環街市由被結業到重建，華麗轉身成了「打卡」熱點。或許，我們不禁要問，保育一個街市，是不是只為保留著大樓梯，舊水泥批盪，舊舖窗牆，中庭等出名的「打卡」位，盡力維持高人流，高人氣，就算成功？中環街市，甚或再簡單一點，街市，對於市民又有甚麼意義？

說來諷刺，隨便問問身邊朋友，對於街市大家的印象總是「非常一般」：傳統的香港街市，地面濕滑，衛生程度一般，買菜買肉的經驗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受落，有些人寧願到超市購物。但另一方面，街市特有的「街坊街里人情味」又是珍貴的，而不同攤檔商販落力叫賣，熱鬧的風景線也叫人回味。而香港人又真的很愛行街市／市集，尤其是到外國旅行的時候，都喜歡行當地的「市場」，買一些小東西當作手信，或是到街市小商號買現成弄好的小食來吃，這都是非常受歡迎的節目。

叫人可惜的是，香港以往對街市歷史建築的保育個案，皆是失敗收場。位於上環的舊上環街市北座大樓（另外的南座早已被拆卸），於1990年獲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法定古蹟，為全港最古老的街市建築物。前土地發展公司（即後來的市區重建局）於1991年展開修葺工程，將之改建為傳統行業及手工藝中心，用以安置之前因市區重建被迫遷的永安街（又名花布街）布商，並易名為西港城。土發公司一心以為只要保留街市的「外框」，街市就會「自動運行」，結果卻是全盤失敗，西港城長期無人問津，頓成「死城」。雖然市建局於2003年再進行翻新工程，運用活化再利用的概念，增添主題餐廳及多家特色商店，[6] 也是無濟於事。

另一個失敗例子，則是灣仔街市。灣仔街市同樣是戰前落成，也是本港包浩斯建築的代表作，於1990年被評級為三級歷史建築，但古物諮詢委員會卻認為它沒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只需保留部份街市大樓的物料或組件。公眾對此反應強烈，十分關注灣仔街市大樓的保育，但最終古物諮詢委員會決定應重建街市，只保留街市外牆。中標的發展商就以這個「主體保育」方法重建，在街市大樓上加蓋一幢住宅大樓。只剩下外牆、主要出入口、簷篷，裝飾線條以及大樓前方結構的街市大樓等，[7] 結果它淪為住宅業戶俱樂部，除了角落的一間小店對公眾開放外，整個街市是「閒人免進」，完全破壞了街市的歷史。

打卡以外，如何保育？今日中環街市保育成效如何，看來還需要觀察，但在可見將來，相關的街市保育只會「陸續有來」——單在香港島有一定歷史，將來或需面對重建或保育的街市，已有鵝頸街市、燈籠洲街市、北角街市，甚至是筲箕灣街市等。如果這些街市，到時都只能被拆或者保留外牆，然後又是千篇一律的重建成為了無新意，全無個性，無人問津的「市政大廈」，則是社區的一大悲劇。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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