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轉腦朋友》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劉復苓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經濟新潮社

出版年份︰2018年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之一的特朗普，曾在2015年其中一場辯論大會上，就著「疫苗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這課題，舌戰另一位本身是兒童神經外科醫生的共和黨參選人，這位佔盡上風，具備學術研究背景的醫生指出︰「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顯示自閉症和疫苗毫無關係。」不過，在電視機前的本書作者塔莉․沙羅特，看到台上這位只懂得引用研究結果的醫生，便預料到他必定會錯失說服他人的機會，包括難以說服身為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她。

反觀特朗普，雖然他是「只靠觀察個案和直覺就妄下定論的商人」，但他述說故事的力量實在強大，即使對手拋出再多的研究報告，也不及特朗普講到他下屬的孩子，接受疫苗後發高燒，最後成為自閉兒的這個畫面震撼。身為母親的作者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她那「渴望控制、害怕失去控制的人性需求。」因為勾起了害怕的情緒，以致作者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她發現，與其試圖用一大堆嚴謹的資料來說服父母接受小孩疫苗是安全的，倒不如抓住他們的需求、渴望、動機和情緒，就如特朗普一樣。作者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數據的人，她相信數據有它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知識上的認知並不能讓人改變。影響別人的阻力或助力，在於先念（先前的信念）、情緒、動機、授權、好奇心等。

作者認為，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恐懼都不能讓人改變習慣並採取新行動，反而提供「胡蘿蔔」（獎勵）或給予希望，才能讓人願意嘗試新的制度或政策。就如全美國的醫護人員，只有38.7%會依照規定洗手，即使張貼標語提醒員工洗手，又或是出動監視攝錄機及監察員，都並不見效；最有效的方法，卻是在每間病房放置一個電子看板，只要員工洗手，看板上的數字便會增加，並且加上即時的稱讚，例如「你表現得很棒」等，洗手人數竟驟升至90%。作者解釋，這是由於大部份人都喜歡「胡蘿蔔」而不喜歡「棒子」（警告），因此，單純告訴醫護人員不洗手會帶來甚麼疾病，又或是監察他們有否洗手，都是「棒子」，無助改善問題。

大部份人除喜歡「胡蘿蔔」，也喜歡自主及有選擇權，正如討厭交稅的人，只要他們有權討論如何運用稅款，也會變得快樂一點。所以，想要改變對方的信念或是行動，最好的方法並非要去控制他，因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奪走，就會產生抗拒。想要改變他人，必須先克制自己的控制本能，考慮對方有被授權的需要，當對方察覺到授權被擴大，才會欣然接受改變，覺得這個經歷是值得的。

讀畢此書，不一定能讓你成為影響他人的高手，但至少可以讓你明白，自己為何堅持己見，又或者，是如何被他人說服的。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出身黑道世家的少年立花喜久雄（吉澤亮飾），父親遇害後被歌舞伎名門花井半二郎（渡邊謙飾）收為門徒，與花井家少爺俊介（橫濱流星飾）一同成長為女形演員。喜久雄與俊介情同手足，但後來卻出現才華與血統的競爭。年老的喜久雄最後在舞台上演出華麗悲劇《鷺娘》，終於體會到藝術所追求的美。

日本電影《國寶》由李相日第三度改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以近三小時，建構出一個悲愴而華麗的歌舞伎藝者的生命故事，同時也在質疑十分重視「血脈」（世襲）傳承的藝術體制。

電影一開始就說明作為黑幫兒子的喜久雄，未必有亡父的膽量或豪邁氣息去承繼黑道事業。反而，他的女形演藝才華被花井半二郎看上，以致不用流離失所，得以在花井家與少爺俊介一起被栽培成才，兩人初登舞台合演《雙人道成寺》便坐無虛席。

但花井家兩少年的命運，卻因為「血脈」問題而折磨了他們大半生。在日本歌舞伎藝術界，成功與青睞往往仰賴「血脈」傳承；無血統者，多努力都只會被人忽略。喜久雄臨危受命並成功演出《曾根崎心中》，獲師父傳位，也導致俊介傷心離家。惟歌舞伎界對演員的品德要求極高，喜久雄因傳出緋聞令地位不保，事業因此沒落。

血脈既是護佑，也是詛咒。俊介失蹤多年後回來，憑藉血統迅速歸位，並襲承家族的聲望，亦獲得獎項肯定。然而，他也遺傳了家族的糖尿病，最終不幸截肢。但這個病卻又令兩兄弟放下心結，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於藝術中互諒互讓，喜久雄甘願飾演男角支持俊介演出《曾根崎心中》，以此來彌補俊介過去的遺憾。

喜久雄曾承認，一直很想擁有俊介的「血統」，為了成功，他不惜「與魔鬼交易」，願意犧牲一切，包括不認自己的私生女、與自己不愛的女人一起。喜久雄追求的完美與聲譽最終如願以償，他是否感到幸福？電影沒說。不過，在最後舞至氣絶之際，他終於看到那讓他心動一生的「景色」。

你有沒有想過，一本童話故事能協助你了解及治癒內心創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是一本心理學的經典作品，它取材自英國童話《柳林中的風聲》，作者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專家，他將童話結合了心理學的知識，透過可愛的動物角色，巧妙地融入心理諮詢的過程，讓讀者在娛樂中獲得深刻的啟發。

書中主角是內心脆弱的蛤蟆先生，他因憂鬱和衝動行為陷入困境。他的三位好友——河鼠、鼴鼠和老獾——擔心他會做出傻事，便鼓勵他求問心理諮詢師蒼鷺。蛤蟆先生從來沒接觸過輔導，但透過十節與蒼鷺對話和互動的輔導環節，蛤蟆先生逐漸了解童年成長經歷對自己的影響，認知自己的情緒及如何保護自己等認知，學習如何處理內心衝突。讀者亦在閱讀的過程中與蛤蟆先生一起反思及成長。

書中展示了人們常見的「父母—成人—兒童」自我狀態：當蛤蟆先生感到恐懼或面對同儕壓力時，「兒童自我狀態」會出現，如道歉或愧疚的反應；他也常陷入「父母自我狀態」，將父親嚴厲、批判的聲音內化為自我懲罰，導致長期自責與低自尊。透過輔導，蛤蟆先生學會區分「當下的自己」與「過去的經驗」，擺脫童年陰影，逐步建立「成人自我狀態」——理性、客觀地連結現實，運用知識獨立思考並做出合理決定，實現自我成長與獨立。

最令筆者感動的是，蛤蟆先生與朋友的互動變化：在輔導前，他懼怕分享、總是退縮，總是感到鬱鬱不歡；但在輔導後，他能鼓起勇氣分享看法，並於生活上有力量作出巨大轉變。這書簡單易讀，父母如果想教好孩子情緒管理也可一讀此書，既可了解自己，也可知道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情緒管理的能力。

當社會出現重大的災難，再加上電視不斷出現令人傷痛的畫面，以及社交平台洗版式的回應和街頭巷尾的議論，即使自己沒有親友受災情影響，一些人的情緒亦不易平復。也許這也是適當的機會，讓我們重新了解自己的情緒，以及懂得如何處理情緒。作者葛琳卡博士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主領過不少相關的講座，能夠將理論與實踐有效地結合。

首先，我們要明白情緒是與生俱來的，就算聖經亦向我們展示了神的情緒，耶穌的情緒反應也是圍繞著祂與人的關係，以及面對祂拯救世人的重任而起的，因此，情緒是人可以與神或人建立心靈關係的必要元素……情緒是一個統稱，包含了感受、情感和心情……情緒的感應往往比語言的資訊來得更快。

本書第9章論及〈情緒的關懷〉，是對所有想關心受災者的人士一個很好的提醒。作者提醒大家要避免跌入關懷情緒困擾者的陷阱，不要隨便給予一些忠告或勸勉，例如：「算啦，事情已經發生了，不如忘記它吧」，因為情緒是需要表達之後才會化解的，因此，這些勸勉並不會為受困者帶來真正的解脫，反而會令到受困者覺得別人不接納他們某些感受。關懷者因為恐怕困擾者情緒過分激動，所以不敢去認同他們的憤怒或悲哀，只是儘量勸他們不要太過激動，放開一些。當困擾者的情緒不被認同的時，便會更加質疑自己的感受是否過分或不恰當，而嘗試採取對方的忠告 ……這種關懷方式容易成為一個陷阱，使到關懷者及困擾者都覺得很挫敗和沮喪。

作者又提醒大家與情緒困擾者相處之道，包括：

• 要接納自己的負面情緒；
• 接納困擾者的情緒波動；
• 接納困擾者的狀況，以及
• 要有清晰的界線。

作為關懷者最理想的情況，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去問一些問題，幫助困擾者自己去找答案……尊重是整個關懷的核心概念……尊重會視困擾者為獨立個體，需要明白和了解他們的感受，接納他們與自己不同，學習去尊重他們的需要和決定，支持他們而不是改變他們。尊重帶來人與之間清晰的界線，不會造成倚賴或控制的關係，要對自己的生命和決定承擔後果，減少被傷害的經歷，建立互助互益的關係。

關心有需要的人是好事、是美事，不過，也需要有適當的方法，避免好心做壞事，當然，這又不表示要大家將關心的工作全部留給專業人士，其實關心不是靠高言大志，而是願意陪伴、聆聽和同行，有時一切盡在不言中。

在2025年的今天，香港人面對的壓力似乎從未減輕。在不同社會、生活處境中，層層疊加的挑戰，負面情緒如未能自我覺察及疏導，可能會引致焦慮或抑鬱。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亦會於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崩潰邊緣」的日常：失眠、易怒、自我懷疑。如曾被這些「情緒怪物」困擾或關心自己情緒的朋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今年再版，並曾獲2021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的好書：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增訂版）。讀者不單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自療手冊」，用以覺察、分辨、自測、調整，亦可用作「抗逆『情』書」，幫助大家了解各種「逆」情（負面及消極的情緒和感受），多了解自己的情緒，主動成為自己的 「情緒管理師」，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負」，排解負面情緒。

輔導心理學部成立於2006年，著重預防主導（Preventive Work）、身心和諧模式（Wellness Model）。而此書為他們出版的頭炮，由多名專業心理學家聯手撰寫，將20種常見負面情緒分為四個「情緒家族」，提供實戰指南：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緊張、沒有安全感）、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感、麻木）、憤怒家族（憤怒、憎恨、矛盾、內疚），以及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無聊、空虛）。每種情緒都配有「自測表」，讓讀者快速篩查自身狀況，接著更提供應對方法、出現這情緒的原因，與如何預防及注意的建議；並且會於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職場層面給予不少應用例子。對於支援家庭成員情緒需要和維繫關係、關注在學青年情緒及在職人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情境等，都很有幫助。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

以「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為主題的第六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10月1日在聖方濟各大學圓滿舉行。一如上屆，今屆峰會繼續以體驗方式進行，與大家一同探索在這個充斥著「粉紅泡泡」的時代，如何拆解那些看似美麗卻一觸即破的泡沫幻象。是次峰會全日參加者接近二百人，超過一半是35歲或以下的職青、年輕情侶，亦吸引不少父母和堂會導師等參加。明光社作為合辦機構之一，製作了「虛擬泡泡　—　在像素洪流中打撈真愛」活動，讓參與者化身成為男性網友，透過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來體驗網上真偽，全日六場體驗有超過一百人參與，反應不俗。

「虛擬泡泡」賽事為見女神一面

「虛擬泡泡」用比賽方式，讓參與者分組飾演五位男子，透過進入網絡系統，模擬登入交友App去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以達成各人背後的「目的」。賽事共分三局，分別為網上「文字交流」、「交換相片」，以及「聲音對話」，以淘汰賽進行，勝出隊可以親身見到Jessica。事實上，即使中途被淘汰的隊伍也絕對不會覺得沉悶，單單看著其他隊伍如何出盡法寶、「吹水唔抹嘴」去追求女神，娛樂性、「花生指數」已甚高！

當日明光社共辦六場體驗活動，由於每場的參加者、隊伍組合也不同，因此，彼此間所產生的「化學作用」、體驗亦各有不同。每場最後的分享環節，大家的反思及感受，也反映了網絡「虛擬泡泡」的實況，值得我們關注。

展示美好或偽裝的一面

筆者為當天的主持人之一，觀察到參與者大都願意接受挑戰、投入角色，以及努力執行其結識女神的背後目的（交朋友、找對象、騙財／騙色），而「他們」與女神交流時所營造的人設與對話，都是為了投Jessica所好，很多都不盡不實。

不少參與者分享道，他們為求達到背後目的，在與Jessica交流的訊息中，往往只會展示美好的一面，甚至偽裝成對方喜歡的男士類型，如：有車、有健身、單身、有自己店舖、懂結他、喜歡茶道等文青「假象」來吸引對方。亦有參與者選擇掩蓋自覺「不太好」的背景，如：已婚或離婚的婚姻狀態、住公屋、做保安、有孩子、有女朋友等情況。就算有參與者抽到的目的只是「交朋友」，他們都覺得要先建構吸引對方的人設，不能告訴對方自己是「住公屋」、「做保安」，或是明明有女友，都說自己單身。或許這種網絡上的交友，都不會想得太長遠，覺得若想騙得對方見面，便要先收起自己價值觀上認為「不光彩」、對方可能會介意的事，因此，「真實」與「真我」都不能坦然示人。當然，這與保護自己的私隱、不成為網絡透明人，當中如何平衡，亦值得探討。

交友為尋求關心或開心

另一邊廂，操作Jesssica的幕後團隊則表示，當想被關心及獲得網友回應時，有時會有一種任性，刻意說些自己不開心的事，或誇大自己的需要，以奪得大家的關注和關心，也那管回應者所說的是真是假；而且女神亦想在網上締造「娘娘與兵」的關係，所以同時答應與不同男士會面，以獲得多人的「關愛」。這和其中一位作為教會導師的參與者回應相符，她說現在人們太過孤單寂寞，通過螢光幕發出文字、相片，只要獲得回應，能夠互動，縱使不知對方是誰，都能獲得一種快感。她又謂，雖然頭腦上早已認知有關說法，但透過是次體驗，她能夠親身經歷，有助建立更多同理的感覺。

我們的團隊，很高興能透過這種體驗式的遊戲，讓參與者了解更多青少年於網上交友時的心態，亦讓青少年察覺到在網絡交友時，自己與別人的各樣心理和行為，反思網絡交流的危、機與意義。

性倫理峰會與明光社的參與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自2015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明光社一直參與其中。最初幾屆，峰會都是以專題講座形式，跟公眾分享當時最受關注的性倫理議題，包括性解放對教育與牧養的挑戰、傳媒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和戀愛觀、理解兩性關係和守護婚姻的重要、以身體神學探討和重塑性別的尊貴等。及至第五屆，峰會改以「體驗」方式，帶領參與者一起走進及探索不同協辦、合辦機構所關注的議題。在去屆，明光社就以「論壇劇場」的互動手法，讓參與者可走上舞台介入劇情，合力緩解影響婚姻關係的壓力及拉扯，亦探討離婚對兒女的影響。

唐朝天寶年間，一個小吏李善德（大鵬飾）被哄騙成為「荔枝使」，為楊貴妃從嶺南送荔枝到長安，這5000里的距離，要完成被視作「不可能」的任務，從中可看到官場、職場、民間中的人情冷暖、官僚作風與勾心鬥角。

電影《長安的荔枝》改編自中國作家馬伯庸的一本同名小說，內容靈感來自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的第一首：「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楊貴妃喜歡吃廣東荔枝，一見到紅塵中有獻荔枝的驛使，她就會笑逐顏開，但鮮荔枝極易變質，很勞民傷財才可由嶺南把荔枝送到長安。「無人」二字也暗示人民為送荔枝而大費周章，所承受的痛苦難以言喻。

坊間有電影評論稱，這套可算是一部公路電影，無論李善德是否願意，當他接受成為「荔枝使」的一刻，一場反映現今社會與人性的旅程便開始了。身邊的人都在圍著這差使「奔忙」，他也一直在挑戰自己，抱著「就算失敗，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相信在現實世界，也有人抱持李善德這種心態，就算面對似乎不可能克服的難關，也想挑戰一下，希望活出更積極的人生。

李善德善良的本性與盡責的工作態度，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文化下，無論他在哪裡，大家都不想他盡責，見到他努力工作，有機會成功，就想趕他走、要他失敗。但另一方面，正正是他的真誠與認真，使他在嶺南獲得蘇諒、阿僮，以及林邑奴的幫助。這值得我們反思，自己有否受外在文化環境所影響？你會為了留在表面繁華的長安定居，繼續埋首做「荔枝使」，還是會如李善德一樣，冒險向右相進諫呢？雖然李善德最後落得被流放嶺南的下場，但卻能心安理得，與妻子一起過平實的生活。

高層一聲「想要」，下屬就「點都要死到出嚟」；官場上互設陷阱，寧可見事敗也不願一人成功；為博紅顏一笑而獻的一碟荔枝，背後所花費的民脂民膏、犧牲的性命、砍掉的樹木，數目龐大得難以計算。然而，經歷九死一生而呈上的荔枝，最終只是桌上眾多不同水果的其中一小碟……背後反映著的，是怎樣的職場與社會狀況？相信不同人看這電影，被刺痛或有感受之處都會有所不同。

人工智能的威力之所以如此強大，因著背後被灌入龐大數據作為訓練，及不斷作出深度學習及改進，製作出的相片或短片也愈來愈逼真。Open AI 的ChatGPT 一鳴驚人，該公司的Sora 於2024年2月發佈，用家只需要用文字輸入，就可以生成仿真度極高的影片。當筆者於學校講及AI倫理相關的講座裡向學生播放真片及AI生成片時，很多學生都已經無法分辨。

今年10月，最新推出的Sora 2 更加強了短影音媒體功能，能同步與影片生成對話與音效、動作連貫度提升，並有全新社交App用於分享及二次創作，比起上一版本，無論在品質、一致性和多媒體能力上更勝一籌。果然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社交平台的生成式影片爆炸性增長，導致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充斥著虛假內容，儘管生成式影片原本有浮水印等防護措施，但亦輕易就能被其他軟件移除。

正因為製作虛假內容的便利性提高，沒有標記，平台亦難以偵測，有專家亦因此警告，數位媒體信任會崩潰。生成的虛假影片如能引起網民產生情緒，就可引起社交媒體快速傳播。當人們愈花時間尋找短片破綻，社交平台的演算法亦愈會以為用戶喜歡看這些片，而推送更多這類影片，其長期後果可能是網民會對媒體發放的所有影片，更可能如「狼來了」故事一樣，無論真假都會普遍不相信，不單形成「真假之爭」，更損害媒體的信任度，後患無窮。

參考資料：

〈AI年代：生成式影片潮爆發 真假之爭後患無窮 專家警告假影片氾濫 恐令人不再信真片〉。《明報》。2025年11月10日。

《守密：祕密心理學的第一本書！那些藏著不說的，如何影響你的健康與未來》是一本讓人更深入理解「祕密」的著作。作者麥可．史萊平恩在書中將祕密區分為38類，並提出一個祕密的座標地圖，包含三個探索方向：第一是與個人或職業相關的祕密，例如職場或學校中的不當行為、表現不佳、野心或目標等；第二是與人際關係相關的祕密，包括外遇念頭、精神出軌、懷孕、性活動等；第三則涉及道德層面，無論是高度道德或極不道德的行為。

書中令人感動之處，在於它並未批判人們過去所守護的祕密，也不將守密視為一種極端的錯誤。作者認為每個人都擁有祕密，而當初選擇守密，可能是因為在成長過程中，孩子面對某些事件時，找不到適當的情感支持，也得不到有效的處理方式，於是轉向內心獨自處理問題，以避免遭受批判、懲罰與憤怒。然而，守密也可能使人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無法獲得支持。作者鼓勵讀者如果某個祕密不斷縈繞心頭，形成一種持續重複的負面意念，並伴隨著失控與無助感，那就是一個提示：我們不必獨自承受著痛苦，應轉向與信任的人傾訴，因為所有人都能從社交支持中得到益處。

網騙陰霾籠罩全球，中國犯罪劇情片《孤注一擲》參考了大量網絡賭博和網絡詐騙案例，向世界揭示這條隱匿於高薪誘惑與虛擬博彩背後的罪惡產業鏈，讓人知道網絡騙局是如何被貪婪的操控者編織而成，裡裡外外都是精心策劃，讓人無法自拔。

程式設計師潘生與模特梁安娜懷抱改善生活的願景，被海外「高薪招聘」誘騙至「伽南」，落入詐騙工廠。所謂「完成業績即可獲釋」的承諾，實為維繫奴役體制的謊言。受害者被物化為「資源」，無用者僅被轉賣至下個煉獄。另一端的青年顧天之則被網絡「美女」誘入賭局，在虛假賭博與「科太幣」投資騙局中傾家蕩產，最終抵押父母房產跳樓輕生。

幕後奴工及浮沉賭海者都在追求「泡影」：對於潘生、安娜這樣的「奴工」，泡影是「完成業績換取自由」；而對於顧天之這樣的網絡賭徒，泡影則是「下一局必贏/投資升值」。詐騙工廠以不斷提高業績指標或可以賺更多的幻像，將「奴工」牢牢鎖死在奴役鏈上；網絡賭局/騙局則利用人性弱點，通過精心設計的「心理操控術」（如製造差點贏的假象、提供小額甜頭、冒充「幕後軍師」誘導），讓受害者深陷「機會就在眼前」的錯覺，誘使他不斷充值，直至榨乾最後一分錢，甚至誘導他借貸，並押上全部身家。

為自己、為家人追求更好的生活，希望擺脫不甘心的現況，本是無可厚非。然而，這份渴求卻成了詐騙集團精心瞄準的標靶，將人誘騙至地獄，淪為詐騙奴隸。同樣，對於初出茅廬、不諳世事的年輕人，那些承諾「輕鬆撈一筆」的賭博與投資騙局——更是難以辨識與抵擋。他們往往天真地相信賭局是「公平」的，殊不知賭局一切勝負「劇情」早被精心編排，只等待玩家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聖經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在電影裡看到各個網騙受害者所受的傷，能感受到經文中所提及「刺透」的那種痛。

本書收錄了18位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訪問，他們在當中分享到在面對ChatGPT的出現所帶來的震撼，重新思考在人工智能（AI）時代，對鼓勵下一代閱讀的看法。資深家庭教育工作者羅乃萱希望各位家長知道，「孩子好奇心的培養、對知識的渴求、提問的能力，都是從閱讀開始。」「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呢？其實就是給他們創造一個閱讀氛圍。例如家裡滿滿都是書、帶孩子去圖書館、給他們講故事等。」

著名歌手及教育家陳美齡認為，孩子具備質疑和辨別的能力十分重要，要培養孩子的判斷力，包括懂得質疑AI提供的訊息，例如當要求AI提供一張醫生照片的時候，它可能只提供一張白人男性的照片，為何醫生不可以是女的、不可以是不同種族的人呢？而閱讀能夠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因為無論是看短片還是漫畫，其實都是在接收創作者的想像力，而閱讀文字則能讓孩子自行建構故事畫面，這種現象稱為自我世界，反映了每個人獨特的想像力和內心世界。」

資訊科技界人士、科技大學副教授黃岳永回顧他在大學上的第一堂課，教授帶他們去圖書館，介紹找書的兩種方法，一種是瀏覽，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哪一類書於是到書架前看，另一種是搜尋，就是知道自己想要哪一類書並到目錄櫃查看。他認為「知識需要時間浸淫。智慧需要時間歷練。瀏覽和搜尋都是好方法。」「書本就像一條條鑰匙，你拿著鑰匙逐個解鎖，慢慢就會更理解這個世界。」他又強調「要指示AI按你所想的辦事，表達能力尤其重要」，透過閱讀可以令學生學會用準確的文字去表達意思。

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表示「應該努力培養孩子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包括足夠的運動、足夠的社交生活、多元化的興趣、充足的睡眠和規律的作息，這樣孩子就更容易保持快樂，減輕壓力，享受生活，並養成開朗的性格。」而「經常玩電子遊戲的人，可能在決策、衝動控制等方面表現得不夠成熟，甚至影響大腦健康。」因此，他十分鼓勵孩子閱讀，他自己亦身體力行，常常與兒子一起去書局，一起閱讀和討論。

當然，個人認為親子閱讀還有一個重要的大前提：「各位家長，你們今日睇咗書未？」

《一念間》於本年6月出版，於剛完結的書展獲得好評，它是一部深入探討自傷與自殺現象的心理學著作，由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五位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共同撰寫。這本書推出不久，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於7月便公佈了有關香港自殺率的最新數據，2024年共有1138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15.10（即每10萬人有15.1人自殺身亡），兩個數字均是自2003年以來最高。

此書以輔導心理學家的視角，通過10個曾徘徊於生死邊緣的真實個案，揭示高自殺率背後人們的心理及精神狀況，探索將人們從絕望邊緣拉回來的「關鍵一念」。書中收錄了10個有關自傷或自殺的個案，當中的內容涵蓋了多重悲痛、被邊緣化的恐懼、校園欺凌創傷、長期的孤獨感、移民抉擇下引發的壓力、照顧者被遺忘的付出、缺乏認同的孤獨感、在破碎家庭中被忽視，還有網絡詐騙及應付升學壓力等情境，除了個案內容，還配上輔導過程、心理學家的筆記等資訊，為不同個案的情況作出了解說及分析，並附以相關理論。

寶貴的是作者們為各種處境提供了「自助五部曲」，讀者們如遇到相似的逆境，也有方法轉念，並作出積極的行動來幫助自己應對挑戰，增強克服逆境的能力。另外，書中亦有對自傷及自殺個案作出心理分析，讓讀者知道自殺行為的成因、機制與發展過程，它又解答了對自殺行為的一些疑問，並提出保護因素，讓讀者可以成為自殺防治的守門人。這本書適合關注心理健康及自殺預防工作的讀者。

《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一書深入探討，在數位時代手機對人類大腦的影響，作者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是位來自瑞典的精神科醫生，他以科學研究為基礎，揭示智慧型手機如何改變人們的認知、情緒與行為，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影響更為深遠。韓森醫生在臨床研究上發現有愈來愈多瑞典青少年失眠、有抑鬱症的傾向。他指相較在2000年左右，近年在瑞典因失眠而就診的年輕人高達八倍之多，而缺少社交、運動及睡眠這三種重要保護因素，青少年的精神狀態也會變差。

作者指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青少年。他們的大腦正處於發育關鍵期，對外界刺激特別敏感。書中引用神經科學研究，說明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導致注意力分散、記憶力下降，甚至影響情緒調節。手機的應用程式採用了即時反饋機制（如社群媒體的「讚」或訊息通知），會刺激大腦的多巴胺分泌，形成類似成癮的行為模式，而令腦部釋放快樂物質的「報酬系」機制，對青少年尤其危險，因為他們的自控能力尚未成熟，容易沉迷於虛擬世界，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與學習，而過度依賴手機就可能導致社交孤立，增加焦慮與抑鬱的風險。

作者稱人們因手機而變蠢：「手機這樣的科技，與其說是讓人類升級為2.0版，倒不如說是降級成為0.5版。」青少年的大腦發育與學習表現深受手機影響，因為快速滑動的資訊讓大腦習慣於接收碎片化的訊息，削弱了深度思考能力，也無法專注於深入的分析。

作者指出人們的腦袋與身體正在開始「退化」，不單是思考、還有抗壓能力和體魄。關注自己的壓力指數，減少無謂的網絡社交平台活動，積極在數位時代中找到平衡的生活，重新掌握專注力，並在真實世界裡找尋快樂，是這書對讀者的一些提醒。

在基金項目贊助下，明光社出版了生命繪本《總有出路》。為了介紹這本繪本及推動正向教育，本社於6月24及25日舉辦了兩場「正向教育線上導師訓練」，分別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深培中英文幼稚園校長黄月麗女士於兩天的網上訓練擔任講員，而同場也邀請了綠腳丫親子讀書會創辦人及《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在當中分享繪本的教育理念。

黃靜雯博士以「希望在明天」為題，分享到小學生抗逆力的黃金三角；她認為孩子的抗逆力像一棵小樹苗，需要有陽光（鼓勵）、雨水（挑戰）和支架（成人的支持）才能健壯成長。她又指培養抗逆力好像教孩子乘坐地鐵，要到達目的地孩子要學懂轉線（調整方法）和尋找出口（找資源），同時也要接受偶爾有搭錯車的可能（接受失誤）。她鼓勵參加者，只要多給孩子自行經歷、逐步嘗試和重組的機會，他們就會愈敢面對挑戰、找尋出路。

而黄月麗校長分享到她的教學經驗，她認為正向教育理念中，好奇心、心流（享受所做的事）、成長思維（擁抱挑戰）、感恩和仁慈（愛人愛己）對幼稚園階段的學生成長最為重要。從認識自己、親身經驗，到表達感受和欣賞他人，都是孩子必修的課題。而藝術欣賞和社區關懷活動，可以讓孩子學習觀察、辨識情緒和傳遞愛的訊息。透過一些由孩子主導活動，老師和家長都可以更多聆聽孩子的聲音和發現他們的潛能。她鼓勵家長多與孩子建立共同經歷，這對親子關係和孩子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則表示，兒童正處於自我探索的階段，而閱讀繪本可為他們提供一個探索自己的空間，故事往往會反映出現實生活的一些矛盾，社會對人的期待，以及人自己想成為怎樣的自己，這中間是存在矛盾，在閱讀故事時，小朋友可以去選擇，了解「我」想成為怎樣的「我」。而一個良好的共同閱讀（共讀）過程，能讓大人與孩子有一個平等對話的空間，讓孩子可以表達看法和心情，也體會到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和受到關注。

柯先生提到，閱讀繪本有助建立兒童的品格，而兒童閱讀繪本的心理歷程有六個階段：一、投入，兒童想知道繪本故事的發展；二、認同，兒童透過故事看到自己，和建立一些情感上的連結；三、投射，兒童嘗試用自己的智慧為故事中的主角解決當中的問題；四、淨化，兒童會稍為從故事中抽離，並思考自己閱讀時的反應；五、領悟，兒童會將自己與故事中的人物比較，重新認識自己面對的問題；六、應用，將閱讀過程中的領悟轉變成自己未來的行動力，模擬新的行為模式。

他鼓勵老師成為孩子與繪本之間的橋樑，帶動孩子進入每個部份的討論。他介紹了《總有出路》的故事，以及它可以讓孩子體驗到的心理歷程。故事先從一個困局開始，幾位主角都迷了路，故事的發展會引導讀者尋找答案，尋找出路。

1. 三位主角有不同性格和特質，讀者會對他們產生「認同」，明白人人都會遇到困難，孩子也可從中看到自己，想想自己像哪個人物？或是有其他可能？
2. 從三位主角的經歷，孩子會有所「投射」，想辦法為主角解決問題，並練習解難。
3. 孩子從故事中「領悟」到不同的路都能到達終點，而心態比方法更重要，所以當面對困難時，要學習保持積極，有所期盼。

最後，柯先生又建議，除了共讀和討論，老師還可以將《總有出路》繪本製作成圖畫卡，讓學生按自己的邏輯為故事情節排序，述說自己的版本。兩場導師訓練的反應都相當正面，參加者覺得當中的內容都對教學很有幫助，也能幫助他們如何善用繪本教學。我們感恩能與教育界一起推動正向教育，幫助孩子常存盼望、善用天賦，勇敢尋找成長路上的出路。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現代家長肩負多重角色，無論全職料理家庭或雙職奔波，總陷入永無止境的忙碌。家長們每日啟動自動運作的模式，忙於照顧孩子、投身家務或工作中，將自我感受擱在一旁，甚至忽略身體的疲憊警號。在心理治療領域中，完形諮商學派提出了「覺察」這個概念，它或許能為被困在不同角色中的父母，提供安慰和出路。

過度倚賴理性分析引發問題

完形諮商學派的核心精神，強調「覺察」、「選擇」、「責任」這個黃金鐵三角，並且將心理治療的目標放在覺察中，令接受治療的人明白自己的需求或情緒，幫助他們做出選擇，以及對有關選擇承擔後果。[1] 完形諮商學派專家曹中瑋在其著作道出了現代父母的困境——過度依賴「中界覺察」，即側重判斷、分析、計劃、比較來獲得知覺。本來依賴中界覺察來判斷事情狀況並沒有錯，但如果過度依賴它，就會容易未有足夠了解事情便做出決定，也會令人漸漸忘記當刻身體真實的需要和感覺。[2] 當生活被切割成零碎任務，父母如同執行指令的機器，例如媽媽一邊吃飯，一邊替孩子批改作業，食不知其味，爸爸陪伴孩子玩耍時分神回覆工作郵件，親子陪伴便會變成無可奈何的任務，父母的身心都未能專注當下的生活。

要遠離過份依賴中界覺察的慣性，家長們需啟動全面覺察的平衡練習，喚醒長期被壓抑的內界和外界覺察能力，[3] 讓自己從講求效率、不斷向前衝的模式中得到釋放，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和察覺到自己的感覺。「內界覺察」著重身體的感覺，能讓人察覺肩頸緊繃的疲憊訊號，以及可能因焦慮情緒累積而引發的胃部不適；而「外界覺察」則能讓人使用五官，真實地感受四周事物。透過微小的練習，能幫助人們在混亂的日常中重新定位，例如每日花五分鐘用眼睛來觀察植物，感受當刻自我真實地存在，而不是一台永不停止的機械。當媽媽凝視著窗台上的小盆栽，她停止挑剔葉片上的蟲洞，轉移欣賞翠綠的葉子，她可能會突然理解，對待自己與孩子，何嘗不需要這份溫柔和接納的態度？

正視內在的各樣需要

有不少家長努力為家庭和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顧，這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如果家長們過度追求盡善盡美，甚至不容許自己稍作休息，不放心把事務交給別人來處理，這種過度辛勤的狀態會為家長們帶來長期壓力和焦慮情緒。當社會推崇的「嚴謹認真」被無限放大時，與之並存的「放鬆自在」便會遭到輕視，甚至被驅逐。例如媽媽堅持每晚盯著孩子溫習，即便頭痛發作仍強撐著，更抱怨自己為甚麼會生病，甚至認為自己浪費了孩子寶貴的溫習時間，這種不容許自己放鬆下來的態度，令家長們陷入內疚和疲累的漩渦。

完形諮商創始人波爾斯認為，每個人的特質如同光譜的兩端，嚴謹與輕鬆、勤奮與慵懶本是一體兩面，一個人其實是同時具備兩面的特質，只是它們會在不同時間呈現，兩者都是完整人性不可或缺的部份。[4] 曹中瑋透過「我王國」這個比喻來解釋這個概念，它亦可以啟發家長，如明君治國重用不同的大臣，學習接受並悅納自己的所有特質——欣賞「勤勉大臣」制定學習計劃，也為「慵懶大臣」預留玩樂的專屬時光。當家長能正視內在的各種需求，慢慢欣賞自己不同的面向，就能以更溫柔和寬容的態度來愛惜自己。

斷捨離不合時宜的童年教條

在成長過程裡，家長們心裡內化了許多「應該遵從」的框架，它們會成為教育孩子時的理想目標，例如「好媽媽就是要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孩子必須要考得好成績」或是「要當能賺大錢的爸爸」等想法和執念。這些都是標準極高的社會期望，它們或是源自童年時接收的規範，有時與家長的能力和志向都不相符，甚至會變為自我懷疑與苛責，令家長陷入困境。

辨識哪些信念真正屬於現在，哪些該歸還給過去，可以幫助家長鬆開代代相傳的枷鎖，[5] 再建立適合現在的生活理念，這種改變可以帶來療癒。家長可在心理師的陪同下進行「未寄出的書信」儀式：一位媽媽在信中向「完美煮婦」的想法告別，允許自己偶爾點外賣，而非堅持必須親自預備三餐；一位幼時被教導「必須成功」的母親，在信中向自己昔日的照顧者表達：「謝謝您讓我學會努力，現在我把它還給您，我的價值不需由孩子分數來決定」；一位常常為業績憂慮的爸爸，將成為「超人爸爸」的想法還給原生家庭，並且開始學習與孩子分享自己的感受，在加班時更打電話告訴孩子：「爸爸今天很忙很累，但也很想念你。」這種情感的流露，不僅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真實與溫暖，也讓家長從壓力中得到釋放。

親愛的家長，願我們能善待自己，承認「夠好」的當下即是完美，欣賞自己為家庭和孩子獨特的付出。商店裡總在販賣「更優秀的育兒方案」，彷彿孩子必須上更多的補習班、到更多的興趣班、遊學更多的國家，家長才沒有虧待孩子。其實，真正的教養智慧在於慢慢認識、接受並喜歡原來的自己，這樣，孩子才有機會學習用寬厚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

好電影應該細細回味。早前本社邀請了王礽福先生於網上講座中分析《正義迴廊》，該片曾於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16項提名，並勇奪新晉導演及最佳剪接兩個獎項。電影改編2013年轟動一時的「大角咀肢解父母案」。電影的拍攝手法特別，疑犯行凶、受傷、傾談等鏡頭，時有律師和陪審員在旁觀察和討論，令觀眾恍如在旁觀看事件。這電影實在想要引起觀眾反思法庭的審訊過程，律師們如何運用技巧去呈現證供於法庭這個「舞台」上，引導陪審團理解案情，並嘗試掌握各陪審員的態度和想法。

礽福分析到，陪審團制度是為了減少司法偏見，對抗政府或強勢團體對審訊的干預，增強司法的獨立性，並讓公民能參與其中，提升他們對法律的了解和尊重，也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且由多人組成的陪審團能使裁決更全面和人性化，提高它的公信力和接受度，由於陪審團由普通市民組成，令他們容易對被告展現同情和公平的態度，這可保障被告的權利，以至令陪審團的決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但礽福亦提到大多數陪審員都不熟悉司法程序，會對它感到陌生、焦慮，還可能因接觸暴力或悲劇性的案件而承受心理壓力；而且他們可能會因缺乏法律知識，容易被律師的說辭或情緒化的證據所影響，在專業性極高的案件中，他們便可能會作出不當的判斷。

電影中的多位陪審員代表著不同的參與案件態度：未聽證供就已有對錯判斷；因自己經歷與疑犯相似而寄予同情；不想參與審訊，想它快快結束；因當陪審員有錢收而感開心，並單憑感覺而非證供去判斷；因對奇案感興趣而樂意認真發掘真相；認為自己甚麼都不懂而會細心思考證供；被傳媒報道影響，亦覺得自己一票的影響力不大；還有不相信司法制度的人……但陪審員實在只有九位，每一票都影響著疑犯的未來，是無罪釋放或有罪入獄，都需要陪審員作出認真、公平、公正的判斷。

結局是其中一位智力較低的疑犯唐文奇被判無罪，但電影卻引導觀眾去質疑他只是裝作自己被教唆，其實他並非無知，只是靠律師及姐姐的「幫助」，令他可以靠「裝蠢」來脫罪。根據網上及新聞資訊，真實的案件中，犯案者應有三個人，而經電影的剪裁，令疑犯變成只有兩個人。作為觀眾也要小心，留意自己有否被電影的虛構情節影響，以至對獲法庭判處無罪的人產生疑心，對他們或其家人產生負面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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