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土製菠蘿‧勞工運動‧教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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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15

曾幾何時,香港也由一個無道及自由放任的政權在管治。政府有自己的政策,巿民承受的卻是另一套地下世界的規矩。民怨終於爆發,於六十年代末紛紛出現由左派發起的工運。那時教會在牧養、傳福音和參與社會改革之間,有分歧,有合作,情況與今日相仿。雖然差不多過了半世紀,但那些論調,似乎沒有變過。

六七暴動,改寫了香港的歷史。1967年5至12月,因暴動而引致51人死亡,83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警方處理了1,167枚真炸彈。[1] 及後整個六、七十年代,殖民地政府由大亂而大治,因而引入各種社會福利政策,特別著重改善房屋、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四大問題,將香港打造成亞洲模範城巿。[2] 我們邀請了兩位曾活在那時代的見證人,分享他們在其中的經歷及信仰反省。

 

梁文恩牧師:六七暴動中的日常生活

六七暴動時梁文恩牧師擔任聖經科老師,他在九龍區工作,見識過「土製菠蘿」(自製炸彈)。他說:「其實唔係想像中咁得人驚的,生活小心啲就冇問題,因為好多(炸彈)係假的。另外,喺炸彈外面會貼住張紙,寫住『內有炸彈,同胞勿近』,咁你咪行開囉,佢唔會炸到你的。」

對於梁牧師,暴動後唯一令他感到生活有所不同的,就是不能在教會門口唱詩與夾Band,以吸引人返教會晚上聚會。他說:「以前每逢周三周五,我地有人打鼓、吹喇叭及彈結他,後來警察話多過三個人喺街上屬非法集會。活動只能喺教會入面搞。」

 

專注牧養教友生命

暴動和工運有沒有令梁牧師投身社會運動?沒有。因為他忙於照顧弟兄姊妹的需要。他說:「教會入面的肢體多數屬低下階層,識字的人好少,一封政府信都搵你幫佢。同埋佢地好單純,對信仰好專一,所以我哋盡力做好牧養的工作,已經好忙。再者當時各人生活都好忙,各自搵份工都唔夠食,大家有時間都打工、返教會啦。」

 

陸漢思牧師:投身工運 改革制度

梁牧師認為,基督徒最重要是做好生命見證,從內到外的更新,制度改革不能成就上帝的國。不過,同一個時代,也有基督徒真的在籌組工運。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陸漢思牧師1969年來港,初時想過可能「很快要回去」,但這一留,卻直到今天,仍在為香港和內地的工人爭取權益。

「我曾經做過三個月工人,來的時候,睇住有個工友走左,到我做到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再返來做,係加人工咁樣返來。」他形容,當年雖然僱主不公義,但因為香港缺乏工人,所以工友轉工容易,人工亦會上升。不過這不是制度的更新,制度仍然有不足之處,對工友而言始終不安全。

 

改善工人工作狀況 教會誤以為左派

陸牧師當時就以工委會身份,提出三十多個勞工法例的改善方案,當中包括服務性行業員工的有薪休息日、有薪婚假及有薪產假等等。他說:「當時我們做過一個調查,發現孕婦於懷孕期間特別勤力,原來她們努力工作是因為產假無薪,甚至會失去工作,所以要『賺定』錢。於是我們就向政府提出建議。」

建議一出當然有反對聲音,但亦有醫生等專業人士支持,不過教會對基督徒搞工運卻很有保留。他說:「當時一般教會覺得搞工運接近左派,即使唔係共產黨都會覺得你同共產黨好接近;又有教會牧者會覺得教會係為所有人,而唔係只係為工人而設,所以未必認同我們的工作。」

 

工業式微 服侍工友事工每況愈下

陸牧師明白工人的工作,七十年代也曾為他們成立基督勞工教會,服侍一班基督徒工友,不過服侍工友方面長遠地卻比較難發展。他說:「以往靠勞工教育,再慢慢讓勞工認識福音的模式。不過隨著九十年代愈來愈少工友,工業福音服侍已經很難再做,加上隨著工友漸漸建立家庭,往往就更困難了。」

縱然兩位牧者走在不同的路上,但在大時代中仍堅守崗位,忠心地服侍社會上的草根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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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枚催淚彈。在混亂中,我最具權威。我發散白煙時,人們就像見到一種古代怪獸似的,快步逃避。我從來沒有見過人類。這是第一次。人類實在是一種有趣的動物,尤其在驚惶失措時,奔來奔去,煞是好看……我看到的種種,都很有趣。想多看一些,卻不由自主地消散了,消散了,消散了。」
(節錄自《動亂》,劉以鬯,1968年)

 

 

 


[1] 張家偉於《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中引述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的數字。
[2] 呂大樂,《「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