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秩序

信仰團隊為同性婚姻祝福
2023年11月8日，梵蒂岡發聲明表示跨性別者可接受洗禮、成為教父母及擔任教堂婚禮的見證人，但前提是在信徒中不會「引起公眾醜聞或在忠誠上有迷失的風險」。此外，梵蒂岡在12月18日宣佈，教宗方濟各正式批准天主教神父祝福同性伴侶，但同時維持對同性婚姻的嚴格禁令，重申婚姻是男女間終生結合，神父對同性伴侶的祝福不得與宗教儀式或民事結合掛鈎。[1]

2023年11月，在英國倫敦舉行的聖公會主教會議，投票贊成了以「愛與信仰的祈禱」文本為同性伴侶祈禱。[2]

同性婚姻及同性領養
2023年6月20日，愛沙尼亞國會以55票對34票，通過了該國《家庭法》的修正案，將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同性伴侶亦可以領養孩子，法案於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3]

尼泊爾的最高法院，在2023年6月頒佈了一項臨時命令，允許同性伴侶在最終判決之前登記婚姻。11月29日，首對同性伴侶，一位法定性別仍是男性的跨性別人士與另一位男性，在尼泊爾的一個村莊登記結婚。[4]

台灣內政部於2023年1月19日同意開放跨地區同性婚姻，並發函台北市政府督導戶政事務所辦理。在新的措施下，其他地方的人如想與台灣的同性伴侶結婚，即使其國家或地區沒有允許同性婚姻，都可以在台灣登記結婚，包括港澳地區居民都在這次函釋中，但內地的居民則不包括在其中。[5]

2023年5月16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修正案」，當同性婚姻當事人的一方收養他方的子女（包括領養子女）或共同收養時，允許引用民法關於收養的規定，打破原本的血緣限制，令台灣的同性伴侶能作出無血緣關係的收養，也令台灣在這方面成為亞洲中最寬鬆的地區。[6]

日本福岡地方法院於2023年6月8日裁定，日本禁止同性婚姻是「處於違憲狀態」。[7]

跨性別
蘇格蘭因為男跨女人士Isla Bryson希望入住女子監獄而引發蘇格蘭政府重新審視男跨女罪犯遷往女子監獄的個案。Bryson在變性前，因強姦兩名女子被判罪成。蘇格蘭政府在1月29日宣佈，在進行緊急審查的同時，所有曾對女性作出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的男跨女人士將不能還押於女子監獄。2023年12月，有媒體報道指，蘇格蘭懲教部門推出新政策，跨性別女子如有任何傷害、恐嚇女性的紀錄，即使相關案件仍在審訊之中，他們都不可以還押女子懲教設施，除非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他們不會對女性囚犯構成危害。新的政策於2024年2月實施。[8]

蘇格蘭政府在2022年12月通過「性別認同改革法案」，允許申請人不用通過性別認同障礙的醫學診斷，只須以新的性別生活三至六個月，便可以申請轉變性別，法案更將申請年齡從18歲降低至16歲，讓申請人可以更快及更方便申請改變在官方文件上的性別。2023年1月，英國政府經過辯論之後，決定引用1998年《蘇格蘭法案》第35條，阻止蘇格蘭議會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進入御准階段，即是成為生效法例的最後階段。[9]

2023年10月3日，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行的保守黨大會上，時任內政大臣Suella Braverman揭示了新的計劃，一旦立法成功，任何性罪犯將徹底被禁止改變他們的姓名或性別，新法可以修補現時的法律漏洞，令有關罪犯無法逃避有關性罪行的登記。[10]

2023年2月16日，西班牙國會議員最終通過了一項「跨性別法案」，允許市民從16歲起，只需通過簡單的行政聲明，便能改變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這法案甚至擴大了更改性別的範圍，容許14至15歲的兒童在其法定監護人的陪同下進行相關申請，至於12至13歲的兒童如想轉換性別，則須獲法院的允許。[11]

就更改性別的政策上，德國政府草擬了自主決定法案，有意取消目前法例要求申請更改性別人士須提交兩位專家的評估報告和法院命令才可更改法定性別。14歲至18歲之間的未成年人需要獲得父母的批准或家庭法院的許可判決，而14歲以下的兒童則需要父母代為申請及提交相關文件。除非特殊情況，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透露或調查一個人過去的性別將被處以罰款。德國聯邦內閣於2023年8月23日通過了有關法案，該法案尚待國會審批。[12]

2023年3月3日，芬蘭總統簽署了一項新法，讓18歲及以上的人士，毋須經過醫療和精神病學的審批程序，只須通過自我聲明，便能合法地改變性別。[13]

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一名女跨男跨性別人士Zahad，她在2023年2月8日產下一名嬰兒，這讓她和其男跨女伴侶Paval成為印度第一對跨性別伴侶，擁有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子。[14]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Ron DeSantis在2023年5月簽署了一系列旨在保護兒童的法案，其中包括實施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變性治療的法例。成年跨性別者如要接受變性治療，則要在首次登記時需要親身到醫療中心填寫同意書，並要在有醫生的情況下才可以接受治療。另外，對允許兒童參加「露骨」變裝表演活動的企業處以罰款，以及禁止教育工作者在八年級（約香港的中二）之前向學童教授性傾向和性別認同。[15] 有關禁止兒童參加涉及性或猥褻行為「成人現場表演」的法例，由於在該州有餐廳提出訴訟，指該法例侵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同年7月有聯邦法官暫時阻止該法例生效，佛州政府曾要求美國最高法院將禁令的範圍收窄，只適用於涉及訴訟的餐廳，即該法例對其他廳室或酒吧仍然有效，但在11月16日遭法院拒絕了要求。[16]

2021年，美國西維珍尼亞州通過了法案，只有出生時符合生殖生物學和遺傳學的女性，才能參加公立學校女子組別的運動隊伍，這包括大學在內等公立學校的運動隊。有男跨女學生入稟法院，指有關法例作出了基於性別和跨性別身份的歧視行為，違法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保障的平等法律保障，訴訟令法院頒佈禁令，令該州無法執行新法。州政府曾要求法院撤銷臨時禁令，但在2023年4月，美國最高法院拒絕了州政府的要求，令禁令仍然有效。[17]

在2023年10月有報道指，美國愛達荷州通過了一項新法，有關法例禁止跨性別學生在公立學校，依照其性別認同使用衛生間和更衣室，並且允許其他學生一旦遇到跨性別學生使用有別於他們生理性別的浴室時，可以向學校提出訴訟。[18] 有跨性別學生及組織為新法提出訴訟，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2023年10月26日發出禁令，令新法尚未生效。[19]

2023年10月12日，美國威斯康辛州州政府的眾議院通過了兩項法案，限制跨性別青少年依照其性別認同參與運動隊，並禁止未成年人士進行性別確認手術。[20] 就禁止未成年人進行性別確認治療的法案，在同年12月6日，已遭威斯康辛州州長Tony Evers否決。[21]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的州長Kevin Stitt在2023年5月1日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為18歲以下人士提供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如有衛生保健工作者向兒童提供青春期阻斷藥物和激素等治療將被判重罪。跨性別倡議者和跨性別兒童的父母表示，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至為重要。新法尚實施已迎來訴訟，幾個公民自由組織曾承諾「採取任何必要的法律行動」以阻止該法例生效。根據原告與俄克拉荷馬州州檢察長Gentner Drummond之間的協定，有關法例尚未正式實施。不過，這局面被一名聯邦法官打破，2023年10月5日，John Heil III拒絕了一群醫療服務提供者和跨性別兒童家庭暫緩新法推行的請求，Heil III裁定禁止此類護理是「與合法的國家利益合理相關」，他的裁決令法例得以生效。[22]

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和蒙大拿州，就針對跨性別者的州法例，引起愈來愈多挑戰有關法例的訴訟。2023年10月11日，北卡羅萊納州的地方法院再有訴訟，提訴者指北卡羅萊納州的新法例違反了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拒絕為跨性別青年提供治療，並削弱了父母為孩子做出醫療決定的權利。而在蒙大拿州法院，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人士、雙性人和其他人士亦提訴，挑戰州法例，他們認為有關法例將「性別」一詞定義為僅指男性或女性，令非常規性別人士不獲法律承認和保護。[23]

美國蒙哥馬利郡公立學校（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在2023年1月份宣佈學校推出補充課程，增加了從幼兒園到五年級學生的閱讀書籍，當中大部份涉及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內容，並且不容許學生退出。[24]

精神科醫生Susan Bradley於1975年在加拿大多倫多開設了兒童和青少年性別認同診所，大概自2000年開始向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開出處方藥物青春期阻斷劑，以減輕他們的痛苦，但她最近卻為此表示遺憾並承認錯誤，她現在相信這種療法強化了孩子的困惑感，而藥物也會帶來副作用。[25]

在日本，跨性別者只可以在進行變性手術後才能合法改變戶籍上的性別，一名男跨女人士因健康理由而無法接受手術，但他有接受荷爾蒙治療。2010年，這名男跨女人士以女性身份到政府的經濟產業省上班，但他被限制不得使用辦公室樓層及上下一層的女廁，當事人提出訴訟，通過三輪在不同法院的訴訟，在2023年7月11日裁定政府機關敗訴。[26]

逆向歧視
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蛋糕店店主及糕點師Jack Phillips因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慶祝性別轉變的蛋糕而被指觸犯歧視法，科羅拉多上訴法院於2023年1月26日裁定Phillips敗訴，Phillips計劃提出上訴，2023年10月3日，科羅拉多最高法院聽取Philips的案例。[27]

匈牙利訂立了法例，禁止學校向學生提供促進同性戀和性別轉變的教學材料，歐盟委員會認為該法例違反了歐盟內部市場規則、個人基本權利和歐盟價值觀，並為此於2022年年中將匈牙利提交給歐盟法院。2023年4月6日，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德國和法國將加入歐盟委員會這次針對匈牙利的訴訟。繼德法加入後，共有14個歐盟成員國加入了有關訴訟。[28]

Johnson Varkey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社區大學St. Philip’s College任教生物學20年，他在2022年11月28日的生物課堂中討論到人類生殖系統，教授有關X和Y染色體如何決定的生理性別， 2023年1月，校方稱收到投訴，指控Varkey曾於課堂中作「宗教說教」及歧視言論，並將他解僱。2023年6月，代表Varkey的非牟利基督教保守派律師事務所The First Liberty Institute致函學校，要求恢復他的職位。[29] （最新發展：2024年2月20日，The First Liberty Institute發新聞稿宣佈Varkey已復職，可返回St. Philip’s College任教。[30]）

小結
當同性婚姻在美國及歐洲的主要國家被接納後，爭取跨性別權益成為同運份子另一項重要工作。當歐盟幾個大國都降低更改性別的門檻，反觀美國一些較為保守的州份如佛羅里達州等，則逐漸收緊關於跨性別者的權益，如禁止未成年人士進行性別確認手術。

當初，同運人士花了不少氣力，推進歐美等大國走上性別自由之路，今天，歐盟成員國匈牙利卻不願意推廣同性戀或鼓吹轉變性別的價值觀，一些美國的州政府也想走回頭路，如禁止18歲以下人士接受性別肯定的醫療服務，又或是有大學教授想按照人類生殖系統，教導有關兩性的生理性別，也遭到了挑戰或攻擊，這都反映這場意識形態之戰會繼續，維護家庭價值的人士，與支持同志運動的人士，會就不同政策，表達他們的意見，以及努力爭取各方的支持。

爭取承認同性婚姻案
岑子杰在2013年與同性伴侶在美國結婚，2018年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聲明本港法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是違憲的。岑先後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敗訴，其後獲准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方從三方面爭議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下的平等權，包括：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是否違憲；未能為同性伴侶提供任何替代途徑以獲得法律上承認關係是否違憲；及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憲。

終院於2023年6月28至29日開庭審理案件。上訴方表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本質相同，伴侶間均親密、獨立而互相依賴；如果法例不承認同性婚姻，恐向公眾傳遞錯誤訊息，令人認為同性婚姻比不上異性婚姻。上訴方又稱，法律應保障同性伴侶享有關乎私生活的核心權利，如領養後代及財產分配等。

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基本法》將婚姻權利局限為異性婚姻，又指在「特別法優先」（lex specialis）原則下，即具體條文較一般條文被優先採用，故上訴方不能依賴保障私生活權利的條文。常任法官李義關注，人們期望私生活權利受法律保障，律政司回應指政府責任在於不干預市民私生活權利，及阻止他人干預，而政府就相關議題沒有做任何事情。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裁定岑子杰部份勝訴。五位法官一致駁回岑子杰就同性婚姻的兩項上訴議題，表示《香港人權法案》和《基本法》保障的婚姻自由僅限於異性婚姻。終院亦認同律政司採用的「特別法優先」原則，表示岑子杰一方提出的平等權利條文不適用於本案。不過，法官卻以3比2裁定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權利，終院命令由9月5日頒佈裁決起計，暫緩兩年生效。按照裁決，政府須於兩年內立法制定替代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1]

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司法覆核案
代號Q的匿名人士及謝浩霖（Henry），二人為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她們所持的英國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已將其登記性別改為男性，但因二人未完成由女轉為男的全套性別重置手術，遭入境處拒絕將其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二人認為相關政策侵犯人權並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先後裁定二人敗訴，她們在2022年3月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案件於2023年1月4日在終審法院審理。

五名終院法官於2023年2月6日頒佈書面判詞，裁定涉案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一致裁定Q及Henry上訴得直，撤銷入境處不准許將她們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的決定。判詞指出政策不容許跨性別人士在未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前，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會導致更多混淆或尷尬情況，也令性別標記喪失識別功能。五位法官重申，不否認社會上對於如何適當地對待跨性別人士，的確遇到不少實在及困難的議題，但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與身份證的性別標記無關。

法官不接受以女跨男過渡時有機會出現逆轉並導致有關跨性別人士懷孕為由，才規定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標記的準則，因為女跨男人士接受的荷爾蒙治療，包括面部毛髮生長、乳房切除手術等均是不可逆轉，接受這些治療的跨性別人士經歷如此漫長、痛苦的磨難獲得符合自我認知的身份，不大可能決定回復其原生性別，而為了懷孕而回復原生性別的機會更微。判詞指是次判決只針對女跨男的個案，不適用於男跨女的情況。

政府發言人於2月7日表示，因應終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正審慎研究並檢視有關更改身份證上性別的政策，在徵詢法律意見之後，再作出跟進行動，以遵守終院就本案作出的判決。[2] （最新發展：政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於當日開始，除了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可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外，若有關人士能提交相關醫學證明及文件，證明完成切除乳房、由女性重置為男性，或切除陰莖或睪丸、由男性重置為女性的手術治療，以及符合特定資格準則和要求，入境事務處處長會按個案的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申請。申請人須使入境處長信納她／他患有性別不安，在提交申請日期前至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餘生會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在緊接申請日期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在未來持續接受該治療。申請人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血液測試報告。申請人須符合上述所有條件，並作出有關法定聲明。處長會就其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申請。不過，政府同時強調，此次政策上的修訂只關乎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而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並不代表有關人士法律上的性別。而此次的修訂，也不會影響其他政府政策，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乎性別的處理方法。）[3]

提供卵子女同志成普通法下的父母
一對女同性伴侶B和R於2019年在南非結婚，2020年兩人在當地接受「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先提取R的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之後植入B體內，其後B在港誕下一名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只有懷胎誕下嬰兒的B可以在嬰兒K的出世紙上被列作「母親」，而提供卵子的R則在法律上不可被視作嬰兒K的「父母」（parent）。二人入稟本港的高等法院，要求法庭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

法官歐陽桂如在2023年8月作出裁決，她援引了一宗英國案例，當中指出「親生父母」（natural parent）與「法定父母」（legal parent）有所不同，她認為這種解讀方式適用於香港，即一個人能否成為「法定父母」，應由法例定義，其判詞亦指出，受條例所限，只能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parent at common law）。若有關人士要取得法定「母親」的名份，仍須靠立法機關填補法律上的空缺。^[4]

公屋和居屋案
Nick Infinger和同性伴侶在加拿大結婚後，在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惟房委會指二人不符合申請指引中的「夫婦」定義，拒絕其申請。Infinger於2018年申請司法覆核，挑戰房委會的決定，認為有關情況違反了《基本法》及《人權法》，要求撤銷決定。

另外一宗司法覆核，吳翰林及李亦豪2017年在英國註冊結婚，二人為本港永久居民，吳於2018年以個人身份購入一個居屋單位，因本港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房委會拒絕承認李為吳的「家庭成員」，吳翰林於2019年提出司法覆核，指房委會的決定違反了《基本法》。該案原由吳翰林提出，期間吳去世，李亦豪取替其伴侶成為申請人延續案件。

高等法院原訟庭分別先後裁定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的配偶政策，歧視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實屬違憲及不合法，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房委會就上述兩案提出上訴，質疑有關決定不涉及《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所保障的平等權利，認為異性配偶及同性配偶並不適合比較。另外，「配偶政策」排除同性伴侶申請公屋等資格，以及拒絕同性配偶在毋須補地價的情況下成為居屋單位的聯名業主，屬於回歸前的公共房屋社會福利制度申請資格準則，規定只有異性夫婦有權提出該等申請，而且香港現時只認可異性婚姻，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是受到《基本法》第26條所保障。

上訴庭於2023年10月17日頒下判詞，駁回房委會的上訴，即維持原審裁定兩案中的同性伴侶勝訴的裁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鮑晏明及區慶祥頒佈判詞指，本案不牽涉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即使房委會批准同性伴侶申請公屋，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申請公屋的權利，只會影響異性夫婦輪候公屋的平均等候時間，但平均等候時間並非由《基本法》所保障，而是取決於在當時可用的單位數量和申請人數量。另外，涉案居屋配偶政策所牽涉的是同性伴侶原本已擁有的居屋單位，他們如申請同住或成為聯名業主，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可申請居屋單位的數目。^[5] 房委會於2023年11月初表示判決涉及重要法律原則，對房委會政策影響深遠，經仔細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至終審法院。^[6] （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7]

同性伴侶繼承遺產案
上文提及的男同性戀者吳翰林於2020年12月自殺離世，他於2019年曾入稟法院，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產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同性婚姻的做法，令他將來身故後，丈夫無法繼承單位，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要求法庭修正條例對「有效婚姻」、「配偶」、「丈夫」和「妻子」的定義。[8] 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20年9月裁定吳翰林勝訴，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有差別對待，而該差別待遇屬不合法，並構成性傾向歧視。政府就裁決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在2023年10月24日頒佈書面判詞，駁回政府上訴，下令政府支付對方訟費。^[9] 律政司於11月提出上訴。[10]（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11]

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北卡羅萊納大學法學院的人權法計劃，於2023年5月17日聯合發表一項有關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人近年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正在上升。研究團隊稱，他們在2013年作出的同類研究，當時只有38%受訪香港市民認為應該允許同性伴侶結婚，2017年的同類研究，則有50.4%受訪市民贊同同性婚姻。到了2023年，受訪的1,551名香港市民中，有60%支持同性婚姻，不支持同性婚姻的為17%，有23%持中立態度。研究亦發現，有85%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性伴侶應享有異性伴侶所擁有的部份權利，71%表示香港應制訂防止性傾向歧視的法例。^[12]

香港同樂運動會
2023年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簡稱同運會）已於11月3至11日舉行。[13]

小結
有同性戀者為了令本港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院的判決更指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此案進一步令公眾思考，香港是否應該推行「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制度。這種安排看似是可以避免實施同性婚姻的權宜之計，但實際上它與確立同性婚姻卻是一步之遙，回顧外國的經驗，幾乎所有訂立了民事結合制度的國家，最終亦會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有些同性戀者不只爭取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從公屋、居屋、遺產繼承，捐卵的女同志希望成為嬰兒父母的司法覆核案看來，他們將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多權利，而這些權利很可能包括同性伴侶領養孩子的權利，一男一女婚姻制度一旦瓦解，這對下一代有何影響？在更改現行婚姻制度前，社會應否同時將兒童權利也納入考慮的範圍？婚姻制度是否應保障孩子的自然權利，就是由親生父母養育的權利？這些問題都是在意圖改變一男一女婚姻制度前，值得社會各界人士慎重思考。

一個未成年的小童，他／她是否有能力作變性的決定？英國國民保健署（NHS）在3月12日公佈不會在常規的情況下為有意變性的兒童處方青春期阻斷劑，只會在臨床試驗或因應個別情況及依照醫生的評估才會開出有關藥物，修改政策的原因是有關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阻斷劑的安全性或臨床有效性，這個決定值得欣喜，因為他們正視了兒童的福祉。這個消息一出，有國家提出反對，更明言若阻止欲變性的兒童使用青春期阻斷劑會令他們長大後心理健康狀況惡化，更會面臨欺凌和自殺的問題。其實不少研究已經指出青春期阻斷劑會窒礙兒童的成長，損害他們的骨質密度，影響他們的發育，甚至可能導致終生不育及影響大腦的發展，令兒童的日常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在香港，雖然政府不會為欲變性的兒童打青春期阻斷劑，但隨著跨性別議題的情況日漸與外國相近，未來的走勢如何令人憂慮。就例如，香港雖然不承認同性婚姻，法庭有些判決卻支持為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提供一些只有婚姻中配偶才享有的福利和權利。此外，兩名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的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向入境處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記項被拒，在二人提出司法覆核後，終審法院去年2月裁定二人終極勝訴。將來，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的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可以進出男廁，因為其身份證顯示有關人士是男性的身份。

以法庭判決的邏輯及外國的情況來推測，將來香港會否出現一名具陰莖的生理男性，由於其身份證顯示為女性，而可以隨便進出女廁？這當然是未知之數，但在容許以自我聲明方式更改性別的國家，這類情況的出現已不是新事。政府必須謹慎處理因一連串有關跨性別議題的判決所帶來嚴重的後果，要努力捍衛兒童、每一位市民的整體福祉及家庭的核心價值。

參考資料：Richardson, Valerie. “U.K. rejects puberty blockers for children over concerns about safety, benefits.” The Washington Times.” Last modified March 12, 2024.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4/mar/12/uk-rejects-puberty-blockers-children-over-concerns/.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4年2月15日，希臘議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希臘成為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東正教國家。早前，教會方面曾提出反對聲音，高級主教神聖會議向所有立法者發出了信函，表達其反對意見。該國所有東正教教堂在週日崇拜期間曾宣讀了一份差不多內容的通告，此外，宗教團體早已為此舉辦公開的抗議活動。教會認為同性婚姻是對傳統家庭模式的威脅，並且認為支持傳統家庭模式可以幫助解決許多歐洲國家出生率下降的問題。[1]

2021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有一名母親為其七年級的女兒A.C.入稟法院，這個女孩是一名女跨男跨性別人士，由於學區不容許女孩使用男性浴室，她的母親向馬丁斯維爾大都會學區和學校校長提起訴訟，尋求未具體說明的金錢賠償，並要求法院下令允許她女兒使用男性浴室。2022 年，美國地區法官Tanya Pratt 做出了有利於A.C.的裁決，命令學校允許根據學生的性別認同使用浴室，學校提出上訴，第七巡迴法院維持了Pratt的裁決，學校在2023年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2024年1月16日，最高法院拒絕聆聽學校方面的陳述，駁回其上訴。[2]

2024年1月10日，美國俄亥俄州眾議院投票推翻了州長Mike DeWine對一項法案的否決，該法案禁止對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治療，包括荷爾蒙療法和青春期阻斷劑的治療。該州的參議院會再就是否推翻州長的決定進行投票，如果州長的決定再被推翻，法案未來將會生效。[3]

美國俄亥俄州眾議院以共和黨議員佔多數，2024年1月18日，一名跨性別候選人獲准參加競選眾議院議員，之前其認證受到質疑，原因是在資格請願書上省略了該候選人以前的名字。[4]

2024年1月11日，聯邦上訴法院裁定，美國阿拉巴馬州可以立即開始執行一項禁令，禁止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來治療19歲以下的跨性別者，2022年有地區法院曾頒佈初步的禁制令，一度令有關法例無法執行，這次上訴法院批准該州請求，阻止執行初步禁制令，令法例能生效。有關法例言明，向未滿19歲的人士開出確認性別的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可令醫生被判10年監禁。[5]

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地方法官Roy Altman在2023年11月裁定，州政府的官員有權執行2021年的一項法例，該法例禁止跨性別女孩和婦女參加公立學校球隊，並指出球隊是為出生時便是女性的學生運動員而設，但允許家人提交投訴。

Monarch高中的一名10年級男跨女跨性別學生，過去兩個賽季中參加了33場比賽，他在2023年11月離開女子排球隊。這名學生小學前就認定自己是女性，從二年級起就一直使用女孩的名字。11歲時，他開始服用睪固酮阻斷劑，13歲時開始服用雌激素，青春期開始時便以女性身份生活。她的出生證明文件上的性別也改變了。他被排球隊開除，導致該校數百名學生走出教室抗議。此名跨性別學生的家人入稟法院提訴，挑戰禁止跨性別女生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法例，2014年1月11日，他們將南佛羅裡達州的一個學區加入，列為訴訟中的被告。[6]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者在2013年批准了一項禁令，禁止對18歲以下人士進行賀爾蒙治療、變性手術或青春期阻斷藥物等，並推翻了時任州長John Bel Edwards的否決，令禁令在2024年1月1日生效，這使路易斯安那州成為美國22個州之一，禁止或限制此類跨性別治療。2024年1月8日，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倡議者宣佈提起訴訟，以阻止這項禁令的執行。[7]

Ruth Schmidt在2017年入讀美國Fuller神學院，當時她以學生身份簽署了信仰聲明——禁止承認同性婚姻，有關信仰聲明一般只需簽署一次。然而，對於Fuller神學院聘用的高級員工來說，每年都必須簽署有關的信仰聲明。最近，她受聘於該神學院，擔任Fuller Brehm中心的高級主任，於是學院要求她重簽有關信仰聲明，但幾年時間過去，她的觀點改變了，她拒絕再次簽署信仰聲明，她在2024年1月，被神學院解僱。[8]

2024年1月25日，美國一群跨性別退伍軍人提出訴訟，要求退伍軍人事務部支付確認性別手術的費用。不過，有關部門的發言人，在2月26日對外表示，在仔細研究擴展福利帶來的影響前，該部門暫時不會將性別確認手術納入退伍軍人的福利之內。[9]

著名男跨女跨性別活躍份子Cecilia Gentili的喪禮彌撒，在2024年2月於美國紐約曼克頓的St. Patrick大教堂舉行，喪禮估計有超過1,000名參加者出席，包括跨性別者、其朋友及支持者，他們在期間高呼他的名字、鼓掌、唱歌，並讚揚他在該市的LGBTQ+社群中具備領導者地位。在一篇悼詞中，Gentili更被稱為「聖塞西莉亞，所有妓女之母」。[10]

喪禮惹來羅馬天主教紐約總教區的不滿並發佈新聞稿，Enrique Salvo神父在新聞稿中指責：「感謝這麼多人讓我們知道，對於本週初在St. Patrick大教堂舉行的喪禮期間出現了可恥的行為，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感到憤怒。大教堂只知道家人和朋友要求為一位天主教徒舉行喪禮彌撒，卻不知道我們的支持和祈禱會被人以褻瀆和欺騙的方式貶低。『美國教區教堂』發生這樣的醜聞，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它發生在四旬齋期開始之際，它是一年一度與罪惡和黑暗勢力鬥爭的40天，這是一個有力的提醒，我們多麼需要祈禱、補償、悔改、恩典和憐憫，而這個神聖的季節邀請我們這樣做。」[11]

Gentili的家人卻否認欺騙教會，並表示這次聚會「給大教堂帶來了寶貴的生命力和徹底的歡樂，歷史性地挑戰到教會的虛偽和她的反跨性別仇恨。」

2024年2月15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維珍尼亞分部對維珍尼亞州教育部提出兩項訴訟，要求法院推翻由共和黨州長Glenn Youngkin政府提出，關於跨性別學生待遇的政策，有關政策一旦被推翻，學區便不需要跟從。在Youngkin政策推出前，之前執政的民主黨州政府推動多項便利跨性別學生措施，但Youngkin的政策改變了有關安排，這些政策包括：允許教師和學生使用依照跨性別學生出生時性別的姓名或代名詞來稱呼他們，以及呼籲學校的運動隊，按照學生的出生時性別來組織隊伍，這意味著男跨女的跨性別學生將無法參加女子運動隊。

在維珍尼亞州面臨法律訴訟之際，已有至少10個由共和黨執政的州份在早前推出了一些新法例，限制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的學生，使用與原生定性別不符的名字或代名詞。[12]

美國的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屬下的違規委員會是一個志願組織，負責處理成員學校的違規事件及罰則，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William Bock因NCAA讓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的相關政策在2024年2月9日辭職。Bock向傳媒表示，NCAA允許跨性別運動員與女性比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NCAA 拒絕就Bock辭職一事發表意見。[13]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或會再次參選美國總統選舉，在2024年2月，他出席競選相關的活動時，多次非議跨性別者，並提到LGBTQ+倡導者所使用關於性別認同的語言是錯誤及有害的。共和黨的其他成員亦攻擊讓跨性別者參與女子體育運動項目的安排，並提議在全國範圍內禁止對跨性別未成年人進行性別確認治療。[14]

Chris Mannix撰寫了一篇有關跨性別拳擊的文章，內容重點關注美國拳擊協會2023年12月底宣佈的新變性政策——由2024年起，容許男跨女跨性別拳手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參加女子組別的賽事，有關條件包括宣佈自己的新性別身份、完成變性手術和定期進行荷爾蒙測試。這篇文章原本會在2024年3月份《運動畫刊》月報中刊出，卻被該雜誌的出版社臨時抽起。[15]

來自英國的社工Rachel Meade因著於2020年在facebook上分享有關她對性別信念的帖子而被投訴，2021年她被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警告，指她的「不當行為損害了她的執業資格」，她更被她的僱主西敏市議會停職。她其後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訴。Meade相信性別是不可改變，亦不能被性別認同所混淆。在2024年1月審裁處的判決中，她獲判勝訴，審裁處指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因她的個人信念對她作出歧視，而她的信念是受到《2010年平等法案》保護的，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Meade可進一步向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索償，而金額則會在稍後的聆訊中決定。[16]

在2024年1月網上有報道指，世界衛生組織要告訴各國，「當務之急」是「抵制保守反對派」並「制定進步的法例」，而它的計劃是推出指引，使跨性別者在全球各地可以「正常地」注射性別荷爾蒙。[17]

西班牙藝術家Salustiano García Cruz創作的畫作名為「耶穌」，它將成為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於受難週期間的官方海報，但Cruz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及肌肉發達的耶穌，身上纏著一塊腰布。這幅畫作與常見受苦及血淋淋的耶穌畫像截然不同，因而引起爭議及被人批評當中的「耶穌」傾向女性化，以及將耶穌性化了，截至2024年2月，Change.org這個請願平台已經收到14,000個簽名，要求這幅畫作不可用作代表「基督教價值觀」，以及將它撤換。[18]

本地

現行房委會的公屋和居屋計劃，並不承認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而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亦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先後有男同志Nick Infinger、已離世的吳翰林（Edgar）與其伴侶李亦豪（Henry）入稟司法覆核，尋求推翻房委會的決定，以及挑戰本港的遺產繼承法例。高院原訟庭在三宗案件中，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房委會和律政司不服上訴，全部遭上訴庭駁回。政府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三宗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出三案的終極上訴許可。[19]

（資料截至2024年2月26日）

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精明的人會常作準備；人勞碌一生，總有一天會在職場上退下來，那時在時間分配上會一下子改變，與在職時截然不同。除了預備足夠的退休預算和生活費之外，我們應當如何及早為退休作準備，好讓自己不只是「過日子」，而是能夠好好地迎接退休後的日子？

日常生活融合體能活動
人愈成熟就愈明白健康的身體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壯健的身體恍如火車頭一樣，強而有力的帶動著生活的一切。既然沒有人能逃得過身體自然衰弱的變化，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鍛鍊身體。若已經有喜歡的運動，當然是好事；若未有運動的習慣則愈早建立愈好，大家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體能活動，例如站著聽電話、午飯後外出散步、以行樓梯代替坐電梯。所謂欲速則不達，鍛鍊身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量力而為。畢竟久經時日的身體和年輕的身體在護理上有所不同，不能操之過急。

除了需要關注身體健康外，也需要關注心靈健康。不少先進地區人口所面對的是長者孤獨的問題，例如香港、台灣和日本都關注長者的孤獨情況，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23年宣佈，孤獨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全球健康危機。[1] 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期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透過調查問卷了解162位基層長者戶的需要，結果顯示受訪長者孤獨量表得分高達9.2分，根據量表準則，得分超過8分即被視為嚴重程度的孤獨感，此外，他們當中有部份長者更有情緒困擾狀況。[2] 如此看來，若想好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實在需要及早思量如何持續地讓自己與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建立個人興趣
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忙，隨著時間過去也令熟悉的關係漸漸流走，包括學生時代的同學、職場上的同事、伙伴；同時成年人也較難認識新朋友，展開新的人際關係，可能因為大家已習慣自己解決問題，隱藏自己的情感，慢慢地變成了非常獨立的大人。這是否意味著年長的人便要鬱悶地過日子？當然不是。成年人對友誼的需求或會隨著年日有所改變，但事實上人都渴望和別人保持一定的互動。享受獨處的人不妨盡早建立個人興趣，例如釣魚、書法、剪紙等，就能有所寄託、享受專屬自己的時光。若能在興趣中找到志同道合者，大家共度一些時間又或合作完成一些任務，例如跳社交舞、下棋、排練戲劇等，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這樣我們既能專注於自己的感受，細味著獨處的快樂，也能透過興趣與人交往、分享樂趣，兩者對於保持心靈健康都同樣重要。

建立伙伴群體
成年人不妨作好心理準備，曾以為密不可分的親情、友情，也可能因情誼變淡、生老病死而生變，現有的社交圈子可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收窄。若要與人保持聯繫，既要學會珍惜當下的朋友，同時也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接受新的人和新的經歷，簡單如問候數句、甚至一起吃飯，也是與人連結的機會。年齡、背景和興趣的差異不應成為連結的障礙，而應視為豐富和擴展視野的機會。有時成年人的心裡有種莫名的自尊感，視需要他人陪伴為軟弱的表現，可能因此難以主動地邀約其他人。如果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或義工服務，便能為社會貢獻昔日寶貴的人生經驗；同時，參加者亦能自然地互相交流，一起度過快樂的活動時間。

不少為人父母者或會認為自己已一把年紀，與其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自己身上，倒不如把資源都留給子女，這是常見但並不全面的想法。若把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看為一個餅，當我們為家庭、為職場等奮力向前時，請預留一份資源給自己，不然人真的會因為感到自己愈老，就愈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長期處於生理和心理上營養不足的狀態，甚至慢慢孤獨地死掉。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是寶貴的，值得我們增值、善待自己，盡早為自己積極規劃晚年的生活，真心愛你的人也會為你感到欣慰。

長者面對關係性貧窮的難題

孤獨死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在南韓，保健福祉部在2023年發佈的調查顯示，2017年至2021年期間，共發生了15,000宗孤獨死案例，近五年呈現8.8%的平均增長率。[3] 在日本，國勢調查數字曾顯示日本每年有高達27,000人孤獨死，他們最少死去兩天都沒有人發現，他們沒有人送終，孤獨地死去。[4] 有學者就指出關係性貧困是導致人在死後無法即時被人發現的主因。他指出，將日本社會狀況與其他國家比較，在人際關係模式上，日本長者會將配偶視為心靈支柱的比例最高，也會透過與鄰居互動或在物資交流上保持與人聯繫，但有可諮詢親近朋友的比例則較低。[5] 除了親人，朋友也是支援人心靈的重要群體，交朋結友實在可以讓人健康地活下去。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
（The Why Axis: Hidden 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
作者：葛尼奇（Uri Gneezy）、李斯特（John A. List）
譯者：齊若蘭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年份：2015年

家長老是不能準時到幼稚園接走自己的孩子，校方遂決定只要家長每次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交一筆小額罰款，結果奏效嗎？情況只是變得更糟，以前家長會出盡辦法趕到幼稚園，甚至為遲到歉疚，但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往幼兒園，甚至視那筆小額罰款為託兒費，新政策只令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的兩位作者同為經濟學者，他們以現場實驗觀察人在自然環境下的真實行為反應。透過書中大大小小的實驗，讀者可以上一堂經濟行為學課，學習誘因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

遲到的家長為何不再歉疚？因為遲到既然「有價」，金錢便能消除人的「罪惡感」。在遲到與金錢沒有掛鈎之前，家長和幼兒園存在著一種默契，家長準時接孩子，這是「對的事情」。但罰款政策打破了這種「協議」，遲到變成了一項明碼實價的商品，既是商品，價錢又不高，家長何需趕去學校接孩子？

不少人試圖運用誘因，如以獎金或罰款去改變他人，但作者提醒讀者，如果採取的誘因牽涉金錢，最好要關注細節，因為誘因會改變人們對關係的觀感。制定之人如果看不出政策帶有負面誘因，結果可能得不償失。例如用金錢作為誘因，未必可以讓人盡力為慈善機構籌款。作者在實驗中，把將出去籌款的學生分為三組：第一組學生不會獲得金錢回報，只知道善款對慈善團體的重要；第二組除了知道善款重要，也會獲得獎金，它相當於他們籌得款項的1%；第三組同樣有獎金，不過是10%。結果是第一組籌得最多善款，其次是第三組，最後是第二組，證明1%的獎金「不足以成為行善的內在誘因」，反而「排擠掉更高層次的動機」。

作者奉勸若必須使用誘因，可以把誘因想成價格，要不就完全不設獎金或罰款，要不就乾脆把金額提高。他們在一些實驗中運用金錢作為誘因，鼓勵幾乎輟學的學生改善成績，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也通過真人實驗，教導讀者明白並非任何事都可以用價格來評估，因為錢不見得萬能，拿別人重視的東西作為獎賞，往往比鈔票更能激勵人心。

若有公司的決策人常以金錢作為誘因去獎勵或懲罰員工，可能要思考這些方法能否對症下藥。此外，營造競爭環境又能否成為有效的誘因以提升效能？書中提及的實驗證明這招對母系社會印度卡西族的女性有效，但對以男性主導社會中的女性則不然，因為相對男性，女性一般好勝心不強，不管在以色列的理工學院，還是在坦桑尼亞的馬賽族。

誘因，不一定與金錢有關；誘因，也可以因人而異。

假如有一款限量版的名牌手袋，價格節節上升，短短的時間，價錢竟然翻了好幾十倍，甚至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能力購買，普羅大眾都高不可攀，或許有不少女士會因而抱怨手袋太貴，但相信社會上應該沒有人會為此譴責製造商有違道德倫理，畢竟，名牌手袋屬於奢侈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天價的產品只留待有消費力的人士購買，這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但如果短時間內價格暴升的不是名牌手袋，而是拯救生命的藥物呢？我們是否應當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這一套理論，完全套用到醫藥產品上？換一個角度思考，即使藥商用了一些「正當的手法」推高藥物的價錢，卻令到不少患者因為無法購買藥物而病情加重，甚至提前離世，這種事又是否合情合理？

Daraprim，一個用於預防及醫治瘧疾的藥物品牌名稱，其主成份為pyrimethamine，這藥也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症，對於在遺傳上免疫力弱的人、HIV感染者、胚胎及新生嬰兒等，感染弓形蟲疾病的情況會較嚴重，[1] 有時，Daraprim亦會與其他藥物搭配，用作長期治療HIV感染者的等孢子蟲病（cystoisosporiasis）。[2] 一粒Daraprim的價格原本是13.5美元，13.5美元是一般人可以承擔得起的價錢，直至2015年，Martin Shkreli收購了Daraprim的專利權，13.5美元的價錢自此一去不復返，Shkreli令原本13.5美元的藥物一夜之間暴升至750美元，升幅為55.6倍之多。身為圖靈製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的創辦人及前首席執行官，Shkreli表示這是資本主義起的作用，而保險可以確保有需要的人會得到Daraprim。[3]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Shkreli被問到：「如果你能把時鐘倒回幾個月前，我想知道你的做法會否有所不同？」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可能會把價格抬得更高。」對他而言，醫療保健價格是無彈性的（inelastic），[4] 他可以提高價格，並為他的股東製造更多的利潤，因為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體系及資本主義的規則中，他的投資者希望他可以賺取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利潤。Shkreli的「賺錢大計」迎來大批市民抗議，有人更高舉紙牌寫著：「藥丸的價值只是幾分錢，為貪心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低成本藥物拯救生命」等，很快，Shkreil被稱為「全美最討厭的人」。[5]

Shkreli為了賺錢，把無彈性需求的藥物價格抬高，這類事情在醫藥界並不是單一事件。瑞士的製藥公司Novartis及Roche、美國的Pfizer及Johnson & Johnson不斷收購競爭對手，法國的Sanofi亦收購了不少製藥實驗室，目的只是為了在全球市場上分到更大份的餅。[6]

2005年之前，老年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無藥可醫的疾病，很多患者因此而失明。Avastin是一款可以阻止血管為腫瘤供血的藥物，[7] 在2005年美國的眼科醫生更開始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眼疾，Avastin可以延遲視力喪失，因為其主要成份bevacizumab可以阻止眼睛後部異常血管的增生，還可以阻止液體從這些血管滲出，液體滲出會導致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和糖尿病眼疾，令患者喪失視力。[8]

Avastin效力驚人，價錢亦相當合理，不少病人因此接受Avastin的療程。其後，另一款藥物Lucentis在市場出現，研究顯示Lucentis的效用與Avastin一樣，[9] 只是，以法國為例，Lucentis的價錢比Avastin貴上30倍。Avastin及Lucentis均由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研製，Roche藥廠在2009年便擁有Genentech 100%的股權，Novartis藥廠則負責在歐洲等地區銷售Lucentis，這三間公司同時都能從Lucentis的銷售中獲利，它們自然希望醫生選擇Lucentis多於Avastin，因為前者的價錢更高，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更多利潤。

在2008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間，Novartis藥廠在醫療保健行業的持份者面前詆毀Avastin，誇大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風險，並堅稱Lucentis的安全性和耐受性。Novartis雖然有向醫療持份者提出了兩種藥物之間的客觀差異，但對當時有關藥物的科學研究卻進行了選擇性和帶有偏見的詮釋。另外，由於Avastin在市場推出時，清晰指明藥物是用於治療腫瘤，而非眼疾，Novartis在介紹藥物時亦刻意強調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責任問題。在此期間，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三間公司就使用Avastin治療AMD引發的風險向公共和衛生部門發表了誤導性言論，它們推遲了衛生部門要求對Avastin的研究，又詳盡闡述危言聳聽的言論，提到如果官方正式推薦使用Avastin治療AMD，可能引發健康風險。[10]

在美國，藥廠提高藥物的價錢，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涉事的藥物有胰島素、腎上腺素、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藥物。或許瘋狂加價的背後，與當地的保險制度有關，[11] 又或是藥廠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研，但事實上，被加價的藥物並不是甚麼新藥，而是現有藥物，包括在1923年走進世界的胰島素，[12] 藥品價格不再反映研究的實際成本，而是反映了少數大公司的財政實力，它們能否在市場上爭奪到不成比例的利潤。[13]

當藥廠以賺錢為首要目的，自然會把藥物當成其他商品，誰出得起錢，誰便可以「享用」。問題是，藥物真的如限量版手袋一樣？當Daraprim變得昂貴，醫院被迫轉換「可能不具有相同療效的替代療法」。[14] 「替代療法」並不是理想的做法，近年台灣遇上最嚴重的缺藥潮，有醫生被問及能否用替代藥物解決欠缺藥物問題，她表示即使成份一樣的藥物，病人對於不同藥廠製造出來的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病人甚至會覺得藥物無效，因此不是找到成份相同的藥物便能解決問題。[15] 藥物與名牌手袋不同，後者僅提高個人的身份地位，前者延長的可是生命。研發胰島素的醫生Frederick Banting深知藥物不是商品，他認為醫生如研發出拯救生命的東西卻只考慮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他的名言是「胰島素不屬於我，它屬於世界」，因此他拒絕用以個人名義獲取胰島素的專利權，並把它給予與他共同研發胰島素的James Collip和Charles Best，二人亦僅以一美元的價格將胰島素的專利權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的是希望每個需要藥物的人都能夠負擔得起。[16]

前人雖有良好的意願，可惜未能如願。2016年，美國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月需支付450元美元以接受胰島素注射，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患者比較好，因為州政府干預了藥物的價格。[17] 一個病人每月大概需要兩至三瓶胰島素，到了2021年，一小瓶胰島素的價格已介乎175至300美元之間。[18] 在加拿大，若沒有參加國家和公共管理的藥物保健計劃，病人亦需以高昂的價錢來購買胰島素。[19]

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結果便是病人減少注射胰島素的次數，這情況亦出現在其他關鍵性藥物上，病人因無力負擔而減少用藥，換來的便是病人「死非其時」。[20] 這裡並非主張每間藥廠都必須與Banting等人一樣抱著濟世為懷的心情去製藥，畢竟，製藥真的需要科研及營運經費，工作才能繼續下去，但如果這些大藥廠只用賺錢及服務股東的心態去經營，只求牟取暴利而罔顧他人死活，相信這絕不是人們樂見的事情。

即使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如何植根人們的腦袋，絕大部份人的心裡都接受不到單單用錢去處理「生命攸關」的事情。當人們聽到Shkreli在2018年因兩項證券欺詐罪和一項串謀證券欺詐罪被判監七年，並在地區法官的命令下歸還Daraprim價格上漲帶來的6,460萬美元利潤，以及終身被禁止進入製藥業的消息，[21] 又或是得知法國競爭管理局在2020年9月判處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這三間公司4億歐元罰款，相信都會感到痛快。[22]

神創造了人的生命，也讓人擁有良知，當有一個制度走到極端並且令人受苦，自然會受人質疑。借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說的話：「人類有尊嚴也值得受尊重，並不是用來獲利的工具，也不是供使用的物品。」「過去三十年來所發生最致命的變化，[23] 並不是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它們所屬的生活領域中。」[24]

除了救命的藥物，還有甚麼是不能以市場價值來衡量？值得我們思考。

《這輩子，只能這樣嗎？：你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Your Own Worst Enemy: Breaking the Habit of Adult Underachievement）
作者：肯尼斯．克利斯汀（Kenneth W. Christian）
譯者：連映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早安財經文化
出版年份：2017年

你是低成就的高潛質族群之一嗎？所謂「低成就的高潛質族群」（Self-limiting High Potential Persons, SLHPPs），便是那些明明有天賦、才華的人，卻在各方面去限制自己。自我設限的後果便是沒有做好「自己可以做得好的事」。簡單而言，SLHPPs「總是一再重複自我挫敗的做事方式」，最後讓自己一事無成。具體來說，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有能力，但機會在前，卻很少採取行動；有的卻反覆猶豫，不敢投入；有的更在情緒上出現退縮、懶惰、缺乏雄心等消極行為。對於有上述表現的人士，《這輩子，只能這樣嗎？》的作者稱他們為「漂流者」。

其他SLHPPs的特性有：未覺察到自己具備才能的「沉睡者」；掙扎於多個願望的「進退兩難者」；害怕失敗的「絕不冒險者」；逃離持之以恆、承諾、投入和認真等價值觀的「拖延者」；阻擋被賦予要求和期望，避免自己筋疲力盡或壓力過大的「功虧一簣者」；自己訂下幾乎無法達成的超高標準，卻又很少奮戰的「自我懷疑／自我打擊者」；傾向運用人際關係代替付出努力的「表面功夫者」；因挑戰太多不必要冒險，限制了本身成就的「超級冒險者」；奮力抗爭、拒絕服從的「反抗者」；總覺得他人的誤解、嫉妒和無能，令自己得不到賞識的「懷才不遇者」；凡事力求完美、不肯屈居第二，絕不消耗精力在平凡目標上的「寧缺勿濫者」。

本書的作者提到：「成就是不斷努力累積的結果，雖然中途偶爾會有靈光閃現的神奇時刻，但整體來說，就是毅力的累積，無論踏入任何階段，無疑都需要冒險」。可惜，SLHPPs便是不想努力，作者點出他們出於害怕失敗，而不願意去冒險。當人一開始便逃避，結局必然是限制了自己的人生。

SLHPPs可以突破自限，擺脫低成就嗎？作者相信是可以的，本身是心理學家的他，確實幫助過不少SLHPPs發揮才能，助他們尋回夢想。作者沒有花大量時間與SLHPPs進行心理治療，只是教導當事人進行一些實際可行的任務，例如改變說話模式，對於要做的事情，不再用上「可能」、「也許」、或「我會試試看」等這些不確定的說法。作者為SLHPPs設計的任務，便是幫助他們培養完成任何任務的技巧：包括組織秩序的技巧；培養耐心的技巧；不論是工作還是乏味的瑣事，都投注心力的技巧；建立堅持、不屈、言行一致的技巧；貫徹和維持的技巧；完成的技巧；不斷重複的技巧。

事實上，SLHPPs無法瞬間轉變，但仍能從改變日常的習慣開始，簡單如「校鬧鐘」讓自己不再睡過頭，只要持之以恆，他們必能看見成果。

如果你是SLHPPs一族，不再甘心處於低成就，只要立心改變，採取行動，任何時候都不會太遲。

當大家還在戲言香港已經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遺址」，誰不知香港真的有一個新「遺址」要成立了！政府最近公佈，因要建設新的「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計劃搬走位於尖沙咀的香港科學館，將其遷到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並進行擴建，而文化博物館（英文名稱正正是Heritage Museum）就真的成為「遺址」（heritage），面臨被殺館的命運……究竟博物館是不是可以「話搬就搬」？其他地方有試過這樣搬博物館的例子嗎？

依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的定義，博物館是指以「永久設立」為目的，以服務社會及其自身發展為方向，以獲取、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的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及環境，它向公眾開放，以達成博物館教育、學習與娛樂等目標的機構。[1] 參考其他的資料，博物館還能「使人們探索其藏品，以追求靈感、學習與享受。這些機構蒐藏、維護文物和標本，並使它們能讓公眾所運用，因此博物館受社會的付託，保存這些物件。」[2] 而本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主要博物館，均是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成員，而該會將每年的5月18日定為國際博物館日，2023年的主題正是「博物館、永續性與健康福祉（Museums,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3] 可是當它碰上香港文化博物館遭「殺館」，這個完善新香港的計劃，實在不無諷刺！

論到博物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00年，由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業者之一，埃及統治者托勒密一世於亞歷山大港設立的The Mouseion of Alexandria，當中除了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也收藏了亞歷山大大帝在歐洲、亞洲及非洲等地征戰得到的珍品。而博物館的英文「Museum」，其實就是源於希臘語「Μουσεῖον」，其意思是獻給幾位繆斯的廟宇。

早期的博物館始於富裕的個人、家庭或藝術機構為了收藏私人珍藏品而設立，及至在17至18世紀的啟蒙時代，世界第一批公共博物館於歐洲應運而生。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公共博物館，是法國巴黎羅浮宮，它於1793年法國大革命後正式對外開放，當時的革命政府為了讓法國每一位國民，自由地看到前法國王室的珍藏，而將此館對外開放。而另一間大型藝術博物館則是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隱士廬博物館，它於1764年由凱薩琳大帝設立，自1852年起便對公眾開放。而大家熟悉的倫敦大英博物館，成立於1753年，並在1759年向公眾開放；而在倫敦塔的皇家軍械庫則是英國其中一所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它於1660年向公眾開放。經過年月發展，除了藏品之外，這些博物館本身，其建立與承傳，也成為了歷史經典。

另一方面，很多專題性博物館，其實是以「就地取材」的方式設立。例如位於德國西部埃森的「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UNESCO-Welterbe Zollverein），它標誌著過去150多年工業的興衰，亦曾被視為歐洲最現代的煤礦和煉焦場，它在1993年6月30日才停止運作，但因其對歐洲，以致世界能源工業的重要性，於2001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世界遺產。現在該館除了工業博覽，更改建成為社區會議中心和市民消暑（直接將原來的工業煤灰湖改作歷奇水上活動中心）優閑、旅遊勝地。另外的例子就是各地的鐵路博物館和汽車博物館，很多都是將原來的火車維修廠（如日本京都鐵道博物館）和舊車廠（由德國的平治、寶馬、保時捷、福斯車廠，到意大利的法拉利，甚或大家熟悉的日本豐田、日產、鈴木等車廠博物館，比比皆是）改建而來，通通都不是「話搬就搬」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康文署，現時管理著15間博物館及兩個文化空間，各有不同重點和主題，它們主要涵蓋藝術、歷史和科學三大範疇。然而，香港政府建設博物館的方式，卻是與世界反其道而行。在2023年12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希望成立一間關於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因為希望該博物館能有更大空間涵蓋不同內容，縮短籌建時間，也想將之設在交通便捷的市中心，所以政府打算利用香港科學館現址擴建作為新館址，而香港科學館就會「重置」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現址。然而這些「搬來搬去」的重點，卻是變相將香港文化博物館「殺館」：文化博物館將不再獨立設館，現有藏品將在其他博物館重新整合和重置……消息一出，引起文化界的譁然，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後來「解畫」：指方案僅屬初步構想，又反駁「殺館」說法，但同時指正計劃設立特定展館，並將文化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內容遷出，例如粵劇文物館的內容歸到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館、金庸館移至流行文化館、徐展堂中國藝術館遷至藝術館等。[4]

一說到要將香港科學館搬遷，筆者第一樣想到的，就是怎樣才能將科學館的皇牌展品：高22米，貫穿四層展覽場地的能量穿梭機和前國泰DC-3民航機，搬到以「北京四合院」為建築形式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建築中？然而就算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建築風格不配合也是個問題，文化博物館本是為探討本地流行文化、創意設計、地區生活、新界傳統與粵劇而設立，並提供藏館，當中包括了多個香港經典的展覽：由遊客必到的李小龍專題展覽，與武俠經典金庸館，到代表著香港流行文化的羅文、張國榮、梅艷芳等專題展覽，成為了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當中較少討論的是，一旦「殺館」其實是對藏品捐贈者的不尊重。李小龍先生家屬其實曾長期計劃在香港建立藏館，但多年來一直找不到，甚至在年前，連李小龍故居也保不住而被拆卸；幸好香港文化博物館後來能設立李小龍主題展覽，才能為這位世界級武打巨星提供一個像樣的地方展示其相關物品。而金庸先生和趙少昂教授，更是因相信政府能做好文化博物館，能好好保存文化，所以才慷慨地捐出自己珍藏（當中趙教授家人更是將他生前的書房，原裝捐贈，後於文化博物館原樣重置）。香港武俠電影、小說和嶺南派畫作的殿堂級人物，都不約而同相信香港文化博物館是會好好保存他們的心血，如今政府在未有任何妥善保存的計劃便預告「殺館」，令人感到政府對香港文化毫不尊重。

在這裡，我們要理解，一個「巨星偉人」就算有多偉大，其實都有其時限性。畢竟花無百日紅，由筆者叔父輩流行的歌星，或粵劇戲曲歷史人物，到金庸，李小龍，張國榮，梅艷芳，羅文等等的一代文人和天皇巨星，有一天都會變成「史前」人物（就算換成是今天的流行組合MIRROR、ERROR，其實都會有被人遺忘的一天）。而這就格外顯得「文化博物」的重要：有了交錯於時空限制，能共冶一爐的文化博物館，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對於傳承歷代的文化，實在很重要。因此甚至有人認為，殺館是帶有消滅香港文化的「政治任務」，令人有此憂慮，實在可悲。[5]

很多人喜歡引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汲取任何教訓。」但當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折點，其實更應學習英國歷史學者卡爾的教誨：「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終止的對話。」歷史，不應只為勝利者書寫，更不應是人們永遠學不到的教訓。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終止的對話，更應由親歷其境者去守護和傳承。

願我們都能將文化與博物活化，而不是「遺產」化。

*編者按，最新消息，政府有意保留香港文化博物館。[6]

參考書目：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Edward Hallett Carr and Richard J. Evans. What is History? 2^n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3年11月8日，梵蒂岡以葡萄牙語撰寫聲明，以回應一位巴西主教向梵蒂岡詢問教會對跨性別者的立場，聲明表示跨性別者包括那些接受過荷爾蒙替代療法或變性手術的人，他們可以「在與其他信徒相同的條件下」接受洗禮、成為教父母及擔任教堂婚禮的見證人，但前提是在信徒中不會「引起公眾醜聞或在忠誠上有迷失的風險」，但該項聲明並未清楚說明公開醜聞涉及甚麼事情。有關聲明沒有提供具體細節，一切還是取決於教牧以謹慎的態度去回應，並澄清在教會眼中「這樣的職能並不構成權利」。[1]

梵蒂岡在2023年12月18日宣佈，教宗方濟各正式批准，讓天主教神父祝福同性伴侶，這是政策的徹底轉變，使教會更具「包容性」，但天主教教會仍維持對同性婚姻的嚴格禁令。有關文件重申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終生結合，強調對同性伴侶的祝福不得與任何特定的天主教慶祝活動或宗教儀式掛鈎，也不應作為授予民事結合的儀式。而且，有關的祝福不能成為特定的儀式，甚至不能涉及婚禮中應有的服裝和象徵性的行動。[2]

2023年11月上半旬，在英國倫敦舉行了聖公會主教會議，投票贊成了一項由牛津主教Steven Croft提出的修正案，Croft動議以「愛與信仰的祈禱」文本為同性伴侶祈禱。「愛與信仰的祈禱」包含了集合了一系列祈禱、閱讀和其他資源，透過有關內容為彼此相愛的同性伴侶祈禱，也讓希望在上帝面前憑著信心感謝並標記這種愛的同性伴侶，透過有關內容去祈禱。在10月份時，其實主教院已大致同意在一些現有的教會服侍中使用「愛與信仰的祈禱」。總主教會議同意Croft的動議，代表聖公會很快在試行的基礎上推出為同性伴侶祈求上帝保守的特殊祈禱和奉獻儀式。[3]

繼游泳、單車、田徑、橄欖球的國際或部份國家內的賽事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以後，國際板球理事會亦在2023年11月21日宣佈，依據該會新的規定，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將不符合參加國際女子板球比賽的資格。[4]

2023年10月27日，聯邦上訴法院小組似乎會允許美國西維珍尼亞州的一名跨性別中學生參加女子田徑比賽，這名男跨女人士名為Pepper-Jackson，為一名八年級生（大概相當於香港的中二），儘管州法例試圖禁止跨性別女學生參與公立學校的女子運動隊。2023年2月，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維持了曾一度發出的臨時禁令，阻止法例實施，這令Pepper-Jackson可以繼續參加女子組賽事，州政府亦曾在這宗案件審訊期間，要求最高法院解除臨時禁令，但在4月時遭法院拒絕。代表Pepper-Jackson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及機構Lambda Legal，認為州法例禁止跨性別學生加女子組賽事屬歧視行為，亦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仍在審理這宗案件。媒體推測，這宗案件很有可能將由最高法院作最終裁決。[5]

美國佛蒙特州基督教學校Mid Vermont Christian School of Quechee放棄了參加2023年2月21日女子籃球比賽，稱對手隊伍的跨性別球員危及了「比賽的公平性和我們球員的安全」。負責管理學校體育和活動的組織、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執行委員會在3月時裁定，Mid Vermont Christian School違反了該委員會關於種族、性別和殘疾意識的政策，因此沒有資格參加未來的錦標賽，該校在11月21日向聯邦法院提出訴訟，稱佛蒙特州教育局拒絕讓該基督教學校及其學生參與州級別的教育活動及運動聯盟，是對學校構成宗教歧視。[6]

2023年11月1日，代表美國田納西州跨性別青少年及其家人的律師，入稟美國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廢除禁止醫療機構對未成年人提供性別確認治療的禁令。自2021年以來，已有20多個州頒佈了禁止或限制此類治療的法例，有報道稱，這些治療在美國已經存在了10多年，也有主要醫學協會的認可。代表跨性別青少年及其家庭成員、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律師聲稱，有關法例剝奪了有這些家庭的尊嚴，並給予孩子訊息，令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自由生活得更健康和快樂。[7]

美國密蘇里大學健康中心在2023年8月28日宣佈，不再對未成年人提供用於轉變性別的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該決定是基於一項新法例——禁止該州的跨性別未成年人士開始性別肯定治療。雖然該法例允許曾接受治療的人繼續接受治療，但一些有提供這類治療的機構完全停止供應相關治療，因為他們擔心新法例中的條款會讓他們承擔法律責任。華盛頓大學跟密蘇里大學健康中心一樣，停止為未成年人提供性別肯定的治療，此行動迎來反對的聲音，兩名跨性別男孩在2023年11月16日提出聯邦訴訟，尋求推翻密蘇里大學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別確認治療的決定。[8]

2023年11月28日，位於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的君主高中（Monarch High School）出現示威活動，有數十名學生罷課。事緣在11月27日，有官員調查一名跨性別學生被允許參加女子排球隊的事件，該校的校長，以及其相關工作人員因違反州法例而被撤職及接受調查。學生參與示威活動，以表達對跨性別同學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支持。[9]

2023年12月13日，美國佛羅里達州有三名教師入稟法院，指控該州禁止教師在學校內使用自己喜歡的代名詞，原告認為這侵犯了他們的憲法權利。有關法例在2023年7月時在佛羅里達州生效，該法禁止學校員工要求學生用他們喜歡的代名詞來稱呼他們，如果該代名詞有別於他們的生理性別。[10]

資深戲劇愛好者、女跨男學生Max Hightower原本在學校的音樂劇Oklahoma!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獨唱部份。Hightower一直興奮地準備扮演小販的角色，但在正式公演前，校長告訴他的家人，根據一項新政策「只有男性才能扮演男性，只有女性才能扮演女性」，她失去表演機會，並感到非常震驚，不單只她，其他女生也無法反串演出男性的角色。學校的舉動惹來非議。2023年11月13日，美國德州謝爾曼獨立學區的董事為此進行投票，一致決定維持音樂劇的原班人馬，而Hightower可以演回原來的角色。[11]

2018年，美國華盛頓州推出法例，禁止持有執照的專業治療師「對18歲以下的病人進行更正治療（有關治療幫助個別人士克服同性性吸引或性別身份混亂）」，包括禁止宗教團體、教會或宗教組織進行類似的諮詢和治療。Brian Tingley是一位基督徒治療師，他認為該法侵犯了他的言論自由和自由實踐宗教的權利，於是在2021年起訴州政府，同年8月，華盛頓西區聯邦地方法院撤銷了Tingley的案件，他提出上訴，2022年9月，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維持了下級法院的裁決，認為憲法允許各州制定法例，保護青少年免受持證治療師進行更正治療的傷害，Tingley再次上訴，結果美國最高法院在2023年12月11日拒絕聆訊此案。[12]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Ron DeSantis在2023年5月簽署了《兒童保護法》，禁止「兒童」參加任何涉及性或猥褻行為的「成人現場表演」，違反法規的餐廳或其他場所可能被吊銷執照，甚至被刑事檢控。雖然該法例沒有明確提到變裝表演，但人們普遍認為它是針對變裝表演，該法例已在5月生效。位於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Hamburger Mary's Restaurant and Bar為該法提出法律訴訟，認為法例侵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餐廳經常舉辦變裝表演、喜劇小品和舞蹈。7月，佛羅里達州的一名聯邦法官暫時阻止了該法例生效，其後，佛羅里達州要求最高法院恢復該法例，但在11月16日，美國最高法院拒絕了州政府的要求。[13]

為了騰出學校圖書館書架的空間，多增加反映社區既豐富又「多元」的書籍，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曾在2023年發出指令，要求學校圖書館管理員「重點審查2008年或以前出版的書籍」。結果是，有些學校並沒有承擔責任實際審查書籍、根據一系列標準（儘管這些標準可能有問題）來策劃剔除書籍的艱巨任務，而是簡單地將2008年之前出版的所有書籍下架。被移走的書籍包括了J. R. R. Tolkien的《魔戒》、George Orwell的1984，還有《聖經》等。有關注這情況的人士提出，以多元、平等和包容為口號，其實背後反映了對同性戀、跨性別主義等意識形態的認同。對於大量書籍在學校圖書館消失，學生和家長都十分關注，結果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2023年9月13日公開表示，已向相關的學區發出信件，要求停止清除舊書籍行動。[14]

歐洲人權法院2023年5月裁定羅馬尼亞未能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沒有確立他們的擁有的權利，有關裁決是強迫該國的執政者擴大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群體的保護。總理丘克（Marcel Ciolacu）在11月23日表示，羅馬尼亞社會還沒準備好維護LGBT的權利。[15]

羅馬尼亞的法院在2023年12月14日裁定，摩爾多瓦國防部和另一個軍事單位必須向前士兵Marin Pavlescu支付120,000列伊（約21萬港元），以作為對Pavlescu的賠償，他因為其同性戀傾向而在軍隊中遭到毆打和嘲笑。[16]

2023年12月4日，美國政府擴大了對烏干達官員的簽證限制政策，認為烏干達政府及官員要對鎮壓包括LGBT社群在內等邊緣群體負上責任，美國同時也宣佈對另一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的官員，實施新的簽證限制政策。[17]

2023年6月，尼泊爾最高法院頒佈了一項臨時命令，允許同性伴侶登記婚姻。大概五個月後，第一對同性伴侶在11月29日登記結婚，一對新人分別為35歲的男跨女跨性別人士Maya Gurung，他的法定性別仍然是男性，另一位則是27歲的男性Surendra Pandey。[18]

2023年11月21日，泰國總理賽塔（Srettha Thavisin）表示，內閣已批准一項婚姻平等法草案提交國會，法案的一讀已在12月21日獲國會眾議院通過。總理府副發言人Karom Polpornklang曾向美聯社透露，「民事和商事法」修正案將法律用詞「男人和女人」改為「個人」，將「丈夫和妻子」改為「婚姻伴侶」，這將使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獲得與異性伴侶相同的權利。草案如獲眾議院三讀通過、參議院通過及泰王的同意，將令同性婚姻在泰國合法化。[19]

一位研究公共衛生研究員，聯同心理治療師、性學專家及一名「逆轉變（曾轉變性別但後來回復原生性別）」人士，在2023年12月出版的學術期刊《性行為檔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中，發表了一篇名為〈昔日以跨性別為身份的青年中的逆轉變和停止〉“Detransition and Desistance Among Previously Trans-Identified Young Adults”的文章，當中提及一項針對年輕跨性別者的研究，研究對象是一群平均花了近五年的時間來確定自己跨性別身份的青年，結果發現，在他們停止接受醫學治療或停止以異性作為身份後，他們的幸福感提升了，性別焦躁的情況亦緩和了。[20]

本地

現時公屋及居屋計劃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Nick Infinger、吳翰林及其伴侶李亦豪分別先後入稟法院挑戰有關政策，高等法院原訟庭判房委會敗訴，2023年10月，上訴庭亦駁回房委會的上訴。房委會在2023年11月表示，決定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房委會表示，判決涉及若干重要法律原則，對政策影響深遠，在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21]

2023年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已在11月3至11日舉行。2017年，世界同性戀運動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y Games，FGG）宣佈香港主辦2022年的同樂運動會，但不到兩年後，因社會運動、疫情來襲，令賽事延至2023年舉行，活動亦多了墨西哥的瓜達拉哈拉越洋合辦。[22]

（資料截至2023年12月22日）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愛、被接納、不想被人遺棄，當這些渴求長久得不到回應時，可能會令人變得缺乏自信和自尊，寧願把自己的感情隱藏起來，在人群中亦表現得退縮。作為父母，可以怎樣令孩子感覺得自己被愛呢？而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又可以怎樣回應提問，令孩子感受到自身的價值呢？本文將會探討一下這個課題。

孩子在尋找自己的價值
有些孩子會問父母充滿童真的問題，例如「我可愛些，還是貓可愛些？」「你喜歡陳小明多些，還是我多些？」若把這類提問圖像化，孩子把自己放在天秤的一端，另一端則放上他認為重要的事物，這樣的問題其實展現了「渴望得到認同」的需求。這需求也標誌著孩子的成長，開始察覺「自己意識到的自己」和「被他人意識的自己」，[1] 孩子開始在意「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呢？」「我的成績好嗎？成績不好的話，人們會怎樣看我啊？」父母既然是孩子心中重要的人，所說的話自然舉足輕重，請父母給予孩子肯定的回應：「在媽媽的心裡，你永遠比貓、比陳小明更可愛，因為你是我的寶貝，媽媽非常愛你！」

年紀愈細的孩子，對父母某些感受或意見愈敏感，愈容易感到父母是拿他們與其他人作比較。例如父母說：「志仔的數學考得不錯啊」，孩子對這話的解讀是「我的數學成績不夠好」。當父母讚美「小琳在運動會跑步項目得到冠軍，不錯啊」，孩子聽完後就莫名其妙的黑起臉來，晦氣地說：「哼，原來你更加喜歡小琳」，這些反應實在令父母感到相當錯愕。

那麼父母是否要避免對其他事物表現出欣賞和喜愛，唯獨對自己的孩子讚口不絕呢？當然不是。人與生俱來都喜愛美好的事物，而且懂得欣賞別人是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條件；若對孩子過度讚美，可能會產生其他問題，例如自大、自戀、嫉妒、猜忌，這類性格特質讓人敬而遠之，失去友誼。父母的言行舉止彷彿是一面鏡子，他們待人處事的方法往往會投射到孩子的身上。父母如能明白自己有獨特的價值，遇到美好的人和事物，也不會妄自菲薄或鬱鬱寡歡，可以敞開心扉去欣賞，這種寬廣的處世態度也會延續到孩子的身上。「重新去思考和明白自己是有價值的、是被愛的人」這種正面的想法，是需要慢慢在人的心裡培育，就算作為成年人，堅定如父母，有時也會因著比較衍生出負面情緒，甚至被它們佔據心頭，例如擔心、恐懼、自我懷疑等。舉例，我們看到別家的孩子品格和成績都不錯，可能就會懷疑自己是否合格的父母，為何自家的孩子不及別家的孩子；當老闆讚賞某同事的業績好，就會擔心自身表現是否達標。如此看來，這類負面的想法常存在人的心裡，只是成年人沒有如孩子般把不安的感覺直白地說出來。我們需要帶領孩子不斷地以愛人愛己的心去疏導負面的情緒，以美善的眼光去擊破謊言，慢慢學習怎樣在獨處時、在群體裡安然地自處。

父母的回應能讓孩子感受到接納
每個場景總有表現稍遜、未如理想的人，例如當孩子告訴你班上某同學考試低分，或某同學在班上出醜等瑣碎事，假若我們以為事不關己就不用勞心，不加思考就去回應，甚至取笑當事人，例如說他「很笨」、「很差」、「懶散」，他日自己的孩子遇上類似的處境時，這些負面的批評就會全部傾倒於孩子的心上。其實我們又怎能知道別人的實際狀況，隨口說出惡意的話？這實在是對別人和自己都有損害。當我們用父母的心腸，以憐憫、包容的態度去接納當事人，再和孩子一起說說改善事件的方法，生活裡就會多一點愛心、少一點批評。

有些人得天獨厚，擁有許多令人羨慕的優點，例如吸引的外表、財富，但他們也會有孤單的時候；有些人成長於平凡的家庭，仍能為生活裡的小事感到滿足。如此看來，即使在不完美的客觀條件裡，人們仍可以選擇開心地生活，而當中的秘訣是「愛」。從來沒有人能看得見「愛」，但當大家彼此接納和珍惜，這就是「愛」的明證。既是為人父母，讓我們先用愛心去溫暖和接納自己的孩子，也用愛心去擁抱與孩子一起成長的群體，這樣「愛」就在我們當中了。

價值觀的傳遞以愛為基礎

美國有心理學家指出，人類的行為大都經由學習而來，個體自出生以後，就會不知不覺間學習、模仿別人的行為，[2] 這就解釋到為何以身作則的教導方法總是比較有效，因為孩子在模仿著父母的行為。不過，若要孩子依循父母的價值觀，這事情其實有前設，就是彼此的關係良好。一位從事家庭和兒童教育主題寫作的作家就提出，當孩子能在父母身邊感受到愛和信任，他們便會接受父母的價值；相反，假如父母對孩子過於嚴厲，孩子在父母身上學到的便是嚴厲的管教手法，而不是價值態度。[3] 身教雖然重要，但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為人父母者再努力，也難免有缺點，不過只要願意學習、成長、突破自己和作出改變，抱持這種態度已經很好了。有人說親情與愛能令人變成更好的人，[4] 這的確很真實。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由2013年經歷了10年動畫化的時間，漫畫《進擊的巨人》最後一集已經在最近完成播映，結局也引發了坊間的討論，也可算是討論度高的一個動漫作品，當中蘊含許多需要深度探討的課題。其中討論得最多的，當然是有關存在意義、何為自由、種族仇恨等問題。故事的內容講述一個有巨人與人類的世界，而巨人與人類之間有壓倒勝的力量差距，巨人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敵，所以人只能生活在城牆之內，這面牆分開了巨人和人類，而城牆內的人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僅存的人類。故事中的世界十分殘酷，也有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情節，可能上一幕大家激起鬥志，反抗巨人，下一幕便是屍橫遍地。不過隨著劇情的推進，故事所帶出來的謎團漸漸解開，觀眾後來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巨人本來也是普通人類，令人類變成巨人的情況是牆外世界的人一手造成，結局更加有許多令人震驚和精彩的部份。故此，筆者嘗試從中抽取一些課題討論一下。

存在的證明
死亡可以說是圍繞著整個故事，生命也一瞬即逝。所有對抗巨人的士兵，都會宣告「獻出自己的心臟」這句話，因為身邊同伴的死亡是常常發生的事，而人面對死亡都渴望「死」得有意義。每一次出征討伐巨人，士兵都預計自己會有很大機會死亡，甚至有些角色臨死前仍問自己的隊長：「請問我對這次行動有做出貢獻嗎？」而故事中被稱為最強戰鬥力的兵長里維亦有個習慣，就是每次都盡量收集同伴屍體衣服上的徽章，這是死去同伴存在過的證明，他認為只要這些逝去的人仍然存留在自己的記憶中，他們就能成為他的力量。他面對一個瀕死的士兵如此說：「你已經十分活躍了。然後……從今以後也會繼續活躍下去。因為你留下的意志將會賦予我『力量』。」故事中的女主角米卡莎，在初期以為男主角艾倫已經死去時，她一度失去意志而放棄對巨人的抵抗，後來她領悟到，自己需要活著，艾倫才能在她回憶中活著。

筆者不禁回想起神經學家Viktor Frankl在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提到，有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的老人家來尋求心理治療，老人家指出妻子過身已經兩年，但自己仍未能釋懷。Frankl則回應他：「那如果你先她而去，你太太在你死後還活著，那會怎麼樣呢？」老人回答：「那實在太可怕了，這樣的痛苦，她怎麼能夠承受得了呢？」Frankl回應道：「你看，她免除了這樣的痛苦，但是作為代價，就是你還活著，並且代替她陷入到當下的痛苦之中。」[1] 這揭示了人仍然能為亡者賦予意義，能在極度的痛苦中找到意義。

存在的意義不一定有偉大的作為，也可以是在人世間中體驗到愛或美好的事情。艾倫的哥哥吉克在過去一直認為一個肯花時間與自己玩耍的導師夏維爾，比自己爸爸更親密，更令他感受到愛，因為自己的爸爸只是不斷灌輸革命思想給一個需要童年的小孩子。而夏維爾會關心他，和他一起玩傳球遊戲，但他認為：「雖然丟球、傳球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重複動作，但若然只是為了跟夏維爾玩傳球，要他再次出生也可以。」傳球遊戲本是並沒有特別意義，但當中能享受與重要的人一起歡笑，感受到他人的愛，這些美好時光亦足以支撐他的生命意義。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痛苦淹沒，忘記了自己或許也有與他人共度的美好時光，在不完美的情況下，其實生命亦存在成長的亮點。[2]

而Frankl亦指出：我們身邊的人與事可能會突然被奪去，變得一無所有，即使一切痛苦都是無法改變，一切悲傷都是註定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的，人類仍然有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眼前一切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就是人類最終極的自由，是別人無法奪取的。[3] 就如二次大戰之中的猶太人，突然被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奪取了親人、朋友、生活環境，但他們仍抱著再一次看到自己親人的盼望，也在集中營中利用自己的專長去幫助別人。而仍然被恐懼和絕望佔領的人，就只能如行屍走肉般等待死亡的來臨。

獻出自己的心臟
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作為面對巨大威脅的士兵，一些人本著為國捐軀或希望為自己的家人獻上自己的性命來作戰，所以《進擊的巨人》之中的士兵都是以「獻上自己的心臟」作為宣告和敬禮。人在面對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經歷，都會造就一個人看見一些需要，而這個人會被眼前的需要牽動著，然後回應這些需要。例如德蘭修女看見許多貧窮人的困苦，看見貧窮人時，她覺得自己像看見了耶穌，故此她畢生投入關懷貧窮的工作；[4] Frankl則在集中營中看見有著人生意義的人與失去人生意義的人的分別，他其後發現人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故此他創立了「意義治療法」；在《進擊的巨人》中，一位爸爸為了守護自己的子女，決定不再怯懦，鼓起勇氣面對巨人，獻出自己的心臟參與作戰；在看似平凡的日子中，也可能會有一位少年在電視螢幕看見人口販賣的新聞，為他們感到痛苦，所以畢生參與反人口販賣組織的工作。

《進擊的巨人》裡有一個人物叫肯尼，在與兵長里維的交談當中指出：「人總需要沉醉於某些事物，才能夠活下去。」其實這句說話也沒有錯，若然正面地看待這句說話，大概意指：人需要找到自己願意花心機的事情，就是自己活著的理由。進一步推進的話，人若能找到願意「獻出自己心臟」的事情，再恐懼、再害怕、再痛苦的事情，也摧毀不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Frankl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說話：「知道為甚麼而活的人，幾乎能承受任何痛苦。」[5] 而不明白為何而戰的人，往往都會成為逃兵，而在現實世界之中，找不到意義的人，便會輕視自己生命的價值。

從以上討論可見，《進擊的巨人》的故事脈絡帶出了，人面對極端的環境時，使人不得不談論存在價值。看見朋友、親人、同伴被殺，在這極度的痛苦下，可能自己在下一秒會倒在血泊之中，生命還有甚麼意義呢？可能我們往往也被痛苦和絕望佔據了我們的思緒，看不見人生中其實仍有許多美好的時光值得我們宣告：「可能我就是為這一刻而誕生於世界上。」你的人生有甚麼美好的時刻？又有甚麼值得你去追尋，可以令你「獻出自己的心臟」呢？

2015年，本社製作了《愛．牧．同行──基督徒如何回應同運教材》，並首次為這套教材籌備了訓練課程。八年後，我們更新了這套教材，並在2023年9月再次舉辦訓練課程。這些年來，本港同運議程的步伐沒有停下來的跡象，反而多宗爭取同性戀者或跨性別者福利的官司，透過司法覆核為他們爭取到更多權利。有調查亦指出有85%的受訪香港市民表示同性伴侶應享有異性伴侶所擁有的部份權利，71%表示香港應制訂防止性傾向歧視的法例。可見面對同性戀及跨性別議題，香港社會人士愈來愈接受為同性戀，而這股風潮自不然也會吹入教會。為此，明光社修訂《愛．牧．同行》教材，並透過三次課堂闡述教材，希望參加者可以掌握運用這套教材的方法，以便回應弟兄姊妹相關的問題及挑戰。

9月7日，本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負責講解有關同性戀的基本知識及如何與同性戀者同行。他教導大家認識同志術語，明白同性戀傾向、同性性行為、同性戀者及跨性別者有何分別。對同性戀的知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如何與他們同行。在課堂上，他坦言並不能具體建議每間堂會如何處理有關同性戀事宜，但最重要的是在過程中有沒有去關愛及尊重同性戀者。同性戀者需要同行者，當他們陷入生命低潮時，要的不是責備，而是單純的陪伴及聆聽，當他們願意時，同行者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

9月14日，筆者與大家分享了同志釋經的內容。當中為參加者講論及拆解利未記，支持同志釋經的人認為，神的子民以前不可以吃豬肉，現在基督徒可以吃，藉此辯稱同性性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其實憎惡豬肉及憎惡同性性行為，在原文上用了兩個不同的字，而神對「兩者」所憎惡的程度也是有分別的，兩者是不可相提並論的。而在羅馬書一章26節，保羅所提到違反自然（《新譯本》），其意思並不如同志釋經宣稱，純粹指到同性性行為被視為不自然只基於當時社會的標準，保羅在書卷中提到的自然，更多的是指神創造的本質。

9月21日，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為大家一口氣講解了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條例、同性婚姻、民事結合及基督教婚姻，以及基督徒如何回應同性戀議題。他引用了不少真實個案，闡述同運的理念到底出了甚麼問題，讓大家明白同運的意識形態如何不堪一擊。例如大家都知道歧視不對，但若要接受男跨女跨性別者Lia Thomas成為女子組泳賽冠軍，這又是否無視了生理女性的權利？至於設立反歧視法，更會對某些人帶來不公平。作為一個制度，婚姻制度是要確保社會資源運用妥當，也以兒童的福祉為大前提，我們不應該漠視同性戀者的權利，但最好是透過持久授權書等「緊密關係授權」的形式去保障同性伴侶的權益，而不需破壞現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

感謝近30位教牧同工或關心這個課題的有心人，參加了是次課程，大家可以透過以下連結免費下載《愛．牧．同行》教材。

下載教材

不知大家對於「知識」抱有怎樣的態度？它到底是純粹關於這個世界的原理和發現，還是與每一個具體的生命有所連結呢？面對這個世界的荒誕，我們有時候都不知道一些事情為何會發生。例如有個別執法者犯下嚴重性罪行；擁有豐富法律知識的學者涉嫌詐騙；飽讀詩書並且喜愛在眾人面前談論愛情哲學的哲學家，卻自認有婚外情；理應充滿愛心的社工，卻苦待自己的親生骨肉等。面對這些事，不禁會令人發出疑問——到底這個社會發生了甚麼事？他們所學的知識，似乎完完全全地與他們的生命無關，知識置於自己的生命之外。筆者想藉著這個課題，反思一下現今社會面對知識與生命脫軌的問題。

或許我們早就見怪不怪，因為這些事不斷在我們的視線中發生，好像如此這般「講一套，做一套」是正常的。但是，若然該事件的主角是我們所欣賞，所關注的人，隨之而來的，便要面臨「人設崩壞」、「人設大翻車」的問題，[1] 而過往不少網紅亦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例如人稱兩性專家的台灣知名作家「口罩男」（莊鈞翔），過往都分享過不少兩性相處、經營感情的技巧，但弔詭的是，這位網紅卻被爆正在辦理離婚手續，[2] 這或多或少令人覺得，他過往所說的話，所分享的技巧瞬間就變得不太可靠。

而另一件更為震撼的事件是有關網上頻道「好青年荼毒室」成員「鹽叔」出軌的事件。「好青年荼毒室」成員早期曾在香港電台上主持《五夜講場：哲學有偈傾》節目，當中大部份成員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其中白水（關灝泉）、豬文（鄺雋文）和鹽叔（楊俊賢）為主幹成員，他們比較常出現在幕前。鹽叔雖然常在幕前大談哲學道理，但卻因為瞞婚、出軌等事件，而遭人非議。事件在網絡上引發了兩大方向的討論：有人認為，鹽叔本身的為人品格其實與他所說的話不需要有必然的連結，兩者是可以分開的；也有人認為鹽叔的為人品格不能與他帶出來的知識割裂。而早前網上神學節目《神學姨媽根》，邀請了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席助理教授陳家富博士來回應這個問題。他認為，一個人若是投身在哲學和神學這些人文學科，他所學的知識必然不能與他本身為人完全分割，人文學科不同於其他領域，例如廚師所烹調出來的美食，不會因為他放蕩的私生活而變得難食，一位科學家有很出色的研究成果，人們也不會理會他脫下實驗袍後的個人私生活。人文學科雖然不會令學者本身變得高尚或變得神聖，但其他人卻會對讀這些學科的人抱有一定的期望。縱使學者本身明知出軌是有問題但仍犯錯，他的內心應該會為所做錯的事有所掙扎，因為他理應真誠的對待自己。[3]

不過，鹽叔出軌風波鬧得沸沸揚揚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事件爆出前，他與豬文和白水剛參與了歌手鄭秀文的新歌曲《愛是…2.0》的製作，嘗試用哲學的方式討論愛情。他們分別參與了饒舌歌詞的填詞工作，當中表達了他們各自對愛情的看法，並引用了不同哲學家對於愛情的討論。歌曲出版後，他們亦曾在「好青年荼毒室」的YouTube頻道中解釋歌詞的意思，鹽叔當時曾強調自己重視「他者哲學」的範疇，即探討「他者」對他而言的意義等等，[4] 故此有收看節目的人，難免會對鹽叔的人設有更高期望，特別在愛情方面。可惜現實的情況是，一個本應對「他者」有所關懷的人，卻漠視「他者」的痛苦，傷害了許多人。對於人文學科學者爆出婚外情事件，陳家富博士回應指，研究神學、哲學的人有一種特別的魅力能夠吸引女性，其實這也是一面雙刃劍，很容易便將自己放進一個陷阱裡，他亦以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的婚外情作為例子說明。[5]

事實上，不只人文學科學者會令人有所期望；人也會期望執法者或從事法律層面工作的人不會犯法，因為他們熟悉法律；人也會期望一個兩性相處的專家不會有感情問題，因為他們理應清楚如何維繫關係。

其實，只要研讀的科目或從事的工作，是對世界與人提出關懷，人便會對他們有所期望，期望他們所行出來的與他們所學習的不分割，因為這些事都是關乎生命與生命的連結，並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來進行。除了是知識與行為上的關係，其實也有一些是生命影響生命的職業，有關工作者必須有律己的生活，不能單以「打份工」的心態來應對。一個建築工人辛勤地工作單單為賺錢養妻活兒，我們不會覺得有問題；一個產品銷售員努力提升業績，只為賺錢購買奢侈品，我們都不會覺得有問題。而即使以上兩種類型的人的私生活不檢點，都與自己的職業無關。惟教師、社工、輔導員等面向他人生命的職業，外人通常都會對他們給予較高的期望，因為他們的生命都會直接影響他人的生命。

過往香港青年協會做過一個研究，調查發現逾七成受訪學生都會視老師為學習的榜樣，而他們認為好老師最重要的條件是：懂得教導、關懷學生以及具備幽默感。可見，老師在學生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少受訪學生都喜歡詢問老師升學或就業等意見，[6] 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實在不只是在學生時期，更有機會影響他們未來的發展。老師的工作，除了在知識上教導學生，其身教亦很重要，他們都是青少年學習、模仿的對象。社工及輔導類的職業情況亦然，他們都直接面向一個具體的生命。而前陣子有報道指一位28歲的社工為了讓發燒的兒子可以在急症室更快見醫生，竟然失控地將手抱的兒子掟落地，這種行為絕對是違法的，該社工亦因而被捕。[7] 其實任何人，不管他是否社工，都不應該作出違法行為。不過，這種事發生在一名社工的身上，或許會令人更失望。

總結上文的討論，若有些人滿有特定的知識，我們會對這些人有相應的期望與要求，然而他們的過失卻有機會讓人「跌倒」，所謂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在鹽叔事件上，可能會令一些人不願相信愛情。陳家富博士認為，縱使唸哲學、神學的人也會犯錯、失足，但他們最起碼也應該為自己的過犯有所掙扎，而不是純粹感受到愉悅，就如巴特在自己的書信上，都表達出自己對於出軌這種行為的掙扎。[8] 誠然，唸人文學科的人，即使鑽研的學問有多高深，也不會令他們在道德上沒有任何虧損，不過，他們都應該誠實地面對自己生命中的掙扎，而不是理直氣壯的「講一套、做一套」。而面向他人生命的職業，有關的工作者更需要為他者的生命負上一些責任，絕不能以「打份工」的心態來應對。事實上，香港有不少有心人，擔任老師和社工的工作，令人敬佩；不過也不得不承認，也有一些只是抱著「打份工」的心態上班。如果能嘗試愛上自己的工作，多用心去關懷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人，他們或許會發現自己的生命也不再一樣。

過去幾年香港各間神學院報讀全時間課程，預備將來牧會的人數不斷減少，甚至「斷崖式下滑」，再加上近年教牧的退休和移民潮，未來香港1300多間教會在招聘教牧同工方面將會愈來愈困難。當愈來愈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蒙召讀神學，教會愈來愈缺乏一些願意委身的傳道人，或者當社會面對很大的轉變和挑戰，不少牧者撇下自己的羊、放下了當初的召命，與其他憂心忡忡的港人一起遠走他方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的是究竟神學教育出了甚麼問題？過去20、30年，我們的神學教育所培育的傳道人究竟能否應付香港教會的實際需要？

不少人批評神學教育的課程未能回應時代的需要，令傳道人無法掌握時代脈膊和信徒（特別是年青人）的需要，因此未能有效帶領會眾回應社會的問題，而在社會運動期間牧者亦沒有與前線的弟兄姊妹同行，令不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因為對教會失望而離開堂會。另一方面，當社運走向愈來愈激烈的抗爭，前線的教牧雖然未必認同這種走勢，卻亦無法制止，最後，不少人（包括信徒）被拘捕、檢控、甚至要入獄，實在令人惋惜。而當政治環境變得嚴峻，一些曾經走得較前、想盡快以激烈的手段改變香港而不成功，對香港民主自由的前景感到悲觀的信徒、甚至教牧都紛紛離港，神學教育沒有給予他們的恐怕不是時代觸覺，而是對自己身處的城市和本身召命的那份熱愛、委身和承擔。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教牧最重要的是帶領群羊跟隨社會政治的大趨勢，還是保護群羊免受豺狼攻擊，以及與面對困難和迷惘的羊群在風雨中同行呢？

個人認為，教牧之所以無法回應信徒的需要，其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是社會的大環境變了，但神學院能夠裝備一個牧者的環境卻未能配合這種轉變，而且由於受裝備的時間亦太短，令神學教育的一些重要元素漸漸消失了。在上世紀70、80年代讀神學的，不少是受蓬勃的校園福音運動影響，年青人帶著很強的召命，以及得到教會的支持和祝福，讀完中學不久便進入神學院，作傳道、牧養信徒是他們明確的目標，而四年的神學教育可以較全面地讓他們受到聖經、神學、歷史、講道、牧養、聖樂等訓練，並有不少佈道、宣教和實習的機會，神學教育最重要的不單是吸收聖經和神學的知識，而是在生活中更深體會信仰的真義。

可惜，隨著時間的流逝，當神學生的學歷愈來愈高，他們不少是大學畢業後才入讀三年的道學碩士、或者兩年的基督教研究碩士，但他們在大學時的本科卻多數不是神學。在進神學院以後，由於基本的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知識已佔去不少學分，能夠應用於佈道、護教、牧養和教會管理的學分還可以有多少？我們總不能訓練一些連基本的聖經和神學知識亦缺乏、全無基本堂會管理技巧的牧者去帶領堂會罷？若說再要花時間了解、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更談何容易！只要基礎神學教育仍維持在兩至三年的時間，神學生在學習上顧此失彼是必然的結果，不過，如果將課程延長至四年，又沒有堂會和弟兄姊妹大力支持和鼓勵的話，又有多少神學生願意花四年或更長的時間在神學院唸一個碩士學位呢？

此外，由於入讀神學時不少同學已結婚，配偶要工作、子女要上學，較難入住宿舍，而不少神學院缺乏地方，連未婚的同學亦只能走讀，但神學是生命影響生命的訓練，生活也就是神學和靈性培育的重要部份，當評估神學教育是否達標的重點只在課堂知識，缺少了許多生活細節上的磨練，也影響了如何將信仰落實到生活的反思。因此，無論神學課程如何改革，沒有足夠時間讓學生去浸淫，以及讓師生之間在生命上有更多的互相砥礪，便較難轉化神學生的氣質。讀神學最重要的不是修畢所有必修科目的學分，而是要讓生命改變，教牧最能影響羊群的不是單憑本身的神學知識和講道的恩賜，而是他們的生命，是他們怎樣關心會友、關心社會、怎樣至死忠心地委身於上帝對他們的呼召，並且在困難中不離不棄，這比起高言大智有力得多。神學訓練應該是一個讓神學生學會何謂道成肉身的過程，以至他們畢業後能夠成為一個願意與會友同行的牧者。神學生缺少與老師和同學共同生活的經歷，他們畢業後亦可能只成為一個聖經教師、講員、教會行政人員而不是牧者。

要補救神學課程時間不足，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將持續實習和進修列入課程要求之中，將修畢學分後的一年當作全時間實習，同學仍須進修一些應用性的科目，以及由導師督導其實習，而教會或基督教機構聘請這些神學生的時候，必須同時承諾讓他們在第一年繼續進修和參與神學院的指定活動，情況就像實習醫生和實習律師差不多，完成了這一年的全時間實習才可以正式畢業。神學生畢業後若果能有一些有經驗的牧者作教練、陪他們起碼多走一兩年則更理想。為了造就一個牧者，神學院、堂會或機構，以及神學生本身都要付上更大的代價。要求太多的確會令一些人卻步，但卻可以找出真正心志堅定的人，香港未來需要的是願意為天國事工而作出犧牲，與堂會和弟兄姊妹共渡難關的牧者。

另一方面，年青人不想讀神學，教會和年青人本身亦責無旁貸，大家有沒有真心誠意學習耶穌基督向世界宣告不受歡迎的訊息，以及用愛和犧牲，而不是仇恨和權力去改變他人的方式？神學教育的內涵不是由受眾來決定，而是訓練神學生明白受眾的處境，然後用受眾容易明白和接受的方式去牧養，因此，要改革神學教育，最重要的是回到最基本的生命影響生命，有願意委身的老師，也要有願意委身的學生，委身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放下自我，不跟隨權力、也不跟隨群眾，唯獨追隨基督。教牧既要關心社會，又不能被社會的議題牽著鼻子走，若教牧本身亦無法走出社會撕裂的漩渦，又如何可以幫助自己的羊走出漩渦呢？

最後，為甚麼愈來愈少人願意成為教牧，願意委身於教會的全職事奉？作為教會的長執亦應好好反思，究竟教會有沒有讓年青人覺得成為牧者或在基督教機構事奉是值得渴慕的美好工作，鼓勵他們接受裝備呢？若果牧者在堂會根本不受重視，沒有帶領的權柄，成為機構同工亦沒有得到教會的關心和支持，那麼大家可能羨慕做長執多於做牧者和同工呢！要培養一個願意委身的牧者，往往需要堂會和神學院共同合作。

人生充滿各種轉變，家長如何幫助子女渡過巨大轉變呢？明光社於2023年8月24日舉辦了一個網上講座，邀請了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莫林天欣博士（林博士）分析人們面對轉變時會受到的壓力，以及家長可以怎樣幫助孩子過渡轉變。本社助理總幹事何慕怡姑娘亦在講座中分享到現年10歲的兒子曾面對的轉變，以及她如何幫助孩子過渡。

莫林天欣博士提到轉變是人生必經之路。當人遇到改變，情緒會受到影響，當中會感受到震驚、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最後接受改變，到了那時候人的情緒及生產力會變得比以前更好。她曾參加一場由大學舉辦的心理學會議，當時社會心理學家Biswas-Diener提出了對負面情緒的看法：人不一定只要追求正向和快樂，反而應結合負面及正面體驗，當事人才能有一個完整的成長經歷，讓人充份發揮其潛力及應變力，並從挫敗中反彈。當人在轉變之中，可以思考自己在轉變中得到甚麼、轉變後變成甚麼、建立了怎樣的應變能力，這個思考過程讓人可在轉變中成長。

孩子由10至24歲會經歷青春期，並會發生很多轉變，包括身體、認知、心理社交、對性的理解、自我形象等。林博士指，這時青少年既希望獨立和發展自我身份，也渴望與人發展親密關係，這兩個期望或令青少年產生壓力。藉由「增加」和「減少」的概念，家長可以幫助孩子平穩地成長。增加的項目包括：多深入討論智力問題，多運用邏輯和客觀資料、增加陪伴孩子的時間、多分享及在生活中展現家長的價值觀、增加孩子的自由自主、協助建立獨立能力。減少事項包括適量地放寬日常生活限制（訓覺時間、睡眠、使用電話、外出、生活習慣）、減少監督日常瑣事等。

林博士表示，家長可運用「PAL策略」去幫助孩子過渡轉變，P代表presence（你在場），爸爸媽媽和孩子之間有個別相處時間、父母出席對孩子重要的活動、經常和孩子一起做他享受做的事。A代表affirm strengths（識別和肯定孩子的強項），一起慶祝最微小的成就。L代表listen more（多聆聽），家長對孩子提問學業或功課以外的問題，每天都彼此分享。家長要多聆聽少說話，暫停判斷。

何慕怡姑娘則分享到兒子曾經歷所愛的寵物離世，倉鼠「烏烏」曾是他的玩伴，牠的離世令兒子感到悲傷，於是何姑娘便和丈夫、兒子一起為牠舉辦一個小型喪禮，透過一系列的告別儀式，例如一起找木盒埋葬遺體、找一塊大石刻上倉鼠的名字、用木枝製成一個十字架等，去幫助兒子抒發情感，她認為這是一個機會讓兒子認識甚麼是死亡——這個生命教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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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勤有功，戲無益」，究竟遊戲是一件壞事，還是一件好事？2023年9月28日，明光社舉行了一個網上講座，邀請了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及資深社工吳晃榮先生一起探討這個課題，原來合適的遊戲對兒童身心靈發展有莫大益處，也能加強和鞏固親子關係。

遊戲的正面影響
溫南聲先生認為透過遊戲陪伴子女十分重要，他引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的建議，父母每天要給予孩子多於一小時的自由遊戲（free play）時間，所謂自由遊戲是指遊戲非由家長主導，而是由孩子的內心世界出發，讓他們自由地玩。而美國兒科學會發表的《玩樂的力量》報告綜合臨床經驗亦指，若孩子跑跑跳跳、開懷大笑，這不只為了一時的歡樂，更加影響兒童的健康成長和全人發展。溫先生認為父母透過遊戲可以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與他們結連，互相認識，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要提升遊戲質素，他指先要提供理想的環境、時間、空間、材料，例如父母在遊戲時要關掉手機、電視，不做公事，專心投入遊戲之中。其次，當孩子邀請父母一起加入遊戲時，父母盡量要多謝他們的邀請，不要拒絕；因為父母的參與，可以提高遊戲的質素，讓孩子長大後有父母陪玩的記憶及父母的笑容。若孩子沒有邀請加入，父母可以在旁觀察。

父母角色的差別
父母在遊戲中的角色有異，有實證研究指出，父親在遊戲中擔當獨特的角色，與母親有彼此互補的作用，能豐富孩子的成長空間。故此，溫先生鼓勵父親可以更多投入孩子的世界，幫助子女在關係上獲得安全感及更有能力調節情緒。若父親能在遊戲中表達溫情、歡樂、愉快的氣氛及在意孩子的需要，容讓他們有輸贏的機會，這會令孩子有更佳的社交情緒。研究亦顯示當父親對孩子擁抱、玩樂及投入親子關係時，父親的身體也會不自覺作出協調，體內的睪丸素濃度會下降，這會幫助父親發揮更好的父職角色。

父母選擇遊戲和玩具時的考慮
溫先生又指在遊戲中，玩物不一定是商品玩具，玩物的類別可以很多，可以是自製的玩具，只要玩物能發揮創意、想像、考孩子定力、專注等作用就可以了。此外，戶外遊戲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很重要，若父母怕曬、怕被蚊咬而不喜歡戶外活動，這對子女也會有所影響。

如何推動父親參與遊戲
既然，父親在遊戲中的角色如此重要，妻子應多鼓勵丈夫參與親子遊戲，溫先生解釋，太太的支持十分重要，故可多安排一些丈夫強項的活動，讓他獨自與孩子玩，並向孩子表達父親角色的重要。在遊戲中，妻子也可多讚賞丈夫，令他知道父親角色如何影響孩子，令他們感到愉快。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朋友
吳晃榮先生回應時認同父親在遊戲時的重要性，要提升對遊戲的參與度，父親要明白：「你最好的朋友不是兒女，但你兒女最好的朋友是你」，並要知道：「與小朋相處的時間很短，長大後，錯過了就追不回。」在親子遊戲中，他認為孩子需要更多正面讚賞，並要避免說教。妻子也應多給丈夫讚賞鼓勵、肯定其付出、信任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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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早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了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或功利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例如身體可以成為賣弄性感的資本。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物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也沒有人留意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異質性」的他人，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不惜透過裸露、展示自己身體來達到這個目的。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露胸」也只是基本。「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在參加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獲勝，而是需要裸露得色情化才能引人注目，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他者」的缺席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現象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社交媒體當中，若然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點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意欲去探討，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當中毫無內涵。在網上，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在社交媒體之中。在社交媒體中，主播、網紅的影片有如洪流，人們會以展現多少「性感資本」來決定誰的影片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性感的身體。

「身體」的缺席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人工智能（AI）技術出現，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的深度偽造影片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該技術被迫淪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使她們受到傷害。[5] 早前更有一宗裸聊騙案發生，事主雖然沒有向其他人裸露身體，但騙徒入侵了他的手機，並將他的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中，然後勒索他。[6] 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對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如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他者的缺席」、「身體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真實的人不再需要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裡。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這項科技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的提示指令（prompt）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會過濾提示指令中的字眼，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會過濾字詞，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現時是不受法律保護的，而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不過它看起來卻是非常真實，甚至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2023年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7]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自己身體的人，沒有人會去了解他們的內心、情感，他們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才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原來沒有人為自己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即使在社交媒體中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加上AI的出現，令色情更加氾濫，它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也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本文原載於第150期〔2023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