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婚姻大事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夫婦去到離婚的地步，除了以法律途徑終止雙方的婚姻關係及處理子女的撫養權事宜，有部份離婚夫婦同時需要法庭介入去處理贍養費的安排。雖然由法庭頒出的贍養費令受到法例監管，可是拖欠贍養費的情況仍然存在。參考2016年公佈的統計數字，有40.5%收取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未能全數收取有關款項，而當中有88.1%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去追討，最普遍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1]

為了幫助追討贍養費的人士尋求出路，由明光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講座，邀請了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及認可家事調解員）、羅惠儀姑娘（家庭服務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及過來人Shirley女士擔任分享嘉賓，她們於2022年12月10日在突破中心與40位參加者分享現時追討贍養費的可行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

劉傑姿律師介紹以法律途徑處理贍養費的一般程序、法庭的釐訂準則、贍養費令的法律效力及追討欠款的方法。劉律師分享以家事調解處理贍養費安排的好處，因家事調解員受過專業訓練，能幫助離婚夫婦尋求共同的關注，繼而訂出一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先的方案。

羅惠儀姑娘分享單親婦女遭前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及遇到的困難。雖然贍養費的受款人可以入稟法庭追討，但法律程序複雜，欠款人亦不願配合，令不少受款人卻步。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羅姑娘建議家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Shirley離婚10年，為了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她的一對子女與前夫同住原有居所，由她與前夫共同撫養。因前夫當時失業，他要求Shirley給予他一筆巨額贍養費，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Shirley與前夫為了贍養費的金額也爭持了一段時間，她最後放下堅持，而贍養費的金額也調低了一點。在爭持的過程中，Shirley一心只為子女著想，不想子女為了父母之間的金錢糾紛而難受。今日Shirley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予以肯定。

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計劃，透過文章、短片及講座，加深市民了解追討贍養費的困難，及現時可使用的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疫情下大家學會了甚麼？疫情初期學會了如何在各大網站搶購口罩、如何正確戴口罩；第五波疫情下學會了如何打包必需品入竹篙灣、如何在家中囤積足夠的食物以備「封城」之需；那麼，到了後疫情時代？是否學懂了如何與病毒共存？如何「安心出遊」呢？

新冠肺炎從2019年底爆發至今，疫情橫跨數年，情況亦超乎人們的想像。受影響的行業多而又多，重災區莫過於旅遊業及主要收入來自遊客的航空與零售服務業，經濟重創是必然的事實，只是隨著疫情正常化，各地的防疫政策愈發放寬，相信某程度上人們的生活作息基本上都回復以往一樣。不過，人們心境或人生態度上，是否可以回復正常呢？疫情給我們上的課堂，是否只有「求口罩」或「求安心」的實際操作？還是可以有更多？

WFH真實場景試驗

鑑於疫情初期，疫苗還未問世，為了阻止病毒散播，減低死亡率，各地都先後出現封城的情況，不少僱主及員工，都需要接受及學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疫情前，不少持份者相繼討論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work-life balance），然而，討論歸討論，當人習慣舊有的工作形式時，一般來說都難以接受新的工作形式，即使新的工作形式可以讓人經驗到既能努力工作，亦能享受生活。疫情的來臨改變了一切，大部份政府部門及企業，不得不走上WFH的模式。在美國，2020年2月時只有8.2%的勞動人口WFH，到了5月已增至35.2%。香港亦不例外，2018年，有調查顯示85%的員工必須在辦公室工作，隨著第一波疫情到訪香港，除了一些特定工作崗位，基於工作性質不能WFH，政府部門、大學、銀行及其他公司，都容許員工WFH。[1]

之前各界對於WFH可行性存著疑慮，卻不得不在疫情突襲之下進行試驗，有一些企業包括Microsoft，衡量過WFH的利與弊之後，[2] 決定容許員工可以少於一半時間在家辦公，或申請永久WFH，當然，後者視乎員工本身的工作崗位而定，Microsoft甚至願意為員工在家設置辦公設備「埋單」。[3] facebook在2021年6月宣佈即使疫情過去，也允許可以WFH的員工申請永久WFH，不過，facebook歡迎員工偶爾回到辦公室建立團隊關係。[4]

或許有人以為，如Microsoft或facebook這類著重科技創新的行業才能實施永久WFH，事實上，不是所有科技企業都會容許員工永久WFH，而容許員工繼續WFH的公司也不限於科技公司。在香港有開設分公司的英國羅夏信律師事務所（Stephenson Harwood），容許員工及律師在家永久工作，只是永久WFH的員工需要減薪20%，不過，員工亦可以依照公司所採取的混合模式，每週選取兩天WFH。[5]

企業若非發現WFH的好處，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容許員工WFH。facebook的創始人Mark Elliot Zuckerberg與員工分享WFH讓他「更快樂和更有生產力」、也「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6]「更有生產力」是企業容許員工WFH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更有生產力」，只要「生產力」沒有改變，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不少企業願意提供WFH選項，因為員工的心態改變了，企業再不改變的話，恐怕人才流失，甚至招攬不到人才。

難以逆轉的新形態

雖然不是所有僱主及僱員都喜歡或習慣WFH，但實際上，不是只有facebook的Zuckerberg因為WFH感到更快樂，不少僱員也喜歡這一種工作模式，根據美國麥肯錫公司在2022年進行的美國人機會調查（American Opportunity Survey）發現，在11,958位正在尋找新工作的受訪人士中，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工時成為推動他們找新工的首要動力（47%），第二位是更好的發展機會（27%），第三位則是彈性上班安排如WFH（21%）。[7] 不少美國員工愛上WFH，難怪當蘋果公司決定自2022年9月5日起，員工必須每週至少三天在辦公室工作時，某些員工因而不滿而發起了內部請願。[8]

員工喜歡WFH，更多的是愛上工作中的彈性。[9] 彈性工作意味著工作更自由及自主，省下上下班的交通時間，與家人有更多優質相處的時間，[10] 在外國，員工一旦加入容許永久WFH的公司，甚至可以考慮搬離大城市，搬到租金更便宜及空間更寬敞的郊區居住，這樣他們的工作跟生活品質可以同時得到改善。[11] 當然，企業如Microsoft也發揮其精打細算的精神，若員工搬往一些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薪金等亦會作出相對調整。[12] 總的來說，這對於僱主及員工都有好處。

不少香港人也愛彈性工作，一間香港人力資源公司在2020年6月提及一項調查，受訪的810名在辦公室工作的在職人士，他們大部份認為疫情完結後應繼續實行彈性工作安排，包括WFH恆常化（73%），除了工作地點有彈性，也有受訪者希望有每日彈性上班時間（83%），及每週彈性上班工時（77%）。[13] 2022年，一間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顯示，受訪的1,000名在香港就業的人士中，有55%希望公司實行彈性上班地點，有32%受訪者表示不會接受不能提供彈性上班地點的工作機會，整體曾因為工作欠靈活性而辭職的受訪者有29%，當中Z世代（18至24歲）佔41%、千禧世代（25至34歲）佔35%。[14] 對於彈性上班的要求，香港的員工其實已經不算進取了，一項針對全球16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在一萬六千多名受訪員工之中，有54%表示，如在工時與地點兩方面沒有彈性，他們將考慮離職，當中又以27至40歲的受訪員工離職意願最強。[15]

有人力資源公司建議：「估計指到2025年，亞洲人口中每四人有一人是Z世代，每四人有一人是千禧世代。這兩代人非常適應數碼化，其日常生活已與科技融合。要吸納及挽留這批勞動人口的中堅，企業利用科技的力量實行靈活的工作安排絕對是值得考慮的方案。」[16]

已有不少地方的政府考慮到彈性工作是吸引人才的關鍵要素，愛沙尼亞在2020年中甚至推出「數位遊牧簽證計劃」，即使不受當地公司聘請的外國IT專才，只要月薪不少於3,504歐元（約29,000港元）及住在當地，也能拿一年的工作簽證入境。[17] 香港絕大多數的企業，未必能大刀闊斧推行永久WFH，但一些企業過往只容許在辦公室上班的模式，在疫情期間測試過WFH模式後，也響應疫情後的工作新常態，制定合適且可行的方案，試行混合辦公模式，即每週一天至兩天可以WFH，或容許隔週四天工作，有的更縮短工時，以此讓員工可以工作及生活得到平衡，增加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感，順帶提高工作效率，達至雙贏，也好藉此挽留及吸引人才。[18]

後疫情時代，人們經歷了不一樣的工作模式，讓人有了新的嘗試，也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究竟想要的是哪一種工作模式，更正確的應該說，是哪一種生活，是一如既往的朝九晚五，每天花時間在交通工具上，然後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吃飯梳洗休息，還是WFH，每天多睡一點，與家人有多些相聚的時間。坦白說，即使工作性質適合WFH，也不代表適合每一個人，WFH看似自由，其實要求員工高度自律，那些自律不來的員工，看著工作死線會感到焦慮不安，而那些居住空間過於狹窄，容易被家人打擾的員工，WFH不單不能令他們與家人建立關係，反而有機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過，一般而言，在工作繁忙、工時長的大都會，疫情促使更多僱主及僱員有機會嘗試WFH，學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健康之餘，也學會珍惜與家人的關係、重視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有更好的平衡，讓身心靈的狀態更好，未嘗不是好事。

實踐社關服侍　關懷基層家庭

疫情急湧而至，自疫症爆發後，明光社體會到基層家庭的辛酸，為遵行《聖經》愛鄰舍的教導及實踐社會關懷，明光社願意多走一步，在2020年5月開始走進社區，服侍基層家庭。本著「fill in the gap」的理念，我們填補現時社會一些服務的夾縫，在不同基金及有心人士的贊助下，為有需要家庭提供援助，包括幫助劏房戶支付租金、提供非現金津貼以改善家居等。

教育幫助脫貧

我們認同教育對基層學童的重要性，知識可幫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在不同基金的贊助下，我們為基層學童及家長提供了一些免費課程、訓練，以增強他們的英語能力及社交技巧。此外，我們又帶他們參與不同的活動，如暢遊大澳、參觀浩海立方．探游館等，以豐富他們的閱歷與體驗。

聘請失業婦女

支援失業或開工不足人士，讓他們能自力更新，擺脫依賴與扶助，增加社會工作的經驗，也是本社關注的項目。本社在一個計劃資助下，聘請了數位因疫情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婦女，讓她們投身短期服侍社區的工作，尋回成功感及愉快感。

提供物資援助

在疫情最嚴峻時，一些基層家庭根本無法承擔額外的抗疫物資；在居家隔離期間，有些劏房戶家中只剩餘一包即食麵，需要緊急求助。本社遂與地區福音伙伴合作，以幫助他們解困。其實自2020年4月至今，本社一直都收到來自四方八面的捐獻，由不同公司、機構、弟兄姊妹捐出防疫物品、藥物、食物、金錢等，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同工努力與地區伙伴緊密合作，將物資送到基層家庭。

關懷靈性需要

面對基層人士，派發物資能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然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福音。若要更全面關心他們的需要，身心靈的支援攸關重要，故此本社緊密與伙伴教會合作，多次探訪及關心他們。一些來自職場的弟兄姊妹成為本社的義工，參與服侍，並多次探訪劏房家庭。在疫情較嚴峻的日子，數位來自深水埗、旺角區的牧者和機構同工以無接觸交收方式，送遞物資予街坊。他們亦透過電話與劏房戶聯繫，以關心他們。由2020年5月至今，本社透過不同的服侍和活動，有超過八十人決志信主。及後本社更為他們與伙伴教會配對，令們能投入教會生活，落地生根，使他們的屬靈生命繼續成長。

個案一

林太（化名）與兒子住在大約二百呎的劏房單位，由於林先生曾中風，故需要在院舍生活，兩母子只能相依為命。林太來自國內，丈夫一向有家暴，加上在香港沒有親人、朋友，最終因要承受多方面的壓力而患上抑鬱，要長期服藥，才可穩定情緒。

由於她不想麻煩別人，有事總希望自行解決。有一次兒子因發燒要送院診治，她在醫院中哭哭啼啼，她形容自己像是一個傻婆一樣，但沒有人明白她的憂慮，她一方面生怕孩子會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她不理解醫生的診斷模式。一個來自國內的婦女在香港獨力帶著小孩，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儘管明光社已轉介她聯繫教會，但她亦很少求助，因為她抱著不想麻煩別人的心態。在香港，有多少像林太一樣的個案，他們不敢尋求別人的幫助呢？明光社一直希望找到社會上被遺棄的人，施予援助，以解燃眉之急。

劏房的生活，誰會想像得到？有沙的水、壞的門鎖、滿佈木蝨的床、與鼠共存的房間。面對著惡劣的生活環境，林太只感到無奈。由於大廈周圍積水過多，導致有蚊患的情況，林太每天都不能開窗，惟有長期開啟冷氣。明光社雖然能夠透過基金撥款，給她重新購置家具，然而，這只能解決基本的問題，劏房戶最需要的是有人照顧他們情緒及心靈的需要。疫情期間，我們不怕受到感染，在許可的情況下仍繼續探訪劏房戶，送上防疫用品，噓寒問暖。我們期望做到的，不只是基本的物質供應，更想他們能得到心靈上的盼望，甚至接受福音，我們希望能像耶穌基督一樣，與人同行。

自從本社轉介林太到教會後，林太的兒子也開始參加教會的補習班，成績有所進步。根據在2021年公佈，由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全港共有22.6萬人居住在劏房中，劏房數字則約有十萬間，《聖經》教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些劏房戶正正就是我們的鄰舍。

個案二

「我們從未去過大澳、浩海立方．探游館……但明光社都為我們達成心願。」單親媽媽周太（化名）很滿足的說。周太來香港已經14年，但從未踏足過太空館、大澳等香港名勝。她說：「我一直對人說，我很想去尖沙咀那圓形的地方。」以前，周太連太空館的名字也不知道，儘管經過也不敢內進，因為她怕入場費很貴，超過她能承擔的，可見她的生活十分困難。

周太談起在劏房如何與老鼠決戰，如何與木蝨共存也猶有餘悸，可以想像其居住地方的衛生情況十分惡劣。由於香港物價高昂，要更換屋內殘破的家具、設施對他們來說是雪上加霜，好不容易讓她得知明光社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於是她四處尋找本社的地址，終於讓她尋找到。「叮噹」門鈴響起，同工出來迎接她時，她面上的喜悅，同工至今未忘。周太對於本社給她的物資十分滿足，而我們也感恩能把資源及時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及後，本社與一班職場弟兄姊妹到周太家探訪，並派發物資，在聖靈的感動下，她最終決志信主。我們亦為她轉介了一間在住所附近的教會，她現在在教會聚會，生命從此不再一樣。周太的主動，令我們非常深刻，她尋找，就給她尋見。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面對疫情的衝擊，所有社會性的議題都開始以「疫情」作為分析的背景。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都非常擔心學生升學的問題。因為停課、網課等情況的出現，學生亦需要時間去適應「新常態」，特別是中六的學生，面對即將來臨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不少人都覺得他們或許是最受疫情影響的人。不過，在另一邊廂，疫情對兒童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有十多年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經驗的資深社工及曾任幼稚園校董的吳晃榮先生，會為大家探討一下幼兒在失去學習場所情況下，家長可以怎樣教導他們，助他們健康的成長。

幼稚園課程中六個主要範疇

幼稚園對幼兒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夠協助幼兒發展其作為人的潛能，而吳先生提及幼稚園課程中的六大主要範疇，是用作給予幼兒基本訓練，當中包括：認知、語言、大肌肉、小肌肉、自理以及情緒社交。兒童在幼稚園中，透過這六大範疇進行學習，這基礎亦有助他們更健康地長大成人。吳先生特別提到，這當然不是說家長不能按這六大範疇教導幼兒，但明顯地他們是較難按著課程結構來進行教導，而且每一個家庭都有其困難，家長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要他們這樣教導幼兒就更困難。

吳先生簡述了幼稚園課程中六個範疇的具體內容以及其運作模式，如需要更詳盡的資料，大家亦可參考《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幼師參考資料手冊》中的〈第二章：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1] 。

1. 認知：例如訓練幼兒拼圖、分辨各種不同的顏色、建立數學及邏輯思維、因果、空間、物件、多、少等等的概念。
2. 語言：簡單來說就是對語言的理解以及表達。
3. 大肌肉：一些身體協調的訓練，例如跑步、攀爬等較多走動的運動。
4. 小肌肉：一些手部和眼部的協調，例如筆掉在地下，能夠將它拾起，以及進行穿線等等的微小動作。
5. 自理：能夠自行穿衣、吃飯，以至可以自行去廁所等等。
6. 情緒社交：讓幼兒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技巧，並可以處理自己情緒等等。
    

當我們了解這六大範疇後，就會明白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教學，其實對幼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疫情爆發後，吳先生指出，學校的一些恆常活動幾乎都因疫情而取消，如生日會、親子旅遊、運動比賽等等，甚或乎有一段時間是不可以進行跨家庭聚會，即是連非官方的活動都需要取消，但其實這些活動都是訓練小朋友的大好機會。故此，在大部份活動都取消的情況下，家長的角色便變得更加重要，家長需要成為一位老師去教導幼兒。

吳先生指出，很多時家長根本不懂得要教幼兒甚麼，故此如果突然將教學的工作交給家長，家長亦不懂得怎樣教，更不用說甚麼六大範疇了。他又指，家長均來自其各自的專業，但對於小朋友的行為，他們卻沒有太多的了解，這會讓小朋友難以學習，例如一歲的小朋友想嘗試攀上滑梯頂，若家長擔心其能力，而直接把小朋友送上去，小朋友便失去了可以學習的機會。故此，當家長擁有大部份教導小朋友的時間時，實在有需要認識幼稚園學生學習的六大範疇來教導幼兒。

讓孩子有實踐的機會

另外，除了在概念上教導幼兒外，家長亦需要讓小朋友有實踐的機會。吳先生建議，小朋友玩耍的時候，不要讓小朋友自己一個人玩，家長亦需要參與其中，這樣便能在一個可實踐的環境當中教導他們，並從中向他們「輸入知識」。他舉例說，如遇到要排隊的情況，家長便要主動向小朋友解釋排隊的重要性；當小朋友遇上其他小朋友時，便要教導他們分享、禮讓的重要性，家長可鼓勵小朋友分享玩具、文具等等；當小朋友沒禮貌時，家長都要教導他們這種行為會讓人感到憤怒或傷心。可以說家長在教學上，一點都不能鬆懈。

總的來說，疫情下家長的確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更加主導了小朋友的成長，故此，家長也得補補課，了解一下幼稚園學生在校學習的六個主要範疇，對於小朋友日常的活動要更加敏感和從旁教導，助孩子適應欠缺社交生活的新常態。筆者在訪問的最後階段問吳先生，這六大範疇對小朋友的轉變有多明顯時，他回應指，小朋友由幼稚園升上小學這個短時間內，家長未必能夠察覺到他們明顯的分別，可能要待小朋友將來升上中學或大學時，該轉變才會更明顯。

對於不少人來說，疫情就好像一個竊賊，偷走了我們不少珍貴的事物：包括一些摯愛親朋的寶貴生命；本來以為可以終老的穩健事業；可以四出享受人生、放眼世界的樂趣；以及與大群新知舊雨一起吃喝玩樂的時光。但對於這幾年唸幼稚園、升初小的學生來說，他們失去的可能更大更多！由於經常停課、上網課，許多課外活動、旅行、參觀、比賽、運動會、慶祝會、甚至遊學都被取消，就算可以上學，也沒有機會與同學一起午膳、開開心心地玩耍，對他們的社交技巧帶來很大的影響。

當疫情開始穩定，是時候為這些學童的社交技巧補補課，本書的出版，正是為了回應這方面的需要，雖然歲月偷走了他們的一些寶貴經驗和美好回憶，但作為父母、師長仍然可以力挽狂瀾，讓他們重新學習與異性、陌生人、和身邊經常接觸的人相處時應有的態度，並且為自己的身體訂立適當的界線，我們亦邀請了不同的專家，協助大家為子女和學生，尋回被疫情偷走的幾堂課，為我們所愛的人多走一步。

疫情近三年，不少家長和孩子一起經歷難捱的日子。由恐慌地買口罩度日，到長時間的停課、在家工作和學習，昔日家長要搶購平板電腦和鏡頭，到今日可以嫻熟地使用各種即時開會的軟件工具，甚至已懂得用綠幕做背景，這些日子大家都經歷了許多。不少家長被疫情所迫變成了科技達人，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孩子在疫情下錯過了甚麼，失去了甚麼？

疫情開始時，家中小兒子剛剛在幼稚園讀了一個學期就停課，之後便一直上網課，學校原本最喜歡讓孩子自己製作一些簡單的小食，一起學習和遊戲，但因為停課便取消了這類活動。最後小兒子即使回復日常課堂，在三小時課堂裡，沒有外出、製作小食和茶點，這原本是意料中事，但學校還要求孩子不能喝水和進食，全程要戴口罩上課，這是一件叫人非常無奈的事。他的三年幼稚園生活，理應是人生最快樂的讀書生涯吧，但也在疫情下被斷送，作為家長也甚是無奈。

孩子上網課也要留堂

大兒子讀小學，疫情之下，雖說功課減少了，但仍然要追趕課程，學校要停課不停學，上網課也有測驗考試。記得疫情初期，學校也會照顧個別有需要的同學，容許他們在合理比例下回校上課，但實際上大部份時間均在網課，網課也難以處理他們的學習差異，最後大兒子的成績當然很一般。他同時因著不能追上進度，居然也有網課留堂的做法，不過即使留堂，孩子一樣可以不專心，眼睛望著電腦後面的電視機，其實能接收多少訊息，基本上是一個謎。

課餘生活也同樣深受影響，特別是疫情初期，政府連公園也關閉起來，孩子在家無事可做，很快就「培養出」打電玩和看手機的「習慣」，很多家長朋友也感慨本來努力為孩子建立的電腦和手機使用習慣，一個疫情就失守了，現在復課即使功課再多，他們也不能像以往般專心溫習。同樣因為沒有機會外出活動，就連很多增強體能的活動，也因著疫情被取消，孩子雖然沒有患傷風感冒，但卻變肥變慢，長此下去也不會變成一個很健康的人，難道真的要終此生戴著口罩度日？還是要每年定時定候打預防針，才能生存？沒有人知道。

孩子外出回家務必立刻洗澡

疫情也讓孩子有很多心理陰影，例如大兒子現在但凡回家，務必立刻洗澡。有次他不知道原來晚上還有活動，就大叫不要再外出，因為他早就洗澡了，一天洗幾次澡覺得很麻煩，但又擔心外出回來若不洗澡就無法清除病菌，所以感到十分矛盾。他有時又會每天問我們確診數字是多少，希望疫情放緩便可以和朋友見面，但到了見面的日子，卻又因為害怕疫情，而不能像以往般有很多親密的接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只能透過網上連繫，生活似乎很不開心。

幸好，小弟家住村屋，部份政策很少在家中實施，例如很多朋友經歷過的圍封、強檢，小弟就未試過，又因為開車接送家人上班上學，與家人一起的時候也不用戴口罩。但可以想像得到，在公眾地方，大家的壓力可以有多大，小孩未來成長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以有多遠。我們也不難想像，到了一天可以除口罩相見時，大家可能還會害怕，覺得這個世界仍然有病菌，但想深一層，只要你病過一次，也會知道，人總會病的，與其害怕，不如勇敢面對。

最後，小弟一家也曾中了新冠肺炎，幸好只須居家隔離，避過到「竹篙灣」一劫，但患病的經歷很真實，也有發燒咳嗽等病徵。孩子們雖然辛苦，也笑言好像有好幾年沒有病過了，但回頭再想想，如果可以選擇，我們會寧願這樣病，還是選擇努力去預防這個病？孩子們笑說，沒有甚麼比週末去公園玩；平日可以返學和同學一起，放假可以返課外活動，之後和朋友一起食沙嗲牛肉麵；週日又可以返教會上主日學，之後一起去意大利式餐廳食肉醬多利亞焗飯重要。

原來，孩子們的選擇很簡單，只是一個開心快樂的童年。

又原來，今時今日，開心快樂，卻很難。

資料庫

疫情下的家長心聲

疫情連綿，今日孩子即使恢復面授課堂，也要戴著口罩上課，有家長在社交媒體的群組中感慨的說：「阿仔已經返學兩個學期了，但從沒見過其他同學的樣子，讀幼稚園時這樣，現在讀小學也是這樣。」幼稚園生的家長，看著孩子幼稚園畢業，有的家長表示：「在班級畢業照中，所有小朋友都戴著口罩，誰也認不出對方。」也有家長慨嘆：「我覺得小朋友錯失了許多寶貴的學習經歷，他們需要學習群體生活，但因疫情卻要保持社交距離。」疫情下孩子或許都習慣了做快速抗原測試，有家長就形容女兒打開快速測試包，就像打開餅乾包裝袋一樣嫻熟。盼望疫情過去，回復昔日的生活，是不少家長的心願，有家長就分享到：「希望小朋友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鮮的空氣，不用擔驚受怕。」「很想小朋友能夠和其他小朋友一起開生日會，吃蛋榚、喝果汁，一起開心笑。」

在疫情持續近三年的時間，學校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網課成為學習的新模式，而這不只發生在中小學，連幼稚園也需以網上教學來取代面授課，這對幼童的成長帶來深遠的影響。

不少人都認為幼稚園教授的東西十分簡單，小朋友回校只是學習簡單的語文、數字，其餘時間都是玩耍、唱歌和食茶點，但其實小朋友在這些活動中學習到的東西比我們想像的多。

袁老師是一位有十多年經驗的幼稚園老師，她指出疫情下小朋友「聽說讀寫」的能力固然減弱了，但她認為疫情更大的影響是打亂了小朋友日常生活的作息時間。以往學生在每個上學天，都需要在固定時間起床、出門搭校巴回校、上課、放學回家，每天重複這些流程對小朋友來說，其實已經是一個有關時間和環境轉換概念的練習。

建立社交技巧的重要訓練

在幼稚園上課時，小朋友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外，每天都會有排隊、玩遊戲、玩玩具的時間，過程中或會出現一些情況，老師可以適時介入，幫助小朋友建構學習經驗，以建立他們解決困難、互相分享和「輪流替換」等能力。

「輪流替換」是指輪流進行活動，如排隊、音樂傳球遊戲、輪流玩玩具等。這看似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活動，但原來對小朋友卻十分重要。袁老師解釋小朋友透過「輪流替換」可以學習正面的社交技巧，利用友善的語言提出自己的需要，建立與他人的聯繫，同時也學習分享、學習等待。如小朋友未能發展出「輪流替換」概念，將會容易出現肢體衝撞，也影響人際溝通能力，未能與他人連結。

但在疫情嚴重期間，學校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以一問一答形式來教導小朋友，小朋友未能真實地與老師和同學相處。缺少了與同儕相處的時間，也會阻礙小朋友建立不同的能力。由於小朋友尚在發展階段，成長過程中每一環都會影響日後其他技能的發展，如果父母沒有幼兒教育理論的知識作為基礎，往往會忽略一些簡單活動背後的意義。袁老師再以疫情前幼稚園的茶點時間作例子，小朋友在聽到老師的指令後，自行打開書包的拉鏈，取出茶點袋，打開茶點袋，取了水杯碟子放在桌面，之後安坐在座位上等候老師指令，聽到指令後才進食茶點及飲水。對成年人來說，這是簡單不過的事，但對小朋友來說，卻是一個手眼協調和小肌肉活動的訓練，以及學習聆聽、理解、秩序和紀律的課堂。但如果小朋友一直留在家中，父母往往會準備好一切，小朋友甚至連餐具也不需使用，只需張開口就可以，但卻錯失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別讓孩子養成飯來張口的習慣

袁老師的學生主要來自中產家庭，小朋友在父母和工人姐姐的悉心照料下，真的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如果他們是家中的獨生子女的話，就更不懂得分享。當幼稚園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時，小朋友就連在學校學習一些基本能力的時間也沒有了，她坦言在這一兩年，學生的自理和語言能力都偏弱，甚至學生「未戒尿片」的情況也增加了。

袁老師建議各位父母要學習放手，讓子女學習自理，自行食飯、自行換衫，工餘時可以多與子女到戶外玩耍，訓練小朋友的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而當小朋友在遊戲時，不要為小朋友定下各種玩法，讓小朋友發揮創意，享受「自由遊戲」的樂趣。

最後，袁老師認為小朋友在幼稚園最重要是學習與人相處，因此在不違反政府防疫措施的情況下，父母不妨安排小朋友間的聚會，增加小朋友「輪流替換」的經驗，提供真實場景讓子女學習分享、解難、與人相處，以增強他們的社交能力。

第五波疫情至今已近一年，許多學校因學生打疫苖的數字未達政府要求，仍未能回復全日面授課堂。這種情況，對學童成長及學習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曾任小學校長、有16年管理學校經驗的鍾頴欣校長，憑著她的觀察、與老師、家長教師會一起制定的方向及設計的活動，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同學未能與同齡書友相處

鍾校長認為學生在疫情下，失去了很多學習機會。對於幼稚園、小學生來說，用Zoom這類軟件在網上進行學習，如沒有家長的協助，可以學到的東西真的不多。她坦言，部份學生隔了兩年，從幼稚園升到小學上課，好像完全沒有學習過，很多東西都未學懂。她指出有些學校可能會為學生學習知識而著急，在面授時單單著重教學。但她認為除了學校課程內容以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在成長中與同學一起才能獲得的經驗。「學生不能一起在操場聚集、不能一起排隊、不能一起坐旅遊巴外出參觀，就會失去一些一起經歷整體氣氛的體驗，這實在十分可惜。」她認為學生與同齡的同學相處，一起成長十分重要。疫情中，學生在家最多還是和兄弟姊妹相處，現在學生回校，不少學生的社交能力都差了，因為在家被關注及被照顧得太多，可能被寵壞了，回到學校，他們缺少了一些有商有量、接納、分享及互相合作等能力。

除了社交，鍾校長還指出學生的脾氣、耐性也差了不少，她認為可能是家長在疫情中失去了工作，或要在家工作，他們居住的空間不多，但要與孩子們在家日對夜對。家長由於面對不少壓力，其情緒有機會影響到孩子。當孩子回到學校，也同樣地會帶著一些情緒及缺乏耐性等習慣回來，這狀況明顯也是受家長影響的。

雖然疫情使學生的學業、成長、情緒等，都出了一些狀況，但鍾校長說有方法可以改善。每間學校的取捨可能有所不同，她就認為學校除了教學外，亦需要每日騰出時間舉辦活動，訂立目標、主題，讓學生可以一起參與，讓他們可以學習與同學相處。

鍾校長又指在疫情下，老師有多點空間做網上教材，學生可以看短片，看一些需要跟著步驟逐步逐步做的課程內容，這令學生在家仍可以學習，效果可能比面授更好，因為未能看一次就學會的學生，可以重複觀看片段，慢慢學習。

關心家長同樣重要

另外，鍾校長也覺得關心家長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老師會抽時間每星期致電給家長，除了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其實也可以透過傾談，了解家長的情緒和現況。收集好家長普遍的狀況後，學校社工會為家長的需要，設計相關的講座，如教導如何疏導情緒的講座等。」

而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亦曾舉辦親子KOL短片拍攝比賽，讓家長與孩子一起拍短片記錄一起做的一件事，如一起烹調食物或唱一首歌等，讓家長與孩子在家可以有機會共同合作完成一些事情，建立美好的回憶。

問及家長們會否對講座不感興趣，鍾校長認為可以先試試以學童需要作為講座的主題，讓家長親臨參與，然後再加入一些針對家長的內容，如情緒管理、教養子女、相處技巧或與上網有關的資訊，這樣便能吸引家長參與講座。

最後，鍾校長鼓勵家長們，在疫情中就算有很多時間在家，家庭成員也不要各自對著電視、平板電腦，反而可以在家進行親子活動，如一家人一起玩board game（桌上遊戲）或烹調食物等。但她更建議大家多點一起外出抖抖氣，爭取多點活動空間。

結婚時，有誰會想像到另一半會因為生意失敗、失去工作動力等原因，而將自己懷才不遇的不快發洩到配偶身上？阿花（假名）經歷多年被另一半無理吵鬧、苛待，致最後離婚收場，但她仍不忘子女的福祉，每月按時將照顧子女的費用交給丈夫。阿花從來沒有不甘心付贍養費，因為她總覺得是自己拆散了這頭家，她說:「我一直都想子女好，不想他們為生活費的多少而不快樂。」

阿花與前夫在夜校結識，見過幾次就開始談戀愛，這是阿花的初戀。雖然中間有段日子她覺得這男友和其他朋友相處得比自己還要好，他們曾分開過一段時間，但之後又愛火重燃，拍拖三年結婚，婚後不久就生了大女，三年半後生了小兒子。今日，子女都已出來工作，大女還結了婚。阿花回想自己的離婚經歷，原來已是多年前的事。

她前夫的工作遭遇起跌頗多。起初在車行工作，成績不俗，但與老闆意見不合被解僱。遇上了舊同學，一起合資開辦電腦公司，並聘用了兩位伙記。但兩、三年後因為經營不善而虧本倒閉。之後再做過一、兩份工作，都總是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致最終不再找工作。而阿花就一直在同一間公司工作，直至丈夫放棄了找工作，一家的賺錢責任就落到她身上，全家只能靠她的一份收入支撐著。

阿花見前夫終日無所事事，晚上半夜三更才睡，第二天就睡到日上三竿，反過來投訴阿花晚上加班晚回來，忽略了子女和家務。看著他不斷責怪自己，事後又好像若無其事一樣，甚至在她不情願下仍要求有性生活，雖然她曾堅持拒絕，但前夫卻大發脾氣，她只得被迫就範，又或二人大吵大鬧收場，夫婦關係日漸變差。

後來，當前夫缺錢到一個地步，為了一些被放進洗衣機而染了色的新衣、被燙斗弄傷手等事情而訴諸法律，每宗申訴都向阿花索償數千元，更向她的公司及母親家發信，使她的同事及媽媽都收到有關小額錢債的索償信件。這一切一切迫使阿花最後決定單方面提出離婚。不過她前夫一點也不友善。她稱，由於前夫當時未有律師代表，曾數次上庭時都故意說自己忘記帶文件，浪費她的律師費。

最後，在律師的協助下，阿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給予前夫數十萬元的贍養費。另外，她認同社工的建議，為減少兩個孩子在生活上的影響，仍然讓他們住在前夫家，由父母雙方共同撫養，所以子女每周有兩天會回她身邊和親人一起相聚。她每月亦會轉賬過數給前夫，讓子女有數千元的生活費。

阿花稱，她從來都不敢不準時付子女每月的生活費，因為子女仍在前夫家，她不想他們受到傷害或為錢而擔憂。阿花坦言，初時也有不甘心付錢的時候，但仍覺得自己有責任承擔。回望整件事，阿花不無傷感，總覺得是自己拆散這個家，不過她的子女都明白事理：「我的兒女們反倒過來安慰我，說他們自小都知道是誰人引起了這家的問題，叫我不要憂慮、不開心。還說：『如倒過來是我，我一早就趕他出街！』」阿花認為，子女的長大及明事理，仍然是她最大的安慰。

文章僅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離婚令人心傷，如因離婚而對簿公堂令人更心酸。離婚夫婦為了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聘用律師進行法律訴訟，以為「打官司」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及討回公道，但「打官司」是否唯一渠道去處理離婚糾紛？又是否用錢（律師費）可以解決錢（贍養費）的問題？

劉傑姿律師為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爭取贍養費的利與弊。

為了解開「打官司」的迷思，明光社聯同風雨同路人及旺角浸信會於2022年8月28日合辦了一場名為「『打官司』難解家庭事？！」公開講座，邀請了葉美施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向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去爭取或追討贍養費的利與弊。兩位律師分別提到在進行法律訴訟時，代表律師只會考慮當事人的需要，為其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會顧及前配偶的處境，甚至不會衡量子女的實際需要。再者，律師費昂貴，而在進行訴訟過程中也未能預計「上法庭」的次數，以致當事人最後可能需要付上龐大的律師費。葉律師分享了一些個案，指曾有離婚人士經律師處理而得到所要求的贍養費，但他／她卻要用這筆金錢去支付巨額律師費，他／她最後只贏到「一啖氣」，而非實際的金錢。

葉美施律師提到曾有離婚人士透過律師爭取到要求的贍養費，但卻要支付巨額律師費。

對簿公堂既費時、費錢，又費心力，葉律師及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利用家事調解服務，因調解員能以中立及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去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作出最佳利益的方案。在講座中，有參加者表示過往對家事調解服務的認識不多，但在兩位律師介紹下，讓他們可以多一個選擇，利用一個持平及收費相宜的平台去處理離婚的安排。講座完結後，參加者繼續以小組形式交流在追討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及可行的解決方法。

除了上述講座外，明光社與風雨同路人還合辦了另外兩場公開講座：由建道神學院輔導系主任劉佩婷博士擔任講員的「不能說的悲傷」公開講座已於6月28日舉行，讓正在考慮「再婚」的父母先理解孩子的處境、聆聽他們的需要和心聲，才作出最後決定；此外，由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系教授區祥江博士主講的「認識再婚家庭的挑戰與過渡」公開講座已於7月10日舉行，讓準備再婚的離婚人士能了解將會遇到的挑戰，以至在再婚前作出更好的規劃，避免重蹈覆轍。

原本擬定的題目是「回家．好」，來對應之前〈回家．難〉一文。預算在香港隔離期間撰寫，豈料仍是離不開一個「難」字。

面對眼前一大三細的行李箱。前一天，還在跟太太商量如何到機場；今天，卻要想想如何家居隔離。等待了一些日子，預備隔天就可以上機回港，誰料一份核酸報告，叫我們裹足難前。

一家四口，三陰一陽。在台灣的隔離措施下，確診者要自我隔離7+7（七天居家隔離加七天自我健康管理）；同住家人（妹妹）注射了兩劑疫苗是3+4；筆者與太太已注射三劑是0+7，可以出外購物，維持家中的日常。

託運的大行李箱，盛滿了送給家人、朋友的小禮物。為要善用託運的重量，物既要輕，要小巧和實用，看見太太花了不少心思。每想到和友人相聚，分享情誼，訴說主恩，心中就充滿欣喜期待。今天因為一人確診，全家就要取消行程。疫情下，回家的成本固然大增，難以掌握的風險也著實不少。過去兩年半，相信不少異鄉客都經歷到這種「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有可能假陽性嗎？星期六登機，星期五需要做核酸PCR檢測。週四晚，我們做了一次快測，一切正常。豈料竟然被「一陽紙」（一紙報告）擊中！女兒當晚在家，再做了兩次快測，也是陰性。朋友建議到急症室，再做一次PCR確認。可是，醫院認為出國並不是急事，拒絕做急件檢測，建議隔天早上再來（早上採檢，傍晚取報告）。

後來朋友告知有私人化驗所，最快可以一小時取得報告，但早上10時才開門，趕不及下午1時50分的航班。和太太商量，嘗試找找星期日的機票。假設PCR結果是陰性，星期天仍可以出發。

發現，星期天早上確有機位，更剛好在我們PCR檢測48小時之內。可是……機票倍數漲價！

機票太貴了，再測的結果又難以預計！本已放棄。

通知家人未能回港的消息。筆者姊姊一句：「再做PCR無事，就回來吧！」弟弟亦以行動作支持。念及家人的心情，再次推動我們回家的決心。太太和女兒隨即致電不同部門：查詢可否覆核？隔離期間如何出門進行檢測？可否預約防疫計程車？私人化驗所的結果是陰性能否出境……

最後，在防疫的規定下，確診者需要居家隔離，縱使可以聯絡防疫計程車，化驗所也不願意為確診者做檢測。

努力過，無憾，安然。

雖然是有點失望，卻不至絕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裡。回想2、3月香港疫情嚴峻，政府部門居家辦公，聚會限制多多，航班又被取消，故改期6月回港。隨後入境處竟然寬限，讓我們在網路視像核實身份，完成護照續期。上帝是可信靠的，在祂裡面凡事都能。

這次事出突然，要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部署、安排。筆者團契的組員著緊地討論，給予我們建議，為我們禱告，深深感受到相扶同行的甘美；牧師的問候、關心、禱告。這都叫我們由衷地說：「有你真好！」

約定相聚的朋友們，是我們所珍惜的，不忍叫他們失望。其中友人的留言，讓我們感動得差點落淚：

「我都未試過咁想見一個人，都未試過見一個人咁困難，都未試過見唔到一個人會咁失望…….」

「昨天我都不開心，你哋上唔到機，但我一想到你們一向面對難關的心態，我就只用祈禱交託，等待神給予你們最好。」

「好sad，我叫咗出嚟！」

「我已請了7月的假期……」

「今早在家自製『絲襪奶茶』，很想與妳（太太）分享，突然很想見妳。」

「……」

我們只有感恩地說：「有你真好！」

縱然「回家．好難」

感恩「有你．好難得」

時至2022年7月，香港仍然推行「疫苗通行證」。根據政府的說法：「『疫苗通行證』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目的是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同時讓香港市民安全恢復正常日常生活……所有12歲或以上人士進入或身處下列指明處所（附表3A），包括涉及處所運作的員工，需根據下列附表（附表1）接種疫苗，除非他是獲豁免人士（附表2）。如個別人士除了在《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599L章）發出的指示下，同時於《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下發出的指示下另有接種要求，將以該要求為準。」簡單來說，市民若想要出外用餐、逛商場、到圖書館閱讀等，均需要證明自己已按照政府的要求接種疫苗，除非因身體不適合或其他原因才能獲得豁免。[1] 疫苗通行證不是香港獨有的抗疫措施，直至2022年4月5日，新西蘭也有推行疫苗通行證。[2] 早前在丹麥，亦有類似的通行證。[3] 新西蘭及丹麥現今不再實行「疫苗通行證」措施，甚至丹麥政府暫停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劃，這並非表示她們認為接種疫苗不重要，剛好相反，兩國相當重視疫苗接種，亦因著兩國的國民的疫苗接種率相當高，他們才有本錢放寬措施。[4]

一般來說，有能力購買到疫苗的政府都會大力推行疫苗接種，推出「疫苗通行證」是其中一種手段，以限制人們的日常活動來迫使當地市民接種疫苗。香港並非一開始便推出「疫苗通行證」來「強迫」市民打針。香港於2021年2月底開始了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但截至同年6月1日，僅21%人口接種了第一針，全面接種疫苗的人則約16%。為了「谷針」，政府及企業積極推出獎勵措施，一時間，針假、獎金、各式各樣的抽獎紛紛出爐。[5] 豐富獎品讓本地接種疫苗人數明顯增加：從2021年2月26日至5月底，平均每天只有14,727人接種首劑疫苗；到了6月1日至6月17日，平均每天則有26,341人接種首劑疫苗。[6] 打針的人數雖然多了，但要達到免疫屏障，與當時要求的70%接種率，還有一大段距離。到了2022年2月，政府希望在3月初首劑疫苗的接種率能達到90%，[7] 於2月24日實施「疫苗通行證」，[8] 截至5月31日，在過去一星期，移動平均值為46,775劑次，接種兩針的市民達87.1%。[9]

隨著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株的散播力愈來愈強，對於接種率的要求愈來愈高，而為了提高人民對抗新冠肺炎的保護力，無論是基於疫苗的效力隨著時日的流逝而漸漸減退，還是基於新變種的病毒株削弱疫苗的效用，各地政府都紛紛推行接種第三劑，甚至是第四劑加強劑的計劃。[10] 這全是因為疫苗某程度上可以保護人民生命，根據不同地方的數據，即使原先針對Alpha病毒株研發的疫苗，在Omicron橫行的時候，比起無接種疫苗者，已接種者即使不能完全避免感染，但接種兩劑以上的疫苗能更有效地預防重症、住院和死亡風險。[11] 對政府來說，打疫苗並不只是為了接種者自己，也是為了他人，為了社會，打疫苗是一項可以減輕醫療系統的壓力，也能有助經濟復甦的措施。[12]

各地政府有「谷針」的理由，人民卻有「不買賬」的道理。「不買賬」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反對疫苗者誤信謠言，例如誤信mRNA疫苗會改變接種者的DNA，又或是微軟創辦人Bill Gates利用疫苗在人體植入微芯片。[13] 也有反對疫苗者對疫苗期望過高，認為作為疫苗，必須讓人百分之一百不受感染，只讓人不得重症的不算是疫苗。[14]

反對接種的理由中，難免有些理由讓人感到匪夷所思，但撇除這些，並不是每一個反對疫苗者都是陰謀論者，更談不上罔顧自己或他人的安危，他們都會好好保護自己，有的只是希望被尊重，有權利去選擇要不要把疫苗注射到自己的身體當中，也希望民主社會能夠存在著不同的聲音。[15]

人民希望有選擇的權利，當政府計算疫苗接種對社會整體帶來好處的同時，市民亦同時會評估疫苗接種帶來的風險。德國埃爾福特大學（Universität Erfurt）有研究指出：「疫苗接種意願的高低，本質上是風險與收益之間的權衡，它和疫苗的安全性、副作用大小、有效性，病毒本身的危險性有關，也和民眾對上述指標的主觀判斷有關。當一個人認為，接種疫苗所能降低的患病風險，並不足以抵消疫苗自身的副作用風險時，他對疫苗接種的態度就會傾向於拒絕。而當某地的疫情突然吃緊時，民眾的疫苗接種意願很可能會大幅升高。」[16]

有些人並非反對一切疫苗，只是對於「臨危受命」的新冠疫苗有所保留，有一位新加坡的太太堅持不讓孩子接種疫苗，主要原因是擔心新冠疫苗缺乏長期數據，她的孩子有可能因為接種疫苗而得到心肌炎，孩子即使康復，她仍不知道五至10年後他們會怎樣。她認為，傳統的疫苗往往要花數十年的臨床研究，才能打在身上，她無法衡量疫苗所帶給孩子的傷害是否低於新冠病毒。[17]

除了擔心新冠疫苗「太新」，事實上，疫苗嚴重的副作用（不是接種疫苗後短期出現的發燒發冷等症狀）也讓不少人對接種疫苗卻步，在台灣有反對疫苗者分享他的朋友打了兩劑疫苗，高燒不退，送往醫院深切治療部，醫生說他急性敗血病，然後他朋友便死去。他指出沒有媒體報道這件事，有很多受害者申請不到疫苗救濟，因為有關方面都說這跟疫苗無關。他表示在台灣，確診的死者即使本身有疾病，也可以算是因著新冠病毒而死，但在接種疫苗方面，卻不是這樣，想要證明死於接種疫苗，必須經過層層關卡，還要有科學證據、醫生證明、政府審核，他覺得這是非常不平等的。[18] 也有人因著親身經驗過疫苗的「副作用」而拒打第二針。當一個地方，如果人們認為政府資訊不夠公開，一切的「副作用」都說與疫苗無關，最終政府或藥廠亦毋須對「副作用」負責，難怪有人會拒打疫苗，甚至加入反對疫苗的遊行行列，因為他們聽得太多疫苗產生「副作用」的故事。[19]

各地有政府決定推廣，甚至立例要求市民接種疫苗，主要基於信任疫苗的效用，考慮到它為社會所帶來的整體效益。因此，即使在全球有不少地方出現示威，反對強迫疫苗接種，這些政府還是不會妥協。[20] 以它們的立場，強迫人民接種疫苗，不無道理。但不能否認，社會中的確會有人對疫苗心存懷疑，不相信疫苗的功效，又或是更相信疫苗存在令人擔憂的副作用。如上文所言，不是所有反對疫苗的人士都是無的放矢，不講道理，撇開基於政治立場，又或是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士，很多都只是單純的從自身或下一代的安全去考慮。政府為當地人民的生命負責，人民又何嘗不是為到自己的生命及所愛的下一代負責任呢？除非有人可以百分之一百保證，疫苗接種絕對沒有嚴重副作用，又或是新冠病毒只由未接種疫苗者傳播，否則，關於接種疫苗與否，還是需要尊重他人經過深思熟慮下的決定。

媒體上有不少以戀愛交友為主題的真人show，如美國、英國的《慾罷不能》系列（Too Hot To Handle）、日本的《雙層公寓》系列、韓國的《單身即地獄》等等。這類節目總會以「配對」為目標，製作人會安排互不認識、參與製作的男女，在鏡頭前共同生活，看看他們能否擦出愛火花。

2020年在Netflix推出、一個嶄新形式的戀愛真人show——《盲婚試愛》（Love is Blind），節目推出後大受歡迎，之後再推出第二季，更拓展到推出「巴西篇」和「日本篇」。此節目與過去的戀愛真人show有所分別，製作人會安排所有參與製作的男女居住於同一宿舍，但男女雙方居住的地方卻被一面牆分隔，因此他們都不知道對方的外貌。參加者可以在10天內自由約會不同異性，彼此隔著牆在看不到對方的情況下交談。如此，在撇除「外表」因素的情況下，二人會透過聲音來建立情感，並尋找人生伴侶。當參加者覺得對方適合自己，認為自己找到了終身伴侶，就可「求婚」，「求婚」一旦成功，他／她才能一睹自己伴侶的廬山真面目，二人之後會一同生活數星期，如果到最後彼此情投意合，就會進行結婚典禮。

本年2月在Netflix上架的《盲婚試愛：日本篇》中，共有13位男生和11位女生參與節目，在經過數次約會交談後，參加者對素未謀面的異性有了基本認識，可能因著彼此有某些共同經驗或喜好，開始有參加者與個別異性相處時特別投契，漸漸對對方產生好感，甚至出現迷戀的感覺，最後有八位男參加者成功「求婚」，能與女伴見面。

可能因為大會揀選的參加者，他們的外表都達一定水平，所以大部份「求婚」成功的參加者，都對伴侶的外表感到滿意，但有一位女參加者卻被男伴的一頭金髮嚇壞了。女方表示如果在平日的社交生活裡遇上對方，一定不會考慮與他交往。但在看不到對方的情況下，彼此作了深入認識、了解，她被男方的內心吸引，二人最終更成為了少數能結為夫婦的參加者。

「外在美」和「內在美」哪一個因素在戀愛關係中更加重要？相信大部份人都會回答「內在美」，但「外表」是構成我們展現給人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在我們交友戀愛中往往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第一印象」欠佳的話，對方做的一切都可以是不討好的，人們許多時也不願意再嘗試了解或欣賞對方的「內在美」。但「第一印象」並不能全面地反映人們真實的一面，因此剛才提及的節目嘗試將「外表」因素移除，讓參加者透過交談，由最初的閒聊，漸漸分享到彼此對人生、婚姻、家庭等等的想法，讓參加者有機會直接觀察對方的內心世界。不少參加者都認為這種相處方式，能幫他們找到了自己的心靈夥伴。不過，在短短10天的日子裡，真的足以讓人尋找自己的理想伴侶嗎？

「求婚」成功的參加者可離開原先居住的宿舍，與伴侶一同生活，但激情來得快，去得亦快。就算最初跟對方有多投契，也需面對真實相處的考驗，參加者憧憬跟伴侶相處的美好生活，都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求婚」成功的八對情侶陸續出現因了解而分開的情況，有人突然對伴侶失去興趣、有人由活潑健談變得沉默寡言、有人因太專注工作而冷落了伴侶、有人發覺彼此性格嚴重不合、有人一直不願意向伴侶打開心扉、更有人發現伴侶所說的話原來只是不盡不實的謊言。

原來在撇除「外表」因素下建立的「第一印象」，也可以是十分不準確的，因為我們都會傾向努力向自己喜歡的人展現自己的優點，掩飾自己的缺點。但當二人關係日漸親密，人的本性自然會慢慢流露出來，當初努力隱藏的缺點就會浮現，二人生活上的習慣、想法、價值觀等差異也可以令二人產生衝突，再加上他們相處的時間太短，建立起來的感情也不深厚，彼此關係太脆弱，令雙方無法接納和包容對方的不足。節目最後只得兩對情侶能踏上紅地氈，進行結婚典禮，成為真正的夫婦。

我們每天都要面對面與人溝通，當遇上外表吸引的人，難免會因對方的外表而產生好感，甚至迷戀對方，但其實這份情感只是建立於自己對對方簡單的認知，再自我幻想出來的美好想像。在今天講求感覺的戀愛文化下，不少人認為「啱feel」就會向對方展開追求，但如果就此發展感情，愛上的只是彼此構建出來的虛像，時間一過，就如節目中的男女一樣，發現對方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美好，最終分手收場，自己也弄得遍體鱗傷。

所以，當我們對別人產生好感時，不妨停下來，先嘗試與對方作朋友，以朋友的角度慢慢觀察對方待人處事的態度，以及了解對方對不同事情的看法。當與對方成為真正的朋友時，我們才有能力欣賞到他／她的「內在美」，這時才認真檢視對方的整體，不只是外表，還有內涵、性格、彼此的相處方式等等，看看他／她是否適合作伴侶，之後才向對方表達心意，相信這樣的發展，二人的關係會較穩固。就算在認識的過程中，發覺對方並不適合自己，二人無法成為情侶，但能結交多一位朋友，也是一件好事。

最後，祝福在節目中成婚的兩對夫婦永遠幸福快樂。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資料，每千名人口計算的粗離婚率由1991年的1.11人上升至2019年的2.82人，離婚判令數字在1991年至2019年間上升了2.36倍，由6,295宗大幅上升至21,157宗，與此同時，再婚數字也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4,892宗、5803人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15,832宗、23,821人，按宗數計上升了2.24倍，按人數計則上升了3.1倍。離婚再婚的人士日漸增加，當中亦有一部份是基督徒，面對愈來愈多的信徒離婚甚至再婚，教會可以怎樣回應？

筆者第一個遇到的再婚個案是大約在八年前，這兩位準新人都曾經離婚，其中一人是離婚後信主的，帶他信主的正是他當時的未婚妻，他們希望在教會舉行婚禮，教會的借堂前提是必須要完成婚前輔導，因此，他們很努力尋找婚前輔導服務，他們都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做得不好，導致離婚，因此，他們希望這一次的婚姻不會重蹈上一次失敗的覆轍，可以擁有一生一世的婚姻，他們對婚姻的認真令我非常動容，以致當他們所屬的教會牧師因教會章則寫明，牧師不可以出席離婚再婚人士的婚禮或擔任任何崗位，他們邀請我幫忙時，我也義不容辭答允為他們訓勉。

這件事促使我思想，當教牧因信仰原則及教會體制反對離婚人士再婚，未能在他們有需要時伸出援手，令離婚再婚人士好像永遠被教會拒諸門外，似乎有點不近人情。但按《聖經》的教導，除了配偶死亡外，似乎沒有可以再婚的理由，因為即使是離婚，也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只是因為人的心硬才容許的，因此，如要在教義中尋找支持離婚或再婚的理據，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否因為這樣，教會便可以忽略這些人的需要，馬太福音九章35至38節：「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耶穌尚且會因為看見人困苦流離而憐憫他們，差派工人去牧養他們，更何況今天教會看見眾多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又怎能視而不見呢？

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

既然無法忽視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教會可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幫助他們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從受傷的生命慢慢復元，得醫治後重新學習愛及成長，一般離婚人士都需要經過一段復元的歷程，時間大概是一至兩年 :

1. 清楚認識受傷的地方；
2. 了解這些傷害對自己的影響，有甚麼感受和意義；
3. 接受自己受傷的情緒，如傷心、內疚、憤怒；
4. 檢討婚姻失敗的原因及過程，想一想各人的過錯和責任；
5. 承認及承擔自己要負上的責任，認識自己的幽暗面及限制；
6. 嘗試代入對方的角色和處境，想一想對方的想法及感受；
7. 想一想對方是否值得饒恕（縱然不值得，但你仍可以選擇饒恕）；
8. 想一想饒恕或不饒恕對自己及對方有甚麼影響；
9. 決定是否饒恕及和解；
10. 決定後，重新思考自己和前配偶日後的關係及相處模式。

從兒童福祉的角度出發

在過去多年幫助離婚再婚人士的經驗中，發現很多家長在再婚時都會忽略孩子的想法及需要，只會一廂情願地以為孩子會為他們找到幸福而高興，事實並不然，孩子很多時已習慣與單親的爸爸或媽媽生活，他們並不想生活有甚麼轉變，因此，當父母計劃再婚時，應盡早告訴孩子，給予足夠時間讓孩子適應，亦要聆聽孩子對於你的決定有何想法。教牧幫助再婚人士，除了幫助成年人，最重要是可以幫助他們的子女。孩子面對父母離婚或再婚的決定，都是沒有角色的，他們沒有參與決定，身邊的人也未必能幫助他們，因擔心標籤效應，社會上或學校都不會有服務是專為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孩子而設的，最有效幫助孩子的方法是幫助他們的父母，父母有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管教孩子，孩子出問題的機會較低。為了孩子的緣故，教會也應該正視再婚人士／家庭的需要。

兩種離婚再婚人士的牧養需要

教會為基督的緣故醫治及挽回這些曾失腳的弟兄姊妹，給予他們重生的機會，在輔導牧養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兩種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第一種是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而第二種則是不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但肢體仍堅決結婚。

1. 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先說第一種情況，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就是前配偶已然離世或已再婚，這個情況較容易被教會接受，因已無法與前一段婚姻的配偶復婚，剩下的就是是否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所犯的罪，尋求教會的原諒，並承諾在新的婚姻中會遵行《聖經》教導。

2. 不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第二種情況則包括當事人犯姦淫導致離婚，這情況則較難被原諒，筆者曾經輔導的一個個案便是當事人因為自己發生婚外情導致離婚，雖然後來他很後悔，嘗試挽救婚姻，但太太無法原諒他，他被視為「渣男」，背棄承諾及婚姻，經歷眾叛親離，教會停了他的所有事奉及聖餐，弟兄姊妹也不理會他，任由他自生自滅，以他的說法是教會對他執行「無期徒刑」，因此，離婚後他也沒有返教會，直至遇到現時的未婚妻，她鼓勵他返教會，重新與神和好。他已承認自己曾經犯的錯，但事過境遷，物換星移，他與前妻已沒有破鏡重圓的機會，加上他亦有新的愛情，希望與新的戀人共度餘生，難道教會就不可以網開一面嗎？約翰一書一章9節提到，「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不義。」當一個曾經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弟兄或姊妹，他願意為自己曾經犯的罪，向神、人及教會認罪悔改，教會實應該給予他改過的機會，否則，他只能選擇悄悄離開教會，這樣對當事人、對教會及整個基督教信仰都不是最好的選擇。面對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教會可以考慮在準新人滿足一些教會的要求下，讓他們可以在教會舉行婚禮，這些要求包括：

即使不讓他們在教會舉行婚禮，教會亦可以考慮給予推薦信，這是某些教會的借堂條件之一（下表），使他們可以租借其他教會舉行婚禮。如果未能滿足教會的要求，準新人也可以選擇在可供非教徒行禮的教堂舉行婚禮。[1] 更重要的是：在何處行禮只是一時之事，但如何繼續合神心意的教會生活是一生之久的事。

總結

按基督教信仰原則，婚姻是神聖的，離婚或再婚都不是神設立婚姻的心意，可是，面對愈來愈多的離婚及再婚的情況，教會是時候思考如何牧養這些弟兄姊妹，透過幫助準新人整理上一段婚姻中一些未了之事，包括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做錯的地方，祈求前配偶、教會及神的原諒，只是，能否得到饒恕並不是當事人可以決定的，但他最少要有悔罪的心，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將他們再次帶回神的身邊。教會為離婚者提供幫助並不等於教會贊同離婚，而是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以及藉幫助再婚父母，從而幫助他們的孩子。多年的輔導經驗讓我深深體會人性的軟弱，很多時，人都會因為性格的問題、幼稚及自私的想法，放不下面子、尋求片刻的刺激及一時衝動，造成一段婚姻終結，隨著時間過去，人亦慢慢成長成熟，對自己的了解增加了，也更清楚甚麼人才適合做伴侶，假如能遇到適合的對象，教會是否可以藉機幫助他們重建對婚姻的責任感？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有過百萬港人確診，九千多人離世，不少市民都活在徬徨無助的處境之中，除了害怕自己和家人感染外，也擔心家中的物資是否充足，內心記掛著親人，卻不敢前往探望。假如出現病徵，又不知應否到急診室求診；若不幸確診，又害怕要送往竹篙灣等隔離設施，居家隔離又擔心傳染給家人。全港市民面對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鬱，彼此都活在困局中，每日的生活猶如跌入一次又一次的大型壓力測試裡。明光社在2022年3月2日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誰能救我脫離這煩死的疫境呢？」網上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與大家分享，如何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挑戰。

當市民面對生活上各種轉變和衝擊，往往會出現焦慮、徬徨、憤怒、煩躁等情緒，廖醫生稱這是我們未能適應壓力的反應，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應變能力、適當的運動和家人朋友的支援，在困境也能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不良情緒會對我們的健康帶來不同的損害，廖醫生指出除了失眠、抑鬱等心理疾病外，長期壓力亦會影響身體不同系統機能的運作，降低我們的抵抗力，令我們較易受到感染，也會提高罹患哮喘和癌症的風險。廖醫生更指出信徒會出現靈性的健康問題，難以親近神和難以感受自己被愛。

他建議大家要避免過度重複收看某些資訊及新聞，尤其是來自社交平台、一些未經證實卻會帶來恐慌或負面情緒的訊息，如果我們遇到疑問可尋求家庭醫生或身邊醫護朋友的意見，避免讓氾濫的資訊削弱我們理性判斷的能力。

市民受疫情影響減少外出，終日留在家中，也增加了與家人衝突的機會。廖醫生建議我們在困境時更要心平氣和地與家人溝通，如果無法改變對方，也應該以包容的角度來處理，可減少使用命令式的說話，如「不要做……」，可改為用「我建議你……」、「不如你試下……」，這會令對方感到被尊重。

最後，廖醫生提醒我們要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簡單如做掌上壓、仰臥起坐（sit-up）等運動，對穩定我們的情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他亦建議大家在這段時間不妨培養新的興趣，學習新的技能，也要保持社交生活，維持節制及有規律的飲食和睡眠習慣，並且要遠離不良習慣。

現在疫情看來漸漸緩和下來，但市民生活上仍要面對各種壓力，廖醫生的建議實在很值得參考，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收看足本講座。

收看講座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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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媒體與傳播系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501名20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於動態清零（清零）及與病毒共存（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取態。結果發現，有34.9%的受訪者傾向堅持清零，有50.8%的受訪者則支持共存，另有14.3%的受訪者表示中立。[1] 至今，清零還是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方向還有不少人在討論，無論現在選擇哪一方，從以前到未來，其實都需要看病毒如何說。

先來談談清零。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都主張清零。按中國政府的說法，「清零」並非指到追求零個案。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的講法，「『動態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2] 中國的清零政策相當嚴厲，以上海為例，為了截斷傳播鏈，採取封城、封區，並且進行多次全民強檢。[3] 若發現輕型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當局會集中在隔離點收治，如果病情加重，則轉移到定點醫院接受治療。[4]

至於共存政策的光譜則很闊，不同國家有不同策略。以新加坡為例，在2022年3月23日新增8,94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情況下，她在4月1日起生效的措施仍然容許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可獲豁免隔離以及接受快速抗原檢測，只要他們基本上符合政府的疫苗及病毒檢測要求。在2022年的3月29日起，該國亦開始放寬室內或室外活動的防疫措施。[5] 對於確診者，新加坡自2021年8月底開始，早已試行居家康復計劃，[6] 到了 2022年2月16日，不論是否接種疫苗的三至69歲的確診者，以及完成接種疫苗的70至79歲患者，已符合居家康復計劃的資格，可在家休養。[7] 適合居家隔離的確診者，一般來說，三日後若自行檢測的抗原快速檢測呈陰性，便可以恢復正常活動。不適合居家康復人士，則會轉移到合適的護理中心。[8] 2022年2月18日後，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自我健康監察日數亦減至五日。[9] 至於新西蘭，亦有採取自我隔離措施，[10] 而之前實施有關使用疫苗通行證及其QR Code政策，已於2022年4月4日11時59分取消，並且不再強制疫苗接種。[11]

新加坡及新西蘭並非一開始便選擇共存，新西蘭也曾屬於嚴控疫情的國家，2021年8月，當該國的奧克蘭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疑似Delta個案），新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快速封鎖奧克蘭七天，而國家其他地方亦封鎖三天，確診者到訪過的沿海小鎮Coromandel則需要封鎖七天。全國採取最高級別的封鎖：關閉所有學校、辦公室和商業處所，僅保留最基本和必須的服務。[12] 而在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嚴峻時，政府於是4月至6月啟動「嚴格阻斷措施」，關閉國境、停課，禁止私人與公共集會。雖然期間會因應確診個案數字而有所調校，但基本上高度抗疫仍是主調，直到2021年後6月開始，新加坡開始為共存鋪路。[13]

新西蘭及新加坡選擇共存，可能基於抗疫疲勞，也出於經濟考慮，但絕對不是所謂的「躺平」，又或是罔顧人民生命而下的決定。其實，無論是清零，還是共存，國家都是用「計數」的方式去下決定。要計算的項目有很多，但負責任的政府除了要計算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計算因新冠肺炎帶來的死亡人數。

新西蘭政府於2021年需要嚴陣以待，因為那時候，Delta變種病毒的殺傷力不容忽視，根據「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的數據，當時新西蘭只有20%的國民完成了接種兩劑疫苗，接種一劑的人民只有33%。[14] 新西蘭當時不走向共存是完全正確的。到了2022年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其傳播力雖強，但殺傷力相對較弱，而國民已有95%完成疫苗接種，[15] 確診者死亡率又極低，新西蘭似乎沒有理由繼續以高成本進行清零。

至於新加坡政府，走向共存之路之前更是已作步署：2021年6月，該國政府開始打造共存藍圖，首先是推高疫苗接種率；其次是讓「檢測」更方便、普遍、讓人更舒服及節省時間，於是不再使用PCR核酸檢測，而是推行快速檢測，在同年的7月5日起，更有慈善機構免費贈送每個家庭一個血氧計，供民眾自行測量，方便他們及時就醫；三是「治療」同步進行，不斷研發新療法、藥物，降低死亡率。根據「用數據看世界」的資料，該國死亡率僅有0.6%，是全球最低之一。[16]

中國與新西蘭及新加坡一樣，都堪稱抗疫模範生，特別是抗疫初期能快速封城，其後當世界大部份國家陷入混亂時，中國的死亡率不高，市面很快回復正常，GDP還能有所增長。或許是過去的成功使中國堅持清零，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在2022年3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中曾表示「疫情防控的『中國經驗』保障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又提到「『動態清零』的目標是追求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17] 不計算封城而來的物流或生產貨物的經濟損失，單從醫療人員、民眾的薪酬、測試劑等成本來計算的話，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的確有資格做到低成本抗疫。對比英國，光是在2022年1月，花在新冠病毒的檢測工作相關的費用就高達20億英鎊。[18] 不過，中國最關注的是死亡率，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著名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就曾在2022年2月28日發文表示，中國過去的自然感染率低，他明白這正是軟肋所在，由於中國完全靠疫苗接種建立免疫屏障，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國家低千百倍，這表示難以達到群體免疫。此外，加上疫苗接種尚有漏洞：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種率還不夠高，而已經打了疫苗的人在數月後抗體可能已經减退，第三針加强針還沒有弄好，特別是國際公認的「溝針」在中國才剛剛起步，還有的是Omicron的變異株BA2的出現，它對兒童更具攻擊力，其危害性尚待進一步評估，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曾光指出中國不宜與共存隨之起舞。[19]

清零還是共存，不同國家的確需要因應自身的情況及條件作出選擇，而所有的措施其實都不完全由人決定，還是病毒說了算。就如2020年初，英國政府一早便想群體免疫，主張不封城、不戴口罩、不管制國境等策略，最後還不是因著過多死亡人數與對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造成巨大壓力要向病毒低頭，採取較為嚴厲的防疫措施。[20] 病毒一旦有所轉變，今天選擇共存的國家可能都會收緊政策。新西蘭總理Ardern表明如果世界出現可以逃避疫苗或更致命的變種病毒，用作追蹤接觸的QR Code將再次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1]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22年3月就曾表示，政府非常小心地判斷放寬限制的程度和速度，政府不能給醫護人員帶來不可能應付的負擔，以及危及許多急需治療的病人。[22] 面對Omicron疫情，中國曾調整抗疫政策，如把「出院後繼續進行14天的隔離管理和健康狀況監測」改成了「解除隔離管理或出院後繼續進行七天的居家健康監測。」[23] 方艙一旦爆滿，中國亦有可能實行確診者居家隔離。[24] 抗疫成本到了社會不能負荷的時候，相信任何政策都無法一成不變。

共存、清零、還是中國式清零，其實名目是否真的如此重要？還是各地政府應撇除政治及面子的考量，只專注於病毒的走勢，虛心地計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及資源，在推出防疫政策時做到靈活變化兼不離地，以致既能保障市民生命之餘，亦能顧及民情、民生，甚至民心？抗疫成本除了要顧及市民的身體健康外，其心理、精神健康，其實都是相當寶貴且需要受到重視的。香港曾有不少人放工後在寒冬中排隊數小時接受強檢、退休的老人在醫院外面冒著嚴寒等待著見醫生，從經濟角度來計算，這些成本可能都不高，但對當事人、其家屬或旁觀者來說，其實非常難受。身寒，贈衣還能解決；心寒，卻是難以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