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殘暴獎門人

無論是在報章、電視、網絡都會看到很多文章、報道……那麼，甚麼是「新聞」？如何分析和閱讀它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2023年撰寫了《閲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一書，根據他以往任教了10年的一個碩士課程科目——「新聞理論與分析」，把理論與現實世界具體個案連繫起來，以此來教導學生。這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的碩士課程大綱，李立峯向讀者解說大眾所看的新聞有著甚麼變化，也講解了一些影響新聞生產及內容的重要因素，如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消息來源、專業主義、文化意義及科技實踐等，使讀者了解香港現時媒體的狀況。

此書有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到，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生存，不少是靠著背後的財團支持來營運，新聞工作者的報道要面對不同的商家或政治的期望，大眾看到的訊息或評論，也可能是跟著新聞機構自己既有的立場，連評論也是媒體「友好」慣常受訪以回應事件，因此其評論角度也是可以預知。上述的一些情況令專業的記者需要花心力為自己爭取專業空間及新聞自由。

不同的媒體都在努力寫「新聞故事」，不論立場如何，其社會意義也是促進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知，並能增進同理心。作者指出，如人們能對生活經驗的多樣性有充份理解，以及對他人有基本尊重，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另外，此書內容亦有討論網絡、直播、自媒體如何讓人反思新聞的專業、為何新聞總是傾向負面，並探討辨別真與假新聞與傳媒素養的關係。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學習判斷甚麼是好的新聞，並了解到新聞的專業，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及媒體，讓有價值的新聞，更好的新聞能繼續出現、廣傳。

近日除了泰國、緬甸詐騙營引起大家關注以外，亦有不少報道指香港大學有超過60位學生墮詐騙陷阱，據了解當中主要為內地生，而損失的金額高達6,000萬元。有18歲香港大學內地女生受騙損失超過900萬元。

「港漂」，即從內地來港留學、就業、居留的群體。早前有調查指，現時約有一半港漂是學生，當中有一半是在攻讀學士或碩士課程。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對香港的文化不熟悉，言語不通，亦可能對新的居住環境不適應，遇上了詐騙電話時亦沒有人可以在旁給予意見和提供最新的防騙知識，如果接到訛稱自己是「香港入境處職員」或「內地公安」的電話轟炸，他們自然會感到恐懼，墮入騙徒的網羅之中。

隻身離鄉來港，「港漂」要融入學校、職場，需加倍努力面對學業或就業的挑戰和壓力。他們需要朋友來幫助他們盡早學習粵語、了解香港的文化，帶他們到不同的地標走走，並建立個人興趣……如果能認識耶穌，進入教會小組，相信有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也可以讓他們得到屬靈上或實質上的支援。即使他們可能不是主內的弟兄姊妹，但希望信徒可以做到「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4），給他們多點關心，以愛去幫助和感動他們，將福音的種子散播在他們的心中。

參考資料：

譚曉彤。〈詐騙｜港大近月60人中招失6000萬　主要內地生　校方令填警方問卷〉。《香港01》。2025年1月1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1095404/%E8%A9%90%E9%A8%99-%E6%B8%AF%E5%A4%A7%E8%BF%91%E6%9C%8860%E4%BA%BA%E4%B8%AD%E6%8B%9B%E5%A4%B16000%E8%90%AC-%E4%B8%BB%E8%A6%81%E5%85%A7%E5%9C%B0%E7%94%9F-%E6%A0%A1%E6%96%B9%E4%BB%A4%E5%A1%AB%E8%AD%A6%E6%96%B9%E5%95%8F%E5%8D%B7。

布萊恩。〈來港不滿！港漂女居港6年呻不開心　力數4大問題欲離港〉。《香港01》。2024年8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86%B1%E7%88%86%E8%A9%B1%E9%A1%8C/1031979/%E4%BE%86%E6%B8%AF%E4%B8%8D%E6%BB%BF-%E6%B8%AF%E6%BC%82%E5%A5%B3%E5%B1%85%E6%B8%AF6%E5%B9%B4%E5%91%BB%E4%B8%8D%E9%96%8B%E5%BF%83-%E5%8A%9B%E6%95%B84%E5%A4%A7%E5%95%8F%E9%A1%8C%E6%AC%B2%E9%9B%A2%E6%B8%AF-%E4%B8%8D%E5%A6%82%E6%B7%B1%E5%9C%B3。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網絡成癮是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陷入的處境，但其實可能很多家長自己本身都有網癮而不自知，因為網癮不單只是網絡遊戲成癮，還包括社交平台相關的網絡社交成癮、網絡色情成癮及網絡資訊成癮等。眼見很多成人坐車時看手機，回家又滑手機、看資訊、上社交平台分享及傾談等，一有空就手機不離手，每週上網時間輕易超過40小時。如果網絡使用者在網絡上花費比原本計劃更多的時間；不停想繼續使用，想停也停不下來；沒接觸網絡就心癢難耐，煩躁不堪的話，就很可能已有網絡成癮。

網絡社交成癮

先說網絡社交成癮，這是指社交平台用戶過份投入去關注自己分享文章的點讚回應、追隨者（followers）的反饋，如得到很好的回應就會發更多帖文，如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就會刪去帖文，甚至影響情緒。過份沉迷使用社交平台，會產生一些負面情況，如焦慮、憂鬱、孤獨及專注力失調。而且用戶的關注點會因為過於聚焦在網上平台及當中社群的看法，而忽略了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來源較為客觀的資訊及意見。

早前就有報道指，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醫生表示，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因素，所以他呼籲國會要在社交媒體的平台上加上如印在煙盒上的警告字眼，清楚列明社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危害。[1] 另外，亦有美國的青少年自己感到網癮過大而改用不能滑動屏幕的翻蓋手機，想減少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他們其中一位想重返真實的社交生活，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保持專注；而另一位則想減少於社交媒體上與人比較，以免影響到自我形象，亦可為自己減壓。[2]

網絡色情與性上癮

有關色情資訊，網絡幾乎是個無窮盡的色情資訊資源庫，只要想看就隨時隨地可以看，這造成了許多人起初因為好奇、刺激而接觸色情資訊，但後來他們腦中的獎勵機制受影響，情況與吸毒、酗酒相似，成癮訊號產生，觀看者的腦中產生了「興奮的物質」多巴胺。

正常來說，大腦對性會有渴求，在達到高潮時這種渴求就會得到滿足，短期內人不會再有強烈渴望。但每當看到新的色情視頻，不同的外在刺激，就會繼續喚醒人的渴望。一次一次地看下去，一次一次地獲得性高潮。情況就如狗隻受訓練，每當訓練員搖動鈴子之後向狗隻提供食物，受訓狗隻久而久之就會把鈴子和食物連上關係，一聽到鈴聲就以為有食物及流口水，這便是條件反射（conditional response）。收看色情視頻者亦然，看到相關資訊，也會隨之對性產生渴望。

網絡色情引發的刺激，令觀看者產生強烈的渴望，愈看會愈需要更大的刺激，因為頻密地觀看色情資訊，大量多巴胺過度刺激大腦，會讓腦部產生耐受性，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帶來與之前相同的快感。要獲得滿足，影片的量或質就要「提升」，即是要長時間收看或者要更「重口味」的色情片，才能帶來刺激。觀看者看完影片，可能會想將所看的付諸實行，不能自控或想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在香港，東華三院心瑜軒有為成癮者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參考中心的統計數字，近年性上癮求助者有年輕化趨勢。患上性上癮的人，其日常生活會被與性有關的事物佔據，他們會不惜一切地維持或獲取機會，以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無法自我控制。心瑜軒時任主任周鈺山指出，性上癮個案增加與網絡色情成癮有關。2019至2021年期間，該中心更出現一名求助者，年齡只有11歲。[3] 按一位小學生的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讓他接觸到那麼多性資訊的渠道，很有可能是網絡吧。

網絡遊戲成癮

而網絡遊戲成癮方面，因著疫情，許多學生於家中長期使用電腦上課，易以上網打機作為娛樂之一，而許多網絡遊戲的設計都容易讓人上癮，《燭光》曾經刊載過一篇名為〈網上賭博、課金與成癮〉的文章，曾講解過當中的原理。於2022年有教育團體訪問了2,700多位中、小學生後，發現超過一成（12.6%）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傾向，而研究更指出有過半受訪學生有抑鬱、焦慮和受壓，超過四分一（27%）的受訪學生自覺睡眠不足。[4]

另外亦有研究指有超過三成半（36.2%）受訪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導致他們缺乏時間專注於學業、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研究亦指出在網絡遊戲成癮的學童中，有高達七成受訪學童有抑鬱情緒，有近三成（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面對困難時更容易選擇逃避問題。[5]

戒癮與治療

面對上述多種與網絡有關的「癮」，如果身邊有人不幸成為成癮者，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他們，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透過「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現況，釐清一些謬誤，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沉溺行為帶給他們很多好處、自己不會被沉溺行為捆綁、仍有能力控制沉溺問題，並否認及逃避沉溺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及負面後果等。而治療師會為成癮者分析繼續或停止沉溺行為的好、壞處，從而增強他們戒癮動力，並幫助他們以一些較健康的方法去替代沉溺行為。而「復發預防」的方法，則可以幫助戒癮者增加信心，維持改變的決心，敢於面對「癮」誘，以免再次掉入沉溺的漩渦當中，減少全面復發的機會。[6]

網絡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青少年需要繼續使用它來與人溝通、學習，但又要保持不過度使用，不以它作為麻醉自己的工具，不借助它來逃避心煩的事情，以免成癮，要適可而止的使用網絡，實在需要在實體世界中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與家人有好的溝通，並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努力保持平衡才可以做到。

暑假將至，很快就到大學迎新營舉辦的日子，但幾乎每年也會出現迎新營的各種性醜聞。學生在迎新營大玩意識不良的遊戲，新生在群眾壓力下被迫與人有身體接觸和參與各種性話題的討論。筆者相信並非所有迎新營都是如此，但在不少市民心中，迎新營看似已與性騷擾劃上等號。

筆者大學時也籌辦過迎新營，我們自行設計迎新營的各項活動，大學也鮮有介入。但現在各種意淫的活動彷彿成為了迎新營的傳統，也令大學要出手對迎新營作出監管，有大學要求學生在舉辦迎新活動前提交計劃書，獲校方批准後才能執行，甚至實施扣分制，對舉辦不合適活動的學生組織施加處罰。

大學和中學其中一個明顯差別，是學生自主性的不同。中學對學生有較多規範，而大學則自由得多，只要不犯法，基本上學生做甚麼大學都不太理會。但自由須伴隨著自律，沒有自律的自由是放縱，對自己和他人都會造成傷害。當一眾迎新營籌委未能自律，大學只好施加規範來約束學生的活動，但這是不是社會樂見的情況？若日後迎新營的文化「重回正軌」，希望大學能信任他們的學生，放寬對迎新營的規範，讓學生能自主地在籌備過程中學習作負責任的決定。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早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了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或功利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例如身體可以成為賣弄性感的資本。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物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也沒有人留意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異質性」的他人，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不惜透過裸露、展示自己身體來達到這個目的。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露胸」也只是基本。「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在參加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獲勝，而是需要裸露得色情化才能引人注目，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他者」的缺席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現象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社交媒體當中，若然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點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意欲去探討，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當中毫無內涵。在網上，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在社交媒體之中。在社交媒體中，主播、網紅的影片有如洪流，人們會以展現多少「性感資本」來決定誰的影片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性感的身體。

「身體」的缺席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人工智能（AI）技術出現，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的深度偽造影片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該技術被迫淪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使她們受到傷害。[5] 早前更有一宗裸聊騙案發生，事主雖然沒有向其他人裸露身體，但騙徒入侵了他的手機，並將他的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中，然後勒索他。[6] 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對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如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他者的缺席」、「身體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真實的人不再需要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裡。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這項科技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的提示指令（prompt）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會過濾提示指令中的字眼，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會過濾字詞，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現時是不受法律保護的，而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不過它看起來卻是非常真實，甚至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2023年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7]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自己身體的人，沒有人會去了解他們的內心、情感，他們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才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原來沒有人為自己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即使在社交媒體中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加上AI的出現，令色情更加氾濫，它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也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本文原載於第150期〔2023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2018年，美國一個跨性別團體Degenderettes在美國三藩市公共圖書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SFPL）舉辦了一個名為“Degenderettes Antifa Art”，當中展出了一些染血的T恤，又展示一些與暴力相關的語句，如「我揍排跨極端女性主義者（I punch TERF[1]!）」。展品還包括了用帶刺鐵絲包裹的棒球棍和斧頭等武器，聲稱這些武器都是為了殺死女權主義者和女同志而設計的。

Degenderettes由Scout Tran Caffee帶領，該組織充滿爭議性，它被非議，將激進女性主義者與納粹或其他法西斯主義者視作相類似的群體，其理據為她們質疑跨性別人士的想法，該組織又會以女同志為其針對的對象，因為她們拒絕與自稱為男跨女跨性別者（事實生理上還是男性）在性方面有十分親暱的行為。Degenderettes曾在訪問中表示，他們口中的「反法西斯」的概念，是想去製造衝突，令她們（對手）無法成功，因為該組織認為納粹或任何種類的法西斯主義者都不應該有發言權。

Change.org網站發起了請願，呼籲三藩市公立圖書館撤走展品，並提出警告：「這個展覽公開且毫不掩飾地倡導對女權主義者的暴力，其中許多人是女同志和／或性別廢除主義者，因此應當被撤下。」然而，圖書館最後只將一件沾滿血跡的T恤衫從展覽中撤下，展覽仍然繼續開放。[2]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功績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事物或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包括身體、性感。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性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他者異質性」，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總需要一些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而裸露便是最為方便快捷的方法。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至少也會「露胸」。「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贏，而是需要展示得色情化，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狀態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一個「點讚」的社會當中，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身體」與「他者」的缺席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顆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興趣，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而毫無內涵。觀看網絡媒體時，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著社交媒體之中。人們在社交媒體、主播、網紅中沉浸，以多少「性感資本」來選擇誰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的性感。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AI技術，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經過深度偽造技術來換臉的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此技術變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令她們受到傷害。[5] 當然亦不乏人用此技術來進行政治操作，透過更換各國領袖的臉，繼而偽造出虛假的政治言論，涉事政治人物包括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等等。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消費對象。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就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都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身體的缺席」、「他者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Deepfake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提供的關鍵字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是會過濾關鍵字的，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有字詞的過濾，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就連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但卻非常真實，甚至最近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本年度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6]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的人沒有面容，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了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別人不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加上AI的出現，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即使至少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然而AI卻令色情更加氾濫，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卻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較早前，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的《通靈之王》節目引起了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注，因為該節目將通靈交鬼當作比賽，除了主持人之外，還邀請嘉賓以專家的身份評論參賽者通靈能力的真偽，直接向觀眾肯定及宣揚有關通靈能力和行為的真確性及可信性，間接就是向觀眾推介通靈交鬼的神秘力量，本社就此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投訴，並且要求無線停播相關內容。  

有人問我們：電視節目從來都有涉及靈異和鬼神的內容，今次大家為何「另眼相看」，特別投訴這個節目，是否有雙重標準？站在宗教自由的立場，為何大家要干預其他人的信仰呢？而在今時今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正收窄的時候，投訴及向電視台施壓又會否令傳媒在創作自由上有更多掣肘呢？對於以上的提問，我們十分理解，而在投訴的時候已考慮了如何作出平衡。    

首先，包容不等於縱容，自由社會亦有底線，大家可以討論底線在哪裡，但不能見到明明對年青人和社會風氣有害的事情卻視若無睹，噤若寒蟬，連批評和投訴也不敢提出。  當批評和投訴時，最重要的是提出相關的理據和法例，而不是只表達一些情緒性的言論。今次我們作出投訴主要不是有關節目內容涉及靈異和鬼神，因為這類內容在電影、電視和不同的藝術創作中常有出現，作為信徒我們雖然不認同，但在自由社會，只要有關內容沒有違反法例，我們亦只能教導子女不要仿傚，呼籲市民大眾慎思明辨，或者不要收看，正如很多電視節目對婚姻家庭、性關係、賭博、投機、物慾、暴力和仇恨等等的看法我們都未必認同，但不等如便要投訴、甚至要求禁播。不過，通靈交鬼卻是非常危險，家長們不能掉以輕心，雖然該節目開始時有警告字眼指出有關行為並非精密科學，但不過是例行公事，因為主持和嘉賓不斷以權威的姿態告訴觀眾真有其事，明顯是掛羊頭賣狗肉。 

正如有節目就算在開始前有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字眼，但在節目內卻不斷分享吸烟的樂趣和心得可以嗎？若所有年齡人士都可以買到的報刊，內容含有嫖妓指南，分享嫖妓心得應該禁止嗎？一方面提醒大家吸食大麻的害處，另一方面又詳細分享如何向海外郵購大麻產品合宜嗎？若果在電視教導觀眾如何玩碟仙、筆仙、神打，然後叫青少年不要模仿是否已經足夠呢？ 今次投訴，我們是根據通訊局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第3章「一般節目標準」中第11點「迷信」一項，當中提到節目「不得鼓吹對觀眾有不良影響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以算命、風水、神秘學、占星術、骨相學、掌相學、占卦學、測心術、測字、招靈術等為主或與此有關的節目，不應鼓勵別人把該等活動視為一種普遍被接受用以闡釋生命的方法，也不應使人覺得該等活動為精密科學 。」  此外亦提到「持牌人亦應小心謹慎，以免節目引起觀眾不必要的情緒困擾，例如令觀眾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觀眾過度恐懼及憂慮。」  

一直以來，我們也強調當對傳媒的報道或節目作出批評時，必須提出相關的公共理據，因為傳媒是公器，涉及的不是教會內部的爭議，因此，必須提出公眾人士關心和認同的理據，而不是單從信仰的角度出發，若純粹關於信仰的看法主要應向信徒表達，難以要求政府部門和傳媒機構跟隨。   當作為公共事務去討論的時候，大家應先了解相關的法例、守則和操守指引等等，因為單純批評的話當然可以只講述個人意見，但若要求刪除某些內容、甚至禁播就必須提出公共理據。

對於今次無線推出的節目，我們之所以表達強烈關注，是因為該台是所有年齡人士都可輕易接觸，以及仍有一定影響力的主要免費電視台，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在法例的要求會比其他傳媒更嚴格。雖然根據過往的經驗，通訊局的效率很慢，不過，投訴雖然未必能即時阻止節目出街，但投訴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電視台在日後製作同類型節目時知所警惕，畢竟電視台對觀眾意見和公眾輿論亦不能完全視若無睹。在重視消費者權利的年代，我們完全有權以消費者的角度表達意見；而作為家長，大家由於關心青少年及兒童的福祉而積極表達意見，更是義不容辭。

資料庫

違反《電視節目守則》會遭判罰

《電視節目守則》是通訊局根據本港法例第562章《廣播條例》第3條而發出。凡持牌的電視節目服務所包含的材料，都必須遵守有關規定。通訊局有權對違反守則規定的持牌人作出適當的處分。過去，曾有電視台，安排藝人在一個節目中食某連鎖快餐店的食物，期間因明顯地展示了快餐店的品牌標誌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電視台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的相關條文，並判罰款15萬元。[1] 另外，曾有供成人觀看的收費電視頻道播放一節目，內容涉及強姦情節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節目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因當中的暴力行為屬過長及過份詳細，節目也違反了守則中對描繪強姦及極度色情材料的規定，通訊局向有關公司發出嚴重警告。[2]

明光社於今年1月14日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性沉溺的預防、治療和同行」網上講座，邀請了私人執業精神科醫生康貴華擔任分享嘉賓，由明光社事工顧問傅丹梅女士擔任主持。當晚講座，主要是探討性沉溺帶來的挑戰和治療方法。

性沉溺的特徵和後果

康貴華醫生於當晚提到Patrick Carnes博士，他是研究性沉溺的權威，並為性沉溺設下定義，他指出性沉溺是一種不能停止的自我破壞的性行為，它的特徵包括：一、性行為愈做愈多；二、過多的性需求會破壞正常的生活；三、患者不能停止自己不發生性行為，已達到失控和受轄制的狀態。康醫生表示性沉溺會帶來負面後果，例如患上抑鬱病、有自殺傾向、失眠、學業退步、工作時不能集中注意力、家庭關係不和、婚姻破裂、染上性病或有其他的成癮（例如藥癮、飲食性疾患等）。

患上性沉溺的因素

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於2021年進行有關香港人接觸色情資訊的調查發現，共有16%受訪者自稱已對色情片或照片成癮，康醫生表示這是一個大的升幅。他表示早期的性經驗好比烙印印在人的心裡，令人對性的課題更加有反應或興趣，他列舉了一些會引致青少年更易患上性沉溺的因素，當中的遠因包括：一、愈早接觸色情資訊愈易患上性沉溺；二、童年期的性遊戲；三、曾被性侵犯；四、曾經歷情感或身體虐待，令人缺乏愛，想在網絡世界或關係上得到被愛的感覺；五、過份控制或漠不關心的父母；六、家庭成員的壞榜樣——父母性濫交或性沉溺，性道德界線混亂或模糊；七、感到孤單或被孤立。至於近因則包括性開放的社會風氣、色情資訊及網頁泛濫及朋輩的影響。

幫助性沉溺者脫離羞愧循環的建議

康醫生表示性沉溺者會經歷羞愧循環（shame cycle），由起初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及內疚，然後嘗試克制，但一段時間後他們會感到疲累、煩悶、無聊、孤單，便會未能自制這些狀況，隨之失控，最後對性沉溺感到更加羞愧，形成惡性循環。假如我們發現伴侶或家人是性沉溺者，康醫生建議以下做法：一、作出評估，先聆聽，了解沉溺者性行為的情況，發展過程和後果，他／她對行為的看法；二、切忌責備；三、尋找資源；四、討論是否要轉介專業輔導；五、不要變成共同成癮者；六、善待自己：維持健康嗜好娛樂、運動、社交、信仰生活；七、尋找情感的支援（人和神）；八、嘗試給予沉溺者不離不棄的愛和饒恕；九、願意陪伴沉溺者，與他們同行。

給父母的建議

性沉溺是可以治療，但過程非常困難，而且需要花很長時間才有成效，因此康醫生認為對抗性沉溺的做法是預防勝於治療。他認為家長應儘早關注、發現、介入、討論及引導，他對父母有以下建議：一、直接問，父母態度應認真、嚴肅，但不要責罵；二、若有信仰的家庭，讓子女認識《聖經》關於性的教導，讓情況不致惡化；三、父母要保持與子女在性方面的話題上有溝通，不要怕尷尬；四、把子女的電腦放在廳中；五、讓子女向所信任和尊敬的人交代，由子女身邊的長輩為他們提供支援；六、讓同性別導師守望子女；七、家庭性教育。

拆解謊言，持守貞潔

康醫生認為性並非污穢的事，《聖經》能幫助我們以神的眼光去看性原是美好的，性是神在婚姻中所賜給夫婦的禮物，讓人去體驗二人成為一體的親密。《聖經》的經文也指出人要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要受性的轄制，逃避淫行等。但是全球的性解放文化影響青年人產生扭曲的性觀念，對性變得過度開放，對接觸色情資訊更加好奇。康醫生認為為要抗衡性解放文化，就得拆解當中的謊言，他鼓勵我們與年青人一同討論有關內容，當中包括謊言一：性慾不是與生俱來的，持守貞潔等同壓抑性慾和人性，這是不人道的，更會令心理不平衡；謊言二：看色情書、瀏覽色情網頁，不單無壞處，更可紓緩性慾衝動，反而減低性犯罪率；謊言三：人不是有性自主權的嗎？強調貞潔是違反人的性自主權；謊言四：持守貞潔，是很「蝕底」的事，人人都可以做的事，但基督徒卻不能；謊言五：在這世代，持守貞潔是不合時宜和不可能的。康醫生在是次分享中為以上謊言提供了一些相關經文，如腓立比書四章13節、加拉太書六章1節、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3至5節、哥林多前書六章12至18節、馬太福音五章28節、雅各書四章7至8節等。此外，康醫生也提供了一些拆解這些謊言的方法。

筆者感到特別深刻的是，康醫生分享到人與人之間要建立良好的關係是非常重要，例如父母與子女之間、牧者與弟兄姊妹之間，都要建立良好的關係，一個人一旦有問題出現，也可彼此分享、同行及支援。在全球性解放運動的衝擊下，人對性和身體或有錯誤、過度開放的看法，甚至沒有界線的性觀念，會帶來性沉溺等問題。我們真要承認，性的試探實在太強；縱然如此，讓我們彼此守望，堅守正確的價值觀。當晚活動內容非常精彩，鼓勵大家透過以下連結，觀看足本的講座重溫。截至3月23日，影片觀看次數已達722次。

收看講座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寒蟬效應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府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傳媒素養教育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誤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香港報業評議會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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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2021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囧報》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發展，其點擊率一直不高，面臨結業。面對剛創刊的《閃報》及其online版既快亦狠、無視操守的採訪和報道手法，《囧報》記者及其決策人在一宗突發電視台錄影廠爆炸及脅持人質事件裡，陷入了銷量與傳媒道德的拉扯之中。

這部劇情片為HKTV（香港電視）同名電視劇改編。電影一開始，是一位女記者阿咩的獨白：「日日作故仔，日日有人睇」，「有故仔就煲大佢，無故仔就作故仔……」已道出現時不少媒體為求收視、點擊率而無視真相，將新聞娛樂化的生存之道。其實這種營運媒體的手法一直存在，多年前狗仔隊跟蹤、偷拍、看圖作文，求的是多賣幾份報刊。

電影也寫實地描繪到網媒之間的激烈競爭，新聞機構為了把消息趕快上載，將查證時間大幅削減。為求點擊率，不少媒體更將標題、內容寫得誇張，以吸引人分享。當網民不願付費去看較高質的新聞或花時間查證，大量劣質資訊便在網海流傳。

電影以《飢餓的蘇丹》這幅新聞相片引起觀眾思考，記者Kevin Carter在發生饑荒的蘇丹拍下了一名瘦弱、無力前行的女孩，有禿鷹在旁對她虎視眈眈的相片。[1] 電影以它展開討論：究竟作為記者，應先拍照還是先救人？此外，電影中一記者在快倒向女孩的鐵架旁邊，忙於調校相機以拍攝「慘劇」的獨家照片，及後男主角輝爺救了女孩，電影藉輝爺的話批評這是瘋狂行為；電影將相中的禿鷹與女孩比喻為記者和被追訪的對象，記者在旁等候事主死亡；雖然該相片令社會大眾關心蘇丹的情況，Carter更因此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卻被指見死不救，最後令他自殺身亡。事件引起大家對傳媒職責與道德倫理討論：除了記錄真相，記者還有救人的責任嗎？

此外，「飢餓與進食」也是電影所用的意象：傳媒是尋找和報道真相的機構，還是以「生存」為由，常常stay hungry（保持飢餓狀態），找尋可被報道（吞吃）的目標（獵物）？以及有沒有stay foolish（持守虛心），沒有預先設下「聰明」的政治立場，持平地報道真相呢？

最後，受疫情影響，電影小組於2021年暫停，但仍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分享電影。

根據本港政府統計處的數字，2023年5至8月，有96.6%受訪住戶家中有接駁互聯網。網絡就像水電煤一樣漸漸成為每個家庭基本設備。該調查亦指出10歲及以上人士擁有智能手機的百分比是96.4%，當中10至24歲的年青一代擁有智能手機的百分比高達95.7%。[1] 城市人習慣機不離身，我們的生活已經與網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網絡世界並非自由自在的烏托邦，反而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地雷陣。本文將講解網絡上各種性陷阱，讀者既可了解時下的網絡文化，亦可保護自己免墮網絡性陷阱，而假若讀者已為人父母，家中有兒童或青少年子女，更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引導孩子建立健康的使用網絡習慣。

陷阱一：網絡色情

年青人初次接觸色情資訊通常都是在被動的情況下進行，可能是上網時偶然有色情網頁的廣告彈出，這可能因為他們曾經瀏覽過一些「不合法」的網頁，如看盜版動畫漫畫、下載侵權軟件、歌曲或影片等，而有關網頁往往都是依賴色情網頁廣告來賺錢的，瀏覽者會因而收到色情資訊。而今天年青人若要獲取色情資訊，已不用前往色情網站，因為許多色情資訊都是來自朋友或網友之間的分享，如不少網上討論區都設有成人版面，手機應用程式（apps）Telegram中亦有大量隱藏的成人台，網民只要待在那裡就可以接收色情資訊。今天，父母已不可能完全禁絕年青人觀看色情資訊，所以除了要教導他們認識色情資訊中錯誤的性觀念外，亦要讓他們知道網絡世界仍受香港的法例監管。

按現時法例，觀看色情資訊的人士並沒有觸犯法例，法例只規管發佈行為。如在網絡上向未滿18歲人士發佈不雅物品，或向任何人發佈淫褻物品，都會干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通常不雅與淫褻的分別在於有否展露男女的下體及性器官接觸，因此可以籠統地視有碼（打格仔）的色情資訊為不雅物品，無碼（沒有打格仔）的為淫褻物品。條例規管的不是朋友間的傳閱，而是向公眾發佈的行為。過去曾有市民因在網上討論區張貼幾條淫褻影像的超連結而被捕，他最終被法院裁定發佈淫褻物品罪名成立，[2] 所以廣大網民必須知道身處在網絡世界不代表可以任意而行。

而如果在色情資訊中裸露一方未滿16歲，而有關資訊對他作出了色情描劃，那就屬於兒童色情物品，凡製作、發佈或管有兒童色情物品一律會干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任何人的手機和電腦中只要有一張兒童色情相片，已屬違法。如果大家懷疑自己曾接收過兒童色情影像，應該立即刪除這些檔案。

陷阱二：性短訊

性短訊是指透過網絡分享自己的性感或裸露影像（包括照片和影片），這通常出現於情侶之間的私人對話，有人會將自己的裸露影像當作「禮物」發給情人，同時要求對方將裸露影像傳給自己作為回禮，並聲稱這是愛的表現。因此，不少年青人為了滿足男／女朋友的期望，即使不情願仍拍下自己裸露的身體並傳給對方，在發送影像的同時，其實他們也將這些影像的使用權，拱手讓給對方。

情侶之間應該講求互信，不過一旦將這些裸露影像傳送出去，很難確保未來影像不會外洩，有人可能在有意無意間將影像傳出去，甚至在情侶分手後，影像更會成為一些人的報復武器。香港在這幾年都出現過不少性短訊外洩的情況，影像流入網絡，透過網上不同的平台瘋傳。政府在2021年已實施了「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如果有人未經影像中的當事人同意便發佈或威脅發佈其私密影像，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

儘管法律會懲處發佈私密影像的人，但當事人的裸露影像一旦外洩，便要面對隨之而來的巨大壓力與滋擾。一個人拍下自己的身體，其實就是在製作自己的裸照，由拍攝的一刻開始，外洩的風險便已存在，所以千萬不要拍下任何性感或裸露的影像，亦不要將它們傳給任何人，就算是你信任的人也不可以。此外，網絡使用者更要將心比己，拒絕轉發他人的私密影像，因為此等行為會對他人造成莫大的傷害。

陷阱三：網上情緣

近年不少網民喜歡使用交友apps結識新朋友，甚至尋找戀愛對象，但當中能夠順利發展戀情的人其實不多，更多的情況是遇上網絡騙子及專業「玩家」。香港警方在2024年10月時表示，在一週內，警方接獲20宗網上情緣騙案，涉及金額超過1,200萬元。[3] 網上情緣騙案的受害人以女性為主，這可能是因為騙徒了解女性比較渴望得到情感慰藉的特質。騙徒偽裝成一個理想情人，用各種花言巧語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再用不同藉口要求受害人匯款給他。由於騙徒通常都不是身處香港，這增加了警方調查案件的難度。

騙徒的主要目標是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女性，年青人未必是他們首選的對象，但其實除了金錢之外，騙徒還可以透過受害人的個人戶口作洗黑錢用途，又或騙取其性感影像，甚至相約出外並性侵犯受害人。也有不少個案是有人在網上交友遇上專業「玩家」，卻誤以為遇上真命天子，在發生性行為後，對方就去如黃鶴不知所終。這種彼此同意下的性行為並沒有觸犯法例，但受害人卻真實地被騙取了感情及肉體關係，身心都受到傷害。

因此，在網絡上交友時需謹記，要拒絕對方提出與金錢和性相關的要求，與網友溝通時亦要小心，不要隨便向對方透露自己的個人資料，也不要完全相信對方的話，因為不知道當中有多少是事實。如果真的要出來見面，盡量選擇人多熱鬧的地方，千萬不要上對方的家、辦公室、樓上舖、影樓等地方，也不要搭乘對方的車。

陷阱四：裸聊勒索

裸聊勒索是指騙徒透過社交網絡平台認識受害人，再誘使對方在進行視像對話時裸露或作出不雅動作，騙徒隨後會聲稱拍下了受害人的裸露片段，並作出勒索，要求受害人匯款到指定的外地銀行戶口，否則會將影片上載至互聯網。警方公佈2023年裸聊勒索案有2,117宗，較2022年增加51%，受害人主要是學生。[4] 與網上情緣騙案不同，裸聊勒索案的受害人大多數是男性，這可能是因為男性性慾較為強烈，加上年青人往往比較衝動，容易被騙徒誘使作出裸聊行為。

裸聊勒索案背後通常是由外地的犯罪集團策劃，警方難以追查。雖然騙徒以女性身份開設社交平台賬戶接觸受害人，但控制賬戶的人不一定是女性，賬戶所顯示的相片及影片也可能是來自網上的色情資訊，騙徒所使用的網絡身份完全是虛構的，但受害人卻以真實的社交平台賬戶與「她」接觸。身份是假的，提供的任何資訊，包括裸體影像，都可以是假的，因此在網上與陌生人聊天時，不要天真地以為只要錄下對方的裸露影像便足以自保，隨便答應裸聊要求。

當使用社交平台時遇上陌生人的交友邀請，如果對方用的封面照是一個衣著性感或擺出挑逗動作的外國女性，其實「她」很有可能就是裸聊勒索的騙徒，不要打開對方傳來的檔案，因為檔案可能有病毒，更不要嘗試與對方聊天，直接刪除交友邀請及封鎖對方就可以了。如果不幸真的遇上裸聊勒索事件，請報警處理。千萬不要匯款給騙徒，因為他們不會講信用的，匯了第一次，自然就有第二及第三次，直到你拒絕匯款為止，而有關的裸露影像可能會被公開，即使悔不當初亦為時已晚。網絡帶來方便但亦需要網絡使用者有智慧地運用，但願我們都能享受網絡帶來的樂趣。

（本文原載於第136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看著別人大口大口吃不同的食物，你會有治癒的感覺嗎？從韓國傳到中港台的一陣吃播熱潮，近年成為不少串流平台的熱門短片，不過行業在幾年間急速失控，由原本的陪吃文化（在節目中與收看者一起吃飯），一下子變成大胃王，再變本加厲，狂吃刺激食物，到在鏡頭後扣喉插管吐掉食物，甚麼都有。為了讓熒光幕前的觀眾看得爽，可謂不擇手段。也許是時候我們應該反思一下，對甚麼節目是否都應該照單全收？

所謂吃播，英文mukbang，有說這是從韓文字「吃」（muk-da）和「播」（bang-song）組合而成的新字。[1] 據說，約可追溯到2008年的韓國，大胃王節目興起，類似的節目隨後也在日本、美國、歐洲等地流行起來，但到了近幾年YouTuber（常在YouTube平台分享影片的人士）的盛行，這些大胃王吃播主（以吃為業的網紅）開始進駐不同的串流平台，而且定時在網上發放視頻、影片。

在韓國有著名吃播主光靠打賞就月入約10,000美元（約78,000港元）。有超過200萬個訂閱者的美國吃播主Bethany Gaskin，一年單計廣告費收入就有超過100萬美元（約780萬港元），另外還有周邊產品例如電子書、產品評論和食品代言每年或可多賺10萬美元（約78萬港元）。[2]

那麼大胃王究竟有幾大胃，可以吃下多少東西？以有超過500萬個訂閱者的日本女大胃王木下佑香為例，她能一次吃下32吋大pizza、30個牛肉漢堡包，還有不同酸甜油膩食品，吃下這許多食物，她看起來卻像很享受似的。另外一位日本女大胃王谷亞沙子，一餐可以吃掉98盤壽司，16碗烏龍麵，更稱一個月的伙食費要30萬日元（約22,000港元）。她們二人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她們瘦削，食量雖然驚人，但外型卻完全不受影響，有媒體甚至用「火辣」來形容谷亞沙子的身材。[3]

吃播視頻慰藉人心

吃播視頻或節目在各地受追捧，但它們的觀眾各有不同。在韓國，吃播盛行是因為很多人不想一個人吃飯，但實際上韓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獨居，一個人吃飯的情況難免，為了減少當中的孤單感，於是便看吃播視頻，感覺好像有人在陪他一起吃。不過，吃播節目去到一些地方，它們慰藉的卻是一眾正在減肥的或要節食的朋友。不少人因為過肥，或因為身體不同的毛病，被醫生要求禁食某類食物，甚至要減少食量，吃播節目恰好就成為救生圈，讓收看者「睇咗當食咗」。

不過隨著新的吃播主紛紛出現，競爭激烈，節目開始劍走偏鋒，先有人開始吃一些特別刺激的食物，例如辣粉、湯，或者奇珍異獸，甚至吃疑似腐爛的食物。實際上這種吃法，很容易影響身體，嚴重的會令嗓子沙啞、臉變大，甚至生食道癌、胃穿孔，患上厭食症等。[4] 在內地，更出現過三歲孩子被父母強迫進食，最後體重升到35公斤的可怕事件，但為了吸引網民觀賞，似乎已經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地步。[5]

內地就這類浪費食物又灌輸不良價值觀的視頻，在2020年8月宣佈嚴打。據官方報道嚴打首個月已有1.36萬個違規吃播賬號被處置，封禁違規主播賬號10.5萬個，關閉直播7.4萬個，大量相關視頻亦下架。[6] 不過這類視頻其實難以禁絕，因為有著強烈的需求，在內地有人突破封鎖就嘗試做沒有食物的吃播視頻，透過使用非常高質的收音效果，在沒有食物的畫面中扮吃，製作另類的吃播視頻，期望引致自發性知覺經絡反應（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簡稱ASMR，俗稱「顱內高潮」），即是令人透過聽到咀嚼、吞嚥聲音產生快感。

在外國，部份類似的吃播節目，和另一些介紹美食的節目，當中渲染食物的美味和賣相，均被統稱為食物色情（food porn），有學者分析，食慾和性慾有共通性，兩者是生存和繁衍的必需品，甚至有人形容大食和性能力強一樣，是人能繼續生存的本能，所以要在吃播節目中歌頌食慾。人看了這些節目，享受著食慾得到滿足的虛假快感，情況與看色情電影滿足性慾一樣。

現代社會裡，人要滿足自己的慾望，方式可謂無限多，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但人不懂得好好控制自己的慾望，任意透過各種方式去滿足，即使最後沒有傷害任何人，只是自己求個舒服，也不代表這就是好的生活方式。有時我們想追求滿足，也不能太過份、太極端，做到恰到好處，也是很重要的美德。

悄悄賣廣告

吃播除了鼓勵貪慾之外，更多人質疑的是吃播究竟有多真。很多吃播YouTuber一開始表面上聲稱是自己買食物回來吃，又說是朋友負責拍片，但後來不少人就發現，他們有收取不同店舖的贊助，YouTuber拍自己很享受的吃著那些店舖的食物，變相是在賣廣告。

在韓國，本來這種事一向沒有遭到禁止，但及後被網民揭發作假，大胃王紛紛致歉，部份甚至刪除網站，韓國政府更為此於2020年9月立法，要求所有網上做類似的所謂植入式廣告或者業務配合廣告者，必須在片段中明確寫出該段影片有收過某某公司的贊助，甚至是廣告費，否則違法。另外，韓國法規亦規定，即使拍攝者沒有收任何金錢，但如果片段中食物是免費而非自己購買的，亦必須在視頻註明有關片段的商品是由甚麼公司提供，讓觀眾知道。

在2020年8月，在韓國就有一系列沒有註明廣告的吃播YouTuber被發現原來其視頻有賣廣告，[7] 如何道歉成為很多網民關注的焦點。因為很多韓國吃播YouTuber都很重視外國的巿場，畢竟YouTube是個全球平台，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像韓國訂立法例禁止有關行為（當時新法尚未在韓國實施），部份YouTuber只用韓文道歉，但就沒有用其他語言致歉。有些又會聲稱自己沒有收錢，只是收了對方贊助的食物，最後又再次遭人踢爆不實，更令人覺得這些直播YouTuber不誠實。

當中情節最為複雜的，以有超過400萬個訂閱者、韓國著名女吃播主Boki為表表者。她首先和一眾吃播YouTuber一樣被發現其吃播頻道有收錢吃播的情況，Boki雖然承認，但就說自己只收了贊助的食物，暗示沒有收錢，後來再被揭發原來有收錢，於是她只用韓文承認，但在英語等不同語言的其他視頻，她就沒有致歉，整個「道歉」的動作被網民認為是進一步的欺騙，所以很多人就留言呼籲大家不要再訂閱她的頻道。

面對網民的批評，有的YouTuber選擇澄清、道歉，最後導致訂閱人數下降，同時被批評沒有註明有賣廣告的吃播YouTuber Fume也像Boki一樣遭到質疑，她只修改自己網站有問題的部份，註明相關的贊助或廣告字句，之後既不道歉也不澄清，甚至刪除不利和批評的留言。她的訂閱人數，居然不跌反升。[8]

真吃還是假吃

Boki因為只作選擇性道歉而遭批評，而同時更有網民翻看她更多的片段，發現她有疑似「假吃」的視頻。有細心的網民發現Boki喝飲料時會突然伸一伸手指，之後枱上的食物會變細，有時夾起食物的份量很多，但放到嘴巴時食物會突然變少，又發現有片段顯示她在吃東西時有一兩格突然作吐出食物狀的定格畫面，彷彿準備扣喉將吃完的食物從胃部吐出來，之後再吃新的食物，為的就是要吃下更多的東西。面對著爭議，Boki就拿出有爭議視頻的「無剪接」版本，但豈料那個無剪接版本仍然被網民發現有可疑的剪接，甚至質疑Boki心虛，因為她沒有公開所有被質疑視頻的無剪接版本，最後她的澄清反而被指為造假的有力證據，訂閱人數一度減少了30萬人。

還有類似的假吃直播出現，不同的YouTuber推出「破解視頻」，讓人知道大胃王視頻是怎樣製作出來，在影片中，除了看到有人一邊吃一邊吐出來外，有部份大胃王表面上吃了一整枱食物，原來是分開很多餐每餐分開很多次來吃，有些吃播主吃到半路要「加餸」，原來是因為分開很多次吃，又不能翻煮，食物已經冷掉所以要用「加餸」來將食物加熱，否則根本不能吃入口。[9]

YouTube的影片有時難分真假，網上的影片沒有規管，也難以規管，如果強行規管恐怕又會直接影響言論自由，但不規管又會出現這樣混亂的情況，最後我們只能盡量依靠業界和每個上傳影片的人自律。同時，每個看YouTube的人也要小心選擇自己想看的頻道，不要支持造假的影片，沒有公眾的支持，那些以不良手法作招徠的頻道就會逐漸減少。

網紅是理想職業？

 

網紅是網絡紅人的簡稱，他們會在社交媒體平台或串流平台定期發放照片或影片，以累積自己的觀眾或紛絲，只要愈多粉絲，愈多人收看網紅製作的影片，串流平台會因應收看率，將廣告加進影片的開首或之間，並將一部份的廣告費轉發給製作影片的網紅。不過，也有平台讓網民在看網紅的影片時，可以直接打賞給網紅，送上虛擬禮物或現金。由於媒體都吹捧網紅的收入高，令人容易覺得做網紅是件易事，有青少年甚至會以網紅作為理想職業。在台灣，一個在2019年底發表的調查發現，受訪的8,000多名小五至高中職三年級青少年（年齡約10至17歲）中，直播網紅在最想從事的職業中排名第三，有19.2%受訪者以直播網紅作為最想從事的職業，而排第一和二的職業分別是遊戲電競手（26.9%）和廚師美食家（21.7%）。[10]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收看「媒體解碼」短片，按此進入

隨著網絡的發展，人們隨手都能獲得各式各樣的資訊，包括色情資訊，而這類資訊也在網絡世界中流通，外國某著名色情網站2019年的總瀏覽次數高達420億，[1] 即是平均每日有1.15億的瀏覽次數，而這只是網絡上其中一個色情網站的數字。

雖然網絡色情也受法例的監管，但當中有不少灰色地帶，讓網絡中存在著大量超出法例尺度的色情資訊，而這些資訊是青少年及兒童群體很容易接觸到。根據香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任何人向18歲以下人士發佈不雅物品即屬違法，但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發佈的「2016年青少年與性研究」顯示，3,907位受訪的中一至中六學生中，59%男生及33%女生曾觀看色情物品，而在有觀看色情物品的受訪者中，在受訪前一個月觀看色情物品多於15次的男生更高達21%。[2] 此外，外國有調查發現初次接觸色情物品的男生的平均年齡為13歲，更有受訪者早在五歲時便首次接觸色情物品。[3]

接收色情資訊與性態度之間的關連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學者Jochen Peter及Patti M. Valkenburg檢視1995至2015年有關青少年使用色情資訊的學術文獻，[4] 歸納出經常使用色情資訊的青少年特徵，它們分別為：青春期後期的男性；感官刺激尋求者（sensation seekers）；以及家庭關係薄弱。兩位學者指出不少研究都試圖尋找使用色情資訊與放任性態度（permissive sexual attitudes）之間的聯繫，而其結論是接收愈多色情資訊的青少年，對性方面的態度會顯得略為不嚴謹。[5] 研究又指使用色情資訊的青少年有較高機會出現性行為、性濫交及性侵犯的情況；而當中使用色情資訊的男生與作出性侵犯行為有較為強烈的關係，相反，使用色情資訊的女性則有較高機會出現被性侵犯的情況。

隱藏在色情背後的問題

筆者曾向所認識的學校社工了解青少年接觸色情資訊的情況，得到的回應都是「不清楚」，因為學生都不會隨便與他人談及自己收看色情資訊的習慣。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姑娘過去曾為不少受色情問題困擾的人士進行輔導，她表示有接觸色情資訊的青少年為數不少，但到了沉溺程度，不能自拔甚至影響生活的，其實不算太多。

在程姑娘接觸的個案中，最年幼的個案當事人只有14歲，當事人由開始接觸色情資訊，發展到生活受影響，繼而要尋找協助，往往都經歷了數年的時間。程姑娘表示不少個案的當事人在高小階段，甚至小學三年級，已開始接觸色情資訊。

對於沉迷色情，有人會用「對性好奇」或「好色」來解釋，最初接觸色情資訊時真的可能與這些理由有關，但長時間沉迷色情資訊的背後原因就不是如此簡單。程姑娘指出收看色情資訊只是人們逃避問題及壓力的一個方法，當收看色情資訊漸漸成為習慣，形成心癮，迫使人投放更多的時間在色情資訊上，結果就更沒有資源及動力去處理個人內心隱藏的問題。雖然色情滿足了慾望，但對生命中真正的問題卻無半點幫助。

當色情資訊成為青少年日常接收的資訊，而色情資訊中又存在著不少極端的性行為，如多人性交、性侵犯、甚至人獸交等，這又會否影響人們的行為及思想呢？程姑娘指出部份收看色情資訊的人會嘗試與戀人實踐色情資訊中的行為，而這些行為有可能超越了對方能接受的程度。而在她的輔導個案中，會作出極端性行為及嘗試嫖妓的人其實不多，但她觀察到有不少人會冒著犯法的風險，在公眾場所作出偷窺及偷拍的行為，以滿足自己的慾望。

程姑娘直言不論男女都有機會受色情資訊困擾，但男女卻會衍生出不同的問題，男性主要集中在處理性慾方面問題，而女性則比較複雜，常糾纏於情感與性慾之間。她表示不少女性個案中，當事人會相約網絡上認識的男性進行性行為，同時投放了情感期望在其中，希望發展關係，但無奈那些男性為的只是性滿足，令女方的付出得不到回報。

程姑娘重申收看色情資訊及其他衍生的行為都只是表徵，要真正處理的是隱藏在個人內心深處的問題。每個個案隱藏的問題都不同，要在輔導過程中慢慢找出問題核心，才能對症下藥。而她強調，當事人願意尋求協助是最重要的一步。

父母避免苛責子女收看色情資訊

不少父母發現子女收看色情資訊時，都會感到不知所措，程姑娘認為收看色情資訊並不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提醒父母們最重要的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不要作出太強烈的反應，因為這只會增加子女的罪惡感，亦增加子女對色情資訊的好奇心，隨時造成反效果。父母要正視子女收看色情資訊的情況，但不要責備他們，而是要了解他們收看的原因，及提醒他們注意色情資訊中扭曲了的性觀念。如自覺無力處理，程姑娘建議可以尋求合適的外人介入，如社工、牧者、子女信任的親友等等。

要完全阻止青少年接觸色情資訊或許是「不可能的任務」，但父母絕對有能力減低色情資訊對子女的影響。程姑娘鼓勵父母將家庭塑造成一個開放談性的環境，期望當子女面對性困擾時，父母能成為他們傾訴的對象，這無形中令子女不需要向外間尋求不當的協助，這其實已可大大降低各種危險的情況出現。

（本文原載於第133期〔2020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有不少報道指出，網媒《香港01》在區議會選舉前夕，以評論編輯室名義上載了兩篇文章：〈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及〈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並於文章中表列了19人的「香港01不支持候選人名單」，[1] 及184人的「香港01不支持空降素人名單（1-5）」。[2]

而文章更引起了《香港01》內部一群編採人員發出了實名聯署聲明，[3] 指評論沒列出「不支持」原因，有欠公允，有失專業，不符社會對大眾媒體的期望，文章亦不能反映及代表編採人員的意見。

《香港01》刊出的兩篇文章，可能涉嫌違反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的《區議會選舉指引》（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中所指出的「公平及平等對待的原則」，以確保「各候選人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及「不會優待或虧待任何候選人」），[4] 以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5] 另外，更有大律師認為文章涉嫌犯規，選舉管理委員會和廉政公署都應該跟進，請媒體提供合理理由，為其「涉嫌發佈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免責辯護。[6]

另外，有些紙媒其實也有為黨派或立場努力宣傳，如在報紙A1頁大字標題寫上「踢走保皇黨」、[7] 中間連頁刊出「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A10、A11頁並沒列明是否競選廣告）、〈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網上版）；[8] 又或將報紙設計成選舉特刊，將建制派「告急」候選人名單及推薦、給讚等內容列出。[9]

細閱內容，對於報章支持的立場的候選人當然「有讚冇彈」，而對同區其他候選人則只是一句輕輕帶過，各候選人是否「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不少香港的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並在不同程度影響其報道手法，作為讀者了解各媒體的立場和常用手法，有助我們懂得如何判斷其內容的參考價值，不會輕易被別人誤導，而在投票前應多參考幾個不同立場媒體的報道，做多點功課，客觀地看參選人以往的經驗和政績，以及曾為地區做過的服務，從而選出心目中較理想的一位，或認定自己最不值得支持的候選人都是重要的。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