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狼來了」即將上演

人生之中「生、老、病、死」的「老」或「病」，或許有些人可以不必經歷，但我們自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天一天地邁向「死亡」，這不是悲觀，而是我們必然面對的事實。雖然，自古以來，有很多人想盡辦法不用經歷死亡，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作者鄧瑞強博士，是學者也是牧者，他於書中引述了四位已故神學家不同的死亡神學，來引發讀者對死亡的反思。鄧牧稱這些理論為「神學圖畫」、「藝術品」，啟發著我們的想像與體會著信仰的深度。

鄧牧認為要「理解死亡，不能離開理論視角」，所以他引述了拉納（Karl Rahner）、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及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四位神學家對死亡的四種不同的思考重點來擴闊讀者對死亡的理解及看法。

關於這四位神學家的看法，個人對拉納最為深刻，他認為：「生活著，就是死亡著（living is dying）」。如我們追問死亡是甚麼，因為生與死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是與追問生活是甚麼，根本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鄧牧亦指出「順服天命的任何人，理應像耶穌那樣活。在活著的每個環節中，都活出經過抉擇的小死。每一次的小死，都是走向上帝的一小步。」因此，對拉納來說，死後審判實質就是「生活本身向人揭露其生活的本相」，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選擇一種上帝喜悅、好的活法，也即選擇一種好的死法。

另外三位神學家對死亡的看法，也叫人更深刻重視神與我們的關係、虛己與盼望，很值得我們更深了解。如鄧牧最後所指出的，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值得我們打開心扉，接觸死亡神學，細思有終點的生命，反思其意義。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2.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3.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為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女法官言惠知（言官，佘詩曼飾）因錯判一宗兒童墮樓案而造成悲劇，決意申請調任為少年法庭裁判官，要在青少年還能受教之時，小心追查每單案件，以便正確教導他們走回正途。

繼《新聞女王^２》後，電視台再度推出改編自中港真實案件的法庭劇《正義女神》，該劇除了幾位主角演技出眾、以及是藝人許紹雄的遺作受矚目外，由女演員反串飾演14歲陰險且具反社會人格的男學生高成彬（劉倬昕飾）更是一大亮點。除了收視成績，筆者認為劇中對「家庭教育」的探討及父母面對孩子犯罪的態度，最值得大眾反思。

根據香港《少年犯條例》（第226章），處理16歲以下青少年犯罪的重點在於教化而非懲罰。少年法庭審訊不對公眾開放，僅限家長旁聽。劇中透過約20宗案件，揭示了錯誤的家教方式：有些父母過度溺愛，甚至偽造證物助孩子「走精面」逃避法網，使其漸成惡霸；有些則施加過高壓力或情緒勒索，導致孩子心理失衡而犯案。這些「愛他變成害他」的例子，讓人看得唏噓。

此外，劇中有不少篇幅，深刻呈現了校園欺凌的殘暴。學生因恐懼淪為目標而選擇沉默，成為「集體幫兇」；校方則為保校譽而掩蓋真相。現實中，香港校園欺凌問題確實嚴峻，有研究顯示本港學童受欺凌率曾位居全球前列。

雖然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但更多孩子因原生家庭或曾被欺凌而身心受創，需用一生去治癒。劇中「言官」對繼女的態度，以多溝通與信任的方式，在女兒惹上官司後願意放下工作，全心幫她打官司、調查案件，與其他法律界同業對親生孩子犯案時的多疑或縱容態度，形成強烈及鮮明的對比。

最後，筆者發現此劇有一特色，有些角色（如言官、鄭官）常常飲用清水，彬母高淑華（陳煒飾）亦曾遞清水給其子勸誡他，這除了部份是植入式廣告，似乎隱喻著「以水洗清罪惡」，與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Maharaja）中主角在面對嚴重罪行時亦會飲用大量清水的做法相似，大家在追劇時，不妨留意編劇這番心意。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Ｚ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早前，哲學界KOL、好青年荼毒室成員白水在社交媒體Threads上的言論引起廣泛討論。起因是有一名男網民在Threads中感嘆男性表達情感無人理會，認為女性相比之下很容易就能獲取關注度，白水卻留言指，女性所獲得的「關注」，其實是伴隨了很多騷擾，結論在於父權才是問題的來源，隨即遭到炎上。

本文無意糾纏於白水所講的父權理論的對與錯或是否切題，因為已經有不少人討論過了，亦有KOL製作了一段半小時的影片討論女權和父權等議題回應白水的言論。而筆者想要做的，便是要戳破這場戰爭背後的核心問題：哲學界KOL所造成的「知識霸權」，以及對社交媒體遊戲規則的無知。

第一個問題在於白水作為哲學界KOL的身份，擁有龐大的話語權與知識光環，這使得他的發言帶有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就是為何他的讚好數遠超於這名男網民的貼文，這種不對等關係即：男網民就算想要回應也需要表達得邏輯縝密，否則就會被「打臉」，從而進入了難以回應的困境。就如一位老師站在台上講課，人們很自然地就會認為台上的那位就在言說真理，說得批判一點，就是即使台上的人胡亂說話，也會顯得在提供知識（當然會有些人有很強的批判力），即使挑戰也會有所顧慮。此時，在Threads的空間中便構成一種「知識霸權」，甚至有機會為這位網民引來網絡欺凌的危機。

第二個問題在於白水似乎不太熟悉社交媒體規則。社交媒體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認真討論的地方，特別是Threads本來就是一個情緒化、慣於圍爐的場景。在一個尋求慰藉的場景中，白水用鬥慘的方式來淡化他人痛苦，被炎上也是預料中事，雖然白水的留言讚好數更多，而最後卻被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看出其轉移了焦點，事情才鬧得這樣大。簡單來說，一名男性在訴苦，另一人留言「女性更慘」時，必然遭到回聲室的反彈；同理，一名女性在訴苦，有人留言指「男性更慘」時，必然也遭到圍攻，只是碰巧作出留言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霸權，戰火才蔓延得較慢，否則亦不堪設想。

因此，在這些背景底下，白水猶如「說教」的姿態，不但讓那些男網民和他自己有可能陷入網絡欺凌，同時亦無助於推動性別議題的討論（可能他原本想討論），反而加深了一些網上的群眾對學術精英的厭惡。

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往往並非出於惡意，而是源於溝通方式本身。當語言中夾雜著批判、比較與隱含的要求，即使出發點良善，也可能在無形中傷害他人，進而拉開彼此的距離。本書正是針對這樣的處境，提出一條轉化關係的可行路徑，並被廣泛視為溝通與衝突轉化領域中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

作者盧森堡博士結合心理學訓練與長年實務經驗，發展出一套以同理與連結為核心的溝通模式——「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他認為，人類在本質上傾向於彼此關懷與連結，只是長期習慣以評價與防衛的語言互動，逐漸遮蔽了這種傾向。NVC因此不僅是一種溝通技巧，更是一種重新理解人性與關係的方式。

書中指出，有些說話和溝通方式會對他人和自己造成傷害，作者將這類溝通方式稱為「悖離生命的溝通」（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道德判斷（Moralistic Judgments）、比較（Making Comparisons）、推卸責任（Denial of Responsibility），以及要求別人照著我們的意思做（Demands / Other Forms of 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等表達，往往容易引發防衛與對立，阻礙真正的理解與交流。相對地，NVC提供了一套具體可實踐的框架，包含四個核心步驟：「觀察」、「感受」、「需要」及「請求」，即透過如實描述情境而不加評價，覺察並表達自身情緒，辨識情緒背後未被滿足的需要，並以清晰而尊重的方式提出要他人採取行動的請求，人們得以逐步從對抗走向對話，從誤解走向理解。

在此過程中，「同理心」被視為關鍵能力。當一個人的感受與需要被真誠地看見與理解時，其內在的防衛往往隨之鬆動，關係也因此出現修復的可能。盧森堡亦指出，情緒本身並非問題；例如憤怒，往往是某些重要需要未被滿足的訊號。若能以覺察與表達取代指責與壓抑，情緒反而能成為促進連結的契機。

隨著時間推展，非暴力溝通已不僅限於書本理論，而逐漸發展為一套實踐取向的方法，應用於教育、社區對話、衝突調解以及部分社會服務場域。在不同文化與社會情境中，亦有團體與課程持續引介與推廣此一溝通取向，作為促進理解與關係修復的工具。NVC所強調的尊重、傾聽與關懷，也與多種倫理與靈性傳統中的核心價值相互呼應，提醒人們：語言不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也能成為連結彼此生命的橋樑。

引言：當教育失去「摩擦力」

在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教師與家長們正集體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普遍學生的學業表現下滑、注意力碎片化，以及對深奧知識的排斥，已成為全球性的現象。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強勢介入，讓獲取答案變得前所未有的輕鬆，用戶只需輸入一個指令，複雜的論文、精準的代碼或是數學題的解法便能瞬間生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股「回歸古典」或者「向高難度挑戰」的浪潮應運而生。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與聖母大學哲學教授梅根‧蘇利文（Meghan Sullivan）為代表的評論家，主張重新引入拉丁文或微積分等傳統上被認為「艱深且無用」的學科。他們認為，教育之目的在於透過高度心智挑戰來培養學生的「沉思」（Contemplation）能力。然而，這種主張究竟是挽救認知危機的良藥，還是一種建立在統計誤讀上的懷舊情懷呢？

海格塞斯的「古典藥方」：拉丁文與學術優勢

在《美國心靈之戰：剷除一世紀的錯誤教育》（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Uprooting a Century of Miseducation）一書中，海格塞斯猛烈抨擊現代世俗教育、自由派教育，他推崇的是一種「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而拉丁文則是其課程核心之一。

海格塞斯指出，雖然拉丁文常被戲稱為「死語言」，但它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實證數據：學習拉丁文的學生在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表現，通常比未學習者高出 100 分以上。很多古典教育支持者主張，拉丁文這種結構嚴密、語法複雜的語言，能有效地「鍛鍊」大腦，提升邏輯推理與詞彙解碼能力。在他們看來，這不單是學習一種語言，更是一種類似於「心智舉重」的過程，能讓學生在面對其他學術挑戰時更具競爭力。

蘇利文的哲學辯護：微積分與沉思的價值

聖母大學哲學教授蘇利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這一論點。在今年3月24日加拿大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舉辦的倫理講座中，蘇利文坦承在自己的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裏面，學生時代學過的微積分幾乎毫無用處。然而，她卻堅信這門學科的價值。蘇利文認為，微積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難，這種難度迫使學生必須付出極高的注意力和長時間的沉思，這正是現代生活最稀缺的品質。

蘇利文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的技術環境（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有系統地剝奪人類的沉思空間。當工具讓一切變得太過容易，學生便失去了與複雜問題「搏鬥」的機會。她認為，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引導學生進入一種深刻的思考狀態，而像微積分這樣具有高度心智需求的學科，正是通往沉思聖殿的門徑。

數據背後的真相：虛假相關與選擇偏誤

面對海格塞斯提出的「SAT高分」神話，我們必須以科學的嚴謹性進行拆解。統計學中有一句名言：「相關性並不必然引申出因果關係」（Corre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causation）。學習拉丁文與高學術表現之間的聯繫，極大可能是一種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

這些數據存在着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的問題，會去選修拉丁文或進入古典基督教學校的學生，通常來自於更重視教育、經濟實力更雄厚的家庭。這些學生在接觸拉丁文之前，就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基線認知能力與家庭資源支持。換句話說，並不是拉丁文讓他們變聰明，而是那些本身聰明且資源豐富的學生，更有可能出現在拉丁文的課堂上。此外，社會經濟地位是SAT分數最強大的預測指標。如果我們控制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變數，拉丁文帶來的所謂「分數優勢」往往會迅速萎縮，甚至消失。

唯一路徑的謬誤：心智訓練的多樣性

古典和高難度教育擁護者的邏輯，本質上是十八世紀「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的現代復興。這一學派將人類的心智想像成一組由不同「官能」所組成的機器，如記憶、推理、意志、注意力與想像。在這種觀點下，大腦被賦予了一個極其直接的比喻：肌肉。正如舉重能強化二頭肌，官能心理學主張，透過接觸極度艱深的學科，可以整體性地強化心智的「推理肌肉」或「記憶肌肉」。

這種理論直接催生了教育史上的「形式訓練說」（Formal Discipline），其核心教條是：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學科的「內容」，而是在於「形式」。因此，拉丁文的變格、幾何的證明、或是複雜的微積分，被視為心智的「健身房」。

然而，這種「心智舉重」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初便遭到了心理學界嚴厲的科學修正。實驗心理學先驅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透過一系列研究證明，不同領域之間的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是有限制的。他提出「相同元素論」（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一個人在拉丁文課堂上訓練出的邏輯能力，並不會自發性地轉移到商業決策或社會互動中，除非兩者之間存在高度重疊的具體元素。同樣道理，熟悉微積分會令你更有能力解決數學問題或者編碼，但它不會幫助你吟詩作對。這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上有很多「聰明笨伯」，一個在某領域上登峰造極的博士、教授，可能理財完全無方，對政治時局分析一塌糊塗，甚至生活的常識都一竅不通。

訓練「沉思」與「專注」並沒有所謂的「唯一路徑」。如果一個學生對古羅馬歷史、天主教神學、西方古典經典毫無興趣，強迫他背誦拉丁文變格可能只會導致挫敗感與厭學情緒，而非深度的沉思。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自小被迫學習彈鋼琴的兒童，長大後對音樂敬而遠之。

其實，許多現代學科同樣具備極高的心智需求，例如編寫複雜的 C++ 或 Java 程式、推導量子物理公式，或是進行嚴謹的歷史文本互校。這些學科同樣需要「心智舉重」，且具備更高的現實連結性。

認知的危機：當人工智能帶走了「合意的困難」

雖然我質疑微積分的特殊地位，但古典教育強調的紀律性與長時間專注，確實在某些學習情境中具有價值，而且，蘇利文對「人工智能讓學習變得太容易」的擔憂卻是非常精準的。在教育心理學中，這涉及到兩個互補的核心概念：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提出的「合意的困難」（Desirable Difficulty），以及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著名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合意的困難」指出，當大腦在學習過程中遇到適度的阻力與挫折時，神經連結才會更加深刻。而維高斯基則進一步定義了這種「難度」的精確範圍：學習不應發生在學生已熟練的「已知區」，也不應發生在令其絕望的「不可及區」，而應發生在那個「獨自無法完成，但在適度引導下可以達成的「ZPD甜點區」。在這個區域內，學生必須進行深度的尋索和犯錯，這正是沉思力與注意力被喚醒的時刻。

然而，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消除這種必要的摩擦力和甜點區。當學生遇到數學難題，大型語言模型會直接給出過程；當需要撰寫報告，它會代為構思。這種「認知外包」（Cognitive Offloading）雖然提升了效率，卻有可能導致了心智的萎縮。如果教育完全去除了摩擦力，學生就像是在光滑冰面上行走的人，雖然速度很快，卻無法留下任何足跡。這種「認知退化」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確實需要某種困難來錨定學生的注意力。

重新定義優質教育：有意義的難度

不過，我們不應在「易過借火」與「盲目追求高難度」這兩個極端之間跳躍。好的教育不應是強迫每個學生去鑽研對其毫無意義的「死語言」或「冷僻數學公式」，而是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找到那個能讓他們進入「心智激戰」的挑戰，這就是「有意義的難度」（Meaningful Rigor），所謂有意義的難度，是指難度與個體動機、情境與未來目標高度耦合的學習挑戰，舉例說：

• 對於醉心藝術的學生，挑戰應來自於拍攝鯨魚跳出水面轉身的照片，或者在鼻煙壺裏面繪製內畫。
• 對於志在神學或歷史的學生，學習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以解釋聖經和閱讀原典，便是其沉思的磨刀石。
• 對於熱衷數據分析的學生，深奧的高等統計學、數據科學、機械學習則是訓練邏輯精準度的不二法門。

教育者的使命，是為學生找到那塊「值得為之流淚、流汗、流血」的磨刀石。我們必須對抗人工智能帶來的盲目便利，重新在課程中設計「有意義的難度」，但這種困難必須與學生的熱情與未來方向連結。

不知對於大家來說「賭博」是甚麼？賭博是指個人以金錢或資源投注於結果不確定的活動，期望透過運氣獲利。而「賭博」不只存在於賭場中，不只是有一個真人莊家站在你面前，贏了就立即給你籌碼或金錢，也可以是面對機器、在網絡中得到玩家想要的物品或積分，換取公仔、玩具……「賭博」本質上涉及風險、機會與心理依賴：贏取的快感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讓人不斷追求；輸掉則觸發「追回」衝動，越陷越深。

彈珠機是近日在香港剛興起的新熱潮。報道指玩家要買至少20元彈珠，拉手桿彈出，彈珠跌入亮燈通道就代表中獎，按賠率得到更多彈珠，亦有積分卡記錄累積積分兌換獎品。報道亦指多見青年與兒童逗留逾一小時。有心理學分析，這類遊戲喚醒大腦獎罰系統，玩家感覺「可控」，即使輸局也可再試，強化賭博心態。筆者亦觀察到彈珠店中，有不少孩子是與家長一起參與，有可能有錯覺認為父母也玩，就完全沒有問題。未成年人士對獎賞特別敏感，長期玩樂或扭曲金錢觀，容易引發情緒問題。

而夾公仔店早已「通街都係」，經濟不好，不少商店倒閉就會放入夾公仔機。夾公仔本是親子消閒，現卻常設陷阱。早前，消費者委員會曾接獲多宗投訴，指商戶透過爪夾彈開、保夾機制或隱藏獎品誤導玩家，增加難度。玩家花費數十至數百元仍難成功，卻因隨機兌獎與重複遊玩心理，易誘導「再試一次」，投入的金額可能愈來愈多，潛藏向技術、難度挑戰的成癮風險。消委會強調，業界須公開機台設定、清晰標示規則，否則損害公眾信任。

不少彈珠機舖、夾公仔店是燈光明亮、音樂輕快，製造愉悅的氣氛；遊戲低門檻、易上癮，短時間內就容易花光零錢或兌換回來的彈珠。請家長們持續關注，及早識別學童沉迷跡象，因為兒童及青年一般較缺乏自制力，容易沉迷這類遊戲，影響情緒與理財態度。社會亦需推動法規更新，加強監管。

參考資料：
遍布全城　夾公仔吸「癮」力何在？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386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香港01.  2025年3月2日）

東呼即應：彈珠機舖成行成市--東呼警告恐損心智
https://orientaldaily.on.cc/content/%E8%A6%81%E8%81%9E%E6%B8%AF%E8%81%9E/odn-20260331-0331_00176_221/
（東方日報. 2026年3月31日）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網上抽卡、抽蛋、遊戲抽角色、抽裝備，究竟會否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構成不良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蔚澄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戒賭機構路德會青亮中心合作研究，結果發現71%被訪青少年有參與過類似遊戲，當中57%曾課金，即付款抽虛擬商品，其中19%月花超過500元。研究用了相關的問題賭博指數來分析，發現百分之九的青少年已達到「問題賭徒」程度，這群付費抽虛擬商品的人，更被發現其自殺意念、自殘和企圖自殺的盛行率高於其他群體。[1]

有關問題本社12年前在虛擬寶物出現時已經開始撰文，[2]提出是否要開始立例或者與業界商討一些自律的守則，監管網上遊戲，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盲盒」活動。[3]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在電台節目稱，政府應就立法規管進行研究，[4] 可惜的是到今日香港《賭博條例》中對「博弈」的定義仍然是通常涉及「金錢或財產的損失」，而虛擬寶物無法兌回現金，在法律上是較難定義為賭博的，所以不存在「非法賭博」的情況。

就現時的遊戲虛擬商品的監管，不同地方的監管方法不同，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1. 強制公布概率：即將所有寶物抽中的概率全部以統一單位（例如百分比）列出，方便玩家了解中獎機率，決定是否花錢。

2. 禁止「套餐轉蛋」（Compu Gacha）：禁止遊戲強制規定玩家必須用「抽蛋」方式才能獲得某些物品。換言之，遊戲商必須提供不同方法給玩家用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物品。

3. 提高年齡限制：將有提供類似抽虛擬物品的遊戲定為至少16歳才能下載。

4. 提供不同上限機制：某份政策會要求抽取次數增加，抽中機率會上升，或者直接提供抽中的上限（例如抽60次必中）

雖然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法例去監管類似的遊戲，但不少遊戲商有鑑於要將遊戲在不同地方營運，自然在遊戲中加入了類似的系統，方便進入當地巿場，但也有部份遊戲商見香港巿場沒有限制，就沒有引入類似的系統，受影響的也就是一眾玩香港版本的玩家。所以不難發現相同的遊戲，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連內地版本也有很多防沉迷、防過度消費系統保障青少年，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

政府沒政策，家長不能沒有對策。青亮中心提出了不少建議，防止孩子因為打機變成病態賭徒，[5]不過只設定好手機，未必解決到問題。孩子易受虛擬商品引誘，當然是因為商品吸引，而抽的成本亦不高，部份遊戲給你「補底」資訊有時更變相告訴你最高消費的金額，當孩子覺得商品合理吸引，再加上「限定版本」、「期間限定登場」等等宣傳手法，自然會請家長幫忙「購買」。萬一家長一口拒絕，孩子情緒容易失控，情況和在玩具店「扭計」買玩具非常類似，但家長心裡知道，玩具有價，但抽虛擬寶物可以一直抽下去。

要情理兼備地讓孩子理解自己在消費甚麼才是最重要。家長必須要讓孩子明白那些宣傳技倆，例如期間限定通常會再回來的，機率是1%不等於抽100次就一定中一次。同時，除了要讓孩子分辨需要和想要之外，更要教導他們好好理財，以及管埋成本。例如抽角色，每次五元，今日零用錢有20元，即是最多只能抽四次，但機率只有1%，還抽嗎？抽完之後全日就沒有錢在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放學也不能去便利店買東西。如果堅持但最後真的抽不到，你會情緒失控和後悔嗎？

同時也可能問問孩子，抽這些商品的目的是甚麼？是角色能力加強？還是單純好看？如果是前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嗎？如果是後者，好看的背後為的是甚麼？是自己開心，還是向朋友炫耀嗎？最後請他冷靜幾天，再仔細考慮，可能之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決定了。

無論最後孩子抽到他心儀的物品，還是沒有用的「垃圾」，也應該提提孩子，用抽的方法得到的東西，都是抽來的，當他慢慢發現抽中的日子比抽不中的日子少很多，他們就未必再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物品了。

書中每一個主題，都有著面對現代科技世界的處世智慧，讓人在煩囂的世界中停止內耗。它看似是一本需要短時間內追看的書，但其實當中的內容卻是每個主題一頁起兩頁止，可以方便一些難以集中看書數小時的人，嚴格來說，每天看一兩個主題也是可以的，因為當中沒有故事和行文脈絡的連貫性。它雖然像心靈雞湯，但實際上又不是純粹安慰自己且令人過目即忘的心靈日誌，而是附帶行動且讓人感到深刻，並有明顯心理學支持的生活智慧（可能作者無意有心理學的推演）。

不少青少年經常以「秒回」作為對方是否真正在意自己，又或自己是否在意對方的準則；又以自己是否得知社交圈子發生的事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令個人開始變得「敏感」。書中指出，我們不需要過於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給自己施加壓力，也需要懂得分辨批評是否具建設性，社交媒體的內容是否只是八卦，別人的負面情緒也不必照單全收。如此，省下來的能量能夠去愛真正值得愛的人，例如父母等等。

其中一個主題教導我們去分辨「自己無能為力的事」以及「自己能控制的事」，就如傳道書一早提醒我們，人之所以覺得「虛空」，就是因為經常想要抓緊自己根本無能為力的事，而著名的「尼布爾禱文」（Serenity Prayer）亦有著這種智慧。故此，分辨到後，能否接受有些事情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就是一生需要努力的功課了。

最後一個大主題，就是要學懂資訊的斷捨離，簡單來說就是懂得安靜獨處。因為現代人手機不離身，來自社交媒體的刺激源源不絕，「無所事事」便顯得可貴，書中教導我們，找些時間放下手機、不看新聞、不回訊息，其實就是讓大腦休息恢復平靜的保養方式。例如嘗試讓自己「無所事事」，多做「自我覺察」等等，人的確需要安靜讓自己有與神獨處的時間。

雖然這本書是以一些佛學智慧來講述處世之道，但其中的道理和智慧在我們的基督信仰中亦能有著不少的反思，甚至能夠言說一些聖經中的真理。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

在一個組合當中，有差異並非不能共存，甚至可以是很好互補，因為一個衝動的，配搭另一個謹慎的，更可能把事情處理得完善，不致於太過魯莽或完全裹足不前。最終兩者能否合作，則需要表露自己的內心，讓對方認識、互相接納及建立信任。

電影故事衝突不單來自外在的案件，如涉及神秘爬行動物和城市歷史的謎團，還有是根植於內在的價值觀碰撞：Judy可能覺得Nick不夠投入，Nick則擔心 Judy的衝動會帶來危險。這讓他們的互動充滿情感與深度，他們亦必須共同面對「伙伴危機」，在面對瀕臨死亡的時刻，透過坦誠對話來修復關係。

電影把這些現實中的合作伙伴所面對的衝突討論，變成幽默及溫馨的橋段，展現出彼此的「差異」並非純粹是伙伴合作中普遍發生的障礙，更是邁向成熟及長期合作關係必會出現的「挑戰」。

而在信仰的視角中，上帝為甚麼要我們在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中生活及成長？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如何可以活出愛？或許我們可以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7節中找到教導：「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好些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不要輕視不同肢體，而是「彼此相顧」和互補。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