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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的鄰舍？

在中港矛盾與日俱增的今天，要問「誰是我的鄰舍」？好像政治不太正確。不過，當我們在分別誰是「鄰舍」時，其實我們已不其然將「我者」的香港和「他者」的大陸，作身份上的分野。

其實，甚麼是「香港」？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其邊界遊移不定，是投射出來的想像，或是由獨有文化、經濟、歷史和政治所結出來的果。[1]

這也延伸到甚麼人才是「香港人」的問題。然而有趣的是，其實在上世紀五零年代以前，「香港人」並不是一個受重視的概念：香港與大陸並沒有出入境管制，雙方居民可以自由出入，當然也不存在居港權問題了。當時大部份居民會覺得自己的家在中國，自己只是在香港找工作而已；他們重視自己「籍貫」多於「香港人」的身份，當然也沒有香港人與非香港人之間的分野了。[2]

1981年歐洲人權法庭裁定，英國法律視兩名男性出於自願的性關係為刑事罪，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有關私隱權的第八條。此裁決隨後觸發歐盟委員會激烈辯論，同性戀運動議題隨之開展。當時的基督教的民主及保守派皆認為個別國家的道德規範不應由歐盟議會主宰，然而反對聲音一直屬於小眾，往後十年多歐洲議會大力推動所謂反歧視措施。

1990年間國際級的同志組織「國際女男同性戀聯合會」（ILGA）和「石牆」（Stonewall）向多國大力游說，並得到她們同情。歐盟委員會遂於1991年將性傾向納入「性騷擾實務守則」中的保障範圍。其後各國紛紛制定性傾向歧視法，如荷蘭(1992年)、愛爾蘭(1993年)、西班牙和芬蘭(兩者同為1995年)、丹麥(1996年)及瑞典(1999年)等。

最近，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及某護理品牌公司委託研究公司進行了一個名為「香港女士照鏡習慣及心態」問卷調查。雖然受訪人數不算多，只有502位女士，但或多或少，這些年齡介乎18至64歲的受訪者代表了某些香港女士對自己外貌的看法。受訪女士中有接近九成表示自己在照鏡時不滿自己的外表，當中近兩成人只集中看到自己最不滿的地方。

這些受訪者形容鏡中的自己多為「老、累、胖」。相比其他地方，香港的女性對自己的儀容和身體狀態更缺乏信心。

人有愛美的天性，女士看到自己的體態儀容有不足之處，努力改善原是無可厚非。只是，人若不懂欣賞自己的優點，過分集中自己的缺點，受到廣告及傳媒所散播的瘦身美白文化影響，經常批評自己不夠白、不夠滑、不夠年輕、不夠瘦，甚至令自己不敢照鏡。大家可以想像，若一個人長期身處這種自我否定下，自然會承擔著沉重的負面情緒，以致缺乏自信。試問自卑的人又怎能擁有容光煥發的面貌呢？

國際社會工作人員協會（IFSW）指出「人權及社會公義兩項原則是社會工作的基石」。不過，要在這紛亂的世代裏像北斗星一樣在黑暗中向弱勢社群帶出一絲光明卻談何容易。在一筆過撥款之下，非政府組織儼然成為撥款制度的奴僕，想讓服務能繼續維持，請乖乖聽話，否則下一次政府便關上水喉，要你的服務無以為繼，職員失去飯碗。

縱然近年社福機構面對「維穩」的指控，然而不少機構在面對撥款的威脅下仍然堅守信念，勇於為公義發聲，為弱勢充權。社會工作者並不認為一個人所呈現的問題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會從宏觀的角度，對有關人士身處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政策等作檢視，從而以最適當的方法介入。假如問題是因為社會政策促成的，社工的角色可能是作為一個鼓動者和使能者，為弱勢社群充權，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改變他們自視為無能為力的心態；爭取社會政策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