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對同性戀者有否存在歧視？」坊間有調查指逾七成市民認為有。乍聽之下，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歧視看似是普遍的。但「歧視」的定義又是甚麼？
「歧視」在不同層面上可引伸出各種定義，如在提出意見一事上，指的可以是不認可、不贊成；若是在態度上，則可以是對他人/事物的喜惡與偏見；而行動上，可以是仇恨行為、不合理的差別對待。
要了解香港的歧視狀況，定義甚麼是歧視是重要的。當具體知道歧視如何和在何種層面發生，才能制訂適當的措施回應。若在民調中脫離現實處境，抽空脈絡地問「歧視有否存在」，這方法並不可取；而且在缺乏清楚定義的情況下，所得的「歧視數字」最終只會被政客任意詮釋。
2013年12月6日美國科羅拉多州州政府行政法院辦公室初步判定投訴成立，Jack Phillips拒絕提供同性結婚蛋糕一案，被定為觸犯當地的反歧視法案（Colorado Anti-Discrimination Act）。判令要求他終止歧視行為及採取糾正措施。
Phillips翌年1月提出上訴，最後經公民權利委員會考慮後在其後的6月正式採納初審判決。他被禁止「拒絕向同性戀伴侶售賣結婚蛋糕或其他會向異性戀伴侶售賣的任何貨品」。另外，委員會判定Phillips必須採取彌補措施，分別是更改公司有關提供服務的政策及安排僱員參與全面的反歧視法培訓。Phillips須在兩年內持續提交季度報告，記下一切拒絕服務的次數和原因。
平機會在五月份宣佈委託中大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就「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雖然該研究中心的主導者在相關議題上一向立場鮮明，然而作為學者理應以不偏不倚的嚴謹態度進行學術研究。當該研究中心表示研究將同時採用「質化」和「量化」的方式進行研究，我們更是寄予厚望，因為這較能讓公眾掌握不同性傾向、性別認同、雙性人受歧視的實際情況。可是，經過第一場公眾研討會後，我們發現研究根本未能做到如宣傳所說「持開放態度」，因為整個研究方法嚴重地向性小眾傾側，而沒有做到公平和公正地對待持不同意見的人士。
新家庭結構研究 馬克•羅格勒思博士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NFSS) by Dr. Mark Regnerus
在美國，婚姻與家庭是公共政治熱話，自《婚姻保護法》DOMA在2013年被廢後，同性婚姻席捲美國多個州份。婚姻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確定能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養育的家庭結構。
香港社會的撕裂已到了令人深以為憂的地步！政 府與議會和市民之間；市民與市民之間；以至信徒與信徒之間的互信每創新低。大家愈來愈拒絕聆聽不同的聲音，甚至一早將對方妖魔化，將自己的意見和訴求絕對 化，在認定自己的目標正確之後，便將一些本來不合理的手段合理化，又以雙重標準對待自己和異見者的一切作為，將所有批評置若罔聞。
這幾個星期，社會就政制發展引發一連串討論，吸引傳媒的鎂光燈。政制問題令社會恍如兩陣對立，互不相讓，彷彿所有談判空間都沒有了，也失去了對話的氣度。可惜的是，這種固執往往可以推倒某些事情，可是建立事情卻非一朝一夕，相信在這段風雨中遞交給扶貧委員會的全民退休保障報告亦是一例。
人口老化究竟有多嚴重？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文件已告訴我們，到了2041年，香港每3個人就有1個是65歲以上長者，總數達256萬。在這些冰冷的數字表層，有政黨揚言供養父母是子女的責任，採用「隨支隨付」（Pay as you go）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對年輕人不公平，甚至以美國、希臘的財赤問題告誡香港人。
面對人口增長減慢，生產力可能減低的情況，他們有這種擔憂是值得理解的，特別是社會上有一派信奉自由市場的信徒對加稅深感恐懼，不希望因此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不過，他們又可有考慮過現在和未來活在貧窮的長者呢？
根據英國基督教關懷（Christian Concern）在本年五月三十日發佈的消息，英國皇家精神病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就同性相吸的成因及性質改變立場，這是一項值得高度關注的發展。
修訂是回應基督徒醫學團契及核心問題信託對皇家精神病醫學院就此問題處理科學證據所提出的強烈反對。
世界盃決賽周開始至今已有至少四人因為賭波而輕生，而警方在世界盃期間檢獲的非法外圍，投注額早已過億，前線戒賭機構亦紛紛收到大量求助個案。以往數屆世界盃都有不少人參與賭博，為何今年賭風來得特別猛、特別熱？當中有以下數個原因：
在中港矛盾與日俱增的今天，要問「誰是我的鄰舍」？好像政治不太正確。不過，當我們在分別誰是「鄰舍」時，其實我們已不其然將「我者」的香港和「他者」的大陸，作身份上的分野。
其實，甚麼是「香港」？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其邊界遊移不定，是投射出來的想像，或是由獨有文化、經濟、歷史和政治所結出來的果。[1]
這也延伸到甚麼人才是「香港人」的問題。然而有趣的是，其實在上世紀五零年代以前，「香港人」並不是一個受重視的概念：香港與大陸並沒有出入境管制，雙方居民可以自由出入，當然也不存在居港權問題了。當時大部份居民會覺得自己的家在中國，自己只是在香港找工作而已；他們重視自己「籍貫」多於「香港人」的身份，當然也沒有香港人與非香港人之間的分野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