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哄哄，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收看講座

「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收看講座

筆者在大學工作，大數據、人工智慧是筆者研究的項目之一， 在回顧人工智慧發展史的時候，我發現到其中一位先驅者的故事，跟經典電影《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的情節有點相似。

《驕陽似我》是一齣1997年的舊片，可能有些讀者還未有機會觀賞過它，在這裡我會簡單介紹一下這套電影的內容，這故事發生在美國麻省波士頓市，主角是一位名叫韋根廷（Will Hunting）的年輕人，這角色由麥迪文（Matt Damon）扮演。話說某天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向學生公佈了一條十分富挑戰性的題目，但沒有學生能夠解答。韋根廷是該大學的清潔工，他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於黑板上解開了這個難題，教授繼續拋出更加艱深的數學難題，韋根廷都能夠迎刃而解，於是教授四出偵查，希望找到這位天才「學生」。但韋根廷並不是麻省理工的學生，他沒有受過正式的學術訓練，而且他生性放蕩不羈，經常四處撩是鬥非。數學教授最終知道了韋根廷的身份，並且要求一位心理學教授去幫助韋根廷，期望他能夠轉入「正軌」。數學教授並且為韋根廷安排了許多工作機會，其中一份是國家安全局的職務，然而，最後韋根廷拒絕了所有得到高薪厚職的機會，從而去投入一段感情。 我不禁想起陶淵明的幾句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

現在言歸正傳，人工智慧先驅者之一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 1923-1969）的生平，與韋根廷十分接近，我不知道《驕陽似我》 的編劇是否以皮茨作為主角的原型，還是兩者之相似純屬巧合。皮茨自幼性格叛逆，經常惹上麻煩，12歲的時候他被警察追捕，於是躲藏在一間圖書館裡面，在長達三天的避難中，他閱讀了許多書籍，包括了英國數學家、哲學家羅素的《數學原理》， 他發現到在這本書裡面的論證有些問題，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羅素，指出問題所在。收到信之後，羅素對皮茨的觀感是「驚為天人」，他不知道皮茨的背景，以為他是大學生，於是邀請皮茨到劍橋大學讀書，皮茨當然無法接納。

15歲的時候皮茨離家出走，從此拒絕與家人聯絡。他來到芝加哥大學旁聽，他所旁聽的科目包括了由哲學大師卡納（Rudolf Carnap）任教的課，卡納以研究歸納法邏輯而名滿天下，其著名作品之一是《語言的邏輯句法》。有一天，皮茨走入卡納的辦公室， 他指出《語言的邏輯句法》 裡面論證的不一致性，並且提供了解決方案。卡納大吃一驚，他很想栽培這位「學生」，結果花了幾個星期時間才找到皮茨，隨後卡納為皮茨安排了一份初級工作，並且指導他學習邏輯。

1943 年，皮茨與神經生理學家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 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這篇論文的主旨是：大腦中的每個神經元都是一個基本的數字處理器，而整個大腦就是一台電腦。這是後來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的基礎理論之一。

同年皮茨認識了數學家、哲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維納說皮茨「毫無疑問是我見過最厲害的年輕科學家……如果他沒有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兩三位科學家之一，我會感到非常驚訝。」 後來維納帶領皮茨到普林斯頓的學術會議，讓皮茨參與跟學術大師的研討。

經過五年的非正式學習，芝加哥大學授予皮茨文科副學士學位，以表彰他在那篇論文上的貢獻，這是皮茨一生中唯一獲得的學位。在之前和之後他有許多次機會可以正式讀書， 可以走上傳統典型的學者之路，但他斷然拒絕。他的下半生十分坎坷潦倒，他選擇息交絕遊，陷入了極深的情緒困擾和酗酒，某天他大發脾氣，竟然燒毀了自己未發表的研究論文。皮茨的心理和身體每況愈下，最後出現了肝硬化和酒精中毒，他於1969年死於靜脈曲張出血，離開世界的時候只有46歲。

古今中外都有許多眼光超前、被世界遺棄的時代先知，到最後要走上「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的道路。但皮茨並不算是這類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鬱鬱不得志是自己造成的，他先後受到羅素、卡納、麥卡洛克、維納…… 等學術大師賞識和提攜，他比絕大多數人更有機會在學術界中名成利就，然而，憤世嫉俗的他卻不屑服從世俗的制度和追逐虛名，真人版的《驕陽似我》比電影更富悲劇性！

筆者有些朋友的做法有點類似皮茨，但沒有那麼極端。我有一位朋友是文學家、中文系教授，在退休時他的職級仍然是助理教授，他創作了無數詩歌和散文，我認為他的文學修養和對文壇上的貢獻遠超過許多正教授、副教授，然而，學院派的「江湖地位」是取決於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但我的朋友並沒有跟隨這種遊戲規則。

坦白說，筆者在追求創新之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制度辦事，即使我知道有些遊戲規則大有問題，甚至是荒謬。例如有些傳統數據分析的已經被有識之士批判到體無完膚，但許多學術期刊仍然仍然蕭規曹隨。起初自己以為在制度中建立了「成就」，那麼提出的創新意念會得到聆聽，但到頭來知道並不是這一回事。說到底，我並沒有韋根廷、皮茨的天份！我只能夠在滔滔俗世、滾滾紅塵中打轉。

新學期伊始，莘莘學子每天趕返學的情況又再出現，在天真無邪的臉孔背後，卻暗藏了學童自殺的危機。根據數據顯示，學童自殺通常發生在每年的9月，以2021年為例，去年開學不足兩個月，便已有七宗學童自殺個案。[1] 今年，學童將在一個不一樣的9月開課，學童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視。

若以往每逢開學必定是學童自殺的高峯期，今年的情況不見得樂觀，學校、家長必須多加關注。首先，學童在感染數字不斷上升的時候開學，還要糾纏在打針與否。坊間又收到消息，政府將限制仍未打齊針的學童到公眾場所，外出必須有疫苗通行證等。消息一吹，父母又多一份憂心，無形中會把壓力落在子女身上，導致他們未能專注學業及被四方八面的負面消息籠罩。

其次，疫情嚴重，雖然人人有學返，不需要如以往在家網課，然而在學校上課就必定理想嗎？回到學校裡，學生必須在上課前過五關斬六將，到校後一輪的快測檢驗、體溫驗證，然後才可以上課室。經過一輪混戰，每個學生的活動範圍就只限於佔地大概一米乘一米的空間，以往小息時可以到操場與同學一起的交流、活動，都隨著疫情的嚴重而相對減少，甚至消失。學童整天大部份時間只能坐在課室的木板座椅及對著三面膠片上課，一直到放學，他們逐漸失去社交能力。小小的空間成為學童每天長時間逗留的地方，對學童的身心靈將造成永不磨滅的影響，不禁一問，在學校上課真的健康嗎？

學習是重要的，但孩子的眼界、視野、溝通技巧、情緒處理等也不可忽視，每天在井底之下、狹窄的環境下學習，就只能見到一小片天空。我們不要再讓疫情影響學生的心理質素。疫情折騰學生，我們無法改變；但人為的措施額外地加在這班學童身上，卻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實在應該給這班學童一個愉快的童年，讓他們開開心心地上學，並不需要這麼快走進成人的複雜世界。

觀乎芬蘭在抗疫期間的政策，儘管在疫情嚴重的日子，學校的感染人數卻十分低。他們在校內增加了檢測，但卻沒有限制學童在學校的活動及社交，由於檢測增加，在入校前學校已發現沒有病徵的案例，於是進一步減少在校內感染。[2]芬蘭政府的理念是要優先考慮學童的幸福感，認為學童在校內學習是否幸福才是最重要，而非單看學業及嚴謹的隔離措施，而且當地政府亦沒有要求學童一定要打針才可以進入學校或其他社區設施。歐洲國家普遍認為防疫措施必須要考慮為學童提供最佳的學習和環境需要，同時又可降低傳播的風險，[3] 例如可以分組上課、把全日制學童分成上、下午班上課以減少上課人數、彈性上、下課時間、在戶外上課，這些都可以有效減低感染的風險。

反觀在香港，有些學生自小一開始，便與素未謀面的同學一起上課，兩年多的校園生活如此過去，可悲的是他們可能從未見過同學的臉孔，每天只能眼對眼的相見，卻隱藏了一張張正在流露內心世界的臉孔，人與人之間欠缺了真實的交流，長時間的遮掩，這種蒙面教育令積極的情緒難以看透，但消極的情緒卻不斷的擴展。他們甚至會害怕有一天要除下口罩見人，不敢去面對別人，對日後的社交發展影響深遠。[4]

上帝做人十分奇妙，每個人都有一副獨特的臉孔，我們可以從人的臉上看到七情六慾。詩篇八十篇16節：「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就滅亡了。」箴言二十一章29節：「惡人臉無羞恥；正直人行事堅定。」傳道書八章1節：「人的智慧使他的臉發光，並使他臉上的暴氣改變。」從《聖經》可見，上帝創造我們獨特的臉孔就是要與人交流，讓人看見我們的怒容、羞恥、發光、暴氣。學童長期失去與同輩間臉與臉之間的溝通，也成了壓力的來源，願上帝的臉光照耀每一位學童，讓他們感受到幸福、快樂。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時間的初衷》在上個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獲得了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這首歌來自電影《一秒拳王》，歌曲名稱裡的「時間」，明顯地呼應著電影中的主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故事講述主角周天仁擁有預知未來一秒的能力，故此在拳擊比賽中能夠靠著這一秒取得節節勝利。然而，當主角最後失去這個能力後，亦需要勇敢面對作為一個平凡人，而不得不加倍努力的事實——「我想證明畀人睇，我唔係淨係得一秒」。

故事情節非常吸引，亦能帶出許多正面的訊息，甚至能夠回應香港目前的處境，就如其中一句金句：「避唔到，一齊捱」。當電影故事結合了「時間」，而主題曲更名為《時間的初衷》，這讓筆者不禁聯想到有關「時間」這個課題。

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只要電影、動畫或小說中出現有關「時間」的故事情節，當中的內容便會複雜起來，甚至令觀眾和讀者開始感到迷失、摸不著頭腦。這當然不是指《一秒拳王》——這類只有很少時間差異的電影。比較近期有關時間的電影，就如2016年上映的《你的名字》，以及2020年上映的《天能》，當中更大談「時間哲學」，似乎並不是一般觀眾看一次就能完全理解整個電影劇情。

莫怪乎早期教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11卷這樣說道：「時間究竟是甚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了解。」[1] 我們確確實實能感受到時間的流逝，卻難以全然述說「時間」。

時間的初衷

如果回歸到信仰當中，那麼上帝創造時間的初衷又是甚麼呢？筆者不打算嚴謹地處理錯綜複雜的時間哲學或神學，而是要透過《一秒拳王》來作少許的信仰反省。

我們對時間的理解通常是指：過去 > 現在 > 未來，而當下、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正在被過去不斷吞噬，「現在」不斷地成為過去，若有甚麼重要的工作要做，我們便需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去做，如果能夠預知多一秒的時間，肯定是事半功倍的。主題曲中「扭轉分秒際遇我掌握去前進」、「這秒針 尚存在無限年後 其實早緊握於我手」等等的歌詞，都帶出一種正面的訊息，也就是我們需要掌握我們自己的時間，不輕言說放棄，因為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

不錯，我們的確需要把握時間，努力活在當下，也需要規劃未來，然後努力前進。但，對於盼望神學來說，預知一秒，或規劃未來，然後讓所規劃的未來如你所願地成為現實卻未必是一件好事。從莫特曼的著作《來臨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終末論》中可以了解到有關上帝的時間性，上帝之所以能夠帶給我們盼望，是因為上帝在時間性上的多變的，是來臨中的。也就是說，在上帝「來臨中」的時間，「過去」不再是時間的源頭，然後流到未來，而未來才是時間真正的源頭，上帝在未來不斷臨在我們的「現在」，[2] 而時間是屬於上帝的，這使未來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而這種多變的未來，便成為我們的盼望。

盼望從何談起？

我們再回看電影情節，周天仁能預知一秒，能夠清晰地知道對手下一秒的動作。但就上帝的時間而言，被預知的一秒雖然有可預見的畫面，但真實的下一秒卻是多變的，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也就是下一秒所到達的真實並不必然就如預見到的情節如此發生。雖然預知未來的能力的確是天馬行空，現實生活是不可能存在這種所謂的超能力，但我們可以從這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帶給我們對盼望有更多的理解。

人很喜歡抓緊一些東西，例如感情、事業、金錢以及時間等等，但往往都未必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人們或多或少都想像過自己可以擁有跟「時間」相關的能力，諸如預知未來、時光倒流、時間暫停等等。事實上，不少情歌都是和「時間」有關的，過去有小肥的《時光機》，近來的便是林家謙的《時光倒流一句話》和《邊一個發明了ENCORE》，這些都是想抓緊「時間」的嘗試。人們看似明白時間、看似擁有時間、看似可以掌握時間，但其實不然。因為就算對時間的規劃多麼細緻，多麼準確，但都不見得每一次的規劃都會成功或全然地按照我們的意思而行。例如巴士的應用程式，我們清楚看見下一班車的時間，但就結果而言，該巴士有時候會不知所終一樣。

筆者之所以認為預知未來，或規劃未來並將其實現，並不是完全的好事，是因為如果未來的結果完完全全取決於我們現在所作的因，其實人生並沒有盼望。[3]例如我有一個夢想，經過不斷的努力，將其實現，這當然是一件勵志的事。但如果將情景套入一個悲劇當中，例如親人遭到嚴重交通意外，就結果而言會是死亡，那麼我們會期望結果不一樣嗎，所謂的「盼望」又從何談起呢？回歸到預知未來的能力，如果預知到的是悲劇，例如男／女朋友向自己提出分手，你會期望下一秒的實現嗎？只有因果關係的未來，還能夠談論「盼望」嗎？

筆者並不是反對規劃，我們當然需要規劃，規劃能夠使我們變得有系統。但規劃並不是全部，當中的結果，亦即是我們的明天，其實是需要交給那位「來臨中」的上帝。有我們所預期的結果當然是好事，但亦都不需要因為結果不一樣而感到失望，因為這正正是盼望的開始。一位讀工程系的學生，未來不一定可以成為工程師，最後可能成為一位傳道人或使其生命更加豐盛的職業。以筆者為例，筆者中學的成績並不理想，老師經常用的一句金句指出：「細時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因」是「唔讀書」，「果」是會「做運輸」，但到目前為止，筆者連駕駛執照也沒有，似乎想做運輸也做不了。

當身處在一個看不到美好結果的時代和社會，不需要失去盼望，因為盼望來自掌管時間和歷史的上帝；當種下了不理想的因，都不要停止盼望，因為盼望來自超越因果的上帝。故此，不需要期望有超能力去改寫自己的人生，就算有超能力，也不能像電影中的主角周天仁靠著能力來滿足到自己，因為上帝的時間在預知未來之上——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便是我們的盼望來源。

電影，可以按很多不同方法分類，而根據荷里活知名編劇Blake Snyder在解構電影劇本的書籍《先讓英雄救貓咪》系列中，以故事類型作為分類方式，他將電影分為十大類：屋裡有怪物、英雄的旅程、阿拉丁神燈、小人物遇上大麻煩、成長儀式、夥伴情、犯罪動機、傻人有傻福、精神病院及超級英雄。而電影小組邀請了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我們逐一講解。而於6月講座中打響頭炮的，是近期的科幻動作爽片[1]《超時空亞當計劃》（The Adam Project），再加上曾獲多個獎項的文藝片《浪跡天地》（Nomadland），它們都屬於「英雄的旅程」這一類別。

礽福認為「英雄的旅程」也可稱為「尋羊的冒險」，以下為其特色要素及解說：

而電影故事也有其「基本法」，按Snyder的分類，可分為三幕十五段。以下架構表，以《超時空亞當計劃》試作分析：

電影《超時空亞當計劃》表面是以時空穿梭為題材的特技電影，但實際上其主題卻是主角跟父母和自己復和。中年亞當與少年時的自己傾談，面對及細心去了解自己、最後欣賞自己；他更鼓勵年少時的母親，對自己多說出心事、亦了解到自己對父親的憤怒，其實是對他的思念，打破了大家之間的隔閡。

由於文章篇幅有限，鼓勵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當晚講座，更清楚地了解兩套電影的分析。8月會再繼續與大家分享另一個電影故事類型！約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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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大學：有錢便來者不拒

最近北美基督教會爆發了不少性醜聞，例如加拿大超級教會The Meeting House有四名牧師因為涉及38宗性侵案而被捕；在美國方面，有充分證據顯示基督教音樂家克里斯．賴斯（Chris Rice）曾經性虐待男童，但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是今年5月美南浸信會聘請的獨立調查公司發佈了一份長達20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20年美南浸信會高層掩藏了許多神職人員性侵的罪行。

不過，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樁程度比較輕微的教會醜聞：今年6月23日，拜登政府宣告取消向就讀「詐騙大學」（Predatory for profit universities ）學生提供的60億美元助學貸款，預估約20萬債台高築的學生不需要還款，教育部長卡多納表示，這是對各方都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所謂「詐騙大學」，是指以牟利為目的之學校和職業訓練機構，這類大學的收生門檻很低，他們的招生部門使用誤導性訊息來促使人註冊入學，例如承諾學生在畢業後將會前途光明，於是很多人向政府借出龐大的學生貸款，但結果很多學生不是沒有畢業，就是在畢業後並沒有得到期望的高薪厚職。一群受害的學生在集體訴訟案 Sweet v. Cardona 中投訴：他們付出高昂的學費，換來的只是劣質的教育，在這訴訟案中150間美國學府榜上有名，這包括了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德福瑞大學（DeVry University）、大峽谷大學（Grand Canyon University ）。上述最後一間是基督教大學，以學生人數而言，大峽谷大學是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

有別於性醜聞，筆者對基督教大學抱著比較諒解的態度，說實話，世界上有很多種比辦學店更加有效的詐騙手段或者賺快錢方法，我相信起初辦學者可能懷有崇高的理想，但為甚麼後來卻會淪落到如此田地呢？讓我們回顧這類大學的歷史。

大峽谷大學：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大學

大峽谷學院於1949年在亞利桑那州成立，起初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當時亞利桑那州美南浸信會認為有必要建立一所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大學，讓當地浸信會信徒有機會在就近讀書，而毋須前往遙遠的德克薩斯州或奧克拉荷馬州去入讀浸信會大學。然而，大約20年前大峽谷大學面對嚴峻的財務困難，於是董事會於2004年將大學出售，使其成為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學院。為了生存和擴展，大學當局支付予招生員工的獎金和他們招攬的新生人數掛鉤，這違反了教育部的禁令，因此，在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起訴大峽谷大學，最終大峽谷大學就此案達成和解，支付了520萬美元罰款。

事實上，大峽谷大學的招生方法值得商榷，根據College Board 2021年的資料顯示，只有37%大峽谷大學本科生可以在八年內畢業，而全國的平均數是57%；這並不是一年半載的現象，根據 IPEDS 的數據，由2013年至2019年，大峽谷大學的學生畢業率遠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數和其他院校，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2019年76%的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學生可以在四年內畢業，在大峽谷大學只有22%！大峽谷大學是來者不拒，只需要有錢交學費便可以註冊入學，絕大部份學生得根本沒有足夠程度去讀大學，他們無法畢業是已經預知道的。同樣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不齒大峽谷大學的做法，所以拒絕在任何運動中與這大學比賽。

自由大學：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

其實，有不少美國基督教大學亦經歷過類似的財務困難或者醜聞，例如位於維珍尼亞州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和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歐路．羅伯茨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自由大學是保守派牧師科威爾（Jerry Falwell ）於1971年創立的福音派學院，他的目標是為學生提供維護傳統信仰價值的高等教育。但是，1990年代自由大學開始陷入財務危機，科威爾牧師聘請他的兒子小科威爾去力挽狂瀾，小科威爾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例如在廣告中列出每學分的學費，而不是每門課程的學費，這樣看起來學費不算昂貴，在小科威爾苦心耕耘之下，從2012年起，自由大學成為全美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基督教大學，直到2018年才被大峽谷大學超越。

然而，2018年《紐約時報》報道，自由大學的招生部門有 300 人，他們要每天招收至少八名新生入學，其中60名工作人員專門針對軍人，因為軍人更容易獲得聯邦政府資助，自由大學的學生在聯邦政府學生貸款排行榜中排第六。

歐路．羅伯茨大學：以死要脅的屬靈勒索

1962年，歐路．羅伯茨牧師於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Tulsa）南部創立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1978年他又在大學興辦醫學院，並於1981年成立了醫學信仰之城和醫學研究中心。但是，過度擴張令大學賬簿被紅墨水掩蓋，1987年，羅伯茨牧師宣佈，除非他在 3 月之前籌集到800萬美元，否則他會蒙主寵召。最後期限來到的時候，他表示這筆錢已經籌集到了，一位善長仁翁捐贈了所需金額的最後150萬美元，不過，最終其醫學院和研究中心在1989年仍然因為敵不過財政挑戰而關閉。

在本世紀初，該大學再度陷入財務困境，負債超過五千萬美元，但這一次繼任的校長再沒有說籌不到錢便會被神召回天家，也許這是因為「招式用老」，幸好信奉基督教的Hobby Lobby家族先後向該大學捐贈了幾筆巨款，它才渡過難關（如果你的教會或者機構需要資金，請你聯絡Hobby Lobby）。

結語

性醜聞完全沒有任何可以開脫的藉口，不過，很多基督教大學原先都有崇高的理想，無奈，現實的挑戰會令人變質。若果只是經營一盤生意而捱不起虧蝕，那麼大可以關門大吉。然而，基督教事工都是打著信心的旗號去創建和向前邁進，如果打退堂鼓的話，這好像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假如硬著頭皮再衝向前，便可能會出現所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例如大峽谷大學和自由大學濫收學生，歐路．羅伯茨牧師以死要脅，無可置疑，這是一種道德勒索或者屬靈勒索（「若果你不向我捐錢而任由我英年早逝，那麼你就是不重視神的事工」）。

負責任的研究人員常常說：一分證據講一分說話。同樣道理，何不一分信心做一分事工？

Jonathan還有一個星期就到30歲生辰，眼見身邊好友在事業上都有點成就，而他卻仍在音樂劇創作及事業的路途上掙扎，所以，他以30歲生日作為自己夢想的一個期限。他盼望作品能獲人賞識，就在生日前夕，他的音樂劇作品Superbia獲得了一次展示作品的機會，但他還有一首歌曲未完成，他因缺乏靈感而遲遲未能動筆。而在巨大壓力之下，更使他的友情與愛情，產生了裂痕和矛盾。

這套音樂劇是音樂劇作家Jonathan Larson的半自傳，改篇自同名的百老匯音樂劇。它被美國電影學會評為2021年最佳電影之一，亦獲得多項提名，包括第79屆金球獎音樂劇或喜劇類最佳電影的提名。另外，演男主角的Andrew Garfield亦憑此片榮獲金球獎音樂劇及喜劇類最佳男主角。

美國百老匯音樂劇與香港的音樂劇創作模式不同，製作過程相當漫長，就如故事中的Superbia音樂劇一樣，就算編劇、音樂的曲詞編都由一人包辦，當中都要經過無數次的修改，也未必一定能於「外百老匯（Off-Broadway）」上演，這個劇場恍如香港的小劇場。由於競爭十分激烈，劇作家、作曲家需要先請樂手和演員於一小型場地展示作品，並邀請投資者及行內評論家出席欣賞，如作品能獲得好評及投資者的青睞，才能有資金正式製作。在百老匯，藝術家隨處可見，若要成功被人賞識，就必需要行動，不斷嘗試、失敗再嘗試，作品經過千錘百鍊，才能有機會被人發掘出來。

Jonathan為自己的夢想設下期限，令自己每一步都向夢想邁進，他在其中感覺到自己生命的短暫。Jonathan作品數量不算多，但意念創新。他最後一部音樂劇《吉屋出租》（Rent）於90年代率先探討多元文化、愛滋病、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濫藥等議題。但他在《吉》劇首次預演前一天，因遺傳病馬凡氏症候群而病逝，終年35歲。及後，《吉》劇被追頒東尼獎的最佳音樂劇、最佳音樂劇編劇及最佳原創音樂等獎項，並於同年贏得普立茲戲劇獎。

在生命旅途上，人們總不免會和身邊的人比較。當看到身邊好友都出人頭地、置業升職，而自己卻仍在原地踏步，甚至還面對經濟拮据、要和所愛的人分開……有多少人能如Jonathan般堅持下去呢？每人都有自己的選擇，為信仰、為家庭或為自己的夢想也好，能為自己真正想追求的努力過，哪怕最後成績未必達標，但都總算不枉此生吧！

筆者在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工作，大學有一個部門名為「信仰整合」（Faith integration），目的是鼓勵教授將基督教信仰與教學、研究融合在一起，教授能否升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通過信仰整合的考核，而這些考核包含了對信仰整合論文的評分。一位同事提出這個挑戰：「這些考核本身有沒有通過考核？」他的意思是：我們怎可以知道這些分數可以真正反映出教授的信仰歷程和表現，坦白說，「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的情況不時出現。我更加進一步說：「雖然我以數據分析謀生，但是我並不認為任何東西都可以用數字去衡量與充份表達，我並不反對評分，但這只能作為參考，不可以絕對化。除了量化（quantitative）的證據之外，我們還需要其他質化（qualitative）的指標，例如對教授行為的觀察。」

筆者沒有通過第一次信仰整合考核，當時系主任給我一個十分簡單的建議：「他們要求甚麼，你就寫甚麼。」於是後來我加入一些官樣文章，將自己的屬靈境界說得天花龍鳳，結果取得合格的成績。這種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在研究方法中被稱之為坎貝爾定律 （Campbell’s Law）或古德哈特定律 （Goodhart’s Law）。 簡單地說，坎貝爾和古德哈特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旦某些東西被確定為主要指標，為了達標，人們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操控分數。

這種現象亦出現在大學爭取排名榜上的位置，不同的排名榜有不同的準則，若果準則之一是大學投放了幾多資源在研究上，那麼大學當局便盡量將開支寫入研究的賬簿上。例如教授需要坐得舒服才可以寫論文，那麼買傢俬便可以撥入研究經費；如果同行徵引教授文章的次數被納入指標，那麼論文作者便會定下協議，互相引用對方的作品，甚至是自己大量徵引自己。例如，科爾查多（ Juan Manuel Corchado ）是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的電腦科學家，因為他的論文被引用了 39,000 次，所以他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的排名是全西班牙第一百四十五，但其中許多是自引。

在這種氛圍下，有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堆砌數字是不足為奇的。歷年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都公佈大學排名榜，但今年3月美國南加州大學卻要求這份雜誌將自己的教育學院從名單上剔除，原因是校方發現，過去五年呈報的資料都有錯誤，南加州大學的內部數據在過去20年都是由一位主管負責，憑著亮麗的數字，去年南加大教育學院在全美排名第十一。可是，在兩年前換了主管之後，南加大卻發現以往提交的數據資料很有問題。

這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在今年3月，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商學院前院長摩西．波拉特（Moshe Porat）被發現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供不實資料，從而提高其商學院的排名，結果他被校方解僱，並且被法庭判監14個月。

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分數能否充份反映質素亦受到爭議。ACT和SAT是美國大學入學資格考試，今年3月底美國喬治亞州大學系統宣佈，從下個學年開始，喬大系統旗下的26所學院不會要求學生申請入學時提交ACT或者SAT分數。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間，加州州立大學理事會教育政策委員會投票通過，今後加州大學招生不再採用ACT或者SAT成績作為錄取標準之一，未來加州系統的大學收生將會採用多元的綜合標準，來取代標準化考試成績，這些綜合指標包括了校內成績和學生的志願書。

年少時，筆者在香港曾經受過填鴨式教育和高壓力考試的荼害，我完全理解委員會不再採用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原因。然而，我恐怕這些改革到最後仍然會落入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陷阱。當校內成績比較重要的時候，中學老師可能會「放水」；而學生的志願書更可能出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教育委員會這個決定，是希望能夠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族裔的學生提供均等機會，但這種取向會形成了「標準化」的志願書：「我是來自一個貧苦的移民家庭，我父母是勞工階層，從未受過高深教育。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飽受歧視，經過了艱辛的掙扎，才可以爭取到今天的成績，我希望可以進入大學修讀政治學、社會學，將來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實現美國夢……。」

這並不是新鮮的現象，《紐約時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曾經說過這個有趣的故事：很多印度年青學子都希望可以來到美國留學，但能夠成功申請到學生簽證的機會並不高，其中一關是到美國領事館面試。在某次面試中，領事館工作人員詢問申請者為甚麼想到美國讀書，那名申請人回答：「我的父親是傷殘人士，行動十分不方便，我希望在美國大學研究怎樣製造更加優良的人工義肢。」領事館工作人員深為感動，於是批准了他的簽證申請。隨後，大量申請人說自己想到美國的理由，是為了幫助親人製造假肢。

量化分析、分數至上主義固然有問題，但換了質化分析（例如自願書、面試），亦不能保證考核結果會更加公平，因為兩者都可能會受到操控，而且後者更牽涉到評審人的主觀判斷。如果讀者期望我會提出甚麼新標準、新評核方法或者解決之道，你會很失望。在英語中，萬試萬靈的良方被比喻為能夠殺死人狼的銀子彈 （Silver bullets that can kill werewolves），但我並沒有對付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銀子彈，我只能夠說，千萬不要執著於任何分數或者考核結果，也許這就是銀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