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組織功能

由明光社、AWANA、香港基督少年軍、基甸事工及維護家庭基金好爸爸中心合辦的「褪網2025 –– 親子無手機晚餐」活動及徵文比賽已在8月圓滿結束，活動以「唔碌手機2個鐘 共進晚餐心接通」為主題，邀請親子家庭在晚餐時暫時放下手機，專注於彼此的互動與溝通，共同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

此活動有十間學校及主辦機構參與，近百位參與者及其家人一起完成兩小時「褪網」活動，體驗親子無手機晚餐，重拾面對面的交流樂趣。無論是分享一天的點滴、傾聽孩子的故事，還是簡單的閒聊，都讓參與者感受到無手機干擾的晚餐時光，原來可以如此有趣而充實。不僅是對忙碌日常的短暫休憩時光，更提醒我們在數碼時代中，珍惜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結。

我們收到數十份參與徵文比賽的文章，當中提及參加者如何與家人一起享受面對面的晚餐時間，也提醒我們在晚餐中可以傾談的內容，例如：

1. ​回味當天發生的趣事或一些特別發現；
2. 猜謎語、說笑話；
3. 討論新聞 – 如天文現象、環保議題；
4. 吃的餸菜是如何烹調的；
5. 回想以往去旅行的經歷；
6. 計劃下一個假期如何充實地度過。

雖然活動已正式完結，然而我們衷心希望能將這份精神延續下去，在日常生活多點放下手機，安排「褪網」時刻，與家人相聚溝通。或許從每週一頓無手機晚餐開始，讓親子關係在沒有螢幕干擾下，變得更加緊密與溫暖。研究顯示，這樣的習慣不僅能提升家庭幸福感，還能幫助孩子發展更好的社交技能和情緒管理能力。

2009年5月，研究中心首屆研討會的主題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社會政策。時隔十多年，研究中心再度探討家庭友善政策，而今次的焦點是教會。2025年6月27日，我們與約100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執事、機構主管及信徒領袖等進行了美好的交流，共同探索教會及機構中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課題。

首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為大家發佈「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是次研究於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共收回有效問卷403份。是次研究目的旨在：1. 探討香港教會家庭友善措施現況； 2. 分析其措施在教會推行的可行性；以及3. 探討家庭友善教會的元素。受訪者中，教牧同工佔三成，長執不足一成，近兩成半為導師/組長，其餘為信徒。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信徒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但未達「非常友善」的程度。整體而言，來自大型教會的受訪者較滿意其家庭友善狀況，對實施相關措施持更開放樂觀的態度（相信是由於資源和人數充足）。教牧與導師組長普遍對家庭責任議題認同更高，一般會友對「實際支援」(如照顧與指引支持)的滿意度，比起長執、教牧同工、導師組長的滿意度高，其中長執給予的評分最低，這可能與前線群體在觀感上存在落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提到，勞工處在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上頗有創意，他引用《好僱主約章》中的例子，提到「讓員工在其父母的生日放取敬孝假與家人慶祝，以表孝心」，認為這都值得教會參考，或許教會界也可考慮推行《好教會約章》。他指出，教會容許教牧同工彈性上班、斜槓或半職，可能對教會及同工來說都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教會若能實踐家庭友善，可以成為教牧同工熱心事奉的一大誘因。原因很簡單：當同工發現教會能妥善照顧孩子時，便能更安心、無後顧之憂地為教會擺上。同工的家庭被照顧好，他們也會心存感激，不會斤斤計較補假。說到底，家庭友善措施政策對雙方均有益處。

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實踐科）陳傳華博士，在〈聖經角度看家庭友善：從召命說起〉的主題演講中提到，探討「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具有深遠意義。陳博士首先強調呼召是事奉的基礎，繼而闡釋呼召的本質與深度。他指出呼召不限於聖工，也包括職業或家庭角色，更涵蓋整個生命的召命——它是人生目的與使命。唯有出於使命作出行動，人生才有意義。正因呼召不限於聖工，信徒便需細察神的計劃及旨意，不一定要做牧師才是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為人父母，也是一份艱辛的天職。因此，教牧同工面對持續的疲憊，也需謹記呼召不限於聖工，需要平衡事工和照顧家人的時間，除非特殊情況，學習設下界線，明確規劃出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好好與神與人建立關係。至於教會制定政策，亦要將成就教牧同工的召命視為己任，協助同工委身事工的同時，亦能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節奏；教牧同工若有需要，教會應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今年週年研討會破天荒開放論壇時段，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雷競業教授主持，誠邀與會者發言交流。在〈一人一句論壇：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再思〉環節中，大家暢所欲言，坦誠分享，有參加者表示，教會若能解決托兒問題，相信對同工及會友的家庭是好事，甚至有助於鼓勵會友生養下一代；教會或許缺乏資金，但只要有地方，其實可以申請基金解決問題。另有參加者指出，當會友感受到教會原來是歡迎及愛惜特殊孩子，而非僅以律法規管會友不可墮胎時，母親即使懷上特殊孩子，也不會輕易終止懷孕。談到孩子，教會一般會安排婚前輔導，也可以考慮提供產前及產後輔導，幫助父母育養下一代。

除了孩子，工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有參加者反映教牧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一來牧者帶著使命，也不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教會應多信任教牧同工，避免以商界的規矩框限他們，有需要時容許彈性上班，甚至可以在家工作撰寫講章。另有參加者建議，若牧者有足夠的成熟度及有責任感，自然能贏得信任；但剛入職的傳道同工，或需向教會多加交代，待雙方建立互信後才享有較大的彈性。也有參加者提到，教會常常佔用信徒領袖的公眾假期，雙方可以加強溝通，免得原來雙方都不想在假期推行活動。雷教授指出，家庭友善政策本質涉及價值取向，例如給予母親產假，其意義在於養育下一代是具有價值。雷教授亦提到，當我們談論整全家庭時，亦需顧念世上有不同形式的家庭，我們慶祝整全家庭，同時要擁抱多元的家庭模式。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司徒永富博士，在〈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展示了一個基督徒管理者如何將基督信仰的信念融入職場友善，實踐信仰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讓員工在職場中既能發揮獨特的才能，亦能在當中找到幸福感及安全感。司徒博士分享，在眾多的因素中，薪金並非留住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僱主不必太在意短期成效，當僱主真心關心員工，看見他們的付出及努力時，員工也會關心公司所重視的。司徒博士強調自己僱用的是有神形象的整個人，而非一件工具。既然基督信仰以人為重，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基督徒主管的責任便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 而不是改造人。」看似日常的管理工作，其實可以很神聖，只要企業真心關懷人、尊重及成全員工、配合友善的家庭制度，以及公平薪資與獎金制度，員工感受到公司的用心，結果便是公司「留得住人心，也留住人才」。員工需要愛與尊重，這是任何期望建立友善文化的機構不可忽略的要素。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家庭友善文化實踐之路〉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同樣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同工個人和其家庭的需要。他指出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成文的規定，而在於信念；只要有堅定信念，即使很困難也能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談的也不一定是金錢，而是看有沒有「心」。蔡總幹事接著談到，雖然聖經教導信徒要愛神勝於一切，上一代的華人牧者亦因而毫不計較地投身事奉，但他提醒不要把優先次序誤認作為只能二選一的是非題。忽略家庭的教牧，或會面臨婚姻問題，又或子女對教會反感等狀況。教牧同工可以好好休息、享受神所賜的美物，因為神創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人快樂並且有果效地影響世界。至於作為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他認為機構若有能力，應為同工爭取合理的福利和權益。除了薪酬，若同工需要照顧家人，只要不影響事先安排的必要工作，應容許彈性上班，調動工作時間或請假。蔡總幹事總結，家庭友善文化能在機構實踐，主要在於：「作為領袖應主動考慮同工的需要；工人應得工價，領袖應主動為同工爭取；作為同工不需為自己而斤斤計較；同工的犧牲是因為需要而不是制度……。」

最後，特別向各位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研討會及撰寫文章的講員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其同工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以及為研討會致開場辭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洪子雲博士。

剛過去的暑假，不知大家有沒有趁著假期出行？是「返鄉下」還是到了甚麼地方？現在大家都要「超前部署」，筆者也嘗試避開一些熱門旅遊國家，到了有「歐洲度假天堂」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一遊。原以為一個簡簡單單的小假期旅程，結果遊走每個小城中，都發現一點大道理……

對於巴爾幹半島，我們最熟悉的，或許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發生的「南斯拉夫內戰」：曾經的「最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政治強人鐵托離世後，慢慢走向分裂，當中的「大阿哥」，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為了維持其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鄰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以及現在為有爭議的科索沃地區）發起長達多年的戰爭。[1]

但其實只要翻開中學的歷史課本，就會知道這個被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歷史從來不平凡。在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於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擊斃了當時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為了報復，而向塞爾維亞宣戰，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要再追尋上去，就要說到希羅文化了。早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已經延伸到位於意大利對岸的亞德里亞海沿岸。而後來的羅馬帝國更將這地區加以佔領管治，將東部多瑙河沿岸設立帕諾尼亞行省，沿岸則設立了達爾馬齊亞行省，建立城池和商港，實行羅馬殖民統治。在這裡找到最早具規模的古建設，如道路、廣場、競技場、凱旋門、神殿、劇場等，其中最「超前部署」的，可算是劃時代水道工程傑作：儘管看來未必像鬥獸場，神殿那些建築宏偉，但羅馬人工程師設計出巧妙的水道系統，將水源源不絕的引入城市。[2]  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引入水源確保飲用安全和環境衛生，周到的羅馬人還同時建設了下水道，用作疏導城市去水。幾千年前，已想到解決水浸問題，不是亡羊補牢地出動「龍吸水」，而是建立下水道，確保渠道暢通，長遠解決問題。

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為這地帶來發展的高峰：他為實行羅馬帝國四帝共治的制度，將亞德里亞海沿岸城市施普利特作為他退位後定居的地方，建有羅馬宮殿。而沿著達爾馬齊亞行省發展，札達爾、普拉、斯本尼克、到最南端的杜布羅夫尼克等相繼設立，成為了繁盛的海港城邦地方。羅馬帝國之後，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拜占庭等帝國統治，也備受東方的蒙古人與鄂圖曼帝國入侵，經歷動盪與繁盛的交錯發展。

時間一轉到了十五世紀，這裡迎來另一位統治者與高峰：崛起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得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控制權，建立了空前龐大的貿易帝國，當地出產的木材、橄欖油、松露、海鹽成為威尼斯與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源。另一邊廂，由杜布羅夫尼克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拉古薩共和國，成為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雙方的競爭持續多個世紀，直到橫掃歐洲的拿破崙將它們一一佔領（而拿破崙帝國也很快崩潰），結果巴爾幹地區輾轉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才獲得了獨立的機會，之後就是二戰和南斯拉夫的歲月了。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歷史，其實就是體現在那裡的生活日常。走進那裡的城市海港，隨時在一條街道上，看見由希羅時期的建築、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奧匈帝國時期的新藝術建築，最後就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類似蘇聯『克魯曉夫樓』風格的簡約公共建築。這樣不同時期的建築看似「共冶一爐」，卻又錯落有致地並存，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混成一體，變成了亞德里亞海地區的獨特特色。

而這可不說笑：這裡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了不同時代的霸權統治，同時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戰亂、天災人禍（大家最熟悉的南斯拉夫戰爭，是由1990年代開打，斷斷續續到2001年左右才落實停戰），但其實除了幾處刻意留下的戰爭遺蹟之外（如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年被誤炸的中國大使館），基本上已找不到當年的戰爭痕跡。相反地，在亞德里亞海沿岸，原來的達爾馬齊亞行省所屬的各個城市，自希羅文化以來，歷代的古舊建築，都是好好的保存著——由前述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皇宮，到古城牆、下水道、競技場、神殿、教堂的，當中不下過千年的歷史建築，到今日仍在使用——皇宮變成了民居，古城依舊，城牆健在，教堂如常有信徒禮拜，競技場不再成為鬥獸場，搖身一變成為演唱會主場。當地人笑說：「你們到羅馬看到的大多是遺跡，我們這裡卻是日常生活；在羅馬你聽到的是『我們曾經…（We were）』，在這裡卻是『我們現在…（We are），其實，我們要比羅馬更羅馬…」

好好地活下來，努力活著，原來就是在亂世之下的超前部署。曾經嘗試去問問當地人對戰爭的看法和影響，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嗯，大家或許都上了一課，人們愈去高舉的（如當年塞爾維亞高舉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結果消亡得最快；人們以為會帶來很大影響的（如戰爭的破壞），你看？其實戰爭都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好好活著，記著自己的歷史故事，知道彼此，和而不同，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其實這就足夠了。」

想起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中的一個戰爭遺跡「希望隧道」。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曾經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包圍了足足三年七個月。整個城市被塞軍隔絕，狙擊手在山上瞄準城內居民，只要一有活動就被狙殺（是的，當年鄭秀文的首本名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正是出自這場戰爭），沒有物資可以供應，也沒有一人可以平安地逃出。後來幾經努力，波斯尼亞人花上四個月時間，在機場地底修建了一條800米長的隧道，將城市與聯合國控制的機場外的波斯尼亞自由領土連接起來，這條「希望隧道」，名副其實成了人民賴以維生和逃生的唯一希望。[3]

而這希望隧道，其實是建基於一所尋常平民家庭的房子裡。這家人秘密地、勇敢地承擔了開通秘密通道，由始至終，包圍塞軍雖然知道薩拉熱窩明明不斷得著支援，但直到他們被打敗撤退的一刻，他們仍找不上這條希望隧道。房子今天已改建成隧道博物館，外牆保留著當日炮火的痕跡。活到最後，不只超前，而是超越了。

2024年牛津詞典的年度字為「Brain Rot」（大腦腐化），廣東話可以用「腦殘」來表達；它的出現，是因為過度吸收無關痛癢、沒有挑戰性的網上資訊內容而導致人的思想與智力退化。[1] 那麼人們在網海中「遊歷」了哪些資訊以致腦殘？也許「短視頻」是其中一種讓人腦殘的資訊。

參考維基百科的資料，「短視頻」是指短至15秒，長至約三分鐘內的短片。短視頻平台如抖音（國際版為TikTok），還有Instagram中的Reels、YouTube裡的Shorts都相當普遍，它們成為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有不少兒童、青少年在下課後都會上網觀看短視頻，當作是輕鬆的娛樂。然而，亦有報告指出短視頻的快速節奏與高刺激性質的內容可能引發「TikTok腦」及「大腦腐化」現象，對未成年人的認知、心理及行為發展可能構成威脅。

甚麼是「TikTok腦」？

先說說TikTok，香港用戶則會使用「抖音」，其實大致上是同一樣東西，只是抖音用戶看不到TikTok平台上的內容。它們是短視頻社交平台，其用戶數量龐大，與facebook同為受歡迎的社交媒體，TikTok是以「精煉」的短片來吸引用戶注意，當中的內容可說是沒有多餘，而且濃縮、絕不沉悶，而且播放的模式有如玩老虎機一樣，令人感受到中獎的興奮，隨機一個接一個的短片頻頻出現，由於不知下一個內容是甚麼，讓人持續期待。

而TikTok就曾建議短視頻的最佳長度為21秒至34秒之間，指這個長度的短片能引起觀看者的高度注意力，而於2022年，有統計指用戶平均每天花95分鐘時間在該應用程式上，即每天觀看約160至270個短視頻，甚至更多。有研究人員就嘗試了解用戶在使用應用程式時的腦部狀況，腦掃描顯示，用戶在觀看迎合個人喜好的短片時，其腦部與成癮相關的區域會處於高度活躍狀態，研究也發現有些用戶難以控制自己何時停止觀看它們。[2]

當用戶連續觀看短片時，大腦會釋放大量「多巴胺」，他們會想繼續追求更多短暫刺激和愉悅感；而當不看短片時，多巴胺的減退會令人感到失落，用戶如渴望再次得到刺激，獲得更多的多巴胺，就要再看短片，情況就如「上癮」一樣。

這種情況就被稱為「TikTok腦」或「抖音腦」，這類用戶對於無法獲得即時快樂、滿足感的活動，如閱讀、學習新事物、練習樂器或做運動等，會欠缺參與的意欲。由於兒童、青少年腦部的前額葉仍未發育成熟，會比成人更易對收看短片上癮，其專注力及耐性會被削弱，對學習容易失去耐性。[3]

熱爆兒歌潛藏的風險

另外，有些高刺激性短片也可能對兒童認知、心理和行為帶來潛在風險。早期由美國公司創製的CoComelon兒歌短片，被指剪輯手法令影片的節奏太快，平均每個場景只有一至兩秒，令幼兒沒法掌握，要目不轉睛地盯著影片追看，而由於影片的畫面色彩鮮豔，對幼兒的刺激也過強，其視聽效果完全奪去孩子的專注力，更可能引發成癮行為，導致「抖音腦」出現。據報章報道，有家長試圖停止播放CoComelon短片，孩子因而表現得焦躁或出現敵對行為，專家稱這是戒斷症狀。[4]

其實這類短片深受歡迎，家長選擇讓孩子觀看，是因為它們既短兼有教育意義，就如CoComelon系列短片，其內容不少是改編自兒歌，重複唱頌可以豐富小孩子的詞彙，學習與生活相關的字詞，並建立健康的習慣。在CoComelon系列中，擁有超過71億觀看次數的短片Bath Song，它不單是一首與Baby Shark旋律結合而成的歌曲，更有趣地教導了小孩子洗澡時應該清潔的地方。[5]

必須控制螢幕使用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9年曾就兒童的成長需要提出以下建議：

1. 不足1歲的嬰兒：不建議他們接觸螢幕；
2. 1歲的兒童：不建議兒童久坐不動地看螢幕（如看電視或視頻，玩電腦遊戲）；
3. 2至4歲的兒童，久坐不動的螢幕時間不應超過1小時，少則更好。坐著時，兒童最好與照顧者一起閱讀和有故事時間。所有孩子都應該有與人互動及身體活動的時間，並應有優質的睡眠時間。[6]

專家都在提醒大眾要為孩子訂立合適的生活作息規則，如果我們這幾代人都完全無戒心、無警惕地繼續長時間使用手機、觀看螢幕，被其影響，人們的集中力可能會愈來愈差，難以實踐長遠目標，甚至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問題可算是影響深遠。而對於小孩子來說，更可能影響其腦部發展，影響更是終身不能逆轉的，家長和老師，實在不能不察。

代孕作為一種人工生殖技術，為不孕夫婦提供生育的可能。本港一位知名YouTuber曾公開表示太太進行過多次人工受孕都未能成功懷孕，所以他們決定聘請代母產子，他先在台灣進行檢查及存留精子，再使用亞洲年輕女性捐出的卵子，運送至美國，由於美國不少州份的商業代孕是合法的，因此代孕公司會為他們聘用代母產子。事件在網絡引發了代孕母的倫理討論，有人認為用代母產子是一件殘忍的事，但該位網紅則回應指自己已選擇了在一個完全合法的地方做這件事，又曾表示不強求別人認同其決定。[1] 筆者理解他們的難處，本文並不是針對個別人士的選擇，只是想就代母產子這議題進行討論。

一、卵子購買與代孕服務：對貧窮女性的剝削

卵子購買和代孕服務的本質，是將女性身體與生育能力商品化，商業性質的代孕服務令代母被矮化為生育工具，也令生育的神聖受損，更踐踏了人類的尊嚴。

使用代孕服務者，可透過人工受精或體外受精兩種方法獲取嬰兒。如透過體外受精（試管嬰兒）方式，需要由男性捐出精子及由女性捐出卵子，讓精子卵子在實驗室裡結合，然後培育成胚胎，再植入代母的子宮裡。男性可透過簡單的自瀆行為捐出精子，但女性如要捐出卵子則需接受入侵性手術，醫護人員會預先為女性打排卵針，待卵泡成熟後進行取卵手術，捐卵者要先接受麻醉，醫生隨後使用取卵針穿過她的陰道壁，抽取卵巢內的卵泡液，再在卵泡液中取出卵子。手術存在一定程度風險，也會有副作用，所以一般人不會無償捐贈卵子。香港容許人合法地捐贈卵子，但禁止有人向捐贈者提供金錢回報，但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捐卵者可收取金錢方面的補償，如台灣的《人工生殖法》便容許捐卵者領取新台幣99,000元以內的「營養金」，[2] 即約港幣26,000元補償，差不多是當地一般市民兩個多月的薪金。

香港禁止商業代孕，但在美國不少州份、烏克蘭、俄羅斯等國家，商業代孕是合法的，費用動輒過百萬港元，而代母可獲的報酬僅佔一部份，雖然金額始終有限，但這對不少基層女性來說已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因此，捐卵者和代母通常來自貧窮的低下階層，高額報酬成為她們參與此類商業活動的主要動機，以經濟誘因令貧窮女性捐出卵子及成為代母，其實是對她們的剝削。捐卵子過程涉及荷爾蒙治療，長遠來說可能導致健康風險，如令捐卵者患上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OHSS），對她們的身體構成潛在威脅。[3] 代孕母親則需經歷懷孕及生產過程，承擔身體和心理的雙重負擔。

二、胚胎處理：對生命神聖的侵害

透過體外受精方式令女性受孕，過程通常會製造多個胚胎，醫生會從中選擇一些胚胎，並將多個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以增加著床（胚胎附著在子宮內膜上）的機會，未被醫生選上的胚胎則會被冷凍或銷毀。當多過一個胚胎成功著床，醫生就會進行「選擇性減胎」，移除過多的胚胎以確保剩下的胚胎能健康成長。自受孕一刻受精卵即具備生命的潛能，應被視為具有道德地位的個體。選擇性減胎扼殺胚胎的生存權利，實質與墮胎無異，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

將胚胎冷凍的處理手法亦會引發倫理爭議，胚胎作為潛在生命，不應被視為工具或商品，將冷凍胚胎無限期儲存可能導致其被遺忘或最終遭到銷毀，這種做法等同於剝奪生命的發展機會。

三、三個母親令孩子陷入窘態：家庭結構的破壞

理想的家庭應以自然生育和單一父母為基礎，代孕卻將生育過程碎片化，削弱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自然聯繫。體外受精的方式受孕可能導致孩子擁有三位母親，生物學的母親（卵子提供者）、代孕母親（懷胎者）和法律上母親（撫養者）；如果使用他人捐贈的精子，孩子則會有兩位父親，即生物學的父親（精子提供者）和法律上父親（撫養者）。如孩子知道自己處於如此複雜的親子關係中，對孩子的身份認同和心理健康自然會構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他亦無法與生物學的父、母或代母建立情感上的聯繫，這會令他產生困惑。如果孩子的身世一早就被公開，孩子也有可能要承受來自外間的壓力。

女性在懷孕過程中會與胎兒產生深刻的生理和情感聯繫，代孕母親自然也不例外。代母分娩後被迫與嬰兒分離，可導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創傷，這亦是一個不人道的安排。外國亦曾發生不幸事件，代母產下的其中一名嬰兒患有唐氏綜合症，結果嬰兒慘被購買代孕服務的夫婦棄養，最後需由代母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4]

人工生殖技術雖為不孕夫婦帶來生育希望，但代孕的商業化卻引發深遠的倫理問題。這不僅涉及對貧窮女性的剝削，也傷害到具有生命潛能的胚胎，還會對家庭結構和孩子心理帶來創傷。即使在某些國家代孕是合法的，但其道德爭議仍不容忽視，社會應重新審視其正當性，並尋求以人類尊嚴為本的生育方案。

原生家庭是每個人學習及成長的第一個場所，家庭成員間的互動、關係，以至家庭的一些習慣及傳統都會在不知不覺間塑造了各成員的性格、價值觀、行為模式以及與人的關係，這篇文章將談談原生家庭對於一個人的人際關係及婚姻觀的影響。

食飯與人際關係

一對初相識的夫婦邀請我到他們家裡吃午餐，這個突如其來的邀請令我有點受寵若驚，當然立即答應，他們預備了豐富的烤羊肉及焗雜菜，跟主人家一起享受完美味的午餐後，便一邊享受甜品，一邊閒聊，當我問他們為甚麼會接待一個初次見面的人到家裡用膳時，才知道原來這是女主人的家庭傳統，她爺爺及爸爸都是牧師，她哥哥也是牧師，自爺爺嫲嫲那一輩開始，他們都會按聖經的教導，接待客旅到家裡吃飯，這個做法已經成為他們家族的傳統，到她女兒已是第四代了。只需要一餐飯便拉近了我們的距離，彼此多了認識及了解，促進我們之間的關係，他們經常這樣做，因此收穫了很多珍貴的友誼。

我另外一位相識了30年的朋友，她從來都不會邀請我或任何人去她家作客，因為她媽媽有潔癖，擔心客人會將病菌帶回家，還要求每個人回家後要立即洗手洗腳換衣服，即使她因為經常使用有酒精的消毒液而導致有主婦手，她媽媽也不肯改變這個做法，我這個朋友也學習了媽媽的做法，與朋友外出食飯時一定要選高級餐廳，她認為這樣才可以保證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剛坐下，她便會拿出一大包消毒濕紙巾將整張枱抹一遍，再用滾水將所有碗筷沖洗一遍，然後要求朋友用消毒液抹手後才開始吃飯，由於她的這些要求及做法，令朋友們都很有壓力，導致她只有很少的朋友。

在原生家庭學到的待人接物處事方式，往往會延續到一個人成年後的人際關係中，孩子透過觀察父母／祖父母如何接待客人或在飯桌上參與溝通，可以培養溝通及建立人際關係的技巧。人際關係中有一種吸引力法則，人們會不自覺地喜歡與自己價值觀及興趣相近的人，所以那些願意開放家庭接待朋友的人，自然會吸引那些很願意接待人的人，而這類人的人際關係自然也會較順利。

蒸魚與婚姻觀

靜宜很喜歡吃蒸魚，她有一個習慣，就是會將一條魚斬開一半，之後才拿去蒸，我好奇問她為甚麼要這樣做，她說她也不知道，只是跟隨嫲嫲的做法，以為必須這樣蒸魚。嫲嫲告訴靜宜，他們以前是住在小艇上的水上人家，由於艇上空間小及狹窄，當年用火水爐煮食，不能用太大的鑊，否則鑊容易失平衡傾倒，引起火災，家家戶戶都因此用細鑊，不過由於鑊太小而無法原條魚蒸，水上人便會先將魚斬半，然後才放入鑊去蒸。靜宜現在所用的鑊比當年所用的大超過一倍，放原條魚入鑊蒸綽綽有餘，她亦早已不再用火水爐了，根本不存在擔心煮食鑊傾側引起火災的問題。

怎樣蒸魚是小事，只是，我們對於家庭中的一些習慣及教導，長大後如仍未能獨立思考，則可能會耽誤自己一生的幸福。欣欣家裡很有錢，有十多層樓收租，她父母自小灌輸給她的觀念是，一定要嫁給一個比自己更有錢的男人，否則，那人跟她結婚大有可能是貪圖她的錢，而非真心愛她，如跟這樣的人結婚，婚後她不但要養他，倘若離婚還要分他一半身家及支付贍養費，非常不化算。因此，縱然欣欣曾遇過幾個非常好的男士，也談過幾場戀愛，可惜，每次都是因為對方的財富不及她，而未能走到結婚這一步。古人認為婚姻講求門當戶對，「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雖然有它的道理，但不是每段婚姻雙方都要具備旗鼓相當的財富才可以幸福，一段婚姻是否幸福涉及很多因素，包括對方的性格、人品、興趣及價值觀，還有大家對未來的生活規劃及期望是否一致等，經濟只是其中一項條件，並非唯一。欣欣的理想生活很簡單，就是能遇到一個心愛的對象，結婚後能生兒育女，可惜，她今年已經48歲，生育恐怕是沒有可能了，結婚則仍有機會，只是，不知道未來她是否能遇到適合的結婚對象！

那麼，欣欣是否要抱怨父母，導致她將近半百歲仍是單身？事實卻不然，因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決定及行為承擔責任。年幼時，很多決定都是父母為我們做的，但當我們長大成人後，便應該懂得獨立思考。對於父母及祖父輩的一些教導及祖訓，需要有所覺醒，才能去蕪存菁，分辨哪些原生家庭的教導能帶給自己正面影響，將之保留甚至將之變成代代相傳的家族傳統；至於那些造成負面影響的教導，作為成年人則要有勇氣作出割捨及改變，學習新的知識，並有新的作為和行動，不再受原生家庭羈絆。

學習取捨和承擔後果

當我們能意識到父母的某些教導及做法，受他們那一代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背景影響，那些對於他們是有效的，他們將曾經成功的經驗傳授給我們，是希望能保護我們，免我們受到傷害或走冤枉路，他們的原意是好的；但時代不斷在變，他們的一些做法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因此，我們只需聽聽就算，不要將之視為金科玉律。至於如何取捨，全憑我們自己決定，然後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不能總是將責任推給我們的原生家庭。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你有沒有遇到孩子要求不上學的情況？當孩子揉著太陽穴說：「今天頭有點痛，我想請病假，不上學了。」這句說話有如一個需要解碼的訊號，孩子真的病了？還是孩子不想上學？表面是身體不適的陳述，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情況。若此類情況「不斷發生」，頻率漸增，父母便要提高警覺，以探究孩子不想上學背後的原因，因為這有可能是「拒學」行為的初始徵兆。

拒學的情況自疫情後十分普遍，由伯特利輔導中心出版的《輔聲》，去年也用「學童曠課探射燈」為題作專題探討，當中的文章提到疫情後的校園，很多學生都出現曠課、拒絕上學及不肯回校的情況。有作者提到出現此情況，有機會是跟學童不適應校園生活、功課壓力大、與同學相處有困難及與精神健康狀況有關，例如抑鬱症、焦慮等。孩子提出不想上學只是一個徵兆，家長要及時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對症下藥。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家長都比較謹慎，偶有少許病徵，都會因安全起見而不讓孩子上學，這或許會讓他們以患病作為逃避上學的藉口。

解構「不想上學」背後的訊息

孩子不想上學，父母不應單純以為他們是「懶惰」或「只想玩手機」而責罵他們。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關閉溝通大門。家長要嘗試理解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與孩子建立關係，並一起與孩子尋找可行的應對之策。不想上學的成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是帶領孩子建立正面的思維。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可以參考以下模式。

一、成為孩子的觀察者與傾聽者，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

1. 按下「暫停鍵」： 聽到孩子說：「頭痛不想上學」，先深呼吸，壓下內心的焦慮或惱怒，避免第一時間質問：「你是不是在裝病？」或斷然拒絕：「不行，一定要返學！」
2. 表達關心，開啟對話：溫和、接納地問：「聽起來你很不舒服，頭痛是怎樣的感覺？」、「除了頭痛，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近在學校，有沒有甚麼事讓你感到有點累或有壓力？」從以上的對話，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且是關心「人」，並不是關心「不想上學」一事。
3. 接納情緒： 當孩子開始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儘管聽起來不合理，也不要反駁或急於給建議。專注傾聽，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被聽見、被認同。
4. 用時間改變思維：每天製造更多親子時間，讓孩子多分享學校點滴和內心感受，透過傾談，嘗試把孩子內心的負面感受轉化，而關係的建立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

二、成為「希望翻譯員」，轉化負面言語，走向正向思維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網上聚會中，教導父母認識正向教育，助孩子建立正面思維，其中一項技巧是由大人（父母）充當「希望翻譯員」一職。她說，當孩子陷入困境時，言語常充滿負面思維（如會說自己「永遠學不會」）。黃博士提出「希望翻譯員」角色，可以將孩子絕望的語言，翻譯成充滿可能性和希望版本的語言。

實戰範例

孩子說：「數學很難，我永遠學不會！」

父母可以透過希望翻譯步驟將負面思維轉化。

第一步：肯定努力。父母可以對孩子說：「我看到你每天都很認真練習。」

第二步：替孩子重建句子。父母可以為孩子重建句子，如說：「『永遠』這個詞聽起來好有趣，我們試著換個詞看看？將『永遠學不會』換成『我暫時學不會』，你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步：行動與支持。父母可以問孩子需要甚麼具體的支持，如說：「你覺得在『暫時還沒掌握』的階段，哪一類的『幫手』是你最需要呢？是專門對付計算題的『計算超人』？還是擅長解應用題的『應用題忍者』？」

在翻譯的過程，家長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而是把他們的感受化為正面的訊息，由不可改變的方向，轉化為可改變、可行動的方向，並建立具體目標。黃博士又以搭地鐵作為人生的比喻。乘地鐵時要學懂轉線，即是要調整自己的方法，在轉線的過程中，學童需要指示、尋找資源，讓他們知道對的方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機會「搭錯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人生總有失誤，學童需要學習調整自己，雖然搭錯車會令路途變得長一點，但他們總能到達目的地。她形容一個小孩的抗逆力，就像一棵小樹苗，它需要雨水（挑戰）、陽光（鼓勵）及支架（成人支持），才能長得壯健。

結語

孩子的一句「頭痛不想上學」，是敲響警鐘，亦是開啟深度對話的契機。家長的角色，並不只是解決「不上學」這個問題，而是要成為孩子面對逆境時的「希望翻譯員」與穩固的「支架」，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轉化思維、學習應對逆境的技能。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當，走到盡頭，卻通向死亡。」
(箴言十六25《環球聖經譯本》)

「我曾經熱愛觀看足球賽事，但現在看足球賽事，內心猶有餘悸。」阿俊(化名)自賭波合法化之後，也一嘗賭波的滋味，不料愈賭愈大，最終欠債累累。

由熱愛到有餘悸的足球

足球本是一項健康的運動，但對阿俊來說並不健康，還留下深深的陰影，至今揮之不去。原因是足球不單令他失去金錢，也令他失去未婚妻。阿俊一向沒有賭博的習慣，他只希望預備更多金錢為日後結婚、買樓之用，他才由熟悉的足球開始接觸賭博。「我不懂六合彩，也不熟悉賽馬；但我有觀看足球比賽，略懂看輸贏，於是我就靠這少少認識，去接觸賭博。」他續稱，「睇波」變成賭波不單因為認識，而且因為容易。他從來沒有進入投注站，環境陌生令他卻步，而賭波不需要他親身進入投注站，他說：「我只要有手機，便可以用APPS合法地賭。再者，差不多每晚都有足球比賽，每天投注都可以。」起初，阿俊投注很保守，不敢投放太多金錢，用玩、試的心態去接觸賭博，可是後來愈賭愈大。他說：「因為太容易賭，逐漸形成了心癮，每天都很想投注，投注金額愈來愈高。」六合彩每星期開彩兩次，但足球每天都可以投注，令他每天沉醉賭波，因為貪念而一發不可收拾。

甜蜜初衷變分離收場

他起初希望與未婚妻建立幸福快樂的家庭而賭，然而最終的結局是拆毀了未來的家庭。賭波的結局讓他輸掉辛苦儲蓄而來的「老婆本」，大概一百萬港元，令他的未婚妻離他而去。「當未婚妻知道我賭，並欠下巨債時，她很擔心，最終離開了我。」他感恩仍有家人對他不離不棄，先幫他重組債務及規劃未來的還債之路。現在，他每月的工資都由家人管理，家人只給予他基本的開支費用，其他額外的支出實報實銷，直至還清所有債務為止。問他會不會再賭？他說：「現在我根本沒有錢再賭，要到我還清所有債務，重拾自由時才知道自己的定力。不過，回首這段痛苦的經歷，每天節衣縮食去償還高昂的利息，我也不想再次經歷同樣事情。」在這個艱難的時期，他的姐姐主動邀請他返教會。雖然阿俊聲稱並未相信，但他每星期恆常地去教會，內心有一份平安，相信天父一定有祂的時間及帶領。現在有教會弟兄姊妹與他同行，給他幫助，讓他不感到孤單；通過教會分享的見證，他更體會到賭的禍害。現在他希望能盡快償還所有欠債，起來重新走下去。

中三初次賭馬

外表斯文、沉默寡言的阿明(化名)沒有想到有一個難以擺脫的惡習──賭。自中三起，他因一個「貪」字，跌入賭的陷阱。儘管他多次希望擺脫賭的引誘，掙扎過後，仍是賭。直至今天，他喜悅地與人分享：「我自去年11月至現在都沒有再賭了。」阿明接近50歲，半生都在賭，最終因為上帝的大能把他拉回來。

阿明中三時見到同學賭馬，他也花了數十元下注，結果贏了數百元；他以為得到幸運之神眷顧，故一直賭下去，直至去年11月。旁人不禁問：為何中三可以進入投注站？原來當時有相熟的成人專門替學生下注。貪心、容易投注、容易「贏錢」……以上的誘因令他一生沉迷其中。「我買馬，買10次贏6次。」當時的他可真豪氣，以為幸運永遠陪伴他；然而這些日子總會有一天結束，他也沒有想過有一天會欠債。

賭到說謊的人生

不單在香港賭，阿明更去澳門賭場，把辛苦積蓄得來的金錢全部捧到賭枱上。他試過拿著一萬港元過澳門，最終輸了9,000元，但他並沒有受到教訓。返港後，他繼續儲蓄，然後又去澳門。輸也繼續賭？他說：「因為我不服氣，所以要再賭，贏回失去的。」就是這種心態，無論贏或輸，總會找到原因繼續賭下去。後來，他去了佈道會，信主了。他知道耶穌不喜歡賭，他開始掙扎，最後還是力不從心，繼續賭。在2021年，他認識一位朋友，這是他欠債之始。這位朋友視阿明如親弟弟，當阿明說「結婚」需要用錢，朋友毫無猜疑借錢給他。誰料這是謊言？他把借來的錢用在賭博上，當然全部輸光了，他展開欠債之路。

祈禱得勝

阿明的工資全由太太保管，他根本沒有餘錢還債，他唯有向太太坦白，好讓她幫忙。太太聽了這個消息之後，立時感到徬徨與驚慌，因為她當時才知道枕邊人原來是一個賭徒。愛主的太太唯有祈禱及尋找教會幫忙，最終找到「戒賭牧師」的教會。他回想賭博的經歷，他說：「我一直都有賭馬，愈賭愈大，有時一次過花5萬元來賭。除了賭馬，我也賭波，我見同事下注，我又一起加入。原來很易玩，於是就玩在一起。」以往，喜歡「睇波」的他一直沒有想過賭波。賭波合法化後，他開始嘗試，加入賭波行列，並一直投注，直至去年11月。問他為何有這轉變？他說：「我與太太多了追求神的話語，聽了很多見證分享。但是，我也不是突然不賭。我信主後，一直不斷減少賭博；我知道錯，但我按捺不住！首先，我由每週賭10次變成賭3次，慢慢減少至現在不再賭博。」在教會，跟弟兄姊妹聚會後，一起吃飯，一起傾談，一起守望；有家人、教會的支持和見證，愛令阿明軟化。「現在我每晚都與太太一起祈禱，望上帝取走心中的貪念和心癮。靠自己很難，惟有靠主，才會不賭。現在我多了親近神，返主日學，唱詩歌，期望能學像耶穌。」

為下一代守望

自賭足球博彩合法化後，馬會從年頭到年尾都可讓市民參與賭博，週末更可連續賭博50場賽事。足球博彩自2003年8月開始，賽馬會的投注額已由2003/2004年度的160億元，增至2023/2024年度的1,603億元，成為歷史新高。若籃球博彩也合法化，相信香港會有更多青少年成為賭徒，請我們一起為下一代守望祈禱。

	85%人童年歷虐待　家暴恐傳宗接代
	(東方日報．19-5-2025)

近年社會關注保護兒童，但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如虐待、情感忽視及目睹家庭暴力仍普遍。和諧之家調查顯示，85%香港成年人曾經歷至少一種ACEs，44%遭遇四種或以上，常見包括精神虐待（65%）、身體虐待（53%）及情感忽視（52%）。這些創傷易導致跨代暴力，受害者長大後可能不自覺複製不良管教模式。和諧之家建議家長檢視成長經歷，尋求專業協助，學習正向教養，並呼籲政府加強公眾教育及心理支援，幫助家長療癒創傷，打破暴力循環。

不少香港人曾在童年時有不快樂的回憶，成長後出現創傷，這既令人痛惜，也突顯了健康童年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上一代家長可能受當時的社會風氣或自身限制，常以打罵作為育兒方式，認為這是管教的常態。現今社會壓力巨大，家長每天面對繁重的工作、經濟負擔及育兒責任，常常感到筋疲力盡。在管教孩子時，若面對精神壓力或情緒起伏時，家長應先愛惜自己，明白感到無助並不代表無能，並提醒自己需要尋找協助和休息。

現在家長已不再是當年年幼無助的孩子，而是有能力改變現狀、主動求助的成年人。家長應尋找外界的幫助，通過分享與交流，家長會發現許多人也有生活挑戰，原來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從旁人獲得更多經驗及解決方法。社會各界應攜手合作，為下一代創造更健康的童年，終結暴力循環，實現更美好的家庭與社會未來。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警務處於去年2月至11月訪問了約2000名12至16歲的中學生，共獲得1950份有效答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學童曾遭遇網絡性誘騙，有8.7%受訪學生曾收到成年人向其發出有關性的照片或影片，3.3%曾發送自己涉及性內容的照片或影片；3.7%曾在與網友見面時發生了性接觸。警方呼籲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培養孩子勇於拒絕危險，為下一代締造安全成長環境。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愛和重視，但真正的關懷不應伴隨著傷害與計算。在網絡時代，「即時關注」雖然能暫時緩解孤獨感，但那些急於索取私密照片、財物的行為，又或者邀約見面的「善意」，往往暗藏危機。我們極需建立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教導他們識別「過度熱情」背後的危險信號，比如引導孩子思考：「如果對方真的在乎你，為何要急於突破正常交往的界限？」、「對方取得你的私密照片後，他會說甚麼？」

家長和學校必須給予明確指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當有人提出涉及身體、個人隱私或金錢的要求時，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拒絕。同時，要讓孩子清楚地知道「遇到困難時可以信任誰」，為他們列出包括家長、老師和社工在內的可信賴求助對象，讓他們明白尋求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保護自己的勇敢行為。

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感受到父母和師長的真誠接納，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結時，就不容易因為情感空虛而輕信網絡上的甜言蜜語。這種安全感能讓孩子在遇到困惑時主動尋求幫助，而不是獨自陷入危險境地。現代社會的教育應該讓孩子深刻理解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陌生網友的讚美，而在於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互相珍惜。

參考資料：

〈六成學童曾遭遇網上性誘識 3.7%見面時有性接觸 警方︰不容忽視〉。《am730》。2025年3月26日。

終審法院於2023年10月頒令，要求政府須於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讓他們的關係獲法律承認。雖然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政府並沒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以及在海外註冊同性伴侶的婚姻關係，不過，過去十多年，許多本來只屬於婚姻關係內享有的配偶權益，包括受養人身份、合併報稅、公務員配偶福利、以配偶身份申請公屋和居屋、以及無遺囑遺產繼承等等，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都已經一一透過司法覆核爭取到相關權益。法院的裁決將原本只屬異性配偶的權益給予同性伴侶，不少市民雖然不認同，亦不願意將由納稅人承擔的社會資源給予同性伴侶，間接承認他們的法律地位，但卻無從反對。

對於終審法院要求政府訂立的替代框架，不少支持同性戀運動的團體皆希望是以類似民事結合（civil union或domestic partnership）形式來製定相關的法例；不過，大家不能不知的事實就是，過往所有通過民事結合的國家和地區，最後皆會順理成章通過同性婚姻，而且中間過渡的時間愈來愈短，因為民事結合就是等如認同同性伴侶應該與異性配偶一樣享有猶如婚姻的福利，只因社會未完全接受而以此制度作權宜之計。因此，若果社會人士不贊成同性婚姻、或不認同港府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及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的話，根本就不應該支持以民事結合作替代框架。

同性伴侶若果可以享有猶如異性夫婦的法律權益，無可避免必然會引發倫理爭議，在外國出現得最多的爭議，就是涉及領養子女，以及透過生殖科技生兒育女，這亦正正是本社及不少重視兒童權益的團體最為反對的事。我們相信兒童能盡量在親生父親及母親撫育下成長，是最符合他們權益的，而兩個母親無論多疼愛子女，都不能取代父親在兒童成長階段的重要角色，同樣，兩個父親無論多疼愛子女都不能取代母親的角色，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親生父親及母親撫育下成長的舉動，都是嚴重的虐兒行為。

至於同性伴侶以生殖科技繁衍下一代，必然會出現透過第三者捐精或捐卵的情況，外國已出現不少捐精者或捐卵者的後代表示，他們在成長期間，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以及希望了解生父或生母是誰，這問題往往令他們深受困擾，這與一些兒童因為父母離世、被遺棄或無力撫養而需要被人領養的情況不同。子女並不是父母的財物，而生兒育女要考慮的不單是父母單方面的喜好或權利，而是應該同時考慮將要出生兒童的權益，而由於嬰兒無法捍衛自身的權益，必須由政府代為出頭，阻止任何可能對將出生嬰兒不利的情況出現。任何法例或政策的修訂，若可能會造成同性領養或以生殖科技繁衍下一代的情況，在政策推出前，必須考慮兒童而非成人的權益，並且應該廣泛徵詢市民的意見。

不少人支持同性伴侶可以享有猶如異性夫妻一樣的權利，他們多喜歡以平權為理由，並且因著一些同性伴侶在逝世之後，未能有法定身份處理與其伴侶相關的身後事及遺產等事宜，而感到不公平及同情當事人的遭遇，所以支持給予同性伴侶相關的權利。但要解決相關問題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多年以來，本社一直建議用「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去處理有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如醫療指示、身後事的安排及骨灰的處理等等），至於財產方面最好又最能減少爭拗的方法就是盡早訂立遺囑，既然當事人真的全心信賴自己的伴侶，亦不想自己過身之後伴侶與家人因財失義，訂立遺囑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本社過往已有許多文章及小冊子介紹有關「緊密關係授權」的內容，詳情可以參閱本社的網頁。[1] 至截稿前，雖然立法會已通過了守護一夫一妻制無約束力議員動議，[2] 但政府仍未公佈有關替代框架的內容，而本社嘗試約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了解有關詳情亦未能成功，令人憂慮政府若在未來半年倉卒推出並通過有關框架，市民大眾萬一有不同意見，恐怕亦沒有足夠的時間及渠道去表達，令政府重蹈終審法院的覆轍，作出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以及不能令人信服的決定。我們重申，婚姻不是單單屬於兩個人的事，牽涉的是整個社會的制度，以及非常重要的兒童福祉，絕對不能簡單地當作兩個人的權益與福利來看待。

志明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大，父親經營零食的批發生意，需要經常到海外與供應商傾談合作及取得產品分銷權，由於父親經常不在家，以致和三個孩子的關係較為疏離，在志明的記憶中，父親很少抱他們，只會偶然間關心他們是否夠錢用。媽媽由於要照顧三個孩子，精神壓力很大，情緒不穩，經常以打罵的方式管教他們三兄弟。家人間欠缺親密互動，如擁抱及對家人的關心問候，令他們習慣了不會表達情感的需要，生活就這樣平靜地過去。

轉眼間，志明亦長大及成家立室，只是婚後幾年，太太總是覺得他不夠愛她，志明覺得很冤枉，他明明很愛太太，將每月的薪金交給太太，志明不明白為何太太仍不滿意。志明的太太來自一個很溫馨的基督教家庭，她是長女，有一個妹妹，家人間事無大小都會分享，早上見面會說早晨，睡前會說晚安，家庭氣氛總是熱熱鬧鬧，大家有說有笑的，當初志明也是被太太的家庭氣氛所吸引，希望婚後自己的家庭也是這樣。可惜，事與願違，他期望的溫馨家庭沒有出現，反而是經常遭到太太投訴，覺得他對她的需要漠不關心，有衝突時又不肯面對，一直逃避，有時甚至一走了之。太太期望志明能像她的原生家庭般，凡事都有商有量，有甚麼便說出來，夫婦二人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原生家庭與情感親密關係的建立

志明無法滿足太太的情感需要及逃避衝突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他的原生家庭所影響，在缺乏親密連結的家庭成長，令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表達愛；心理學研究顯示，在四種家庭成長的孩子，長大後會缺乏表達及建立親密感的能力。

第一種：缺乏穩定的生活及經常轉換主要照顧者

0至6歲是建立個人安全感的重要時期，如果這段時期，父母總是不在孩子身邊，並將他交給爺爺嫲嫲、公公婆婆、親戚、鄰居或傭人照顧，由於經常轉換主要照顧者，孩子剛與照顧者建立關係後，很快又要面對分離，然後再適應新的照顧者，這種不穩定的關係，令他的情感及依賴需要無法得到滿足，這樣的孩子會感到自己是不被愛、不被重視及沒有價值的，亦對未來充滿焦慮，欠缺安全感，無法和人建立穩定的親密關係，以致他長大後也不懂得如何與人建立親密感。

第二種：需要及感受長期被忽略

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有很多問題及需要，例如向父母說晚上不敢睡，擔心有賊人，有些父母會覺得孩子的擔心毫無理由，所以不予理會，只叫他不要擔心快去睡，明天才有精神應付考試等等。又例如孩子在學校被欺凌感到很難受，孩子告訴父母，父母只覺得這是小孩子間的小矛盾，沒有甚麼大不了而不予理會，更告訴孩子做人要勇敢些，不要因這些小事而哭哭啼啼，甚至有些父母會反過來指責孩子，覺得是他做錯事才會被欺凌，否則為甚麼其他同學都沒有被欺負。孩子如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需要及感受會長期得不到回應，漸漸地，他便不再將需要和感受說出來，避免失望，和父母的關係也不會親密，長大後也不懂得如何培養親密關係。

第三種：父母的情緒不穩定

父母情緒穩定才能給孩子安全感，孩子知道做甚麼事會有甚麼後果，例如，讀書成績好，父母便會開心，會獎勵他可以看電視一小時，他搗蛋，父母便會生氣，他有可能被罵或被罰，一切都是可預計的。但是，對於情緒不穩定的父母，他們的情緒及行為是無法預計的，這一分鐘情緒穩定，下一分鐘卻無故勃然大怒，覺得家裡的問題都是因孩子而起，用很負面的說話罵孩子，說他是「掃帚星」、「陀衰家」，將孩子貶得一文不值，這使孩子無所適從，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哪些行為惹怒了父母？每日都戰戰兢兢地惶恐度日，他會盡量逃避衝突，即使與父母有衝突，為免進一步激怒父母，也會盡量息事寧人，逃得遠遠的，由於要避開父母的情緒而長期避開父母，他與父母的關係變得疏離，更不可能與父母建立親密關係。

第四種：父母有暴力傾向

有些父母受某些觀念影響，如「玉不琢不成器」及「棒下出孝子」，認為用打罵的方式管教孩子，是為他好，於是，孩子稍有出錯，便會或打或罵，在這樣管教下成長的孩子，因為擔心被責打，所以很害怕犯錯，他會盡量滿足父母的期望及要求，對自己的需要則有所忽略。有些被父母長期虐打的孩子，為了生存，會對痛楚的感覺及感受變得麻木，只要一接觸到情感及感受，他便覺得很痛苦，因為原本應該愛他及保護他的父母，卻是傷害他最深的人。這些孩子長大後，會變得缺乏同理心，在婚姻關係中亦很難滿足配偶的情感需要，他缺乏情感的接收及給予能力。

擺脫原生家庭影響，重塑幸福婚姻

透過認識我們的原生家庭，可以對我們的性格及做事方式，如面對衝突時的回應，有更深了解，從而作出改變，不再容讓原生家庭的過去，影響我們的未來。志明與太太的原生家庭氣氛很不同，一個冷漠，一個溫馨，夫妻性格不同以致互相吸引，結為夫妻。一對夫妻在很多事情上的差異，可以是幸福，亦可以是不幸，要看你是聚焦在分歧帶來的衝突抑或分歧帶來的成長；兩人的不同之處可以豐富個人的思考向度，帶來成長及進步，但亦可以帶來矛盾衝突，全在乎你怎樣看待。志明面對衝突時，一直逃避，避而不談，這很可能是害怕觸碰他的情感陷阱或情緒按鈕，他擔心無法處理狀況會令自己顯得無能，他討厭無能的自己，因此無法面對，並選擇一走了之、冷對待、淡化、淡忘，以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就可以忘記跟太太的衝突。經過輔導後，志明明白到衝突事件是不會被忘記的，這些長年累月積壓下來的問題不去處理，會嚴重破壞夫妻關係，使彼此的關係變得疏離冷淡，沒有溫度，若加上外來的試探引誘，這段婚姻恐怕要走到盡頭了。因此，志明在輔導員的幫助下，學習面對衝突及表達自己的感受。作為基督徒的他們，可以從聖經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的教導中學習，明白到衝突令夫妻間產生憤怒的情緒，這是人之常情並非犯罪的表現，但若不斷累積怒氣及不饒恕，便會令魔鬼有機可乘，破壞他們的婚姻關係令愛侶變成怨偶，因此，他們遇到衝突時，會先了解衝突的原因並盡快處理，尋求修復關係的和解之法，重建親密的婚姻關係。

家是許多人最後的避風港、最重要的支柱，但家同樣可以是許多人的風暴中心、難以擺脫的「緊箍咒」。原生的家庭對於一個人在性格、心理和習慣的形成影響深遠，包括影響他們婚後與配偶的相處、以及養兒育女的方法。因此，認識自己、了解原生家庭的特點，對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為人配偶及父母應抱持的態度有很大幫助。作為一個永遠不會完美的配偶和家長，不要為配偶和子女定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否則只會弄巧反拙，損害彼此的關係。

當然，為人父母並不容易，面對深受互聯網和手機影響、以及在性解放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文化主導下成長的新一代，跟父母成長時的社會環境有很大差異，當彼此出現分歧，要謹記作為父母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愛之深、「學」之切；今期《燭光》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一些啟迪、分享一些心得。而作為信徒，除了學會相處之道，更重要是明白上帝對婚姻和家庭的心意，明白一些有關婚姻和家庭的規範和設計，不是為了限制人的自由、而是為了守護我們的婚姻和家庭，不會那麼容易受外界的風暴和挑戰所侵害。

當社會上不斷有聲音要改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甚至將生兒育女當成像領養寵物，可挑選優良基因，只看重成年人的喜好和慾望的時候，捍衛美善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來得更為重要，必須讓人明白婚姻又豈只涉及個人的權益與福利，這不只是宗教信念，而是會對兩性關係、兒童福祉甚至社會制度帶來深遠影響。當LGBTQ的文化傳播愈來愈快，教會群體亦無可避免受到衝擊，如何做到接納人而不認同錯誤的倫理觀，是教會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