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社會

一般而言，一個人之所以會說出某些話，必然有其置身的處境（context）、思考模式以及世界觀（world view），然而我們容易抽離這些元素來批評他人說這些話的原意與字面意思，這當中很可能牽涉到對某些人的偏見（bias），所謂斷章取義或者稻草人謬誤就是這樣出現。

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後，一些網上新聞報道貼文指當時火勢已受控，貼文中也有不少的留言表達：「感謝主！」，相信留言的人是因為形勢好轉而發出這句說話。不過，正因這句「感謝主！」，便惹起一些人的憤怒，甚至在社交媒體Threads中發出貼文指責留言者不但未有感謝努力了一整晚的消防員，反而感謝那位「全能」、且有能力阻止災害卻袖手旁觀的「主」，發文者更揚言如果有這樣的「主」，寧願跟隨撒旦下到地獄去。

在香港的文化處境下，基督教容易遭受抗拒，除了主張一神論（被視為不包容），更會因為聯想到「這是神的考驗！」而嘲笑基督徒，當然這是基督徒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如果當下根本沒有人說過這話，卻在想像中加入這句說話，這顯然是一種對香港基督教的偏見。

事實上，這句說話並不是不能對自己說，但如果是公開為自己的行為或世界的災難作解釋，這顯然是錯誤的。不少輔導學告訴我們，「為何這次災難會出現？」等問題，其核心不在於「問」，而是對於無情的災難作出的控訴，不需強行提出解釋，否則不但未能安慰他人，更有機會激發他人的憤怒。

「感謝主」（Thank God）在歐美文化中實在為一句普通不過的感恩句子，卻在偏見之下被曲解為「只感謝神，沒有感謝其他人」的不負責任說話。從這位申訴者貼文中的留言可以看見，其實不少人也認為因火災的情況好轉而發自內心感謝主，並無不妥。

雖然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仍刻意為無傷大雅的小事來挑起其他人的情緒實在不智（為何一些教會迅速的應對和開放場地，卻沒有人提起？），但這樣也讓基督徒反思。如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提醒我們，不要去強迫他人接受他未曾問過的問題的答案。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認為，基督徒的回應應該要如同基督一樣，參與現世的苦難，以「負責任」的行動作出回應，行動勝於任何說話。

今年暑假尾至開學初，有兩個星期，筆者長時間留在「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作交流（全職工作時間），可謂是深入「協會」，從中了解他們的服侍工作。因為想在這段時間體驗最多的事工，我幾乎每天都塞滿行程，協會不少同工都不約而同地問：「這麼多事工要參與，有時更要在凌晨探訪露宿者，你不感到辛苦嗎？」而分配工作給我的同工更說：「這樣安排會不會對你太嚴苛？」每次筆者總是笑著回答：「是辛苦的，但這些辛苦會有完結的一天。來這裡體驗就像去旅行，將行程塞滿才充實。」雖然這兩星期的確有些疲倦，但收穫卻是非常多，這些服侍無家者的經驗，對於筆者來說，更是十分寶貴。

耶穌親自觸摸痲瘋病人

協會整體的服侍氛圍，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讓我回想起《聖經》中，耶穌遇見痲瘋病人的那個故事：在馬可福音第一章，耶穌親自觸摸那些在當時「不可被觸摸的人」，這些人被社會所撇棄、被視為不潔，故此不會有人主動接觸他們，更何況是觸摸。協會的工作，就如仿效耶穌去接觸痲瘋病人一樣，接觸那些被社會定義為無用之人、一群被撇棄的人，並且親手觸摸他們。

筆者記得第一天到協會服侍的那個晚上，隨同工去探訪「惡劣居所」，即是那些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居住空間。以往在教會和其他機構做服務時，我也曾經探訪過「劏房」戶，以為自己都大概知道是什麼狀況，但這晚的探訪，卻是超出我所想像的。若要具體形容，可說是日本膠囊旅館式的板間房，每個人只有一張床的空間，由於沒有任何可儲物的地方，所以所有佔據空間的物品，只能往上發展。這些居住環境，比起「劏房」或「板間房」更加惡劣。當我看到眼前這些所謂「房間」時，心中頓時感到憤怒：「這根本就是結構性的惡！」

我們此行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替住客維修電視機，期間需要爬入其中一個衛生環境欠佳，甚至有著不少「味道」的「膠囊」去檢查電視天線、電源等有否接駁不良。只見同工二話不說，直接「捐」進去了，這一刻，耶穌遇見痲瘋病人的故事就在筆者腦海浮現出來。當同工表示，無法得知電視為何損壞時，筆者也鼓起勇氣嘗試前往查看原因，這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寶貴的學習。

被記住的人

除了探訪惡劣居所，筆者亦曾隨同工參與探訪露宿者，以及協會所建立的無牆教會。當中深刻的是，同工們會以各種方式記住每一位老友記的名字與背景，因為老友記需要「被記得」，才願意和探訪者建立關係，同工才有機會把他們帶到神的跟前。

同工在每次探訪前，都會先預備平面圖，當中寫下了每個單位/房間住戶的姓名，那到達時便能說出他們的名字；探訪露宿者時，同工亦會記住老友記們的名字，當遇見新的老友記時，又會寫下他們的名字和出現地點。一個人如何感受到被記住，不是對方能認得出自己的樣貌，而是自己的名字被呼叫，自己的事情也被記住。

協會的地舖「有家」是老友記們的聚會點，經常有不少老友記會來到這裡，他們被認識、被聆聽、有一個分享的空間，這是作為人應有的尊嚴。筆者雖然非常「I」（Introversion,內向），心裡有千萬個不願意主動發起談話，但這個地方，卻令我願意嘗試了解別人，看似我去了解他們，其實也是筆者學習怎樣去作主動的難得機會。事實上，不少老友記亦很願意分享自己的人生，只有進入一個人的故事，才能真正了解一個人。

信仰的連結

筆者觀察到，協會許多探訪活動，都由敬拜開始，所有事工的最終目標，都在於引領老友記歸主並重投社會。我深深感受到，同工們的內心，有著從神而來的火熱，委實少一點熱忱，也難以維持這些服侍。而每次探訪結束後，同工們都會檢討和祈禱，這種對信仰的認真態度，很值得我學習和嚮往。

雖然仍有很多服侍體驗想分享，例如陪診丶維修班、書法班、查經班、崇拜、糖水會等，但礙於篇幅有限，難以一一盡錄。但總的來說，這兩個星期「試工」，讓我認識了許多人和事。最驚訝的是，原本以為投身這類服侍的同工，都是「E」人（Extraversion,外向），卻沒想過，原來很多同工都是「I」人，我相信，如果背後沒有上帝，實在難以成事！

利申︰筆者已加入成為協會週六敬拜隊樂手！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

《倦怠社會》是哲學家韓炳哲最早期的暢銷作品，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現代社會的批判可謂是非常精準。他認為，現今社會是一個單向度的績效社會，這種追求績效的心態並不是從上層而來的直接剝削與催迫所造成，而是從一種過度正向思考所形成的自我剝削。他在書中指出，這種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與自由的感覺同時出現，也就是說，人以為自我的規訓是出於自己的自由，然後邁向進步，但其實都只是一些隱性控制（精神控制）。一言蔽之，就是人在新自由主義下，沒有辦法擁有真正的休息，從無止境的自我壓迫中，在心理上變得倦怠和過勞，從而產生憂鬱與無力感，韓氏形容這種狀態是一種「績效性暴力」。

概念看似複雜，但其實從日常的教會生活中也可以體現。教會中的事奉者過勞的問題，已經是老生常談，但這個情況為何會出現？即使是明知自己陷入疲勞，為何仍然無止境地催迫自己事奉？如果根據韓氏的說法，教會或自我造成了一種「停止事奉便會辜負上帝」的氛圍，身處於這種氛圍下，「追求績效」的自我壓迫便開始出現，會開始認為休息是辜負了上帝的恩典，無止境地催迫自己，變得好像正在「事奉」上帝，同時又充滿無力感。

身處效率至上的社會下，休息亦容易帶有「有效率的休息」的想法，韓氏對於「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的回應，大概便是「休息就是為了休息」。他認為「安息日」般的休息，就是主動「不做甚麼」才能使人有空間沉思、創作。事奉懂得休息，才能如詩篇四十六篇10節所述：「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前一陣子美以伊的戰爭成為了熱門話題，在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許多人紛紛發表評論。坦白說，若果以學術標準去衡量，許多評論都是不合格的。我這樣說並不是針對那些網紅的立場，關鍵問題是：許多主要意見領袖連基本歷史都搞錯了。

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和邁向政教分離？

例如一位擁有三十幾萬訂戶的網紅談論伊朗的神權統治，他指出：在政教合一下，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壓制，伊朗的出路應該是脫離政教合一，走向世俗化。他說西方社會也走過這條漫長的道路，天主教、基督教在千多年來亦是政教合一，直至英國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才漸漸淡化下來。

聽見這話的時候我幾乎昏到，稍為熟悉宗教歷史的人都知道，發起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亨利八世與天主教會決裂，神學思想、政治主張並不是雙方的爭拗點，這主要是因為亨利八世想離婚，但教宗不批准。隨後英國國教擺脫了梵蒂岡，但政教合一的基調完全沒有改變。在宗教改革期間，其實加爾文在日內瓦亦是搞神權統治。西方世俗化的真正思想源頭是啟蒙運動，推動者包括伏爾泰、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例如洛克極力主張容忍不同宗教思想，政府不應該干涉人民的信仰。而將政教分離落實的是美國獨立革命之後成立的新政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標明：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去確立國教或者禁止信仰自由。

列根售賣武器給伊朗去打擊伊拉克？

此外，一位網台政治評論員在回顧美國與伊朗的歷史時提出「伊朗門事件」，他說美國的列根總統秘密售賣武器給伊朗，是為了打擊伊拉克，但伊拉克挺過來，直至老布殊、小布殊總統上任，美國才能夠襲擊和摧毀伊拉克政權。

這是完全顛倒過來的！1979年高美尼成功奪取伊朗統治權之後，對外輸出什葉派革命，在兩伊戰爭期間，列根政府支持伊拉克，從而對抗日益向外擴張的伊朗勢力，列根政府對伊拉克提供經濟援助，共享情報，並且間接運送武器。列根政府也向伊朗出售武器，但這是因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挾持了美國人質，列根政府公開宣稱不會與恐怖份子談判，故此只能夠暗地裡通過伊朗的渠道營救人質，而販賣軍火得來的資金，則用來資助對抗蘇聯陣營的尼加拉瓜反共游擊隊。

什葉派好戰，遜尼派愛和平？

在另一個中文頻道中，一位網紅提及伊朗神權政府的什葉派背景，他說什葉派是好戰份子，而遜尼派是和平的。此話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哈馬斯、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曾經入侵科威特的薩達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事實上，兩個派系的極端份子都不斷地互相仇殺，舉例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遜尼派叛亂份子（尤其是伊拉克基地組織）將什葉派平民和聖地作為攻擊目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2006年轟炸阿斯卡里清真寺，這次攻擊引發報復性殺戮，並將伊拉克推向內戰。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阿拉維派（什葉派分支）阿薩德政權得到了伊朗和真主黨的支持，從而對付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遜尼派反叛組織，後者經常襲擊什葉派社區和標誌性建築。在巴基斯坦，「虔誠軍」等遜尼派武裝組織經常針對什葉派穆斯林發動炸彈襲擊和槍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阿富汗也發生了類似的暴行，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派」（ISIS-Khorasan）多次轟炸什葉派學校和清真寺。在波斯灣區域，沙地阿拉伯鎮壓什葉派異見人士。在也門，伊朗支持的什葉派胡塞武裝與沙地阿拉伯領導的遜尼派聯盟進行了多年的殘酷鬥爭。以上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網紅應該知道查證資料和社會責任

在資訊封閉的國家，人民固然會受困於愚民教育。然而，資訊發達和自由的國家卻好像發生了殊途同歸的現象，如今互聯網上充斥著錯謬的資訊，有些是故意的歪曲，有些是「無心」之失，我將無心這兩個字放入引號裡面，因為這情況發生在有意無意之間。許多網紅都受過大學教育，有些甚至擁有碩士、博士學位，他們所受的學術訓練包括了蒐集和查證資料，也包括了研究倫理，例如錯誤資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他們應該知道這一切，但仍然如此粗疏，故此無心並不是開脫的藉口。

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共通點：想當然耳

而很多讀者、聽眾也不會花時間核實資料，結果整個社會出現了人類集體幻覺這怪現象。現在很多人擔憂「人工智能幻覺」（AI Hallucination）這問題，人工智能幻覺是指大型語言模型產生的訊息看似很有說服力，但有時候是錯誤，甚至是憑空捏造的。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是一種基於或然率的預測模型，即使資料不足，它仍然會猜測可能的答案，從而填補空白。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是很人性化的，這種「有斷估、冇辛苦」的做法是普遍的人性，《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記載：孔融與曹操談論歷史問題的時候，孔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從未聽聞過這段歷史，於是追問孔融這是出於何經何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機械學習會不斷自我完善

不過，「人工智能幻覺」與人類幻覺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前者會認錯和修正，畢竟，機械學習的特徵就是檢討錯誤、不斷吸收新資訊、不斷完善自己。有好幾次人工智能向我提供錯誤的資訊，我向它反駁，並且提出證據，人工智能馬上道歉，跟著認真地重新搜集資料，最後生產出正確的答案。

但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我舉出幾多有力的證據，對方仍然堅持自己是對的，而往往提出的理由是千奇百怪，例如說「現在傳播的資料都是被深層政府操控」、「你已經被洗腦」、「你已經中了毒」等等。

而且，人工智能的錯誤目前還偏向個體使用情境下的問題，但通過社交媒體而傳播的人類集體幻覺，往往導致的是社會撕裂、人民支持錯誤的政策、歷史錯誤不斷循環，從這個角度說，人類幻覺的社會成本其實更高、更難修正。

Netflix英國劇集《混沌少年時》被英國《衛報》的劇評人稱之為「幾十年來最接近完美的電視劇」，該劇共有四集，故事以13歲少年Jamie涉嫌以刀殺害同學的事件作為開端，透過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呈現英國校園朋輩間的相處、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自我形象及對女性看法等），與及親子關係疏離等情況如何令悲劇釀成。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

劇集採用極具挑戰性的一鏡到底方式來拍攝，每集約60分鐘不間斷的鏡頭移動，展現了導演Philip Barantini的功力，而此種運用鏡頭的手法要求演員們及拍攝團隊有非常高的合作性。這種連續不間斷的拍攝也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劇中人身邊，體驗他們的惶恐、掙扎與情感。這種技巧時有運用於電影裡，如《1917》和《飛鳥俠》，以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實感。

劇集選擇這種拍攝手法，能讓觀眾從一小時的細心觀察中有所反思，如在校園裡、人物傾談中，可以細察到孩子的心理變化與想法，透過鏡頭直接呈現出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手法也捕捉了時間的流逝，就像現實生活同樣沒有被剪接的機會。

編劇在說故事時所使用的藝術表達手法，沒有刻意為觀眾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多重視角拼湊事件全貌。喧鬧的校園、青少年與心理學家對話時流露的心靈需要，以及家庭成員對話時呈現的緊張感等，都在連續鏡頭下，被拍攝下來無所遁形，這種藝術手法迫使身為家長的觀眾正視一個狀況，青少年的困境，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造成，也無法用簡化標籤理解。

社交媒體的隱形殺傷力

劇集亦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英國天空新聞台的網站刊出了一個調查，當中指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對男孩心智構成的「毒害」，40%的14至17歲受訪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上網六小時。[1] 《混沌少年時》的編劇Jack Thorne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與他自己少年時不同，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上接觸到的可能是極端思想，而他少年時只是閱讀書籍，這正是劇中主角Jamie與他的關鍵差異。[2]

劇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成人們無從得知孩子於社交平台接觸到甚麼群體，也不知道網絡文化或「暗語」可能會令青少年扭曲地看這個世界，而這些群體和資訊也影響到孩子如何看自己。如劇中提及的「非自願單身族群」（incel）、男女關係的「80/20法則」及「男權之圈」（manosphere）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心智未成熟的13歲少年，影響Jamie的自信心、自我形象與觀感，甚至影響到他對異性作出的行為。

就如劇中提到，網絡上的男權之圈是一群反女權主義的擁護者，這圈子的人貶低女性，推崇男性主義，將權力與控制連結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形成的「迴聲廊」，令用戶只接收到類似的資訊，導致Jamie相信此種極端想法及行為是正常。在面對女同學Katie對自己的拒絕和人身攻擊時，Jamie惱羞成怒，就直接以暴力方式來回應。

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很多時都教導孩子要有規有矩，但卻容易放手讓子女於青少年時期任意上網，令他們透過社交平台的「窗口」窺探世界，也就是沒有年齡差別的去面對成人世界。有些孩子上網時，甚至為了取得網友的關注而以言論、圖像來討好別人，這些不經意的忽略令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欺凌或暴露私隱的危險。身兼演員和編劇工作的Stephen Graham，在劇中飾演Jamie的父親Eddie，他為了工作早出晚歸，或許會和孩子去打球，但父子沒有深入傾談，這位父親不知道兒子在網上被人欺凌，並且在內心對自己及男女關係感到焦慮。

在場的缺席令隔閡形成

此劇具有警世的意義，Jamie的父母雖然充滿愛心，卻對兒子的數位足跡一無所知。這種「愛的不對稱」正是當代教養的致命盲點——人們關心孩子吃甚麼、何時就寢，卻對已經成為他們精神食糧的網絡世界一無所知或者視而不見。劇集提醒了家長必須跨越科技上的鴻溝，理解「數位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而非將智能設備簡單視為電子保母。

Eddie也代表了傳統教養面對的困境，他愛兒子卻不懂如何表達，重視家庭卻與孩子缺乏情感交流。這種「在場的缺席」隨著Jamie被捕而徹底崩解。劇集第三集的心理治療場景揭示了殘酷真相——Jamie的失控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孤獨和掙扎帶來的結果。但劇集也留下了希望的伏線，當Eddie最終崩潰地躺在兒子床上，象徵著權威父親形象的瓦解，他卻有著重生的可能，願意繼續以愛守護孩子。這呼應了Graham在訪談中的觀點：「養育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3] 家長需要意識到，在數位時代，教養已不能僅依賴直覺與經驗，而必須建立全新的、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支援系統，了解孩子在網絡中研究、討論甚麼，及他們面對著甚麼事情。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拒絕將悲劇歸因於一個原因。每個環節失去一點的功能——父母的不察、學校的疏忽、群體的冷漠，以及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構成了一個吞噬少年的系統。而這面鏡子反映的不是單一事件，是整個Z世代，社會及家長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教育現實。與其急著尋找「誰該負責」，不如思考「我能改變甚麼」，這或許是劇集留給家長最寶貴的功課。

[1] Tamara Cohen, “Teenagers exposed to ‘horrific’ content online - and this survey reveals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Sky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25, https://news.sky.com/story/teenagers-exposed-to-horrific-content-online-and-this-survey-reveals-the-scale-of-the-problem-13331556.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去年出版的《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引起了多國家長們的關注，因為當中的內容與他們的孩子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中成長的Z世代。不少家長都以為要保護孩子，最好就不要讓他們到戶外地方，因為這樣他們便有機會遇上壞人，也可能會在外受傷，所以，讓孩子、青少年在家中上網就是比較安全了。但本書作者Jonathan Haidt卻正正指出，沒界限地讓他們在網上瀏覽任何內容，接觸不同的價值觀，讓他們在社交媒體中營運著自己的賬戶，獨自面對著網民的評頭品足及承受著壓力與欺凌，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裡，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

Haidt指出，家長在實體世界對孩子的過份保護造成了孩子成長的第一類「體驗阻斷器」，所有都安全至上的措施會阻礙了他們自由地透過玩耍來學習及成長，令他們錯失了社交機會，無法學習克服焦慮、管控風險等，這會令孩子停留在脆弱階段。而另一類「體驗阻斷器」就是智能手機，作者認為手機一旦進入兒童的生活，就會令他們排擠或減少所有其他非手機形態的活動，而這些經歷是青少年處於成長期的大腦最需要的活動。因為兒童花了大量時間在線（online），令他們無法達成許多的里程碑，大腦接收的東西，是來自沒有年齡分級或限制的無差別資訊洪流，而它們每日都在刺激大腦。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作者稱網絡及手機正在rewiring，即重塑著孩子的大腦，影響著Z世代及之後的青少年腦部，令患上了焦慮等情緒問題的青少年數量急速上升。

這是一本每位家長，甚至有上網的朋友都值得看及深入了解的好書。是時候為孩子及自己打一支「預防針」，在留連在社交媒體之前，先了解它會帶來甚麼深遠的影響。或許，這也是關注青少年的團體及家長一起攜手行動的時候，把孩子帶離網海，於實體世界中開心地與人交流，讓他們更健康地成長。

本書還有一個網站，提供了有關的研究資料及有用資訊：

“Free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ttps://www.anxiousgeneration.com/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網絡成癮是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陷入的處境，但其實可能很多家長自己本身都有網癮而不自知，因為網癮不單只是網絡遊戲成癮，還包括社交平台相關的網絡社交成癮、網絡色情成癮及網絡資訊成癮等。眼見很多成人坐車時看手機，回家又滑手機、看資訊、上社交平台分享及傾談等，一有空就手機不離手，每週上網時間輕易超過40小時。如果網絡使用者在網絡上花費比原本計劃更多的時間；不停想繼續使用，想停也停不下來；沒接觸網絡就心癢難耐，煩躁不堪的話，就很可能已有網絡成癮。

網絡社交成癮

先說網絡社交成癮，這是指社交平台用戶過份投入去關注自己分享文章的點讚回應、追隨者（followers）的反饋，如得到很好的回應就會發更多帖文，如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就會刪去帖文，甚至影響情緒。過份沉迷使用社交平台，會產生一些負面情況，如焦慮、憂鬱、孤獨及專注力失調。而且用戶的關注點會因為過於聚焦在網上平台及當中社群的看法，而忽略了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來源較為客觀的資訊及意見。

早前就有報道指，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醫生表示，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因素，所以他呼籲國會要在社交媒體的平台上加上如印在煙盒上的警告字眼，清楚列明社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危害。[1] 另外，亦有美國的青少年自己感到網癮過大而改用不能滑動屏幕的翻蓋手機，想減少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他們其中一位想重返真實的社交生活，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保持專注；而另一位則想減少於社交媒體上與人比較，以免影響到自我形象，亦可為自己減壓。[2]

網絡色情與性上癮

有關色情資訊，網絡幾乎是個無窮盡的色情資訊資源庫，只要想看就隨時隨地可以看，這造成了許多人起初因為好奇、刺激而接觸色情資訊，但後來他們腦中的獎勵機制受影響，情況與吸毒、酗酒相似，成癮訊號產生，觀看者的腦中產生了「興奮的物質」多巴胺。

正常來說，大腦對性會有渴求，在達到高潮時這種渴求就會得到滿足，短期內人不會再有強烈渴望。但每當看到新的色情視頻，不同的外在刺激，就會繼續喚醒人的渴望。一次一次地看下去，一次一次地獲得性高潮。情況就如狗隻受訓練，每當訓練員搖動鈴子之後向狗隻提供食物，受訓狗隻久而久之就會把鈴子和食物連上關係，一聽到鈴聲就以為有食物及流口水，這便是條件反射（conditional response）。收看色情視頻者亦然，看到相關資訊，也會隨之對性產生渴望。

網絡色情引發的刺激，令觀看者產生強烈的渴望，愈看會愈需要更大的刺激，因為頻密地觀看色情資訊，大量多巴胺過度刺激大腦，會讓腦部產生耐受性，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帶來與之前相同的快感。要獲得滿足，影片的量或質就要「提升」，即是要長時間收看或者要更「重口味」的色情片，才能帶來刺激。觀看者看完影片，可能會想將所看的付諸實行，不能自控或想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在香港，東華三院心瑜軒有為成癮者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參考中心的統計數字，近年性上癮求助者有年輕化趨勢。患上性上癮的人，其日常生活會被與性有關的事物佔據，他們會不惜一切地維持或獲取機會，以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無法自我控制。心瑜軒時任主任周鈺山指出，性上癮個案增加與網絡色情成癮有關。2019至2021年期間，該中心更出現一名求助者，年齡只有11歲。[3] 按一位小學生的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讓他接觸到那麼多性資訊的渠道，很有可能是網絡吧。

網絡遊戲成癮

而網絡遊戲成癮方面，因著疫情，許多學生於家中長期使用電腦上課，易以上網打機作為娛樂之一，而許多網絡遊戲的設計都容易讓人上癮，《燭光》曾經刊載過一篇名為〈網上賭博、課金與成癮〉的文章，曾講解過當中的原理。於2022年有教育團體訪問了2,700多位中、小學生後，發現超過一成（12.6%）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傾向，而研究更指出有過半受訪學生有抑鬱、焦慮和受壓，超過四分一（27%）的受訪學生自覺睡眠不足。[4]

另外亦有研究指有超過三成半（36.2%）受訪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導致他們缺乏時間專注於學業、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研究亦指出在網絡遊戲成癮的學童中，有高達七成受訪學童有抑鬱情緒，有近三成（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面對困難時更容易選擇逃避問題。[5]

戒癮與治療

面對上述多種與網絡有關的「癮」，如果身邊有人不幸成為成癮者，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他們，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透過「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現況，釐清一些謬誤，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沉溺行為帶給他們很多好處、自己不會被沉溺行為捆綁、仍有能力控制沉溺問題，並否認及逃避沉溺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及負面後果等。而治療師會為成癮者分析繼續或停止沉溺行為的好、壞處，從而增強他們戒癮動力，並幫助他們以一些較健康的方法去替代沉溺行為。而「復發預防」的方法，則可以幫助戒癮者增加信心，維持改變的決心，敢於面對「癮」誘，以免再次掉入沉溺的漩渦當中，減少全面復發的機會。[6]

網絡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青少年需要繼續使用它來與人溝通、學習，但又要保持不過度使用，不以它作為麻醉自己的工具，不借助它來逃避心煩的事情，以免成癮，要適可而止的使用網絡，實在需要在實體世界中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與家人有好的溝通，並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努力保持平衡才可以做到。

在美國心理學家Robert J. Sternberg教授所發表的「愛情三角理論」，提到愛情包含了三個元素，分別是「親密」、「激情」及「承諾」。一段關係如能擁有這三個元素，而三個元素能「強而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人們便可擁有穩定而長久的愛情關係，如果當中的比重不平衡，單單某一元素的比重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到關係，這是青少年於初中時期就應該了解的事情。[1] 然而，現在人們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於網上靠著手機應用程式（apps）便可以結識朋友，甚至挑選戀愛對象，單單透過網絡上的溝通便能發展出戀情；這種交朋結友的模式，能否培養出穩健的戀愛關係？我們試著在本文探討一下。

網絡上的新式戀愛關係

有不少人急於想「脫單」，結束單身生活，就於網上透過交友apps來認識戀愛對象及與人約會。然而，如果透過這種模式來結交對象，許多時只能以外表作為依據。一些交友apps是以手指向左滑、向右滑來操作：喜歡的向右滑，不喜歡的就向左。這種交友模式有三點值得留意：第一，程式的大數據會記著用戶喜歡的類型，往後向他／她推薦的對象就可能會與用戶最初選擇的類型差不多，而其朋友圈子可能會被收窄，因為系統會幫他／她選取「對象」；第二，用戶會習慣了以貌取人，在了解對方之先，就憑對方的外表「定其生死（機會）」；第三，「照騙」事件會更常出現，因為使用交友apps的人都會習慣先美化自己的照片來爭取機會，於是「貨不對辦」的情況便會更常見，一旦約會時才會發現對方的樣子與照片有很大落差，只會讓人失望，更易改變目標。用戶變得聰明，於是會帶著戒心與人相處，更易放手，另選對象。因為交友apps的「森林」很大，用戶會認為還有大把樹可以挑選，何必冒險與可疑的人繼續發展？

在網絡與人交往要「提子」（提防騙子）是對的，只是如果大家於網海帶著戒心與人相處，要達到「愛情三角理論」中的「親密」及「承諾」又談何容易？又或者網戀難以培養出十分穩固的「親密」及「承諾」，側重「激情」的結果便會引申到只是「迷戀」對方，互相未有深入了解、信任，要建立長遠的戀愛關係，似乎比較困難。

近來，網絡上還有一種新興的情愛關係：Dexting，這個詞由dating及texting二字組成，它所展示的正是一種只在網絡上聯絡，但從不實體見面的戀愛方式，是一種透過傳送訊息來營造戀愛感覺，但不會見面的情愛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想像，二人毋須見面，也就是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啱傾嘅」就繼續往來，相戀一下，但萬一「唔啱傾」的話，也可以輕易於網上說分手，甚至甚麼也不說，直接block了他／她，不讓對方發訊息給自己，又或者隱藏自己的行蹤，便可以結束這種關係。當然這種ghosting（突然失去聯繫）是讓人感到痛苦的，但網絡就是這樣，關係容易「消失」，容易「被失戀」。或者之後有人會再動動手指，便可以另覓新戀人。

有研究人員指出，選擇用Dexting方式交往，可以讓人感到安全，即使被拒絕，當事人也能告訴自己，被拒絕的只是塑造出來的形象，而非真實的自己，這樣便可以抱著一種「不上心，就不傷心」的自我保護心態，覺得自己只是在玩玩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不能或不敢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很難去建立「愛情三角理論」中所講的穩固關係。

戀愛市場令人變成商品

不同品牌的交友apps用不同的方式為用戶挑選對象，用戶只要輸入一些要求，如身高、學歷、收入、興趣等，交友apps就會按用戶所參與的付費計劃，顯示一些符合其要求的「對象」給用戶挑選……美國行為經濟學研究員Logan Ury就形容，這其實與人們平常買藍牙耳機的做法沒有分別。她又指，有時候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會互相吸引，反而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卻可以毫無火花。另一方面，當一個人於網上試過很多次戀愛後，太多失敗的經驗會影響這個人如何再去面對未來的機會及對象。《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作者Ashley Fetters與Kaitlyn Tiffany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約會市場」正在變得更糟〉（“The ‘Dating Market’ Is Getting Worse”）的文章，她們在當中指出，當網絡與交友apps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有無數的機會去挑選對象，人就會變得很像商品，可以被替代與交易。[3]

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不是說現實世界不看外表，在生活中人難免會看外表來結交朋友，但透過真實的相處時間，會有更多機會發掘身邊人的優點或值得欣賞之處。這種結識朋友的方法，始於友誼，慢慢可能會發展成戀愛。這種關係也較穩固，不會因為手指輕易滑向左而令關係一下子「消失」。就算在網上找對象，也請約出來見見面，透過真實的相處、一起的感覺，再決定這人是否真的適合與自己發展長遠的關係，建立堅固的「愛情鐵三角」元素，而非停留在網上的虛擬幻象。

（本文原載於第157期〔2024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年青人普遍活躍於社交媒體，部份女孩子喜歡在Instagram（IG）公開自己打扮性感的相片或短片，「大方」地讓任何人在社交平台觀看，這樣的行為或會令父母感到憂心，除了擔心私隱外洩，也擔心平台上的收看者會用甚麼眼光來看女兒的性感照？本文嘗試了解一下這些愛拍性感照女生的想法，讓更多關心她們的人成為她們的同行者，陪伴她們以更健康的方式去成長。

IG的吸引力
有些女孩子很用心地經營自己的IG賬戶，認為愈多讚好和留言，就代表愈成功。她們以性感的衣著，配以不同的姿勢和角度來展現自己的身段，用來吸引更多異性追蹤自己的IG。這些照片不一定由女生自行拍攝，她們可能受邀請擔任類似模特兒的工作，而拍攝者有的是透過網絡認識，拍照後或會收到一些報酬，也能令更多人認識自己，建立知名度。她們自覺能夠掌握性的界線及保護自己的方法，因此不怕獨自到網友指定的場所進行拍攝，有的還會接受網紅訪問。[1] 她們喜歡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去賺取金錢，也喜歡別人重視自己的意見和感受，因此也會接到一些工作，例如試用新產品或服務之後寫用後評價等。事實上她們是很用心地拍片、拍照和講解產品，年輕人認真做事的話，可說是充滿創意，也令人欣賞

渴望被人欣賞
在鏡頭前她們看似成熟、有不少人生經驗；其實在鏡頭外，她們都是普通的年輕人。每一個人，正如你和我，心裡都渴望得到別人的欣賞和珍惜，也期待與其他人建立友情和愛情。這些不介意拍性感照的女生，心底裡既想找到真朋友，即使再多網友追蹤她們的賬戶，給予她們讚賞，她們其實都明白網友只是被性所吸引，其甜言蜜語不能盡信，而她們對待這些關係的態度也不會太認真。而這些真假難分的關係都令她們感到困倦，到底哪裡才能找到使人滿足的人際關係？在生活上感到疲倦、有壓力時，有誰能夠和她們同行？

要真正了解一個人，需要花很長時間去溝通。只有在理智、情感和靈性層面上與某人建立親密的聯繫，我們才能真正體驗到親密感。[2] 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曾進行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兩個陌生人要成為普通朋友，通常需要約50小時的相處時間（不包括在工作場所的共處時間）。若要發展成彼此能談得上幾句的程度，則需要大約90小時的相處時間，而若要成為真正交心的好友，則需要長達200小時的相處時間。[3] 這些研究或許能說明，就算我們用文字把心底話與網友分享、用性感照讓其他人留意自己，也不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友情和愛情。網絡世界的隱密性或許令人感到新鮮和刺激，但同時也會令人陷入危險中，因為平日與我們相處的網友，都總是隱藏在網絡背後，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真正身份。我們需要提高警覺、小心分辨真偽，了解網友之間的互動是缺乏人際間一定程度的真實和坦誠相處。

理性分析的重要
有部份喜歡在IG展示性感照的女孩，覺得自己並沒有做壞事，也沒有傷害別人，連父母都默許她們的行為。當遇到網友邀約，她就按感覺去決定對方是否可靠，再決定是否赴約。[4] 不只是年輕人，我們或許都曾經憑感覺去作決定，不過感覺是會隨時改變，當時認為是對的，後來又可能覺得並非如此。事實上感覺不能判斷對錯，它只能告訴你對某些東西的感覺。[5] 所以關乎兩性之間相處，以及身體方面的事情，我們還是需要用理性去分析和細心考慮，以免將來後悔或受到傷害。

建立健康的生活
我們處身於網絡世代，豐富的網上資訊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方便，但也帶來了禍害。有時我們希望透過社交媒體來逃避現實中的壓力，卻可能興起了與其他人比較的心態、過度在意別人有否對自己讚好或給予的評價，一旦無人按讚，反令自己愈看愈寂寞和不快樂。這份衝擊同樣纏繞著成長中的青少年，作為父母或同行者應怎樣引領青少年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鼓勵孩子建立新的友誼關係、參與社區活動、發展興趣和技能，以及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從而豐富自己的生活，擴展自己的視野和能力。[6] 家長愈早鼓勵孩子做這些事情愈好，家長需要陪伴孩子尋找他們真正有興趣做的事。孩子需要在真實生活裡，投放時間去做對身心有益的活動。透過發揮自己的潛能，孩子就能肯定自己的價值；透過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就能彼此分享，有助減輕生活壓力。當孩子對某個興趣或群體產生歸屬感，就能令精神和心靈有所寄託。這樣，虛擬世界對孩子的影響力也就能相對減低了。

年輕人充滿活力和創意，能為社會帶來不一樣的新意，也是父母眼中的寶貝。作為父母或同行者，我們需要多加陪伴、多作鼓勵，發掘他們的優點，帶領他們在合適的場景去發揮自己的能力。守護下一代的重任，是成熟的成年人應該去承擔的，讓我們用愛心和智慧與年輕人一起同行。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來都是現今世代普遍人所談及的真實且寫實的論調。若然在公開場合指出，這是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相信大概不會有人質疑這句說話，它像是一個從古至今都不曾改變的道理。如果以現今的處境來說，就是人若不突顯自己的特點，不努力爭取，必然無法再在社會上立足，因為若要生存，就必須與他人競爭。而「躺平主義」的出現，就像開拓了另一個生存的面向，讓人反其道而行，躺平者像在宣告：「社會講求競爭？我偏不競爭；社會講求努力向上？我偏喜歡躺臥。」這意味著社會主流價值如何，躺平者便往相反方向前行，這也解釋了「異世界」動漫其中一個存在的價值，以及它為何會廣受歡迎（詳參本書第26頁，〈從讓人得釋放的「異世界」看世界〉一文）。

說實話，「躺平主義」是有其吸引之處，因為當一個人在社會中打滾愈久，就會愈勞累，每天過著上班下班的生活，為了生存而努力，可是努力又不一定能獲得相應的回報，當要生兒育女時，又不得不買房買車，這樣，需要供款的項目也會增加，肩頭的擔子又會加重。若然放棄這一切，回復一個甚麼競爭也不作的生活，就得過另一種生活，不過這可能也是不少香港「打工仔」的夢想，畢竟不少人都想創造無限的被動收入，或是提早退休。有人選擇這樣的生活，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否純粹因為懶惰才令人想放棄這一切呢？有關躺平的主要論述，當中與哲學家韓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會》中提出的一些想法相似：就是人在不斷催促自己在功績上努力，到頭來便形成了資本主義新的剝削方式，不再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而是勞動者自我剝削。[1] 這種形式讓勞動者不斷地說「我能夠做到」，不斷要求自己「我要比其他人強」，掉進內捲文化（白熱化內鬥、非理性的內部競爭）、「996」（朝9晚9，一星期六天上班）的泥沼中，從而陷入無止境的倦怠。這似乎不關乎懶惰與否，而是厭倦了不斷競爭的生存方式。

這是一條處境題……
讓我們先了解「躺平主義」的興起緣由，即是它在甚麼背景下冒起來，因為它不可能憑空出現。其實「躺平」一詞早在2011年已經出現在百度貼吧的「反婚吧」專欄，當中有些內容便已經提倡不婚主義。2016年，追星的粉絲圈子也流行「躺平任嘲」一詞，意思是一些粉絲無力負擔追星的相關費用或時間，只能任其他粉絲嘲笑。在2021年，內地一個名為「網易」的論壇有網民討論到一宗貨車司機因被罰款扣車而自殺的事件，引發大量網民激烈的爭辯，討論亦昇華到對「脫貧成功」、「小康社會」宣傳的批評，因為大部份人都無法從政策中得益，生活水平亦無顯著提升，這些宣傳的口號亦無法代表他們。[2]

從2021年起，內地社交平台，如微博、抖音、知乎等等充斥著有關「躺平」的帖文，其中微博出現過一項調查：「你如何看待躺平？」，這項投票活動中，有67,000人選擇「我累了，堅決躺平」，只有11,000人選擇「衝，絕不能躺」。百度貼吧「躺平吧」也累計了近53萬跟帖，不過，頁面現在已經無法瀏覽。[3] 後來，中國官方媒體對「躺平」表示擔憂，甚至提出譴責。報章《光明日報》有文章指「躺平族」會對經濟發展不利，社會需要青年帶來「創造性貢獻」；《南方日報》指「躺平」可恥，不但不正義，更沒有任何價值；《中國科學報》指出「躺平」是極度不負責任的態度，不但對不起父母，還對不起納稅人。[4] 如果只是想制止「躺平」，便無法了解年輕人在社會真實面對的問題。

香港學生面對的激烈競爭
那麼，香港的處境又如何？香港的年輕人有被「躺平」現象所影響嗎？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同樣需要先了解香港的制度會否造就「內捲」現象，從而讓人需要逃離競爭與內鬥。

從教育制度上看，香港的情況一直以來都備受批評，被指是填鴨式教育，也沒有理想的升學途徑，學生們往往只能在學業成績上競爭，難以發展個人潛能。從殖民時期開始，香港無疑是實行精英主義，過往升不到大學十分「正常」，但如今大學畢業生已不像昔日那麼「矜貴」，這反倒令無法取得學士學位的人似乎更不獲社會認可。學生之間的競爭很激烈，而學術成績仍然是學生唯一的奮鬥目標，也形成了一種在補習社尋找「補習名師」的氛圍。[5] 特區政府曾表示，有超過五成學生能夠入讀高等院校，不過這個數字被指是將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學額計算在其中。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指出，只有約三成多學生可升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若然同時計算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學額，實有「谷數」之嫌，而三成多學生入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數字遠低於很多成熟經濟體的六成入學率。[6] 只有三成多學生能夠考到本地認可學士學位，其實也代表有六成多學生慘遭淘汰。大學生一詞對於香港學生來說，可能已不再與學術有關，更多的是想要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成就感。

香港的教育制度不只讓人難以向上流，同時加劇了「內捲」的現象。雖然這場激烈的競爭遠遠不及內地如清華大學的學生，連在踏單車時都在操作電腦，或為了成績超越他人，將原本5,000字便足夠的功課，寫到8,000至10,000字，[7] 不過，香港學生的狀況也值得關注，許多香港中學生的願望是能夠考進大學，但近年來的大學畢業生數目增多，而「搶人才」政策也吸引了許多內地生來到香港爭奪學位，間接讓香港學生的深造之路再添障礙，學歷貶值的同時，又需要爭奪學位。[8] 這種「內捲」現象都不禁讓人選擇躺平的道路。

競爭令人累
在工作上，如不是從事護理或教育方面的工作，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點都在20,000元或以下。[9] 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以「當屋企人問你唔返工唔悶咩」為題發帖文，發文者指自己23歲，大學畢業一年，先後做過兩份全職工作，但因為薪金低，工作量太大而轉為兼職。他問網民這樣做是否有問題，雖然薪金低一半，但自己的時間可以更加彈性，自己也有一些積蓄，生活也不太拮据。當家人問他無聊與否時，他想到可以睡覺至自然醒、煮飯、看電影、做運動，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實在不會覺得無聊。[10] 筆者亦問過一個剛剛上大學的友人為何選擇躺平，他認為這樣做可以有更多的「me time」（屬於自己的時間），雖然他還未投身社會，仍然在學，但他和先前那位剛畢業的網民都有相同的想法，想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許對他們而言，若然人生只有工作或學習，同時又要不斷與他人競爭，會令他們覺得失去了自己。

最後，當我們思想到香港的工作模式與教育制度產生的問題，也不難理解有人會選擇躺平的生活。香港青年早在小學要爭奪高banding（所屬成績派位組別）的中學；中三時要與人競爭選修科，若然被分配到沒有興趣的科目，只能減掉一科或在沒有興趣的科目中再「過渡」三年；到中六時，需要與人競爭大學學位，同時有些讀書不太有天份的人是註定要「陪跑」；有幸大學畢業，卻因學歷貶值，起薪點低，深造時卻又要與內地生一同爭奪碩士學位；就算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每天的時間只有小部份是屬於自己的，生活只剩下工作；到真的考慮「低動力」生活，但也需要有本錢躺平，沒有本錢，連想躺平這個選項也沒有。一位香港學生的成長，是需要通過重重的競爭，這種勞累實在不難想像，它不但會讓人想躺平過活，甚至可能令人無法尋找人生的意義，所以有人會選擇躺平、半躺平或斜槓的方式來生活。年輕人面對最真實的社會問題，要改變的，或許應該是整個社會的政策和教育制度。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早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了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或功利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例如身體可以成為賣弄性感的資本。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物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也沒有人留意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異質性」的他人，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不惜透過裸露、展示自己身體來達到這個目的。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露胸」也只是基本。「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在參加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獲勝，而是需要裸露得色情化才能引人注目，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他者」的缺席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現象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社交媒體當中，若然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點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意欲去探討，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當中毫無內涵。在網上，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在社交媒體之中。在社交媒體中，主播、網紅的影片有如洪流，人們會以展現多少「性感資本」來決定誰的影片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性感的身體。

「身體」的缺席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人工智能（AI）技術出現，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的深度偽造影片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該技術被迫淪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使她們受到傷害。[5] 早前更有一宗裸聊騙案發生，事主雖然沒有向其他人裸露身體，但騙徒入侵了他的手機，並將他的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中，然後勒索他。[6] 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對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如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他者的缺席」、「身體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真實的人不再需要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裡。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這項科技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的提示指令（prompt）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會過濾提示指令中的字眼，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會過濾字詞，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現時是不受法律保護的，而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不過它看起來卻是非常真實，甚至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2023年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7]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自己身體的人，沒有人會去了解他們的內心、情感，他們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才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原來沒有人為自己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即使在社交媒體中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加上AI的出現，令色情更加氾濫，它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也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本文原載於第150期〔2023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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