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社會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2.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3.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本書由台灣教育工作者李崇建所著，他是一個致力於推廣家庭治療大師薩提爾的心理學理論，以及將其實踐於對話中的人，他認為這種對話能夠了解自己，亦能與他人建立深刻的連結。他認為，要實踐冰山理論的對話方式，其中不僅需要學習技巧，更需要持續地自我覺察，並且內化的過程，也是一種生命的態度，因為進入自己內心，是進入他人內在的最快途徑。

作者的論述主要建立在薩提爾的冰山理論之上，如果對於心理學或輔導學略有認識的話，應該不會陌生。該理論指出，人類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下所隱藏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內在結構，由淺入深包括：感受、感受的感受、觀點、期待、渴望、以及最深處的自我。通常人的反應往往停留在表面行為，真正有效的溝通，是潛到水面下探索真正核心的問題。

作者認為「好奇」是一個好的對話的開始，讓對話的一方能專注，也能讓對話者有方向，基本對話方式如下：

1. 呼喚名字、或者稱謂，並且可以停頓，
2. 從對方能感興趣，可以回應的話題作切入點，然後主動從事件中提問。
3. 可以重複對方上一句的尾句，有緩和與積極聆聽的效果。
4. 整理對方的敘述，組織成簡單敘述。
5. 避免使用「為什麼」，可以用「你還好嗎？」、「發生什麼事了？」、「怎麼啦？」、「我很好奇……」等等。
6. 當牽涉到規則，可引導孩子負責任，善於運用「怎麼辦呢？」。

其核心在於不帶批判的提問、停頓與傾聽，目的是為了引導對方釐清自身內在狀態。這種方式，並非是為了「說服」或「改變」對方，而是建立真實的連結。

這本書除了講述理論，亦有實際操作的教學，作者一再強調：在與他人進行有效對話之前，必須先具備與「自己」對話的能力，接納自己，才能有穩定的姿態去理解他人。對於親子教養、職場人際關係、伴侶之間的溝通的讀者而言，這本書的確值得一讀，有助建立更健康的人際互動模式。

早前，哲學界KOL、好青年荼毒室成員白水在社交媒體Threads上的言論引起廣泛討論。起因是有一名男網民在Threads中感嘆男性表達情感無人理會，認為女性相比之下很容易就能獲取關注度，白水卻留言指，女性所獲得的「關注」，其實是伴隨了很多騷擾，結論在於父權才是問題的來源，隨即遭到炎上。

本文無意糾纏於白水所講的父權理論的對與錯或是否切題，因為已經有不少人討論過了，亦有KOL製作了一段半小時的影片討論女權和父權等議題回應白水的言論。而筆者想要做的，便是要戳破這場戰爭背後的核心問題：哲學界KOL所造成的「知識霸權」，以及對社交媒體遊戲規則的無知。

第一個問題在於白水作為哲學界KOL的身份，擁有龐大的話語權與知識光環，這使得他的發言帶有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就是為何他的讚好數遠超於這名男網民的貼文，這種不對等關係即：男網民就算想要回應也需要表達得邏輯縝密，否則就會被「打臉」，從而進入了難以回應的困境。就如一位老師站在台上講課，人們很自然地就會認為台上的那位就在言說真理，說得批判一點，就是即使台上的人胡亂說話，也會顯得在提供知識（當然會有些人有很強的批判力），即使挑戰也會有所顧慮。此時，在Threads的空間中便構成一種「知識霸權」，甚至有機會為這位網民引來網絡欺凌的危機。

第二個問題在於白水似乎不太熟悉社交媒體規則。社交媒體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認真討論的地方，特別是Threads本來就是一個情緒化、慣於圍爐的場景。在一個尋求慰藉的場景中，白水用鬥慘的方式來淡化他人痛苦，被炎上也是預料中事，雖然白水的留言讚好數更多，而最後卻被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看出其轉移了焦點，事情才鬧得這樣大。簡單來說，一名男性在訴苦，另一人留言「女性更慘」時，必然遭到回聲室的反彈；同理，一名女性在訴苦，有人留言指「男性更慘」時，必然也遭到圍攻，只是碰巧作出留言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霸權，戰火才蔓延得較慢，否則亦不堪設想。

因此，在這些背景底下，白水猶如「說教」的姿態，不但讓那些男網民和他自己有可能陷入網絡欺凌，同時亦無助於推動性別議題的討論（可能他原本想討論），反而加深了一些網上的群眾對學術精英的厭惡。

書中每一個主題，都有著面對現代科技世界的處世智慧，讓人在煩囂的世界中停止內耗。它看似是一本需要短時間內追看的書，但其實當中的內容卻是每個主題一頁起兩頁止，可以方便一些難以集中看書數小時的人，嚴格來說，每天看一兩個主題也是可以的，因為當中沒有故事和行文脈絡的連貫性。它雖然像心靈雞湯，但實際上又不是純粹安慰自己且令人過目即忘的心靈日誌，而是附帶行動且讓人感到深刻，並有明顯心理學支持的生活智慧（可能作者無意有心理學的推演）。

不少青少年經常以「秒回」作為對方是否真正在意自己，又或自己是否在意對方的準則；又以自己是否得知社交圈子發生的事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令個人開始變得「敏感」。書中指出，我們不需要過於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給自己施加壓力，也需要懂得分辨批評是否具建設性，社交媒體的內容是否只是八卦，別人的負面情緒也不必照單全收。如此，省下來的能量能夠去愛真正值得愛的人，例如父母等等。

其中一個主題教導我們去分辨「自己無能為力的事」以及「自己能控制的事」，就如傳道書一早提醒我們，人之所以覺得「虛空」，就是因為經常想要抓緊自己根本無能為力的事，而著名的「尼布爾禱文」（Serenity Prayer）亦有著這種智慧。故此，分辨到後，能否接受有些事情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就是一生需要努力的功課了。

最後一個大主題，就是要學懂資訊的斷捨離，簡單來說就是懂得安靜獨處。因為現代人手機不離身，來自社交媒體的刺激源源不絕，「無所事事」便顯得可貴，書中教導我們，找些時間放下手機、不看新聞、不回訊息，其實就是讓大腦休息恢復平靜的保養方式。例如嘗試讓自己「無所事事」，多做「自我覺察」等等，人的確需要安靜讓自己有與神獨處的時間。

雖然這本書是以一些佛學智慧來講述處世之道，但其中的道理和智慧在我們的基督信仰中亦能有著不少的反思，甚至能夠言說一些聖經中的真理。

人工智能現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展當中，如此方便的工具，也使不少院校擔憂學術誠信的問題。雖然有些老師或教授也認為自己能辨認AI作品，並且各大專院校都會有檢測功課是否有抄襲或使用AI等的軟件，但是否就代表一定準確呢？在如此強勁的AI發展下，能模仿使用者的行文表達似乎不是一件難事。而先前更有新聞指出一份博士論文引用了一份由AI創作的不存在文獻，也反映連準博士亦不尊重學術；又有多少的高材生是熱愛學術才作學術研究？恐怕寥寥可數。適逢學期的開初，都有些學生自嘲說：「這個學期又要開始製作學術垃圾了！」如此，到底做學術是否需要熱誠？還只是讓人因著學位，而自得其樂的工具？

相信在現今世代探討學術熱誠實在是一件難事，因為我們在教育中能夠輕易獲取許多基本常識，也許相比探索知識，專注於社交媒體可能更有熱誠。話雖如此，筆者看過一套動漫《地。－關於地球的運動－》[1]（下稱《地》）後，開始反思學術熱誠這個課題。《地》用了日語讀音的三種譯法：「地」、「知」和「血」，這三個字恰好能夠表達當時的人在求知的背景，由此深深感受到我們今天稱為「Common sense」的知識，是由一群不惜付上代價追求真理的人換取過來的。

這套動漫的故事背景在15世紀的歐洲，當其時教會視「地心說」為不可動搖的權威，一切反對或因質疑而去研究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故事不同於傳統只有一位主角的敘事方式，而是一眾對知識追尋者之間的傳承，他們在這種充滿逼迫的氛圍下，堅持對真理的熱愛，筆者引出其中一些反思。

對知識產生熱誠的向度

人之所有對某些知識有熱誠，源自於個人對經驗世界的好奇和感動而提出問題。雖然《地》看似描述以往宗教對於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一個反宗教題材的創作，但其實不然。當中的主角們之所以有勇氣並用盡努力去追尋真理，是因為當他們仰望星空，有種從心發出的「感動」與好奇心驅動著他們，這種感動出於看見世界美麗且具邏輯性的創造。第一位出現的主角拉斐爾是一位天才學生，當老師問他將來的進修導向時，他回答了「正確」答案，就是去讀神學，但心中卻想要讀天文學，最後亦因為堅持研究天文學而自己執行喝毒酒的死刑。他死前如此說：「我並不是因為它是真理才去相信，而是因為它很美，所以我才相信它是真理。」

這種說法已經顛覆了理性主義哲學家René Descartes開啟的所有知識必先建基於絕對真理的科學研究方法，取而代之就是以感性的角度來看待知識：因著感動而開始探求真理到底是甚麼。這種熱誠與感動就如存在主義哲學家Viktor Frankl在其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所言：生命的意義並非憑空地創造出來，而在世界中發現出來。[2]即是說，「感動」是因被看見的經驗世界所觸動，亦有人會不惜一切對這份震撼的「感動」作出回應。當望著天空，從心而發地提問：「其實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地球正在轉動？」時，那種感覺猶如震動著心臟。

當求知精神源於感動時，傳承亦是所望之事。《地》故事中首幾位主角都不約而同地找到埋在山上有關「地動說」的研究資料，亦在自己將被異端審問官搜查到時，希望有人繼承自己的研究。拉斐爾在被抓後，便笑著對著審問官說：「這股感動會如瘟疫般擴散增長，連其宿主都無法控制……以這死，來換這感動的生。」他明確地指出，擁有感動的不可能只有一人，一個人的死並不代表甚麼，總有人拾起這份感動來傳承下去。可惜的是，故事進展到最後，數位主角盡了力氣將埋在山上的箱子的內容用各種方法出版，但始終無辦法由學者繼承，但在故事的最後一幕，畫面便是最後一位主角阿爾伯特在上學的途中偶然聽見有人在說「關於地球的運動」這個概念，他便一路走一路若有所思的，頭頂上出現一顆問號，故事就結束。筆者認為這是非常精彩的描畫，這代表著，即使沒有任何可繼承的資料，始終有人因為偶然的聽見或看到星空的「美」而繼承了這份感動，這是任何人都殺不死的感動。

面對求知的熱誠，不是有感動便確信自己所知道或研究的就是真理，而是認為是真理的同時，仍然認為自己有錯的可能性。主角巴德尼曾經想要將箱中的東西和相關知識佔為己有，同時亦非常自大地認為自己所研究的「地動說」一定是最正確的，認為研究如果不完美的話就毫無意義了；但另一位主角奧克茲則反駁巴德尼的自大，認為知識就是允許「出錯」的，有出錯的可能，就仍有可以探索的感動。這裡亦回應了蘇格拉底著名的說話：「承認自己無知」。

不同的知識有著不同的感動，就如基督徒讀神學，必然需要因著對上帝有著無限的渴求才產生的求知慾，例如會問：「如何更好地牧養青少年群體？」、「講道如何能夠更好地傳達上帝的話？」、「如何用信仰回應時代？」等等。神學生必須要全人投入，對神學充滿熱誠。這份熱誠來自與十架基督的相遇，不是為了自我滿足和自我肯定。[3]其實就是在說，讀神學的人也是追求知識的人，不應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聖經知識有多厲害、講道有多吸引，而是認真地從事神學工作。

《地》的故事充滿悲劇，但卻非常精妙地結合了科學、哲學等範疇來討論人在充滿求知慾下的知識和學術的熱誠。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如書名所表達，這本書主要講述日本少女的歷史與現今一些動漫文化之間的關係。雖然書名同時寫著「哲學筆記」，甚至其中是以「流行文化研究」的方式來書寫，但其實也可以以閱讀歷史書的角度來看少女歷史，其中亦非常有趣。

「少女」一詞，乍看之下就是與年齡有關，即會聯想到可能在12-18歲之間的女孩子就名為少女。但其實「少女」是日本的產物，而她們並不以年齡來區分，乃是以求學階段來區分。因為在早期的日本社會中，女性由出生已被命定需要成為「女人」，而「女人」則需要遵從父權社會中的規範，畢業後便有被安排的婚姻。而求學階段中的「少女」，則是有數年的時間不需要思考有關自己未來如何被剝削，在有限的時間中，盡享「自由身」。因此，這一群的「少女」在其仍然自由的時間中，在明治時期便發展了許多「少女文學」，也得知這班「少女」在求學期間對於活在當下的嚮往以及未來畢業要進入傳統體系的悲傷與不捨。

在作為「少女」這個像是與世隔絕的時空當中的經歷，也造就了現時動漫中所展示的女孩子。一般在動漫中描畫正在求學的少女時，校園生活總是非常充實美好，甚少描繪畢業後的狀況，「畢業」彷彿就是少女「死亡」的時間，特別少女歷史中的女子學校。這樣顯得少女的校園生活尤其重要，甚至發展出不少同性之間的愛與情誼，也可以看見環境或朋輩容易影響青少年的成長與性格塑造。

當然，歷史時期有其價值觀的取向，以了解歷史的角度來看，書中亦有提及大量與「少女」相關的日本歷史資源，例如關於早期日本的婚姻文化、羞恥文化等等，相信能夠使讀者對於日本「少女」與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就香煙的影響，相信不少人都會認為，最令人討厭的便是常常在路上無意中吸入「火車頭」的二手煙。而可惜的是，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從來未為「火車頭」一事提出相關控煙措施，而只是在避重就輕地控煙，就如早前「控煙十招」中，除了禁止輪候時的吸煙行為以及擴大禁煙區至一些公眾場所外，其他招數似乎難以看得出會有甚麼實際成效。其實有關「火車頭」的控訴已經有著很長的一段時間，而現任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李力綱在兩年前竟指出因為無法定義「步行」，故此無法規管「火車頭」，相信不少市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港大在半年前的一項調查中指出，幾乎九成受訪者支持擴大吸煙區以及支持禁止火車頭，禁止火車頭的受訪者當中更有六成受訪者為煙民，其實亦代表著市民仍然長期受到「火車頭」的影響。就此，早前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建議將煙草稅提高至75%，然後再按年增加5%，他們認為提高煙草稅有效降低香港整體吸煙率。

雖然在數字上，吸煙率由2021年至2023年間降低了0.4%，但卻不能完全代表是與煙草稅有關。而唯一確定一定相關的就是，大部份市民仍然受到二手煙的影響，一些相關措施與條例竟仍優先解決吸煙率的數字以及煙草稅是否被私煙所影響的問題。有議員在討論煙草條例時，更指出可能影響其他人到訪香港的意欲，可見議員與相關部門似乎看重庫房多於大部份市民關注的即時能夠減少吸入二手煙的問題。其實有關如何控煙，海外已有非常多既不需全面禁煙，又可減少普遍市民受到二手煙的影響的可行措施可以仿效，更是老生常談。這一系列的控煙「招數」只會顯示政府不是以民為本。

參考資料：

〈港大調查指九成人支持禁「火車頭」 包括六成煙民〉。《明報》。2026年1月14日。

多年來，社交媒體持續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不僅涉及成癮，也包含私隱暴露、自戀心理、同溫層餵養及個體間的「內捲」。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精準地批評︰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主體向自我發動精神戰爭，使人陷入倦怠。諷刺的是這種倦怠是主體主動且允許的。[1]

人們主動地在社交媒體上暴露自我，試圖展示自己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博取關注，總是思索如何暴露更多，也因此變得「透明」。這種競爭帶來如同工作般的「內捲」，弔詭的是：人們好像知道其他人很多事，但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自我督促的行動，可以說是「仲忙過返工」。[2]對於性的描述，亦因這種「透明」而變得更加赤裸，性的直白，也使「情色」變成「色情」，身體被自我消費，變成獲得流量的資本。最可悲的是，當事者對此種自我剝削完全知情。[3]韓炳哲對於網絡文化的批判，筆者認為稱之為當代的「真實寫照」也不為過。

其實坊間已有不少調查報告顯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情緒反而變得更差，甚至出現腦部功能退化的現象。本社過往的文章曾經討論過，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造成了人們的前額葉功能缺失，也就是如今流行的說法「腦腐」。[4]除了人被一種「自主又不自主」的驅動力驅使觀看短視頻外，亦有不少青少年因為經常留意社交媒體，而導致憂鬱與自戀。筆者認識一名大學生，他向我訴說煩惱，指其經常在Instagram中留意朋友的動向，總覺得他人的生活比自己美好而感到失落。他陷入了一種矛盾︰既不想看到，卻又會主動去看；同時，為了證明自己的生活也同樣美好而陷入「內捲」，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展露自己。及後，筆者建議他先刪除該社交媒體，看看會有甚麼變化，但他卻陷入了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困境，害怕自己一失去社交媒體，就好像會錯失很多資訊，與世隔絕一樣。[5]不過，在筆者再三建議下，他嘗試停用了半個月的社交媒體，發覺自己停止了內耗，不再勉強與他人比較。以上種種狀況，正是社交媒體侵蝕個體空間、強迫透明與網絡文化所構築的一種焦慮，使人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Threads對於社交媒體生態的轉變

社交媒體Threads面世至今有兩年多，這段時間，它徹底改變了社交媒體的固有形態。其使用方式與演算法的運作，都與以往的平台有很大的分別，像是集合了不同社交媒體與論壇元素而成的產物。然而，這種嶄新的社交媒體體驗，卻也直接增加了網絡成癮與網絡欺凌問題的嚴重性。

Threads是由Instagram延伸而成，可謂其副產品。看似操作相近，實質兩者在用法上大有不同。不少人在Threads剛面世時，便已察覺異樣，明顯感受到其中充斥較多極端言論，以及在演算法機制上的差異。如果日常中有使用Threads的習慣，就會深深感受到它的演算法並非基於「社交關係」，而是根據「興趣」。傳統社交媒體傾向推送好友的貼文，或一些廣告，Threads卻以興趣偏好為優先。即是說，就算使用者沒有追隨者（followers）或社交圈，也可以因為發佈具爭議性的貼文，而獲得數萬個Like。

心水清的話，不難發現Threads的出現，似乎加劇了以往社交媒體所產生的焦慮。著名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成名」一詞如此誘人，彷佛喚起了一種渴望成名的動力，如韓炳哲所言：「我們被某種持續不斷的表演慾所驅使，正處於一個令人疲累和困乏的時代。」[6]當然，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得爆紅機會的同時，亦更容易暴露於網絡欺凌的風險之中。

筆者在與朋友交談中，便深切感受到Threads的影響力。當談及一些未知的資訊時，他們會說：「看Threads可能有答案」；或說：「要持續關注某些事情，可以看Threads」。例如在早前的火災時期，Threads確實發揮了效用，不少熱心人士透過它，即時關注災場是否需要義工。然而，當人們過度關注的時候，情緒也隨之受到影響。社交媒體的發展，似乎正處於一種不斷失控的狀態之中。

人生總有很多意外和困境，擺在我們眼前的往往有許多令人傷心、失意和憂慮的事情。惟有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甚至改變視線，我們才能在令人失落的處境中找到突破。

大埔宏福苑突如其來的驚天火災，不單令當中的居民悲痛，全港市民的情緒亦深深被牽動。雖然理性上大家都明白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能長期停留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但有些事是不會自然發生的，需要我們自身和他者的力量。今期《燭光》訪問了大埔區的教牧，分享在當日及未來如何關心災民和區內的需要；此外亦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分享如何協助那些連親友遺體亦無法確認的災民渡過困境和失落。

除了災民要超越眼前所見之外，所有人在日常生活其實同樣需要，例如我們每日接觸的新聞資訊和社交媒體許多真假難辨，需要我們花點心力去求證，否則很容易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此外，失控的社交媒體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不自覺的習慣，大家必須看深一點，否則難以抽身。做父母的亦很容易被子女眼前的功課和考試弄得頭昏腦脹，有時看深一點，改變一些方法，便可以為雙方帶來新的動力。

最後，教會群體亦須學會超越眼前。雖然較早前立法會否決了海外註冊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的制度，不少人對年青一代能否持守信仰價值感到悲觀，卻忽略了西方同運面對的反彈，以及讓會眾更深入認識此議題的逼切性。至於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在不少教會仍未得到重視，作為教會的領袖若不改變視線，恐怕更難維護備受衝擊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不能不察。

不同的藝人在幕前會被塑造成不同的「公眾人設」（public persona），這像在幕前面對公眾時戴著面具去演出、回應事件，而工作亦往往與這個人設相關。坊間的男、女神很多時會以完美體態，配上「清純」、「善良」、「專一」、又或是「性感」、「反叛」、「才華」等不同形象。

由於「人設」是可供人們幻想與消費，偶像的演出、歌曲作品很多時都要與人設相符，經理人或電視台可能會為男、女神安放一個「A0牌坊」，即Available（現在沒拍拖，可供追求）及拍拖經驗為「零」，代表極為「純潔」的人設。

近日有位以A0少女、純潔無瑕為「人設」的女星，錯誤地把自己與另一男星的親臉照上載於社交平台。她雖很快便把它移除，但仍被人擷取畫面並廣傳，結果上了娛樂新聞。當事人向媒體表示，相片是因為在派對上玩遊戲輸了才被拍下的，只是一場誤會。後來，一些網絡及社交平台再流出一些此女星在中學時期與男友的親密照，據報道稱是她的中學同學發放出來的，目的是想揭穿這位女藝人的「A0」神話，讓其人設崩塌。

筆者不認識這位女星，真相只有當事人、她的家人及舊同學才知道。然而，站在觀眾的角度，藝人的真實生活與公眾人設不一致，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娛樂圈的本質是提供娛樂，與其關注藝人過去的歷史與私生活，不如實際地欣賞他們的歌唱才華與演技，其他則不必有太多的幻想或強求，亦無需深究。

這次事件提醒我們：對社交平台的使用，請務必小心謹慎。首先不要把親密照上載並公開，讓任何人都能瀏覽下載。試想，今天被人截圖，雖然看似暫時沒事，但不代表多年後當你的身份改變時，相片若被翻出來，到時不會影響你。最後，在AI世代，我們也實在難以分辨公開的照片是否被偽造或生成出來。

網絡世界實在複雜，要自保，最終亦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拍、不上載。對於習慣在網上分享的網民，大家能做到嗎？

一般而言，一個人之所以會說出某些話，必然有其置身的處境（context）、思考模式以及世界觀（world view），然而我們容易抽離這些元素來批評他人說這些話的原意與字面意思，這當中很可能牽涉到對某些人的偏見（bias），所謂斷章取義或者稻草人謬誤就是這樣出現。

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後，一些網上新聞報道貼文指當時火勢已受控，貼文中也有不少的留言表達：「感謝主！」，相信留言的人是因為形勢好轉而發出這句說話。不過，正因這句「感謝主！」，便惹起一些人的憤怒，甚至在社交媒體Threads中發出貼文指責留言者不但未有感謝努力了一整晚的消防員，反而感謝那位「全能」、且有能力阻止災害卻袖手旁觀的「主」，發文者更揚言如果有這樣的「主」，寧願跟隨撒旦下到地獄去。

在香港的文化處境下，基督教容易遭受抗拒，除了主張一神論（被視為不包容），更會因為聯想到「這是神的考驗！」而嘲笑基督徒，當然這是基督徒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如果當下根本沒有人說過這話，卻在想像中加入這句說話，這顯然是一種對香港基督教的偏見。

事實上，這句說話並不是不能對自己說，但如果是公開為自己的行為或世界的災難作解釋，這顯然是錯誤的。不少輔導學告訴我們，「為何這次災難會出現？」等問題，其核心不在於「問」，而是對於無情的災難作出的控訴，不需強行提出解釋，否則不但未能安慰他人，更有機會激發他人的憤怒。

「感謝主」（Thank God）在歐美文化中實在為一句普通不過的感恩句子，卻在偏見之下被曲解為「只感謝神，沒有感謝其他人」的不負責任說話。從這位申訴者貼文中的留言可以看見，其實不少人也認為因火災的情況好轉而發自內心感謝主，並無不妥。

雖然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仍刻意為無傷大雅的小事來挑起其他人的情緒實在不智（為何一些教會迅速的應對和開放場地，卻沒有人提起？），但這樣也讓基督徒反思。如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提醒我們，不要去強迫他人接受他未曾問過的問題的答案。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認為，基督徒的回應應該要如同基督一樣，參與現世的苦難，以「負責任」的行動作出回應，行動勝於任何說話。

今年暑假尾至開學初，有兩個星期，筆者長時間留在「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作交流（全職工作時間），可謂是深入「協會」，從中了解他們的服侍工作。因為想在這段時間體驗最多的事工，我幾乎每天都塞滿行程，協會不少同工都不約而同地問：「這麼多事工要參與，有時更要在凌晨探訪露宿者，你不感到辛苦嗎？」而分配工作給我的同工更說：「這樣安排會不會對你太嚴苛？」每次筆者總是笑著回答：「是辛苦的，但這些辛苦會有完結的一天。來這裡體驗就像去旅行，將行程塞滿才充實。」雖然這兩星期的確有些疲倦，但收穫卻是非常多，這些服侍無家者的經驗，對於筆者來說，更是十分寶貴。

耶穌親自觸摸痲瘋病人

協會整體的服侍氛圍，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讓我回想起《聖經》中，耶穌遇見痲瘋病人的那個故事：在馬可福音第一章，耶穌親自觸摸那些在當時「不可被觸摸的人」，這些人被社會所撇棄、被視為不潔，故此不會有人主動接觸他們，更何況是觸摸。協會的工作，就如仿效耶穌去接觸痲瘋病人一樣，接觸那些被社會定義為無用之人、一群被撇棄的人，並且親手觸摸他們。

筆者記得第一天到協會服侍的那個晚上，隨同工去探訪「惡劣居所」，即是那些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居住空間。以往在教會和其他機構做服務時，我也曾經探訪過「劏房」戶，以為自己都大概知道是什麼狀況，但這晚的探訪，卻是超出我所想像的。若要具體形容，可說是日本膠囊旅館式的板間房，每個人只有一張床的空間，由於沒有任何可儲物的地方，所以所有佔據空間的物品，只能往上發展。這些居住環境，比起「劏房」或「板間房」更加惡劣。當我看到眼前這些所謂「房間」時，心中頓時感到憤怒：「這根本就是結構性的惡！」

我們此行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替住客維修電視機，期間需要爬入其中一個衛生環境欠佳，甚至有著不少「味道」的「膠囊」去檢查電視天線、電源等有否接駁不良。只見同工二話不說，直接「捐」進去了，這一刻，耶穌遇見痲瘋病人的故事就在筆者腦海浮現出來。當同工表示，無法得知電視為何損壞時，筆者也鼓起勇氣嘗試前往查看原因，這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寶貴的學習。

被記住的人

除了探訪惡劣居所，筆者亦曾隨同工參與探訪露宿者，以及協會所建立的無牆教會。當中深刻的是，同工們會以各種方式記住每一位老友記的名字與背景，因為老友記需要「被記得」，才願意和探訪者建立關係，同工才有機會把他們帶到神的跟前。

同工在每次探訪前，都會先預備平面圖，當中寫下了每個單位/房間住戶的姓名，那到達時便能說出他們的名字；探訪露宿者時，同工亦會記住老友記們的名字，當遇見新的老友記時，又會寫下他們的名字和出現地點。一個人如何感受到被記住，不是對方能認得出自己的樣貌，而是自己的名字被呼叫，自己的事情也被記住。

協會的地舖「有家」是老友記們的聚會點，經常有不少老友記會來到這裡，他們被認識、被聆聽、有一個分享的空間，這是作為人應有的尊嚴。筆者雖然非常「I」（Introversion,內向），心裡有千萬個不願意主動發起談話，但這個地方，卻令我願意嘗試了解別人，看似我去了解他們，其實也是筆者學習怎樣去作主動的難得機會。事實上，不少老友記亦很願意分享自己的人生，只有進入一個人的故事，才能真正了解一個人。

信仰的連結

筆者觀察到，協會許多探訪活動，都由敬拜開始，所有事工的最終目標，都在於引領老友記歸主並重投社會。我深深感受到，同工們的內心，有著從神而來的火熱，委實少一點熱忱，也難以維持這些服侍。而每次探訪結束後，同工們都會檢討和祈禱，這種對信仰的認真態度，很值得我學習和嚮往。

雖然仍有很多服侍體驗想分享，例如陪診丶維修班、書法班、查經班、崇拜、糖水會等，但礙於篇幅有限，難以一一盡錄。但總的來說，這兩個星期「試工」，讓我認識了許多人和事。最驚訝的是，原本以為投身這類服侍的同工，都是「E」人（Extraversion,外向），卻沒想過，原來很多同工都是「I」人，我相信，如果背後沒有上帝，實在難以成事！

利申︰筆者已加入成為協會週六敬拜隊樂手！

人工智能的威力之所以如此強大，因著背後被灌入龐大數據作為訓練，及不斷作出深度學習及改進，製作出的相片或短片也愈來愈逼真。Open AI 的ChatGPT 一鳴驚人，該公司的Sora 於2024年2月發佈，用家只需要用文字輸入，就可以生成仿真度極高的影片。當筆者於學校講及AI倫理相關的講座裡向學生播放真片及AI生成片時，很多學生都已經無法分辨。

今年10月，最新推出的Sora 2 更加強了短影音媒體功能，能同步與影片生成對話與音效、動作連貫度提升，並有全新社交App用於分享及二次創作，比起上一版本，無論在品質、一致性和多媒體能力上更勝一籌。果然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社交平台的生成式影片爆炸性增長，導致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充斥著虛假內容，儘管生成式影片原本有浮水印等防護措施，但亦輕易就能被其他軟件移除。

正因為製作虛假內容的便利性提高，沒有標記，平台亦難以偵測，有專家亦因此警告，數位媒體信任會崩潰。生成的虛假影片如能引起網民產生情緒，就可引起社交媒體快速傳播。當人們愈花時間尋找短片破綻，社交平台的演算法亦愈會以為用戶喜歡看這些片，而推送更多這類影片，其長期後果可能是網民會對媒體發放的所有影片，更可能如「狼來了」故事一樣，無論真假都會普遍不相信，不單形成「真假之爭」，更損害媒體的信任度，後患無窮。

參考資料：

〈AI年代：生成式影片潮爆發 真假之爭後患無窮 專家警告假影片氾濫 恐令人不再信真片〉。《明報》。2025年11月10日。

《倦怠社會》是哲學家韓炳哲最早期的暢銷作品，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現代社會的批判可謂是非常精準。他認為，現今社會是一個單向度的績效社會，這種追求績效的心態並不是從上層而來的直接剝削與催迫所造成，而是從一種過度正向思考所形成的自我剝削。他在書中指出，這種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與自由的感覺同時出現，也就是說，人以為自我的規訓是出於自己的自由，然後邁向進步，但其實都只是一些隱性控制（精神控制）。一言蔽之，就是人在新自由主義下，沒有辦法擁有真正的休息，從無止境的自我壓迫中，在心理上變得倦怠和過勞，從而產生憂鬱與無力感，韓氏形容這種狀態是一種「績效性暴力」。

概念看似複雜，但其實從日常的教會生活中也可以體現。教會中的事奉者過勞的問題，已經是老生常談，但這個情況為何會出現？即使是明知自己陷入疲勞，為何仍然無止境地催迫自己事奉？如果根據韓氏的說法，教會或自我造成了一種「停止事奉便會辜負上帝」的氛圍，身處於這種氛圍下，「追求績效」的自我壓迫便開始出現，會開始認為休息是辜負了上帝的恩典，無止境地催迫自己，變得好像正在「事奉」上帝，同時又充滿無力感。

身處效率至上的社會下，休息亦容易帶有「有效率的休息」的想法，韓氏對於「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的回應，大概便是「休息就是為了休息」。他認為「安息日」般的休息，就是主動「不做甚麼」才能使人有空間沉思、創作。事奉懂得休息，才能如詩篇四十六篇10節所述：「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人工智能Deepfake（深度偽造技術，下稱：深偽）的發展，能透過深度學習算法合成高度逼真的影像、聲音或影片，讓人難以分辨真偽。然而，技術愈加發展，它愈成為全球網絡詐騙及合成色情圖片的網絡欺凌工具，令更多受害者蒙受巨額損失、心理創傷和社會信任崩潰。

深偽原本被視為創新工具，能夠用於娛樂產業（如：電影特效、遊戲開發）、教育（結合VR技術來重現歷史場景）、娛樂（如：換臉應用程式）等。然而，在網海中卻有不少人濫用它來達到不良目的，如製造虛假新聞、政府宣傳、欺騙和個人騷擾等負面用途。雖然根據報告指出，2024年香港深偽詐騙事件增長比率（194%）比全球的四倍增幅為低，但增幅都接近兩倍。[1] 而2024年詐騙事件增幅最高五大行業的首兩位是交友（265%）及線上媒體（180%）；深偽欺詐類型佔今年所有企圖欺詐事件的 7%。[2]

冒充名人專家博取信任

不當使用深偽方式作為欺詐手段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騙取信任。騙徒製作虛假人物與受害人發展網上情緣，誘騙大額投資；又或是冒充名人、高層來取得別人的信任來達至騙財目的。去年就有一深偽技術的大型詐騙集團被偵破，騙款高達3.6億港元，他們以精心設計的「社交工程」配以深偽技術生成的虛假影像和聲音，從情感層面攻破受害者的防線。據報道稱無論是虛假的網上情緣、假扮加密貨幣投資專家，還是編創悲情故事來博取同情，集團成員透過詳細分工和專業訓練，使用深偽技術製作假聲、假人，其效果逼真得連專業人士都難分真假。此外，他們更配以團隊業績榜、聘請專人教授騙人心法和如何讓受害者同情、欺騙其情感，成功吸引大量本地及海外受害人墮進騙局。[3]

最近，中國央視新聞亦揭發有網上直播帶貨者以深偽技術假冒名人，包括奧運冠軍運動員全紅嬋，以她的聲音，稱自己為了「讓家裡的生活過得更好一點，將老家土雞蛋分享給粉絲們嚐嚐」，獲粉絲們大力支持，騙得了4.7萬的訂單，這不單是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權益，而且還涉嫌違法違規，冒充當事人而得到粉絲支持獲利。[4]內地有網絡專家稱，技術上只需要一段當事人清晰的語音樣本，任何名人、專家的聲音都可以被複製，在網上被打造成上萬粉絲的帳號，再為後續牟利鋪路，又或是被操縱說出攻擊者設定的內容。然而，在內地政府已明文列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務… 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等…的活動」[5]，明顯上述行為已屬違法。

生成虛假色情照成欺凌手段

另一種不當使用深偽工具就是製作合成色情圖片作為販售及網絡欺凌工具。深偽色情早已在2017年出現，早期的做法是運用AI科技把影星的樣子拼合到另一個身體上，大多為色情作品。由於牽涉到非自願及數量大幅增加，迫使色情網站及社交平台作出限制及禁止深偽色情內容。及後科技再於2019年發展到可將女性圖像生成出脫掉衣服的模樣，稱之為DeepNude（深度裸體）。

根據BBC新聞資料所指，美國網絡安全公司的研究發現：「2019年至2023年五年間，網上深偽影片增加了5.5倍，高達98%含色情內容，99%涉及女性」。[6] 現時這種科技已於網絡廣泛被利用於牟利、惡作劇、報復或欺凌的情況中。台灣2021年「小玉事件」，擁有逾8000名付費會員的「台灣網紅挖面」帳號，販售過百位名人的換臉色情片及性私密影像，最終加害者「小玉」被判罰入獄5年。而南韓去年亦爆出「Deepfake版N號房」事件，成員多達數十萬人，受害者為成員女性友人或是兒童、青少年，被製作及散播的合成性剝削影像逾2萬多部。[7]

在香港，雖然通過《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並訂立「窺淫罪」，窺淫、偷拍或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違者最高判監5年，而私密影像定義也包括經修改的影像，即「深偽色情」影像及影片。但法例當中亦有「法律黑洞」，最近香港大學法律系爆出「N號folder」事件，女學生上載於社交平台的相片被同系一名男同學取用並製成深偽色情影像，被該男生的同系女友在使用其電腦時發現，至少牽涉同系17名女同學。但由於相片只存放於該名男學生的電腦中，並沒有發佈，所以港大這頂級法律學府的學生自己也難以通過法律途徑去「維權」（維護她們對自己身體的私隱及自主權）。由於事件沒有窺淫罪中的「發佈」，與及沒有「起底罪」中的「披露」行為，該男生至今仍未被刑事檢控，現行法律或港大的規程都無法應對該男生的行為。最後，只在女學生向公眾交待事件後，校方就出了兩封警告信要加害者向受害人正式道歉及退出下學年的海外學術交流。

從上述的事件可見，深偽技術背後，香港還未有足夠的法例保障市民的肖像及聲音版權，亦未有像英國、韓國及台灣等地的法律，[8]能把偽造色情影像的製作行為列為刑事罪行以保護市民。大眾更不能掉以輕心，小心上載於社交媒體的相片，亦不應隨便相信所看、所聽的訊息，真假難測，誤信或亂傳，其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附加資料：

深偽的核心是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這是一種機器學習框架，包含兩個神經網絡：生成器（Generator）和辨識器（Discriminator）。生成器負責產生假內容，辨識器則試圖分辨真假。兩者透過競爭不斷優化，直到生成器產生的內容逼真到難以辨別。 這讓深偽能輕易操縱臉部、聲音或動作，生成高度逼真的虛假影像和語音，使人難以察覺，無論是相片或是影片，更換了相中、影片中人，使其看起來就像是頭像中人在行動，甚至可修改人的聲音，聽起來就是另一個人在說話。

詳細介紹可見另一文章：
人工智能換臉 Deepfake 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4%BA%BA%E5%B7%A5%E6%99%BA%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