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 週年研討會精華

當社會出現重大的災難，再加上電視不斷出現令人傷痛的畫面，以及社交平台洗版式的回應和街頭巷尾的議論，即使自己沒有親友受災情影響，一些人的情緒亦不易平復。也許這也是適當的機會，讓我們重新了解自己的情緒，以及懂得如何處理情緒。作者葛琳卡博士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主領過不少相關的講座，能夠將理論與實踐有效地結合。

首先，我們要明白情緒是與生俱來的，就算聖經亦向我們展示了神的情緒，耶穌的情緒反應也是圍繞著祂與人的關係，以及面對祂拯救世人的重任而起的，因此，情緒是人可以與神或人建立心靈關係的必要元素……情緒是一個統稱，包含了感受、情感和心情……情緒的感應往往比語言的資訊來得更快。

本書第9章論及〈情緒的關懷〉，是對所有想關心受災者的人士一個很好的提醒。作者提醒大家要避免跌入關懷情緒困擾者的陷阱，不要隨便給予一些忠告或勸勉，例如：「算啦，事情已經發生了，不如忘記它吧」，因為情緒是需要表達之後才會化解的，因此，這些勸勉並不會為受困者帶來真正的解脫，反而會令到受困者覺得別人不接納他們某些感受。關懷者因為恐怕困擾者情緒過分激動，所以不敢去認同他們的憤怒或悲哀，只是儘量勸他們不要太過激動，放開一些。當困擾者的情緒不被認同的時，便會更加質疑自己的感受是否過分或不恰當，而嘗試採取對方的忠告 ……這種關懷方式容易成為一個陷阱，使到關懷者及困擾者都覺得很挫敗和沮喪。

作者又提醒大家與情緒困擾者相處之道，包括：

• 要接納自己的負面情緒；
• 接納困擾者的情緒波動；
• 接納困擾者的狀況，以及
• 要有清晰的界線。

作為關懷者最理想的情況，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去問一些問題，幫助困擾者自己去找答案……尊重是整個關懷的核心概念……尊重會視困擾者為獨立個體，需要明白和了解他們的感受，接納他們與自己不同，學習去尊重他們的需要和決定，支持他們而不是改變他們。尊重帶來人與之間清晰的界線，不會造成倚賴或控制的關係，要對自己的生命和決定承擔後果，減少被傷害的經歷，建立互助互益的關係。

關心有需要的人是好事、是美事，不過，也需要有適當的方法，避免好心做壞事，當然，這又不表示要大家將關心的工作全部留給專業人士，其實關心不是靠高言大志，而是願意陪伴、聆聽和同行，有時一切盡在不言中。

英國有兩個因《哈利波特》而聞名的人物，分別是作者羅琳（J.K.Rowling），以及在同名電影中飾演「妙麗」一角的愛瑪華生（Emma Watson），兩人在過去幾年，在跨性別（LGBT）議題上針鋒相對，各不相讓，但最近愛瑪突然主動向羅琳釋出善意，卻被羅琳以千字文拒絕，文中除了諷刺愛瑪無知，更懷疑她之所以改變策略，是因為發現了跨性別主義已不合時宜。[1]

到底跨性別主義是否有轉向？我們嘗試就英國法院一宗判決了解一下。2025年4月16日，英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確立了《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中「女性」的法律定義應以生理性別為準。這宗案件始於2018年，當時蘇格蘭議會通過一項法案，旨在確保公共部門董事會的性別平衡，政府將跨性別者納入該法案中女性配額的計算，引起「蘇格蘭婦女聯盟」「For Women Scotland」（下稱該團體）不滿，對蘇格蘭政府提出訴訟。該團體認為關於性別的保護措施應只適用於生理女性，不應涵蓋持有「性別承認證書」（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 GRC）的跨性別人士。GRC是英國政府頒發的官方證書，承認持有人的性別認同並賦予法律效力。取得此證書後，跨性別人士可將包括出生證明書、結婚證書等法律文件上的性別資料更新為其認同的性別，從此，跨性別人士在法律上的一切權益，包括婚姻、社會福利、稅務等，都會以新性別為依歸。這宗案件歷經數次在蘇格蘭法院的審理後，最終被提交至倫敦的最高法院審理。

持GRC跨性別女性不可計入女性董事配額

這宗案件主要是要求最高法院釐清2010年所立的《平等法》正確解釋。該法適用於英格蘭、蘇格蘭與威爾斯，保障個人在多項特徵下免受歧視，包括「性別」與「變性」。最高法院裁決指出，《平等法》中「女性」與「性別」的定義，指的是「生理女性」與「生理性別」，而持有GRC的跨性別女性，其任命是不可計入性別平衡的目標——即董事會中50%非執行成員為女性。

法官認為，若依蘇格蘭政府的解釋，將產生兩個群體：持有GRC的跨性別人士及沒有GRC的生理女性。而誰擁有證書屬於個人隱私，旁人無權過問，以致無法明確區分這兩個群體，因此裁定，法律上「女性」的定義應以生理性別為依據。法官認為，擁有GRC的跨性別女性比生理女性有更多的權益，這對生理女性造成不公平，因此，判蘇格蘭政府敗訴。法官表示，跨性別者仍依法享有反歧視的保護，但強調「性別的概念是二元的」。

英國平等及人權委員會發佈臨時更新指南

判決出爐後，蘇格蘭政府要求英國平等及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EHRC） 根據最高法院的裁決盡快提出最新版官方指引。2025 年 4 月 25 日，EHRC隨即發佈了相關臨時更新指南，內容包括：

根據最高法院判決，2010 年通過的《平等法》所說的性別（sex）指的是生理性別，即：[2]

一)   女性是指生理女性或女孩（出生時是女性）；男性是指生理男性或男孩（出生時是男性）。

二)   「跨性別女性」（男跨女）即為生理男性，而「跨性別男性」為生理女性。

三)   僱主於工作場所必須提供足夠的單性別廁所，並在需要的地方設立單性別更衣室或單性別淋浴設施。

四)   面向公眾開放的營業場所不應允許「跨性別女性」（即生理男性）使用女廁等女性設施，也不應允許「跨性別男性」（即生理女性） 使用男性設施。若場所僅提供男女混合設施如男女混廁，則可能構成對女性的間接性別歧視。但若廁所、盥洗間或更衣室位於可上鎖的房間（而非隔間），且每次僅供一人使用，則男女均可使用。

五)   競技運動相關的單性別規範等，將另外於未來討論公布。

六)   關於學校：

1.     校方必須為 8 歲以上的男孩和女孩提供單性別廁所；

2.     校方必須為 11 歲以上的男孩和女孩提供單性別更衣室；

3.     蘇格蘭的學校必須設立單性別廁所。

4.     自認為跨女的男孩不被允許使用女孩的廁所或更衣室，同理，自認為跨男的女孩，也不被允許使用男孩的廁所或更衣室。

七)   關於組織

1.     25 人以上的組織，其成員資格可以僅限男性或女性，並且可以限制其成員同時具備兩項受保護的特徵。例如，可以只允許男同性戀者加入，也可以只允許女同性戀者加入；僅限女性或女同的組織不應接納跨性別女性（生理男性），僅限男性或男同的組織不應接納跨性別男性（生理女性）。

2.     在英國最高法院判決出爐後，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CA）率先決定將辦公室的洗手間和淋浴間改為單一性別設施，僅限同性員工使用，跨性別者則可使用無障礙洗手間。

3.     英國國民保健署協會（NHS Confederation）也悄悄撤回其允許跨性別者自選廁所和更衣室的指引。

另一邊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24年1月簽署行政命令，宣佈美國官方僅承認兩種性別：男性與女性。該命令指出，性別不可更改，並「根植於基本且不可否認的現實」。看來，英美等西方國家正在對LGBT性革命進行修正，回歸性別二元，由左走向右。

經常標榜要超英趕美的香港法院現正審理一宗跨性別的案件，由女變男的跨性別者K，要求法庭頒令《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可涵蓋跨性別者，讓他可以進入男廁。法庭裁定K勝訴，指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規例》第7和第10條違憲，律政司已提出上訴。香港採用普通法和衡平法，相信法庭在處理這宗跨性別的案件時也會參考英國的案例判決，就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香港的跨性別運動是會向左走抑或向右走。

參考德國真人秀Deutschlands Superhirn而製作的內地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主打腦力競賽，參加者都以爭奪「腦王」美譽為目標。自2014年播放至今，能進入12強的參賽選手，已是千挑萬選的聰敏人士，而歷年誕生的「腦王」，更是在不同的範疇，例如心算力、記憶力、推理力、觀察力、空間感……或是綜合能力，皆有十分超卓的表現。我們作為觀眾，有時連遊戲規則都聽不明白，但看見參賽者很多時只靠腦袋去定位及繪圖來完成賽事，也不禁讚嘆人類的大腦竟然可以如此神奇，潛能無限。

人腦確實非常神奇，結構異常複雜。雖然人的大腦平均重量只有一公斤多，當中六成為脂肪，但卻擁有近千億個神經元、與超過100萬億條神經有所連結，[1] 控制著我們的思維、記憶、情感、觸覺、視覺、呼吸、體溫、飢餓感，以及一切調節身體的生理進程。大腦與其延伸而出的脊髓共同構成了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2] 至於人類的小腦，主要是調節運動功能與控制平衡，包括協調步態、維持姿勢、調節肌張力，[3]並控制自主肌肉活動。腦幹則在小腦下方，協助身體的非自主動作。[4]

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跑不過獵豹、牙齒不及獅子銳利、沒有如鷹般的銳目、入水雖然能游，卻只是習泳的成果，即使是獲得28枚奧運獎牌的「飛魚」Michael Phelps，若要他與旗魚來一場比賽，相信也無法取勝。不過，人類卻能征服地上的生物，因為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東西——超強大腦。人類天生的技能敵不過其他生物，但只要腦袋比牠們優勝，便能操縱牠們。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地球的王者，運用其智慧發掘及使用地上的資源。然而，人類的腦袋當前正受到挑戰。

工業革命之前，動物是人類最佳的助手，狗能守門、貓能捉鼠、雞能準時啼叫，但後來，人類需要更多助手幫助發展經濟，於是，人類發明了機械，也漸漸遠離大自然，並投入城市建設及工廠生產。不過，聰明的人類又豈會只停留於「只按本子辦事」的機械發明，人類需要更多可以靈活變通的工具協助完成工作，因此，便研究出電腦來，它大大提升了人類的工作量及管理能力。然而，人類還是希望有更聰明、最好有像人類一樣可以思考的工具出現。最終，在大量科研人才嘔心瀝血研發之下，人類迎來了工業革命4.0。在〈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及〈誰搶走我們的天賦？〉這兩篇文章中，筆者先後從不同的面向提到AI及機械人搶去人類的天賦及工作，[5] 筆者想在本文強調的是，協助人類工作的AI工具，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ChatGPT、Claude、Gemini、Grok、DeepSeek，及Perplexity等，正在慢慢改變下一代人的大腦、學習態度，並衍生出其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提前發佈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將54名來自波士頓地區的18至39歲受試者分為三組，要求他們分別使用ChatGPT、Google，以及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撰寫多篇SAT應試作文。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儀記錄他們32個腦區的活動情況，發現在三組受試者中，ChatGPT使用者的大腦活躍度最低，且在「神經認知、語言表達和行為表現三個層面持續表現不佳」。在持續數月的實驗期間，ChatGPT使用者隨著寫作次數增加變得愈發懈怠，到研究後期，甚至經常直接複製貼上生成內容，該組受試者的執行控制能力與注意力投入水準普遍較低。另外，使用ChatGPT的小組提交的作文高度雷同，充斥著重複的表達方式和觀點，嚴重缺乏獨立思考，他們的作品被審閱的老師評為「缺乏靈魂」。[6]

研究的主要作者Nataliya Kosmyna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實際損害學習效果，對年輕用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她認為，亟需發佈這些發現以引起社會警惕，就是當人們為追求高效便捷而日益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時，可能會付上犧牲大腦長期發展的代價。由於Kosmyna為到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因此她在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且樣本規模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仍然選擇提前發佈研究結果。她擔心在等待研究評核的6至8個月期間，有政策制定者突然決定在幼稚園推廣GPT教學，那就絕對危險且有害，她強調「發育中的大腦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7]

事實上，也難怪Kosmyna擔心大型語言模型會阻礙大腦的成長，因為與使用大型語言模型的組別相比，使用Google搜尋的受試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和活躍的腦功能；至於僅靠大腦思考的小組，更顯示出最高的神經連接度，特別是與創意構思、記憶負荷及語義處理密切相關的alpha、theta和delta腦波波段。研究人員發現該組受試者專注度更高、求知慾更強，他們對自身作品表現出更強的主控意識與滿意度。[8]

雖然Kosmyna的研究還未通過正式的審核，但精神科醫生Zishan Khan博士從診斷兒童與青少年患者的臨床經驗證明了Kosmyna的研究。他指出，從精神病學角度觀察，過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心理和認知後果，這對大腦仍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尤為明顯，當孩子過度依賴人工智慧完成課業，那些幫助人獲取資訊和記憶事實，以及保持思維韌性的神經連接都會逐漸弱化。這正正應對了研究所提及：「你愈多使用人工智能，你實際的智力會愈差」。[9] 不單智力下降，亦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使用增加，認知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可能被削弱 。[10]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類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確可以提升人們的工作及生產效率，但卻削弱了其內在驅動力。[11] 不單如此，它還會奪去人們的工作成就感。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研究，在美國一家大型研發實驗室內引用AI工具，科學家在新產品創造上提升了17%，但卻有82%的使用者表達失去工作成就感，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已經無用。研究亦揭示，AI的「創意自動化」讓科學家花更多時間評估AI所提供的想法，而非去思考原創性的作品。[12]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的葦草」——這一句名言出自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原句的上下文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13] 他的意思顯然易見，如筆者上文提到，人與其他生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有一顆會思考的腦袋，如果人們習慣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所提供的便利及好處，不想運用自己的腦袋，那麼，如Pascal所言，人類的尊嚴何在？

這裡並非反對使用AI等工具，只是作為人類，尤其是新一代，在使用AI的時候，要留心AI對我們的決斷力、分析力、批判力或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人類若不想被AI操控，便得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當人願意用腦，學習新的東西，便能改變神經的連結，並且藉由生成新的神經元來重塑大腦，改善認知能力。[14]

神創造人有神的形象，昔日亞當在地上的生物中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幫手；今天人類也不要輕易把決策權交在AI手中，以免它們完成你的工作，代你思考、剝奪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你腦袋能力的機會。腦袋用得多，才會愈用愈有腦。

《大腦逆齡指南：頂尖神經科學家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長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

(Biohack Your Brain: How to Boost Cognitive Health, Performance & Power)

作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

譯者︰陳錦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腦部也需要保養，就如房屋一樣。同樣是30年樓齡的房屋，有保養和沒有保養，質素可以相差很遠，腦部亦如是。很多人都以為，人年老之後，記憶力衰退、認知力下降是常態，畢竟，每天都有腦細胞死去，再優秀的腦袋也難免出現問題，但本身是神經科學家的作者卻為我們帶來好消息。是的，人平均每天會喪失幾千個腦細胞，但原來，腦細胞也可隨著年齡持續增長，即使人到了八十多歲，只要透過運動、飲食、壓力調節、睡眠、營養補充，以及學習新事物，亦可刺激腦細胞新生。

再好的房屋，也不可能入住30年後才開始保養，腦部亦一樣。很多人自恃年輕，沒有看重自己的生活習慣，作者指出，有神經科學者認為，人的腦部是由出生一直發展到三十多歲才成熟，這意味著，期間的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都會影響腦部發展。簡言之，三十多歲前固然要通過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為腦部打好根基，但三十多歲後，也要持之以恆，藉著上述活動保養腦袋。

房屋出現問題可以維修，腦部出現問題，又是否有修復的餘地？作者以她的臨床經驗告訴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有些職業欖球員，在比賽時因為腦震盪而導致腦部受損，作者喜見當中有球員願意配合她的醫療方案，一段時間後腦部有所改善。即使是作者患有柏金遜症的父親，在其悉心治療下，在臨終前，仍可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些經驗，使作者更有信心，有些腦部問題是可以藉著生活習慣得以修復。

如何「保養」或「維修」腦部健康？作者提出有效方案，成本也不高，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願意，都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可以嘗試走不同的路回家、用非慣性的手寫字、以原型食物代替超加工食品、適當地飲水、學習新的生字，即使是每天一個也可以。作者開出的「藥方」，除關乎腦部需要的營養要素，也與增生神經元相關，她提醒大家，人類的腦袋需要新鮮的刺激才能愈發增生更多神經元。因此，向來拉小提琴的人，若想提升腦部能力，轉學相類近的中提琴，作用或不大，可能需要學習長笛才有效；至於運動，也不是所有運動都對腦部有益的，文中提及的欖球，便是其中一個有損的例子，所以在選擇運動時，要考慮其對腦部會否造成衝擊。

適當的運動，有助腦部維持健康，這是由於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供應大腦所需；不過，不愛運動或不適合運動的人士也不用擔心，作者提到有研究顯示，年長婦女每星期走路幾次，每次30至50分鐘，三個月內腦部的血流量也能增加15%。如果在大自然走路更好，這會有助減輕腦部的壓力。除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壓力也會損害腦部健康，故為了我們的腦袋，學習減輕壓力是需要的。

很喜歡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的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或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段說話，實在適用於任何一個大時代，尤其在今年9月之後。

今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美國猶他谷大學出席校園活動時，被一位不滿其言論的青年人槍殺。筆者不是要大家表態支持或反對柯克的立場。事實上，有人欣賞柯克帶領新一代美國人回歸基督教精神，他在大學校園設置其標誌性的「請證明我是錯的」（Prove Me Wrong）攤位，與同學進行辯論，其辯才出眾，知識淵博，尤其是敢說真話，獲得不少人支持；但反對他的人，則認為柯克帶有鮮明的政治、宗教、倫理立場，更幫助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是不可原諒，而且他到左派思想當道的大學辦活動，是「挑機」在先……

筆者在大學教書，每年為一年級生教的第一門「大學入門」課，就是討論「何謂大學」和「為何要有大學」。大學本來就是給不同學問、甚或對立的學者哲人，互相切磋、辯論砥礪、彼此激發、完善知識，甚至創新啟發的地方，這個由雅典學院起始的「相聚」，就是拉丁文大學Universitas一字的意思。[1]

柯克正正就在大學裡，實行求真辯論時被殺，叫人唏噓。道理本來就很簡單：請用真理與辯論說服我，或就由我說服你。若是大家仍有爭議，那就讓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今日世界竟退步至當人們無法用思想和語言戰勝別人時，就用子彈幹掉他，當中還竟然有人幸災樂禍！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社會，會變成這樣？

以惡小而為之？

為什麼以暴力對待言論，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認為，是當今意識形態當道（不論激進左派或右派都是帶有暴力主義的），也有指出，是近代社會踏入後現代主義，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促使我們的生活、文化、思想產生極大轉變所致。

誠然，今日社會，要說服人、感動人心，要的不是一個大道理，而是說好一個「故事」，敍述和分享成為了最有力和最感染人的溝通方式，亦由於感人的故事只著重個人感受、見解，不需要理性和客觀的討論，最終招致這個世代「真正的客觀」欠奉。法國社會學家福柯（Foucault） 甚至提出了「權力」、「真理」的概念：即你有權力，你就有真理。[2]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文化下，以往不容於主流思想的人和事，現在都可以在不同的群落或媒體中聚集，造成「團爐取暖」的效果。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又加劇這種現象的傳播。久而久之，很多原本在主流社會中「見不得人」的鬼主意或惡搞意念，很快就會因其「另類」而火紅起來，人人模仿。與此同時，互聯網又很喜歡將大家的意念「標籤化」，人們的意識和思想，好像要被強加分類歸邊，如是者，大家都在不停標籤人與被標籤之中無限流轉。

與標籤化同樣具威力的，就是把不喜歡的人和事「非人化」（Dehumanization）[3] 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 [4]：將一個人的人性去除，標籤為叫人討厭的物種，然後取花名、污名化，這樣，對之一切的攻擊，甚至惡行就會變得合理化很多。這些標籤、污名、煽情故事，看似隨機，其實很多都是KOL、FB、YT大神和 Influencer的精心傑作，是刻意對正演算法的 貼文。發生槍殺柯克事件的猶他州州長就曾表示，在過去五、六年，社交媒體在每一宗暗殺事件或企圖暗殺事件中都扮演着直接參與的角色。[5]

我們從小就學習「勿以惡小而為之」。邪惡的事，最初可能只是星星之火，大家不參與，就無法助燃，很快會冷卻熄滅。偏偏這個世代喜歡推崇「另類」，更在網上「圍爐」壯膽，鼓吹「做咗先講」，以為「以惡小而為之」，殊不知最終卻演變成「大惡」。

勿以善小而不為

想起了另一位剛離世、被視為靈長類動物行為學先驅的珍古德博士（Dame Jane Goodall），她以長期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社會與家庭行為而聞名。珍古德原先是一位秘書，沒有大學文憑，但自小已熱愛野生動物，這是由於童年時，父親給她送贈一隻名叫「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亦有家犬伴隨成長，因而啟發出研究動物的興趣。後來，在因緣際會下，珍古德到了非洲坦桑尼亞研究黑猩猩，且取得驚人突破，繼而讓劍橋大學直接收錄她攻讀博士，並畢生致力保育和研究工作。

珍古德不單透過用心觀察，理解到黑猩猩是一種有社會行為的動物，還近距離接近牠們，以致能辨認出每張臉，並為每隻黑猩猩取名字（以往科研者通常只用編號稱呼）。她的發現，更顛覆了人類對黑猩猩的認知：原來黑猩猩的智力很高，懂得製造工具來獵食；母子間有很親密的溝通；群落中會進行原始戰爭、獵殺同伴等。

這位「黑猩猩」之母，把童年已有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化成一生的目標——勿以善小而不為。正如珍古德數年前在香港大學分享時（其實她每次講座都會提及）所言，她和她的 Mr. H（她的猩猩吉祥物公仔）是「為大自然保育永不言倦的倡導者」（Tireless Advocate for Nature）。[6]

今天你又在堅持甚麼呢？勿以善小而不為，願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興旺！

界線有時很奇妙，有會令人不高興，但沒有又會令人忐忑不安。後現代是一個不喜歡有界線的年代，人都喜歡隨從自己的心意而改變一些規則，為了迎合自己的需要而「搬龍門」，從一個角度看是心意更新而變化，靈活地回應時代的變遷，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於是一些本來很清晰，毫不含糊的界線，如婚姻的界線、性別的界線、父母的界線都忽然之間模糊、甚至飄移起來。而在教養問題，一些「開明」的父母更認為不應該將上一代的規範強加於下一代身上，於是從小就給予他們很大的自由去決定自己的事情，卻忽略了成長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句魔法口號，更忘記了自律與自由是相輔相成的。

今期《燭光》想和大家從不同角度和範疇反思界線的問題，有人以為訂立界線等如僵化，限制了人的創意和發展，這是個美麗的誤會，因為界線其實也可以是一種保護，特別對於心智未成熟，人生經驗有限的兒童來說，在一些可能有嚴重後果的事情上，若不定下界線，其實和疏忽照顧沒有分別。至於進入青春期的年青人，不容討論的規矩雖然容易惹來反彈，但不代表毋須為他們訂立界線，問題只是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讓他們在逐步擴大的界線中找尋自己的路，更可在這互動的過程中加深彼此的了解和尊重，而對年青人、甚或成年人來說，其實適當的界線可減少不必要的衝突和誤會。不過，另一方面，有時能夠適當地突破一些界線，也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突破階級和社會地位的界限，讓我們看清楚大家都是上帝所愛的兒女，那管大家有錢無錢、有家無家。

究竟是時代塑造教會，還是教會塑造時代？這是令人十分唏噓的提問，因為理想和現實之間往往有很大的落差，雖然所有教會的領袖都應該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合一，但分裂和各有山頭似乎才是基督教的基因，教會和競爭激烈的商業機構有時看來沒有太大的分別，以香港一個小小的城市為例，卻竟有1300多間堂會、數以百計的基督教機構和超過20間神學院或培訓機構，資源的浪費、人才的分散、事工的重疊實在令人感慨。面對當前社會的變遷和壓力、經濟環境轉差、人才大量流失，也許是一個適合的時候讓一眾堂會、機構和神學院的領袖反思自己和其他主內群體的關係。

在10月29日重陽節當天，Oneness3.0在觀潮浸信會舉行，由於今年強調的是堂會與基督教和社福機構、神學院、以至商界的協作，作為基督教機構協會的副主席，筆者和明光社的同工都十分樂意參與籌備和出席當天的聚會。當天的內容十分豐富，但由於場地所限，出席的人數只有600左右，堂會和機構加起來亦不過約100間，不過，身在其中仍感受到一眾參加者的興奮和熱誠。

首先，最令人欣慰的是看到多間神學院的院長／候任院長出席，大家對神學教育仍然充滿熱誠，並且十分重視未來傳道人的生命培育，期望堂會仍然能夠將優秀的弟兄姊妹推薦入神學院，而神學院除了激發學生擴展神國度的熱情之外，亦在支援初職牧者和裝備信徒領袖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當前教牧流失嚴重，神學生入讀人數減少的情況下，其實堂會和神學院之間更應加強溝通，讓神學院的裝備更切合堂會的需要；另一方面，作為機構的總幹事，個人認為面對社會的新常態，神學院可培養更多敢於以新的形式和方法牧養弟兄姊妹、接觸未信群體的城市宣教士，令教會不會被困在四面牆之內。

今次聚會令人感動的是，在午膳時間安排了7個以不同創意牧養年青人的牧者分享，令大家看到教會可以用不同的形態去關心和接觸弟兄姊妹和未信的群體，在愛和接納的關係下得以凝聚；亦看到一些牧者對弟兄姊妹的關心十分埋身，付出的心力十分之多，晨昏顛倒，幾乎隨傳隨到，很明顯牧養對他們來說不是一份職責而是一個召命。現場所見，不少參與者都對他們的事工十分感興趣，也感受到大家都有種不能不變的心態，期望大家求變願變的心不會只停留在感動，而是有所行動。大部份傳統堂會都面對青少年人數大幅下降的嚴峻挑戰，而筆者到不同堂會講道所見，會友老化已是十分普遍的現象，而我們若繼續只從長者的經驗去評估今天年青人的需要和對教會的期望，恐怕只會繼續出現事倍功半的錯配情況，大家雖然費了很大的氣力，卻只像在打空氣。

堂會與基督教機構合作不是甚麼新的事物，問題往往只是堂會及弟兄姊妹很容易內聚，甚至將本身的堂會等同整個教會，只在有餘力或特別感動時才關心某些基督教機構的事工，看不到堂會和機構是重要的伙伴。不同機構關心的事工和群體，因為十分專注和熟習，可以成為堂會的領路者和橋樑，讓堂會的服侍更貼地和精準，事半功倍，而堂會的支持亦能為機構的服侍提供所需的金錢和人力。此外，不少堂會在星期一至五都重門深鎖，在樓價和租金高昂的香港是嚴重的浪費資源，若能與機構共享空間，作為辦公及活動地點，彼此分擔支出，又可以合作發展事工，絕對是利大於害，可惜不少堂會因為怕麻煩、怕出事、怕風險，所以寧可丟空堂會的寶貴地方亦不願意開放堂會，其實和將主交託的金錢埋在地下沒有分別！若果有人用成本效益評估一下全港堂會的資源運用，其浪費程度恐怕可以在眾多不同類型的社會團體中名列前茅！這種不做不錯的心態其實比官僚主義更官僚，好像一些公務員一樣，反正不是自己荷包的錢，蝕了也不會「肉赤」。

至於堂會和社福機構的合作，令人欣慰的是一些社福機構和商界的基督徒都是十分正面和積極的，而且他們已經有不少與地區堂會合作的經驗，由於一些大型的基督教社福機構有很多不同的地區服務中心，他們需要很多義工協助，合作的重點不只是「找人回教會」，而是「教會如何進入社群」，實現「無牆教會」的理念。若能將教會的空間和人力，與機構的專業服務結合，將能大大擴展福音工作的覆蓋範圍。

當合一仍然遙不可及的時候，其實可以由合作開始，只要大家願意踏出一步，或許起初會有不少困難、文化差異需要克服，但只要大家都抱著包容的態度，慢慢便會摸索出更佳的合作模式。退一步說，若大家未有合作的模式和構想，亦可以先由合群開始，好像Oneness這類聚會，其實是一個讓大家可以彼此加深了解和認識的機會，願意參與、擴闊視野是作為領袖應有的態度和胸襟。

多年以來，筆者作為基督教機構協會的董事和積極參與者，就是相信透過機構協會這平台和總幹事團契，可以讓不同機構的負責人走在一起，透過分享和交流，啟發更多的創意和合作機遇。相信Oneness亦在扮演同樣的角色，而且接觸的層面更廣，但願堂會、機構、商界和社福界未來會擦出奇妙的火花，成為照亮香港的燈臺。

明光社關注離婚與再婚這個議題、以及輔導離婚和打算再婚的人士已多年，有些感慨的是一些教會對相關議題的關注仍然不足，或者覺得這是燙手的山芋而不願意積極面對。其實除了有關教義和教會紀律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有關生命的問題，根據我們多年服侍的經驗，當中涉及不少甜酸苦辣的故事，當事人經歷的掙扎，往往不足為外人道，雖然未至於個個都對人歡笑背人流淚，但有苦自己知卻並不希奇。本書是一本著重理論與實踐同行的書，除了教導離婚人士如何面對另一段婚姻，避免重蹈覆轍。亦提醒計劃再婚的人士既要先做好個人的預備，也要為雙方的適應作好準備，而其中不能忽略的更是雙方子女面對的挑戰。本書輯錄了不少當事人的小故事，讓讀者可以稍為明白他們的處境。

兩個離婚再婚的人相處已經不容易，若再加上雙方的子女便更加不容易，有時就算大家很想努力做好，但由於一些先入為主的看法，或者大家將問題埋在心內而令對方誤會，結果影響了大家的關係，令人惋惜！離婚是令人傷痛的經歷，但更痛的是我們沒有在錯誤中汲取教訓，希望本書一些專家的提醒、過來人的經驗，可以成為面對離婚再婚困擾人士的一個小小幫助。

若果大家願意更多了解如何為再婚人士進行婚前輔導，可以參加有關的一日訓練，詳情如下：
再婚不再分「基督徒再婚婚前輔導」技巧訓練課程 | 明光社

再婚的甜酸苦辣 歡迎瀏覽及下載

受訪者：李樹甘教授 (經濟及金融學系系主任)

金錢是好僕人，卻是壞主人     ~ Francis Bacon

信徒避免高調談錢，因為耶穌教導跟從祂的人不能既服事神，又服事金錢(太六24)，又說「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太六21《新譯本》)。金錢——彷彿是萬惡之物，屬靈人最好把它視為糞土。然而，人在世生活，金錢是必需品，信徒兩袖清風未必是好事，因為有些人在沉重的經濟壓力下，每每為到生計愁煩，難以專心事奉主；有的甚或離開神而轉投金錢的懷抱。其實，金錢並非萬惡的，神也會賜人豐富的資財，讓人樂在其中 (傳五19)。耶穌的教導並非否決金錢本身，而是要調整信徒對金錢的心態，希望將信徒的目光轉向神，對神忠心，而非抓緊金錢不放，反倒忘記供應一切的神。既然金錢如此重要，影響每一個在地生活的人，我們也應當「高調」談論它，好讓我們認識其用途的同時，也能學習調整自己的心態，好好管理神所賜的錢財，成為金錢的主人，而非反被它奴役。今期〈我有話說〉，邀請了經濟及金融學系系主任李樹甘教授，從經濟與信仰角度，與我們談錢說投資。

省一分錢就是賺一分錢     ~ Benjamin Franklin

很多香港人的願望是成為有錢人，李教授指出，金錢不等於財富，它只是一種貨幣；很多人很有「錢」，但沒有持有大量貨幣，而是擁有很多有價值的資產。貨幣的出現對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極為重要。最早期貨幣未出現，人們必須依賴以物易物，但交易是否成功，取決於「雙重需求巧合」(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即A剛好想要B的東西，B也剛好需要A的東西，雙方的需要同時被滿足，才能達成交易。貨幣的出現打破了交易的限制，促進交易發展，從而改善經濟，這對個人及社會整體的利益來說本是好事。

然而，金錢作為交易媒介，不同的付款方式影響個人的消費習慣，若不留心，人們便容易胡亂花費。李教授提到，電子貨幣在付款過程過於方便，容易讓人買了不該買的東西，甚至被騙。這種快捷的付款模式，與手持現金購物截然不同。情況就如小朋友的利是錢一直由父母保管，孩子看到喜歡的東西，父母說會從他們的利是錢中扣除，孩子未必有太大感覺，因為不必從自己的口袋掏錢。但如果孩子親自保管利是錢，親手付款購買想要的東西，他們才會感到「肉痛」，捨不得花。電子貨幣付款的模式，正正減少了消費者「肉痛」的感覺。李教授認為，購物到一定程度有「肉痛」的感覺很重要，這種感覺會教人小心花費。在電子貨幣及信用卡流行的年代，如何才能謹慎消費？李教授提議大家若想購買較為昂貴的物品，不要急於在第一次看到時便買，嘗試冷靜一下，待第二、第三次再見到時，發現自己真心喜歡才買下來。

不要輕看這種謹慎的購物行為，它可是會帶來一連串的影響：胡亂花費便難以儲蓄，沒有儲蓄亦意味著缺乏資金去投資。李教授直言受到傳統經濟學及母親的影響，他視金錢有三個用途：一、交易(維持生活)；二、儲蓄(以備不時之需)；三、投資(增加資產)。他多年來化身家庭的「精算師」，每月將薪金扣除整個家庭必須開支後，把餘下的儲起來及投資。

風險來自於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 Warren Buffett

李教授笑言自己並不是一位精明的投資者，但他有「阿Q精神」，視投資如消費。這樣，即使入市後股票升或跌，都不太影響他的心情。他舉例，若有一筆餘錢，在經濟下行時，車價及股價皆跌，他可以選擇買新車或入市投資；他會選擇入市，若入市後股價再跌，他會想，反正新車也會折舊，便不會有甚麼大不了。只要購買穩健及派發固定股息的股票是長期資產，便不急於一時的「輸贏」；他認為已經損失了金錢，犯不著再「輸掉」好心情。

李教授可以如此豁達，相信這與他對投資持有正確的態度有關。他認為當人投資時，不要只想著回報，也要思考若投資失誤，自己能否承受損失。再次以買車為例，李教授說如果他想買一輛非常昂貴的新車，昂貴到車身稍有花痕便十分心痛，他便會放棄，考慮較為便宜的款式，那一種即使弄花也不介意。他希望愉快駕駛，而非時刻戰戰兢兢，懲罰自己。同樣，投資也應當讓自己開心，帶來滿足感，而非擔驚受怕。

提到擔心及恐懼，李教授勸導退休人士要謹守退休金，投資固然可以成為被動收入，但不要因害怕沒固定收入而輕率投資。他明白退休人士對錢的態度與在職者不同：在職者每月有薪金，即使不高，但知道下個月還有薪金，只要花費有度便不會太緊張：退休人士卻不一樣，即使手持豐厚的退休金，失去每個月的固定收入，便會變得很緊張，退休人士若想追回退休前的「收入」，便可能陷入盲目投資的危險。

李教授承認投資可以成為保障，但他強調投資者必須具備知識，並了解自己的個性，從而選擇出最適合自己的投資項目。有些人天生愛冒險，追求高風險的產業成為了他們的投資動力；但若你不是進取型，可安心選擇回報率低卻能穩健增長的項目，李教授指出，即使那些回報率不高的投資，日積月累也可以稱得上為一筆的財富，以備不時之需，或留給下一代，甚至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花錢要謹慎，投資也要謹慎，但無論是面對金錢或投資，都不可以受其轄制。人一旦被轄制，便難以獲得滿足。信徒非旦不可被轄制，也要明白投資不在乎自己的聰明才智，而要在於神的祝福非常重要。這並非空談，而是李教授的親身經歷：他曾胡塗投資反而有不錯的回報，卻在有計劃的投資中損失不少。

樂善好施的人，必得豐裕     ~ 箴言

李教授提到箴言有一個祈求：「不要使我貧窮，也不要使我富裕」(三十8《新譯本》)。他認為我們可以設定賺錢及投資目標，付諸行動努力工作和賺錢、儲錢及累積財富，但最理想的狀態是既不要過度重視錢，也不輕視它。李教授千叮萬囑，人要理性平衡，工作時期望合理回報，但千萬不要被金錢轄制。人一旦被金錢轄制，除了失去滿足感，還可能因為擔心沒錢而拚命賺錢，結果失去做人原則，而當賺錢成為人生僅有目標的時候，亦可能盲目地放棄很多東西。

從經濟的角度，金錢的作用於花費、儲蓄及投資；但從信仰角度，金錢還有一個用途，便是幫助他人。李教授絕對認同「施比受更為有福」，他提到教會一方面接受奉獻，一方面施行慈惠，是讓信徒互相幫助的環境。他又指出神是公平的；受助者日後可成為施與者，施與者也可能有需要他人幫忙的時候。因此，受助者毋須自卑，要懷著積極的態度——「終極的愛，有終極的盼望；現在的愛有現在的盼望。」受助者心懷感恩，日後若有能力，也可以成為施助者。其實，貧困者的富足在於神，他們也能如保羅所稱讚的馬其頓教會一樣，即使在極度貧乏中，仍能奉獻，供應使徒的需要(林後八1-4)。

至於施與者，願意奉獻的同時，也要學習如何有智慧地施予，並決定幫助誰。李教授指出，世上需要幫助的人太多，施與時要找到平衡，察看是否有從神而來的感動，並持續記掛此事。按照經濟學原則，人的資源有限，幫助到A而幫助不到B是很正常的。當你只能幫助到A時，要相信神會工作，感動其他人幫助B。還有，不要讓受助者覺得自卑，尤其是小朋友。李教授分享小時候也曾住「劏房」，但他感謝父母沒有把「我們很窮」的想法灌輸給他，因此他度過了一個快樂的童年。他曾到內地山區，看見當地人在窮乏的環境中亦不覺得自己很可憐，這讓他反思，開心與否，有時是與金錢無關，實在不必告訴別人「你很慘」。

生活無關金錢，而在於時刻     ~ David Castain

人生中最值得花錢的甚麼？李教授回憶年輕時覺得最不值得花錢的是旅行，因為旅程結束便完了；他認為花多一點購買耐用的實物如音響組合更實際。但現在他卻覺得，一家人去旅行才是快樂無比及令人滿足的事，因為他發現旅行並非完了就完，回憶總是令人難以忘懷及回味無窮。

當然，旅遊的行程難以滿足所有家人的需要，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這讓李教授反思金錢的價值：他天生節儉，不亂花錢固然好，但捨不得花錢又是否沒有毛病？反思後，他相信日後再次與家人一起外遊，會多聽取家人意見，參與他們較為喜歡但超出預算的活動，多享用豐富的特色菜餚。畢竟，與家人一起旅遊，不能只顧滿足自己的需要及用錢標準；若只滿足自己而讓他人不滿足，整體滿足感可能成為負數，若降低自己的滿足感而能提升家人的滿足感，整體滿足感將大大提高。

一個有錢人可以手上沒有貨幣，因擁有很多資產；一個富足的人可以手上沒有太多貨幣或資產，卻有很多快樂回憶——或與最重視的人旅行，或是看見受助者的笑臉、或是在貧困中仍能奉獻……

政府早前提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以履行終審法院《岑子杰案》的判決，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與明光社於2025年7月31日合辦講座：「同性伴侶替代框架」對香港婚姻制度與家庭的挑戰，從法律、哲學及社會角度剖析《條例草案》，強調其潛在衝擊，並建議替代方案。

丘志強律師分析稱，因香港不承認岑子杰與男伴在美國的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審法院一致裁定香港憲法並沒有賦予同性婚姻的法律權利，同時也沒有憲制性要求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但以3:2裁定香港政府沒有提供替代方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做法，違反《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因此政府有積極義務以替代法律框架承認同性關係，保障他們的私隱權不被侵犯。

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旨在設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制度，讓已在香港以外地方註冊同性伴侶關係的同性伴侶，申請登記同性伴侶關係，並可享有登記及撤銷同性伴侶關係的權利、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以及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的權利。丘律師指出《條例草案》實質上等同於承認同性婚姻在香港享有類似合法夫妻的地位與權益，模糊《基本法》中對婚姻「一男一女」的核心條文，從而違背了《基本法》對婚姻制度的原始立場。他亦認為同志團體會再進一步提出同性伴侶領養子女、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的訴求。

最後丘律師提出了中港跨境法律承認的問題，因《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於2022年生效，他擔心條例通過會導致跨境法律承認與民事判決執行面臨明顯障礙，亦對司法互助機制與跨境家庭保障構成實質挑戰與制度壓力。

關啟文博士認為現時政府建議立法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雖然與異性婚姻不盡相同，但基本精神大同小異。而《條例草案》是由有公權力的政府推動和由議會通過，某程度是代表著政府推動社會對同性關係的接納，並且認為同性關係值得公眾的認可和肯定。那麼教會能否拒絕舉辦「同性婚禮」？伊斯蘭組織能否拒絕為員工的同性伴侶提供配偶福利？

對於有評價指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不會衝擊現有婚姻制度，而基本法也沒有明文排斥任何人進入婚姻的可能。關博士駁斥以上論點指，婚姻制度不單是指和誰結婚，更包括社會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模式。若婚姻的性別可以更改，那是否也可更改婚姻的人數、接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至於基本法沒有明文否定同性婚姻，他認為起草時大家相信兩個男人或女人是不可能結婚的。

有評價指不支持《條例草案》等同否定同性戀者的人權，關博士指出香港同性戀者一直和其他市民一樣享有基本人權。對於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問題可用個別措施或緊密關係授權來處理。

《條例草案》）是因應終審法院的判決，所以政府負責官員指出必須尊重法治，否則後患無窮，但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可各自行使權力，他認為立法會也有責任對嚴重錯誤的法院判決說不，這與是否尊重法治沒有關係。亦有人認為反對同性戀是抗拒進步，終將被歷史洪流淘汰，但關博士不認同支持同運等同進步，他只是守著自己的良心，盡量用理性去作判斷，就算與一些當代潮流背道而馳又有何妨？

蔡志森先生指出多年來同志團體一直爭取法律上對同性關係的承認，也爭取同性伴侶在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權益。他認為如果涉及如婚姻制度和社會福利的公共事務，就必須交由全體市民公開討論，但在多元社會應尊重不同市民在私人事務的自主權。

因此，明光社自2018年已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以保障有關人士的權益。蔡先生解釋緊密關係授權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而不是特別肯定某種性關係型態，市民可選擇自己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可以是同性伴侶、異性同居人士、好友、同鄉、非近親關係的人士，授權處理一籃子包羅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及財務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等身後事的事務，並受到政府機關所承認。

男生入男廁，女生入女廁，是幼稚園生都懂的基本常識，但高等法院在本年7月作出一個令人震驚的裁決——公廁「男女分隔」違憲。法院為何會作出一個顛覆常理的判決？我們又是否可以任意進入異性的廁所？

這宗案件源於香港一名跨性別人士K對公廁使用規定的挑戰。K生理性別為女性，性別認同為男性，被診斷患有性別不安症，並在威爾斯醫院的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包括荷爾蒙治療和真實生活體驗，真實生活體驗要求患者持續以其性別認同的性別身份生活，包括使用性別專用設施，如廁所，以適應社會角色。醫生為K發出俗稱「廁所紙」的醫生證明信，作為其使用男廁的合理辯解。

根據《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第7及第10條，任何人進入異性的公廁均屬刑事罪行。因為K的身份證標記是女性，如K使用男廁可能面臨檢控。K認為這些條文侵犯其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的私隱權，以及《人權法案》第1及22條和《基本法》第25條的平等權。他於2022年提出司法覆核，並尋求法院對「男性」和「女性」一詞作出補救詮釋，將其擴展至患有性別不安並需進行真實生活體驗的跨性別人士。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在判詞中首先確認公廁男女分隔有合法目的，以維護身體私隱、安全，維持社會常規和文化期望，但認為純粹基於生理性別限制公廁使用，排除如K般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但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是過度侵犯私隱權和平等權，因此裁定K的司法覆核得直，宣布相關條文違憲。

高官拒絕K提出的補救詮釋，即以醫學證明決定使用權，理由是此法可能引發進一步質疑，且缺乏明確性。法庭亦駁回政府的建議，即以身份證性別標記為準，因為標記僅用於核實身份，且政策可變。最終，法庭決定將界定「男性」與「女性」界線的責任交給立法機關，宣布《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有關「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並頒令廢除，但暫緩12個月生效，讓政府有時間立法應對。

簡單而言，法庭並沒有反對公廁男女分隔，但認為性別的界線有待進一步釐清。條例被廢除，但暫緩12個月生效，即現行法例仍然有效，但政府需在12個月內處理好相關法例的修訂事宜，而估計政府亦會提出上訴，因此巿民仍須繼續以男女分隔的原則，按身份證的性別標記進入公廁。

另一方面，司法覆核挑戰的法例是《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規例中的公廁定義是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所管理和提供予公眾使用的廁所、浴室或洗濯場，所以受影響的其實不只是食環署的廁所，還有其分布各區的25個公共浴室。與此同時，香港其實沒有法例劃一規管所有公共廁所的男女分隔制度，除食環署外，康文署和漁農處管理的場地、學校、機場、港鐵站、商場、工商廈、以及私營的會所、泳池和健身室等地方都有數目眾多的廁所、更衣室和浴室，這些原本男女分隔的設施是否同樣受到司法覆核判決的影響？

如何分辨男女本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但現在竟然要交由立法機關界定，是由於多年來性別意識型態的改變。過去社會一直以生理結構來區分男女，但隨著跨性別運動的興起，主張以主觀的心理性別取代客觀的生理性別來定義性別，發展出性別流動、第三性別、非二元性別等的思想，亦在過去十多年間衍生出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如打壓良心自由和言論自由、未成年人士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進行不能逆轉的變性手術、跨性別運動員對女性運動員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女性專屬空間被侵佔的情況。

在過去一兩年，歐美等西方國家已明顯出現文化轉向的跡象，除美國特朗普發出行政院指令終止多元性別政策外，英國亦禁止向未成年人士進行變性手術，英國最高法院更在本年4月作出了一個重要的裁判，一致裁定在《Equality Act 2010》下「女性」的法律定義基於生物性別，不包括跨性別女性。

是次提出司法覆核的跨性別人士K是一位生理女性，她在真實生活體驗時使用男廁，其實對男廁使用者並沒有造成多大困擾。但當性別逆轉，一個生理性別是男性的跨性別人士，在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時進入女廁，儘管他沒有不良的企圖，亦有俗稱「廁所紙」的醫生證明信，但相信對絕大多數女性都會做成嚴重的困擾，甚至有機會反過來侵犯了女性在《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所保障的私隱權。

雖然我們認為性別並不能更改，但明白跨性別人士面對的困難，如他們已達18歲，經醫生診斷後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以更換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其選擇應被尊重，但他們的感受不應凌駕大多數人的感受。與其更改法律上的性別定義，政府更應做的是增設更多可獨立使用的無障礙廁所和更衣室，為跨性別人士和其他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更大的方便。

2009年5月，研究中心首屆研討會的主題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社會政策。時隔十多年，研究中心再度探討家庭友善政策，而今次的焦點是教會。2025年6月27日，我們與約100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執事、機構主管及信徒領袖等進行了美好的交流，共同探索教會及機構中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課題。

首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為大家發佈「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是次研究於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共收回有效問卷403份。是次研究目的旨在：1. 探討香港教會家庭友善措施現況； 2. 分析其措施在教會推行的可行性；以及3. 探討家庭友善教會的元素。受訪者中，教牧同工佔三成，長執不足一成，近兩成半為導師/組長，其餘為信徒。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信徒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但未達「非常友善」的程度。整體而言，來自大型教會的受訪者較滿意其家庭友善狀況，對實施相關措施持更開放樂觀的態度（相信是由於資源和人數充足）。教牧與導師組長普遍對家庭責任議題認同更高，一般會友對「實際支援」(如照顧與指引支持)的滿意度，比起長執、教牧同工、導師組長的滿意度高，其中長執給予的評分最低，這可能與前線群體在觀感上存在落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提到，勞工處在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上頗有創意，他引用《好僱主約章》中的例子，提到「讓員工在其父母的生日放取敬孝假與家人慶祝，以表孝心」，認為這都值得教會參考，或許教會界也可考慮推行《好教會約章》。他指出，教會容許教牧同工彈性上班、斜槓或半職，可能對教會及同工來說都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教會若能實踐家庭友善，可以成為教牧同工熱心事奉的一大誘因。原因很簡單：當同工發現教會能妥善照顧孩子時，便能更安心、無後顧之憂地為教會擺上。同工的家庭被照顧好，他們也會心存感激，不會斤斤計較補假。說到底，家庭友善措施政策對雙方均有益處。

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實踐科）陳傳華博士，在〈聖經角度看家庭友善：從召命說起〉的主題演講中提到，探討「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具有深遠意義。陳博士首先強調呼召是事奉的基礎，繼而闡釋呼召的本質與深度。他指出呼召不限於聖工，也包括職業或家庭角色，更涵蓋整個生命的召命——它是人生目的與使命。唯有出於使命作出行動，人生才有意義。正因呼召不限於聖工，信徒便需細察神的計劃及旨意，不一定要做牧師才是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為人父母，也是一份艱辛的天職。因此，教牧同工面對持續的疲憊，也需謹記呼召不限於聖工，需要平衡事工和照顧家人的時間，除非特殊情況，學習設下界線，明確規劃出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好好與神與人建立關係。至於教會制定政策，亦要將成就教牧同工的召命視為己任，協助同工委身事工的同時，亦能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節奏；教牧同工若有需要，教會應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今年週年研討會破天荒開放論壇時段，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雷競業教授主持，誠邀與會者發言交流。在〈一人一句論壇：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再思〉環節中，大家暢所欲言，坦誠分享，有參加者表示，教會若能解決托兒問題，相信對同工及會友的家庭是好事，甚至有助於鼓勵會友生養下一代；教會或許缺乏資金，但只要有地方，其實可以申請基金解決問題。另有參加者指出，當會友感受到教會原來是歡迎及愛惜特殊孩子，而非僅以律法規管會友不可墮胎時，母親即使懷上特殊孩子，也不會輕易終止懷孕。談到孩子，教會一般會安排婚前輔導，也可以考慮提供產前及產後輔導，幫助父母育養下一代。

除了孩子，工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有參加者反映教牧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一來牧者帶著使命，也不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教會應多信任教牧同工，避免以商界的規矩框限他們，有需要時容許彈性上班，甚至可以在家工作撰寫講章。另有參加者建議，若牧者有足夠的成熟度及有責任感，自然能贏得信任；但剛入職的傳道同工，或需向教會多加交代，待雙方建立互信後才享有較大的彈性。也有參加者提到，教會常常佔用信徒領袖的公眾假期，雙方可以加強溝通，免得原來雙方都不想在假期推行活動。雷教授指出，家庭友善政策本質涉及價值取向，例如給予母親產假，其意義在於養育下一代是具有價值。雷教授亦提到，當我們談論整全家庭時，亦需顧念世上有不同形式的家庭，我們慶祝整全家庭，同時要擁抱多元的家庭模式。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司徒永富博士，在〈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展示了一個基督徒管理者如何將基督信仰的信念融入職場友善，實踐信仰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讓員工在職場中既能發揮獨特的才能，亦能在當中找到幸福感及安全感。司徒博士分享，在眾多的因素中，薪金並非留住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僱主不必太在意短期成效，當僱主真心關心員工，看見他們的付出及努力時，員工也會關心公司所重視的。司徒博士強調自己僱用的是有神形象的整個人，而非一件工具。既然基督信仰以人為重，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基督徒主管的責任便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 而不是改造人。」看似日常的管理工作，其實可以很神聖，只要企業真心關懷人、尊重及成全員工、配合友善的家庭制度，以及公平薪資與獎金制度，員工感受到公司的用心，結果便是公司「留得住人心，也留住人才」。員工需要愛與尊重，這是任何期望建立友善文化的機構不可忽略的要素。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家庭友善文化實踐之路〉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同樣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同工個人和其家庭的需要。他指出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成文的規定，而在於信念；只要有堅定信念，即使很困難也能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談的也不一定是金錢，而是看有沒有「心」。蔡總幹事接著談到，雖然聖經教導信徒要愛神勝於一切，上一代的華人牧者亦因而毫不計較地投身事奉，但他提醒不要把優先次序誤認作為只能二選一的是非題。忽略家庭的教牧，或會面臨婚姻問題，又或子女對教會反感等狀況。教牧同工可以好好休息、享受神所賜的美物，因為神創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人快樂並且有果效地影響世界。至於作為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他認為機構若有能力，應為同工爭取合理的福利和權益。除了薪酬，若同工需要照顧家人，只要不影響事先安排的必要工作，應容許彈性上班，調動工作時間或請假。蔡總幹事總結，家庭友善文化能在機構實踐，主要在於：「作為領袖應主動考慮同工的需要；工人應得工價，領袖應主動為同工爭取；作為同工不需為自己而斤斤計較；同工的犧牲是因為需要而不是制度……。」

最後，特別向各位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研討會及撰寫文章的講員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其同工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以及為研討會致開場辭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洪子雲博士。

剛過去的暑假，不知大家有沒有趁著假期出行？是「返鄉下」還是到了甚麼地方？現在大家都要「超前部署」，筆者也嘗試避開一些熱門旅遊國家，到了有「歐洲度假天堂」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一遊。原以為一個簡簡單單的小假期旅程，結果遊走每個小城中，都發現一點大道理……

對於巴爾幹半島，我們最熟悉的，或許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發生的「南斯拉夫內戰」：曾經的「最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政治強人鐵托離世後，慢慢走向分裂，當中的「大阿哥」，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為了維持其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鄰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以及現在為有爭議的科索沃地區）發起長達多年的戰爭。[1]

但其實只要翻開中學的歷史課本，就會知道這個被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歷史從來不平凡。在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於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擊斃了當時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為了報復，而向塞爾維亞宣戰，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要再追尋上去，就要說到希羅文化了。早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已經延伸到位於意大利對岸的亞德里亞海沿岸。而後來的羅馬帝國更將這地區加以佔領管治，將東部多瑙河沿岸設立帕諾尼亞行省，沿岸則設立了達爾馬齊亞行省，建立城池和商港，實行羅馬殖民統治。在這裡找到最早具規模的古建設，如道路、廣場、競技場、凱旋門、神殿、劇場等，其中最「超前部署」的，可算是劃時代水道工程傑作：儘管看來未必像鬥獸場，神殿那些建築宏偉，但羅馬人工程師設計出巧妙的水道系統，將水源源不絕的引入城市。[2]  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引入水源確保飲用安全和環境衛生，周到的羅馬人還同時建設了下水道，用作疏導城市去水。幾千年前，已想到解決水浸問題，不是亡羊補牢地出動「龍吸水」，而是建立下水道，確保渠道暢通，長遠解決問題。

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為這地帶來發展的高峰：他為實行羅馬帝國四帝共治的制度，將亞德里亞海沿岸城市施普利特作為他退位後定居的地方，建有羅馬宮殿。而沿著達爾馬齊亞行省發展，札達爾、普拉、斯本尼克、到最南端的杜布羅夫尼克等相繼設立，成為了繁盛的海港城邦地方。羅馬帝國之後，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拜占庭等帝國統治，也備受東方的蒙古人與鄂圖曼帝國入侵，經歷動盪與繁盛的交錯發展。

時間一轉到了十五世紀，這裡迎來另一位統治者與高峰：崛起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得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控制權，建立了空前龐大的貿易帝國，當地出產的木材、橄欖油、松露、海鹽成為威尼斯與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源。另一邊廂，由杜布羅夫尼克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拉古薩共和國，成為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雙方的競爭持續多個世紀，直到橫掃歐洲的拿破崙將它們一一佔領（而拿破崙帝國也很快崩潰），結果巴爾幹地區輾轉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才獲得了獨立的機會，之後就是二戰和南斯拉夫的歲月了。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歷史，其實就是體現在那裡的生活日常。走進那裡的城市海港，隨時在一條街道上，看見由希羅時期的建築、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奧匈帝國時期的新藝術建築，最後就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類似蘇聯『克魯曉夫樓』風格的簡約公共建築。這樣不同時期的建築看似「共冶一爐」，卻又錯落有致地並存，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混成一體，變成了亞德里亞海地區的獨特特色。

而這可不說笑：這裡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了不同時代的霸權統治，同時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戰亂、天災人禍（大家最熟悉的南斯拉夫戰爭，是由1990年代開打，斷斷續續到2001年左右才落實停戰），但其實除了幾處刻意留下的戰爭遺蹟之外（如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年被誤炸的中國大使館），基本上已找不到當年的戰爭痕跡。相反地，在亞德里亞海沿岸，原來的達爾馬齊亞行省所屬的各個城市，自希羅文化以來，歷代的古舊建築，都是好好的保存著——由前述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皇宮，到古城牆、下水道、競技場、神殿、教堂的，當中不下過千年的歷史建築，到今日仍在使用——皇宮變成了民居，古城依舊，城牆健在，教堂如常有信徒禮拜，競技場不再成為鬥獸場，搖身一變成為演唱會主場。當地人笑說：「你們到羅馬看到的大多是遺跡，我們這裡卻是日常生活；在羅馬你聽到的是『我們曾經…（We were）』，在這裡卻是『我們現在…（We are），其實，我們要比羅馬更羅馬…」

好好地活下來，努力活著，原來就是在亂世之下的超前部署。曾經嘗試去問問當地人對戰爭的看法和影響，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嗯，大家或許都上了一課，人們愈去高舉的（如當年塞爾維亞高舉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結果消亡得最快；人們以為會帶來很大影響的（如戰爭的破壞），你看？其實戰爭都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好好活著，記著自己的歷史故事，知道彼此，和而不同，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其實這就足夠了。」

想起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中的一個戰爭遺跡「希望隧道」。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曾經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包圍了足足三年七個月。整個城市被塞軍隔絕，狙擊手在山上瞄準城內居民，只要一有活動就被狙殺（是的，當年鄭秀文的首本名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正是出自這場戰爭），沒有物資可以供應，也沒有一人可以平安地逃出。後來幾經努力，波斯尼亞人花上四個月時間，在機場地底修建了一條800米長的隧道，將城市與聯合國控制的機場外的波斯尼亞自由領土連接起來，這條「希望隧道」，名副其實成了人民賴以維生和逃生的唯一希望。[3]

而這希望隧道，其實是建基於一所尋常平民家庭的房子裡。這家人秘密地、勇敢地承擔了開通秘密通道，由始至終，包圍塞軍雖然知道薩拉熱窩明明不斷得著支援，但直到他們被打敗撤退的一刻，他們仍找不上這條希望隧道。房子今天已改建成隧道博物館，外牆保留著當日炮火的痕跡。活到最後，不只超前，而是超越了。

《移風易俗的同性戀運動——當前宗教及言論自由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一本有關同性戀運動如何改變美國民風的翻譯作品，初版面世已有16年，回望香港過去近二十年的轉變，只覺得似曾相識。本書的作者阿蘭．西爾斯（Alan Sears）和克雷格．奧斯頓（Craig Osten）蒐集了大量資料，以事實解說同性戀運動在短短幾十年改變美國人對同性戀看法的策略，並將它們歸納為六點：

1. 到處張揚，高調談論同性戀
2. 將同性戀者描繪為受害者，而不是侵犯者
3. 給予維護同性戀者一「正義」目標
4. 美化同性戀者
5. 醜化反對者
6. 籌款：有財就有勢（使美國大企業和主要基金會捐款支援同性戀運動）

而香港的同性戀運動，在近二十年透過四個戰略重點（即同運4C），就是改變文化（Culture）、學校（Classroom）、法庭（Court）和教會（Church），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了年青一代人的思潮。大家只要看看現時立法會正在討論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便可看到同運在法庭方面的影響力。若不是美國和香港社會近年都經歷十分嚴峻的挑戰和衝擊，以及一些關心家庭及兒童福祉的團體鍥而不捨地進行教育及政策倡議的工作，恐怕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以及一些激進的性別主張亦已透過司法和立法機關令香港移風易俗。

面對當前的挑戰，溫故知新，希望大家重新翻閱本書，再對照過去二十年香港社會的文化、學校、法庭和教會走過的路，便知道書中所描述的並非杞人憂天，而是極具有前瞻性、苦口婆心的勸勉。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每年到了6月，美國都會舉辦同志驕傲月活動，以記念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酷兒在文化及社群所作的貢獻。儘管許多企業長期以來一直支持 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但在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施壓下，企業不再支持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政策，有公司負責人表明將不再參與「驕傲遊行」等外部活動，並撤回相關的贊助。因此，有媒體估計，今年6月，不僅六色彩虹標誌將會減少，連企業的相關慶祝活動也會減少。[1]

一項由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The Associated Press-NORC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在2025年5月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約有一半美國成年受訪者認同特朗普總統處理與跨性別議題相關政策的手法，他作為總統的整體支持率雖然只有四成，但就有一半受訪者支持他的跨性別政策，這是相對高的比例。在個別有關跨性別者的具體政策，受訪者對特朗普的支持度並不一致，但如果涉及影響青少年的跨性別政策，受訪者明顯較支持他的決定。約半數受訪者反對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聯邦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等政府保險計劃，涵蓋為19歲或以上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肯定治療（例如荷爾蒙療法和變性手術）。約有三分之二受訪者反對為19歲以下的跨性別者，提供此類治療。

調查也發現，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同意特朗普對於性別的觀點，即一個人是男性還是女性取決於其出生時的生物學特徵。約有四成受訪者支持要求公立學校教師就學生在校自稱自己是跨性別或非二元性別者，向家長報告，但也有有約三成受訪者反對向教師提出此要求，而剩餘的三成受訪者則持中立態度。至於允許跨性別軍人參軍的政策，支持者與持中立態度者均各有近四成，反對者則佔約二成多。[2]

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5年5月公佈的民意調查發現，受訪的美國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族群認為，社會對跨性別者的接受程度較對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為低。該調查指，約三分之二的LGBTQ+成年受訪者認為，美國最高法院在10年前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大大或略為提高了社會對同性伴侶的接受程度。另外調查發現，與成年男女同性戀者相比，跨性別者被家庭成員接受的可能性較低。約半數的男或女同性戀受訪者表示，他們被父母接納，約三成多表示，他們被其他家庭成員接納；相比之下，只有約三成跨性別受訪者表示，他們被父母接納，約一成表示，他們被其他家庭成員接納。[3]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州長Jim Pillen在2025年6月4日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男跨女跨性別學生參加女子組運動隊。Pillen在數十名議員、女運動員和其他倡導者的見證下簽署法案，其中包括了前大學泳手Riley Gaines，她因積極倡議禁止男跨女運動員參與女子體育競賽而聞名。此法案的內容比初版的草案有所縮減，初版內容試圖禁止跨性別學生使用依照其性別認同的洗手間和更衣室，即要求跨性別學生只能依照生理性別使用上述設施，不過有關內容後來遭到刪減。[4]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早前簽署了行政命令，當中質疑跨性別者無法符合軍人的要求，美政府隨後實施禁令，禁止跨性別者在軍隊中服役。在該政策影響之下，現役的跨性別軍人須於2025年6月6日前申報自己的性別身份，並自願離開軍隊；國民警衛隊及預備役中的跨性別軍人，則須於7月7日前自願離開軍隊。在自願離隊的限期屆滿，軍方將啟動強制退役的程序。據國防部粗略估計，已有超過1,000人選擇自願離開軍隊，依照規定，他們可獲得一些補償金；但也有軍人表示會繼續留在軍中，堅持抗爭下去。[5]

美國地區法院法官Jon Tigar的裁決，阻止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在發放聯邦撥款資助時加入條款，以實施反對多元化及反對跨性別者的行政命令。Tigar在2025年6月9日表示，聯邦政府不得強迫受資助者停止推動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計劃，或要求受資助者停止一些肯定跨性別者存在的計劃。他進一步指出，行政部門製定的議程，當中包括了聯邦資助的領域，仍是受憲法約束，並指政府不得將國會撥款武器化，對受保護的群體施加不公平待遇，或壓制政府不認同或視為危險的思想。[6]

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歐洲分會（ILGA-Europe）在2025年發佈的「彩虹地圖」顯示，馬爾他、比利時、冰島、丹麥和西班牙在LGBTQ+權利方面在歐洲各國中排名最高，位列第一至第五位。馬爾他過去10年一直穩居該排名的榜首，評分達 88.83%。比利時推出了政策處理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特徵的仇恨行為後，令其排名躍升第二，並獲85.31%評分。雖然比利時在排名上超越冰島升至第二，但根據比利時機會平等中心（Unia）和男女平等研究所的最新報告，該國仍存在針對LGBTQ+群體的暴力與歧視個案。[7]

意大利憲法法院在2025年5月22日裁定，女性同性戀伴侶若在海外透過體外受精（IVF）生育子女，二人在意大利均可在法律上獲承認為孩子的母親，即使她們其中一人與孩子並無血緣關係。[8]

英格蘭足球總會（FA）在2025年5月1日宣佈，由6月1日起，跨性別女性（男跨女人士）將不得參與英格蘭女子足球賽事。英國最高法院於4月時裁定，《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性別」是指「生理性別」。基於此判決，英足總的律師建議總會改變政策，不再允許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足球賽事。足總表示一直願意在法律發生重大變化時，重新審視其立場。[9]

英格蘭和威爾斯板球理事會（The England and Wales Cricket Board, ECB）在2025年5月2日表示，因應英國最高法院在4月作出的裁決，該會已更新了先前的規則，宣佈將徹底禁止男跨女運動員參加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舉行，所有級別的女子板球比賽。該會提到：「由即日起，只有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球員才有資格參加成年女子和女生的板球比賽。跨性別女子和女生可繼續參加公開組和混合組的板球比賽。」[10]

英國最高法院在2025年4月裁定現行《平等法》中的「性別」僅指生物學上的性別後，英國唯一一位公開了跨性別身份的法官Victoria McCloud計劃將英國政府告上歐洲人權法院（ECHR）。

McCloud於上世紀90年代公開了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並於2006年成為了法官。他向歐洲新聞台（Euronews）表示：「作為一名『擁有』女性生殖器官、數十年前就公開了身份的男跨女人士，現在要求我必須使用男性廁所、男性更衣室，並被當作男性對待，生活對於我這種人來說變得不再可能。」McCloud已離任法官一職，現時是位訴訟顧問，他認為最高法院的裁決可能違反了人權法。在1998年《人權法案》下，英國是受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所約束。若要由歐洲人權法院來審理案件，案件必須先經英國的最高法院審理過，之後提訴者可在英國最終裁決後的四個月內提出訴訟。[11]

本地

女同志R和B在南非結婚後，在2020年底接受了「互惠體外受精」，由R提供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再植入B的子宮，由B懷孕並在港誕下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在本港法例下，R並非K的法定父母。二人入稟法院，要求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高等法院於2023年按《父母與子女條例》，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卻不能成為法定父母。二人早前再度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政府准許R在嬰兒K的出生證明書上被列為父母。

高等法院在2025年6月4至5日聆訊。代表政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伴侶關係」複雜多變，定義模糊，難以明確界定標準，武斷劃下任何界線會造成不公。倘若法庭接納「伴侶」關係為法定父母的條件，亦會「引發一連串麻煩」。若法庭接納申請，日後則有可能出現「三名家長」的局面（three parent situation），他舉例說明，指出如提供卵子的女方，提供精子的男方，以及懷胎產下嬰兒的志願者均可成為嬰兒的法定父母，嬰兒便會有「三名家長」。他指出，R若照顧K時遇到困難，例如替K報讀學校等情況，可向法庭申請成為K的監護人。申請方多次強調如果R只可以成為K的監護人，會令K感到尷尬，黃繼明回應指，在許多情況下，「對方只會在意你是否有該權利，而不是你如何獲得該權利。」

法官高浩文將於8月22日前頒下判詞。[12]

（資料截至2025年6月24日）

	美賓州大學宣布禁校內跨性別者參賽 以遵循川普政府行政命令
	(公視新聞網．2-7-2025)

過去美國一直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子的運動比賽，其中一位備受關注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跨性別游泳員莉亞托馬斯（Lia Thomas），他在2022年成為首位美國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CAA）一級聯賽冠軍的跨性別游泳員，他的勝出也成為新聞的焦點，而媒體報導時選取了一張頒獎禮時拍攝的相片，相中他一人站在頒獎台冠軍的位置，亞軍、季軍與殿軍的三位女運動員卻靠在一起合照，強烈反映出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運動的爭議

男女兩性在體能、力量和速度等方面有顯著的差異，允許生理男性以跨性別身份參與女子比賽，對女性運動員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但過去因著「政治正確」的社會文化，西方國家政府的政策和運動總會的立場都站在跨性別運動員權益一方，而漠視女性運動員參與公平競爭的要求，甚至反過來懲處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士。

男女性別差異是基本常識，過去一連串跨性別運動員引起的爭議突顯出他們政策的荒誕，加上特朗普上任後推出行政指令要求依據生物性別定義參賽資格，讓社會回歸常識。賓夕法尼亞大學也宣布禁止校內跨性別者參與女子體育比賽，並向過去受影響的女性運動員道歉。

有人或許認為這項禁令限制了跨性別者的權利，但女子體育設置的初衷是為女性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以維護女子運動的獨立性。若允許生理男性參與女子比賽，模糊男女兩性的性別界線，導致女性運動員處於劣勢，這反而違背了公平原則，並且削弱女子體育的意義。

而社會可以積極思考如何在尊重跨性別人士參與運動的權利與保護女子運動公平性之間找到平衡，如設立不以生物性別或性別認同為參賽標準的公開組別，讓跨性別運動員也能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一展所能，享受運動的樂趣。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2025年3月，美國華盛頓州塔科馬的地區法官Benjamin Settle發佈了一項臨時禁令，暫緩軍方執行特朗普總統之前發出的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者在軍隊服役。特朗普政府對Settle的裁決提出上訴，並要求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上訴期間擱置Settle的裁決。3 月 31 日，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1]

2025年4月3日，美國地區法官William Smith拒絕了幾個藝術團體的要求，沒有頒佈臨時禁制令阻止實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該政策要求藝術團體如要獲得國家藝術基金會的資助，必須要證明它們不會宣揚「性別意識形態」。Smith曾在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舉行的聽證會上質疑這樣的政策如何與聯邦法律一致——聯邦法律禁止要求接受資助者參與實質上的政府宣傳，但他最後仍拒絕發出臨時禁制令。[2]

2025年3月25日，美國教育部表示，其民權辦公室正在調查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一間負責監督州內高中體育活動的組織有否違規，允許跨性別高中運動員參加女子體育比賽，以及使用女生更衣室。教育部負責民權的代理助理部長Craig Trainor說：「我們不會允許波特蘭公立學區或任何其他接受聯邦資金的教育組織，踐踏保障婦女和女孩的法例。」[3]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25年3月簽署了解散聯邦教育部的行政命令。3月24日，美國教師工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入稟法院，試圖阻止特朗普解散聯邦教育部。有分析文章提到，美國政治家一直希望控制教育，保守派贊成地方控制教育政策，以幫助私立和宗教辦學團體，而左傾選民則提供大量資金支持公立學校和性別多元計劃。自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曾威脅要削減，對教育機構涉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計劃、跨性別政策和親巴勒斯坦抗議等議題的聯邦撥款，他重用的富商馬斯克，致力削減成本，並想解散一些美國機構，以減少「浪費性支出」。[4]

2025年3月31日，美國的教育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和總務管理局對外宣佈，正在審查哈佛大學及其附屬機構與聯邦政府之間價值2.556億美元的合約，以及價值87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承諾。隨後，上述美國政府部門去信哈佛大學，要求該校滿足多項條件，包括取消多元、公平和包容（DEI）計劃，以及禁止在校園內戴口罩。外界估計這與之前在校園內的支持巴勒斯坦抗議活動，示威者都有戴口罩有關。有媒體稱，包括哈佛在內的幾所接受聯邦資助的精英大學，疑因跨性別政策及校園內的抗議活動，受到美國政府威脅凍結聯邦資助。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哈佛大學教職員工分會和該學術組織的全國分支機構在4月11日提出訴訟，試圖阻止特朗普政府審查授予這所常春藤聯盟大學的聯邦合約和資助，他們向波士頓聯邦法院表示，政府的舉動非法地破壞哈佛大學校園內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4月12日，美國司法部在法院裡為政策辯護，但就沒有對外發表言論。[5]

世界田徑總會在會議上討論了收緊女子組參賽資格的提議後，該會主席Sebastian Coe在2025年3月25日表示，女運動員很快將要接受一次性基因測試，符合資格者才能參加女子組賽事。Coe表示將草擬新的法規，並尋找一家有能力的供應商，以協助進行非侵入性的臉頰拭子或乾血斑分析的測試。總會希望透過測試，以判斷運動員的生理性別，以保護女子田徑運動。[6]

2025年2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美國的州長會晤期間，曾威脅緬因州州長Janet Mills，若她不遵守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運動的行政命令，便要停止向緬因州提供聯邦資助。4月2日，美國農業部部長Brooke Rollins曾公開表示，由於緬因州拒絕禁止男跨女人士參與運動項目，農業部要凍結了緬因州一些教育項目的聯邦資助。另外，教育部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已對該州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展開調查。政府認為，將男跨女納入女子運動項目中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對女性的保護。

4月7日，緬因州州長Mills提出訴訟，質疑農業部因該州拒絕禁止男跨女參與體育運動，而凍結該州教育項目的聯邦資助。4月11日，美國政府採取行動，教育部宣佈切斷對緬因州公立學校所有聯邦資助，同日，一名聯邦法官發佈了臨時限制令，禁止農業部切斷對緬因州部份項目的聯邦資助。[7]

Jocelyn Samuels曾是美國聯邦獨立機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的委員，她在2025年1月27日被特朗普總統解僱。Samuels稱，她被告知遭到解僱，因為她支持DEI計劃及她拒絕在極端性別意識形態下保護女性。Samuels是民主黨成員，在4月9日，她提出訴訟，指來自共和黨特朗普沒有足夠權力將她免職，又指解僱她是違法的，並且尋求允許她恢復原職。有另一位委員亦在1月時同樣遭到解僱。EEOC本來是獨立於白宮，之前從來沒有總統解除過當中委員的職務，這項前所未有的舉動導致這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無法展開大部份工作。[8]

2025年4月4日，聯邦上訴法院重新審理一宗訴訟，美國加州有一名母親指控公立學校職員在2022年在沒有通知她的情況下，使用男性名字和代名詞稱呼她的女兒，這與其女兒當時表達的性別認同相符，該母親認為這是侵犯了她作為父母的權利。位於舊金山的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審理此案件的法官一致裁定，下級法院的法官在駁回此案時使用了錯誤的法律標準，沒有權衡案件的是非曲直，於是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重新審議。[9]

男跨女跨性別者Zaya Perysian在2025年1月底收到郵寄給他的新護照，基於美國總統特朗普頒佈的行政命令，其護照列出了他的生理性別——男性。Perysian是來自美國加州的網紅，於是在TikTok上表示，對特朗普領導下的國務院強制顯示其生理性別，感到挫敗。他偕同其他六名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在2月7日提出訴訟，指有關政策違憲。

美國國務院拒絕發表評論，司法部正在法庭上為該政策辯護，亦未有回應外界的提問。

政府辯稱，該政策並不構成非法的性別歧視，也沒有限制跨性別者出國旅行，並提到有關的行政命令重要地指出，性別的不明確定義破壞了「長期以來備受珍視的合法權利和價值觀」。

4月18日，波士頓地方法官頒佈了臨時禁制令，阻止向其中六名提訴人實施相關的行政命令，要求國務院容許六名提訴人擁有符合其性別認同的護照。[10]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25年1月頒佈行政命令，確立聯邦政府只承認兩種生理性別——男性（M）和女性（F）。此舉令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旅客到訪美國時感到憂慮，現時美國的法律和社會氛圍已令他們感到困擾。4月時有報道指，一些歐洲國家修改了給予公民的旅行指南，方便他們在前往美國前作好準備，並針對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旅行者提出了新的具體建議，讓他們在到訪美國前作好準備。

特朗普的新政策帶來了不確定性，這意味著不少國家聲的跨性別或非二元性別人士，如果其護照、簽證等官方文件上的法定性別標記與出生性別不符，或者性別標記是“X”而不是“M”或“F”，那麼在試圖進入美國時可能會面臨挑戰，美國入境部門的職員，可能會要求他們提供顯示其出生性別的文件。

丹麥、德國建議護照上顯示X性別標記或已改變性別的人士，在旅行前聯繫美國大使館。芬蘭則提出警告，如果旅行者的護照性別與出生性別不符，美國當局可能會拒絕發出旅行許可。[11]

來自英國的Jennifer Melle是一名高級護士，早前拒絕使用女性代名詞來稱呼一位已被定罪的兒童性侵犯人，此人外號是「X先生」，是一名男跨女跨性別者，他目前被關押在一所戒備森嚴的男子監獄中，他因在社群媒體上假扮成少女以引誘男孩與他進行性行為而被判入獄。Melle在當值時以先生稱呼X，對方因而憤怒，並以言語羞辱她，令她受到種族歧視和人身威脅。隨後她更收到醫院的書面警告，並將其轉交給護理和助產士委員會（Nursing and Midwifery Council, NMC）。她被指違反了NMC的行為準則，沒有尊重病人的「首選身份」，也沒有維護「尊重」這項價值觀。Melle表示，她後來被轉到另一個病房工作，實際上是被降級，而她的名字亦從內部系統中被刪除，令她無法申請加班。

2025年3月，有媒體報道，在基督教法律中心（Christian Legal Centre）支持下，她現在以騷擾、歧視和侵犯人權為理據，向Epsom及St Helier大學醫院協會提出法律訴訟。[12]

2018年，蘇格蘭地方政府計劃在公共委員會中設立女性成員的配額，以提升女性在當中的比例，但政府的法定指引中指出，持有「性別確認證書」（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的跨性別女性也應被視為女性。組織「蘇格蘭婦女」不滿相關指引，認為性別是二元及不可改變，故向蘇格蘭法院提訴。蘇格蘭的法院認同地方政府的說法，指性別不限於生理性別，須涵蓋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人士。2024年，組織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2025年4月16日，最高法院裁定，當地《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而跨性別女性則不包括其中。判詞提到，《平等法》列明的性別、女性及男性必須是指生理性別，其他演繹既不連貫也不可行，而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跨性別女性不符合有關定義，故蘇格蘭政府發出的指引並不正確。[13]

2025年4月有媒體報道，匈牙利議會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允許政府禁止LGBTQ+群體舉辦公開活動，此項議案是由總理Viktor Orbán領導的執政聯盟Fidesz-KDNP提出，議案旨在確定兒童的道德、身體和精神發展權利優先於生命權以外的任何權利，包括和平集會的權利。該修正案最終以140 票贊成、21票反對順利獲得通過。[14]

2025年3月25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裁定，日本現時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反了《憲法》第14條第一款中提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第24條第二款提出，個人尊嚴和兩性本質上平等的條文。此判決是繼札幌、東京、福岡、名古屋等地方的高等法院後，再多一個高等法院作出相同判決。[15]

（資料截至2025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