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馬時亨先生
近日，馬會主席夏佳理和行政總裁黃至剛不斷向外界放風，聲稱馬會受到外圍馬和澳門博彩業的影響，令賽馬投注額持續下跌，因此，他們要求當局改革現有的博彩稅制，以利得稅形式抽稅，讓馬會有更大的空間增加派彩，抗衡外圍非法莊家。
若外圍馬和澳門博彩業真是賽馬投注額下跌的主因，那麼馬會要求政府改革稅制的要求實在是無可厚非！可惜，賽馬投注額下跌是結構性，不論是馬會或外圍莊家均面對此問題。過往，電視台要向馬會支付費用換取賽馬轉播權，現在馬會卻反過來要向電視台購買時段轉播賽馬，可見賭馬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年輕一代對賭馬並不熱衷，令賭馬活動後繼無人。更何況，賭波是賭馬的代替品(substitute goods)，自馬會經營賭波後，很多客戶轉向投注賭波，加上青少年對足球的興趣和熟悉程度遠勝賽馬，配合馬會鋪天蓋地的宣傳，令青少年紛紛加入賭波的行列。無可否認，賽馬的投注額自02-03年度的714億元下跌至03-04年度的650億元，不過賭波卻為馬會帶來161億元的收入，因此馬會去年的實際收入較前年增加100億元，可見馬會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馬會主席夏佳理早前向外界不斷放風，聲稱馬會受到外圍馬和澳門博彩業的影響，令賽馬投注額持續下跌，因此，他們計劃改變現有的博彩稅制，政府以利得稅形式抽稅，讓馬會有更大的空間增加派彩，抗衡外圍非法莊家。
若外圍馬和澳門博彩業真是賽馬投注額下跌的主因，那麼馬會要求政府改革稅制的要求實在是無可厚非！可惜，賽馬投注額下跌是結構性，不論是馬會或外圍莊家均面對此問題。過往，電視台要向馬會支付費用換取賽馬轉播權，現在馬會卻反過來要向電視台購買時段轉播賽馬，可見賭馬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年輕一代對賭馬並不熱衷，令賭馬活動後繼無人。更何況，賭波是賭馬的替代品(substitute good)，自馬會經營賭波後，很多客戶轉向投注賭波，加上青少年對足球的興趣和熟悉程度遠勝賽馬，配合馬會鋪天蓋地的宣傳，令青少年紛紛加入賭波的行列。無可否認，賽馬的投注額自02-03年度的714億元下跌至03-04年度的650億元，不過賭波卻為馬會帶來161億元的收入，因此馬會去年的實際收入較前年增加100億元，可見馬會的說法明顯有誤導大眾之嫌。(見表一)
1. 本社認為過去幾年報業侵犯私隱；渲染色情暴力；以及違反專業操守的情況並無顯著改善。一些社會團體及小市民面對傳媒不負責任的失實報導，甚至被傳媒欺凌卻缺乏有效的申訴途徑。（例如嚴重侵犯私隱的狗仔隊、不擇手段的採訪手法、用不正當手法獲取當事人的相片和私人信件並予以公開等等。）
2. 報業評議會雖已成立多年，但由於三份暢銷報章一直拒絕加入，亦有雜誌以昂貴的法律訴訟回應報評會的譴責，令報評會的工作難以有效開展。相對於影視處，報評會所收到有關報刊雜誌的投訴偏低，相信與市民懷疑報評會能否有效代他們申訴有關。
3. 本社認同新聞自由是保障小市民利益，以及本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亦不贊成以嚴厲的手段處分偶爾犯錯的傳媒機構。但由於本港的傳媒越來越以商業利益掛帥，傳媒老闆的背景亦越來越複雜，部份更偏離傳媒機構一直奉行的專業操守，甚至公器私用，以傳媒作為打擊持不同意見人士和批評者的工具。因此，本社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有效接受市民申訴的機構，讓小市民被傳媒粗暴侵犯時，不至有冤無路訴，透過有關機構的評議，亦可以讓市民更深入認識及參與討論何謂傳媒應有的專業操守。
一直以來，明光社致力推動社會倫理教育工作，藉此讓青少年了解時下社會的問題及現況，加強他們對各類文化，如流行文化、性文化、消費文化等的辨識力，提高他們對生命的尊重及倫理的了解。而消費文化和社會倫理的關係實在息息相關，前者對社會大眾的價值觀、身心發展影響深遠。但今日社會在消費活動上，不知不覺間「需要」和「想要」的分野愈見模糊，「我買故我在」主導了不少人的思想，在傳媒的鼓動下，過度消費所造成的個人及社會問題漸趨嚴重。當消費購物已成為慶祝聖誕節的主菜時，明光社於2005年12月20日舉辦了一個消費現象研討會，希望藉著這次機會探討如何理性消費、透析宣傳策略及反思消費價值觀等主題。
當日我們分別邀請了資深精神科醫生麥基恩醫生主講「如何在消費狂潮中理性消費」及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外務副主席趙善榮先生主講「反思消費現象背後的價值觀」，而明光社署理助理總幹事傅丹梅女士則主講「透析傳媒地氈式轟炸的催谷消費策略」。參加者包括社工、教師、家庭主婦、大學講師、教牧傳道及大專生，可見關心及有興趣探討消費現象的人士並不特定在某些職業背境。
首先，必須要界定本文要討論的主要名詞，何謂西方性教育？西方是否只有一套性教育課程？事實上，對如何推行性教育不同的教育學者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自六十年代起，西方心理學界流行人類潛能運動（Human Potential Movement），放棄傳統道德教育強調的培養個人道德操守，轉移提倡幫助學生認識清楚個人的價值，而不是由上而下的強加成人信念在年青人身上，這種所謂澄清道德理念(moral reasoning）和了解道德矛盾(moral dilemma），從而幫助年青人面對行為決定(decision-making) 的方法，稱為綜合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逐漸成為西方性教育及道德教育課程的主流，直至八十年代後期，才有不同類型的課程（例如強調性約束及避免婚前性行為等）出現，因此這裡討論的西方性教育，主要是指這些強調價值中立、幫助年青人作獨立批判思考，多過對傳統性觀念及價值照單全收的主流課程。
政府將於2005年初再進行性傾向民意調查，希望了解隨著社會開放，大眾對同性戀的觀念是否有改變。
而於2004年9月27日民政事務局安排了一個性小眾論壇，被邀請出席的主要是同性戀團體、跨性別團體以及一些人權組織。
同性戀團體會上質疑調查代表性不足，認為政府無意主動提供保障。亦有人權組織的代表說，政府應積極立法保障性小眾的權益，不應基於大眾市民意願，就像當初立反恐條例、廿三條立法般，政府沒有民意的支持亦推動立法。同性戀團體亦指立法是要保障性小眾，沒有理由要求小眾去遊說市民大眾才可立法。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余志穩指出，政府必須在民意支持下，才會考慮須否就反性傾向歧視研究立法問題。現實是若沒有民意支持，法例於立法會亦不能通過。
之後明光社及其他關注的團體及教會亦約見了民政事務局，就有關方面表達意見，在交流的過程中政府雖說未有立場，但我們感到其實政府已傾向立法，因他們背後的想法及前設，已深受同性戀運動的意識所影響，例如他們已深信同性戀是與生俱來的和健康正常的、同性戀是「基本人權」、性傾向歧視法是保障不同性傾向的人免受歧視等…。可以想像政府帶著這些前設所做的調查將會造成一定的偏向性。
近年當與青少年討論起同性戀，他們很多時已不再思考同性戀是否合乎道德，反而很快就轉向批評不贊成的人是「歧視」。但凡事若不作道德反省，只將一切反對意見標籤為「歧視」，恐怕社會將會越來越是非不分。所以性教育亦應包括價值觀念的反思，避免濫用，陷入道德相對的文化中。
社會上我們常聽見一些人說：「我有權做ｘｘ」。例如同性戀者說他們有權捐血，有權結婚。但若任何行為及慾望，不理對錯，以為只要加上「權」字便是合理，並將反對的人士標籤為「反人權」，這種文化趨勢實在非常危險。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關啟文說：「本來人權是指一些人生而有之、極度基本而又重要的東西，但今天人權的語言無限擴張，人權的範圍無所不包…可見的將來也許有人說賣翻版、藏毒、吸食大麻都是人權，少年人會說不上學、不交功課也是人權。為甚麼不是？有甚麼標準去釐定？若全無標準，人權也沒有固定意義(附1)。」若凡事都只訴諸「我有權」，只會容易造成敵對的局面，無助雙方理性地討論問題。
近年，我們常在報章上發現不少有關學童自殺或欺凌的新聞，究竟香港的教育制度要加添什麼元素去解決現今的青少年問題？推行「生命及倫理並重的教育」課程可能是一條新的出路！
為此，我們走訪了三位教育界人士，了解他們對有關教育的心得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