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星星的「福音電影」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今年萬聖節前數天，加拿大本地新聞已放風：據訪問調查，因通脹及經濟放緩，將會更少家庭於今年萬聖節派糖；而且當晩氣溫嚴寒，亦更少家長「放」小朋友外出「攞糖」。

以前我家都有隨俗「應節」，但約十年前阿媽試過派糖時被一群年輕人「搶糖」，之後便每逢萬聖節都全屋熄燈(代表冇糖派)。不過她仍然十分喜歡萬聖節，因為本地超市每到九月中開始便會售賣特為萬聖節而設計的「派糖裝」零食：一大包/一大箱內藏大量小裝型的糖果、朱古力、薯片。我母親最喜歡的便是這些小巧裝的薯片，每年她都會買兩三箱，但卻是派糖給自己 – 每天開一小包享受，或孫兒過來探她時有零食「氹」他們。

萬聖節本來是歐洲塞爾特人帶有超自然元素的傳統節日。二千多年前糧食供應極不穩定，特別在北方，入冬是十分危險 – 耕種停工了，如果秋收不理想，加上嚴寒天氣、醫療落後，整條村死掉大半人並非奇事。當時他們視10月31日為年終，亦是夏季的最後一天(那時塞爾特人沒有秋天的概念)，相信當晚陰間的亡靈會來到陽界滋擾活人，故此當晚搞「營火晚會」來祭祀，並透過變裝來驅邪，萬聖節的習俗便由此而來，說到底是恐懼死亡而演化出來的習俗。

古代人口等同勞動力生產力，村子死了大半人，來年的情況將會更險峻，所以古人用盡方法來趨吉避凶實在無可厚非，但來到20世紀便成了 “Trick or Treat”，北美的中小學甚至會在校內開Halloween舞會。今時今日加拿大，所有大時大節均是商機：情人節賣花、朱古力、燭光晩餐；八月雖然沒有節日，但去到那裡都會看見「開學日大特賣」(Back to School Sales)*；萬聖節賣零食、戲服(costume)、應節裝飾(如放在前院的假棺材)；感恩節賣火雞；聖誕節前後則是瘋狂購物，但在強調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近十多年真正的聖誕節主角已甚少見於商場及百貨公司了。

教會雖不贊同慶祝或參與萬聖節(特別是變裝)，但多倫多不少教會亦會於萬聖節期間舉辦活動，其一主要目的是讓小朋友不用上街「攞糖」都有得玩，亦藉此機會向信徒解釋為甚麼不應慶祝萬聖節。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萬聖節「水靜河飛」並非壞事，但如文首所言，坊間對萬聖節的參與和反應，很大程度反映了民間真正的經濟狀況。撇除天氣或前數年如疫情等因素，10月31日晚上走出屋外看見十室有半黑，街上只小貓(小朋友)數隻攞糖，筆者亦「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擔憂來年的市道。

* 根據小弟的不嚴謹調查，文具最抵賣的地方其實是最少做宣傳的一元店(雖然近年一元店已甚少貨品真的賣一元)。

在世界各地，紋身的意義以及人們對它的觀感一直在改變。例如最早在北美洲的原住民，認為紋身具備戰勝及保護靈魂的意義，到了18世紀中期，女性原住民會視紋身具有類似針灸的效用，用以紓緩牙痛和關節炎。而早期美國的水手及軍人亦多在身上刻上祝福的字句，希望可以保佑自己從戰場或海上平安歸來，到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紋身成為流行的象徵，二戰後的美國，基於囚禁在集中營的人會被迫紋上編號，導致西方社會曾有一段時間對紋身產生反感。[1]

至於日本，也並非一開始便把有紋身的人定義為有黑社會背景的人，例如早期居住在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女性會在嘴唇周邊紋身，以此顯示她們的婚姻狀況，以及象徵著成熟和忍痛能力。到了約17至19世紀，從事建築、祭典準備、消防及郵政工作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瀟灑及帥氣，也常會在身上紋身，有僧侶亦會在身上紋上經文，以求加強法力。另一方面，早至720年，罪犯的臉或肩膀亦會紋上標記顯示罪行或懲罰，約在1960年，人們認為紋身與黑社會及犯罪有關聯，不過到了今天，年輕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開始視紋身為一種流行的藝術，並在自己身體喜歡的位置紋上圖案及文字。[2]

從前對紋身有刻板印象的日本，當中的年輕人現在對紋身已不如過往負面，就連香港的年輕人亦愈來愈接受紋身。以往的香港社會也如日本一樣，普遍視有紋身的人有黑社會背景，不好又或不乖，但現在人們一般都接受紋身文化，不再視有紋身的人為壞人，反而會把紋身看為一種藝術及一種潮流。有的年輕人只想把鍾意的圖案紋在身上，有的則希望紋上特別及有紀念意義的圖案或字句。[3] 當社會對紋身的看法愈發接受，這種趨勢亦蔓延至教會年青的一代，不少年輕信徒不是正在考慮紋身，便是已在紋身的路上，教會可以完全漠視這種紋身風氣或年輕信徒的想法嗎？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輕信徒，希望藉著他們的分享，有助牧者們稍為了解年輕信徒如何看待紋身，以至無論教會有何立場，都可以回應到年輕人的需要。

手腕內側紋了一個十字架及一句經文的Alan

Alan（化名）回想在他大學時期，發現大學團契中每10位基督徒中，大約便有一至兩位身上有紋身，而身邊出現的基督徒朋友也愈來愈多人考慮紋身。Alan坦言大概從小二開始，便對「紋身」不陌生，由一開始接觸印度的手繪紋身（Henna Tattoo）、到後來是噴槍紋身及紋身啫喱，可能因此令他從小到大都有想要紋身的慾望，成為了基督徒的他，由正式考慮紋身至付諸行動，便決定要紋上與信仰相關的內容。

Alan幾乎沒有為到基督徒可否紋身而掙扎，但他非常著重紋在身上的東西，對他有何特別意義，他也會考慮教會的看法，雖然在教會中，有一些長輩在他刺上臨時的紋身時略有微言，但他所認識的傳道人，都表示最重要是他有否想清楚，Alan很慎重的挑選了紋身的經文，在此事上他有尋求牧者的意見，最後，他的手腕除了有一個向著自己的十字架，也刻上了“desire gives birth to sin.”這一句來自雅各書一章15節的經文，他認為刻在自己手腕內側，這樣才可以讓紋身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方便提醒自己。Alan不是為要追求紋身藝術或潮流才這樣做，只是想通過一個他認為舒服及鍾意的方式去紀念一些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比如信仰，又比如家人。

當初若有牧者反對自己紋身，Alan還會決定紋身嗎？對Alan來說，他花了整整兩至三年的時間去考慮是否紋身，所以這並非一個隨意的決定，因此，他想他還是會選擇紋身，但他亦明白牧者有不同的立場，若然有些牧者認為有紋身的人不能參與講台上的事奉，如敬拜隊，他是可以理解的，但若然連小組組長也不可以做，甚至阻止他參加團契的話，那麼，他有可能轉去其他教會。Alan認為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當他們有意見時，願意找他傾談，而不是表現出抗拒的態度，這樣已經很好。Alan不後悔自己紋了身，也沒有覺得不太方便，若然日後找到其他有意義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亦會把它們紋上。

很想在自己背上紋上一個大大十字架的John

與Alan不同，John（化名）並非一開始便接受信徒紋身，不過，隨著社會對紋身有所改觀，加上John後來認真地從信仰角度去思考紋身這課題，令他開始接受信徒紋身。對他來說，基督徒紋身並非與信仰抗衡，可能有些人會引用利未記十九章28節「不可為死人的緣故，割傷你們的身體，也不可在你們的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新譯本》）去反對紋身，但John認為不可以單純地把經文視作條文，應該看《聖經》的精神是甚麼。就如耶穌也打破當時的「傳統」，在安息日治病，如果紋身可以讓人在信仰上有更多提醒，豈不是讓人更「屬靈」嗎？另外，他提到以往有沙漠教父長時間舉手祈禱，他們看似用一些苦待自己或傷害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信仰，紋身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幫助他謹記信仰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及讓他知道他是要從世界分別出來的——分別為聖，John重視的是紋身達到的效果而不是紋身本身。

當然，紋身可否讓人謹記信仰，在於紋身的內容。John提到自己中學畢業時很投入教會，當時，他想在背上紋上一個很大的斜放的十字架，提醒自己不可以離開信仰，因為世事難料，連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會否有一天不想再跟從基督，但只要紋上一個大大的十字架，他認為如果有一日他出現了「離教」的念頭時，至少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從考慮離婚到正式簽字，過程中仍有不少機會挽回，對他而言，紋在身上的印記或許可以給他一次「被挽回」機會。有如此想法，是因為當初帶他返教會，鼓勵他要參加崇拜的那位中學同學，已經離開了信仰。

對John而言，紋身的意義除了讓他謹記信仰，也能表達他是基督徒這身份。他認為要紋身，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不同的後果才好採取行動，即使現代的科技先進，可以輕易去除紋身，但他卻感到，一旦紋上便是一生一世的事。他不是為了裝飾，或純粹想突出自己而紋身，John並不打算在身體當眼地方紋身，以免影響事奉。他也坦言，若然所屬教會，整體的氛圍反對紋身，他也不會為了紋身而離開教會，他不會視紋身是生命中非做不可的事情，既然弟兄姊妹分享著彼此的信仰生活，他亦會考量其他人的意見，他認為每間教會都有自己的規矩，就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一樣，若然環境不許可，他便不會做。

與Alan一樣，John有詢問過牧者有關紋身的事情，他的牧者支持他紋身，不過，他身上迄今並沒有任何紋身，不是怕痛，而是他恐怕隨著年日過去，自己的身形有所改變，身上的紋身也會出現變化。

不需要視信徒紋身是「離經背道」

一個有紋身的Alan，一個未有紋身的John，透過他們的回應不難發現，他們兩人均不是一時興起想著要紋身，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他們對信仰都非常認真，並且希望在身體上紋上對他們最重要的東西。雖然他們的聲音不足以代表所有想要紋身的信徒，亦不排除有信徒只為了趕潮流，追求紋身藝術等其他原因才選擇去紋身，但Alan和John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希望藉著紋身，提醒自己堅守信仰的信徒。

或許有人認為信徒並不需要，也不必藉著紋身去提醒自己，有這種想法的人沒有錯，然而，現實中有不少年輕信徒接受紋身，他們也很想藉此去表達或紀念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其實除了信徒紋身，也有紋了身的神學生，外國亦有牧者（如Joyce Meyer）紋了身，將來在教會中或會有更多紋了身的信徒及牧者，教會由不同的群體組成，每個人對於紋身都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今日教牧同工覺得毋須與弟兄姊妹討論，但只要大勢一到，這可能成為教會將來不能逃避的課題之一。

無論如何，彼此保持溝通非常重要，教會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先聆聽弟兄姊妹的故事，了解紋身及其圖案或字句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紋身的內容，比單單用一節經文否定他們的行為來得好。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你要謹守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第四章23節《環球聖經譯本》

青少年精神健康一直被受關注，因為他們在成長中面對不少的轉變和壓力。本年5月，由醫務衞生局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一項有關青年精神健康調查的報告指出，受訪的3,440名介乎15至24歲青少年在2019年5月至2022年7月受訪期內，有近17%曾出現至少一種精神疾病；19.4%出現自殺念頭；5%有自殺計劃；1.5%曾企圖自殺^[1]，調查結果令人憂慮。為此，筆者專訪了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醫生廖廣申分享對於這情況的看法及建議。

壓力成因
廖醫生認為環境改變這個因素會對任何人產生壓力，研究時期發生的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便是兩重大關鍵事件，對各個年齡層的生活、習慣、求學安排等，都造成影響。他認為研究的數字比率高，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作為現代都市，有著高壓力的教育制度：緊張的學習環境、很多考試和要學習的學科等等；可以解釋到香港學生的學業壓力和考試壓力十分巨大的原因。這樣，可能導致很多人出現情緒和精神問題。

報告指出，青少年患抑鬱症最普遍，有13.7%。廖醫生指出，患上抑鬱症的成因很多，如性格、生理因素和環境因素都有影響，與青少年有沒有接觸毒品、酒精等也有關。他說：「環境因素和壓力感是重要因素，而這報告反映青少年的學業是主要的壓力來源（佔42.8%）。」他建議不要為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添加不必要的壓力。他更指出，臨床見過很多病例，讀書成績很好，是名校高材生，進入了著名大學；最後因為抑鬱症而完成不到學業，或要接受精神科治療、服用藥物及接受心理輔導。此外，報告亦指出了四大風險因素：個人心態、家庭空間、數碼生活及逆境轉化。廖醫生為我們逐一解說。

個人心態——「完美主義、執著、『唔輸得』的心態是高危因素。」廖醫生認為「個人心態」很重要，但每個人的心理質素不同，如果對自己要求很高，就會很容易自責和內疚；也有人很容易有放棄念頭、很消極、悲觀；性格較負面，面對不到問題，令壓力積聚或把壓力放大。

每個孩子的性格不同，作為家長、青少年工作者便要留意他們的心理、思想，和他們多溝通，循序漸進地給予鼓勵，並教導他們如何面對逆境。

家庭空間——實質空間與心理空間，「關於家庭空間，不單指有沒有地方好好休息、做功課？」廖醫生認為坊間常說社會低下階層或貧困家庭的壓力、情緒問題較多，但不代表中産或富庶家庭就沒有抑鬱症。他見過不少學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母是專業人士，栽培資源很充足，亦出現抑鬱、自殺問題。原因可能是和父母相處時間或溝通不足，亦可能是父母對他們的要求過高，構成不必要的壓力。

他認為要留意家裡有沒有自由度，要營造一個平台讓孩子可以去和父母溝通，給他們願意和家人表達或商討的分享環境。「不要等到青年人覺得完全沒有信心或已經覺得很恐懼，不敢和家長商量，覺得再沒有人明白、關心他們，白白讓他們走向絕路──自殺。」

數碼生活——電子產品霸佔我們很多時間，減少了社交生活、運動和休息的時間。廖醫生見過很多青少年抑鬱個案是因為沉迷電子產品、手機。他指出，這情況比沉溺酒精、毒品、吸煙還普遍。他建議青少年每天用最多兩小時在電子產品上，但做功課、溫習、蒐集資料等須用電腦，所以有「灰色地帶」。他認為讓孩子從小養成自律是十分重要，家長亦要管理他們如何使用電子產品，和留意孩子有沒有網上沉溺。他坦言，這對家長來說，是不易的課題。

逆境轉化——正向思想、面對逆境的能力，以及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溝通習慣是十分重要。「小孩子如能自小培養正向思維，家長的追求不只是學業成就、知識多寡，而是態度，例如有責任心、堅毅不屈的心態、樂觀思想、不怕失敗、不斷努力的態度，有自制能力和管理時間的能力等。」廖醫生表示孩子的「解難能力」很重要：「解難能力就是無論遇到成績不好、比賽輸了，或者失戀等，都知道如何重新站起來，並且不氣餒，不放棄，也不太介懷得失。」

平衡生活及建立信仰
廖醫生建議孩子保持社交活躍，平日要有朋友和家人傾訴開心或不開心的事。「平常不習慣找人傾訴或沒有與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的時間，當有問題發生，就不太容易向別人求助。另外，要有足夠的睡眠時間和足夠的運動量，人才會身心健康。」

他強調有信仰的家庭，應及早鼓勵孩子養成恆常的宗教生活，多參與教會活動。「有很多研究指出，有恆常及良好信仰生活的人，情緒會較好，身心會健康些，快樂指數亦會高一些。」

師長、社工應盡早介入幫助精神病患者
「不要讓孩子獨自去面對困境，單打獨鬥，重複去思考自己的問題。」他認為師長、社工要有敏感度，早一點察覺有問題出現，早一點去關心孩子，及早幫助他們。他不鼓勵看到問題也不處理，應及早找人求助，或做一些相應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廖醫生最後再三叮囑，青少年的成長很重要，預防勝於治療：「要有平衡的多元化生活，有社交生活、興趣活動、足夠的運動量及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有問題的時候，及早徵求意見、尋求幫助。最後，聖經的真理、信仰生活對任何人都很重要。」

書籍推介：
金恩喜（2020，2023）。《一句話收服小孩子》（譯者：丁俞）。台灣：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訴諸信仰去解決人生問題似是較易走的路，但是憑著理性去面對和掙扎，卻應是人的本能和本份，但這兩者是對立的嗎？信仰也是人的本能，是幫助人去平衡節制地看自己及世界的界限，更是看見上主在人間和人生的參與，從而使我們找到自己和當走的路。

無疑，人生路有時像在無盡的樹林中闖蕩，其實看不到路，卻必須走下去。去年是我首次在法國圖盧茲城渡過聖誕節和農曆新年，很是忙亂，因為我們華語小組有慶祝活動。感恩可以借得法語教會舉行一些活動及部份查經和主日崇拜聚會，但有許多硬件軟件及各種設備的配合要統管和處理，對我這類電腦和音響不精通的人是大考驗。而我僅有而學藝不精的口琴、書法、太極等雕蟲小技都得拿來充數獻醜。

加上我和師母舊的居留申請手續未完，拖著尾巴，新的居留手續又要進行，在這裡的保險問題未解決，還有新近寄來的包裹又有問題，又要兼顧學業功課和身心的需要，我們夫妻間的各種適應也引起不少負面情緒，加上我們的宣教士拍擋也在這段期間因母親病重返了香港等等的情況都帶來挑戰。

數不盡的難題每日一起床就感到困擾，望天禱告又興嘆，真像哲學家海德格在《林中路》（Holzwege，諧音似「臨終路」，又似「林俊路」）一書所寫的，走在「無蹤／無常」（法文／英文的翻譯）的心情。很想堅持走下去，但在茫茫的歧路中怎麼走？有些幫助我們的人，也給我們不同的意見去辦手續，但還是像在濃霧中，在心力交瘁時真想放棄。就像今天享負盛名的足球員C朗，或近十年來亟待重建的球隊曼聯，都是在林中路中掙扎如何走下去。

「林中路」挑戰我在走人生路中所持定的存在意義，在此情此景中的禱告是那麼欲言又止、欲哭無淚的。我只能如此呆著的交託，不知就裡的投靠天上的主加給我堅持的心，能夠做的是每日等待看到一點光，就以它給我看到的一步，就走上一步，原來迷茫比挫折更難受。從牧會退休再跳進宣教（金齡宣教）的路確是林中路。

《林中路》給人類的挑戰是十分埋身的，生命的智慧絕不易得，選擇信靠上帝去走「林中路」更是充滿弔詭或矛盾的，那思想的掙扎大得令人窒息！但我還是要感謝主，因祂還給我機會去經歷，去走這趟「林中路」。學習將林中路與宣教路整合或接軌，能有力量忍受一直像懸吊在空中的感受，靠主給我們在堅持中的喜樂，也使在圖盧茲與我同行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一起成長。然而，那絕不是可以浪漫激情的路，而是思想充滿衝擊的路，是一條人選擇了踏上且滿途荊棘的路。

做了單親媽媽近三十年的Grace（化名），過去一直默默忍受前夫Victor（化名）一次又一次擅自削減贍養費的舉措，「除非有錢請律師，否則要自己透過小額錢債去追討，太費神了。」

Grace和Victor拍拖七年結束愛情長跑，婚後兩年誕下兒子。不過，他們的婚姻只能維持短短三年，「主要是大家缺乏溝通，而且價值觀不同，包括對很多事物、對金錢和成功感的看法。而導火線是有第三者介入。」

離婚後，兒子由Grace照顧，Victor則可每星期探望兒子一次。當時雙方白紙黑字列明，經營髮型屋的Victor，需要每個月支付兩母子合共六千元贍養費，但生效不久，他便違反協議，「只是給過一、兩次六千元而已，之後就以無錢為理由，私自把金額降至三千元。」惟感情重創的Grace，已無力再採取任何行動。

「經歷離婚，已經充斥太多情緒了，既失望、沮喪，亦有憤怒、擔心等，所以我不想再跟他糾纏了。而且我當時已經信了主，相信上帝會有供應。」誠如Grace所講，上帝一直眷顧著她，從事醫療工作的她，靠著自己的收入和三千元贍養費，省吃儉用，終於把兒子撫養成人。

雖然根據雙方當年所訂的離婚協議，贍養費其中一部份是支付給Grace的，直至她再婚為止，但執行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Grace透露，當兒子大學畢業後，前夫便立即把贍養費下調至一千元，但亦僅維持了一、兩年，最後更索性提出永久停付。「算了吧！既然他可以如此不顧顏面地提出，反正一千元也做不了什麼，他不想給我，就由他吧！」

如今Grace的兒子已踏足社會工作，享盡仔福的她，生活無憂。只是說起贍養費這個話題，她還是滿腦子想法。「我覺得法律上可以多點保障受款人，例如允許從前配偶戶口中直接扣款，並列明不支付贍養費需要承擔的法律後果。」她甚至倡議，可仿效新加坡政府的《贍養父母法令》，「新加坡法律規定，子女若不供養父母就要坐監。其實香港也可以有類似的做法，夫婦離婚後，若一方違反協議，拖欠或不支付贍養費，都需要坐監！」

文章僅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編輯﹕謝芳

「我們雖然四面受壓，卻沒有壓碎；心裡作難，卻不至絕望，受到迫害，卻沒有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我們身上常常帶著耶穌的死，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的身上顯明出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為耶穌的緣故常常被人置於死地，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4﹕8-11〉‬

疫情持續兩年，不少基層孤立無援，需要日增。有基督徒見到鄰舍徬徨無助，主動勇於出手相助。筆者訪問了一對約30歲的情侶Kevin & Elaine（K&E），分享他們在去年聖誕節期間參與基層家庭關顧活動的感想，是兩個平凡但勇於服侍的生命見證。

K&E對於神透過這些受助人使他們得到滿足，心裡十分感恩，故渴想成為滿足其他人的流通管子。身為社工和老師，他們明白社會上也有很多服務幫助基層，肯定當中也有付出愛與關懷，如果只著眼一時服務，其實也可以很「表面」的。他們相信耶穌的工作很貼地，任何形式也可以。「今天是我，明天可以使用其他人。讓人認識神，不怕再被標籤、被拋棄、被欺凌，實在很想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他們、愛他們，這便是生命的見證。」他們分享道。

疫情下堅持事奉的突破

教會每年聖誕節都會祝福社區，並且祝福身邊人，K&E的牧者一直教導信徒走出社區的重要性，因為教會是讓人認識耶穌、聽福音，這個角色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取代。服侍，也使他倆相信基督的愛心可以突破疫情和界限，疫情下堅持靈活事奉，更可以打破教會之間的牆，無論是宗派原因，抑或教會行政考慮，以往未必能合作的，在疫情下卻能彼此配合關心困苦人，這是何等的美事！他們並非想被人讚賞為「好人」、「有善心」，是因為看見有人困乏而去回應需要。在他們曾參與的活動中，為了嚴守防疫措施，小兩口在同一天的義工活動中，卻選擇「兩不相見」﹕Kevin帶著這個4歲小男孩和他的年輕媽媽，穿梭於錦上路的跳蚤市場、紅磚屋和錦田市中心；而Elaine就陪伴著婆孫一家三口轉乘小巴入圍村，並去了採摘士多啤梨。他倆雖不見，心卻在一起。

Elaine從簡單的開篷巴士市區遊，到錦田鄉郊遊，在同行中看到基層婦女和兒童的「釋放」，她們一直被困在環境和無助中，這次一起玩遊戲時，便將喜樂和愛带給她們。的確，生命除基本需要，經濟、情緒、困難例如家暴，實在需要主的介入，唯有祂才能幫助她們走出黑暗，在絕望中看到光。自己的参與可成為橋樑，讓人與主相遇。

疫下新定義

隨著疫情和防疫措施，關顧的機動性提升了，疫情下香港所有人都被震動。K&E相信，如果能在當區伙拍一些機構，一同將服侍擴展，正如以往派飯券行動中，有未信主的朋友参與，亦都因著關心有需要的人士而經歷和感受到主耶穌的愛。因此，他們認為傳福音因著疫情重新被定義，看見貧窮困苦孤兒寡婦，若然沒有鼓起勇氣突破，不踏出社區做關懷工作，就無法成就活的信心。

他倆以往的價值觀隨著疫情調整打破，人們常常說教會是大家庭，讓貧苦大眾有回家被愛的感覺好困難，服務和活動會完結，要走出安舒區好大挑戰。現時的服務是落地的，人是關鍵，居安思危，不應安逸，用行動活出信仰的真實性，而不是只催促她們「返教會」。Kevin回想自己未信主的時候，其實也是困苦流離，正如眼前的這班朋友，全靠基督的愛去激動和挽回，得著了主愛，人心才能獲得真自由。

害怕染疫嗎？

他們坦言不擔心，因為深信平安從神而來。他們遵從防疫措施，保持足夠社區距離，嚴守幾多人一圍枱食飯，搓手清潔，恪守一切公民責任。他們認為，服侍不只憑信心，亦要合法合情合理，以自己的資源、能力、心態去打破疫情帶來的隔膜，並在服侍中見到主的能力。他們會盡力保護自己，保護被服侍家庭，當日多人會散開，不斷消毒，願意付上「不方便」的代價；不只是送出禮物，讓主耶穌在他們身上顯大，活出祂捨身的心。

心動小片段/小故事：

有錢買不到的和好﹕

這位早出晚歸作工的單親媽媽，曾因太著緊女兒功課，導致關係出現張力，間中代為照顧孩子的婆婆表示，有時看到外孫女起床時找不到媽媽的驚惶樣子很心痛。而今次錦田郊遊當中，看到婆孫三人的背影好感動，作媽媽的單純地說，寧願少賺一天工資享受家庭樂，是很值得！ 

基層家庭不需要同情﹕

那位單親媽媽陪同的4歲孩子，很開心，每個表情、每個肢體動作，彷彿知道那天的一切得來不易，短短的半天遊更是額外的禮物。對他來說，那天確有許多新奇有趣的事物，要他在預算中選一份禮物實在十分困難。作媽媽的，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年輕女士，疼愛兒子，温婉、謙讓、良好的家教，建立小朋友也很用心。看見在缺乏中，這位媽媽客氣而不貪心，只將自己最好的全給兒子，她是值得被愛，並在當中更加自愛。目睹的一切，都令Kevin反思到基層家庭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被尊重；他們需要朋友，但要平等而不是從上而下，不是施捨。

當日，小男孩願意拖著Kevin的手去看「恐龍蛋」——一個浸水24小時會發芽生長的蛋狀盆栽，這次真誠的陪伴讓人打開心扉，真的希望這位媽媽能將心開放給耶穌，認識那24小時安慰保護人的主。「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天倫樂，在基層家庭裡面原來是一種奢侈品；這次短時間的郊遊，已是小朋友期待已久的盼望。單純的小孩喜歡玩耍，他們需要和滿足於別人陪伴一下和一起遊戲，而非一大堆物質上的禮物。」

2021年8月27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去留．安身．立命」順利舉行，在此謝謝各位講員及約90位參加者，也謝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讓我們與大家一起回顧當日精華。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了一項由研究中心委託的「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是次項目同時採用量化與質性的方法。量化方面，李教授的團隊把956位受訪者分類，估計於未來五年會留港的佔51.3%、移民佔28%、一半半佔20.6%。傾向移民信徒中，經常參與教會活動頻率為21%，經常參與教會服侍頻率為12.3%，他們的離開對教會有一定的影響。李教授希望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探究現象所出現的規律、形態、過程和條件，以反映探究現象的情況，藉此幫助教牧同工建立一些方向，因此他運用路徑分析方法（Path Analysis），發現對於留港信徒來說，當信徒愈「對於未來充滿信心」，愈能增加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當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較高，一方面愈期望教會「加強靈命培育」、「更多教導聖經」、「更多彼此守望」及「努力廣傳福音」，另一方面亦會減少他們期望教會最需要多做「爭取社會公義」及「爭取宗教自由」。統計上又發現，「子女教育」與「照顧父母」是五年內有可能移民或留港的決定因素。子女教育增加了移民信徒決定移民的可能性；信徒要照顧在港父母讓他們在移民一事上有掙扎。至於質性研究方面，在49位受訪者中，無論選擇留港或移民，大部份均表示現時身處的教會都缺乏去留議題上的牧養，認為教會大多傾向個別地關顧有需要的信徒，較少在教會講道及活動上與信徒公開討論。受訪者認為教會需要提供更多空間予選擇留港人士作交流分享，並透過不同的講道、主題活動及祈禱會，讓選擇留港的信徒之間建立同行系統，互相守望。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在回應研究報告時，借用了李氏遷移理論（Lee’s Migration Model）闡釋當事人考慮移民與否，他們與家人的關係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他指出人們都不是沒有情感的「經濟人」（Rational-economic Man），不會單單以理性計算然後便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如研究報告指出，下一代的子女教育與上一代的父母影響人決定移民與否，因為人們是有情緒，是講關係的，家人的關係可以成為攔阻遷移的障礙。

而三位牧者則圍繞著「如何牧養信徒去或留的掙扎」這個主題，在研討會中分享：

陳傳華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陳傳華主任牧師表示，為了了解移民這巨變對自己的教會有何影響，他在教會推行了一個調查，也建立了公開和透明的討論空間，深入從《聖經》、情緒及實踐的角度去了解移民，當中鼓勵同工分享，也引導教牧同工和會眾一同認識、思考、祈禱。陳牧師坦誠地提醒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沒有一個去或留的決定是容易的，沒有一個決定是不需付代價的，但每個人去或留的情況都不一樣，《聖經》亦記載了不同去或留的人物，所以不要用責備的態度去批評他人，反而要尊重別人的選擇及決定。他強調無論去或留，都要帶著時代的使命。

游淑儀牧師

宣道會屯門堂游淑儀主任牧師分享到牧者可用向上望及向下調這兩個向度去牧養有去或留掙扎的信徒。向上望指到仰望上主，從上主的眼看世界和未來，就移民本身，其實並無好壞、對錯，重要的反而是基督徒生命的方向和態度。游牧師表示她的教會本身亦有較多正面討論，舉辦過不同的講座，從歷史、教會及情緒等方面去幫助信徒分享或反思，有助信徒彼此接納，並且在深思熟慮下作決定。向下調指到靈命往下扎根，也指到調校教會的事工，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教會奉獻減少的挑戰，不要縮減擴展或關懷貧窮等服侍，但需要審慎理財，思考可以如何與神學院及基督教機構尋找合作空間，共享資源。

陳明泉牧師

旺角浸信會陳明泉主任牧者分享到旺浸會視移民的決定為一個家庭問題，牧者會從家庭輔導角度和適應角度來幫助會眾思考。牧者會坦誠地破除弟兄姊妹一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有一些信徒在港生活已感到很困難，便要提醒他們去到外國，可能要面臨更大挑戰。陳牧師也提醒會眾，不是申請移民的過程順利，申請獲批便表示這是神的心意。他指出教會不是一個宗教服務提供者，反而是在弟兄姊妹的成長路程中關懷他們，幫助他們茁壯成長。無論去或留，陳牧師不希望弟兄姊妹憂憂愁愁，反而希望他們成為門徒，特別是留下來的信徒，可以帶著使命感留下。

在論壇的發問時段，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就教會爭取社會公義一事上，如何兼顧去或留的信徒向三位牧者提問。三位牧師都認同要基於《聖經》去理解社會公義。游淑儀牧師指出牧者需要有智慧，按不同群體的情況去教導及牧養他們。陳明泉牧師表示除了社會公義，靈性培養、廣傳福音也是教會很重要的職責，不能被忽略。陳傳華牧師提到耶穌的門徒中也有奮銳黨，因此不必對人貼上標籤。不過，亦要看行出來的公義是否合乎《聖經》。

紀治興博士

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以「時機和際遇左右眾人」為主講題目，他教導大家以「轉化」及「靈巧」來思考去或留這主題。他借用哲學教授Laurie Paul的理論，把移民定義為一個轉化性抉擇（transformative decision）——就是要為自己從未親身經歷過但影響深遠的事情作決定。轉化性的抉擇或會失敗，讓人後悔、自責，甚至變得保守及頑固，但也可能成功，若然成功，對人的好處便是打破人的慣性思維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為了減少轉化時引發的不確定性，人們需要靈巧，即分析事件的技巧：可以為去或留列出一個表，當中從長遠及多角度考慮「機」與「危」的後果。重要的是「慎選」，要知道「格局決定結局，未來發生在今天」。

譚日新博士

資深臨床心理學家譚日新博士主講的題目為「恐懼不會沒了期」，他回應現場參加者的提問，指恐懼是可以存在的，只是不要任由恐懼主導自己的決定。在主講時段，譚博士透過闡述人們面對去或留的實際掙扎，讓大家更能了解當事人，尤其是想移民的人將面對的實際挑戰。他指出即使計算完代價，決定移民，恐懼也不一定完全消失。至於那些留下來卻感到恐懼的人，需要整理感受，譚博士分享到楊錫鏘牧師寫的〈我為何留在香港？〉，文中楊牧師提到留下來希望服侍華人教會，並指只有神是他的保障，這激發譚博士去思想在世的日子還有多少？自己的召命是甚麼？最後，譚博士相信當人具備愛和勇氣這兩樣生命質素，恐懼是可以有了期的。他亦指出肉體的居所固然重要，但心靈的家鄉更值得人花心思探索及建立，因這才是人們真正的所繫所依。

高銘謙教授

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高銘謙以「離開、留下、回歸各按其時」為主講題目，以傳道書當中既有循環又有直線的時間觀，來與參加者談人生，說移民。高教授指傳道者用太陽、風動、江河等循環不息的自然現象來闡明循環的時間觀（傳一4-11），在循環不息之中「地卻永遠長存」（傳一4下），這又說明地上所有的運作都是一種循環不息及存到永遠的時間觀；然而，人的一生卻又是直線的時間觀：「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傳一4上），面對循環不息的永恆世界，人生是有盡頭，也是有定時的。人類是世界的過客，是寄居者，把一個寄居者放在一個一千年的時段的永恆循環中，便應該有寄居者的心態，即是無論移民到英國或留在香港，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擁抱「定時」，擁抱某個時刻，接受那刻的好與不好。另外，人類既是地上的過客，真正擁抱的是天上那個家，在永恆之下，一生所做的決定其實微不足道，若然知道到了「定時」，人生又會進入另一個階段，這樣看來，便不必把移民視為一個「返唔到轉頭」的決定。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物，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物。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三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根據該會的網頁，教會由11人增長至4,000人。[1] 早在疫情出現前，新生命小組教會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

新生命小組教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成員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等，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與疫情相關的專題分享、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2]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讓更多網民可以接觸到。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於2018年5月在社交網絡誕生，[3] 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並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她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她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另外，教會也製作了一些有趣的惡搞短片，例如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亦製作了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在2011年組織使徒行傳教會，委身文化轉化與神國復興的異象。高皓正及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使徒行傳教會有一理念，就是帶出一個新平台，不先去批判人的行為過錯，而是讓人先接受神的救恩，相信人在經歷主愛及聖靈的感動後，便會樂意悔改。這樣做並不代表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火熱愛主的領袖。[5]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啟示錄為主題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5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並能令瀏覽者想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本文原載於第138期〔2021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有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營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慮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持是要付代價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處，此外，亦有助弟兄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惕，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閒來無事看電視，看的是港台節目。

先來利申，筆者在過往曾替香港電台及電視作客席主持，少不免對其製作有點感情，但現實亦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對港台節目有歸屬感，是因為其節目內容與市民大眾的生活，無論在文化藝術，抑或時事評論，都息息相關。

最近經常看的節目，是《鏗鏘說》。每集主持都找來不同嘉賓，透過兩人觀看《鏗鏘集》歷年的節目片段，分享大家對香港從前的印象，從而見證當中的轉變，於成長中探索細味人生的種種。受訪嘉賓包括不同界別的人才，計有夏佳理、袁國勇、尹光、莊文強、羅范椒芬、莊梅岩、侯志強和我現在推介的林本利。

林是我中學的師弟，在大學主修經濟，之前於理工大學任教，提早退休，開設教育中心，向大眾教授理財之道。

他在節目中娓娓道來成長的經過、對事物的看法，和價值的判斷等。有趣的是在節目中，看到一段於90年播出的《鏗鏘集》，講述保險從業員如何努力向上，賺取金錢的經過。我仔細一看，其中一位受訪者是我所認識的，試把他從前的言論和現在的情況，和林本利的言行比較一下，看到二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

話說這位保險從業員，是我朋友的朋友，出身寒微，但憑一股努力，活出「獅子山下」的精神，有一番作為，片段中所見，他應該採用了在80、90年代世界有名的正向思想大師Tony Robbins一書《激發心靈潛力》(Unlimited Power) 中一些技巧來刺激同事對金錢物質的追求，達至在世人眼中成功的境界。

反觀林本利，以經濟理論上學到的知識默默耕耘，儲錢買樓，不需外表風光，但求內心平安，生活簡樸，把錢財適當分配，向有需要的作出捐助，甚至逹到收入百份之四十，如此行為，榮神益人。

我在10多年前，經朋友介紹，認識在節目中亮相的保險從業員。那時的他，亦會間中在港台做節目客串，有時找我談談，交換心得。我向他介紹Stephen Covey 的4Ls 即Live, Love, Learn, Leave a Legacy，也成了他的座右銘。

然而，有了地位，有點財富，有些名氣之後，便更能看到一個人的價值取向及其風骨。

林本利除了積極幫助有需要的人外，遇到不公義的事，會主動發聲，因而得失了一些權貴，但他是錚錚漢子，在節目中說句「這是他的尊嚴」一話，令人敬佩。

至於那位保險朋友，我最後見他時，已是多年前，與他討論王維基「香港電視」申請牌照的是非。作為香港市民，他說應該支持的，但他當時已擔任政府一些諮詢委員會的工作，只好做個浮士德，保皇黨，出聲反對。之後這幾年，據朋友說在他師父領導下，其所作所為，令一班認識多年的昔日好友，搖頭嘆息。

走筆至此，想起孟子說的幾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香港現在多的是指鹿為馬的偽君子，少了腰板挺直說真話的大丈夫。

噢，猛然醒起，自己在20多年前也在《鏗鏘集》出現過，談及宗教事宜，若果能夠重溫片段，談談至今變化，亦一樂也！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圖：翻攝自網路

「大頭B」是我大學一位同學年輕時的花名。到了外國唸大學時，人人叫他做Stephen。屈指一算，也跟他相識了40年，但其實還可以久一點的。因為藉著WhatsApp群組，找回不少小學同學，其中一人保存了當初能夠順利入讀小一的同學名字，當大家興奮地尋找自己名字之餘，我看到了Stephen的名字，包保沒錯，因他是福建人，英文全名是Co Sei Ted，中文叫許書哲，即是說若然大家同唸一間小學的話，便相識了50多年了。

他說因為交通問題，所以入讀了另一間小學，但10多年之後，大家相識於大學，還同屋共住了三年，朝見口晚見面，直至畢業他留在美加，我返回香港，幾年之後，接到長途電話，說他要結婚了，還邀請我當兄弟，見證了他結婚生子，家庭美滿。這些年來，每當我到美加，或者他一家回港，都會抽空一聚，直至最近兩年，他患上癌症，早前返回天家。

得知Stephen離世的那一個晚上，我獨自在家中看電視，播的是關於溫拿樂隊成長經過的《兄弟班》。是的，Stephen年輕時高大英俊又喜歡唱歌，有點像鍾鎮濤，所以「大頭B」的稱呼實在相當合適。

電影只有約100分鐘，要包括幾十年溫拿樂隊五位成員由認識到成名，之後各自發展，最後走在一起的豐富內容，有點走馬看花，但和他們一起成長的我，卻看得津津有味。最後他們在演唱會唱著《千載不變》一曲，使我緬懷與Stephen幾十年的兄弟情誼，也不禁流下淚來。改寫了鄭愁予幾句新詩，在群組分享了以下幾句：

風疲倦了   有海托住
海疲倦了   有堤托住
Stephen疲倦了   在父懷裡
在天家中
我倆必定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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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清理雜物時，尋回一些舊照。細心翻看，對好些教會活動照片甚有感受。其中一張攝於30多年前教會夏令會，我擔任組長，和組員合照。仔細一看，大家現已各散東西，我在網上搜尋眾人近況，發現其中一位當年的小妹妹，現已成為神學院教授，再找她的著作一讀，更豐富了我對浸信會歷史的知識。

書名是William Dean and the First Chinese Study Bible，作者是陳頌恩。她年幼時入讀基督教學校，跟父母返教會，除了學習神的話語外，小小年紀的她在讀聖經時思考了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學校跟教會的聖經，有兩個名稱，大有分別。校內的聖經稱呼創造者為「上帝」，而教會的聖經把祂叫做「神」。另外，就是「浸」和「洗」的分別。

這問題日後成為了她博士論文的一部份，她亦研究了在中文聖經導讀本下了相當工夫的粦為仁牧師（Rev. William Dean）的生平事蹟。

粦牧師在翻譯時，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把聖經本色化，避免變得像現代人所說的「堅離地」，因此他盡量用令中國人容易明白之方法，把聖經內的話語以中國的歷史和價值觀表達出來。例如說到挪亞方舟大水災時，粦牧師便引用大禹治水的歷史作解釋。他亦把儒家思想中的孝順來說明人神之關係。至於把創造者翻譯為神，就更加曲折。粦牧師除了參考英美兩地的聖經學者之看法外，亦研究了太平天國在其中的影響，更涉及浸信會對政教分離的看法。

原來當時太平天國的創辦人洪秀全曾接觸基督教思想，創立拜上帝會，自稱上帝之子，耶穌之弟，主張以基督教真理代替儒家思想，以「上帝之子」替代「天子」，希望把基督教成為國教，實行政教合一。粦牧師看在眼裡覺得不妥，認為信主是不能強迫，聖經乃神的啟示，不是人的作為，胡亂演繹，經過多番推敲，把創造者翻譯作「神」。

至於是「浸」或「洗」的問題，作者在此賣個關子，為的是盼望有興趣的讀者親自翻閱這書，從中獲得答案。

其實中國人的文化及價值觀，和基督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只要細心觀察、思量，少用聖經術語，多講日常說話，配以適合例子，就能把福音活潑廣傳，完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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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ohemian Rhapsody（《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一片中，觀眾都看到Freddie Mercury對音樂的看法和堅持，其中一個爭拗點，就是和唱片公司高層辯論對“Bohemian Rhapsody”這首歌的看法。

一般來說，流行音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歌曲不可太長，三分多鐘已是極限。為甚麼呢？原因是歌曲的流行程度與否，決定於電台播放的頻率，而電台的主要收入，當然是靠廣告，所以用了三分鐘播了一首歌後，接著一兩個廣告便是最理想的了。然而歌曲太長的話，電台播廣告的時間便相對減少，收入便會下降，所以“Bohemian Rhapsody”長六分鐘，電台是沒有興趣多播的，所以Queen也只能把這首歌放在獨立電台首播。不過，這歌實在太出色，聽眾紛紛打電話給電台點唱，之後便變成歷史經典了。

其實在70年代樂壇，除了Queen這首“Bohemian Rhapsody”外，還有一首六分多鐘的流行曲——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其流行程度和“Bohemian Rhapsody”不遑多讓。然而這首歌背後的一些傳說，大家又知否呢？

就以Queen的“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來說，有人認為dust是指Angel dust（天使塵），它是毒品的一種；而Beatles的“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被指為在那個迷幻年代內歌頌LSD（迷幻藥）的歌曲。那麼“Hotel California”呢？我們就抽出歌曲內幾句歌詞分析吧！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nineteen sixty-nine'

這句歌詞比較難明，為甚麼客人要喝酒的時候，酒保說自1969年起便沒有酒賣呢？初時有人認為可能是越戰關係，所以把酒賣光，但這解釋毫不合理。原來Spirit除了解作酒精外，還可以釋作聖靈，Holy Spirit。但就算這算釋合理，又和1969年扯上甚麼關係呢？

原來在1969年，有一件事發生，就是第一本屬於撒旦教（Church of Satan）的聖經出現。我年前在三藩市和朋友吃晚飯，飯後他載我兜風。來到一個富貴住宅區。他停下來，指著其中一間屋，說此屋大有來歷，是全世界第一間撒旦教會。明白了，這教會佇立在三藩市，而三藩市位於加州，那麼便是Hotel California了。

之後還有這幾句：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在酒店開餐，大吃大喝，本是平凡不過，但這次卻未能成功。有人以為菜刀不夠鋒利，又或者野豬太大，斬不下去。但其實留意Beast這字，看看聖經啟示錄十三章18節，便知道beast的真正解釋。

當然，上述說法有人相信有人否定。筆者在80年代看過一個電視訪問，主持人問Eagles成員Don Henley 如何創作這首歌時，他的答案令人震驚。他說此曲的創作過程不屬自己，乃經過channeling（通靈）的。

信不信由你，但聽歌時多留意其創作背景及歌詞意義，都是重要的。當然，不論是毒品、撒旦教、通靈的經驗，都不是我們該追求，甚至是應該遠離的東西。然而這些東西總是不經意地充斥在流行文化裡，在不知不覺間就向我們傳遞了一些訊息。當我們不斷重複地聽著熱播歌曲、看著賣座電影的時候，也可能不自知地接收了這些世俗的訊息。流行文化的力量、對我們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小覷，了解一首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也能幫助我們小心選擇、篩選接收甚麼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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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1年開始在香港大學工作，負責培訓老師，除了日常教學工作，還需要到老師任教的學校觀課。

還記得那年11月的一個清早，我駕車往學校途中，收音機傳來一個消息，Queen的主音Freddie Mercury死於愛滋病，終年45歲。我聽後悶悶不樂，把車停在路旁，閉著眼緬懷Queen的音樂，及70年代的美好時光。

當很多人認為80年代是香港的黃金全盛時期，我會補充一句，70年代的香港，更加值得懷念。短短十年，奠定香港以後幾十年的繁榮。

就以娛樂工業來說，70年代是破舊立新的，我們有許氏兄弟從電視跳進大銀幕的《雙星報喜》，和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把港產粵語片從國語片中奪回優勢，登上大雅之堂。此外，許冠傑的廣東歌，亦開始流行，此後廣東歌便霸佔了樂壇。

還有最近離世的金庸和鄒文懷，都是70年代香港娛樂工業的重要人物。鄒離開了邵氏，創立嘉禾，引進了李小龍，三腳平天下，把中國功夫，港產電影，從彈丸之地闖入了世界市場。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書劍恩仇錄》和《倚天屠龍記》分別在70年代改編為電視劇，瘋魔了整個東南亞，而那時念中學的我，除了沉浸在本地娛樂文化之外，亦大量收聽外國的音樂，其中一隊最欣賞的，當然就是Queen了。

40年過去，在戲院中看《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Bohemian Rhapsody）這電影時，令我帶笑亦帶淚，重回70年代。

以戲論戲，很多外國影評把這電影和《衝出康普頓》（Straight Outta Compton） 比較，筆者曾於2015年11月24日此欄點評過這電影（按此進入文章），認為後者肌理豐富，內容扎實；而本片則較如流水帳般，點到即止。

我看兩者有很多相同之處。《衝出康普頓》一片說及美國的階級衝突，權勢關係，最後一場洛杉磯大暴亂，反映了至今仍未解決的種族問題，而當中樂隊成員的恩怨情仇，描繪得有血有肉。

跟《衝出康普頓》一樣，本片也以大城市開始，由Freddie Mercury在希斯路機場工作的小子，慢慢和其他成員一起打拼，名成利就的經過，中間夾雜著外來難民與本地人的文化衝突，成員之間對創作的不同看法及堅持，及Freddie在兩性之間的糾纏等。

到了最後20分鐘，是Queen最後一次復合演出，於1985年的Live Aid，是世紀盛事，參與的位位都是天王巨星，那次的音樂會是為了籌款捐助給非洲難民，而整個音樂會在不同國家以衛星轉播，我當年也在明珠台看了。當中被認為最精彩的演出就是Queen。但我那時雖然欣賞他們的演出，惟不透徹了解演唱那幾首歌的原因，現在看畢電影，便全然解開心中結，人說Freddie Mercury是極度個人中心，其實他還喜歡與樂迷互動，對家人、愛人，及樂隊成員，都懷著感恩的心，人生至此，就像“Bohemian Rhapsody”歌詞最後一句：Nothing really matters to me… any way the wind b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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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齡，便盤算著退休後可以怎樣打發時間。暫時還未有決定應該做些甚麼，但卻知道一定不可以做那些行為。

我的其中一個通訊群組，成員包括了一些中小學校長，他們大多已經退休。正如很多群組一樣，我只是希望利用網絡互通消息，避免論及宗教和政治，免傷和氣。但當中有兩位退休校長，喜歡傳來偏頗資訊，撕裂香港。群組內成員為了顧全大局，少有回應，然而他倆卻樂此不疲，繼續將訊息發來。我每天只好花時間刪除此等訊息，免得動氣。

其實，各人在不同事情上都有自己的立場，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把訊息轉發給他人，就要小心了。因為當你轉發時，便把自己的名字也押上去，可惜網絡上充滿虛假訊息，在沒有fact check（查究事實）下便貿然轉發，轉發者便成了幫凶。若是小事一樁，可以一笑置之；但若令社會不安，轉發者就成為了同謀。

說了這麼多，其實是想介紹在2018年出版的書籍中，被視作其中一本最重要的書，就是由Hans Rosling（上圖人物）撰寫的 Factfulness。此君是大學教授，專門研究環境和健康兩大項目，他以深入淺出的方法，用數據除去大眾，甚至專家對一些事情的固有看法。可惜的是他於2017年因病離世，但這部著作卻深遠的影響了許多人，它亦成為本年度必讀的書。

Rosling的研究指出，一般人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兩類：發展中及已發展國家，其實這種想法已經過時，因為它會令研究的立論跟現實情況出現大的偏差。他指出應以收入，把國家分成I、II、 III、IV四個組別，再作仔細研究，這會幫助我們得出不同結論。

本書共有10章，每章談及一個錯誤的看法，然後指出如何克服有關問題，撥亂反正。前文所說的，未經證實便把錯謬訊息廣傳，便是影響大家看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當我們細心閱讀全書，隨著建議的方法思考真實和數據時，便會對這個世界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