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人隨己意而行，這個世界沒有客觀的準則時，人與人之間的張力便會愈來愈大，當提醒別人不要任性卻會被形容為打壓的時候，整個社會的撕裂只會愈來愈大。
當我們對某些事情有強烈意見的時候，我們可任意選擇表達的方式和場合嗎？有些人認為只要有關訴求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或是自己願意承擔責任便可以無視任何規矩，請問誰去決定那些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其他受影響的人有權反對嗎？舉例來說，當大家認為傳福音十分重要，可否在一場佛教音樂會中高舉基督是主的橫額？當大家認為保育十分重要，應否在一個餐單中有魚翅的朋友婚宴中，高舉停止殺戮鯊魚的標語？當大家不滿法官有關道路禁制令的裁決，應否在法庭內打起黃傘抗議？是否我們想展示任何崇高的信念或抗議，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想抗議的對象是否在場，都可以任意而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自1998年起設立的「平等機會(性傾向) 資助計劃」，每年會資助不同社福機構及團體舉辦活動，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或為性小眾提供支援服務。過往，這項資助主要由同性戀團體及社福機構奪得，不過今年本社卻成功申請計劃，舉辦一連串講座，讓公眾更了解同性戀議題。
當我們將有關消息放在網頁上宣傳時，不少同性戀團體對此表達不滿，認為明光社一向打壓同志平權，因此不應獲得資助。其實該計劃推出七年以來，明光社只是今年第一次成為其中一個成功申請到資助的機構，我們實在不明白是否要將所有異見都滅聲才算是平等機會？
世代不斷變遷，都巿化、教育制度變革、男女平等及社會發展等因素令香港人整個生育模式改變。上幾代年青人十五六歲就結婚生子，今時今日生育年齡急速延遲，香港女性幾乎成為全球最遲生育的地區。不過，由於生育科技的進步和提升，雖然很多人愈來愈遲婚，仍願意冒險做高齡產婦。
根據統計處的數據，香港首次結婚年齡和女性首次生育年齡均上升，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由1981年的25.1歲，延後至2013年的31.3歲。(見表一) 而這亦與女性教育程度上升有著一定關係。在2013年，15歲或以上女性中有66萬人教育程度達專上教育 (學位課程)程度，遠較1986年的5萬人多。[1] 可見女性的結婚及生育年齡隨著她們的學歷上升，工作機會上升而延遲。
表一：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
現今香港同性婚姻的訴求日增，以平等及大愛出發，爭取婚姻平權。但同性婚姻支持者口中的平等是否絕對的平等，他們的大愛又有沒有界限呢？
本港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而且並不容他人介入的關係。筆者同意本港的婚姻制度絕不平等，亦不大愛，因為它將太多關係排除在外。我們的婚姻制度不止對性別有限制，亦限制了人數、年齡、血緣和物種。如果婚姻平權只是將異性戀和同性戀看齊，這種所謂的大愛是有界限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關係、亂倫關係（有人稱之為近親戀或家人戀）、人獸關係（有人稱之為跨物種戀），甚至人和虛擬人物的關係仍然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
筆者無意將同性戀與亂倫、人獸關係作類比，亦不是指出同性婚姻將必導致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甚至其他形式的婚姻制度的出現。筆者只是詢問：我們以甚麼理由只將婚姻制度的性別限制打破，但卻保留其他方面的限制呢？
佔中引發的佔領事件持續曠日持久，無論是支持或反對的人漸漸於街上「埋身肉搏」，發生不同程度的爭執與衝突。衝突期間發生了一些性騷擾及非禮事件，所謂「有片有真相」，拍攝者把非禮片段放上網讓公眾瀏覽，希望藉此揭發犯事者惡行。但在分享及轉傳相關片段的同時，我們也要留意有否對受害人造成傷害。
其中一宗女子被非禮事件，不單有網民上載有關片段，電視台及傳媒亦公開播出有關相片及影片。然而於大部份片段中，受害人容貌被清楚拍下，而在播放時亦沒有遮蓋受害人的容貌，其實這是不合宜的做法。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156條「申訴人身分的保密」，只要向警務人員指稱某人曾對申訴人干犯指明性罪行，申訴人身分便不得在香港發布或廣播。事主容貌於上述報道中能被清楚看到，讓其身分能被清楚識別，個別傳媒有犯下此條例之嫌。
應否篩選是當前香港社會撕裂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除了選舉，隨著醫學科技的長足發展，在生命和倫理議題上我們其實也要面對不少無法逃避的篩選問題，例如人工受孕、優生學和墮胎。究竟我們有沒有權、或者應不應該篩選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的性別、健康、智慧、身材、樣貌、天賦，以至各種特質，更符合為人父母者的期望？又或者我們究竟可以篩選到甚麼程度？有沒有一些界線是我們不應逾越的？
對於基督徒來說，這更牽涉到教義和神學的問題，究竟生命從何時開始、胚胎有沒有靈魂等？當大家打算進行任何篩選之前應該先停一停、想一想，因為影響愈深遠的決定，應該以愈審慎的態度去處理。隨著科學的進步，人在面對生命時的影響力亦愈來愈大，我們更應該以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去面對，因為這些決定往往是對另一個或多個生命有極其深遠影響的。所謂權利往往是相對的，我們總不能只顧自己的權利，而忽略了他人的權利。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詩127：3，現代標點和合本)」
對於基督徒來說，能夠自然懷孕生子是上帝的恩典與祝福；然而當夫婦已婚一段日子仍膝下猶虛，當中那份心急可想而知，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的技術成為了他們在無奈與失望當中的一個選擇。為了能更立體思考人工生育的議題，筆者走訪了婦產科專科醫生董曉方女士，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客座教授吳庶忠教授，嘗試從醫學及生物科技學的層面進行探討。
佔領中環行動遍地開花，金鐘、銅鑼灣和旺角都出現市民佔據街道的情況。10月3日，一群反佔中人士使用武力，以圖清除阻塞街道的障礙物，及驅趕留守的市民。期間有女學生被撞跌，由女警攙扶離場，更有人叫囂「出得來示威就預左俾人非禮」。[1]
非禮行為在法律上是猥褻侵犯罪，即未經對方同意下觸摸他人身體，如性器官、乳房等。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122條，猥褻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被判處監禁10年。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非禮行為都不能被合理化。而一些涉及性的言語，如對女性的身體評頭品足，亦足以構成性騷擾。
一家在海外註冊的證婚公司公然在香港報章以「生男生女，由你決定」作招徠，大賣試管嬰兒「服務」廣告。不只是試管嬰兒，代孕也是另一種常見的「服務」。早前發生的泰國代孕母事件，使我們不得不驚覺在這去道德化的世代裡，原來代孕已在某些國家成為一種「產業」。在自由至上的原則下，一切都如同一種選擇：客戶選擇花錢找人提供服務；勞務者則考慮金額是否能夠接受。一旦雙方都同意合約條款及沒有傷害第三者的情況下，交易便生效。不過，假如這種以自由至上的原則為金科玉律的話，為何商業代孕這種「服務」只是集中由發展中國家提供？
商業化辱人格
不少情侶經過戀愛，然後進入婚姻階段，生兒育女及種種與之相關的事情很快會成為他們考慮的問題。當有些夫婦掙扎是否要生小孩時，也有不少夫婦卻因不育而煩惱，甚至希望進行人工受孕。決定或不決定生育，甚或是否進行人工受孕，背後牽涉了種種倫理道德及信仰的關注。因此在面對各種選擇，作為信徒的已婚夫婦除了從自身處境作考慮，更可多行一步從信仰及神學層面出發，思考相關問題，然後才下決定。筆者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李耀坤博士，他會與我們討論與生育相關的神學問題。